從百花齊放到噤若寒蟬

「誰料得到？現在又沒有孔明，意料不到那麼快。」毛澤東在1956年初曾表示，中國已處［於］社會主義過渡階段尾聲，預言社會主義勝利將獲實質保證，周恩來與其他領導人亦歡呼社會主義改造高潮的來臨。究竟此際中國是否真為社會主義社會仍有待商榷，但根據當時公認的馬列主義標準─廢除私有制，由國家掌握生產資料─中共有充分理由相信建政七年後的中國已是社會主義國家。

1956年中期，中國農業集體化已基本完成，工商業於該年底「基本上」實現國有化全行業公私合營［仍然不是國有企業］，手工業個體企業亦被組織成集體企業。換言之，中國同蘇聯一樣，是個城市經濟以全民所有制為主［1956年底是否已達此地步？請再查證一下全民所有制的比重］、農村經濟以集體所有制為主的國家。在這個認識基礎上，中共領導者開始制定未來社會經濟發展藍圖，如何發展現代經濟並防止隨之而來的國家和社會官僚化［不知國家的官僚化是怎樣，而社會的官僚化又是怎樣？］成了關鍵問題。其中，被視為可解決中共黨內弊端而展開的百花運動及其所衍生之反右運動，充分展現了毛澤東、中共黨組織及中國知識份子間的矛盾與衝突。

中國文人傳統上咸認知識份子有責為國效命，然而僅少數人勇於死諫，多數人皆會等獲得言論保護後，才敢對國政進行批評；另一方面，統治者亦不斷在高壓與鬆綁策略中遊走，以籠絡並箝制知識份子。就中共而言，其一貫手法為：既利用知識份子專業，又要提防他們反抗中共統治。為能克服此等矛盾，中共遂從組織、經濟生活、專業和思想上全面控制知識份子。

中共在「八大」首次提出中國階級矛盾已獲解決後，發展生產力成其首要任務，又為加強黨內民主、反對個人崇拜，遂將毛思想為全黨指導原則之條文從黨章刪去。隨後，中共以開門整風為由鼓勵知識份子批評時政，不少人遂在「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鼓舞下，醞釀著思想解放運動，認為此後知識份子將有更大發言權。1957年夏初，中國出現史上頭一遭由政府再三動員民眾廣泛論政的「大鳴大放」運動，但這卻也是攸關中國民眾及其領導者毛澤東命運的重要一役。

隨著短暫百花運動而來的反右鬥爭，被視為中共政治文化變遷分水嶺。此前，中共新民主主義社會藍圖、八大基本綱領皆以現代化為要務，反右後中共左翼路線抬頭，政治運動、階級鬥爭從黨外到黨內，直將中國推向文化大革命。若說十一屆三中全會是中共從左轉向改革開放的轉捩點，則反右乃中共路線從經濟建設轉左的另一關鍵。至於為何迅速從雙百方針轉至反右運動，則不能單純視其為毛澤東惱怒所致。

據金觀濤、劉青峰所言，當時中國與1942年延安整風前夕有類似局面：毛澤東雖握有最高領導權，卻在指導社會主義建設的意識形態藍圖上出現不確定性。此時，毛選擇中國特有群眾運動模式對共黨政治文化進行塑造，此等延安整風模式在革命戰爭時期確立毛澤東思想統治地位；大鳴大放和反右運動，則是毛澤東二度運用此模式，從而扭轉「八大」路線並確立毛思想的絕對權威，此亦為毛慣用掌權方式。

儘管當年中共進行「團結、教育、改造」等「洗腦」政策，相當程度造成知識份子恐懼，然部份知識份子仍保有批判性格，但無可否認的是中國輿論界漸漸產生寒蟬效應且影響甚遠。史景遷便對反右運動作出如下評語：「這項運動對於中國科學與經濟建設所造成的損失，與它對於創意藝術、文學及整體教育所造成的損失都是同等的昂貴。」


授課老師：關向光 報告學生：沈伶鎂 報告時間：2006/1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