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12-25

(轉)教育的七個黑洞





此文為法國思想家埃德加‧莫蘭,應邀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撰寫的一份建議書,名為《未來教育所需的七個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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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的七個黑洞
文/埃德加•莫蘭 譯/陳力川

據我觀察,在知識的教學中,有七個黑洞,也就是說七個基本問題,它們或是被肢解,或是不為人知。在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中皆如是。

第一個黑洞是知識的問題被忽略。這顯得有些不可思議,因為教育的目的正是提供和灌輸知識。問題是,教育提供知識,但是從來不教授什麼是知識。當然,知識不只是一個哲學家和認識論學者研究的問題,所有的知識都含有謬誤和錯覺。笛卡爾就說過,謬誤的特性是不認為自己是謬誤,要辨別錯誤就必須具備相應的能力。

因此,教授知識的問題就是要對謬誤和錯覺的根源保持警惕和注意。沙農的資訊最低限度理論告訴我們,所有資訊的傳播都有擾亂視聽、引發爭議、傳播謠言,歪曲事實的危險。當然,存在一些改正的辦法,但是資訊不等同於知識。甚至可以這樣說,把資訊匯總並不足以獲得知識。所以我們的問題就是謬誤的問題。當然,在生命世界,在動物世界,在獵物和獵手的世界,認識活動就是企圖引誘獵物犯錯誤,以便將它吞噬的過程。因此自然界中也存在錯誤的問題。但對人類說來,這個問題提出的層次更高,因為人類有思想,有幻想,而凡是有思想,有幻想的地方,就有產生錯覺的可能。知識的問題可以讓我們將哲學和今天我們稱之為認識論的科學結合起來。

哲學的關鍵問題之一是思考知識的性質。十八世紀末期的哲學家康得曾強調:我們自認為認識物質,但要知道這個認識對不對,首先要認識自己。在康得看來,人的精神將自己的結構和範疇強加於外部世界,據此,它對現象產生了一種感知力。今天,大腦的科學以其特有的方式證實了這一想法:感官受到刺激。例如光子使眼睛受到光亮的刺激,立即被一種二進位的語言譯成電碼,通過視覺神經傳達到大腦,大腦經過無數次處理產生了一種感知力。這意味著什麼呢?人的大腦顱骨當中,從來不直接與外部世界交流,而是通過感官間接與外部世界聯繫。也就是說,所有最基本的知識都同時在翻譯和重建。然而所有的翻譯都有犯錯的風險,義大利人就說:traduttore-traditore(翻譯即背叛)。正如我們也知道有一部分光亮,例如紅外線紫外線,都是我們的眼睛看不到的。因此,自以為是的認識是不夠的,必須真正知道這個知識是否確切。這意味著教育應該重視錯誤的根源,無論是個人的,文化的,歷史的,還是範例的。

先說個人根源。首先,在幻覺和感覺之間沒有本質的區別。也就是說,如果我存在一個幻覺,我就認為這是現實。只有當他人談起我的幻覺,才可能使我幡然醒悟。換句話說,為了我們的認識準確無誤,我們永遠需要與他人交流。當我們閱讀一篇文章,我們的眼睛跳過大量的字母,幾乎是幻覺般地重建整體。也就是說,大腦在與讀物合作。我可以再舉一個可能讓你們覺得粗俗的例子,是最近發生在我身上的真實的事情。我在離家不遠的地方忽然想方便一下,這是上了點年紀的人經常遇到的事。這時候,我看到一家我很熟悉的商店的招牌,上面寫著:"小便處"(urinoirs)。我真是又驚又喜,再仔細一看,原來是"燈具"(luminaires)。很明顯,開始看到的是出自我的想像。

在錯誤的個人根源之中,有一種被盎格魯•撒克遜人稱作 self deception (自我欺騙),即對自己說謊。self deception有好幾種形式:我們的大腦無意識地對我們的回憶和記憶重新加工,我們選擇對我們有利的事實,排除我們不喜歡的事實。我們以自我中心的方式重建過去,之後,這個自我暗示使我們忘卻了自己的缺點,而將所有的罪惡都歸咎於他人。因此,錯誤就在我們身上。

我認為早期教育就應該引用許多具體的例子向孩子和學生指出錯誤的可能性,而且還應該教他們學會正視自己。什麼可以幫助我們與self deception做鬥爭呢,是反省,最好是自我批評式的反省。在此我們永遠需要別人的幫助。我們必須重新找到那個被遺忘的做法,它曾經通過蒙田和普魯斯特表現過它的美德,也就是研究自己精神複雜性的能力,因為每個人的精神都是複雜的。

在文化方面,尤其是在僵化的社會裏,有一些觀念被當作不可辯駁的事實強加於人,這些觀念在人的童年就打上了深深的烙印,銘刻(imprinting)在人的頭腦中所幸的是,即使在教條得極其可怕的社會,多樣性也總能產生出幾個倔強的、不信邪的人。但是對大多數人來說,這個烙印是異常深刻的,加上社會強加的標準化措施,使所有持反對意見的人都遭到排斥,有時甚至在肉體上被消滅。我們知道在科學的初始階段,伽俐略被迫做過自我批評,布魯諾在羅馬遭火刑。當然,我們現在處於多元文化的時代。科學活動本身具有自我控制的手段,哪怕僅僅是通過辯論,說理。還有這樣一個事實:所有人,無論他們的信仰和觀點如何,都不能不承認某些觀察和試驗的結果。但是在人文科學領域,也可以說是偽人文科學領域,有些思想觀念顯得無可置疑。至少在權威的教師教授掌握很大權力的情況下是如此,幸虧這些思想觀念隨著他們的退休或去世就消失了。但是,當我們重溫科學的歷史,在十九世紀,哪怕是對那些有過驚人發現的人來說,宇宙也是一架受決定論支配的機器,一個拉普拉斯想像中的聰明精靈能夠通曉過去和未來。還有一種化繁為簡的理論:如果我們認識基礎的部分,就可以繼而認識全部。如今這些思想正在被拋棄。因此,如果你看得出來,你會發現即使在檢驗程式從未間斷的領域也存在錯誤的根源。

在歷史(historique)方面,如果你們允許我做個文字遊戲的話,存在歇斯底里(hystrique)的錯誤。可以打一個距離稍遠的比方,第一次世界大戰前,法國和德國有一個強大而且愛好和平的社會黨,它們都明確反對步步逼近的戰爭。但是,戰爭一旦爆發,這兩個黨都各自加入了神聖同盟。整個戰爭期間,每個民族的宣傳機器都將最卑鄙無恥的行為歸咎于對方。直到大家都厭倦了戰爭,但可惜已經太遲了。今天,同樣的悲劇正在以同樣的方式在中東地區重演。我們都知道消息是怎麼一回事,好些人都喜歡將不利於他們的那部分消息遮掩起來,目的是突顯對方的罪惡行徑。

最後,是被人們通常稱為範例的問題。對我來說,一個範例由一些重要的概念和它們的邏輯關係組成,它將對現實的某種看法強加於人。舉一個簡單化的範例,它旨在通過在動物界存在的現象來認識人類。猴子已經使用工具,螞蟻有一個自己的社會,利他主義靠基因遺傳,等等。於是,人被降低為動物。或者我們還可以舉一個分離的範例,它旨在通過排除人的動物性來認識人,這就是基本上在大學占主導地位的範例。生物系研究生物人,社會科學系研究生理人和社會人,而實際上,兩者組成的是一個不可分割的存在。真正的問題是在人與自然之間連續不斷和辯證的關係中認識人類,但是這樣的範例是一個很難適應環境的文化。我們這個時代的知識,在我們看來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對於後代人來說卻是極其不夠,或者是貧乏的。卡爾‧馬克思說過:"人不知道自己是什麼,也不知道他們做什麼。"而他自以為知道人是什麼,他們做什麼,但是他錯了。巴斯卡說過,知識的領域在擴展的同時也增加了它與無知的領域的觸點,實質上,我們知道得越多,我們對宇宙、自然、生命獲得的知識越豐富,我們越走向不可知的神秘境地。

這就是第一個黑洞,第二個黑洞與第一個也有聯繫。人們不教授確切的知識。然而,稍微瞭解一點兒認識心理學的人都知道,確切的知識並不是那些在形式或數學程式上極端複雜的知識,而是能夠將資訊和資料放到特殊背景中去的知識。眾所周知,一句話的意思取決於文章的上下文,這是所有做過將外文譯成母語練習的人都知道的,這是一個從詞到意,又從意到詞的轉化過程,最後重新建立意義。同樣,有一天,你們聽人談到科索沃,這個詞對你們來說很陌生。必須要建立一個背景,甚至只建立背景還不夠,還必須瞭解古代歷史,奧斯曼帝國的歷史,共產主義危機的歷史,巴爾幹的歷史。只有這時我們才開始明白科索沃是怎麼回事。這是因為建立背景是非常必要的,我要說,這在技術性企業中同樣重要。例如,納賽爾上校根據需要建造的阿蘇旺水壩,是為了給社會和埃及經濟提供能源,並且整治河流,阿蘇旺水壩本身建得很好。只是人們之前沒有想到,水壩將一部分能夠肥沃尼羅河下游河谷的河泥擋住了,而且把尼羅河兩岸人民作為食物的一部分魚也擋住了。你們知道埃及富饒的地區主要是尼羅河畔,其兩邊都是沙漠,因此,這導致向已經人滿為患的城市的移民,許多農民流離失所,甚至可以說,還導致尼羅河漲水,氾濫成災,在兩三年之間,河水肥沃了那片比沿河更寬廣的地區,今天人們發現堆積起來的河泥威脅到水壩的安全,也就是說,人們做過許多這樣的決定,尤其是在前蘇聯,許多龐大的技術性企業,都是在沒考慮後果和脫離實際的情況下建造的。因此,我以為,背景教學是知識的迫切需要。就拿經濟學來說吧,它是技術上和數學上最發達的人文科學,但是為什麼從人的觀點來說,它卻是最落後的?從人的觀點來說它是最落後的,因為它脫離了人的背景,脫離了人類社會多元的特性。脫離了人的現實的經濟是一個缺乏遠見的經濟。當然,人們不能預料諸如目前的中東衝突再次造成石油價格上漲,同時股票在華爾街和其他地方下跌。一個能萬無一失地預測人類現實的科學是不存在的,但是人們至少可以丟掉迷信預言的教條。所有教條主義的未來學家都垮臺了,並從七十年代開始在舞臺上銷聲匿跡。必須補充說,經濟學離不開計算,因為它要處理相當數量的資料。但是,如果經濟學家最後竟相信唯一重要的現實是可以計算的現實,那麼所有人的生命,幸福,不幸,悲傷等等就都消失了。經濟學可以認識一切,處理、解決一切問題的經濟信念是一個在九十年代占統治地位的幻想,現在,在世界各地,這一信念正在破滅。

背景本身也需要它自己的背景,今天,知識應該參照總體狀況。總體狀況當然是我們這個地球的狀況,這裏面既有地方事件對整體的影響,也有整體行為對地方事件的影響,這是我們自伊拉克戰爭、南斯拉夫戰爭和目前的中東衝突以來都知道,而且可以驗證的。讓我們再擴展一下思路,還是那個巴斯卡,他在十七世紀的時候提出過一個原則,他說:"所有一切事物,哪怕是離我們最遙遠的,相互間也是以一種令人難以覺察的方式聯繫在一起,如果我不瞭解整體,就不可能瞭解部分;如果我不瞭解部分,也就不可能瞭解整體"。什麼是確切的知識?這就是在部分和整體之間往來如梭的知識,是嘗試將部分放到整體之中的知識,不是對整體的看法模糊不清的知識,整體是由部分之間的相互作用構成的,它反過來又對部分具有追溯效力。由於我們受制於支離破碎的知識和分門別類的知識,也就是那些使我們無法把握背景和整體的知識,我們就更應該教授確切的知識。在我看來,被人們稱作知識的文明,同時也是一個盲目的文明,因為我們既看不到整體的問題,又看不到基本的問題。當然了,專家們聲言,只有一般的概念沒用,但是為什麼專家對什麼是愛、善、政治、世界、真理有他的看法呢?這些看法不也是空洞的、愚蠢的嗎?可是專家不也有這些一般的概念嗎?因此,在我看來,必須將知識貫通。

第三個黑洞是人的同一性。奇怪的是,我們的同一性完全被教育大綱所忽略。正如我對你們說過的,你們可以在生物學中瞭解一點兒生物人,在心理學中學到一點兒人的心理,等等。但你們知道人的真實存在是不能撕裂的。我們是生活在一個社會中的個人,而且我們屬於一個種類。請注意,我們存在於社會之中,但是這個社會也存在於我們身上,因為自從我們出生,就已經帶有文化的烙印。我們屬於一個種類,但是同時,這個種類就是我們自身,而且它的存在取決於我們。如果我們拒絕與異性配偶結合,我們這個種類就會滅絕。因此,個人—社會—種類之間的關係就像神聖的三位一體一樣,其中的一位產生另一位,而且在另一位的身上存在。人的真實存在是三位一體的。再者,我相信今天人們可以使所有的科學都集中到人的同一性上。解散某些學科將有利於促進這一融合。應該看到在二十世紀下半葉,一個將許多學科集中到多學科科學中來的革命已經開始。宇宙學,地球科學,生態學,史前學就是如此。以宇宙學為例,為了想像宇宙初始的情況,它使用微觀物理學,粒子加速器,還借助觀察,以及對世界的哲學思考。例如,偉大的天體物理學家于貝爾‧勒韋,哈金斯(Hawkins),蜜雪兒‧卡塞等人,他們都在思考我們存在於其中的這個不可思議的宇宙。但是對於人的同一性來說,重要的是知道我們處在一個微不足道的、迷失在宇宙中的星球上。我們的使命不再是征服世界,像笛卡爾、培根、馬克思曾經以為的那樣。不,我們的使命是使我們這個小小的星球文明存在下去。此外,地球科學證明,我們處在一個由宇宙殘渣構成的星球上面,這些殘渣是由以前太陽的一次爆炸產生的,現在要弄清楚的是,這些聚集起來的殘渣如何創造了某種組織——自組織,形成了我們的地球。還要說明地球產生了生命,我們就是生命的孩子。生物學,進化論向我們揭示,我們身上帶著的最初的活細胞是如何發展、繁殖和多樣化的,儘管如此,當我們想到我們的同一性的時候,我們應當想到我們身上有宇宙初始階段誕生的粒子,我們身上的碳原子產生於現在的太陽之前存在的太陽,它們是由三個氦核同時相遇而產生的。我們知道分子和神經分子是在地球上形成的,我們知道我們是宇宙的孩子,同時由於我們的知識和我們的文化,我們又變成相對來說的陌生人。斯賓塞‧布朗曾說過:"讓我們來想象一下,宇宙想認識自己。"它無法立即認識自己,必須要有一定的距離。我們自己想看自己的時候,我們要先把自己視為客體。所以,宇宙伸出了一肢手臂,相當於一個柄,在這個手臂的末端,它創造了一個有思維和認識能力的體系,當這個體系轉向宇宙的時候,既可以說是成功了,也可以說是失敗了。為什麼說失敗了呢?因為這個延伸物成為他所歸屬的那個世界的陌生人。這就是我們的命運。我們是這個世界的孩子,同時我們又是相對而言的陌生人,對於人的同一性來說,重要的是既知道這個屬性,又知道這個陌生性。

此外,我們應該教授從猿到人進化過程的知識——史前學。這個持續了幾百萬年的過程,以及在此過程中,兩足直立、手、工具、大腦的發展導致火的使用和語言的產生,最後是人們稱之為文化的東西,即不能通過遺傳獲得,而要學習的東西。所有這個過程向我們揭示了我們既是動物,又超越動物,同時讓我們明白了一個最基本的問題,這就是人類的統一性和多樣性。文化是不能遺傳的東西,必須要學習,但是它的存在有賴於各種文化,而各種文化是非常不同的。語言也是一樣,它的存在有賴於其他不同的語言。音樂的存在也有賴於其他不同的音樂,也就是說,人的這個統一性只能通過不同的形式來實現,實際上,人類的豐富性可以產生這個多樣性。哪怕僅僅是為了讓我們這個地球上的人相互理解,也有必要把人類想像成一個由各式各樣的人組成的整體。

我現在來談第四個黑洞。這就是我們世界的處境,今天被人們稱作世界一體化的東西,但是,你們知道,世界一體化只是一個進程的現在階段,這個進程早在征服美洲和達迦瑪環球航行的時候就開始了。先是產生了一個細菌的一體化,因為西歐的細菌蜂擁到美洲印地安居民的身上,接著是美洲的細菌又蜂擁到歐洲,當然還有遷移,番茄、馬鈴薯傳到歐洲,拯救了歐洲的饑荒。馬被運到美洲,但是,你們知道這並不是一個和諧的進程,而是一個伴隨著兇殺、殘殺、武力統治,販賣黑人的殘暴進程,所有這一切孕育了這個被人們稱作全球化的時代,與我們現代相對應的時代。二十世紀的全球化時代也是經過兩次世界大戰,及一次世界危機形成的,也就是說,我們對這個現實有一種悲劇感,但是,這個現實有雙重性,因為在殖民化和對美洲印地安人統治的同時,一個名叫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薩——儘管他是一個中世紀在西班牙受迫害而改信天主教的猶太人後裔——的神父說:印地安人也是人。像我們一樣,他們也有靈魂,完全不像西班牙神學家們所斷言的那樣,因為耶穌沒有生在美洲,所以印地安人沒有靈魂。還有蒙田,他堅持不同文明價值的理念。還有孟德斯鳩通過剖析自己對西方所做的自我批評。還有人權,當然,人權最初只屬於統治者,但是後來為被統治者奪取,就像西歐發明的民族的概念,後來在二十世紀風靡全球一樣,就像民主的歷史,剛剛誕生的時候羞羞答答,非常有限,今天也尚未在所有的地方生根發芽,但是我要說,有兩個一體化,一個是今天的經濟霸權、標準化,也就是市場的世界一體化,另一個是人權的、展現人類博愛的世界一體化,它通過一種新類型的世界公民而進行,他們就是無疆界醫生組織的醫生,國際特赦組織、保護弱小民族的國際倖存者組織、綠色和平組織,以及其他組織的活動分子。

認識我們的星球是困難的:各式各樣的進程——經濟的,神話的,社會的——縱橫交錯,尖銳複雜,對知識構成挑戰。瞭解目前發生的事情已經很困難。奧爾特加‧伊‧加塞說過:"No sabemos lo que nos pasa,eso es lo que nos pasa"(發生在我們身上的事情,是我們恰恰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瞭解現時必須與它保持一定的距離,可是今天,一切都加快了,一切都變得複雜,瞭解現時幾乎是不可能的。但要講授的正是這個困難,一定要讓學生知道,簡單地說地球唯一重要的問題是人口,食物,原子彈,或者生態是不夠的。有一大堆問題糾纏在一起。尤其是未來人類面臨生死存亡的問題,核武器,生態受到威脅,民族主義浪潮洶湧,加上宗教推波助瀾。今後,人類結成了一個命運共同體,這也是要揭示的。

我就此提出第五個黑洞:人們教授確定性,然而需要教授的恰恰是不確定性。今天,所有偉大的科學,從微觀物理學到人類進化學都成為確定性和不確定性之間的賭博。在所有領域,特別是人類歷史領域,必須講授出人意料的事情。歐裏庇得斯在三部悲劇的結尾都說過:"諸神為我們準備了意想不到的事情,我們期待的沒有發生,而發生的是出乎我們意料之外的事情。"然而這個二千五百年前的思想,我們卻一忘再忘。所以,意料不到的事情不斷發生,柏林牆的倒塌,南斯拉夫的戰爭,當和平進程似乎即將度過最後幾道難關就達到目標的時候,中東戰爭爆發,前功盡棄,一切又都成為問題。一定要正視不確定性,首先是個人的不確定性,因為儘管我們有社會醫療保險,我們每個人不僅不確定自己的死期——雖然知道死是必然的——,而且不確定自己的命運。人們以為在愛情中找到了幸福,可是兩三年以後,發現兩個人都犯了錯誤。疾病總是對我們突然襲擊。我們沒有受過面對不確定性的鍛煉。還有歷史的不確定性。沒有人再能預言幾個月以後,明天,後天,世界會是什麼樣子。在這個昏暗的世界,我們被迫在充滿不確定因素的海洋上航行,時而穿行於確定的群島之間,這就是人類的冒險。今天,我們知道這是未知的冒險,我們需要一種教育,能幫助我們面對這個冒險而不氣餒。

第六個黑洞是傳授人類的理解。理解不僅在不同宗教之間,不同文化之間是必要的,在我們之間也是必要的。令我非常驚訝的是,即使在同一個家庭當中,在父母和子女之間,兄弟姐妹之間,互不理解的現象也越來越嚴重。為什麼由於我前面談到的某些進程,自我欺騙,自我辯解,極端自我中心,發生爭論和家庭糾紛時缺乏理解力,這一切產生了一個惡性循環,一個人的憤怒引起另一個人的憤怒,而不是停止辱駡別人。如果不系統地、具體地進行理解教育,怎能期待人際關係哪怕些許改善呢?

最後一個黑洞,簡單地說,我剛才講過,我們既是個人,又是同一個種類的成員,同一個社會的成員。如果有一個倫理,一個人類的倫理,它首先是一個個人的倫理,也就是說,為自己,為個人榮譽的倫理。但是,它同時也是一個為社會的倫理,社會只有是民主的才有意義,因為在一個民主的社會,一個公民應能感到與他人休戚相關,並對他人負有責任,因此有一部分倫理是為社會的。今天,地球既是一個整體,又處於四分五裂,應有一個全人類的倫理,也就是說,努力使我們超越這種混亂的狀態,戰爭的狀態,並開始讓我們的地球文明起來。








2007-12-10

(轉)追尋眼睛的故事


這篇文章是阿昇轉寄給我的,我好像沒看過文中所提那位作家的作品,但這人如果真如文中所描述:「你感到他的心坦蕩蕩,他的說話真誠沒有花巧...」,那我真想瞧瞧呢。對於這種被冠上「偏激」帽子的人,我都挺有興趣,看看到底是他偏激,還是世人沒包容心。特別是,我也喜歡罵人,看看人家怎麼罵人還令人佩服,學習一下也挺好,呵呵。








在北京,認識一位硬朗的作家張承志。身形高大、粗眉的張承志,被視為現代魯迅,有「橫眉冷對千夫指」之勢。

與張承志聊天,是愉快的,看他的書,更是痛快。他嫉惡如仇,要罵的,毫不留餘地,即使已走入暮年,靈魂深處仍然有所堅持與追求。

友人說,即使張承志言論如何偏激,即使你怎樣不認同他的觀點,但你也會尊敬他,因為,你感到他的心坦蕩蕩,他的說話真誠沒有花巧。正是這種赤子情懷,他吐出每一句話,他寫出每一個字,都是這麼有力量,這種力量會令到你啞口無言,只有敬重。

內心正直,才能寫出充滿力量的文字。香港甚麼甚麼才子、甚麼甚麼知識分子,一味往強的一邊靠攏,不可同日而語。

翻開張承志老師的文集《誰是勝者》,其中一篇《找到的眼神使你戰慄》,看得我淚水翻騰,心情激動。

該文直指國家地理頻道(National Geographic
Channel)的不是。二○○一年當美國轟炸阿富汗時,該頻道立刻翻出旗下《國家地理雜誌》十多年前一期以阿富汗少女為封面的,那一雙銳利的綠色眼睛,正在控訴蘇聯入侵阿富汗。

阿富汗再次受侵襲,國家地理頻道立刻派出龐大的攝影隊伍,尋找當年的少女,攝製出一部名為《尋找阿富汗少女》的電視紀錄片。

可是,他們並沒有跟隨那雙眼睛來控訴戰爭,反之卻利用了少女的眼神,將他們的獨家製作浪漫化和趣味化,而轟炸之聲則變成刺激的背景音樂。

攝影隊無視戰爭的殘酷,寧願花力氣,用上高科技來核對眼睛的?合度。然後,要求當年的少女,如今已是中年婦人的她,在鏡頭前擺出各種的姿勢。

張承志老師這樣寫道︰

「在她灼灼逼人的眼神中,依然滿盈著恐懼、懷疑和悲哀。F16
不懂,這眼神不僅傳達了她和她們對這不義世界的觀點,也傳達了『它』(攝影隊)的觀點,為甚麼呢?你為甚麼要固執地強迫我擺姿勢呢?你這樣做會給我帶來食物和毛氈麼?明天鄰居和家人會怎樣對待我呢?」

之後張承志質問,當她的眼睛因金錢和恐懼直視鏡頭時,攝影師可會感到戰慄,在新聞與藝術道德、人道、正義面前發抖?

作為觀眾的我們,是否也曾為「她的眼神」而興奮討論過一陣子?又或也曾戰慄麼?

多謝張承志老師的當頭棒喝,回想當時,我們不也有為「國家地理頻道」追尋眼睛的故事而著迷嗎?不也有為此而津津樂道嗎?值此,我為自己感到羞恥。

沒錯,我找來該頻道那一輯《尋找阿富汗少女》的紀錄片,當時阿富汗的托拉博拉山地給美國炸個稀巴爛,該地成為七千公斤超級炸彈和各種新式武器的試驗場,當地三千無辜的居民被炸死,但紀錄片卻沒有把這慘無人道的景象紀錄下來,只一味尋找他們心中那雙眼睛
- 十七年前被他們拍下的眼睛,阿富汗一名少女透過眼睛審視悲苦荒誕的人生。

當然,攝影隊不是要去追尋眼睛?的世界和故事,而是要一再展示他們的成功,商業世界的獨具慧眼,從而帶來收視與財富。

在紀錄片中,沒有一個人控訴戰爭,只管為攝影隊尋找眼睛的?索。張承志質問,這是受到攝影隊口袋的美元誘惑,還是出於恐懼,他們或許認為美國攝影隊和美國侵略軍同是一夥人。

當找到第一位可能是封面少女的目標時,他們無不雀躍,他們冷靜細心用虹膜技術分析她的眼睛,結果不相符合而否決了她,哪管她的眼睛同樣冷峻、銳利和充滿恐懼與控訴。

我們有記住這雙更深沉的眼睛嗎?

即使她在冒充「封面少女」,我們有為她所傳達的世界而展開討論嗎?

沒有,我們繼續跟?攝影機,去尋找真貨色。張承志說:「冷峻的虹膜測試如判決,如今,不僅將由武器決定戰爭的勝負,而且將由高科技決定故事是否有趣味性。」

阿富汗人的尊嚴給戰爭磨蝕了,但想不到還要給這個虹膜鏡再蹂躪一番,我們一起參與了月黑風高的「殺人事件」。

那副攝影機猶如一枝來福槍,虹膜如子彈,射穿了我們的良心。

作為記者,當身在前線,我經常受到困擾,我要如何為新聞系學生立下新聞道德的榜樣?現在舊事重提,目的就是拋磚引玉,讓大家不要忘記,我們還有新聞德道這回事。

17:38 發表於 大地旅人 | 永久網址 | 留言 (1) | Email this

(轉)姓 Ng 還是 Eng?





姓吳的網友問:

我身在美國,發現很多美國人都不懂得讀我的姓氏 Ng,有些人更奇怪地把它讀成 Eng,Ing,甚至 Ang。到底是為甚麼?

以前也有姓吳的學生問我這個問題。明明英文裡就有 /ŋ/ 這個音(eg. sing,sang,sung),為甚麼老外們不照讀? 其實英文的 /ŋ/ 音只見於音節尾部,卻從不在字頭出現,更不會獨立成字。所以他們不習慣或根本不懂得怎樣讀這個沒有響音在前的 /ŋ/ 音。很多人唯有用自己最熟識的方法去讀:在前面硬擠一個響音,讀成 Eng,Ang,Ung。

情況就和香港人不習慣讀字尾的 /s/音一樣。在廣東話中,它只會在字頭出現(如「西」,「沙」)。所以我們覺得英文的 /s/ 字尾特別難讀,很多人更乾脆不去讀它。

有些姓吳的香港人為免難為鬼佬鬼婆,在自己姓氏譯音前加上響音。這樣就能省卻教他們讀音的麻煩了。

但有心促進語言交流的姓吳朋友,以後向來自英語國家的人介紹自己時,不妨用心教他怎樣讀好個真正的 Ng 字。很容易的:叫他把 Sing 字拖慢來讀,讀到尾音 /ŋ/ 時叫他保持發聲,並緊記著這個發音的感覺。記緊後,就可以叫他嘗試單讀 /ŋ/ 音。多試幾次,他一定讀得好你的姓。

以後廣東人是否繼續要在姓氏前加上多餘的響音,就看大家的造化了。



資料來源:http://hk.myblog.yahoo.com/siu82english/article?mid=6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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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意間找到一個有趣的部落格,其實最先只是要看這篇:I don't give a shit後來發現這個版主介紹挺有趣,就接著看下去了。呵呵,英文要這樣教應該很好玩吧。不過,上面這篇我還是一知半解,那個字怎麼念阿,不是ㄨˊ 嗎??


2007-11-26

中共十七大觀察報告學術研討會


這個不知道好不好玩....



中共十七大觀察報告學術研討會

2007-11-21 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公告 

時間:96年12月14日(星期五)

地點: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國際會議廳(臺北市萬壽路64號)

議程:
08:30-09:00 國際會議廳中庭:報到
09:00-09:30 國際會議廳:開幕式
09:30-10:10 國際會議廳:童副主委振源演講
10:10-10:20 國際會議廳中庭:中場休息
10:20-11:40

國際會議廳:中共黨政、法制及人事
主持人:趙建民
楊開煌〈中共十七大後的政治發展〉
許光泰〈和諧社會與法制建設〉
宋國誠〈中國社會主義體制的轉向〉

新簡報室:中共對非、對美及東北亞
主持人:李英明
嚴震生〈中共對非洲政策〉
湯紹成〈中共對歐盟政策研究〉
蔡增家〈中共對東北亞政策〉

11:40-13:10 中餐

13:10-14:30

國際會議廳:中共對美、港澳及對台
主持人:鄭端耀
邱坤玄〈中共對美政策〉
張五岳〈中共港澳政策〉
高 輝〈中共對台政策〉

新簡報室:中共外交、國防及海洋
主持人:陳德昇
于有慧〈十七大後中共外交政策的持續與轉變〉
黃文吉〈中國海洋政策評析〉
柯玉枝〈十七大後的中共拉美政策〉
王高成〈十七大後的中共國防政策〉

14:30-14:40 中場休息

14:40-16:00

國際會議廳:中共經濟、社會及財政
主持人: 許光泰
陳德昇〈中共十七大區域經濟發展〉
陳永生〈大陸財政體制轉型的進程〉
陳伯志〈十七大金融政策〉

新簡報室:中共資訊、新聞及思潮
主持人:宋國誠
李英明〈開放改革以來至十七大的思潮發展〉
馮建三〈中共新聞傳媒監督政策〉
呂郁女〈中共數位電視政策發展〉

16:00-16:20 茶敘

16:20-17:40

國際會議廳:中共教育、文化及第三部門
主持人:嚴震生
劉勝驥〈新世紀中國文化政策〉
王瑞琦〈十七大中共教育政策〉
趙甦成〈中國大陸第三部門的發展〉
耿曙〈十七大中共社會政策〉

新簡報室:中共經濟、金融及台商資
主持人:劉勝驥
郭建中〈中國對台商政策的轉變〉
鄧中堅〈中共對非西方世界的石油能源政策〉
傅豐誠〈中共十七大後的農業政策發展方向〉

17:40-18:00 國際會議廳:閉幕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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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時魯汶大學Dr. Frank Delm系列演講


呼,決定把視野再放遠一點,雖然腳步還停留著... = ="




比利時魯汶大學Dr. Frank Delm系列演講

2007-11-26 外國語文學院公告.English 

外語學院《北區大學外文中心》專題演講

講者/Speaker
比利時魯汶大學榮譽教授Dr. Frank Delmartino

背景/Background
比利時魯汶大學社會科學博士
魯汶大學國際及歐洲政策中心主任
歐盟莫內計畫講授教授(Jean Monnet Professor)


12/11(二)10:30-12:00
講座一 「歐亞關係:台灣的角色」
Lecture I:“Asia - Europe relations, with particular attention to Taiwan”

12/12 (三)10:00-11:30
講座二 「歐盟現況之挑戰:深化及廣化」
Lecture II:”Current challenges to the European Union : deepening and widening”

講座將以英語進行。相關訊息及報名請參考http://uflc.nccu.edu.tw/網站,或電子郵件至flec@nccu.edu.tw


聯絡人/Contact
北區大學外文中心 曹小姐 2939-3091 ext.62744

地點/Location
外國語文學院一樓會議室320114(山上/道藩樓一樓)

贊助單位/Sponsor
外語學院 北區大學外文中心




2007-11-20

沒興趣


總是對於某些人的陰沉狡詐感到厭煩,偶爾見到她一面,便覺得噁心想吐。怎麼會有這麼濃厚的厭惡感?可能就因為不爽她的表裡不一、語帶保留吧。

連帶著,只有跟她有關係的事物,我一概不想碰。這當然太過極端,不過我實在不想跟小人為伍。

忍不住還是要嘮叨幾句。講認同問題,是個很複雜的主題,妄想用一個理論來總結一切,總是痴人奢想。然而,他們總有自我辯駁的方式:「我們只驗證理論,不談實際。」這還真是好招,一刀切割開大家的質疑。然而,學術研究如何與實際脫離?這種驗證方式,真能「驗證」理論嗎?

所以說,我打心底瞧不起這種便宜行事的作風。

吼,這就讓我對於投稿很沒興趣,一群不管人間疾苦的傢伙,在那裏賣弄著(經常是)語意混亂的文字,然後用那些看似高深的辭藻,來佯裝自己學問高深。這是個甚麼樣的世界?


亞洲人重男輕女 傷害經濟前景


【經濟日報╱編譯吳國卿/彭博資訊二日電】亞洲人偏愛生兒子造成日益嚴重的兩性人口差距,經濟學家形容這種現象是「性挫折的地緣政治學」,甚至露骨地稱之為「陰莖偏好」,認為會傷害亞洲的經濟前景。

從中國、印度到馬來西亞等亞洲國家,都有重男輕女的文化,許多家庭想盡辦法生兒子、不生女兒。據聯合國的新報告,中國2005年出生的男、女嬰比例為120比100。這種文化現象迄今未見政府採取積極的因應措施,因而未來可能產生意料之外的經濟副作用。

偏好生男的影響最後仍將反映在經濟上。兒子通常在父母年老時奉養他們,女兒則被視為負擔,出嫁時還必須付出嫁妝。

雖然偏好生男的目的往往基於經濟考量,但數以百萬計的家庭若生男多於生女,將對整體經濟帶來反效果。

聯合國報告的撰稿人蓋爾莫托說,到2030年,印度的男性將比女性多出2,300萬人,在中國則多出2,600萬人。其他專家的估計數字還更高。

日益精確的人口統計資料,讓現在的專家已能更精確預測,這股趨勢將傷害亞洲的經濟成長、生產力,並導致更龐大的預算赤字,甚至造成暴力衝突增加。

暴力衝突增加的風險,已詳述於2004年出版的書「禿枝:亞洲男性人口過剩對安全的影響」(Bare Branches)。作者哈德森與波爾在書中警告,亞洲女性人口太少將使一整個世代的年輕男性難以找到伴侶。從生理學、社會學和歷史觀點來看,這種失衡將導致犯罪和社會脫序,助長性暴力和女性人口走私。

聯合國指出,如果亞洲的比率與世界其他地方一樣,2005年時亞洲女性應比男性多出1.63億人。

隨著中國和印度在世界經濟舞台扮演更重大的角色,跨國公司愈來愈依賴這兩個人口最多國家的消費者需求,投資人也看好兩國強勁的經濟成長、提升的生產力,和源源供應的技術勞工。然而,性別失衡卻是未來經濟的隱憂。

香港摩根大通銀行中國證券市場部董事總經理李晶說:「要解決偏好生男的社經根本問題,兩國的父母必須減少對兒子的依賴,同時改變女兒的經濟地位。要做到這些,必須改善社會安全與政策,並提升教育和職場的女性參與。」

【2007/11/03 經濟日報】

網址:http://mag.udn.com/mag/world/storypage.jsp?f_ART_ID=96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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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露骨地稱之為「陰莖偏好」" → 有念過心理學的記者,應該不會認為這是所謂的「露骨」吧。= ="



2007-10-26

新疆




新疆真是個美麗的地方。至於中國大陸其他地方,我目前去過的除了桂林外,都不想再去。

說得很像我去過很多地方?呼,為了青輔會的座談,我開始整理照片,看來看去還是最喜歡新疆。

2007-10-23

清溪川



五月份去韓國首爾,幾乎都在這條溪上打混,主要是想看他們河川整治究竟有多好。然而,他們眼中的「好」,可能與我們不盡相同...

2007-09-02


從何時開始,家成了我們如此沉重的負荷?

理該是甜蜜的吧,關於「家」這不知該如何定義的概念、事物、名詞?

也許,我們都到了一定的年紀,必須承擔起某些責任,某些怎麼也閃躲不了的義務?

怎麼卻在這種時刻,恨不得自己還只是個懵懂無知的小孩,而「家」永遠是自己急著靠岸的港灣?

家家有本難念的經?偏偏我就不是愛唸經的人,卻放不下這深奧沉重的家經...

但這真的很磨人,所有的精神都消耗於此,卻仍找不到出路。

試著豁達、嘗試不予理會,終究徒勞無功。所有一切想法與舉動,好像都倒向負面思維。

但這樣沮喪、悲觀,向來不是我的風格吧?

也許,人本該一個人獨自成長?連家庭這最小單位都不必存在?

別胡亂扣帽子說我個人主義思維搞壞了腦子,孤獨的追尋也該是人權吧?

實在很倦,想放下一切,但連擱置不管我都無能為力。


2007-08-13

回來了


我們回來了,目前仍處於「台灣真好」的感觸階段。此趟大陸行,有非常強烈的這種感覺,覺得還是自己出生、成長的台灣比較好。雖然,是個紛鬧的蕞爾小島。文化、教育、習慣差異太大,相處起來實在需要極大修養。

「現在在排隊」「請你不要插隊」這句話我不曉得講了幾次,但當地人視插隊為理所當然,將亂丟垃圾當成天經地義的事兒。溫良恭儉讓,也許根本不適用於大陸。

我想,去年走的那趟新疆,可能不是中國。至少,那裏的人親切太多太多了。

北京市,除了奧運,還是奧運。可說是一個貧乏至極的地方(被他們政府搞成這種味道實在很惱人)。除了黃雯姐帶我們去吃九花山烤鴨很棒,感受到她的熱情親切令人欣慰外,我還真說不出北京哪裡好。

內蒙,鼎鼎大名的呼倫貝爾草原,因為乾旱過於嚴重,草都是黃的,而且非常短,有些地方都是沙地了。當地人說,因為今年實在太旱了,牛羊差不多這幾天就得宰了,否則無法過冬。阿爾山、呼倫湖、貝爾湖、滿州里,可說是比較令人愉快的地方。

遊記我再慢慢寫吧。相簿已經有些更新。這次回來發現許多朋友心情平靜,生活愉快豐實,挺為大家感到開心。至於我,一切都很好,除了很期待趕緊結束荷爾蒙的療程以外,一切平安。台灣真好。

2007-07-05

鬥志


這兩天回宜蘭,知道了一些不好的消息。正好,讓我得以思索著我跟笨童的志向,關於實踐理想的這條路。怎麼樣可以利用自己的微薄力量,幫助更多的人?這世界的不公不義太多,自私自利的小人也數不盡,失望之餘應該還有更多積極的作為,儘管助益可能不大,是吧?

我試過,讓自己的世界別那麼重,但是身邊接連發生的許多事情,讓我很難將這些事情看輕、看淡,或者就那麼灑脫的放下這些,然後揮揮手說「這就是人生」。於是,每當自己試著擱置這些時,就會有另一個聲音出現,也許就是一種督促的聲音,鼓勵的聲音吧。

離開了台北這個踏不到地的城市,在鄉村中人跟土地距離好近,近得讓人不得不謙卑。

在台北,很容易讓人有高高在上的感覺,儘管你充其量只是個城市的蠹蟲,幾百萬分之一,卻仍能造就出那一個個驕傲的面孔,卻有著一顆顆空虛疲乏的心靈。城市人的面孔,就在金錢中模糊了。我看不見這些人,我只能看見他們眼中那空洞。於是,就算有人在你身邊被偷被搶,大家都能無動於衷的視若無睹。自我保護嘛!

在鄉村,土地距離寬闊了些,人與人之間卻更緊密。過幾條路,可能就會是哪個遠房親戚的家。誰家嫁娶生子都會一下子就傳遍,只要有個熱心雞婆的廣播電台(通常是村里長)。我小時候很討厭這種情況,自己所有的生活動態都攤在陽光下,誰見個面都要探個究竟。現在,特別是現在,我開始懷念起這濃濃的雞婆味,倒不是我開始喜歡被干涉,而是我發現這人與人間有些聯繫,就在這看似煩人的寒暄中建立了,特別是對老人家,這種連結太重要了,因為他們老了,需要更多的社會資源協助,就算像我教練那麼健康獨立的八旬老人,也需要有這樣健全的網絡才能活得有品質。

不是每個老人都像我教練一樣,能夠八十幾歲還身體硬朗,開朗樂觀,這下甚至還要獨力養兩個國小的孫子。呼,真傷腦筋。

今天早上,我跟去一個佛教會,老媽跟阿嬤以前常去的精舍,在那邊看見了以前童年時遇過的許多師父。老了耶,歲月真是不饒人。精舍的位置就在山腳下,後面就是一座大山,周圍都是農田跟果園,看不見其他房舍,只有藍天綠地。雖然天氣很熱,讓人滿身大汗,但是這個上午還挺有趣。一群老人家,為了幫其中一位師姐生病的家人祈福,於是聚集起來誦經祈願,我則是在廚房幫忙一些午餐的東西(但其實也沒幫上多少忙,多數時間在跟貓玩)。

下午,我跟笨童去探望教練,聽他講了最近的事情。事情複雜到必須進入司法程序,我才發現自己除了提供精神支援外,很像也沒其他作用。這種無力感,有點差。

我想,如果要幫助人,把這件事當成是此生最重要的事情,卻無法幫助身邊的人,那又如何幫助其他人呢?隱隱約約,自己想做些什麼事情的念頭又浮現了。但是,就像教練今天說的,「你去參加學校的球隊阿,你的技巧絕對沒問題,只要把體力練好,再來就是改變打球的性格」。哈哈,教練果真是教練,總是忘不了我最根本的問題。「我現在已經沒那麼急躁啦,教練~~~~」我趕緊辯解。滿頭白髮的教練笑了笑,繼續說著,要我用智慧打球,多吊球,特別是體力如果大不如前,就別急著殺球,儘管我的殺球很有威力,但無法多用。

真是喜歡教練。

因此,我大概想了一下我的路子。首先,就是在明年畢業。接著,一邊工作,一邊準備出國。利用這一年,把申請文件準備好,然後跟摳比一起出國。我念什麼呢?還是NGO吧,環境NGO或者whatever NGO,國外發展那麼久的經驗,我們可能只學到一些皮毛,以至於現在很多NGO只顧著賺錢,卻忘了初衷;有些NGO有極高理想,卻怎麼也無法推展理念。我想,應該有更好的發展才是。跟笨童一樣,我也很難只為了累積老闆的財富而工作,然後說服自己這個社會的不公平大家都無力可為。

老媽最近一直在問我,準備出國的東西還有沒有效,但我被埋在報告跟計畫中,還沒辦法好好整理資料。來吧,一步一步來。

會不會繼續在媒體工作,其實很難講,若要也是雜誌性質的工作。更希望的工作類型是能直接對人有幫助的,只是一直把問題拋出來,卻無法真正幫助到當事人的情況,我很像已經無法忍受了。也許,最後會像密卡登說的「你總是一直幫助弱勢,所以才無法成功。」那也無妨,假設成功的定義窄到等同於配戴名牌,那我這一切都不要,反正我對名牌沒啥感覺。我只想要,踏踏實實地踩著土地,然後開朗樂觀的幫助許多人,讓他們也能快樂的生活著,這樣就好。

不過,我還是想離開這島嶼,一有機會。呵呵,可能我天生喜歡山林吧,海島讓我有點不平靜(誰叫我不會游泳又怕水阿~~~)








2007-07-04

中國每年75萬人 死於污染


要求世銀報告 隱匿數據

〔編譯魏國金/綜合報導〕英國金融時報三日報導,中國官方與世界銀行合作,進行中國近年環境污染調查,結果發現中國每年因污染而早逝的人口達七十五萬。由於該數據太駭人,中國以「恐引發社會動盪」為由,要求世銀在書面報告中刪除約佔三分之一的敏感部分。

世銀顧問與中國官員透露,當該份名為「中國污染的代價」報告初稿去年完成時,中國國家環境保護總局與衛生部要求世銀刪除有關早逝人口的統計數據。一名顧問說:「世銀被告知不得發表該訊息,因為過於敏感,恐引發社會動盪。」

西北部煤礦帶 死亡密集區

其中最令人心驚的資料是一張死亡人口分布圖,根據該圖,死亡密集區都是沿著中國西北部的煤礦帶分布。此外,世銀之前的研究也指出,全球污染最嚴重的二十大都市中,有十六座位於中國。

被刪除的內容,包括嚴重空污每年導致三十五萬至四十萬人早逝,另有三十萬人死於惡劣的室內空氣。逾六千人死於品質不佳的飲用水,水污染問題大多出現在鄉間,死因為嚴重腹瀉、胃癌、肝癌與膀胱癌。

曾參與該研究的中國環保總局退休官員郭曉民(譯音)告訴金融時報說:「我們不想公佈這些數據,我們不想讓報告變得太厚。」再者,鑒於研究的方法學不可靠,而擔憂早逝資料「恐引起誤解」,所以才刪除相關內容。

該份逾一百四十八頁的研究,是以全球認定的方式計算空污程度。中國只有一%的都會人口,居住在懸浮微粒濃度低於四十毫克/每立方米的環境,而世界衛生組織設定的安全標準是二十毫克。該報告指出,二○○三年,五十八%的中國都市人口居住在懸浮微粒濃度超過一百毫克的環境。

報導也說,三月間世銀在北京與中國官方共同主辦的研討會上,發表污染代價研究時,雖然世銀「不情願地」刪除上述數據,但衛生官員卻在口頭報告時,詳述早逝的調查資料。目前不了解他們是否蓄意而為。

世銀三日表示,目前該研究定稿尚未完成,而最後報告將彙整污染議題的所有研究。中國衛生部與環保總局則未置一詞。



資料來源: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07/new/jul/4/today-int1.htm

2007-06-24

唱首「正」氣歌。──當男友的價值觀受到同袍影響


又逛到一個有趣的部落格,是從大學同學的網誌連結出去的,沒想到這部落格主人我也見過面,應該也講過話。畢竟,我大學時候還挺常去合唱團閒晃,找阿Lu。下面轉貼的文章來自於:「正」氣歌。──當男友的價值觀受到同袍影響
。談到關於女為悅己者容這事兒,呼。大家自個看吧,應該會有些想法,或共鳴。

然後可以瞧瞧對岸同胞驚人的化妝技巧:http://forum.taobao.com/forum-77/show_thread----9597072-.htm。思考一下以貌取人可能會發生啥情況,呼。

像我就比較沒這困擾,因為我化妝前後差不了多少,頂多是眉毛出現與否。不是因為我天生麗質,而是因為我懶得化妝,也懶得花時間學,再加上皮膚不好無法濃妝豔抹,所以化淡妝的話頂多是眉毛清楚了些,泛紅不清楚了點,如此而已。話說回來,這樣我就覺得有點麻煩了。還有,我非常喜歡我的單眼皮,所以不會黏那啥鬼雙眼皮膠,我眼睛也夠大了,應該不用帶假睫毛硬撐。

呼,反正就是這樣,男人的觀念改變不了,自己又無法忍受,那就他分手了吧,不必責備他以貌取人,但也無須委曲求全。做自己,好自在。(我可是有活生生血淋淋的經驗阿,嘖嘖)






ooxxoox - 【生活采韻】 | 2007-03-27 21:26:55氣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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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到這個就有氣,今天要來討論一個「正不正」的問題。

最近我的男朋友(好啦,還是你們認識的那一位,我故意這樣稱呼,感覺比較生疏XD)向我坦言,他承認自己受到軍中夥伴的價值觀影響,當看見別人的女朋友都是正妹,而且都頗擅於裝扮外表(雖然老早就分手了),便不禁開始以某些問句諸如:「妳今天穿得好隨便喔。」「妳今天沒化妝對不對?」來要求我,必須在外貌上多花點心思。

最初聽見這幾句話時,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鼓膜和耳蝸,在我心底沉睡的那個超沒自信的小圈叉馬上就甦醒了,還直想責怪自己,嗚嗚,為什麼我生來就不是個正妹?為什麼總是得看著別人的無名相簿流口水?

其實天知道,我親愛的男友過去從未如此挑剔過我。以往,如果我穿了新衣服,他會以充滿愛意的眼神仔細端詳我,然後說:「很適合妳。」若我為他特地化妝,他卻一點都沒有看出來,傻傻地直到約會結束。我知道自己並不是個美女,於是深深為他「特殊」的審美觀感到無比驕傲──天哪!他的眼睛到底是「格」到哪一品種的蛤仔肉,未免也瞎得太徹底了吧!也因此愛得更加無法自拔。XD

去年底他報效國家去了,至今屆滿三個月,我們都瞭解軍中的男人形形色色,若有純粹的外貌協會會員,也絲毫不值得意外。也許他最近看過幾個弟兄女人的照片(分手之後的也算),放假回家時悻悻然地出來約會,看到自己的女朋友並無悉心打扮,只是隨意穿搭就出門(因為我只是去中壢補習、順便碰面吃碗牛肉麵,幹嘛要盛裝?XD),臉上也看不出濃郁的脂粉,於是他忍不住心生(微微的)厭棄,特別當自己心情不好時,講出來的話就不怎麼好聽。

將女友擱在客觀世俗的放大鏡下觀察,當然一點都不正。難道他一開始交往時都不明白嗎?我相信並不是。

我曾為此生過悶氣,還任性地說,那就別見面好了!然而經過一夜的深思,忽然有些觀念點醒了自己。其實,我並不想為了他那幾句話就卯起來減肥或打扮,特別那些話,是因為他被弟兄們影響才說出口的;接著──要是我真的認份地花枝招展起來,那樣的行動不只是在迎合男友,也是在強迫自己迎合弟兄們的價值觀。儘管我是如此明白,哪個男人不愛面子呢?但我更在意的是,就算自己在客觀上不是個正妹,但在他的主觀裡是不是最美的?就像男友每次約會都隨便亂穿,臉上也有痘痘,但我還是覺得絲汀是全世界最帥的男生啊!(怒吼XD)

我並非在為自己辯駁,或是為自己找不努力讓外貌加分的藉口,只是單純不願意為了別人,而讓自己變得不快樂。近半年來,我很喜歡自然瘦下來的自己,也很喜歡因此由衷發出讚美的他,連女性友人也忍不住稱讚我的「晚年愛美」,不知道他能夠瞭解嗎?真正的美,不應該只是庸俗的脂粉就能打造出來,曾經他厭惡只看外表的膚淺,如今自己竟也掉入這樣的迴圈。

那天我們站在書店門前,男友說我穿得好隨便,還問我是不是沒化妝(其實我每天出門都會打個粉底液),實在讓我大感意外,因為他過去未曾講過這種話。對我而言,這是一種變相的要求吧?要求我應該要隨時都化妝到讓他覺得我有化?:)我自詡是個心靈富足的女生,喜歡看書、看電影、看表演、聽音樂、創作,無論荷包再怎麼扁,也不忘為親愛的友人寫一張生日卡、準備一份小禮,那讓我感覺自己是漂亮的,無人可以取代。男友殊不知,我期盼自己的魅力該是建立在知性美之外,再加諸一種「悉心打扮之後更驚人」的感覺,否則要我為了特定的目的去打扮,那就真的不是我了。那麼倒還希望他不如分手,去追求其他女生──那種所謂符合世俗眼光中「正妹」,我不會阻止他,認真的。

寫這篇文章時,心情也愈來愈穩定,瞭解自己並不是非理性地胡言亂語。因為我如此明白,自己在這段感情中扮演何種角色,「講義氣」如我,還是會繼續每天寫信寄到軍中去,讓他享受被同袍嫉妒的快感(真的是每天,至今不曾間斷,如無意外也不將間斷),但如今在我心中,他易受影響的價值觀已讓我感覺有些失望(可能我們真的都沒見過什麼「世面」吧?XD),多希望男友可以更堅定自己的心念,可以堅定地相信自己的女朋友~是全世界最棒的呀!(再次怒吼XD)

否則,等他之後結訓下部隊、退伍、出社會、甚至到出國留學之後,必然會認識更多體面而美麗的人,那他的價值觀是否都要再一次次地受到衝擊而改變呢?我一向能夠堅定地對大家說:「雖然有些地方還是需要磨合,他也不高、長痘痘、衣服品味挺奇怪的XD,但我相信絲汀是全世界最適合我的男生,所以是全世界最好的男朋友!」所以忍不住要親口問他一句:對我,他也能有如此「自私的錯覺」嗎?還是非得努力說服自己的眼睛,才能說服自己的心緒?

上次在電話裡,我哭喪著對他說:「唉…還是等我瘦兩圈之後再跟你見面吧。」他直嚷著不要不要,語氣裡還透露著黏膩的耍賴。其實,真正想要無條件耍賴的應該是我自己吧!下一次見面,我還是會照平常的裝扮出現在他面前,應該不需要等到冬季了──因為我想讓他知道,就算沒自信如我,其實還是能找到自己的價值,而他,真的能夠看見嗎?:)

在即將滿25歲的前夕,我深切地微笑著,一面等待他的答案。





2007-06-23

細膩。


少了很多靈感。莫非那強說愁的歲月早已遠去,加諸身上的現實逐漸消磨了細膩與華麗文藻?腦子只剩下辯證與矛盾,卻吐不出那看似矯情浪漫的繪景描情之語。這是怎麼回事?成長必經之路,抑或腦子全盤翻轉?

可能高中時候讀太多李商隱,聽太多蕭邦,所以才有法子寫出那些細膩深沈的字句。我真的變了,很多。死亡果真帶給我不少教訓,儘管時間不斷推移,它仍持續影響著我,即便內涵不斷更迭遞嬗。

那些再也追不回的過去,拾不回的字句,就讓它遠走高飛吧。

2007-06-21

別問龍蝦有沒有?




「老闆,你們的風味餐是什麼?有沒有龍蝦?」…….
「啊!沒有喔?網路上不是說風味餐有提供龍蝦?」….

繼有沒有羊肉,有沒有路上走來走去的豬肉之後,龍蝦成了今年遊客詢問度最高的當紅鮮貨,被問煩了,我會嚴肅的對旅人說:「我們不鼓勵吃龍蝦,所以不賣龍蝦,因為如果大家都來吃龍蝦的話,那當地人可能就吃不到了」。

話說蘭嶼物資全靠本島,小島上有的不是要海裡抓的,就是要山上採的,想來容易,得來卻得全靠勞力與時間。沒有生鮮魚肉市場,有時買菜買米還真麻煩;肚子餓了,煮包泡麵倒是方便;想加點料,剛上岸的龍蝦正好派上用場,誰知這款常民吃法成了流傳坊間的蘭嶼獨特美食,引來老饕的遊客不斷詢問是否有龍蝦可吃?殊不知,蘭嶼的龍蝦與芋頭、山羊、蘭嶼豬一樣,可不像Seven的便當可以天天吃得到的呀!

雖然有些民宿常會提供龍蝦當風味餐,以展示民宿主人的熱情並與旅人分享蘭嶼的山珍海味,本是一番美意,無可厚非,然而經由網友好康相報後,前來詢問龍蝦的人多到令我厭煩;想想如果連餐廳都主打龍蝦來招徠客人,依照台灣人一窩蜂的求鮮本性,過沒多久我們大概只能用蝦米來煮泡麵囉!

記得前幾日,一位馬纜(蘭嶼的叔伯輩)帶了一袋子的龍蝦來問我們要不要買,原本想拒絕,沒想到馬纜卻拜託說,想給孩子零用錢。瞧瞧袋子裡有好幾隻還來不及長大的小小龍蝦,心想如果這些龍蝦拿來祭遊客的五臟廟,搞不好還會被嫌棄不夠大隻呢?所以,算了吧!只求別再問有沒有龍蝦了!




本文出自:http://mypaper.pchome.com.tw/news/charlene77/3/1274373858/20061016213735/

雖說是舊文,但我想台灣這些饕客的心態可能還沒改變。

2007-06-20

腳尾米30分鐘版





影片說明:這是一部有關台灣電視新聞的紀錄片,內容是我們設計了一些假新聞事件然後誘發電視新聞媒體採訪,成果方面讓我們非常震撼,因為總共有4家電視台分別採訪了我們的假事件,而且在製作過程我們也發現了很多電視台的弊端,希望各位能做更有力的見證者。

這片應該是世新公廣系廣告組學生拍的,還挺有趣的,除了有幾個錯字以外。「必」打成了「必」;「授意」打成了「受益」。再來就是裡面的電視新聞畫面,電視台標題「物思情」打成了「物思情」。

挺有意思的一部片,花個三十分鐘看一下這群學生如何「製造」新聞吧!

BTW台灣媒體素質真的很差!裡面提到記者引導訪問,這就是我之前在宜蘭工作很不爽的地方,因為我身邊那位大哥就是這樣引導受訪者,甚至還要受訪者別說自己的話,改說這位攝影大哥的台詞。真是無賴!我多次跟他反應了我認為不該這麼做,他說是我年少無知經驗不足,哇咧,從此我就很瞧不起從銘傳大傳出來的人(當然不該打翻一船人啦)。

2007-06-18

(轉)性別與血型


性/別議題真是隨處可得。今天中午跟高中姊妹淘們聚會,大家談談近況。笨小童終於成功邁向她心中那條NGO道路(想當年我們還為了資本主義的問題在爭論不休捏,這奸商被感化了,呵呵),在華山基金會工作;賴小貞繼續當個認真負責又美麗的高中英文老師;陳小音則是到了老爺酒店掌控人力資源;李小瑩則是努力調和小學校園親師生之間的溝通。至於我呢,發現當隻米蟲真的需要很大的勇氣跟很厚的臉皮,呵呵。

對於跟男人交往後,隨即喪失了自己的姓名與主體性這件事情,我們普遍無法接受。本來是個有名有姓的傢伙(雖說姓名這也是父母給定的),交了男朋友後、結婚後,變成了「xxx的女朋友」、「x太太」這種事情,顯見這社會對於女人的輕視,女人依舊被當成男人的附屬品,無論言者或被指涉者本身有無覺察。

最近看了一堆畢恆達及何春蕤老師的書,發現很多書中所提的東西早就「內化」到我心中,看了他們的書除了猛點頭之外,就是大聲稱好。對於社會中的性/別歧視則是愈來愈敏感,現在該學會的則是如何微笑著反抗這些不公平對待。

下面是《小畢的故事》部落格中的文章。雖然跟我上面提的關係不大,但也挺有趣的。


2007/03/15


性別與血型

我就很好奇,巨蟹座的男人相對於不是巨蟹座的女人,誰比較顧家?而處女座的男人相對於不是處女座的女人,誰比較細心、有潔癖?

我認為把人分成男人與女人,然後說要男人像個男人,女人像個女人,這種論調就像是把人分成四種血型,然後說A型的內向、O形的固執;或者把人分成12種星座,然後說巨蟹座的顧家、處女座的細心一樣,都過於簡化我們做為人的複雜性格與社會處境。世界上有幾十億人口,有可能這麼簡單的劃分嗎?我就很好奇,巨蟹座的男人相對於不是巨蟹座的女人,誰比較顧家?而處女座的男人相對於不是處女座的女人,誰比較細心、有潔癖?

我們也可以想像一下,如果某個國中,三年一班的學生數學成績的分佈從40分到88分,平均70分,而三年二班的成績從42分到90分,平均75分,我們會說三年一班的學生比較沒有數學天分,所以應該專攻國文放棄數學嗎?可是為何將班級換成性別的男女,社會大眾卻可以自然地接受?這不是很奇怪嗎?就曾經有某個高中,女生班的數學成績勝過男生班,導師居然勸告該班女生,為什麼不把讀數學的時間,拿來讀歷史地理呢?我們也都無法接受,說黑人是不潔、不祥的,所以不能進入正在施工的地基,因為建物會因此而倒塌。每個人都知道這是明顯的種族歧視,那為何把種族換成性別,就得到正當性呢?

這類型的天生差異論,認為男生應該像男生、女生應該像女生的研究或論述,呈現了幾個值得進一步思考的問題。通常這些科學家只會研究社會中的弱勢/偏差者(看誰的界定),也就是沒有掌握權力位置的「他者」,所以白人說黑人比較笨、男人說女人比較情緒化、異性戀說同性戀是胚胎發育不正常。科學家為何不研究異性戀是如何形成的?資本家為何貪婪?政治人物為何愛說謊?看看他們的腦袋天生是否有所不同。

科學期刊大都發表男女確實或可能有差異的研究報告,男女沒有差別的研究似乎變成沒有學術價值。加上媒體對於男女大不同的高度興趣與關注,更加推波助瀾。同理,社會過於強調男女之間的差異,卻忽略了男人內部以及女人內部的自身差異。而二個群體平均數的差異,放到個人的處境,其實是沒有意義的。因為有太多單一女性比另一個單一男性身高來得高(像林志玲這些模特兒,每個人都比我高大),也有許多單一男性比其他女性更容易迷路。我們為何要將人分成二類,然後要求他們玩不同的玩具、走不同的道路?曾為教育部長的曾志朗教授,就也相信男女天生大腦不同,天生喜愛的玩具也不同,所以他建議父母不要買錯玩具(例如給男生買娃娃、給女生買機器人),免得浪費錢。這樣衍伸出來的教育觀,不是很嵌制人性發展的空間嗎?

這種天生差異論的教育意涵為何?所以他們會說因為女生天生數理能力差,就不要浪費時間學數學了,反正怎樣都比不過男生;男生天生不會表達情緒,所以就不要責怪男生沒感情了。我同樣很好奇,如果相信男女天生差異,既然女人的語言能力天生優於男性,為何社會並不鼓勵女人成為外交家、文學系教授?為何電影預告片裡的旁白都是男人的聲音?

所以呢?很多科學的論述以及它的應用,實在與社會裡誰擁有權力位置(論述發言權)脫離不了關係。就像當同志用天生論來獲取同志的正當性的時候,恐同的異性戀者會說既然是天生的,我們就來做基因篩檢;當同志用性取向光譜或性取向是流動的說法來打破僵固的性別/性取向界線時,恐同的異性戀者就會說,既然如此我們就應該把同志送到醫院做心理矯治。論述與權力,怎麼分得開呢?


本文出處:小畢的故事__性別與血型 http://blog.sina.com.tw/hdbih/article.php?pbgid=20226&entryid=377722

赤子之心


只要你抱持著赤子之心,就會有好事情發生。

今天下午在家裡看了《托斯卡尼艷陽下》這部電影,不過電視廣告實在太多,所以看一半就作罷。雖然說整部片對我來說就像是不切實際的幻想,一個失意的美麗中年女子到了風景如畫的托斯卡尼,突然決定買下一個農莊,然後又在街上為了擺脫三個熱情的義大利男子,隨手抓到一個帥哥親了一口,然後跟這個男子譜出美好戀曲......。這種事情,實在就像天方夜譚。=, =

哪有那麼好康阿?!

但是劇中一些對話,倒是跟我最近心境很類似。我想大概就是那樣吧,其實我一直知道有那麼一群我不是很欣賞的人在這個世界上,以我不是很欣賞的態度在「活著」?但我實在沒必要因為他們這群壓根跟我沒干係的人,而讓自己惱怒,讓自己不爽,影響到自己的生活。畢竟,每個人有自己的人生態度,有自己的排序方式。我不過是一直將自己的眼睛遮住,然後告訴自己這個世界上的人都是非常有正義感,大家都有著自己的理想。但其實,事情沒我想像的那麼天真,我總是得先面對了、承認了那些黑暗面,才有可能平靜的繼續走著自己的道路,是吧?

所以,我何必跟這些路人計較呢?

他們可以在汲汲營營、處心積慮追求名與利之後,再來遺憾自己失去了生為人的價值與人生意義(也許他們至死都不會遺憾),那也不甘我的事。我本來就知道自己在走不大相同的路,那又何必為了路上這些雜石而煩惱呢?倘若我也在意這些人的言論,甚至因而不爽快,那豈不是很傻嗎?恩,我自己覺得很傻。畢竟,這是我的人生,我跟他們只是交會,偶爾。

我想,我會那麼不爽,可能是因為距離太近,逼使我不得不張開我的眼睛,告訴自己這世界上還是有這麼一大群「主流」的人活在這世界上,以那種唯我獨尊的方式生活著,用象牙塔的驕傲睥睨眾人。我不想一樣,那就勇敢走出自己的路,也沒必要計較那麼多,省點力氣去做些真正有意義的事情,那才是重點。

所以說,感謝他們,讓我見識到追求理想的道路上,總是有些荊棘,總是有些不如意。不過,我沒那麼容易被擊垮呢,加油!

宜蘭真的好美,希望這種自然環境不要被破壞。這種與大自然和諧共處的快樂,顯然不是那些競逐銅臭味的人們能體會的,對他們來說這只是偶爾的消遣,但對我們來說,這才是生活該有的品質。人生不過數十載,我才不想等老了沒力氣了再來「享受」呢!

呼,所以大家別擔心了,我只是將自己的不爽吐在這個空間,我會找到出路,也知道該如何調解。不過,真的很感謝大家的關心。好感動捏~~

2007-06-15

跳脫。


昨天晚上跟阿賢聊了好久,他7/22要去美國了,這一待可能就是四、五年。三十好幾了,毅然決然拋下穩定的工作,然後準備出國唸博士,我其實一直都很佩服他。更佩服的是,他那個永遠都非常樂觀的態度。

我們曾經一起面對過很惡質的攝影記者及一些前輩們的不友善(他們特別對於拿著碩士學歷去跑新聞的人很不友善),掙扎著新聞道德倫理跟長官喜好與收視率。那段日子其實比起在台北時更加緊張,因為地方新聞不會有公關公司寫好新聞稿等記者發佈,中央社記者有時候還得靠我們獲得消息來源。

後來,他決定要出國唸書,走學術研究道路。至於我,還是傻傻的相信新聞媒體可以聲張一點什麼正義。然而,卻漸漸發現,所謂的正義一方,存在著許多分歧態勢,很多人只是嘴裡喊著正義,實際上卻是個十足的偽正義。或是說,有些人自以為維護了什麼正義,實際上卻是以相當傲慢的姿態在面對一切。

不過,這跟我標題似乎沒啥關聯?

呵呵,就像我們所熟知的那段話一樣,在這個時代中,有感知能力的人總是比較痛苦些。其實就在我瞧不起那些汲汲營營者時,某種程度上我還真佩服她們這樣(似乎毫無知覺般地)在做這些事情。我發現我容易涉入過深,情感投射過多,以至於情緒總是受到影響。

那麼,我是不是該學習不在意這些人?反正她們跟我毫無干係,沒必要為了一些蠢事搞砸自己的生活。

well,這麼說來,又會被另一方說成是自我中心、個人主義,不懂得群體生活。我突然覺得,這真是我們這代人的痛苦。因為,我們學的是西方的那套倫理系統,但是卻得面對著比我們長一輩的人的不諒解,經常被指責成「只愛自己」「只在意自己」「只會先想到自己...」。

其實,我覺得這種指責很不公平。首先,大家成長背景不同,學習的事物及價值觀也不同。如果說「我們這一代」只是比過去更懂得表達、更願意表達出自己心中的意見(無論是贊成或反對、滿意或不滿意),卻被指責為「不顧其他人感受」「傷害其他人感受」,那豈不是很冤枉呢?

我最不喜歡的就是這個中國傳統文化/東亞文化(或什麼文化都好)的氛圍中,那種以任人唯親的情況。大家不談能力,只論輩分,只論關係。或是說,即便談到能力,最後衡斷的那條底限卻還是親疏遠近。這實在很可笑,很令人不滿。我們尊重前人的經驗,但所謂的前輩們也沒必要瞧不起後進者。時代不同,不能以過去那套標準來審視現在的人,更別企圖用一套價值觀來壓制另一套價值觀。

呼,不過上面要提的事情跟學校發生的事情關係不大,跟職場上發生的事情關係較大。但其實在一般人際往來間也經常可見。

其實,說到底,還是那種對於異己的包容心。既然我要求不了其他人包容我這異己,但至少我可以學習不跟她們一樣,而是學習體諒這些人的短視近利及誤解。是吧?

我倒不是為了逃脫這些討厭的情況才出國,而是我真的很想離開這個島嶼,到天涯海角去瞧瞧。這是我最大的心願,就是在有生之年可以到處旅行。畢竟,對我來說,人生不該只是被工作、婚姻、金錢...綑綁住的日子,還有些夢想可以追尋。反正,我就是喜歡啪啪走,喜歡跟不同的人事物打交道,喜歡聽到許多不同的故事。對於那些所謂上層精英份子的言論,我其實興趣不大,特別是那些眼中只有利潤與成本的人,我想我們可能無話可談。

所以,大家別擔心,雖然我的文章看起來很激動(我實際上也激動了一陣子),但我發洩完就好多了。這也許是我該學的課題,就是如何看淡身旁的一切事物,無論我喜歡或不喜歡,好好讓自己快樂充實活著比較重要。那些不重要的人事物,不需在意,不必迎合。




2007-06-14

走。


阿陶七月要出國了,到美國念MBA。
阿賢七月要出國了,到美國念傳播博士。
阿穎七月要出國了,到美國念生科博士。

再來是阿成,預計明年秋天去美國念環工博士。

小恩前不久去英國念博班了,不知道好不好玩。
阿德也在美國待了快一年,不曉得情況如何。

我們這群寄托(GRE&TOEFL)夥伴,大家一個個離開了,離開這座島嶼,追尋著心中的夢想。呼~再來就是我,自己設下的底線也接近了,該是好好思考細部內容之際。畢竟,花太多時間關注那些事情,有點無聊。我的目光早就望向遠方,剩下的是如何實踐了。

加油!


2007-06-13

【抱怨】這種情況...


內文也是一篇轉自BBS的文章,這篇文章跟我這學期做的一份報告有關。總之,這可以讓我們看見幾件事,宿舍管理制度的實際執行效果因為性/別的差異而有所不同;這種差異不僅是社會性/別慣習的反映,同時也再次的左右、複製了這套性/別邏輯;而針對下文讓我們看見的則是,人們如何因為一個人的性傾向、性別認同與異性戀社會慣有模式不同而排斥這群「非我族類」。

扣聯到最近那起跟我自身相關的生理痛事件,我想這個異性戀霸權的父權社會,仍有太多人有意無意的將女人視為低賤的群體,也因此跟女人有關的東西都是不該在公共場合討論的,是不屬於公領域的,而是私領域的東西。女人的事情不登大雅之堂,必須偷偷的講,否則就會相當羞恥,相當沒面子,甚至還可以被視為是髒話。

然而,對我來說,最可惡的還是在於將女人視為男人的附屬品。

我最惱怒的就在這了。別以為我跟一個男人交往,就代表我是那男人的所有物,把我當成是男人的附屬品,欲藉此抹滅我個人存在的價值。那也許是你們看待愛情或婚姻的方式,也許是你們「菁英階級」的遊戲規則,但我不吃這套,我們兩個都不吃這套。人與人間的往來,怎麼能用性/別來區分彼此的尊卑貴賤呢?男人沒有比女人尊貴,女人也沒有比男人高貴。人際關係最重要的就是彼此尊重,我不是那種鄉愿的人,更不懂得什麼是以德報怨,倘若你不尊重人,也甭想我尊重你。








作者 roctomgod (Xd) 站內 grumble
標題 【抱怨】這種情況...
時間 2007/06/12 Tue 17:39:00

帶女生回來我沒關係 但是今天你帶個男生回來

在我可視範圍內親密 太過分了

也許你改帶個正妹我比較沒意見



--
為了不要讓你這種狗雜碎當選

我決定要去投票!!

狗雜碎!!小心我肛了你

乖狗狗~怎麼你沒上T大呢?



--
╭ From: BigH.dorm8.nccu.edu.tw ◎──────────╮
└──◎ Origin:政大資科˙貓空行館 bbs.cs.nccu.edu.tw ┘

[長恨] 社會的現實


我以前也以為 bbs 會愈來愈沉寂,沒想到居然如此熱鬧阿。呼,看到有趣的人際互動情況,也看見了一些值得深究的文字內容....

下面轉載最近在政大貓空grumble看見的文章,這文章實在令人想要找出事件主角...




作者: mhb2266.bbs@ptt.cc (mhb2266.bbs@ptt.cc)
標題: [長恨] 社會的現實
時間: 2007/06/11 Mon 22:29:32

作者: waltervic (Halu) 看板: Hate
標題: [長恨] 社會的現實
時間: Mon Jun 11 17:31:40 2007

[長恨] 類別是給有恨意的長文專用的喔!要注意不要誤用了:) 可按ctrl+y刪除
文章內容以超過兩面300字以上為佳 以內請勿使用長恨 謝謝你對黑特的用心:)
再亂用就會被砍掉-_- 很多人寫信申訴了....╮(╯_╰)╭再講不聽,就刪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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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申請雙主修的面試

本來以為我對那個系課程滿腔的熱情可以換個我走出門的笑臉

不料

我現在卻只能自己躲著掉眼淚

拼了整個上學期

好不容易拿了個書卷

自以為的覺得這樣我的雙修路會更平穩

原來先天的殘疾比努力更讓人注意

所有先天的局限都不可能改變

再努力也是一樣

面試時候我很坦然的告訴口試的教授

我是視障生

一個教授邊吃著麵包邊問我說"喔?!什麼是視障"

我很尷尬的告訴他

就是眼睛不是很好

他說:"喔?!那你還要申請雙修喔?不用了啦..."


當下的我傻眼了.............


他接著告訴我:"這是你天生的侷限那也沒辦法..你不用來了啦"


我試著要解釋

我可以付出更多努力

他們只是告訴我

"你這樣到社會也是沒有公司會用你"

"誰會想用一個會反過來製造問題的人"



我的解釋

我的努力

全部

全部



都因為"這是先天的局限"而推翻了


那你為什麼不要直接跟我說那你為什麼不去自殺

好換來一條更普通的生命?


為什麼有熱情跟努力還是不能給我機會


就算我可以答得出馬斯洛理論的缺失

就算我可以告訴你現在主修的有多少可以和雙主修的課程搭上邊



難道這一切就得因為你這個無知的錯誤認知而被忽視

你告訴我

你以後什麼都做不了

你生活都有問題


那我為什麼現在還可以坐在這裡

生命比較重要?

我寧願用我的生命去學習

你卻因為狹隘的無知

把我擋在門外

你的目的是要讓我提早熟悉社會的現實嗎?

你竟然可以拿著我的成績單無視我的努力


一派輕鬆的告訴我


我們不會收你


不管我怎麼解釋都是如此

難道這就是我生下來的命運?

不斷被歧視

終將一事無成


現在的我實在不知道該怎麼面對自己

不知道怎麼去面對自己的夢想

我希望能夠用自己的力量改變一點徵才時的錯誤認知

結果呢?

我自己竟然先成了那個犧牲品


這樣的結果真的只是告訴身心障礙者

命運是這樣

你無權改變


連做個平凡人都做不到了有什麼資格去要求要成為有影響力的人

我好灰心

灰心到很想換條生命


回想過去自己的努力

今天幾句話就被蓋在桌上



而我卻只能轉身離去的時候掉淚



我試過要抵抗社會的現實

我讓自己表現得更突出


終究


還是不敵社會的現實而掉下眼淚


感謝兩位教授讓我在學校就能體驗到如此實境的社會經驗...

我難過又能如何...


夢想還有一切都將改寫...

--
※ 發信站: 批踢踢實業坊(ptt.cc)
◆ From: 140.119.206.10


2007-06-10

不發怒


該怎麼見到那種唯利是圖的傢伙而不發怒呢?該怎麼忍住自己滿肚子的火,而不去揭開那群利益共同體的可憎嘴臉呢?這世界上怎麼會有這麼多小人,運用教育的手段蔓延著他們的既得利益共榮圈。這些人在塔裡面玩著他們自以為高級的遊戲,一手拿筆一手拿錢,這就是學術?

我的修養顯然不夠好,就是很難不發怒,很難視而不見。但你也別想收買我,別白費心機。

2007-06-09

國際組織譴責解雇《成晚》編輯





2007年06月08日 格林尼治標準時間13:13北京時間 21:13發表



刊登了向六四母親致敬廣告的六月四日版《成都晚報》

無國界記者組織譴責中國當局因一家地方報紙刊登一小條紀念六四天安門民主運動廣告便解雇三名編輯的作法。

《成都晚報》在六月四日版的報紙上刊登的一條小廣告"向堅強的六四遇難者母親致敬!"(見照片右下角分類廣告文字部分)。

據悉,由於中國媒體對六四事件十八年的徹底封殺,使得不少年輕人根本不知道六四是什麼東西,而本次同意發表廣告的年輕編輯其實並不理解廣告的含義。

廣告剛剛刊登出來時,一些海外媒體還猜測是否北京在六四平反問題上或許有所鬆動。特別是六四當日北京當局還首度允許天安門母親丁子霖到兒子遇難處祭奠。

不過,報紙編輯遭到解雇的作法至少顯示,六四仍然是北京方面一個不可觸動的禁忌話題。

這一小則分類廣告六月四日出現在《成都晚報》第十四版右下角。

消息傳出時,《成都晚報》員工在接受BBC中文網記者查詢時表示,可以回答記者任何查詢,但不會就分類廣告此事作評論。

這位職員表示: "任何人、任何部門都不會就此事作評論。"


本文出處:http://news.bbc.co.uk/chinese/trad/hi/newsid_6730000/newsid_6734400/6734497.stm

天津政協主席宋平順自殺身亡






2007年06月09日 格林尼治標準時間02:28北京時間 10:28發表

中國天津市政協主席宋平順因"經濟問題"在接受調查期間自殺身亡。

中國官方媒體新華社星期五(6月8日)報道,62歲的宋平順是在本月4日被發現死亡。

他是文革之後首位自殺的中國正部級高官。

新華社指出,有關部門獲得關於宋平順貪污的報道,正著手對其進行調查。

路透社引述一名不願透露姓名的官員說:"他服用過量安眠藥。"

這位官員透露,宋平順被發現時已死在睡床上。他說,宋平順因"經濟問題",所以自殺。

之前有報道稱宋平順是在天津市政協辦公樓墮樓身亡。

宋平順自1983年起先後任天津市公安局一處副科長、副處長、市公安局副局長、局長、天津市副市長、市委副書記、市委政法委書記等職位。他是在2003年1月出任天津市政協主席。

他最後一次公開露面是在本月3日,當時他參觀了周恩來、鄧穎超紀念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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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出處:http://news.bbc.co.uk/chinese/trad/hi/newsid_6730000/newsid_6736500/6736551.stm

2007-06-05

“六四”18週年前夕,“天安門母親”發表座談紀要全文


中國人權新聞發佈

2007年5月31日

  中國人權受國內“天安門母親”群體的代表丁子霖委託,發佈《天安門母親:“六四”18週年座談紀要》(以下簡稱《紀要》,全文附後),表達他們的心聲和訴求。



  “天安門母親”群體首次採用座談會形式紀念“六四”。座談會於5月24和26兩日舉行,由丁子霖教授主持,共有20多位難屬參加。《紀要》全文長達1萬3千字,詳細記錄了“天安門母親”群體的感受和立場,尤其是對香港民建聯主席馬力否認“六四屠殺”的憤慨之情。

  除了前言與尾聲,全文分五節。在第一節“否認‘六四’屠城,天理難容”中,丁子霖、張先玲、馬雪芹、杜東旭等難屬用一樁樁親眼目睹的血的事實,嚴詞駁斥了馬力“不是刻意殺人”的謬論。他們分別講述了自己上中學的兒子如何中彈倒地解放軍軍官還不准搶救、19歲的女兒如何被軍人追到胡同裏開槍射殺、老伴如何沒倒在朝鮮戰場上卻死在了自己軍隊的槍口下的慘況。 (六四檔案/2004)

  在第二節“共產黨把我們當敵人”中,難屬們描述了公安警察多年來對他們的監控與騷擾,譬如周淑莊雖已半癱瘓,靠輪椅行動,但警察還是不放過她,每逢清明、“六四”,都對她嚴密監控,不許出門。《紀要》說:“中共當權者至今不肯放棄傳統的階級鬥爭觀念。在他們眼裏,‘天安門母親’群體正是一個與其政權敵對的群體。他們不敢公開取締,就實行嚴密的監控,剝奪其行動自由。” (64memo.com/89)

  在第三節“該做什麼,還做什麼”中,天安門母親群體重申十餘年來堅持的三項要求:公佈真相、道歉賠償和司法追究。關於賠償,難屬在發言時稱可以接受政府給的一些生活補助,但不能接受任何附加的政治條件,譬如閉嘴、不再追究等。

  在第四節“激進與漸進”與第五節“痛苦的抉擇”中,“天安門母親”群體主張和平、理性地爭取自己的權利,漸進解決“六四”問題。針對當局採取拖延和緘默的策略,難屬們在表達了內心的痛苦與矛盾的同時,達成共識:堅持理性、和平的漸進方式。丁子霖說,“文革樣板戲中有句唱詞:‘仇恨入心要發芽’;對於我們來說,同樣是‘仇恨入心’,同樣要‘發芽’,但是這個‘芽’長出來的不是偏狹的報復心,而是尋求公平、正義的平常心。” (六四檔案 - 89)

  中國人權堅決支持“天安門母親”群體提出的理性、和平、漸進地解決“六四”問題的訴求,呼籲國際社會繼續高度關注他們的艱難處境。中國人權執行主任譚競嫦說:“真正的和諧社會無法建立在過去非正義的基礎上”。隨著2008奧運的來臨,中國人權呼籲中國政府認真對待作為其公民的“天安門母親”群體提出的公佈真相、道歉賠償和司法追究的要求,採取具有建設性的措施,以最終解決“六四”問題。 (64memo中華富強-2004)

  中國人權是由中國的學生和學者于1989年3月創立的一個國際性的、非政府的監督和呼籲組織。中國人權的宗旨是促進在中國實現國際公認的人權,並使之受到制度性的保護。

附:天安門母親:“六四”十八週年座談紀要




  “六四”十八週年前夕,在京的20多位天安門母親和受難親屬聚集在一起,就大家關心的話題,交流看法,傾吐衷腸。參加這次座談的有:丁子霖、張先玲、徐玨、尹敏、張振霞、尤維潔、黃金平、吳立虹、張豔秋、付媛媛、甯樹平、軋偉林、袁淑敏、馬雪芹、高婕、蔣培坤、趙廷傑、杜東旭、錢普泰、周國林等。另有幾位難友因病缺席。由於出席人數較多,座談分兩批、兩次進行。 (64memo中華富強´89)

  這次座談由丁子霖、張先玲兩位主持。座談開始,丁子霖簡單地說明了這次座談的緣起。她說:十多年來,我們“六四”難屬每到春節都有一次聚餐會。我們相約,在餐會上不談令人傷心的事情,讓大家與所有北京市民一樣,高高興興過一個年。因此,參加餐會的難友也就沒有機會把平時壓在心裏的話痛痛快快地說出來。為了彌補這個缺憾,今年年初大家商定,在適當的時候再把難友們聚在一起,說是聊天也好,座談也好,總之是讓大家說說自己的心裏話。今天的座談,就是根據年初的決定安排的。現在臨近“六四”,大家聚在一起,也是對我們死去的親人、對亡靈們的一種追思和緬懷。 (六四檔案 - 1989)

  丁還表示,以往每到週年,我們都會以公開信的方式發出自己的聲音,今年改變一下方式,讓大家都說說,沒有題目,暢所欲言。會後我們把大家的發言做一些整理,公諸於眾,這同樣是發出我們的聲音。前些時候,有人指責天安門母親不夠勇敢,只知道每年給中共領導人寫寫公開信,並說這是跪求共產黨。這當然是無稽之談,不必在意。我們該做什麼,還做什麼,不必去聽別人的指揮。 (64memo反貪倡廉-89)

  丁向出席座談的難友通報了近來海內外發生的一些與我們難屬群體有關的事情。

  她重點談到了前不久香港民建聯主席馬力向媒體發表言論,否認“六四”屠城這件事。她說,馬力的那個發言激起了香港地區及海內外各界人士的廣泛批評和譴責。為此,經商議,我們已經以天安門母親群體127位受難者和受難親屬的名義發出嚴正抗議。由於此事很急,來不及在難屬群體中廣泛徵求意見,今天把這個抗議書的文本發給大家。有關馬力事件的詳情,大家可參閱今天印發給大家的有關附件。 (64memo祖國萬歲-2004)

  另外,丁子霖還表示,“六四”大屠殺已經快十八年了。在以往的歲月裏,天安門母親群體經歷了各種艱辛和磨難,但也使我們開闊了眼界,瞭解到國內國外、整個世界的許多事情,大家對一些事關中國未來走向的問題也漸漸有了自己的看法,尤其是十八年來的艱苦抗爭,逐漸使我們明白了許多道理,懂得了怎樣去為死者尋求公義,怎樣去為自己爭取應有的權利。 (六四檔案´89)

  丁子霖說,在漫長的歲月裏,作為“六四”慘案的受害者,我們所遭受的折磨和煎熬,不僅是生活上、經濟上的,而且也是精神上、心靈上的。在座的難友都有過這樣的經歷,就是在怎樣看待當年的那場大屠殺,怎樣爭取“六四”問題得到公正、合理解決等問題上,我們常常處於一種情與理的衝突和搏鬥之中。這對我們這些受到過巨大傷害的人來說,可以說又多了一份錐心的痛苦,這需要我們具有一種更為巨大的勇氣和堅毅,一種超越仇恨和冤懟的忍耐。在我們群體中,也常常在一些問題上產生不同的看法與主張。然而,正是在這種不同意見、看法的碰撞和爭論中,才使我們逐漸達成了一些最基本的共識,並使大家凝聚到了一起。今天,在這個座談上,我們仍然希望大家無保留地發表自己的意見,交流各自的看法和感受。 (64memo中華富強´89)

  丁子霖說完後,張先玲作了補充。她說,我們不是什麼大人物,也沒有什麼太深的理論,我們都是普普通通的老百姓,說的都是大白話,那就隨便說,一句、兩句都可以,想說什麼就說什麼。我們不是提倡“說真話”嗎?那我們就直話直說,都來說真話。

  下面就是這次座談的紀要:


(一)否認“六四”屠城,天理難容  △
  這次座談一開始就把話題集中到了香港民建聯主席馬力關於“六四”事件的那一番謬論。發言者指出,馬力為了向中共當局邀功請賞做奴才,竟敢明目張膽地否認 “六四”大屠殺的事實。他不是“六四”後出生的小青年,看上去也有四、五十歲了,他不可能不瞭解當年大屠殺的真相,但他故意要掩蓋這種真相,這是不折不扣的為虎作倀。

  過於這件事情,丁子霖作了詳細介紹。她說:這個馬力等於起了號召作用,今年本來不是20 週年,也不是15 週年。但這樣我們就更要站出來說話。今年紀念“六四”,我們的主題是“打破六四禁區,還原六四真相”,為此,我們在三月份,整理出了60多組照片,其中大部分是死難者的照片,生前的,遺體的,也有我們天安門母親群體活動的照片,本來準備在香港十八週年紀念活動時辦一個“六四真相”圖片展,讓香港同胞記住這些死難者。這倒好,這個圖片展提前展出了。應該讓馬力去看看,讓民建聯的大佬們和曾特首去看看,不是屠城,怎麼會死那麼多人!不是“刻意殺人”,怎麼會死得那麼慘!馬力還紅口白牙地說如果相信坦克把人壓成肉餅,可叫人“揾只豬去試”。這話說得實在太冷血,太沒有人性了! (六四檔案 - 89)

  丁說:我們在抗議書中,指出馬力的言論是對“六四“死難者的惡意誣衊,是對我們死難親屬的肆意傷害;發表此類言論的人,只能表明他完全失去了做人的底線。我們要求同馬力對質,要求他向我們道歉!

  難友張先玲前不久曾就馬力否認“六四”屠城的言論接受過海外媒體的採訪。這次她參加座談會,仍然餘怒未消。她在發言中說:馬力說“六四”不是屠城,難道把北京市民都殺光才算屠城?他說軍隊不是“刻意殺人”。怎麼不是刻意殺人,難道老百姓手裏有槍有炮,打你了怎麼著!你開了坦克沖進城裏,濫殺無辜,還不算刻意殺人!那天我接受《南華早報》採訪,記者告訴我馬力的那些謬論,我簡直驚呆了,十八年來還沒有人說這樣的話,氣得直打哆嗦。那完全是信口雌黃!怎麼能說出這樣的話呢,連政府都不敢這樣說啊!政府要讓大家忘掉“六四”,不准大家談論“六四”。這倒好,馬力卻叫大家不要忘掉“六四”。他挑起了一場爭論。 (64檔案 - 89)

  張先玲談到了自己孩子的死。他說孩子都中彈倒在地上了,一位軍官還命令不准搶救。這難道還不是刻意殺人;不是刻意殺人,為什麼人還沒有咽氣就不准別人去救?!馬力這樣說,完全沒有人性,太冷血了。

  難友張振霞氣忿地說,不是屠城,你把軍隊開到城裏幹什麼?難道老百姓有槍有子彈,惹你打你了?難道不是你把子彈打到我兒子的頭部,貫穿了頭顱?什麼不是 “刻意殺人”,難道一個一個拉出去槍斃才算刻意殺人!(眾插話:“應該把馬力拉到北京來對質,讓他說說怎麼才算屠城。他要不向我們道歉,我們就不能放過他!”)

  難友馬雪芹,為這次座談,還寫了一個發言提綱。她說她19歲的女兒看到開槍就拔腿往胡同裏逃,但當兵的也不放過,追到胡同裏開槍殺人。我女兒就是打死在胡同裏的,旁邊一個小商店的櫥窗上濺滿了血。這還不叫屠殺!不叫屠殺為什麼要追殺到胡同裏,我女兒手無寸鐵,連一點反抗都沒有,她跑到胡同裏是逃命的,為什麼一定要打死她?!

  難友杜東旭是一位離休的老軍官。他和他的老伴當年都去過朝鮮戰場,但他的老伴沒有死在戰場上,卻死在了自己軍隊的槍口下。他說:當年6月3日晚,他和老伴一起正坐在住家樓下臺階上同一幫鄰居老太太和電梯工說話,突然間,一陣亂槍掃射過來,一顆子彈擊中了我老伴的右下腹部,頓時栽倒在地上,鮮血流了一地。他說他們的幹休所離大街還有200多米,與軍隊進城一點關係都沒有。這樣的濫殺無辜,還不能叫大屠殺?! (64memo.com-2004)

  他說他把老伴送到304醫院的時候,傷員已排了上百人。當時的醫院根本談不上搶救,沒有什麼輸氧,沒有什麼輸血,連吊針都沒有,好多傷員還沒有輪到搶救就早沒氣了。這能說不是故意的。(眾:馬力還說不要光聽死難家屬的,難道我們把一樁樁血案公諸於眾,是騙人說假話!那叫他來啊!給我們面對面說清楚!說這樣的話難道不怕我們找他算賬!)




  難友袁淑敏發言說:馬力這樣說是對死去的人、我們受難的人不負責任,軍隊屠殺老百姓我們都是親眼目睹。從天安門到復興門,死的死,傷的傷,一堆一堆的,那多著呢,都不敢看!夜裏三點鐘,兒子沒回來,我和兒媳就去找,在長安街一帶,我們倆步行去找,沒有路燈,黑乎乎的。天亮又去找,那時去找的人多了去了,不光我們找,還有很多人都去找。我們整整找了一星期才找到,所有的醫院的太平間我們都找了,就說復興醫院的存車處,屍體堆得那麼高,一層一層的,很多去找的人帶著白手套,沾著消毒的石灰,踩著屍體到裏邊去扒。這都是親眼目睹的事情,還不叫屠殺,死多少人才算屠殺?這些死的人不都是無辜的嗎?還說坦克不能把人壓成肉餅,那坦克從人身上壓過去不就壓死了,非得壓得粉碎才叫肉餅!說這種話連一點人性都沒有了!(眾:馬力把坦克壓死的人比作豬,真是喪盡天良,哪還有一點人味!) (六四檔案´89)

  參加這次座談的難友們用一樁樁親身經歷、親眼目睹的血的事實駁斥了馬力的謬論,由於篇幅有限,不能盡述。難友們都把這次對馬力的抗議和譴責,看作是堅持 “還原六四真相”的一個實際行動。大家都表示,如果對馬力的言論聽之任之,保持沉默,那麼今天出一個馬力,明天就會出現更多的馬力;不僅會出在香港,還會出在大陸,出在我們的身邊。那麼,我們這十多年來為揭露真相所做的努力,就將付之東流。 (六四檔案 / 89)


(二)“共產黨把我們當敵人”  △
  十八年來,“六四”受難者和受難親屬承受著巨大的傷痛,無處說話,無處伸冤,但他們堅持了不屈的抗爭。從而,他們成了中共當權者的打壓對象和眼中釘。從上個世紀90年代初開始,被列入這個打壓名單的,不僅是丁子霖一人,也不僅是張先玲、周淑莊、李雪文、徐玨、尹敏等群體的主要人員,其中還包括北京的趙廷傑、張樹森、張振霞、金貞玉、杜東旭、尤維潔、黃金平、張豔秋、郭麗英……以及外地的吳定富、孫承康、周治剛、潘木治、劉仁安等一大批。有些難友生前受盡警察的野蠻暴行,現已先後離世,其中有吳學漢、蘇冰嫻、鄺滌清等等。粗略算起來,這十八年來受到不公正對待的難友不下七、八十人,他們絕大多數都是歷次公開信的聯署者。各地公安和安全系統經常採用上門恐嚇、出門跟蹤、電話監控以及軟禁、傳訊乃至刑事拘留等等手段,無端地限制、剝奪“六四”難屬的人身自由。有些邊遠省市,還沿用了毛澤東時代對待地、富、反、壞、右等“管制分子”的規定,即出門要批准,回家要報告,平時不許亂說亂動。這說明中共當局面對“六四”的恐懼和虛弱,他們懼怕難友們聯合起來,懼怕他們向外界發出聲音。另一方面也說明,“六四”難屬這十八年的抗爭,使中共的掌權者感到了威脅,成了中共權勢者的心腹之患。 (六四檔案´89)

  “六四”遺孀付媛媛回憶了這些年來所遭受的不公正對待,她說:我丈夫鄺家三代人中,不是被“鎮壓”,就是被槍殺,中間一代沒完沒了地挨整,總算忍辱負重地活了下來,但也沒有過上幾天好日子。89年鄺敏遇難,我公公咽不下這口氣,豁出去參加了難屬群體的簽名上書活動,從此不斷遭到警察的監視和盤問。我公公前年含冤離開人世,派出所的民警很久都不知道。有次民警問居委會:“鄺滌清最近沒有事吧!”(指有沒有給政府找麻煩)居委會的幹部回答說:“早死了。”這位民警的第一反應竟是:“這下我們可省事了!”付媛媛說:我不恨那些民警,他們也是一般的老百姓,他們是奉命行事,但說出這樣的話實在太傷人了,當我們什麼了?!把人家打死了還不讓人說話。 (64memo.com-89)

  付的公公叫鄺滌清,遇難的丈夫叫鄺敏,鄺敏遇難時,剛結婚不久,沒有孩子。此後鄺老先生就與兒媳一起艱難度日,兒媳悉心照顧這位年老多病、無依無靠的老人,沒有再嫁,近年來,她皈依了佛門。

  在這次座談中,難友袁淑敏也談到了公安警察對她家的騷擾。她說:多少年來,每到“六四”,他們就找我,民警換了一個又一個,換一個,找我;換一個,還找我。有次把我叫到居委會,一看派出所來了四五個人。他們審問我說:你們的組織誰是負責人?誰是“頭”?我回答他們:我們沒有“頭”,你是問我們是怎麼組織起來的?那我告訴你:我們沒有組織,我們都是自個兒走到一塊的。警察又問我,那麼你們是怎麼碰到一塊去的?我說,人走了都得放在八寶山,我們的問題沒有解決,不都要去八寶山掃墓嗎?碰到別的家屬,大家就不能叨嘮叨嘮心裏的話,一叨嘮,大家不就都認識了嗎!警察還問我:是男的還是女的?我說你指什麼呀,我告訴你,有男有女,你問這幹什麼,什麼意思。警察還盤問我誰動員簽名的?我回答他:誰叫我簽我都簽,你叫我簽我也簽,只要能解決“六四”問題。 (64memo中華富強´89)

  難友們這麼多年與警察的交道打得多了,也漸漸就學會了怎麼應付。徐玨女士為我們難屬群體作了很多事情,是群體中的一個主要成員。她在發言中說:我們所做的事情都是有理有節,有勇有謀,也很團結,很民主,所以我們能夠堅持這麼長久的抗爭,得到全世界的支持。我們現在並不孤單,包括單位的同事也都對我很同情、很尊重,有時便衣警察跟到我單位,我的同事都不回避。但是,政府卻對我們非常冷漠。我不知他們害怕什麼,常常把我們限制在家裏。那年趙紫陽先生去世,要在八寶山舉行遺體告別,我好不容易拿到了一張票,後來公安的人發現了我是難屬,就來了七八條大漢,不許我出門參加趙紫陽的遺體告別。我說為什麼不讓我去,人死了去送一送都犯法?還講不講一點人性!後來我出去買菜,他們也不讓,說幫我去買,我說你們買的我不愛吃。我偏要出去,他們就上來拉我,我說你們敢動我一下!他們強迫我坐他們的警車,我拒絕,我說這是對我人格的侮辱。他們只得跟我去了菜市場,但回來的時候,還是強行把我塞到了他們的警車裏。你說,這叫什麼?老百姓都罵他們。我的鄰居勸慰我,給我送菜送餃子。他們怕我想不開,出意外,我說我死了兒子,丈夫又氣死了,我不會去死了,死了他們高興。 (64memo.com-1989)

  由於難友周淑莊已經半癱瘓,無法出席這次座談會,丁子霖向在座的難友介紹了周淑莊近年來的情況。周在“六四”十週年的時候因頻繁地接受海外媒體的採訪,精神過度緊張,不幸突發腦溢血,從此失去了語言表達能力,靠輪椅行動。但就是這樣,警察還不放過她。每逢清明、“六四”,都對她嚴密監控,不許出門。不止一次,警察都把她堵在家裏,經過來來回回反復交涉,才允許連人帶輪椅把她抬到警車上,一路警戒開到目的地——西郊萬安公墓。這裏長眠著七、八位“六四”死難者。對於一個基本失去行動能力的老人,用得著這樣懼怕嗎?據說,是為了阻止外國記者的採訪和報道。其實,難屬們無非是向死去的親人獻上一束鮮花,灑上一杯濁酒,表達一下追思與緬懷而已,並不想借此製造什麼轟動的新聞效應。 (64memo.com´89)

  中共當權者至今不肯放棄傳統的階級鬥爭觀念,也不肯消除頭腦裏的敵對意識。在他們眼裏,天安門母親群體正是一個與其政權敵對的群體。他們不敢公開取締,就實行嚴密的監控,剝奪其行動自由。

  天安門母親作為一個特殊的受難者群體,她們十多年來所進行的抗爭,說到底也是一種維權鬥爭。這次在座的很多難友,都談到了自己這些年來與警方有理有節地進行抗爭與周旋的故事。她們堅持一條底線,那就是不容辱沒自己死去的親人,不拿自己的人格尊嚴作交易。他們都主張,在上述前提下,盡可能避免與警方的衝突,盡可能爭取警員的同情。因為作為那場大屠殺的受害人,還有更多重要的事情在等著我們去做呢。 (64memo.com/89)


(三)該做什麼,還做什麼  △
  在這次座談會上,幾乎所有的難友都說出了同樣的一句話,那就是我們作為“六四”死難者的親屬,一定要為死者討回公道。公道在我們這裏就是公平和正義,就是要為死者爭得一個符合人類公平正義的評價,恢復他們被汙損的名譽,讓他們在九泉之下得到安息。為此,天安門母親將繼續堅持公正、合理解決“六四”問題的三項要求,即:要求重新調查和公佈“六四”真相;要求對慘案的受害者道歉和賠償;要求對慘案主要責任者進行司法追究。這三項要求已經提出十二個年頭了,但政府方面至今沒有做出任何回應。 (64memo.com/2004)

  參加座談的難友認為,這三項要求是我們這個群體的共識,是我們這個群體得以存在的根據,必須年年講,反復講,讓全世界都知道。難友們指出:十八年來,我們這個群體從幾個人到今天的一百二十八人,就是靠這三項訴求逐漸凝聚起來的。我們不會改變,更不會放棄。至於怎樣來實現這三項訴求,如何消除實現這些訴求過程中的種種障礙,難友們可以見仁見智,發表不同看法。我們不強求一律,但需要得到多數人的認同。 (Memoir Tiananmen-1989)

  難友趙廷傑的發言中,首先對有人把“六四”死難者稱為“烈士”提出異議。他說,共產黨喜歡把那些為他們“打江山、坐江山”而付出生命的人封為“烈士”,而我們的兒女則是為爭取自由、民主而死的,是為爭取自身的權利而死的,而不是替別人去賣命。我們要求為死者恢復名譽,也並不是要封他們為“烈士”。將來要樹立紀念碑,也不是什麼“烈士”紀念碑,而是“六四”死難者紀念碑。 (64memo反貪倡廉 - 2004)

  他說,這就是我們要提出三項要求的原因。我們還沒有聽說共產黨的“烈士”家屬提出過這些訴求的,因為他們壓根兒就沒有自己的訴求。趙接著說:三項訴求我們已經講了很多年了,大家也都沒有分歧了。那麼我們就要堅持下去。

  他重點談了這三項要求中的第一項和第二項。他說,我們的第一項訴求就是要求調查和公佈“六四”真相。這是我們難屬群體做得最早、最多、付出最大心血的一件事。我們這些人最初互相認識,就是從講述自己親人遇難的真相開始的。我們此後多次公佈死難者名單,發表尋訪實錄,都是為了尋求真相。要是沒有這些真相作證據,共產黨就會賴賬。這次馬力說沒有屠城,如果沒有我們的證詞、照片等等,就沒有力量反駁。現在人們一聽就知道他是在掩蓋真相。我們還要讓外國人知道 “六四”真相,爭取世界的關注。今年兩代會我們提出的口號就是“解除六四禁區,公開六四真相”,這是非常必要的。 (64檔案 - 89)

  再說道歉與賠償。趙說:我們要提出賠償,但我們不在於要幾個錢,主要是要討一個公道。去年四川成都的周國聰案,給七萬塊錢,就閉嘴,就不再追究,我們能不能這樣做呢?這個問題不是小事情。我擔心的是,隨著時間的推移,有一些外圍的人,不是難屬的人,來找我們中的一些人,參與我們的運作,這就會把事情搞亂。我打開天窗說亮話,就是將來有一些難屬,不一定是在座的,他們可能各行其是,拋棄三項訴求,追求單項,與政府達成協議,說只要你政府給錢,我就不管別人,也不要什麼道歉,不要什麼法律追究。這個情況,有可能發生,但不會很多。這也不奇怪,社會本來就是複雜的。有人這樣做,我們會尊重他們,這是他自己的事,但我們作為群體,應該有一個明確的態度。去年發生周國聰案的時候我們已經說得很清楚,政府給一些生活補助,可以接受,但不能附加政治條件。如果我們答應了政府提出的什麼條件,我們怎麼能對得起死去的親人呢? (64檔案-1989)

  在座談中,難友們也談到了一個很現實的問題,就是最近有關方面在對待我們的態度上有了一些改變。比如難友袁淑敏談到,最近以來他們那裏的居委會,常常到她家裏表示關心,送一些小孩的衣物之類。她說,我謝謝他們的好意,但我必須解決死去的兒子問題。在座的難友都認為,這並不表明政府在“六四”問題上政策的鬆動,不過基層居委會這樣做,總比公安們虎視眈眈、動輒威脅、訓斥好一些。中央不是說要建立和諧社會嗎?我們歡迎。我們更歡迎中央領導人到難屬家裏來走走。總理溫家寶不是常常到邊遠地區去訪貧問苦嗎?他見了貧困農民就擁抱,就流眼淚,那就到我們難屬群體中來吧。我們歡迎他。他要是真來,那我們才相信中央真的要建立和諧社會了。 (64memo.com - 89)

  在座談中,有一些難友還提出,我們年年提出要同政府對話,已經提了十多年了,但政府始終不予理睬。死豬不怕燙,我們怎麼辦?對於這個問題,大家都很難回答。主持人丁子霖想起了一位外地難屬的話。她說,幾年前,安徽的難友郝老先生來無錫看我。我們談到了寫公開信的事,我問郝先生我們的公開信還寫不寫?他斬釘截鐵地回答說:“為什麼不寫?這個經我們得年年念!不念就等於默認了當年他們的屠殺。”我覺得他說的有道理,做什麼事,怕就怕急功近利,沒有常性。有人說我們年年給共產黨寫信,是把希望寄託在共產黨身上,跪求共產黨。要是說有些人對共產黨抱有幻想,那還差不多。我們給共產黨遞公開信,是將共產黨的軍,逼迫他坐下來談。他不肯坐下來,那他就輸了理,失去了人心。有多位難友說得好,我們該做什麼,還做什麼,不必去聽別人的閒言碎語。事情沒有落在那些人的身上,那是站著說話不腰疼。 (64memo反貪倡廉-1989)


(四)激進與漸進  △
  歲月不饒人,當年失去孩子的母親,今天大都步入了晚年;當年失去丈夫的妻子,也已五十上下了。在最近的七、八年裏,我們已有十四位一起抗爭的難友離開了人世。“六四”問題再拖延下去,很多年邁的母親就看不到討回公道的那一天了。想起這些,大家都有一種無奈和悲涼的感覺。但是,如果因為看不到結局就放棄抗爭,又怎能心甘呢?怎能對得起死去的親人呢?凡事都有個積累的過程。沒有前人的積累,後人就得從頭起步。因此,我們需要的是耐心,需要的是堅持,絕不能放棄。 (64memo.com / 2004)

  這次座談,很多難友都談到了近年來海內外民運界關於激進與漸進的爭論,認為這樣的爭論對我們群體的抗爭是有啟示的。

  難友趙廷傑在發言中說:“六四”問題的解決,不能脫離開整個世界的大氣候。我是主張漸進解決的。因為事實上不可能馬上解決。漸進解決符合世界潮流,也符合國內潮流。但有些人遇到事情很激動,恨不得把共產黨都抓起來殺了,把共產黨推倒,翻它個底朝天。這種看法不現實,也不可行。我們主張點滴積累,主張先易後難,把現在不能解決的問題先放一下,並不是不要解決。我覺得這樣做是可行的,否則反而什麼問題也解決不了。在我看來,現在對共產黨專制統治的抗拒,有各種力量,不光是我們“六四”難屬,有黨內的,有黨外的,有國內的,有國外的,還有軍內的。對於這些方面的力量,要互相忍讓,各自發揮自己的作用。據我看,不要小看了今天黨內的持不同政見者,黨內的反對派,他們的根基比黨外人士、黨外反對派深得多,他們比外面的人更瞭解共產黨,他們抓住共產黨原先說過的話,質問現在的領導人,現在的領導人就無言可對,也沒有辦法整治他們。從一些材料看,現在黨內的極左勢力還很猖狂,他們歷來存在巨大的能量,靠外面的力量無法制服他們,只有黨內的“右派”(民主派、反對派、開明派)才能抗衡他們。因此我們要同黨內人士聯合起來,同他們交朋友。比如像李銳、謝韜,等等,丁子霖他們同這些人的關係很好,將來解決“六四”問題,還要借助他們的力量。 (64memo祖國萬歲´89)

  趙廷傑在他的長篇發言中還說:根據現在的世界潮流,我認為像過去毛澤東時代那樣的一個人說了算,恐怕是不可能存在了。現在講制度的轉型,我想這種轉型是可能的,因為已經沒有毛、鄧這樣的絕對權威了。講轉型,說的一定是和平轉型,和平的轉型又一定是漸進的(蔣培坤插話:反過來說,搞激進總是與革命、造反、武裝暴動、軍事政變等等連在一起的,搞這些付出的社會代價太高,付出的生命代價也太大)。 (64memo中華富強-89)

  趙進一步談到,“六四”問題只能放在制度轉型的過程中去解決,不可能單獨拿出來解決。這一點我們難屬一定要明確,如果我們沉不住氣,就很可能犯錯誤。我想今天的領導人,他們不是“六四”元兇,他們也會有自己的一些想法,但是目前我們還看不出他們能拿出勇氣來解決“六四”問題,所以我們還不能樂觀。

  趙最後說,以上這些問題,我們平常談得不多,但我們必須關心,因為我們的抗爭不是孤立的,我們要慢慢走入這個軌道。

  在這次座談中,遺孀尤維潔也作了一個長篇發言。她說,89年的時候,學生上街反腐敗,爭民主,天安門廣場聚集了那麼多人,我是很感動的,我覺得年輕學生擔負了歷史的重任。我去天安門廣場的那天,看到天上有飛機在盤旋,但學生並不怕,一位學生還笑著說,把炸彈扔下來吧!但是我是萬萬沒有想到,後來真的開槍了。當時北京市民都出來了,把汽車推到大街上,把學生擋在安全的地方,他們為什麼會這樣做?就因為學生表達了他們的心聲。說實話,我當時看了也很感動,非常感動。一個國家只有經濟的進步,沒有新聞自由,沒有法制監督,只會是一部分人受益,大部分人不可能受益。學生就是要解決這個問題。因此我支持那場學生運動。但是我也不贊成當時一些偏激的行動,比如把某某領導人的畫像用繩子吊起來,還有那些打倒某某某的大標語,我覺得如果我們做的事情是正確的,就應該是理性的,我們可以對國家的制度提出自己的看法,但要是去攻擊某某領導人,(插話:當時學生還沒有像現在有人提出推翻共產黨),那就只會激化矛盾。那種偏激的東西,實際上都是共產黨長期教育的結果,共產黨就一直有這樣的傳統。我這樣認為,不僅僅是因為我丈夫楊明湖被打死了,我看到了醫院裏血淋淋的場面。我確實是不贊成那些極左的東西。我們國家過去發生過很多災難,特別是文革和“六四”,當然責任在共產黨,這裏罪與錯是不能混淆的,但是老百姓容易走極端也不能不說是一個重要的原因。我們吃夠了偏激的苦頭,不能再讓文革、“六四”那樣的悲劇重演了。 (六四檔案 / 2004)

  在此次座談中,大家也談到了去年在民運界的另一個爭論,即有些人主張革命,主張推翻共產黨,主張改朝換代,由此對我們天安門群體走的路表示不滿意。對於這樣的看法,很多難屬都表示不同意,認為我們的路是經過長期抗爭做出的選擇,是一條正確的路。如果像文革那樣,亂哄哄的,就會給社會、給老百姓造成新的災難。有難友指出,我們天安門母親群體主張和平、理性地去爭取自己的權利,符合今天世界的潮流,沒有必要去改變。 (Memoir Tiananmen - 2004)

  最後尤維潔談到我們這十多年的抗爭。她說,我們做了那些事情,也許看不到結果(插話:你們還年輕,相信一定能看到),因為今天當權的人要拼命保住他們的小集團利益。但我相信,我們這個群體,無論年紀大小,十八年來所做的事情都是對中華民族的一個貢獻。我們問心無愧,對得起死去的親人。


(五)痛苦的抉擇  △
  座談會主持人丁子霖說:在漫長的歲月裏,作為“六四”慘案的受害者,我們所遭受的折磨和煎熬,不僅是生活上、經濟上的,而且也是精神上、心靈上的。十八年來,面對國仇與家恨,面對苦難與責任,我們的內心,常常處於一種情與理、愛與恨的衝突和搏鬥之中。這對我們這些受到過巨大傷害的人來說,無疑又多了一份錐心的痛。因為,我們需要作出痛苦的抉擇,需要保持冷靜和克制。 (64memo.com / 2004)

  在座的各位難友,都有一本厚厚的血淚帳,撩開昔日的傷痕,提起經受的苦難,我們仍然是那樣的錐心刺骨。這種傷痛是任何時候都很難平復的。難友周國林這次是帶病參加座談的。他兒子遇難當年,年僅十五歲。十五歲,還是一個孩子啊!但罪惡的子彈無情地奪去了他剛剛起步的生命。十八年後,一個大男人,說起這些,仍然泣不成聲。遺孀吳立虹,一開始發言,就哽咽著說不出話,大家勸她慢慢說,卻始終沒有說出一句話。但她忍住了一場痛哭。 (64memo.com - 89)

  遺孀黃金平說:打死了我的丈夫,落得個家破人亡,2004年當局又把我和丁老師、張老師一起抓了起來,受盡了屈辱,哪能沒有仇,哪能沒有恨,這事擱到誰身上都一樣。但是我們能去同共產黨去拼命嗎?不能。以牙還牙、冤冤相報能解決我們的問題嗎?也不能。(眾插話:共產黨殺人殺得多了去了,要報仇,也報不過來。你殺我,我殺你,還有個完嗎?共產黨的樣板戲裏說:仇恨入心要發芽。共產黨鼓勵老百姓向階級敵人報仇,說血債要用血來償還。土改、鎮反時搞訴苦會,搞公審,把罪不該死的人都殺了,以後每次運動一來,就死人。我們還能去學共產黨的樣嗎?) (六四檔案´89)

  遺孀付媛媛前面談到過她丈夫鄺家三代人的遭遇,她說她公公的父輩在土改中被“鎮壓”,89年他的兒子又遭槍殺。這是共產黨造成的這樣的血淚仇。按理說我們也應該把共產黨“鎮壓”了。但這樣做解氣倒是解氣,卻終究不是個好辦法。

  難友徐玨發言說:我們只能理性的對待,我們的三項要求,就是理性的對待。現在不是提倡法制嗎?那麼我們就按法制來解決。該道歉,就道歉,該賠償,就賠償,該審判,就審判。過去是拿起刀槍,現在應該拿起法律武器。

  趙廷傑說,我還是那句話,推翻共產黨,翻個底朝天,不解決問題。制度問題,從制度上解決。這就是制度的和平轉型。我們不主張推翻共產黨,但我們要結束共產黨的一黨專政。將來中國的問題,要用選票來決定,而不是用強權來決定。你共產黨能爭取到選票,我們無話可說,你爭取不到選票,被民眾拋棄,也怪不得誰。這就是中國的和平轉型,只有順利實現制度的和平轉型,我們的社會才能有一個健康的發展。解決“六四”問題,也只能從改變制度著手。(蔣培坤插話:因此我們提出政治問題法律解決。共產黨用槍桿子來解決政治問題,導致了“六四”慘案。我們用法律來解決政治問題,是為了避免流血。我們必須反其道而行之。) (64檔案´89)

  難友尹敏是個急性子,她說她等著盼著能早日解決“六四”問題,現在我們太理性了,再這樣下去,第二代,下一代,再下一代都不能解決,到我孫女這一代可能會解決,但對咱們這些人已毫無意義了,我們也就死不瞑目。(眾插話:共產黨怕不怕我們,怕我們什麼?他不怕我們上天安門,開輛大客車把我們裝走完事;他怕我們拿了菜刀去跟他拼嗎?也不怕,說不定還歡迎我們去拼呢,這樣他們可以把我們一網打盡。共產黨最怕的是我們的和平、理性,因為我們這樣可以爭取到更多人的同情、國際社會的同情,國際社會就會轉過來對他施加壓力,共產黨最怕的就是外國人施加政治壓力。你看是不是這個道理?)聽大家這麼一說,尹敏也覺得是這個理。 (64檔案-1989)

  丁子霖:我也是很矛盾的,克制、克制,還是克制,還有個頭嗎?但是,我們不能不看到世界的大趨勢,這個大趨勢就是在世界範圍內推廣普世價值,漸進地推進民主,實現和平的發展。中國也要適應這個大趨勢。我們每一個人也都不能例外。

  難友高婕說話不多,她只是靜靜地聽著。聽大家爭論,她開口了:我們還是一步一個腳印向前走,走得越穩當越好。我也不主張去同共產黨去拚命,一是我們沒有力量去拼,二是這樣做老百姓也不會支持。

  丁子霖接著上面的話茬又說:樣板戲《紅燈記》中有一句唱詞:“仇恨入心要發芽”。對於我們來說,同樣是“仇恨入心”,同樣要“發芽”,但是這個“芽”長出來的不應該是偏狹的報復心,而應該是尋求公平、正義的平常心。

  她接著回憶了2001年難友們討論《天安門母親的話》這份聲明時情景。她說,當時我們也曾對這個問題進行過認真的討論。定稿會上也曾有過爭論,但最後還是通過了那份聲明。丁子霖念了這份聲明中的幾段話:

  “今天,我們身上依然佈滿著累累傷痕,我們的步履依然是那樣的艱難;而且,在我們這個群體中,已有好幾位勇敢的母親離開了人世,倒在了尋求正義的路途上。然而,我們已不再是愚昧、麻木的一群,也不再是怨天尤人的哭泣者。我們既然已經站起,就絕不再躺下。我們蒙受深重的苦難,但這苦難沉積在我們心底的已不再是牙眼相報的偏狹與仇恨,而是對道義與責任的一種承擔。” (64memo.com - 89)

  “作為群體中的一員,我們每個人的社會地位、生活境遇乃至政治和宗教信仰都不盡相同,但我們作為母親,我們對自己的兒女、對所有孩子的愛,對和平、安寧的嚮往,對強權、暴行、殺戮的憎惡,對弱勢群體及受害者的同情,卻是相同的,因為這一切都出自一個母親的天性。也許我們一無所有,……但我們擁有一個母親的愛。正是這種愛,使我們這些孤立的個體凝聚在一起並激勵我們走上尋求正義之路;也正是這種愛,使我們獲得了作為一個人的尊嚴與自信,並促使我們加入到世界上為爭取自由、民主、人權而鬥爭的行列。 (六四檔案 - 2004)

  “我們這個苦難深重的民族,淚流得已經太多,仇恨已積蓄得太久,我們有責任以自己的努力來結束這不幸的歷史。今天,儘管我們所處的環境仍然是那樣的嚴峻,但我們沒有理由悲觀,更沒有理由絕望,因為我們堅信正義、真實和愛的力量足以最終戰勝強權,謊言和暴政。”

  丁子霖說,這些話都發自我們的內心,是我們從血淋淋的現實中體悟到的歷史真諦。當時我們說這些話,僅僅是基於這樣一個強烈的信念,那就是:不能讓我們的下一代再次遭到無辜的殺戮,不能讓其他母親遭受到我們曾經遭受過的苦難。今天,這些話仍然在我們的耳邊迴響。今天在座的,很多參加過6年前的那次定稿會,那是很值得我們懷念的。


(六)尾聲  △
  丁子霖:兩次座談,參加者每人都發了言,有長有短,爭先恐後,氣氛熱烈。這是十八年來的首次。以前我們也常常在一起議論,還曾召開過無數次的定稿會,我們每次發公開信、發聲明,都要在一定範圍內反復協商,認真討論,有時一個文本討論還不止一次。正是通過這種暢所欲言的自由討論,才就一些問題達成共識。但今年這次座談會不同於往年,我們年初就著手準備,不少難友還看了一些參考資料,寫了發言提綱。今天出席的大部分是工人、普通職員,知識分子是少數,但大家都能說到一塊去。 (64memo.com-89)

  我們討論的問題很廣泛,但都是與我們切身相關的事情。從大家發表的意見看,我們有一些基本的共識,但仍然存在一些不同的看法。我們還可以繼續交流。

  有朋友擔心我們開這樣的座談會當局會不會干涉,會不會帶來麻煩。我覺得不會。我們是履行憲法賦予的公民權利,言論、集會自由,誰也不能干涉。如果大家願意,這種座談會今後還可以開,多開幾次,也就覺得很平常了。

  參加座談的難友們也都表示,這次座談會把平常悶在心裏的話都倒了出來,心裏就覺得痛快、舒暢。希望以後常開。

  發佈

  天安門母親 2007年5月29日






文章出處:http://64memo.org/b5/17227.htm

小杨丹:张叔叔永远想念你......




2005年秋,北京的街头变地开始冷起来了,路上的行人不是很多,偶尔可以看见从树上掉下来几片发黄的树叶,道路两边绿色的树叶也开始变地成熟起来。我很喜欢北京的秋天,喜欢北京秋天的颜色。



就在我陶醉在路边美丽秋色的时候,我认识了这样一个家庭,一个母亲带着两个女儿坐在路边乞讨的家庭。路上的行人很少,偶尔也可以看见行人从这位母亲和两个女儿的身边走过。在她们的头顶上方是棵很大的扬柳树,时不时还可以看见,有几片黄色的树叶从高空中跌落在她们面前。



走近她们身边,我才看见这位母亲怀里抱着的小女孩已经在妈妈的怀抱中睡着了。孩子很小,尽管路边公交车发出的喇叭声音很响,但是这个孩子在妈妈的怀抱里睡地很舒服,好像路边的嘈杂和她没有什么关系。




這個故事很感人...有空可以到《日記小楊丹:張叔叔永遠想念你...》去看全部的圖文。我總覺得,這才是記者應該做的事情(撇開他隱匿或揭露自己身份與否這點不論),然而這卻也經常是記者難以做到的事情。難以做到有許多原因,一方面是記者本身不願意做,另一方面則是結構影響了記者的行動。呼...被蚊子吵醒的凌晨,發呆了一個小時,看到這網頁真令人鼻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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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zhangrenjie 时间: 2006-10-25 3:31:03 分类: 情感世界

写完《帮助寻找彭大爷的家》http://www.owecn.com/folder2/2006-10-25/2006-10-25_1_389_0.html,心情很难过。因为冬天就要来了,晚上开始越来越冷了,希望能有彭大爷家人的消息,希望彭大爷的冬天能在家人的身边度过。

今天接到的电话是有史以来最多的一天。晚上从外面匆忙地赶到我的办公室已经快凌晨两点了,今天一天接到了无数个电话。每一次刚接电话的时候,我都害怕会不会又是求助电话。说实在话,我现在真的害怕接到求助的电话,因为我真的不愿意在电话的那头听见失望的声音,尤其是每次接到远在外地的求助电话时,我真恨不得立刻飞到他们的身边尽我的微薄之力,可是面对现实,我知道我每次都去的希望真的很小。这几天在忙着给好几个孩子安排近期动手术。短信不停地响起,都需要一一回复。看到电子邮件里面这么多需要回复的信件,我告诫自己,千万不能闭上眼睛......

晚上回来的时候,我再次来到我和杨丹曾经生活过的地方,看着这块既熟悉又渐觉陌生的地方,不觉泪流满面。不知道为什么,我真的感觉杨丹没有离开我,杨丹没有离开她的张叔叔。很对次在梦中都能看见杨丹发紫的脸色和杨丹对我说“张叔叔一定会来救我的。”

看着电脑里杨丹的照片,我真不知道该如何来诠释我的心情,泪水肆意的在我的脸上流下来。这段时间有很多人打来电话要我不要再难过,可每每接到这样的电话时,我的心仍像被针刺过的一样。天亮了,我必须关闭电脑休息一会。小杨丹:张叔叔把你的照片存放在我的日记里,希望你不再孤单!希望你明白张叔叔永远想念你......




2007-06-03

生命不一定是直線


在朋友的部落格中,看見他轉貼的一篇文章《生命不一定是直線》,裡面一些想法跟我很接近,貼上來跟大家分享。

特別是鄉下長大的小孩子之創造力,以及關於閱讀的那部份,特別有感觸。可能因為我就是在鄉下長大的,可能因為從小老媽就在家裏擺了整個書櫃的書給我們自行取閱吧。我的童年,除了學校以外,還有在大自然中打滾、在書堆中獨處、在音樂中想像...的經歷。

以前總是會擔心自己是不是會不如大城市中長大的小孩,年紀愈長,經歷愈多後,愈有自信。原來,我們這些在泥巴中攪和的野孩子,有著比都市小孩更豐富的創造力,有著更柔軟且豁達的視野。

前幾天跟KB無意間到了接近石碇、坪林的二格山生態步道,發現那裡真是美麗,最主要原因我猜還是因為人煙鮮至吧。畢竟,需要穿越過一大叢墓仔埔,就會先阻擋一堆人前進了吧。這樣也好,當地生態才得以保留下來。人類還真可悲,怕些鬼神,卻沒發現最該怕的反倒是人類本身。

遠離了市區的悶熱吵雜,我們才上山就先與一隻大冠鷲打照面。我想這條路應該是老爸過去常走的一條路吧,可以回宜蘭家裏的山路。我們開始在山谷間大聲唱起了歌,儘管都是些胡亂哼唱,隨意亂接的曲子,但相當爽快。

那天下午,望著翠綠高挺的群山,枕著偶爾飄移過的白雲,伴著此起彼落的蟲鳴鳥叫,大口吸著渴望已久的新鮮涼爽空氣,甚是愜意。

要是我將來有小孩,一定要讓他們在這種大自然環境中長大。我才不相信什麼別輸在起跑點上這論調,我相信只要有熱情一切都有可能。畢竟,終點的重要性勝過起跑點,而過程的經歷更勝於終點。


喔喔,差點忘了貼文,文章如下:





生命不一定是直線 / 洪蘭 陽明大學認知神經科學實驗室教授

台灣的孩子一般沒有什麼機會玩,我個人覺得這樣的現象很令人擔心。
我在陽明大學醫學院任教,我們有些孩子還沒有準備好,就已經要去當醫師了。他可能有很豐富的醫學知識,可是還未必能面對,診療過程中必須面對的心理壓力、道德壓力與生命課題。

有一些記者問我,為什麼我覺得我先生(曾志朗)的抗壓性很強,我想主要是因為他是在鄉下長大的,我們在美國結婚五年後,我才去他家,去的時候發現,鄉下長大的孩子童年快樂很多。

他曾經告訴我,他們常去溪裡面游泳,老師三令五申告誡,他們依然不改,於是老師趁他們游泳時把衣服拿走,他們只好在溪水裡等到天黑,拿著芭蕉葉,遮住重點部位,跑回家去,而媽媽當然早已拿著棍子在門口等囉!

他拿到博士後,母親當選模範母親,他跟她說:「你怎麼能當模範母親?你在旗山鎮拿著棍子追著我跑,每個人都看見了!」

有快樂童年的孩子個性比較開朗,希望我們的教改,可以讓孩子成長得更快樂!

金絲雀如何學唱新歌

我的小孩八歲時回台灣,面對中西文化的異同,求學過程特別曲折。起先念嘉義民雄國小,後來因為語言、體罰等因素,適應不良,轉到台北讀北師附小。當時我在中正大學教書,由我母親照顧我的小孩。

我母親的教育觀念是舊式的:先做功課後玩耍。小孩一回到家,趕快把功課做完,以便玩耍,我母親一看說:「咦!那麼快就做完了?去複習!」小孩一聽,趕快去複習,正打算出去玩,我母親說:「複習完了,去預習!」

當時我母親常說:「現在三年級的功課怎麼那麼多呀?做到十點半還做不完!」後來我才發現,原來我小孩是把功課攤開在桌上慢慢地做,我母親一離開,他就去玩,聽到腳步聲,他就趕快回到書桌前!

我發現這件事時,相當的擔心;由實驗知道,要改變一個壞習慣,需要花上十倍的力氣!金絲雀學會唱一首歌後,若要牠再學新的,牠會乾脆讓神經細胞死掉,第二年再長新的。

於是我試著說服母親,讓小孩做功課前先玩,結果我母親回答:「業,精於勤,荒於嬉!」她的六個女兒都讀北一女、台大,她堅持當新式教育還不知成效如何時,先用傳統教法!還說我小孩晚回國,起步晚,必須要「追上去」,所以安排他每周補習三天,小孩叫苦連天!

從「身心症」到愛上學

國二上,我的小孩得了「身心症」。早上七點鐘時,他的體溫開始上升,七點半時,燒到三十九度半;怕他做假,我家有很多溫度計,但是不管哪一支溫度計,量出來都是三十九度半,我只好打電話向老師請假。請假後,到了八點半,他準時退燒。

到了上學時間,常常是我先生抬頭,我抬腳,兩人合力把他拖上汽車,他一路上叫:求求你不要叫我去上學!」聽了心中真的很不忍,我們為什麼會讓孩子讀書讀到這樣的痛苦?

進入美國學校三個禮拜後,「身心症」不藥而癒。他變得很喜歡去上學。他們老師早上七點鐘到學校,他想跟老師共進早餐,討論功課,所以早上不到七點,就挖我起床送他去上學,而我常是前一天做實驗做到半夜三更。

他對他的老師,那些肯幫他的老師,有說不出來的感恩和愛戴。

我從小學六年級開始集郵,特別珍藏了一些東南亞各國獨立時發行的紀念郵票。小孩在學校上到有關國家獨立的課程時,向我借那些亞洲國家獨立紀念郵票,當作參考資料,帶去 學校,結果被老師一誇獎,就把郵票送給老師了。我說:「不行啊,那是媽的珍藏。」我的小孩說:「可是我的老師更喜歡那些郵票!」

他的老師隔了四年沒有教他,去年在路上遇到,正值總統就職典禮前,孩子回來對我說:「老師說他從來沒有參加過就職典禮…」我們只有一張貴賓卷,孩子竟然跟我說 :「你不要去啦,讓我的老師去!」

我可以感覺到,老師只要對孩子有一些用心和付出,孩子就會非常感激,令人非常感動。

教小孩,要從動機下手

我覺得,我們的課本編得太淺了,我們不能低估孩子的聰明智慧,以為以他這個年齡,只能了解某個程度

皮亞傑有個實驗:五個彈珠排一排,有上下兩排,將第六顆彈珠加入下一排並將長度縮得比上一排小,問小孩哪一排彈珠比較多?結果小孩會說較長的那排較多。事實是-將彈珠換成巧克力後,實驗結果完全改觀,兩歲半的小孩都知道要拿下面這一排!

我們在小學二年級時,開始教整數概念,一個當老師的媽媽問小孩:「小於一百的最大整數是多少?」小孩目瞪口呆,不知道媽媽在講什麼,眼看弟弟要挨揍,哥哥跑過來幫忙:「媽媽要給你一個紅包,裡面的錢不得超過一百塊,你要多少?」弟弟立刻說:「九 十九!」

今天我們的教學不能與生活連在一起,小孩不知你在問什麼,這不代表他笨!

我先生以前要我兒子學中文,規定回到家裡不能講英文,要講中文。於是我的小孩每天回到家,一腳站在門口就用英文把當天學校發生的事情講一遍,講完,進到家,就不講話了。他其實相當痛恨中文,可見體罰對一個孩子身心殘害之大,他到現在還不肯拿筷子,但是很會青蛙跳,可以跳完整個操場!
 

對於孩子,真的要了解他的心理,而且要有方式對待他。我後來讓他願意看中文,完全是從金庸的《書劍恩仇錄》著手,武俠小說嘛!講到最精采的地方,我就停下來說:「媽媽要去做實驗了。」他拉著我問,後來呢,後來呢,我就叫他自己去看。其實他並不能全看懂,自己用想像力填補了很多地方

從了解到關懷到行動

我的小孩剛轉到美國學校時,上課第一天,老師發了十四本英文書,說是這學期要唸的,有哈波李的《梅崗城的故事》、賽珍珠的《大地》、史坦貝克的《人鼠之間》 等。

這些書都蠻深的,我們的大學生都不一定會讀,何況九年級(相當國二)的孩子?我去問老師為什麼選這些書,老師說:「十四歲的小孩,肌力已經足以傷人,如果心智上不夠成熟、缺乏同理心的話,很可能做出令自己後悔一輩子的事情!我們必須在他青春期剛開始時,讓他的思想跟上,藉著這些不同人種受到不同待遇的書,教會他們『同理心』是 什麼。」

《梅崗城的故事》和《奴隸船》是描述美國南方黑人所受的不平等境遇。我的小孩看完了這個故事,一直問我:黑人並沒有比較笨,為什麼會因為他的顏色就遭到歧視?他們以前在學校裡叫黑人Negro,但看完這些書後,就不再那麼叫了。《人鼠之間》拿過諾貝爾獎,主角是個智障的孩子。當時發生了喜憨兒烘焙屋被人潑餿水的事件,同學們看了書 後,主動下山去幫忙喜憨兒清洗。

因了解產生關懷,因關懷產生行動」,我在我小孩身上印證了這一點!

「閱讀」是無可取代的

我們的學校應該多提供課外書,因為看得懂的孩子可以從中得到很多的知識,好像搭個鷹架,讓他自己走上去一樣。現在流行的多媒體教學,其實是不能取代閱讀的

我小孩11年級時,老師要他們看《戰爭與和平》,要交報告的!但是書太厚,他去租錄影帶來看,看完寫報告交去,卻不知電影結局被導演改了。老師發現後,罰他再看一本《飄》。
 
這次他乖乖地看書寫報告,但是我覺得《飄》改編的電影《亂世佳人》是經典作,很值得一看,就租來跟他一起看。小孩看了一半,就看不下去,他說郝思嘉是十六歲,怎麼可以由三十歲的費雯麗演?我說豈有此理,《戰爭與和平》的女主角是俄國人,奧黛麗赫本是美國人呢,你怎麼就看得下去呢?他說:「因為我是先看電影再看書,不管書中怎麼樣描寫,都是出現奧黛麗赫本的形象呀!要是先看書,電影中出現的影像跟我的想像不合,我就看不下去了!」

所以,看書時是自己的想像力,電影是導演的想像力,別人的想像力會阻礙自己發揮想像力
 
聽演講,如果你不了解背景知識,聽完後,所得有限;閱讀卻可以依照自己的速度,一再反覆。從實驗結果可看出,閱讀在大腦的神經機制上,電流所顯示的深度是不同的,而且影響神經之間的連結密度,我們現在所界定的聰明才智便是指這密度而言

電流是不會中斷的,例如路上看到小學同學,你不記得他的名字,但幾天後,你突然坐起來,想到了他的名字。電流被激發之後一直走著,連結越密,創造力便越強。有創造力才有未來,我們的未來,就在下一輩的創造力上,如果我們將腦力封鎖住、沒有創造力,我們的未來是沒有希望的。

北縣某國小有面擋土牆,上面有一到六年級的創作圖案,一年級的用個掌印壓下去,順著手指頭的方向畫出一隻漂亮的長尾雞,六年級用彩色的石頭排列成圈圈的幾何狀圖案。我們的孩子,進學校時很有創意,被我們教了六年以後,就變成石頭,這就是一定要進行教改的原因。

我自己覺得,除了行為不要逾矩的最低下限外,教育者(包括父母、部長在內)要放手讓人全面自我發展,小孩才會有創造力!

生命不一定是直線,他可以是放射線、雙曲線或反折線,甚至可以是個圓,只是需要你主動塑造,完成屬於你自己的圓



2007-06-02

(轉)廈門街頭游行公安指為非法集會


DWNEWS.COM-- 2007年6月2日21:50:40(京港臺時間) --多維新聞網

 廈門市區連續兩天發生反興建PX化工廠游行﹐廈門市公安局今天發布新聞稿﹐指連續兩天的游行是「非法集會游行」。

 據廈門網報導﹐廈門市公安局新聞稿指出﹐「昨﹑今兩日﹐我市連續發生非法集會游行﹐嚴重擾亂了社會公共秩序﹐妨礙了廣大市民群眾的工作﹑生活」。

 廈門公安指稱﹐「今天上午﹐公安網監部門發現有人採用拼接手段在網路上偽造所謂六月一日上午在火車站廣場一帶集會游行的虛假圖片﹐企圖混淆視聽。而實際情況是﹐火車站廣場前道路目前正在施工﹐這一區域根本未發生此類情況」。

 廈門公安說﹐他們還發現有人以非法組織「反PX聯盟」的名義給市長專線打匿名電話﹐對政府工作人員進行恐嚇﹑威脅等。

 廈門公安表示﹐「從這些現象和公安機關了解掌握的情況看﹐當前事件的性質正在發生變化﹐非法集會游行有被違法分子操縱﹑利用的跡象﹐請廣大市民群眾務必引起高度警覺」。

 廈門市公安局最後還呼吁市民﹐「珍惜和諧穩定的良好局面﹐配合公安局關履行職責﹐保持高度警覺﹐明辨是非﹐千萬不要被違法分子所利用」。並重申「對違法行為﹐將依法予以嚴肅查處」。



文章出處:http://www5.chinesenewsnet.com/MainNews/SinoNews/Mainland/2007_6_2_9_50_40_369.html

(轉)手機短信阻擊中國化工項目


2007年05月31日14:55

中國廈門市暫停了一個化工廠的建設計劃﹐此前大量的手機短信和網絡消息引發了民眾對該項目的強烈抗議。

民眾的反對以及政府作出讓步表明﹐中國人正在越發積極地參與環保﹐這也說明即時通訊等技術正在幫助抗議者衝破中國政府對自由言論的壓制。

中國經濟高速增長所帶來的環境代價正在引起北京方面日益深重的擔憂。政府擔心環境惡化──這不僅污染空氣和水源﹐也引發了越來越多的健康問題──有可能破壞中國經濟的發展成果。污染問題已經成為社會動蕩和民眾騷亂的導火索。

在緊張局勢持續數週之後﹐中國南方富庶的港口城市廈門最終宣佈﹐暫停建設該化工項目。而就在一天前﹐國有媒體還援引當地政府的消息稱項目將繼續進行。

新華社報導說﹐廈門副市長丁國炎週三在市政府常務會議結束後的新聞發佈會上宣佈﹐廈門市政府決定緩建海滄對二甲苯化工項目。丁國炎表示﹐市政府對市民表達的看法和建議表示理解和肯定﹐經過一段時間的研究﹐決定有必要在原有項目評估的基礎上擴大環境評估的範圍。

在距廈門市中心很近的地方修建一個對二甲苯工廠的計劃激起了當地居民的憤慨。對二甲苯是一種有毒的化工原料﹐是聚酯、樹脂和化纖的生產原料﹐在美國被列為危險化學品。

在廈門市民中廣為傳播的一條短信里這樣寫道﹐這種巨毒化工品一旦生產﹐廈門全島意味著放了一顆原子彈﹐廈門人民以後的生活將在白血病、畸型兒中度過。我們要生活、我們要健康﹗

自2005年底東北松花江畔化工廠爆炸事件之後﹐中國民眾對環境問題開始關注起來。那次化工廠洩漏造成了數百萬居民的飲用水污染﹐也迫使中國政府開始著手應對廣泛存在的污染問題。

據國家環境監測部門資料顯示﹐儘管政府屢屢承諾打擊污染行為﹐但化學品洩漏等事件幾乎每天都會發生。

該化工項目在擁有150萬人口的廈門市引發的強烈反響表明﹐公眾態度已經發生了轉變。據新華社報導﹐廈門近百萬市民通過手機短信的方式表達了他們的反對立場﹐並最終促使政府做出了讓步。

儘管受到了政府的嚴密控制﹐但中國的互聯網和手機短信息仍有很大的自由度。廈門短信息事件凸顯出一種在中國傳播信息的新途徑。中國的手機短信息已經被用來發送文字廣告。

短信息已經成為反對政府決策的有效途徑﹐廈門此次事件就是最突出的一個案例。與網絡信息相比﹐對短信息的封鎖更為困難。

儘管如此﹐有跡象顯示政府已經採取措施加以限制。記者通過電話聯繫到的廈門市民表示﹐含有在6月1日組織抗議游行內容的文字信息已經轉發不出去了。

另有廈門市民表示﹐一些有關該項目的網絡貼子已經被刪除了。當地一所大學的工人表示學校領導已經警告大家不要參加抗議游行。

一個網名叫駱駝的人表示﹐我們不想要該死的GDP。

該化工廠原計劃修建在廈門市郊的一個工業區。據新華社報導﹐台商背景的騰龍芳烴(廈門)有限公司(Tenglong Aromatic PX (Xiamen) Co.)將投資14億美元興建該項目。

廈門市政府官員表示﹐該項目已經得到了環境和中央規劃部門的批准。一位公司管理人士也證實﹐相關審批手續都已經通過了﹐並表示﹐直到週三早上公司才被告知項目暫停的消息。

騰龍芳烴公司和翔鷺集團(Xianglu Group)屬同一投資者團體所有﹔兩公司的最終股東是誰還不清楚。

對該項目的反對意見是在今年春季提出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Chinese People's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期間﹐約有100位代表曾經對該項目距離市中心太近表示擔心。

據新華社報導﹐持反對意見的政協代表趙玉芬曾表示﹐對二甲苯項目應該在距離大城市100公里以外開發。

政協代表的意見很快得到了一些博客的支持﹐其中包括自由撰稿人連岳。他在自己的網站上撰寫批評文章並敦促廈門市民參與進來﹐還對該做些什麼提出了一系列建議。他寫道﹐“首先﹐你不要怕。”

連岳週三拒絕發表評論。


文章出處:http://chinese.wsj.com/big5/20070531/chw150955.asp?source=channel


(轉)中美兩國採取措施回應環保責難


2007年06月01日11:38英

中美兩國都表示﹐將在下週舉行的八國集團(Group of Eight)首腦會議之前提出解決全球變暖問題的計劃。據預測﹐中國和美國這兩個溫室氣體排放大國將在此次會議上面臨加大減排力度的壓力。

中國表示﹐計劃在6月6-8日在德國舉行的八國集團首腦會議前推出人們期待已久的一項戰略計劃。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將出席本次會議。美國總統布什週四則呼籲世界經濟大國展開協商﹐以制定出溫室氣體減排的全球目標。

德國總理默克爾(Angela Merkel)等歐洲國家領導人呼籲﹐希望中國等國接受溫室氣體排放量限制。歐洲官員還要求美國在氣候變化問題上發揮表率作用﹐而美國至今仍堅決反對接受硬性減排目標﹐科學家們認為溫室氣體排放是導致全球變暖的因素。

布什週四的表態顯示美國政府在全球變暖問題上的立場發生了巨大轉變﹐布什政府此前一直堅稱﹐減排目標會妨礙經濟增長﹐而且在沒有主要新興市場國家參與的情況下它對阻止全球變暖也收效甚微。

哥倫比亞大學著名的發展經濟學家傑弗里•薩克斯(Jeffrey Sachs)表示﹐如果美國在應對全球變暖問題上採取更為積極的立場﹐中國可能也會效仿。薩克斯最近在接受採訪時說﹐中國很重視這個問題﹐但如果美國不斷發出不作為的信號﹐中國領導人恐怕也不會充英雄。

美國政府的這項新建議可能會招致環保人士的批評﹐他們擔心﹐另行對話將削弱正由聯合國召集的大範圍談判。但美國政府認為﹐布什總統所設想的對話可以解決中國、印度、巴西等新興市場國家游離事外的問題﹐實際上有助於促進聯合國主持的正式談判。

國際能源署(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預計﹐中國將於今年超過美國成為世界上最大的溫室氣體排放國﹐這比此前的預測時間提早了許多﹐原因是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中國雖然是《京都議定書》的締約國﹐但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中國無須制定具體的減排目標。

中國官員表示﹐全球變暖的責任應由發達國家來負﹐並抱怨說﹐鑒於中國是一個相對貧困的發展中國家﹐因強制性減排而使中國經濟增長受到限制是不公平的。中國官員指出﹐減排就意味著經濟增長的減緩。成千上萬的燃煤火電廠是中國主要的溫室氣體排放源﹐它們對中國成長為一個出口大國功不可沒。

中國一位參與氣候政策制定的高級官員週四在新聞發佈會上對外國記者表示﹐強制性減排配額對中國是不公平的﹐所以中國不會接受。在此新聞發佈會上中國披露說下週將公佈減排計劃。這位官員表示﹐中國支持通過財政援助來推動溫室氣體減排。

大多數氣候學家認為﹐化石燃料燃燒所產生的二氧化碳等溫室氣體是全球變暖的罪魁禍首﹐至少是原因之一。國際能源署之前曾預測中國的溫室氣體排放量將在2010年超過美國。國際能源署是發達國家在能源政策方面的顧問機構。

雖然中國正在快速發展核能、風能等清潔能源﹐但煤炭的消耗量仍然很大﹐煤炭雖然便宜但污染更大。所以有人擔心如果中國不設置二氧化碳排放限額﹐將抵消其他國家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努力。

中國對此表示反對﹐稱不用設置排放限額﹐只要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就能限制溫室氣體的排放。雖然中國在提高能效方面已有進展﹐但距離既定目標仍有距離。

中國官員過去一年中一再表示﹐他們正越來越重視全球變暖問題。多年以來﹐中國一直把這個問題的責任全部推到西方國家身上﹐但是中國發現﹐風暴、乾旱和沙塵暴等異常天氣現象對中國的影響特別強烈﹐中國政府懷疑這些災難都和全球變暖有關係。

科學家們指出﹐由於中國的人均自然資源擁有量已十分緊張﹐全球變暖給中國帶來的影響比對發達國家要大得多。中國自己的研究則發出了食物短缺預警﹐並顯示海平面的上升可能淹沒沿海經濟發達城市。

中國可能將在下週的報告中宣佈一些自願措施以減少溫室氣體的排放﹐其中包括提高自然資源的循環再利用水平及大量植樹以擴大森林覆蓋面積等。

儘管如此﹐中國仍拒絕為全球變暖承擔責難。中國高級官員強調指出﹐要求中國在限制溫室氣體排放上採取激進措施是不公平的。

氣候政策官員稱﹐發展中國家面臨著發展經濟和消除貧困的緊迫任務﹐中國的溫室氣體人均排放量現在只有美國的五分之一。

Rebecca Blumenstein / Shai Oster / John D. McKinnon



文章出處:華爾街日報 / http://chinese.wsj.com/big5/20070601/bch114829.asp?source=channel

(轉)廈門民眾示威 政府緩建化工廠




廈門市民示威 廈門市民反對政府建設化工項目


中國廈門市政府在民眾發生大規模示威後表示已暫緩建設化學工廠項目,並希望民眾"通過正常渠道"反映意見。

廈門市周五(6月1日)爆發大規模示威,上千名市民遊行到市政府大樓外,抗議政府擬在鄰近的海滄區民居興建大型化工廠。

在普通市民和環保人士的強烈抗議下,廈門市政府已在周三(5月30日)宣佈緩建由台商投資的海滄PX石油化工項目。

不過這項宣佈並未使市民取消周五的示威活動。

據報道,威者佔據主要街道,高舉寫著"反對PX,保衛廈門"等字樣的橫額及標語,要求政府終止興建化工廠計劃。

其間示威者與武警發生衝突。

示威人群在數小時後和平散去。有示威者稱,市民的請願活動仍會持續數天。

熱線電話無法撥通

示威爆發後的當天下午,廈門市政府召開新聞發佈會。

副市長裴金佳表示,市政府已經決定暫緩建設PX項目,目前項目已經停工,並等待區域規劃環評的結果,預計評估會在半年內完成。

廈門政府也大量發送手機短信,促請"廣大人民群眾包括新聞界的朋友"通過正常渠道向市政府反映意見和建議。

BBC中文網記者周六(6月2日)多次嚐試撥打廈門市人民建議徵集辦公室熱線,但電話都處於"正在使用中"的狀態。

記者後來聯絡上人民來訪接待室,一位姓陳職員說,他們"正在收集意見,仍未統計" 。不過他承認,他們"也無法撥通"徵集辦公室熱線。



文章出處:http://news.bbc.co.uk/chinese/trad/hi/newsid_6710000/newsid_6714400/6714425.stm

(轉)市民強烈反對 廈門緩建台資化工廠



在普通市民和環保人士的強烈抗議下,廈門市政府周三(5月30日)宣佈緩建由台商投資的海滄PX石油化工項目。

廈門民眾此前通過手機短信表達抗議,並呼籲舉行示威集會。

BBC中文網也收到一些廈門網友發來的電子郵件,表達他們對整個事件的看法,反對廈門當局在海滄PX化工項目上的作法。

新華社說,廈門市政府決定緩建投資達108億元人民幣的廈門海滄PX石油化工項目,因為廈門市政府認為有必要擴大該項目的環境評估。

廈門市常務副市長丁國炎表示,"海滄PX項目的立項和建設,嚴格按照國家有關政策規定,嚴格按照法定程序,經過專家的環保評估論證,已得到國家有關部門的正式審批,項目建設手續完整,程序合法。"

如何看百萬市民轉發短信抗議事件?


他說,目前停工是因為最近有學者和市民對海滄PX化工項目提出看法和建議,輿論也相當關注,因此市府決定從善如流,擴大環保評估。

《南方都市報》周二報道說,上百萬廈門市民近日都在轉發一條相同的短信,反對該市正在興建的PX化工項目。

台灣翔鷺集團已在海滄區動工投資PX項目,這種劇毒化工品一旦生產,意味著廈門全島放了一顆原子彈,廈門人民以後的生活將在白血病、畸形兒中度過。-----市民流傳的短信內容之一

這則在廈門市民中流傳的手機短信說,"台灣翔鷺集團已在海滄區動工投資PX項目,這種劇毒化工品一旦生產,意味著廈門全島放了一顆原子彈,廈門人民以後的生活將在白血病、畸形兒中度過。"

短信說:"我們要生活、我們要健康!國際組織規定這類項目要在距離城市100里以外開發,我們廈門距此項目才16公里啊!為了我們的子孫後代,見短信後群發給廈門所有朋友。"

據報道,短信在結尾處還涉及號召市民參加遊行示威的敏感內容。

就在星期二,中國媒體報道還引述廈門市政府官員的話說,PX化工項目將繼續興建。但星期三情況就有了突變。

態度突變

路透社報道引廈門自由撰稿人鐘小勇說:"這是一種進步。這說明當局不得不聽取人們對環保的擔憂,不僅在廈門,在全國也是這樣。"

他說:"現在沒人認為他們不會對水、空氣和土壤造成影響﹔而公眾的覺醒日益增長,這件事是人人都應關注的事,不是事不關己的事兒。"


須知,緩建並不等於停建,變數仍然存在。-----中國網民博客


官方英文《中國日報》說,預計年產80萬噸的廈門海滄PX化工項目距離廈門島僅為16公里,距離廈門市旅遊區鼓浪嶼僅為7公里。

一名廈門網友在發給BBC中文網的電子郵件中說:"廈門要建PX化學工廠,現在已經有很多人知道了。現在那個工廠在建,政府不管大家的生存,為了錢他們什麼都做的出來。現在哪個工廠建在廈門的海滄,離廈門只有16公里,離海滄的住宅區只有1.5公里。"

另一名廈門網友則在給BBC中文網的電子郵件中表示,廈門6月1日可能"有集體遊行反對在廈門建立PX項目"。


學者警告


此前已有中國學者對廈門海滄PX化工項目可能造成嚴重環境污染提出警告。今年3月中國人大、政協兩會期間,共有105名政協委員聯署議案,希望當局能在別處興建這個PX化工廠。

中國政協委員趙玉芬表示,廈門海滄PX項目生產的對二甲苯屬於危險化學品和高致癌物,對胎兒有極高的致癌率,而且嚴重影響海洋的珍貴物種。

自由撰稿人鐘小勇說,緩建並不意味著這個化工項目被取消了。他說:"這意味著政府準備停下來重新思考,該項目有可能繼續興建。"

一位中國網友王石川也在其博客中指出,"PX化工項目緩建的消息無疑讓人長噓口氣,因為誰都知道px化工項目一旦落成將帶來什麼惡果。但是,該事件的進程遠未讓人心中的石頭落地。須知,緩建並不等於停建,變數仍然存在。"




本文連結:http://news.bbc.co.uk/chinese/trad/hi/newsid_6700000/newsid_6704100/6704165.stm

2007-05-15

女人病


昨天一整天頭痛欲裂,原以為經過一天的折騰,一切都會好轉。這下好了,因為吃藥而來的副作用,居然在凌晨4點多喚醒我。強烈的噁心感伴隨頭痛,讓我已經無法入眠...

當個女人真不容易,特別像我這種女性荷爾蒙分泌不足的傢伙更是如此。

催經針、催經藥及一個半月的等待,小紅終於心甘情願報到。嚴重的經前症候群讓過去一個半月情緒相當低迷,身體更是疲憊不堪。還有我覺得最慘的部份—浮腫—這個無可避免的副作用,有不少接受類似治療的人已經提醒過我。但有什麼辦法呢,寧可浮腫也不願意小紅繼續任性不來。

所以,面對家人們無情的表示「ㄟ,你怎麼變那麼胖」我實在啞口無言。畢竟我食量沒增加,運動量反而還增加了,這種藥物副作用並非我所能控制,與其因為這些言語而讓自己更不爽,不如坦然接受這一切。都不喜歡別人歧視疾病或旁觀他人苦痛了,自己又怎麼可以這樣對待自己呢?

只能放寬心,面對目前的一切不適,試著不讓身體的痛楚影響情緒(雖然很難)。畢竟,日子還是得過,選擇樂觀總會比較快活些,是吧?


2007-05-14

人師


本來是要回應古士塔夫新文章:教師年輕化 但可能因為我這firefox有問題,總是無法回應,所以就把自己的回應文貼於此囉。


大學時期有個我很欣賞的老師,他總是非常有行動力,認真蒐集許多國內外新聞剪報、側錄新聞廣告或節目片段、並且每年修訂他親自編撰的傳播理論講義,在課堂上與同學進行討論。課餘時間除了與同學組讀書會外,另外還在社區大學教課,他說社大那些"老學生"教給他更多東西。此外,有關媒體改革、反戰或一些他支持的社會運動,經常可以看見他帶著小孩一同上街頭。

不過他始終沒升等,我猜想他應該也很難升等。一是因為他實在非常認真在備課,那種認真程度我推想應該沒多餘時間精力接啥大案子做。或許就是因為他的認真,課堂上總是能激發同學許多想像,並主動發言討論(這真是其他課程難見的情況)。二是因為他實在太敢於直言,對於學校政策有意見絕對會在公開會議中提出,他不是那種鄉愿的人,或為了迎合大家而噤語者,我想這種人肯定招惹不少人厭。 :p

我每回都很擔心,哪天學校政策轉彎,逼得這麼一位好老師必須退出,這除了讓我為傳播領域後進者感到惋惜外,其實也跟著擔憂未來傳播界可能因為少了位有風骨的老師而每況愈下。

我記得,那時候有位老師急著要升上正教授,結果該學期兩堂課幾乎都草率帶過。對於想打混的學生而言,心中想著「真是賺到了」;但對於真想學習的人來說,心裡實在很悶。到現在我還是很難原諒那為了自己研究而犧牲教學品質的老師,儘管我清楚她有許多無奈與結構加諸的壓力。但我想,這或許是選擇與取捨問題。

在我成長過程中,那些挹注熱情在教學、關心學生的老師們,對我影響最深刻,也是我最感激的老師。至於那些所謂學術聲望極高者,多半只顧著自己的研究,或不知如何與學生相處,這些老師儘管我欽佩其研究精神,但在我生命中再難烙印些什麼。

我曾經問過那位老師,究竟為何他可以待在學校幾十年(因為我猜想換做我恐怕會覺得無聊)。他回答我「因為我熱愛我的工作」他說他喜歡教書還有跟學生互動,只要有熱情存在,就足以支撐他繼續走下去。從此,這「熱情」兩字經常在我心中迴盪。



2007-05-13

六十年


今天一早,我跟阿哲去找教練,沒想到他現在一個人住,我們原先打算不留下來吃午餐,後來知道這將近一年來,他都一個人住,於是我們好說歹說的拉著教練一起去餐廳吃飯。

教練說,他前不久才跟球隊另外兩個學長姊去吃簡餐,又貴又不是特別好吃,想說服我們「我到蘭陽女中對面買三個便當吃就好啦,不然我們一起去吃也可以阿,便宜又好吃,你們別破費啦」

阿哲說「教練,我們很久沒跟你一起吃飯了耶,而且我們兩個人都在台北,你跟兩個人住宜蘭的人吃飯,卻不跟我們吃飯實在不夠意思。」我說「對阿,不然我們去吃火鍋,恩,不然蘭女對面有間義大利麵挺好吃的~~教練~~走啦走啦~~」(我本來想下廚,但是看看教練家廚房很像沒菜就作罷)

教練不死心的繼續說「我平常都自個兒煮菜吃阿,不用那麼麻煩還花錢,你們又沒有在工作,你不是沒在工作了嗎?」我說「有阿,他有工作阿,在內湖科學園區當電腦工程師ㄟ,哈哈哈,別擔心這事~」

於是,在我們一搭一唱的勸說下,教練終於願意跟我們一起出去吃飯。也是在今天,我才更清楚,當年那個二十多歲的青年,隻身來台教書這六十多年光陰,有多少悲歡離合。那是一段,我讀再多書也很難深刻體會的經歷,一段將黑髮染成白髮的歲月。

教練說,民國三十六年,二二八事件剛發生沒多久,他人正在和平島外海的大船上。那時候船上得到消息,知道台灣正在動亂,於是船長廣播,告知船上所有乘客台灣發生暴動,如果還想上島的人,請到船長室登記。那時候,船上好幾百人,決定上島的只有七個人。教練就是其中一名。

「那七個人中,有三個是大陸人要去台灣,但這三個人是因為妻兒都在台灣,非回台灣不可;另外三個是台灣人,所以也要回去。」我問教練,那他到台灣做什麼?他說,當時船上的人也這麼問他,「你那麼年輕,又是單身一個人,現在台灣在殺大陸去的外省人,你幹麻還要去?」

教練說「我跟台灣人又沒仇,沒什麼好怕的阿」他當時是被教育部派到宜蘭教書的,而這段前往台灣的路途,其實相當曲折。

我這才知道,當年對日抗戰結束前後,教練跟著在軍中擔任重要職位的哥哥,一起從南京跑了大陸很多地方。最有趣的部分還是那一段他們跑去山東辦年貨的日子。教練說,他當時穿著軍服,別著嫂子的上尉軍徽,然後跟著運送通訊器材,「許多人看見我還跟我鞠躬敬禮呢」呵呵,我開始想像當年二十出頭的教練,可能也相當頑皮。

他說,過年的時候,他們搭火車去東北辦年貨「因為便宜阿,一隻雞只要1塊錢,有時候一毛兩毛也可以買到很多童子雞」他們從南京搭了八個多小時的車到了山東,由於火車站站停靠,所以他們四個兵就會經常下車買東西吃。

後來,他們從山東買了好幾頭豬、一堆雞跟鴨,四個小夥子就一起搭車運回南京的軍營。他在廚房煮了很豐盛的年菜,讓軍隊的弟兄飽餐一頓。

教練的老家在蘇杭一帶,跑到貴州唸書,等到抗戰勝利才又從西南返回上海、南京。後來有位當時他在教育部工作的老師問他,想不想去西北教書,教練問過他哥哥,他哥哥說「你才剛從西南回到南京,現在又想跑去西北?」由於家裡的反對,教練於是回絕了他的老師。

後來,那位老師又打電話給教練,問教練是否想去台灣教書。教練又跟他哥哥說,他哥哥這次更不解,「你這人真的很奇怪,我們從西南好不容易回來,你一下說要去西北不成,這下居然要跑去東南邊?」但這回出於一些因素,教練很堅持到台灣,拗不過他的哥哥只說了一句話,「你自己決定吧!」

哥哥不打算給教練盤纏,但是嫂嫂則是將她手中的戒指取下拿去賣了。教練說,那一幕他印象非常深刻,到現在都還記得很清楚嫂子脫下戒指的那一刻。「總共賣了43萬元,這就是我後來帶來台灣的全部家當」教練說,扣掉船票8萬多元,剩下的就是他當時在台灣生活的老本了。

他是搭小艇在基隆上岸的,那時候沒人要幫他搬行李。我問教練為什麼,但其實我大概猜想得到。「因為我看起來是大陸來的阿」教練說,當時幸好身上帶的網球拍救了他,還有自己曬得非常黝黑的身體,以及胸口不經意露出的胸毛(聽到這裡我們跟教練忍不住一直笑),就是這些特徵救了他。

「為什麼阿?到底發生什麼事情?」我搞不懂上不上得了岸跟胸毛有啥關係,呵呵,於是繼續追問教練。

教練說,因為這樣的他看起來很像日本或小琉球來的人阿,所以大家就比較尊敬他一些。不過,那時候從宜蘭往台北的火車,特別是經過牡丹一帶,經常會有所謂的外省人被打被殺。「他們都說二二八事件台灣人被殺了很多,但我知道外省人死得也很多。」教練說,那時候在火車上,動不動就會有人問「你是哪來的?」「國歌怎麼唱?」

如果是大陸來的人,多半不會唱「國歌」,也就是日本統治時期的國歌,也因此經常被拉到車廂間拳打腳踢。等到過山洞時,很多人就被推下火車,死的死、傷的傷。

我開始回想,每次火車經過山城牡丹時,那股悽涼感該不會就是這樣來的吧?從小我就特別注意三貂嶺、牡丹前後那幾個車站,因為我覺得那裡好安靜,窗外景色又很漂亮,夏天的普通車行經那邊時,特別涼快。現在那裡變了,河川整治亂搞一通,溪流早就不是我小時候見到的模樣。

對我來說,教練是影響我非常大的一個長輩,我從國小六年級第一次見到他,就覺得他很可愛。國中之後加入他帶領的球隊,那是我到目前為止最精采的一段學生生活。我們不只學習打球的技巧,還從他身上學了非常多待人處世的道理。運動家的精神,對我來說就是某種做人的風骨。在一次次的練習、出外比賽過程中,我的許多壞毛病,漸漸消失。那個當年一不開心、一輸球就急躁、暴跳如雷、患得患失、傷心難過的我,早就慢慢學會笑眼看待這一切。畢竟,有時候接受失敗的事實,是比獲得冠軍難上更多倍的事情。

「你如果每次輸球就不開心,就這麼難過,不如不要打球好了。」這是教練在我國二那年對我說過最重的話。那時候我們在東光國中旁邊的羽球館比賽縣內羽球賽,我那場單打輸了,好強的我根本無法接受這種事情,於是擺著張臭臉,生氣又難過的坐在場邊觀賽。教練招手要我過去,他跟我說,比賽靠得不只是那些殺球技巧,我的速度快、力量也夠,但是就是性子太急。「你一急,球就容易失誤,愈是處於劣勢,你更要沉住氣。你急著殺球想得分,就容易掛網。」教練指著我的腦門說「打羽球要動腦筋,光靠蠻力跟體力是沒有用的」

我記得我那天超級不爽,因為我知道自己實力比對手強,實在不該輸,所以根本聽不進去這些話。後來,球隊一個帥氣的學長(姓莊的學長,我忘了他的名字)過來安慰我,那時候我的情緒也早就比較緩和了,所以自己一個人跑去販賣部買飲料,然後躲在外面看網球賽,想著這些話。

呵呵,這都已經是十幾年前的事情了。這十多年來,教練一直被我放在心中很重要的位置。如果沒有他,我可能不會那麼堅持著想完成些什麼;如果沒有他,我可能學不會柔軟。沒想到,六十年前的這時候,教練跟我現在的年紀差不多,隻身從大陸來到這個小島。唉,他真是看盡了人生冷暖,兩個兒子在這些年過世,師母也在去年過世,媳婦改嫁帶走了孫子,如今只剩他一個人住在宜蘭。我心中實在非常不捨...

所以,認識教練的人,改天跟我一起去找他聊聊天吧。還不認識的,想認識教練的也跟我說吧,他是個非常友善風趣的好老師。



黃厚銘老師寫給同學的一封信






同學們,

我離開台灣、來倫敦進修的生活,已經漸漸步入尾聲了。過去這段日子,不再需要忙碌於教學、研究,也使得我有機會抽離地看待過去幾年在學校裡的所見所聞。但距離越遠,卻也讓我越加焦慮於系上、學校、乃至於台灣學術體制短視地追求效率及實證主義獨霸的走向。身為大學時期追隨流行而轉入社會學領域的我,我很清楚兼容並蓄、百花爭鳴的開放態度、以及理論思考的魅力,才是當時社會學之所以能夠吸引各式學科背景的人帶槍投靠、並在校園裡帶動風潮的原因。而今,越來越建置化的台灣社會學主流,卻寧可將這樣的學術地位拱手讓給在他們眼中不夠嚴謹、紮實的文化研究。但相對於對現有學術體制走向的疑慮,其實我更焦慮的是,做為未來台灣社會中堅的你們,現在就已經呈現出來的老態:現實、自私、冷漠、疏離。我在你們身上越來越看不到理想性,這讓我對未來感到悲觀。但我並不絕望,所以我決定動筆寫這封信。我所要說的是,其實社會學、乃至於政大社會學系在校園裡、在社會上的地位如何,不只身為老師的我們有責任,你們也有責任。


先從一個和你們最切身的事情談起。記得我剛到系上任教時,最不能習慣的是所裡研究生們上課時的沈默與被動。以致於後來的幾年,我在每一門研究所課程之初,都得從各種角度說服你們上課要多發言參與討論。其中一個論點就是,我覺得你們過於溫情主義我看到的是,你們非常在意同班同學的感受、逃避衝突,而寧可放棄學術研究的理想、精神--為了追求知識、真理而思辯的熱情。這熱情裡應是要讓你們勇敢地站出來捍衛自己所相信的對文本的理解、對思想、價值的信仰。乃至於,我常說,社會學經常做兩種比較研究來打破我們處在社會中將一切視為理所當然的態度。其一是同一個社會的跨時代比較研究、其二是同時代不同社會的比較研究。我相信,你們也應該在我課堂上看到了其他系所同學的參與,而發現這樣的溫情主義並非理所當然,也不是你們的唯一的選擇。

甚至我也跟你們說過,輕易地以留面子給其他同學、而不提出自己對他的質疑,這才是真正的自大與傲慢。想想,在跟對方有所意見交換之前,你又憑什麼這麼確定他的看法、解讀是錯誤的,乃至於他需要你留面子給他,而絕對不可能是你自己錯了呢?但我在你們的沈默裡,看到的只是跟現實、跟社會妥協。那一刻你們所面對這個社會不大,就是課堂上的同班同學而已。你們寧可為了這個小社會的和諧而犧牲了學術研究的精神、理想,果真如此,我又怎麼能夠期待,你們有一天會願意抱持著社會學的批判態度,去對抗大社會裡的不公平、不正義呢?還是你們寧可等待風潮起來,安全地當一個潮流的追隨者、甚或是搭便車的人呢?果真如此,你們又如何能夠期待在校園裡、在社會中,人們敬重會你們是政大社會系所畢業的社會菁英、會敬重社會學、學術研究的所應發揮的影響力呢?

你們告訴我,你們有各種私人的因素,諸如,成長背景、修課負擔、生命階段等等而不參與系務,但我卻又經常不經意地得知你們對系務、對老師們以力服人的作風、對學科發展方向的不滿與抱怨,但你們大多也僅止於這樣私下、口頭上的埋怨而已。這景象,對我而言,就像是新亭對泣,只是徒然相互打擊對這個系所、對這個學科、學校的認同,以致和其他同學一起越來越冷漠、疏離而已。你們只是等著有個人來帶領你們,連讀書、寫論文也是如此。只閱讀老師上課開列的書單、要老師幫你們評估研究主題的可行性,而不是勇敢地自己去挑戰艱難的原典、去探索你們有興趣投入的研究領域、去說服全世界你的解讀、詮釋、還有你選擇的研究主題是有價值、有希望的,以及說服大家接受、相信你的研究發現與主張。隨之,我也無法想像,等你們畢業以後,你們對這個系所、對這個學科還會留下多少認同、多少感情。

在知識上,你們可以朗朗上口地說出社會學的基本問題是結構與行動之間的複雜關係,但你們卻在行動上卻宣告著只有結構、沒有行動,行動是不可能挑戰、修正結構的。即使真的有機會改變結構的話,也得交由一個沒有來由、不世出的英雄來帶領。你們輕易地把別人的行動力與實踐解釋為個性、成長背景、生命經驗、生涯階段使然。而忽略了對社會學的信仰、從不覺得有必要把知識跟行動、把社會學跟你們的生命結合起來。社會學對你們來說,彷彿只是一門學科、乃至於僅僅是謀生的工具,而且還是一個不太有經濟效益、不太有生計保障的謀生工具。社會學從不是你們的生命態度如此一來,我又如何能期待你們在藉著社會學知識、藉著政大社會系所的文憑找到工作以後,能夠突然不再繼續順從體制、不再斤斤計較於個人有幾篇 SSCI與TSSCI的論文發表、何時升等,乃至於如何能夠不只是藉著社會學、藉著學術研究來累積個人的資源、利益、追求自己的社經地位呢?你們猜想,那時候你們會不會也因為要適應、順從體制,決定捨棄沒有直接利益的教學、而選擇比較有效率、利益的研究呢?(要是我也跟你們一樣,又怎麼可能花時間寫這封信叨叨絮絮地來說服你們呢?)

我記得,顧忠華老師在台灣社會學會理事長卸任演說時,提出了公共社會學的主張。但我看到的是,就像是C. Wright Mills所說的,社會學要不因著抽象的理論而與社會現實隔離,要不就是自閉於高深研究方法的象牙塔。坦白說,我也因此很懷疑你們如何可能找到對你們的生命有意義的研究主題,來寫就一本讓自己喜歡的碩士論文,更別提對社會、對學術有何貢獻了。

扣緊樂生療養院的事情,我並沒有要你們都非得反對樂生療養院的拆除不可。但你們可曾花些時間了解工程單位、新莊居民、樂生療養院居民等等,他們各自的意見呢?我確實沒有要你們非得正氣凜然地贊成或反對某一方的立場。而只是期待你們付出一點點時間、關心一下這整件事情。因為,研讀社會學,卻一點也不關心社會,那麼,社會學對你們的意義會是什麼呢?

樂生療養院的事情,不禁讓我聯想到我講授社會學課程時用過的一本補充教材--尾瀨朗的漫畫書《家》。這本漫畫書的故事是改編自1960年代日本東京成田機場興建前後,所引發的一場橫跨三十多年的抗爭。機場原來的預定地,其實並非成田機場的現址。不令人意外地,對於預定地的決定,人們總是以事不關己的態度袖手旁觀,反正只要不要蓋在我家就好了。等到事情落到自己頭上,才來抱怨別人事不關己的冷漠態度。這就如同我們大多數人對貢寮興建核電廠袖手旁觀一樣。如今,你們對樂生療養院的態度也是如此,要不覺得這是工程專業的事情、要不覺得這不干你們的事。但你們卻忽略了 Habermas如何藉著溝通理性、系統對生活世界的殖民化等概念,對科技官僚統治(technocracy)進行了什麼樣的批判。我深信你們之中的許多人都多少知道 Habermas說了些什麼,但除了用來應付考試、寫論文以外,Habermas的說法對你們有何意義呢?

在此,我願意更清楚地說說我自己對樂生療養院事件的看法。有人說,不應該因為五十個人,而犧牲五十萬人的利益。其實這說法也很類似於我們對待貢寮鄉民的態度,我們用全台灣人的經濟利益,要求貢寮鄉民接受核電廠的興建,就如同我們要樂生院民接受療養院的拆除一樣。要不,我們認為核電廠、捷運的興建與否、樂生療養院的拆除與否,該交由工程師、學者、專家來幫我們做決定。但其實在另一方面,學術文化界與知識份子如果以樂生療養院的歷史、文化、學術意義而片面要求新莊居民接受捷運工程的改弦更張,這也一樣是暴力。乃至於沒有溝通的投票,也仍然是多數暴力而已。對我而言,這個事件是一個讓我們學習溝通、妥協、折衝的機會。一樣引用 Habermas的說法,我會說,溝通,而不只是數人頭,才是民主的精髓。而Habermas的理論究竟是不是蛋頭學者不切實際的空想,這端賴於你們決定把這套說法當成學術討論、理論解讀的議題而已,還是試著在生活中、社會裡去努力實踐它,進而讓理論、學術和現實產生對話。對我來說,社會學也是如此。你可以選擇讓社會學知識、社會學系所文憑僅僅做為成就你個人社經地位的工具,也可以讓它成為你的生活態度、生命哲學的指引。你可以繼續心虛地不知如何說服別人學習社會學的用處,也可以決心藉著你的實踐讓人們尊重你花了幾年的時間、精力所培養的專業。

藉著一個不同於今日你們的選擇,我相信政大社會學系、乃至於社會學的地位,也將逐漸有所不同。至少,我可以確定的是,只要你們繼續冷漠、疏離,政大社會學系與社會學的地位,絕對不會有所改變。這是我對結構與行動之間關係的認識,也應該是社會學這門學科早就教給你們的。因為,我也很確定,社會學並沒有告訴你們,面對結構,行動是毫無可能的。不是嗎?那麼,為什麼你們卻藉著冷漠、疏離、與私下抱怨等等的舉動,一再地否認行動的可能性呢?

底下這個網址是一篇參與運動的學生,對他的行動與他的求學的反思。或許你們也可以藉此對照看看,你們的不行動,可以讓你們有機會得到這樣的思考嗎?

http://publish.pots.com.tw/Chinese/PotsView/2006/07/27/420_06potsv/index.html


作者:政治大學社會學系助理教授 黃厚銘
本文出處:http://twpa.ioe.sinica.edu.tw/archives/2007/05/09/796/


2007-04-29

疆行‧將行。



去年夏天,笨童跟我都展開了另一段人生旅程。說是她用苦情攻勢渴望我陪伴去新疆流浪,但實際上是我被塞在這海島的紛亂中苦悶太久。於是,我們兩個排除萬難前往那遙遠的疆域。在這段旅程中,我們一起走過許多人間仙境,也面臨了一些料想不到的狀況。

2007-04-28

很閃。


據說,之前報社有同事幫"陣亡的"編輯室同仁寫了簡短的描述。我的描述居然是...健康狀況很差,但行動力很強的專題型記者,專跑環保、社運及勞工線。 /.\

厚,我健康狀況哪有那麼差阿,一點點差而已阿,嗚...但是這樣也好,就賺到了麻油雞,哈哈,摳比親自煮的麻油雞,超好吃捏。

哈哈,這一篇是炫耀閃光文。


2007-04-27

女知青──當代性別研究中的重要課題 by 劉小萌


這周文革讀本,讀到劉小萌所寫的《下鄉女知識青年婚姻剖析》。呼,那篇文章有幾個地方不曉得是我理解力不足,還是文字排版有問題,總之文字讓我深感「不知所云」。所以,我開始嘗試找一些文章(作者出的書尚未拜讀),結果發現下面這篇文章比起《文化大革命:史實與研究》所選錄的那篇更容易掌握作者的研究心得。



女知青──當代性別研究中的重要課題

劉小萌

隨著上山下鄉運動的偃旗息鼓,知青早已實現了社會角色的轉換,融入到社會的各個階層。從這個意義講,“知青”已是一個歷史的名稱。問題在于,知青群體在經歷二十多年來的複雜分化過程後還保留著許多有形或無形的聯繫,特別是近年來,隨著大批知青內退、下崗成爲新時期社會中的弱勢群體,知青問題又重新凸現出來,而對于官方來講,這個問題又重新具有了某種敏感性。與此同時,“知青”意識也有擡頭和蔓延的趨勢,儘管已兩鬢白髮,即便是陌路相逢,一句“知青”,就足以使彼此産生心靈的溝通、情感的認同。從這個意義上來講,“知青”仍是一個充滿活力的、很現實的名稱。

研究知青問題,爲什麽要突出女性?換句話說,爲什麽要從性別的角度來研究知青問題呢?因爲我覺得,過去說到歷史,說到傳統社會中的男女不平等,大家都沒有异議,那麽在共產黨時期男女是不是平等了?特別是,在“文革”時期是不是平等了?“文革”是最熱衷標榜男女平等的時代了,什麽“婦女是半邊天”,“男同志能做到的女同志也一定能做到”,爲了這些宣傳還人爲杜撰了一系列的樣板,各行各業都有,可實際情况又怎樣呢?

我在研究知青史的過程中,倒不是刻意關注女性,而是因爲女性的問題最突出,使你不得不重視。比如同樣是知青,女知青受迫害的程度遠較男知青嚴重。1973年國務院知青辦曾對24個省、區做過不完全統計,在2.3萬余起迫害知青案件中,奸污女知青案約占70%。這是1969年以來的情况。“文革”後期,這類現象仍很突出。比如遼寧省的一個報告稱,1973 年9月至1976年1月,全省發生迫害知青案件1300余起,其中奸污女知青案占86%以上。事實上,迫于封建文化傳統與專橫權力的雙重鉗制,女知青在受到迫害後大多隱忍不發。她們遠離城市,遠離父母,而在閉塞的農村和偏遠的邊疆,無論是政治權力、社會輿論還是文化傳統,始終以男性爲主導。

再比如婚姻問題。“文革”的政治背景和到農村安家落戶的獨特形式,注定了知青婚姻關係的締結無法依循生活的常規。我把當時的知青婚姻分成三種類型:一種類型是知青與知青類型,第二種是知青與城市職工類型,第三種是知青與農民結婚類型。在三種類型裏,占主導地位的是知青與農民的結合;而在這種類型中,居大多數的又是女知青嫁給男農民。爲什麽造成這種畸形婚姻?我理解有如下原因,首先是官方的鼓勵政策,它把婚姻政治化了,把這說成是縮小所謂“三大差別”的一種途徑,爲此還樹立了以大學生白啓嫻爲代表的一批典型。實質是特定歷史條件下女性屈從男權的一種表現。其次是社會中血統論的泛濫。當時的官方政策講究階級路綫,出身不好的青年普遍受到歧視。許多女知青爲了改換門庭,只好嫁給男性的貧下中農。在一個以男性爲主導的社會,血胤的延續從來是以男性爲依據的,你嫁給貧下中農了,那你的孩子就是貧下中農,用農村的話叫“嫁雞隨雞,嫁狗隨狗”;用女知青的話說,就是“出身不由已,婚姻可選擇”。這句調侃式的話語凸顯了這種婚姻的政治意義,同樣是女性依附男性的一種表現。

再比如就業問題。“文革”中間,插隊知青中男女同工不同酬現象非常普遍,工廠招工實行的也是性別歧視政策,致使大批女知青長期滯留農村,一些地方“女多男少”現象愈演愈烈。“文革” 後期,一些地區甚至出現所謂的“三八點”,知青點剩下的都是女性,男知青早早就走了。大齡女知青不能就業,引發出新的社會問題,許多人爲姻緣難覓而倍感苦惱,從未體驗過初戀的激情,青春已離她遠去。總之,同樣是知青,付出代價最大、遇到更多困難、遺留問題更多的是女知青。

“文革”的收場,曾燃起千百萬知青追求新生活的希望,他們在經歷重返故里的短暫喜悅之後,很快捲入了一場又一場人生的拼搏,待業就業,結婚生子、學習進修、評薪晋級……當這一切似乎接近就緒時,自己已鬢染白霜,精疲力竭。社會角色轉換了,巨大的努力付出了,但對許多女知青來說,面臨的新老問題依舊嚴峻。

首先仍是婚姻問題:社會上一大批“老姑娘”,就出自我們這個群體。“文革”中的坎坷經歷,使她們永久失去了擇偶成家的機會。這部分人的處境有目共睹,同情者也只有徒嘆奈何而已。

那麽,已婚女知青又怎麽樣?有人說,“在成功的男士背後,總有一個賢能的女性”。我要指出的是:在一個落入弱勢群體的女知青身後,往往掩藏著一段失敗的婚姻。韶光易逝,青春不再,回城後尋覓遲暮的愛情談何容易?幾乎所有與農民結婚的女知青,除了極少數例外,都以“覆巢之下安有完卵”爲結局,至于她們的第二次婚姻,也未必美滿。我最近在北大承擔了一個課題,就是做知青口述史,采訪了若干落入弱勢群體的知青,多數在婚姻上有過不幸的經歷。我可以舉一個典型例子,有一個北京知青,她兩次婚姻,第一次嫁給了農民,當然是個好小夥子,很能幹,善于經營,可就是好賭,這一個“賭”字就鬧得她家破人亡(王和:就這樣還是好小夥子![衆笑])前些時候她結了第二次婚,找了一個智力有殘缺的小夥子,比她小了11歲。爲什麽要找他?這個女知青回到城市後連支一張床睡覺的地方都沒有,爲了能有個栖身的地方,她先在溫泉療養院照顧一個癌症病人,病人還是個瘸子,她就跟他同居,結果那個人不久去世了,她又沒地兒住了。後來就有人給她介紹了我前面提到的那個小夥子。小夥子因爲小時得過大腦炎,留了後遺症,父親爲了他能成家,把自己的一間小平房作爲遺産留給他。女知青和他結婚總算有了一個安身的地方。這個女知青在生活中表現得很堅强,也很樂觀,知青朋友們曾爲她的第二次婚姻舉辦過一次盛大的婚禮,這件事還上了報紙和知青網站。不管怎麽說,我覺得她的婚姻經歷都是很值得同情的。

婚姻的不幸不單是由于經歷的坎坷,跟官方政策還有一定關係。在知青返城問題上,官方政策往往朝令夕改,特別是幾個大城市,對已婚知青返城尤其苛刻,只接收原籍是本市的,如果她的配偶是外地人,那麽對不起了,說聲“白白”,你們自己想辦法吧。許多知青從子女前途考慮,只好選擇離婚。真離婚的,假離婚的,離婚後又複婚的,儘管沒離婚却依舊人各一方的。這些問題,釀成了數不清的悲歡離合,恩恩怨怨。後來,有的城市看到知青辦離婚手續的越來越多,爲了限制返城人數,又規定離婚時間必須在某年某月以前的才算有效,近期離婚的一概無效。就是這樣翻雲覆雨,人爲造成許多悲劇。

今年四月我在上海采訪“文革”前赴新疆的老知青,聽到這樣一個事情:女知青楊月華爲了子女的前途,幾年前回到上海,她的丈夫是外地人,戶口進不了上海,只好辦了離婚手續。她回到上海後,日子過得异常艱辛,靠當保姆維持家計。一個男孩子老大不小了,好不容易找了個對象,是外地打工妹。自己沒有房還可以租間破房凑合,兒子沒房可是無法成家,當媽的怎能不著急?但是又無能爲力。頭春節,她感到徹底絕望,心一橫從二十層高的地方跳樓自盡了。楊一向爲人和善,有愛心,跳樓前還把主人家的小猫小狗喂得飽飽的。兔死狐悲,物傷其類,她的死,在知青中引起很大震動。

還有就是下崗、失業問題。當年的“老三届”女性,如今已是50—56 歲左右的年紀。不要說這些人,比她們小5到10歲的人,基本上也都下崗。其中很大部分,是當年的女知青。許多企業的改革,重點不是放在難度很大的制度改革,而是大刀闊斧裁减員工,首當其衝被“砸飯碗”的就是中年女性。依舊是男女下崗、退休年齡上的雙重標準,而她們在幾十年工作中作出的貢獻和應得的權益,往往得不到回報和保障。一場深刻的社會改革,不可避免會産生它的受益者和受損者,問題在于,對于那些受到嚴重損害的弱勢群體,是否還存在一個社會公正的問題?

最後兩句話,做爲結尾,一是希望婦女研究更多地關注現實,更多地關注社會中的弱勢群體。另外一個,希望在知青問題上,史學研究和婦女研究會有很好的合作。謝謝大家!

提問

彭兆榮:我的問題是,如果你能够證明某一個地方女知青嫁給當地農民的多,這究竟是證明了她的性別優勢,還是弱勢?因爲這樣可以改變她的身份,而男知青却做不到這一點,這可能恰恰證明了她的性別優勢。

徐新建:對這些知識青年的研究當中,你爲什麽要選擇口述這樣一種文體?現在做婦女史使用口述這種方法,是假定很多婦女沒有文化,不能寫字,需要一些學者幫助她們去記錄她們的聲音。可是這些知青的情况不同,他們是有知識有文化的,爲什麽對這些知識青年選用口述史?我想問,這是偶然的還是有意的?這當中有什麽考慮在裏面?

高世瑜:我提的不是什麽問題,想稍微有一點補充。你在談到知青女性時講到了現在下崗內退問題,我也是很偶然的,在有了性別視角以後才發現這個問題的。1977 年“文革”以後,女知青受教育的權利和自我發展的權利跟男性完全不同。你看七七級大學生就能看出來,它那個班裏面吧,往往是大哥哥小妹妹。你想,當時的 “老三届”都已經將近30歲,女知青們往往是爲人妻爲人母,很難再進大學,如果夫妻兩個人都是知青,往往保全了男方,因此一般七七級中“老三届”女性很少,老高中的女生尤其少,因爲那時已經是28到30歲了。最終導致了她們下崗和內退,成爲弱勢群體,跟以往受教育權利的喪失有直接關係,因爲她沒有技術,沒有學歷。

彭兆榮:還有一個問題,這些女知青的性別認同和她們對知青群體的認同,哪一個更强一些?也就是說,她們的性別認同會不會弱化她們對知青群體的認同?

(其他問題略──編者注)

答問與討論:

劉小萌:昨天提的問題比較多,有些屬于今後研究的問題,這裏只能做些概括的回答。

第一個問題:關于知青婚姻,我歸納爲三種類型,那麽怎麽歸納出的這三個類型?依據是什麽?對于知青問題,我們主要還是從文獻學角度來研究。關于歷年知青婚姻人數,國務院知青安置辦以省、區爲單位有比較系統的統計,可是具體到婚姻類型,却沒有完整的報告。爲了弄清楚知青婚姻類型,我花了不少時間,有關數據是從不同文獻搜集來的,比如關于吉林省知青的婚姻類型,在該省《勞動志》中是有一個統計的,這是省一級的。地區一級的統計則是從河北省保定地區得到的,這個地區的檔案比較詳細地記載了知青婚姻情况,多少男知青跟女農民結婚,多少女知青跟男農民結婚,它都有一個統計的。至于縣一級的統計資料就比較多了。現在不是出了大量方志嘛,也提供了不少這方面的資料。我根據不同地區、不同行政級別的文獻資料,得出的知青婚姻類型和比例關係是基本一致的,從而印證了女知青嫁農民現象的普遍。這當然是就插隊知青而言,不包括兵團和農場的知青。這種統計方法我在書裏做了說明,儘管不是很理想的方法,却是目前條件下唯一可行的方法,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爲什麽研究知青史要做這個口述?過去我跟定宜莊做知青史研究,主要根據文獻。因爲有一個非常有利的條件,知青辦作爲國務院的一個行政機構,它在各級政府都有相應分支幷形成大量檔案和文獻,內容豐富,浩如烟海,所以在這方面運用傳統史學方法研究具有很大優勢。我寫《中國知青史》截止到1980年,上山下鄉作爲一場運動就是在這一年基本結束的。當時(《中國知青史》1998年出版以後-編者注)不想再寫下去了,可是後來發現遺留的問題非常多。兩年前一位上海知青給我寫了一封信,有一句話比較尖銳:你在書裏說“上山下鄉運動已經結束了”,對你們是結束了,可是對我們這些在困境中掙扎的人來說,這是一個永遠的噩夢。後來我們也逐漸意識到這個問題,决定再寫一部《中國知青史》的續篇,重點寫知青返城後二十年來的坎坷歷程。這樣就遇到一個問題,知青辦已經撤銷了,也沒有大量的文獻檔案可供參考,你如果要進行這項工作,就需要結合新的研究方法,也就是通過知青口述,搜集大量鮮活、具體的口碑資料,幷與文獻檔案相互參照。

高翔、王和:知青的檔案資料到哪里去了?是轉到別的機構還是銷毀了?

劉小萌:各級知青辦撤消後,相關檔案多數歸入檔案館。從中央到省、地市一級檔案館,都收有大量知青檔案。還有一些檔案轉到了勞動局。可惜的是,縣一級的知青檔案因管理不善,大多散亡。我曾到老家的縣勞動局調查過,唯一剩下的檔案就是知青花名册,巧的很,第一個就是我妹妹的名字,哪年來的,哪年走的。總之,知青檔案浩如烟海,留給後人研究的空間非常大。

定宜莊:知青檔案數量很多,但特別零散,搜集整理要耗費巨大的精力和財力,是個人所難勝任的。

劉小萌:關于知青現狀,政府基本上沒有文獻可以參考,因爲它不再把知青做爲一個特定的人群。它可以把下崗女工作爲關注對象,雖然裏面有很多的知青,但是它不會把這部分人單獨抽出來考察。在這種情况下,你必須依靠口述資料來補充。當然在這個過程中你會發現,文獻有文獻的不足,口述也有口述的局限,兩者應該互相補充,揚長避短。說到口述的局限,我有較深的印象。有人指出過口述中的失憶現象,其實不單是失憶問題,還有一個有意掩飾的問題,這是口述的明顯局限。順帶提一句,對女知青做口述采訪,由我這樣一個男性來做,可能也有一定問題。

李小江:我就是想問你這個問題,因爲我們做口述史也遇到這個問題。看文獻不存在性別問題,男的女的都可以,具體到訪談,性別因素特別重要。你談到婚姻家庭,會涉及到很多隱私,可你是男的,她願意跟你談這些事嗎?

王子今:也許就願意跟他談呢!(衆笑)

定宜莊:還真是這樣,有好多同性之間不願講的話,她們就願意跟他講。

劉小萌:我跟定宜莊多次討論這個問題。我采訪的一個女知青,有一個非常隱私的事兒,下鄉前受過性侵犯,那個人對她非常好,她根本沒有任何防範。她跟農民結婚,按我過去的理解,那原因再簡單不過了,一個是出身不好,一個是生活太艱難,沒有別的東西了,可她談到這個問題,說那麽快在農村結婚,跟當初的性經歷有關。可是到底有多大的關係,她也不好說,我也不好問。這個事件一直到現在還纏繞著她,她總說:我就弄不明白,這個經歷對我怎麽産生了這麽大的影響?可是到底産生了多大影響,我也不清楚。同樣弄不清楚的是,如果換個女性采訪她,她會怎麽談這個問題?

李小江:這個問題可以深入討論,它這裏面很可能涉及到性需求問題。所以有些話題是男人可以追問的,還有一些話題是女人可以追問的,反過來就不行。

劉小萌:另外還有一位女知青,經歷也很典型。她在兵團時遇到一場山火,三個女生撲火,結果二死一傷。死的兩人中,一個出身好的追認爲黨員,授予烈士稱號;一個出身不好的就略去不提了。她就是受傷的那個,被燒殘毀容,可是她畢竟還活著。領導和職工非常同情她,一次一次推薦她上大學,可是因爲出身問題拖了好幾年,直到1975年才上了大學。對一般人來講,命運可能就從此改觀了,可是她呢,就因爲毀了容,從參加工作直到現在,社會的歧視幾乎如影隨形。在單位,每一次外出進修的機會、學習的機會、開會的機會,從來不給她。一次次的傷害,給她的心靈留下難以撫平的創痛。她多次自費整容,受了不少罪,不僅是爲了自己,也是爲了周圍的那些人們。如今她孤身一人,疾病纏身。最擔心的問題就是可能下崗。她把這些情况毫無保留都對我談了。

定宜莊:我有一個體會,因爲我也做過男性的口述,也做過女性的口述。女性在和女性談話時,與跟男性談話有一個很大的區別,就是男性很難判斷她的話是真是假,如果是女人,就很容易判斷。

劉小萌:可能有這種情况,特別是你婚姻很美滿的話,去跟一個不幸的女性談論家庭婚姻問題,恐怕會比較困難。

李小江:但她跟男的講,會有移情問題,就是弗洛依德講的移情問題。

劉小萌:還是換個比較輕鬆的話題吧。關于知青內部不同群體間的認同問題,我舉一個例子。我去上海找知青調查采訪,那些從新疆兵團回來的老知青給我提了一個問題:“你覺得上海人怎麽樣?”我心裏對上海人確實有些“偏見”,既不願撒謊又不願直言出來傷了彼此和氣,就說“我老婆是上海人,可是我跟單位裏的上海人不怎麽交往。”話音未落,沒想到他們齊聲贊同:“你這話說對了!”他們說:上海人不把我們看作上海人,管我們叫“新疆人”。我們跟他們也不是一路的。這些知青在跟我談話過程中始終自稱“新疆人”,因爲他們有新疆的長期經歷,他們的行爲方式跟李伯重所論的那種上海“小男人”完全是兩回事,非常豪爽,非常真誠,非常好客,跟北方人真是沒有什麽區別。我去上海調查時,就住在一個沒有工作的上海知青家裏,三口人兩間房,住的條件差了一點,可是他們一家人盛情相邀,非讓住在他家,每天就像什麽“貴賓” 似的供著,那種真摯的情感讓我特別感動。所以我覺得,知青內部的認同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跨越性別、地域、職業以致社會地位的。我在各地采訪時還發現,知青間比較容易寬容相待,即便彼此的經歷、政見大相徑庭。在赤峰采訪柴春澤,他是“文革”中毛遠新樹立的典型,我在《知青史》中用了不少筆墨寫他當時的表現,但那時是把他當作一個政治符號對待的,所以筆下很不留情。現在經過面對面的交流,發現他身上有很多優秀的地方,是我以往所不瞭解的。我們成了很好的朋友。吃飯時我開玩笑說:“你是極左,我是極右,咱們現在坐到一塊了。”他給我打電話,也是一口一個“大哥”,挺親的。我交的哥們姐們不少,多數都是知青,這就是彼此的認同。

李小江:我還有一個問題,你和定老師都是做清史滿族史研究的,現在做當代史研究,有什麽不同的感覺?因爲你們有傳統史學的功底,做過一段當代史研究以後,我想你們肯定跟其他人感覺不大一樣。

劉小萌:是不大一樣。我們的知青史都是業餘做的,當然也耗費了大量精力。目前的中國當代史研究,嚴格講還缺乏學術的氛圍,爲現實政策提供某種詮釋,與獨立的科學研究完全是兩碼事。我們當初寫知青史,的確希望用嚴謹的治史方法對當代史研究形成一點衝擊。幾年過去了,實際效果如何,不得而知。

定宜莊:讓思路在古代史和現代史間往返穿梭,可以收到一種互補的效果。好比剛才我說到烈女的時候,立刻會聯想到“文革”中官方樹立的大批知青典型,對于知青典型的宣傳,跟歷史上統治者對烈女的褒獎,有不少似曾相識的地方。就是說,從古到今,很多事情是可以觸類旁通的。

[編者注:]這是作者2002年8月在大連大學“歷史、史學、與性別研究”學術討論會上的發言和答問討論紀要。

[作者簡介]劉小萌,1968年從北京赴內蒙古牧區插隊,後上技校,當工人。1978年考入大學,先後獲史學學士、碩士、博士學位,現爲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著有《滿族從部落到國家的發展》、《八旗子弟》、《愛新覺羅家族全史》、《清通鑒前編》、《滿族社會與生活》(論文集)、《中國知青事典》(合著)、《中國知青史-大潮(1968-1980年)》。現正從事知青口述歷史的整理研究。

(原載南加州中國知青協會《知青》第5期,2003年1月)



2007-04-25

【重要安全指南】給單獨前往韓國自助旅行的女性旅人

開始做功課,自助旅行真吸引人阿~~我這人雖然很隨性、喜歡啪啪走,但安全考量我向來不馬虎。畢竟,唯有懂得保護好自己,親朋好友才不擔心,旅行起來也才順心,下次再開口說要去玩才不會阻力重重咩。

2007-04-20

誰怕?


莫聽穿林打葉聲,
何妨吟嘯且徐行。
竹杖芒鞋輕勝馬,
誰怕?
一蓑煙雨任平生。
料峭春風吹酒醒,
微冷,
山頭斜照卻相迎。
回首向來蕭瑟處,
歸去,
也無風雨也無晴。


蘇軾,《定風波》

在苦悶的時候,總是會想起蘇軾,特別是他這闕《定風波》,像是一口氣把心中的不快吐出般,獲得了一丁點溫暖與同理心。雖然有點迂迴,但有些事情我愈來愈清楚:多說無益。

不大想這麼文謅謅,但那股鬱悶卻也找不到直接宣洩的管道。

我仔細思考、比對一番,我想問題應該還是出在教育吧?如果我真在高中畢業那年選填政治系作為第一志願,經過這個學科的規範與訓練,現在的我應該與他們沒啥兩樣,我或許也是那種人?那種認為世界上有種絕對,追求效率與便捷,無法容忍不明確與曖昧(除了他們的利益交換),非黑即白,缺乏同理心以及對異者的包容。呼~所以說,我很高興我念新聞系,而且是世新新聞系(因為政大新聞系在教的就我看來比較像是統治階層的新聞學)。

大學新聞系的訓練,讓我學會相當程度的包容,最重要就是對於異己者的接受。我們不討論那種假惺惺的客觀公正,因為我們知道即便是「科學」也踩著某種意識形態與價值觀。在傳播研究的範疇內,那種實證主義式的、化約的、二元對立的、只追求某種強烈因果關係的邏輯,早已被批判反思許久。

我想,我們都經歷過那一段揪著自己過去十多年來所固有的信念,用力檢視質疑的階段。應該沒有人是輕鬆愉快面對自己反轉腦子的過程吧?至少我不是。那段經歷,讓我謙遜多了,也自信多了。我猜想,如果不走過那段路,我現在肯定依舊是個令人討厭的傢伙,至少是現在的我所討厭的模樣。

在那之前,我們的世界中只有聯考、如何找到好工作、找個好伴侶、金權名利?之後,我們發現這世界是彩色的,有同志、有移工、有疾病、有貧窮,我們很清楚看見了「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終於,我們學會接受這些紛雜歧異,同時試著以薄弱的力量改變些什麼。

但我們改變了什麼?

我看見那既得利益者不斷複製著有益於統治階層的意識形態,加諸在一個個(看來)無知的青年人身上,大家學著這一套所謂的知識,便宜行事的、囫圇吞棗般塞進自己的腦殼,再從嘴巴中吐出那令人做噁的文字,然後再現這一套統治手段,汲汲營營地欲以學歷換取名利,以及伴隨名利而來的權力。接著,學著這些前輩們,繼續複製施展這套手法。

大家沒在思考嗎?還是從小的教育已經馴化眾人成為服從權威、迷信經典的傻子?還是說這年頭老是在反思的人才是蠢蛋?因為大家已經被規訓的比馬戲團動物們更聽話了?

這種時候,留下來真的比離開需要勇氣。但我想,我不會輕易拋下我的反叛性格。特別是對於那些眼中只有自己的人,那些聽不見別種聲音、看不見彩色世界、緊咬自己的理論亟欲前進卻反遭侷限者。我就是無法說服自己不挑戰這種霸道。


2007-04-17

浪人


「每個人的一生,都有些流浪的自由,
流浪的目的不是為迷失自己,
而是為了把自己放在天地之間,
在孤獨與漂泊中,找到人生的座標。
於是,
那流浪不但不是迷失,而且還是尋找;

不僅是尋找,而且要找到
於是,
在漂泊之後,
你成熟了。
成熟得不再畏懼漂泊,
成熟得即使肉體漂泊,
心靈也能不再漂泊。」 By 劉軒(或劉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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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子裡的那股叛逆與不羈,其實有點心甘情願受牽制,像是終於找到尋覓已久的安全港灣,也想好好靠岸。然而,浪人也許終究是浪人。費盡一生學會了堅強單飛,從此嚐不得單純的甜蜜?於是,她煎熬著,享受這企盼已久的複雜與純粹。擺盪著,究竟該如何跟這矛盾相處。也許,她的底心,永遠在漂浪?

2007-04-14

桃源谷壯志未酬之旅




跟笨童、朴小宇、賴小貞等人去的小郊遊。這是我跟朴的偽情侶照。XD


時間過的真快阿,看著去年的短髮,看看影中的我們,想想發生過的事情。呼,不過短短一年耶。

低氣壓


最近周圍瀰漫著一股低氣壓,希望大家都能早日振作阿。


其實我也有點悶。

不過令人振奮的就是,柯老的影片又在國際影展得獎了。現在我們一夥人計畫要一同去韓國領獎、參加影展。希望我也能排除萬難,順利同行。

好,今天的工作就是:寫好稿子(米蟲的)、寫好讀書心得(老媽的)、翻譯好影展資料(柯老跟我們的)、找張老師拿結果(阿文阿瑋的)...。接著,回台北,印傳單。




2007-04-13

巴黎「全心擁抱」(free hugs)/苦勞網





約20名關心樂生療養院拆遷的留法學生,4月8日下午,在巴黎龐畢度藝術中心、聖母院兩地,發起「反迫遷、保樂生」的活動。他們以「全心擁抱」(free Hugs)的方式,傳達反歧視、反隔離的精神,希望喚起對漢生病友健康權、安居權的重視,表達對樂生療養院的支持;同時也希望藉由這個國際性的新興活動方式,讓更多國際組織、媒體、人權團體及友人,關注台灣樂生院拆遷問題。

據參與當天活動,目前正就讀巴黎第二大學國際公法博士班的翁同學表示,她主修人權,因此長期關注樂生議題。她認為樂生療養院的拆遷,牽涉的絕不僅僅是古蹟保存與公共建設的問題,而是國家整體法令是否依循各項人權原則的法律問題,漢生病友補償與其被迫遷徙權益,無一不涉及人權憲章兩份盟約中所規範之基本保障。另外,就讀巴黎一大造形藝術博士班的潘同學則從空間與人性的角度表示,一座建築的意義並不僅是石塊水泥,更重要的是它保留許多時代意義,樂生療養院不僅是院區,更是1930年後,痲瘋病在亞洲的醫療史、疾病史和殖民史的縮影,這些一旦消失,花再多金錢也無法買回這些珍貴的歷史,而這些歷史,才是台灣獨有並且異於世界的資產,也唯有這樣的資產,才是台灣主體性的實質意涵,才能使台灣在國際上有更高的辨識度。

當日活動包括全心擁抱、拍照、簽名連署以及宣傳四部份,從下午兩點半開始至六點左右結束,來自世界各地的友人反應熱烈。學生手舉「全心擁抱-與漢生病友相隨」(CALINS GRATUITS-solidarit'e avec l'epreux/ FREE HUG-solidarity with lepers)的標語,與路過的路人熱情擁抱,粗估擁抱人數超過一千人,希望透過這樣的方式,打破陌生、恐懼與隔閡,不論種族、膚色、性別、國籍,大家都能共同地關心發生在台灣的樂生療養院拆遷問題。同時也請路人手持「反破遷-保樂生」的海報拍照,聲援萬人挺樂生的拍照活動,並請他們在法文文宣背後簽名,這些簽名將寄回樂生療養院,讓台灣關心樂生的朋友以及樂生的院民,都可以感受到國際的任何一個角落,有人支持著他們的行動。照相及簽名方式表達保留樂生的國際友人,預估將近三百人。這些路過的熱情民眾,將樂生的英、法文網頁,連結到他們的部落格中,代為宣傳樂生的消息,當天印製的傳單約兩百分也幾乎被索取一空。希望這些小小的舉動,能聚集出強大的力量,改變樂生療養院被拆遷的命運。

當天活動剪接後將上傳至youtube網站,希望在4 月16樂生強制拆遷日之前,號召更多支援樂生的法國友人。樂生的法文網站為 http://lepatrimoinelosheng.blogspot.com/http://picasaweb.google.com/lepatrimoinelosheng 內有學生自掏腰包印製的法文文宣、活動計畫、海報、貼紙及法國友人的部落格連結。以及法國所有活動的照片。聯絡人信箱: alliance.losheng@gmail.com

巴黎「全心擁抱」(free hugs)聲援樂生行動留法的台灣學生8日在巴黎發起「全心擁抱」(free hugs)聲援樂生行動,可以在youtube上看見來自國際上不分種族、膚色、性別、國籍的支持與全心的擁抱:
http://www.youtube.com/watch?v=uc7CF_rgsCk


1966:學生打老師的革命 王友琴







作者說明:

1966年5月16日,中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發出的《通知》寫道:

全黨必須遵照毛澤東同志的指示,高舉無產階級文化革命的大旗,徹底揭露那批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所謂“學術權威”的資產階級反動立場,徹底批判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藝界、出版界的資產階級反動思想,奪取在這些文化領域中的領導權。

教育界被列爲文革指定的五個重點打擊目標之一。教育工作者在文革中遭遇了什麽呢?《1966:學生打老師的革命》正是關於他們在文革中受到的深重迫害的一份記錄。

此文寫於1994年,發表于香港中文大學《二十一世紀》雙月刊1995年八月號。此後作者繼續進行有關調查,並把所獲得的資料加入文中。修訂本的篇幅因此已經增長了一倍。

1996年我把此文寫成了英文。英文本從1997年以來一直印入哈佛大學麥克法誇爾教授所開的中國文革歷史課的讀本中,已經有上千名學生讀過。我希望,有一天中國的學校裏也會開這樣的文革歷史課。

在四十年前經歷了文革的人,當年的老師們都年事已高,學生們則都還不算太老。如果讀者們能提供新的資料,請和我聯繫,我會加入將來的修改版中。謝謝。

2006年5月



1966:學生打老師的革命 * 王友琴



一、文革未被報告的一面:題目和背景

本文將描述和分析1966年在全中國學校裏發生的學生打老師事件。如果不從法律、道德以及進步原則出發,而僅僅從對傳統習慣的偏離程度的角度來衡量,那麽這個事件確實可以算是“革命”,因爲在中國歷史上,一直存在著尊重教師以及對教育體制的敬畏的傳統。事實上,1966年夏季發生的大規模的普遍的學生紅衛兵對教育工作者的攻擊折磨侮辱,不但在歷史上非同尋常,也是所謂“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在毛澤東發動和領導的從1966年到他1976年死亡之間的“革命”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在1966年8月,中國的宣傳媒體每天熱烈支援並大量報道紅衛兵學生的活動,但是對學校裏正在發生的大量暴力行爲甚至打死人事件,卻從不報告,只字未提。從中國官方當時出版發行的報紙、雜誌和新聞紀錄影片中,我們可以看到的圖景只是千千萬萬戴著紅衛兵袖章的年輕人高呼萬歲走過天安門廣場,而紅衛兵的領袖們則在天安門城樓上圍繞毛澤東歡呼鼓掌。在天安門紅牆的背景上,紅色的《毛主席語錄》本、紅旗、紅色標語以及興高采烈的年輕的紅衛兵們,構成了獨特的“文革風景”。這一類材料已經變成了今天關於“文革”的主要資料來源。

對這類場景,現在的人們評價不一。有人覺得這種狂熱場景實際上透著邪惡,也有人覺得這充滿了革命的浪漫主義色彩。這種對同一場景的不同判斷,顯然和評論者自身的價值觀念和美學標準緊密相關。然而本文要強調的一點是:在開始評價這些已經被報道的文革往事之前,我們必須認識到文革還有大量的未被報告的另一面。而這未被報告的重要部分之一,是在1966年夏天,大批教師遭到紅衛兵學生的暴力攻擊,有一批教師被打死,還有一批教師在遭到毒打和侮辱後自殺;另外,還有一批所謂“家庭出身不好”的學生遭到他們的紅衛兵同學的侮辱和打罵,甚至被打死。

這些暴力事件不僅僅在其發生之時未被報告,十二年之後,從1978年開始,隨著中共領導人開始“否定文革”,中國媒體開始謹慎地提到一些文革受難者的名字以爲他們恢復名譽。但是,這種報道的範圍只限於數目很小的一批被“打倒”的中共高級幹部(《人民日報》的內部規則是副部長級以上受難者才予登載)和個別社會名流,普通人受難者不在其中。文革中被打死打傷的老師,雖然人數很多,但是社會地位不高,在文革後也輪不上被媒體報道。

就學術性的研究而言,在現有的已經出版了的三部“文革”通史中(分別印刷於1986,1988,1995年)[1],沒有一部報告了1966年夏天發生的施行于教育工作者的殘暴行動。《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僅僅記述了1966年8月下旬後紅衛兵學生在學校外的暴力行爲,卻沒有提到8月初就開始的在學校內的大量暴力行爲,於是也未能說清暴力如何在學校內先興起並蔓延到學校外的過程。另一本《大動亂的年代》簡單地談到1966年夏天中國學校裏的情況說:“大學、中學、小學教師受淩辱這數以萬計。北京中、小學的若干教師被剃了陰陽頭。”(86頁)作爲數量詞,“若干”顯然少於“萬”。這樣的描述顯然是在說,“陰陽頭”就算當時的“淩辱”中的最壞的情況了。但是實際情況遠非如此。(《大動亂的年代》後來再版,雖然本文已經發表並揭示了中小學教師被大量打傷打死的慘劇,該書作者卻不對這一部分作出修訂,繼續保持對事實的不確描述至今。——2006年注)兩部數百頁長的紅衛兵史(1994,1998年出版)[2]也未提此事。

本文所寫,正是這段未被報告的歷史。


二、尋訪缺失的歷史:研究方法和資料來源

“文革”的大量故事從來未被報告這一現實情況,迫使筆者必須超越歷史學家通常採用的通過現存的文字材料或電影紀錄片來作研究的方法。我的調查正式開始於1979年。我和數百名(後來被訪者的人數繼續增加——2006年注)曾經歷了學校中的文革的人談話。被訪者中大多是1966年時的在校學生,有一部分則是是教師,還有一些是被打死或被打傷的人的直系親屬。他們講述了發生在118所學校裏的故事。這些學校有的在北京,有的在省裏,包括大學、中學、小學以及一所幼稚園。

在所有118所學校中[3](在增訂過的版本中,調查所涉及的學校的數目顯然已經遠遠超過了這個數位————2006年注),在1966年,無一例外地發生了紅衛兵學生用暴力攻擊教師的情況。一共有30名教育工作者被打死。其中五所學校各有兩名教育工作者被打死。此外,大量教師被嚴重打傷,有的在受到嚴重侮辱與折磨後自殺。還有一批學校外的居民也被學生打死在校內和校外。

除了與被訪者的一對一的談話以及通信之外,我在1994年和1995年在電腦網上作過兩輪問卷調查。在第一輪調查中我詢問網路使用者當年他們所在的學校中是否發生了毆打教師。大多數網格使用者都太年輕而不可能見證這類事件,但是我還是收到了七所學校的名字。在這七所學校中,都發生了打老師。在第二輪調查中我詢問未發生過打老師的情況的學校的名字。結果未收到任何肯定性的回答。事實上,至今爲止,我還未能找到一所在文革中沒有發生打老師的學校。

大多數被訪者都願意講述他們在文革中的所見所聞。但是不少人在接受採訪前有過猶豫或者曾反復改變是否接受採訪的決定。文革殘留的恐怖氣氛一直在影響人們。一些曾參與打人行動或者牽涉較深的前紅衛兵不願談及這一話題,有人挂斷了我的電話,拒絕接收採訪。

被訪者提供的材料的可靠性如何呢?在回憶中,目擊者往往只記得一些暴力事件中的畫面,卻不能準確記得事情發生的日期。爲了避免記憶錯誤,有些被訪者幫助筆者爲本文以下將寫到的事件和死亡的日期查閱了個人的或學校的有關記錄,或作了交叉證實。比如,清華大學附中學生郭蘭蕙在1966年8月受迫害而自殺,但是無人記得準確日期,也未能找到她的家人。有人記得那天是星期六,紅衛兵通知她要在星期一開會批判她,因此她自殺。有人記得那是在8月18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官場接見百萬紅衛兵之後,但是不知道是多久以後。後來有一個被訪者想起來那一天是他生日。接著筆者也查出1966年他的生日確實是星期六。這樣才查出了郭蘭蕙的死亡日期。

出乎意料的是,一些曾經被打的老師有時候也不能提供有關細節。顯然,是因爲關於這一時期的記憶過於痛苦和羞恥,也是因爲暴力迫害造成的巨大的心理創傷導致了心理性的失憶。舉例來說,是當時的中學學生而不是老師,向我提供了下文記錄的《牛鬼蛇神歌》歌詞。所有我訪問過的曾在文革中進過“牛鬼蛇神隊”的老師都說,他們已經忘記了這個“歌”的歌詞,雖然他們當年曾被強迫一日數次地唱這個自我詛咒的“歌”。克服對文革的這種“選擇性記憶”是筆者在寫作本文過程中特別注意的一個方面。

由於不能獲准查閱官方保存的死亡檔案,以及這類檔案本身也並不齊全,所以對於調查所及的學校的傷亡,一定會有很多遺漏。文革的這一部分的事實,和其他很多事實一樣,由於各種原因而被故意地或者無意識地忽略疏漏了。這篇文章只能試圖對1966年的迫害教師提供一個不完全的再現。還有很多事實依然不爲我所知。在這種情況下,本文所記載的,其實挂一漏萬,只可能是比實際發生的大大減輕而不是誇大,只可能大量遺漏而不是渲染過重。

我的另一材料來源是私人實錄性資料,如當時手寫的日記、“檢討”、“認罪書”、會議記錄等等。由於政治恐怖,文革時代幾乎沒有人寫日記,或者在日記上只抄寫了一些《人民日報》社論和毛澤東的“最新最高指示”等等。當然,這也能從另外一個層面上表明了文革時代人們精神活動枯竭以及心態壓抑的狀況,但是無助於提供關於歷史事件本身的記錄。

我也閱讀了在“文革”期間由官方發表或學生組織散發的有關材料,包括全套《人民日報》和大量的群衆組織的小報。處於“文革”領導人嚴密控制下的宣傳媒體顯然有意隱瞞了校園暴力的事實。當報紙讚美紅衛兵卻對他們的暴力行爲不置一詞時,死亡數目大規模升級了。殺戮也很少被群衆組織的宣傳品提到。據有的被訪者說,這是因爲打死人的殘暴的行爲當時在最壞的情況下也只會被看作是“革命”中“不可避免的過火行爲”。文革史實與當時寫下來的材料之間的這種很大的差別--需要對歷史真實先有一個清楚的瞭解的基礎才能認識到這一巨大差別--可以告訴我們那一時代的人們對暴力迫害和殺戮的特殊反應,以及文革領導人如何利用媒體操縱普通人的心理和行爲。如果僅僅閱讀這類來自文革時期的材料,則可能導致今天對“文革”的性質與後果的種種曲解。

本文是由筆者把被訪者的口頭敍述、實錄性資料、以及當時的官方半官方出版物三者結合、對比、印證寫成的。其中,通過採訪調查得到的材料是最重要的部分。在這篇文章中,我試圖主要通過調查所得的材料再現並分析“文革”的一個部分。文中有大量實例。下文中的例子,如果是從其他書面材料中得到的,我都一一注明出處。那些未有注解說明來源的故事則都出自我的調查。


三、學生怎麽打老師?

1.規模和程度

1966年夏天,北京的校園殺戮從中學開始也在中學最爲嚴重。

1966年8月5日下午,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高中一年級的一些紅衛兵學生發起“打黑幫”。被打的“黑幫”包括三個副校長和兩個教導主任(其時正校長職缺)。五人的名字是卞仲耘,胡志濤,劉致平,梅樹民和汪玉冰。很多學生來參加。學生往這五個人的衣服上倒墨汁,給他們戴高帽子,在他們脖子上挂牌子,牌子上把他們的名字打了紅“×”,強迫他們跪在地上,用帶釘子的棒子打他們,從鍋爐房提來開水燙他們,強迫他們挑重擔“勞改”等等。經過三個小時的折磨,第一副校長卞仲耘昏迷倒地,倒在學生宿舍樓門口的臺階上,還有紅衛兵繼續打她和踢她。後來她被置入一輛運垃圾的平板車上,停放在校門裏側。兩個小時後她被推入馬路對面的醫院。在醫院裏,她被發現已死亡多時。另一位副校長胡志濤,被打得骨折。另外三個人也被嚴重打傷。卞仲耘其時五十歲,已經在這所中學工作了十七年。卞仲耘是文革中在北京第一位被紅衛兵打死的教育工作者。[4]

實際上,大規模的暴力行爲在此之前,就在北京大學附屬中學和清華大學附屬中學開始了。劉美德當時是北京大學附屬中學的化學教員及常務副校長。1966年6月8日晚上,曾上過她的化學課的幾個學生在辦公室用手臂粗的木棍打她,打了兩個小時,把木棍都打斷了。7月底宣佈在學校領導文革的工作組撤離後,紅衛兵在學校“鬥爭”劉美德。他們把她的頭髮亂七八糟地剪掉,強迫她在操場上爬行,並且一邊爬一邊喊:“我是劉美德,我是毒蛇。”。紅衛兵把地上的汙物強塞在她的嘴裏,還用包有塑膠皮的金屬條打她,這種打法傷痕不明顯,但是疼痛透骨。8月中的一天,她被強迫爬上一張桌子並跪在那裏。一個紅衛兵把一隻腳踩在她的背上,擺好了毛澤東曾描述過的“鬥爭”地主的姿勢:“把他們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5]由《北京日報》的一名記者照了相以後,這個紅衛兵一腳把劉美德從桌子上踢到了地下。劉美德當時正懷孕。由於先天受傷,她的孩子生下來不久就死了。在那一時期,這個學校的其他很多老師也遭到殘酷毆打和折磨。紅衛兵學生強迫教務員李潔跪進一個抽屜裏,用鐵制的火鈎子毒打她。李潔在兩年後再次被毒打致死。

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的校長萬邦儒和副校長韓家鼇被多次毒打。萬邦儒的腎臟被嚴重打傷,頭上的一個大傷口久不癒合。6401班(初中二年級)的學生曾強迫韓家鼇跪在他們教室的地上,全班一個接著一個,輪流用棍子、鞭子和皮帶打了韓家鼇一個多小時,然後用火點燃了韓的頭髮。萬邦儒和韓家鼇被強迫在衣服的胸前縫上一塊黑布,黑布上分別寫著“黑幫大頭”和“黑幫二頭”。他們的頭髮被剪掉。他們還被強迫互相打。1966年8月26日,校園裏掀起新的一輪打人高潮。那天晚上,紅衛兵召開全校性“鬥爭大會”,侮辱並毆打一大批他們認爲“有問題”的教師和幹部直到深夜。多名老師幹部那天在會上被嚴重打傷。顧涵芬,一名女職員,在會上被打得昏迷過去,會後被丟在自行車棚子裏,由其丈夫把她背回家去。她的一隻眼睛被打得失明。新婚不久的化學教師劉樹華,在“鬥爭會”被毒打和侮辱,會後爬上了清華校園內的煙囪頂上,跳下身亡。連該校傳達室的看門老人,也遭到過紅衛兵的毒打。

1966年8月1日,毛澤東寫信支援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的“紅衛兵”和北京大學附屬中學的““紅旗戰鬥小組”。在這之後,暴力行爲迅速蔓延到其他學校。8月5日卞仲耘副校長被打死以後,8月17日,在北京101中學,紅衛兵學生毆打“鬥爭”了十多名教師。他們強迫這些教師在煤渣鋪的校園小路上爬行,以致這些人的手掌和膝蓋都流血不止。他們在後面用銅頭皮帶打這些爬行的教師。有一個紅衛兵還用穿著軍用皮鞋的腳,碾踩一名正在爬行的女教師的手背。被“鬥爭”的女教員都被剃去半邊頭髮,成爲紅衛兵所說的“陰陽頭”。美術教員陳葆昆被毒打後又被丟入噴水池淹死。

1966年8月19日,毛澤東第一次在天安門廣場接見一百萬紅衛兵的第二天,北京第四中學、第六中學和第八中學的紅衛兵,在中山公園音樂堂開“鬥爭大會”。中山音樂堂位於緊靠天安門的中山公園中。在音樂堂的舞臺上,在上千觀衆面前,二十多個來自這三所學校以及北京市教育局的“黑幫分子”跪成一排,紅衛兵對他們拳打腳踢,用銅頭軍用皮帶抽打。孫國棟,北京市教育局長,被打斷了三根肋骨。溫寒江,北京第八中學的副校長,渾身是血,昏厥在舞臺上。溫寒江是脖子上套著一根繩子,從兩公里外的學校一路跑到中山公園去的。繩子的另一端牽在一個騎自行車的紅衛兵手裏。一個在“鬥爭會”後見到被鬥者的學生說,那些人的形象極其嚇人,因爲他們都被打得“不象人樣”了。後來,在同一舞臺上,還召開過一系列的這樣的“鬥爭會”。北京第一女子中學的一些老師,也同樣在那裏被打並被剪了頭髮。

酷刑在北京各學校迅速傳播。在位於教育部和高等教育部旁邊的二龍路學校,校長徐丕凱被綁在樹上,紅衛兵學生把他當活靶子練習刺殺動作,用像真步槍一樣大小的木槍猛捅他。徐丕凱被戳斷了數根肋骨。高等教育部長兼清華大學校長蔣南翔,家住部辦公室街對面的小院裏。居住在教育部大院內的一批幹部子弟紅衛兵,有二龍路中學、第四中學、第八中學、第35中學等學校的學生,抄了蔣南翔的家。他們強迫蔣南翔面對紅衛兵跪下。紅衛兵用腳踩著他的頭,用銅頭皮帶抽打他的背。打了一陣,紅衛兵揭開他的白襯衫後背察看。他的背上已經被打得血痕累累,紅衛兵還嫌鞭痕造成的“圖案”不勻稱,掄起皮帶補打血痕不夠濃重的一側。紅衛兵還打了與蔣南翔同住的老母親和寡婦姐姐,並強迫他的姐姐也用皮帶抽打他。

死亡大量發生了。在位於和平門附近的北京外國語學校,紅衛兵在8月19日晚上打死了語文教員張輔仁和總務處工作人員張福臻(原爲教員,文革前夕被以“歷史問題”爲由不准再教書)。這個學校當時有二百名教職工。紅衛兵在大會上說,這叫“殺二以儆二百”。

1966年8月22日,沙坪,北京第三女子中學的校長,連續被打被折磨三天之後,死在學校裏。她的頭髮被薅掉,嘴裏塞滿汙物。在她死後,紅衛兵還強迫其他教員打她的屍體。數學教師張梅岩上吊自殺。

同日,在北京第八中學,學校負責人華錦被打死。副校長化學老師韓九芳背上被打出兩個大洞,引起嚴重敗血症。她的家人設法救活了她,但是留下嚴重後遺症,終身殘廢。歷史老師申先哲被打後自殺身死。

1966年8月25日,北京師範大學附屬第二中學的學生在學校裏打死了三個人:靳正宇,語文教員;姜培良,共產黨支部書記,這個學校的最高負責人;樊希曼,學生曹濱海的母親。校長高雲被命令站在毒日頭下,額頭上被紮了一排圖釘,還被用沸水澆。高雲被打得昏死過去以後,紅衛兵認爲他死了,把他送到了火葬場。火葬場當時堆積了大量被打死的人,在死人堆中等待被燒的過程中,高雲被發現還活著。他活到了文革後。

北京第33中學的負責人杜光天,也和高雲一樣,遭到紅衛兵毒打後被認爲已經死亡,被送到火葬場以後,火葬場的工人師傅發現她還有呼吸,沒有燒她。

8月26日,北京第十五女子中學的負責人梁光琪被紅衛兵打死。她被打死的時候,已經在校中被關押了一段時間,一直遭到毆打侮辱,頭髮也早被剪掉了半邊。26日,紅衛兵把她和學校另一名負責人高孑非抓來“批鬥”,罰跪,強迫他們喝彼此撒的尿。梁光琪拒絕喝,被紅衛兵用木棒重打五下後就再也沒有起來。該校四樓實驗室旁邊開闢了一間“牛棚”,全校70余名教員中有40人被關進那裏,“勞動改造”外加寫“檢查交代”,還常常被紅衛兵喊出去打耳光揪頭髮等等。化學老師王岫背上被打了一個洞,流血不止。女教員王開舜一天“勞改”彎腰擦洗便池,有紅衛兵用棍子打在她後脊背上,把她打倒在地。後來她的脊椎成爲弓形,再也不能伸直,殘廢終身。

1966年9月8日,在北京第二十五中學,語文教師陳沅芷在關押中被打死。除了打她,紅衛兵還把她推到架起來的兩張桌子上面“鬥爭”,然後把疊起來的桌子推翻,讓陳沅芷摔下來。這個學校的紅衛兵還打死了一個校工。還沒有找到記得他的姓名的人。

在北京第五十二中學,語文教師鄭兆南被關押在學校,飽受毆打和各種折磨後,死於1966年9月8日,時年36歲。

在北京師範學院附屬中學,喻瑞芬,一名生物教師,在教師辦公室裏被擊倒在地並被打。接著,在光天化日之下,她被倒提兩腿拖出樓門,她的頭在水泥臺階上磕擊碰撞。一桶沸水澆在她的身上。在樓門口的空地上她繼續遭到毆打和折磨。兩個小時後她死去了。打人者還不滿足。他們強迫所有在“牛鬼蛇神隊”中的老師圍繞喻瑞芬的屍體站成一圈,輪流打她的屍體。

在北京景山學校,傳達室的工友李錦坡被打死。

位於北京宣武區的白紙坊中學(文革後改名爲138中學)負責人張冰潔被打死。她懇求紅衛兵學生:“我有錯誤,請你們批判。請不要打我。”但是紅衛兵繼續用沾了水的麻繩和銅頭皮帶打她,把她打死。

在北京外國語學校,女工劉桂蘭在學校禮堂被紅衛兵學生打死。教導主任姚漱喜被剃了頭髮,被“鬥爭”和毆打。有一次,紅衛兵“鬥爭”她和英語教員賀惠生,把他們的頭塞進翻轉過來的小方凳的四條腿之間,毆打他們。她住在校內,一天晚上來了五撥學生打她。姚漱喜在學校辦公樓三樓廁所的下水道拐脖上套了一根繩子上吊自殺。

在中國人民大學附屬中學,教員楊俊被打死,教員鄭之萬跳樓自殺。

在北京朝陽區的第四女子中學(現名陳經綸中學),生物教師齊惠芹被毒打致死。這個中學的校長潘基,被打得幾乎死掉。

在北京第十女子中學,教員孫迪在校中被打死,他死時36歲。

在1966年8月中旬,北京第六中學(這所學校離天安門城樓一公里遠,和中共中央所在地中南海只有一街之隔)的紅衛兵學生把音樂教室建成了一座監獄,在屋頂上設有瞭望哨和強光燈。他們在監獄的牆上寫了“紅色恐怖萬歲”的標語。後來他們在那裏打人時,醮了被打者的血重描這六個大字。這座監獄存在了三個月,直到1966年11月19日才解散。六中有九名教職員自始至終被關在這座校園監獄中,其中一人離開監獄一個月後就死去了。另一些教員、學生以及從校外抓來的“階級敵人”也曾時間長短不等地被關在那裏。有三個人被打死在這座監獄裏:該校高三學生王光華,退休校工徐霈田,以及學校附近的一名老年房産主何漢成。

1966年夏天,除了上文寫到的,北京還有一大批中學教育工作者在遭到殘酷毆打和侮辱後自殺。高萬春是北京第二十六中學的校長。1966年8月25日,該校紅衛兵在校中“鬥爭”了46名教師。高萬春被五花大綁,跪在鋪有碎石的凳子上。他幾次被打翻在地又被拉上凳子再打。高萬春在這樣的“鬥爭”之後自殺。李培英,北京社會路中學副校長,被打並被關在學校中。她渾身被打得血肉模糊,在關押她的房間的暖氣管子上吊死。彭鴻宣,北京工業學院附屬中學校長,被打被關,自殺。蕭靜,北京月壇中學校長,她在被打後跳煙囪自殺。北京第二女子中學的體育教員曹天翔和語文教員董堯成,被毆打侮辱後,跳樓自殺。北京第65中學的化學教員靳桓跳樓自殺。汪含英是北京第四中學的地理教師,被剃了“陰陽頭”,她的丈夫蘇庭伍是數學教員,當時借調在北京第一女子中學,在被“鬥爭”和抄家後,他們夫婦一起在北京郊區的香山服殺蟲劑“敵敵畏”自殺。北京第一女子中學的校工馬鐵山上吊自殺,英語老師傅敏投水自殺未死。白京武,北京第四十七中學美術老師,自殺。北京第三中學的語文教師石之宗投湖自殺。北京航空學院附屬中學一位生物老師割破動脈自殺,姓高,名不詳。北京第二中學姓姚的地理教員和姓許的電工師傅自殺身亡。當年的學生還記得許師傅從學校教室樓上跳下後屍體躺在水泥地上的景象。但是筆者尋訪多年,還沒有能找到第二中學這兩名受難者的全名和死亡日期。

北京第三十中學校長王升倌,被紅衛兵學生毆打以後,又被從樓梯上推下來導致死亡。這個學校的中共支部書記孫樹榮的眼睛被打瞎一隻。北京翠微路中學校長黃國英,被打瞎一隻眼睛。北京第三十一中學的共產黨支部書記宋克被毒打和關押後在8月31日服大量安眠藥自殺,僥倖未死。北京回民中學校長李玲善被長期殘酷“批鬥”後精神失常,卻被說成是“裝瘋賣傻”。他在七十年代走失,不知身亡何處。

在北京的大學和小學,也發生了大量暴力行動,總的來說不如中學殘酷,但也極其嚴重。在北京大學,7月27日,掌管學校的聶元梓提出對“黑幫”“監督勞動”。於是數百人被編入“牛鬼蛇神勞改隊”中。這些人被剪掉了頭髮,脖子上挂著寫有“黑幫分子”、“反動學術權威”等字樣的牌子,在校園裏“勞改”。美學教授朱光潛,被剃光了頭髮,在離學生宿舍很近的商店前拾撿西瓜皮,隨時遭到大量前來“學習北大革命經驗”的紅衛兵的毆打和侮辱。1966年8月3日,西語系教授吳興華在被強制“勞改”拔草時,有紅衛兵強迫他喝了水溝裏的髒水。這條水溝裏有從學校附近的一家化工廠排出的污水。他很快中毒昏迷,但是被說成是“裝死”,不准送醫院。當天夜裏吳興華死去,時年44歲。紅衛兵說他“畏罪自殺”,命令解剖了屍體以圖證實。8月24日,生物系的學生到講師胡壽文家中用銅頭皮帶打他。他的襯衫粘進皮肉裏。事後,他的妻子用溫水泡軟血衣,才把襯衫慢慢脫下來。1966年8月24日夜,英語教授俞大絪在被抄家和毆打侮辱後自殺,她是中國一部最好的英語教科書的作者之一。程賢策,中文系黨總支書記,在經受了近三個月的侮辱、毆打和折磨之後,9月2日服殺蟲劑“敵敵畏”自殺身亡。哲學系心理學教授沈乃章被批判鬥爭和抄家,他從年輕時候起一直蓄留的鬍子被強迫刮去。1966年10月9日,沈乃章教授自殺。歷史系教授向達被關押在昌平縣太平莊,生病不准治療,在11月20日因尿毒癥死亡。

1966年8月24日,由清華大學紅衛兵要求,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的紅衛兵派卡車從12所中學運送紅衛兵到清華大學,在那兒他們毆打了清華大學的學校領導人和教授們。清華大學的學生也動手一起打人。在無線電系的幾個教師幹部被打後,血流在地上。有學生圍繞地上的血迹畫了一個圓圈並在旁邊寫了“狗血”兩個大字。那一天紅衛兵命令拆除校園中白色大理石建造的“清華園”牌坊,那座牌坊造於1905年以紀念這所學校的建立。一塊一塊沈重的石頭由“勞改隊”中的“牛鬼蛇神”搬走,有學生站在他們身後揮舞棍棒皮帶。那天夜裏,清華大學和清華附中的校級幹部全部被關在科學館中。他們一個一個被拉進一個小房間裏拷打,沒有一個人躲過。

在北京農業大學,昆蟲學教授陸進仁和其妻子呂靜貞被“鬥爭”後,一起在1966年9月1日自殺。

在小學裏,年齡最大的學生只有13歲。在北京禮士胡同小學,一位姓葉的老師被學生強迫吃下大頭針和屎球。北京玉泉路小學的學生剃去了四個女教師的半邊頭髮。在北京三裏河第三小學,學生剃了音樂教員的頭髮,還強迫她和她教美術的丈夫在衆多學生面前互相打耳光。

王慶萍是北京市宣武區梁家園小學校長兼中共支部書記。1966年8月19日,她遭到“鬥爭”和毒打並被關押在校中不准回家。8月20日淩晨在校內墜樓死亡。因爲沒有遺書留下,家人一直認爲她是被從樓上推下去或者是打死後扔下去的。她留下了三個孩子,分別爲11歲、9歲和8歲。趙謙光是北京中古友誼小學的教導主任,在被侮辱毆打後從煙囪上跳下自殺身亡。趙香蘅,北京史家胡同小學校長,遭到“鬥爭”毆打,和丈夫一起跳樓自殺。1966年8月27日,北京寬街小學的校長郭文玉和教導主任呂貞先在一天內被學生被打死。郭文玉的丈夫孟昭江也被毒打,兩天後死去。邱慶玉,北京吉祥胡同小學副校長,在1966年10月1日被打死。北京芳草地小學校長石子勤,遭到毆打侮辱後,用剪刀戳自己的腦子自殺,他幸而沒有死。

幼稚園的老師們也難逃惡運。北京東城區的幾所幼稚園的一些老師曾在中山公園中的中山音樂堂被“批鬥”。從中學來的紅衛兵剪去了他們的頭髮。有幼稚園裏的孩子強迫阿姨喝痰盂裏的髒水。

暴力毆打教師也發生在全國各地。

在南京,1966年8月3日,南京師範學院的一些學生抓了一批“牛鬼蛇神”去“鬥爭”。他們把墨汁澆在這些人頭上身上,給他們戴“高帽子”,並且拖著他們在滾燙的馬路上“遊街”。學院負責人之一李敬儀當場被鬥死,她的臀部和腳跟被磨得血肉模糊。她的丈夫吳天石,當時已經被中共江蘇省委在報紙上“點名批判”的省教育廳廳長,一起被“鬥爭”。吳天石身上被澆滿墨汁,雙臂被扭成骨折,雙腿癱瘓,腦水腫,昏迷兩天後死去。三個星期之後,8月27日,這個學校裏再次舉行大型“鬥爭會”,毆打和侮辱了更多的人。8月3日的暴力“鬥爭”殺害了兩個人,但是鬥人者不但沒有犯罪感,還一直以這一天爲光榮。他們命名他們的組織爲“南師八三造反團”。後來他們建造的毛澤東塑像,特設高度是8.3米。在南京市第二中學,歷史教員朱慶頤被學生打死。在南京第十三中學,紅衛兵毆打教員,把一些教員打得大小便失禁,數學教員韓康和體育教員夏忠謀被打死。

在上海,1966年8月4日下午,上海華東師範大學的學生把一百九十多名教師和行政幹部從家中抓出來,給他們戴上“高帽子”,在他們的脖子上挂上寫有“反動學術權威”“黑幫分子”等字樣的大牌子,押著他們在校園內遊街,然後強迫他們一齊跪在學校的“共青”操場上,召開“鬥爭大會”,一直進行到深夜。從8月5日開始,被鬥的人都被編入“牛鬼蛇神隊”強迫勞動。8月4日會後,原爲外語教師後因被劃成“右派份子”在圖書館工作的吳迪生和他的妻子一起上吊自殺;圖書館丁曉雲老先生自殺;物理系教授姚啓鈞在8月4日及之後連續遭到“鬥爭”,於1966年9月28日自殺。在華東師範大學附屬中學,十八名教師被強迫在學校的操場上爬行了幾圈。他們中的女教師都被剃了“陰陽頭”。在上海復興中學,學生用錘子打一些老師的頭,一位教師的頭蓋骨被打得凹陷下去,一直不能恢復。1957年被劃成“右派份子”後到圖書館工作的金志雄老師自殺。金老師生前,她的頭髮被學生剪掉時,用了一把很鈍的剪刀,把頭皮都扯了下來。英語老師張景福服安眠藥自殺未死,後來在1968年的“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自殺身死。上海市三女中已經退休的老校長薛正在打掃廁所時被強迫吃屎尿。有學生用圖釘把一張大字報釘在她的背上(8月時只穿單衣)。上海市四女中數學老師王蘊倩被“批鬥”後在校中跳樓自殺。大同中學語文老師李雪影遭到多次毆打侮辱後在家中自殺。上海育才中學數學教員王守璠和俄語教員袁俊英自殺。上海位育中學數學教員蔡蕙芳懸梁自盡。上海音樂學院附屬中學副校長程卓如和丈夫上海音樂學院教授楊嘉仁被“鬥爭”和折磨後在1966年9月6日一起自殺。音樂學院的另一位元女教授李翠貞被遊街和侮辱後在9月9日自殺。京西中學物理教員楊順基被打死。同濟中學的語文老師林修權,被紅衛兵學生綁在學校操場上的單杠上,活活打死。

在西安,1966年8月31日,第三十七中學紅衛兵召開“鬥爭會”。被“鬥爭”的老師遭到殘酷毆打。紅衛兵還把玻璃瓶打碎撒在地上,強迫老師在鋪有碎玻璃的地上爬行。語文教員王冷被打死,死時36歲。已經從此校退休的語文教員王伯恭也被抓來打死。該校校長被打斷肋骨,九個教師被嚴重打傷,一名教師被打得精神失常。在西安市報恩寺路小學,語文老師白素蓮被打死。西安交通大學校長彭康被挂牌子“遊街”,挂牌子的是鐵絲,勒在脖子上。彭康後來在1968年3月28日在“遊街”和“鬥爭”中倒地死亡。西安第五中學語文老師袁玄昭,被打並且被關押,試圖逃走又被抓回後自殺。

在南昌,1966年8月11日,在江西師範學院發生全校性的大規模“遊鬥”。中文系教員熊化奇、黎仲明和學校醫務所醫師周天柱三人在“遊鬥”過程中死亡。歷史系教授何基被“遊鬥”後自殺。

在天津,南倉中學的學生把垃圾簍子扣在老師們的頭上,在他們的襯衫上畫上黑“×”,剪掉了女教導主任的頭髮。105中學的女校長被剃光了頭髮。南豐中學的校長孫若雲從“鬥爭台“上推下來,摔得頭破血流。學生把鐵絲紙簍做成“高帽子”套在她頭上,打她的頭部。鐵絲嵌進肉裏,鬥完後“高帽子”竟取不下來了。天津虹橋區金鍾橋小學的校工姚福德,因爲曾在國民黨時代當過兵,被學生毆打,他沖出校門跳入附近的河中。河岸高而河水淺。他的頭部倒插在河底淤泥中,兩腳露出水面。河岸上的人群看著他這樣死去。

在福建廈門,廈門大學歷史系教授王思傑,在遭到殘酷“鬥爭”後,和妻子兒女共四人一起自殺。在廈門第八中學,1966年8月,物理教師黃祖彬被打死。另一位教師薩兆琛在被殘酷毒打後關在學校樓上,在一天淩晨墜樓身亡。

在廣州鐵路中學,學生“鬥爭”英語教員高本鏘時,逼他喝下一瓶墨汁,然後猛擊他的胃部。他開始嘔吐,先吐出的是黑的墨汁,然後是紅的血。高本鏘被關押在學校教室中,半夜自殺身亡,時間是1966年9月間。中山大學羅應榮教授在1957年被劃成“右派分子”下鄉勞動兩年,貶入資料室工作。1966年進了該校的“專政隊”失去行動自由,他請人遞送一個紙條給住在城中曾經和他一起編寫英漢詞典的朋友,被紅衛兵發現,爭奪中他把紙條吞了下去。他被以“毆打紅衛兵”的“現行反革命”罪判刑5年。1970年他在花縣赤泥鎮採石場“勞改”時被刑事犯打傷後腦,不久死亡。

在湖南,長沙第一中學的紅衛兵1966年8月18日在北京受到毛澤東接見歸來之後(該校一名紅衛兵代表那天在天安門上講了話),立即在校中掀起毆打老師以及所謂“出身不好”的同學。被打得最嚴重的是一位信仰宗教的女性副校長。她的頭髮也被剪掉了半邊。瀏陽第一中學的語文教員唐政被毆打和在學校“勞改”。她被用繩子綁到該校大禮堂的“鬥爭會”上,在臺子上被打死。時年47歲。她死後,她的丈夫和兒子也被捆綁起來。當晚她的屍體被埋時,還有人往土坑裏吐痰扔髒東西。

在四川,1966年8月2日,重慶大學共產黨黨委書記鄭思群自殺。在瀘州第三中學,一位姓鍾的女教師被罰跪煤渣,雙膝流血。在成都第四中學,物理教員毛世祿上吊自殺,數學教員黃天倪臥軌自殺,校長王侃割喉嚨自殺未死。

在武漢,1966年8月24日,76歲的武漢大學校長李達在反復被“鬥爭”後死亡。武漢市第一中學英文老師李德輝自殺。武漢第十四中學數學老師陳邦鑒自殺。武昌實驗中學政治教員姚學之被該校紅衛兵毆打折磨致死。

在江蘇常州,第二十六中學的校長褚孟衡,被挂牌子“示衆”並被批鬥多次。有一天,一些學生用黑布蒙住他眼睛,把他帶到一間屋子裏用煙熏得昏了過去,然後用手臂粗的棍子打他,棍子被打斷。他滿身青紫,既不能躺也不能坐。沒有一所醫院敢給他治療。後來他又被通知去學校參加一個“會”,那顯然包括一場毆打和折磨,於是他上吊自殺。幸運的是他的家人發現了並砸開窗戶及時解開了繩子。他活下來了。在江蘇省揚州灣頭公社小學,副校長張筠被毒打並監禁在教室裏。她投河自殺,留下了年幼的子女。在她死以前,她的七歲大的兒子曾聽到有些學生交流如何用銅頭皮帶打人的“經驗”。

在浙江紹興,第二初級中學的語文教員馮世康,1966年夏天被批判鬥爭,在一次鬥爭會上,除了被辱駡、挂牌子、“坐飛機”和拳打腳踢之外,有學生在臺上舉起一把椅子往他頭上猛砸,把他打倒在地。馮世康在第二天跳河自殺。

被訪者說,打老師的現象在他們所在的省區全都發生了。這些省區有:福建、廣東、湖南、湖北、山西、陝西、四川、江蘇、江西、新疆、浙江。但是總的來說,對教師的暴力攻擊在北京最爲嚴重,而北京在當時被稱爲“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中心。”[6]

2.暴力迫害的發展過程

第一階段 從罵到打

1966年5月25日,在北京大學,聶元梓等七人貼出了一張大字報,攻擊北京大學當局者爲“黑幫分子”,號召“堅定地、徹底地、乾淨地、全面地消滅一切牛鬼蛇神。”[7]1966年6月1日晚上,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廣播了這一大字報。這張大字報震動了全國。在北京,六月初,“工作組”被派往各學校取代學校當局並領導那裏的“文革”運動。所有的大學和中學都停止了日常課程,用全部時間“搞運動”。學生以北京大學爲榜樣,開始用同樣的一套詞語來改擊他們所在學校當局。6月18日,中共中央宣佈廢除舊的高考制度。在很多學校裏,那些最早起來開始對老師作語言攻擊的人得到了工作組的大力支持,成爲新建立的權力機構“文化革命委員會”的成員。工作組號召和組織學生寫大字報“揭發”教師。除了“反革命分子”、“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分子”這一類政治性術語之外,象“豬”、“毒蛇”之類的貶意詞語,也被用來咒駡教師。[8]髒話“他媽的”,從1966年初夏開始在校園中普及化,後來成爲紅衛兵的特色用語之一,不但用在口頭上,還用在書面上。

工作組把教師“排隊”並劃成四類:好的,比較好的,有嚴重問題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相當比例的教育工作者被工作組劃成了第四類,並且被宣佈“停職反省”。北京西城區的工作隊,把全區61所中學的58•4%劃爲“三類”, 5%劃爲“四類”;476名中學領導幹部,40%劃成“三類”,14%劃成“四類”。上文寫到的北京師範大學附屬中學被打死的的卞仲耘副校長和被嚴重打傷的胡志濤副校長,因爲是“重點中學”的領導,都被工作組劃爲“四類”。有些教師不能忍受壓力和侮辱,自殺了。

在北京大學,有學生把大字報貼在歷史系教授汪籛的門框上。關於這件事有兩種說法:一種說大字報是被風吹掉的;另一種說汪因出入房門而把大字報撕了。有學生譴責汪籛出於仇視“文化大革命”而故意破壞大字報。工作組命令汪籛認錯並把大字報貼好復原。汪籛做了他們要求他做的,然後在當天夜裏反鎖家門服殺蟲劑敵敵畏自殺身亡。毒性發作後的劇烈痛苦使他以頭撞牆。他的鄰居們聽到了他臨終前的的痛苦的喊叫。那是1966年6月11日。歷史系青年教員俞偉超遭到“鬥爭”後兩次自殺,幸而未死,被高壓電燒毀兩根食指。

北京寬街小學的李蔭福老師是六年級的班主任,他被工作組指控有“歷史問題”,在工作組時期自殺了。在中央民族學院,歷史系副主任傅洛煥投水自殺。在上海華東師範大學,歷史學教授李平心於1966年6月15日自殺。 北京鋼鐵學院院長高芸生遭到“鬥爭”後於7月6日自殺。

在6月就有學生對教師進行暴力性攻擊。在清華大學,6月11日和12日,有學生組織了“打狗隊”,來打那些被看作“黑幫分子”或別種“敵人”的人。在“打狗隊”看來,那些被打的人是“狗”而非人。他們對“狗”實行“戴高帽子”和“遊街示衆”等等。1966年6月18日,在北京大學,一些學生對那些已經受到語言攻擊的人展開了暴力攻擊。比如,上文寫到的自殺了的中文系黨總支書記程賢策,被學生追趕並毆打。有學生從廁所拿來大便紙簍,扣在程賢策和中文系副主任向景潔的頭上,還把墨水倒在他們身上。晚上向景潔回到家中,他的妻子在他背上的青紫傷痕上敷了草藥膏。胡壽文,上文寫到的生物系講師,被學生用一根繩子套在脖子上,拉倒在地,拖著就走。胡幾乎窒息昏死過去。那天北京大學各系共有六十多人被用這樣野蠻的方式“鬥爭”。

在蘭州大學,1966年6月17日,得到工作組支援的一些“左派”學生到江隆基家中,把他一路拖著跑到操場,進行“鬥爭”。他們把桌子和凳子層層相疊,讓江隆基跪在上面,並戴上了重十多斤的鐵籠子。6月22日,中共甘肅省委告訴蘭州大學學生他們已經做出撤銷江隆基職務的決定。第二天,在蘭州大學又召開 “鬥爭”江隆基大會,再次對他使用罰跪、戴高帽子、拳打腳踢、遊街等方式。 6月25日上午,中共甘肅省委召開萬人大會,宣佈“撤銷江隆基的黨內外一切職務”。當天下午,江隆基自殺。

在中學也發生了類似的暴力事件。上文寫到的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的副校長卞仲耘,在她1966年6月29日寫給上級黨委的信中,描述了她如何在6月21日的“鬥爭會”上被打以及會後又被打。她說:“我被拷打和折磨了整整四、五個小時:戴高帽子、低頭(實際上是將身彎到和下肢成九十度)、罰跪、拳打、腳踢、用繩子反捆雙手,用兩支民兵訓練用的步槍捅脊背,用地上的污泥往嘴裏塞、往臉上抹,往滿臉滿身吐吐沫。”[9]這個“鬥爭會”是由工作組主持召開的。她寫信向上級領導求救。她的丈夫親自把信送到了中共中央所在地中南海的傳達室。但是高層領導人沒有理睬她的信。

然而,雖然工作組鼓勵學生批判鬥爭老師,並計劃把那些已被劃入“第四類”的人送去“勞改”,但是對6月18日在北京大學出現的那種不受工作組領導的大規模的暴力行動,表示反對。1966年6月20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劉少奇轉批了北京大學工作組的第九號簡報給各學校,要求制止學校中的“亂鬥現象”。[10]劉少奇只是要求制止“亂鬥”,他自己正在積極領導“工作組”組織“鬥”人。他親自指導北京師範大學一附中工作組如何把該校校長劉超“鬥倒鬥臭”。(他在和該校工作組成員的談話中使用了這一“文革術語”。他在該校上學的17歲的女兒也成爲工作組的成員之一。)但是這個文件要求制止大規模使用暴力,顯然和這一時期還沒有發生文革的攻擊物件被活活打死直接有關。

第二階段 從打到打死

打死人是在工作組被撤銷後立即發生的。1966年7月28日,按照毛澤東的指示,中共北京市委發出了“從大字撤銷工作組的決定(包括中學)”。在此之後的一周內,工作組來離開各個學校。學生組織,其中絕大部分稱他們自己爲“紅衛兵”,填補了因工作組撤銷而造成的權力真空。正是在這時候,大規模的打老師事件發生了。已經被工作組劃入“第四類”的人首先被紅衛兵開會“鬥爭”和毒打。剃“陰陽頭”,用銅頭皮帶和棍棒打人,在那時候普遍並且公然地發生。

首先,各學校建立了校園“勞改隊”或稱“專政隊”。北京大學公共數學課講師董懷允在工作組領導文革時期已經被編入另組,不得參加“革命群衆”的會議等。他也目擊了6月18日的北大暴力鬥爭場面。7月26日江青在北大宣佈“618事件”是“革命事件”,7月27日聶元梓宣佈建立校園勞改隊。董懷允在7月28日上吊自殺。

1966年8月5日北京師範大學女子附屬中學的紅衛兵把卞仲耘校長打死後,當天晚上該校紅衛兵負責人宋彬彬等當面向當時的中共北京市委第二書記吳德報告了此事。中共北京市委和周恩來辦公室的幹部來到學校,要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堯“正確對待革命群衆”。至今沒有任何材料告知高層官員曾如何談論卞仲耘之死。但是,他們在卞仲耘被打死後沒有採取措施來制止暴力是十分明顯的。相反,他們高度稱讚正在全國迅速傳開的紅衛兵運動。毛澤東在1966年8月18日在天安門廣場接見了一百萬紅衛兵。在天安門城樓上,宋彬彬給毛澤東戴上了紅衛兵袖章,毛澤東告訴她“要武”;北京大學附屬中學學生彭小蒙代表紅衛兵在大會上作了演講。這兩個最爲矚目的紅衛兵人物所在的學校是最早開始用暴力攻擊老師的。

在8月18日之後,暴力行爲猛然升級,越來越多的老師被打或被打死。這一點,從上文寫到的教育工作者被打死的日期可以清楚看出。從撤銷工作組到8月18日大會之前,北京市紅衛兵打死人的學校有兩所,即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8月5日)和北京101中學(8月17日)。在8月18日毛澤東接見紅衛兵大會之後,有數千教育工作者和城市居民被打死。上文寫到的北京第三女子中學校長沙坪和第八中學校長華錦,都在8月18日大會後,被連續毆打折磨和關押,在8月22日死亡。

按照一篇在1991年刊出的關於“文革”期間的北京中小學教育的文章說,僅僅在八月的兩個星期內,在北京西城區,近百名教育工作者被迫害致死。被打傷或致殘的人不可計數。[11]這篇文章關於這一時期的介紹篇幅很短,並且未給予準確數目,也未說明受難者姓名。但是這篇文章顯然有北京教育局的內部統計資料作依據,只是這些材料不准學者查閱。

在本文和筆者的《文革受難者》(香港,開放出版社,2004)一書,記載了一批被打死的教育工作者的名字、死亡事件和受難經過,材料來自筆者一人之力所做的調查,還相當不完全。

第三階段 大規模殺戮:從校內到校外,從北京到全國

在1966年8月18日大會之後,暴力迅速發展升級。 1966年8月22日,中共中央轉發了公安部“關於不准動用警察鎮壓革命學生運動的規定。”那時候,北京學生的暴力行爲已經從校內擴展到校外。

受難者是北京的普通市民。其中不僅有從前的工廠或商店的擁有者,有擁有自己的房屋的人,有1957年被劃成“右派分子”的人,還有藝術家、作家,等等。1966年8月23日,作家老舍和其他二十多名文藝工作者一起被中學紅衛兵“鬥爭”和毒打,老舍在8月24日自殺。

1966年8月27日半夜,北京大學附屬中學的紅衛兵把住在附近的37歲的工人陳彥榮和一名老年女人打死。陳彥榮的妻子劉萬才一起被毒打。該校紅衛兵還打死了北大東門外溝沿8號60歲的居民吳素珍。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的紅衛兵在校中打死副校長卞仲耘後,又在該校化學實驗室中把一名18歲的學校附近西單玉華台飯莊的女服務員綁在柱子上打死。

上文寫到的在1966年8月25日在校中打死三個人的北京師範大學附屬第二中學的紅衛兵,在8月28日抄了地安門東大街93號朱廣相醫生的家,並且打他。鄰居李叢貞,半導體研究所的工友,上前說了“朱大夫是好人,別打了。”爲此話李叢貞被綁在柱子上當衆打死。李死後,紅衛兵爲判斷他是不是真死了,掄刀從他的肩膀上劈下一塊肉,見沒有反應,才把屍體松了綁。

8月29日,中國人民大學附屬中學的高二(二)班的紅衛兵到北京大學教工宿舍打死了一名同學的爺爺孔海琨。在北京第一中學,紅衛兵把學校原來的菜窖變成了打人場所,有十三個從校外抓來的人被打死在那裏。位於北京郊外風景區的第四十七中學的一名前紅衛兵說,該校紅衛兵不僅打了他們學校的老師,而且把學校附近的幾個村莊中的所有“階級敵人”都“消滅”了,也就是都打死了。殺戮從市區擴展到農村。在北京大興縣,從1966年8月27日到9月1日,325名所謂“四類分子”以及他們的家屬子女被殺害。在受難者中,年紀最小的是剛生三十八天的嬰兒。[13]

從1966年8月下旬到9月底,在北京有1,772人被打死了。這是一個巨大的數位。這個數位出現在1966年10月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的一份“內部”文件上,標題爲《把舊世界打個落花流水》。(這個標題就表明了把紅衛兵打死人當作革命功績看待。而在這之前,1966年9月5日“中央文革小組”的一份簡報中,就說北京已經有上千人被打死。那份簡報的副標題是“紅衛兵半個月來戰果累累”。但是這些“內部”文件從來沒有向人民公佈過。)文革後的1980年,中共北京市委的機關報《北京日報》[14]發表一篇關於那時已被批判的前北京市革命委員會主任謝富治的長文,簡單提到了1966年8月下旬到9月的20天中有1,772人被打死。但是這篇文章沒有說明這些死者是誰以及他們如何被打死。另外,文章使用了動詞被動語態“被打死”,而沒有說明是誰殺害了這1,772人。這種口氣是會令後人驚訝的:即使在文革後,殺害1,772人竟然仍然不被認爲是嚴重事件,也不被認爲需要追查責任。確實,在對林彪和“四人幫”集團的審判中,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的判決書也沒有提到1966年北京的紅衛兵殺戮。

根據一份“內部”材料,從1966的8月24日到9月1日,在北京被打死的人的數位是:8月24日,44人;8月25日,86人;8月26日,126人;8月27日,228人;8月28日,184人;8月29日,200人;8月30日,224人;8月31日,145人;9月1日,228人。8月31日的死亡人數有所下降,顯然是因爲那一天毛澤東在天安門廣場第二次接見百萬紅衛兵。紅衛兵到天安門廣場去了,用來打人的時間有所減少。9月2號後每日被打死人數大幅降落,是因爲那一日中共北京市委發出一個文件要求制止“打死人的現象”。那個文件口氣十分溫和,“打死人”被稱作“現象”而不是被稱作“犯罪”。但是這個文件立刻起了作用。可見當時紅衛兵的行動看似雜亂,但是總的局勢是上面穩穩掌握在手的,要打就能打,要收也能收起。

紅衛兵殺戮發生在北京的每個區,以西城區打死人最多,有333人被打死。西城區是北京最爲中心的一個區,中共中央所在地中南海就在西城區內。北京第一個打死人的學校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也在西城區內。西城區當時有六十所中學,平均每一所中學的紅衛兵打死5至6人。(抄家打人主要是中學紅衛兵做的。)


特別殘忍的是,這些人甚至不是被子彈射擊而死的,也不是像古代那樣被用大刀砍頭的,而是被紅衛兵們用拳頭棍棒和銅頭皮帶活活打死的。打死一個人,有時候用數個小時,有時甚至用幾天的時間,顯然死亡過程因漫長而更爲痛苦。被打死的人,衣衫破爛,渾身血迹斑斑,被丟上卡車或者平板車,沒有姓名標記,橫七豎八地堆在一起,就被送往火葬場焚燒。因爲突然增加的大量死亡,北京的焚屍爐供不應求,來不及焚燒。加上天氣炎熱,火葬場只好往死屍堆上放冰塊控制腐爛。目擊者說,那裏的場面極其恐怖。

另外,事實上有更多的受難者不可能被計算在1,772人內,因爲他們被強制遣返後,在離開北京前往農村的路上被打死,其時他們的北京居民戶口已被登出。另外,在9月底以後也還有人被打死,比如上文寫到的北京第六中學的退休校工徐霈田老人和北京吉祥胡同小學副校長邱慶玉。

儘管1,772已經是一個巨大的數位,很多目擊者認爲有理由認爲被打死的人的總數大於1,772。北京市在文革後“內部”統計了被打死的總人數,沒有分別死亡的年份,但是可以看出在1966年的死亡人數應該高於1,772人。

在1966年8月北京打人的高峰時期,在北京的中學裏流行著一句話:“打死個人不就是28塊錢的事嗎。”28塊是當時火葬一具屍體的價錢。那些被打死的人的火葬費用要由他們的家屬支付。他們的骨灰不准保存。在文革後,爲一些被打死的人“平反”,並不說是召開“平反會”,只說是舉行“骨灰安葬儀式”,而儀式上的骨灰盒子,多半都是空的,並沒有骨灰在內。

在大規模抄家打死人的同時,北京有十萬居民,被作爲“階級敵人”掃地出門驅逐到農村。他們的人數,占當時城區人口的百分之二。這些人被掃地出門,失去了一切財物,在其後十多年間過著極其艱難的生活,而且,其中相當一部分在遣返路上就被打死,或者在到達農村不久後就因受到“鬥爭”和饑寒交迫而死亡了。

從1966年8月開始,紅衛兵得到免費車票去全國各地旅行以進行所謂“革命大串連”。北京的紅衛兵把暴力行爲帶往外省市。比如,1966年8月27日,北京第二十八中學的三個紅衛兵串連了上海上海中學的紅衛兵到上海郊區梅龍公社牛行大隊“鬥地主”。結果,一名前地主被打死。[15]在上海外國學院附中,1966年8月16日,該校紅衛兵就發起對附中和上海外語學院的教師和幹部的殘酷“鬥爭”,8月下旬北京來的紅衛兵到了那裏以後,又對老師進行了一次大規模的毒打。老師被打傷後血流在地上。他們強迫老師用舌頭把地上的血舔乾淨。

在上海育才中學,9月初,北京紅衛兵“串連”到達以後,在該校召開全校大會,在會上把所謂“家庭出身不好”的學生揪到臺上打耳光,謾駡侮辱。這是該校文革中第一次發生大規模當衆打人。接著,北京紅衛兵和該校紅衛兵一起“鬥爭”該校老師。一天晚上,他們連夜毒打該校數學女教師王守璠,直到淩晨四五點鍾才歇手。他們打她耳光,還強迫她在地上爬並喝抽水馬桶裏面的髒水。王守璠隨後就跳井自殺了。

來自上海的一位被訪者,前上海中學紅衛兵成員說:

北京紅衛兵南下,穿著軍裝,系著武裝帶,非常神氣,對我們說:“你們這裏怎麽這麽文質彬彬,一點革命氣氛都沒有?”我當時弄不懂他們說的“革命氣氛”是指什麽。一個北京來的女紅衛兵從腰上解下皮帶就開始示範怎麽抽人。這是我第一次看見北京紅衛兵的樣子。

從本文所附的學校名單,我們可以看到從北到南,從大城市到鄉村,學生攻擊教師和其他“敵人”的現象到處發生。在湖北省省會武漢,根據該市官方文革後的“內部”統計,1966年夏天,紅衛兵打死了62人,還有32人因被打鬥而死亡。[16]廣播和報紙對紅衛兵的宣傳,以及“革命串連”,是把暴力從校園帶到社會,從北京發展到全國的有力幫助。


3.主要的折磨方式

(1)用拳頭、棍棒打,用腳踢。

(2)“高帽子”和“遊街”。毛澤東在其“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1927)一文中描述了農民鬥爭地主的這一方式。這篇文章印在毛著普及本中,很多學生讀過。1966年8月3日在南京師範學院,上文寫到的吳天石和李敬儀夫婦就是因“遊街”而被折磨死的。

(3)挂在被打成“敵人”的那些人胸前的“黑牌子”。在牌子上寫有“黑幫分子”、“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 “反動學術權威”等等罪名。罪名下面是這個人的被打了紅“×”的名字。這一象徵手法被使用,是因爲在法院的公告上,被判處死刑的人的名字上通常標有紅“×”。許多教師被強迫必須在公衆場合挂著這種牌子。開始的時候,這種牌子多由兩尺見方的硬紙板做成。但是後來有學生製作了沈重的牌子以加深身體攻擊和侮辱的程度。在北京第一中學——這是一座靠近北京老城牆的學校——鬥爭校長劉啓明的時候,有學生甚至用細鐵絲把一塊巨大的城牆磚挂在她的脖子上。

(4)“坐飛機”或“坐噴氣式”。這兩個名詞是“文革”中廣泛使用的。在“鬥爭會”上,被鬥的人被強迫站在臺上,低頭,彎腰,雙臂後舉,身體形狀如噴氣式飛機。“鬥爭會”常常持續數小時,長時間保持這種姿式是很困難的,特別是對那些年紀大的人來說。

(5)“陰陽頭”,形似中國古代的“陰陽”圖案。學生把教師的頭髮剃去半邊,因而命名。這一方法常使用于女老師身上作爲特別的懲罰。不僅中學生,大學生也這樣作。

(6)用銅頭皮帶打。紅衛兵的時興裝束是一身黃軍裝,佩戴紅色袖章,腰束皮帶。皮帶也被用來抽打人。軍用皮帶有銅頭,可以造成嚴重的傷害。幾位被訪者都提到有些紅衛兵曾交流和炫耀用銅頭皮帶打人的經驗,包括鞭打的方向和角度,以及怎樣才能“一打一個血窟隆”等等。

(7)“抄家”。學生不要需任何搜索證便可以老師家中搜查他們的私有財物。紅衛兵的“破四舊”運動發生在1966年8月至9月。教師一般都有很多書籍。除了馬列毛著作和自然科學書籍外,其他書都被視爲“四舊”沒收或者燒掉。南京師範學院西方美術史教授秦宣夫的畫冊全部被來抄家的紅衛兵倒上煤油燒掉。一位教師的相當完整的中國象棋藏書,也全部被沒收和毀掉了。

(8) 校園“勞改隊”,又稱“牛鬼蛇神隊”或“專政隊”。每個學校都有老師被打入其中。這種隊被認爲是“敵人”集體。隊中的人必須做髒的、重的工作。如掃廁所,拾垃圾,等等。他們也必須總是挂著“黑牌”。在“勞改隊”裏的老師隨時可能被侮辱、被打。北京第三女子中學有14個教職員在“勞改隊”中。北京大學附屬中學有三個“勞改隊”。這三個“勞改隊”是按照所謂“罪行”的嚴重程度來劃分的。其中“勞改一隊”6人,“勞改二隊”12人,“勞改三隊”6人。進“勞改隊”的人占了全校教職員工人數的四分之一。

很多被訪者估計,各校被正式趕入“牛鬼蛇神隊”的老師的比例普遍超過百分之二十。1985年前後在北京編寫的五所中學的簡史顯示:在北京第二十六中學,46名教師曾被趕入“牛鬼蛇神隊”中並被毒打。[19]在北京101中學,63名教師進過“牛鬼蛇神隊”。[20]在北京育英學校,二十多名教師進過“勞改隊”。[21]在北京育才中學,16名在“勞動隊”中的幹部和老師都被當作“黑幫分子”毒打。[22]在通縣(北京郊區)第一中學,學生剃了四個女教師的頭髮,76名老師中的53名被強迫進入“牛鬼蛇神隊”,在皮鞭下每天勞動14—15小時。[23]

(9)唱“牛鬼蛇神歌”。此歌又被稱作“嚎歌”,因爲被強迫唱此歌的教師已不被視爲人類而被視爲動物。在“牛鬼蛇神隊”中的老師被強迫一日數次唱這個“歌”。如果唱得不被紅衛兵滿意,他們可能被打或被罰。這個“歌”由北京第四中學的學生所作並流傳全國。此“歌”詞曲如下:

|1 5 1 2 |3 1|1 5 1 2|3 1 |
我是牛鬼蛇神, 我是牛鬼蛇神
|0 0 0|0 0 0|
我有罪,我有罪,
|6 5 3 3 |2 1 |3 3 2 3|5 5|
我對人民 有罪,人民對我 專政,
|6 5 3 3|2 2|
我要低頭 認罪,
|3 3 2 3 |5 5 |6 5 3 3| 2 1 |
只許老老 實實, 不許亂說 亂動,
|3 3 3 2 3 |5 5 |6 5 3 3|2 1 |
我要是亂說 亂動,把我砸爛砸碎,
|5 5 |6 6 |0 7 7 |— —‖
把我 砸爛 砸碎[18]

以上方式,在本文附錄中所列的學校中都幾乎都被採用過。還有別的方式在部分學校被採用。其中相當普遍的方式之一是在校中設立牢房關押教師。比如,在北京第一中學,一位姓龔的老師被關押在學校幾個星期,他被毒打,以致他的一個學生看到他時都認不出他來。在北京第五中學,校長呂清寰被關在樓梯下面的小黑屋裏幾個月。北京第十三中學,北京第三十一中學,北京清華園中學,北京外國語學校,都設有專門牢房關押人。北京第四中學和第六中學都把原來的音樂教室改建成了監獄。在北京第六中學,如上文已經寫到的,紅衛兵設立的監獄關押老師和別的人長達三個多月。在1966年夏天,很多學校的紅衛兵前往北京第六中學學習“革命經驗”。據一位北京景山學校的紅衛兵說,他們因被指責爲“鬥爭性不強”而去參觀。她看到監獄中遍地都是血迹。兩年以後,1968年的“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這種牢房建立於中國每一個工作單位,被俗稱爲“牛棚”。實際上,“牛棚”是在1966年就開始的。

各式各樣的折磨方式被使用。在清華大學附屬中學和北京大學附屬中學,有紅衛兵學生用塑膠包的鋼絲繩打老師。據一位受害者說,這種塑膠包裹的鞭子不會象銅頭皮帶那樣造成皮膚上的明顯傷害,但是導致更加嚴重的疼痛,“疼得鑽心”。在南京南市小學,一位女教師被強迫站在一隻放在椅子上的凳子上聽批鬥。批鬥完後,有人把凳子下的椅子抽走,把這名教師摔到地上。在清華大學和清華附中,有教師被紅衛兵強迫互相打。在北京第三女子中學、101中學和北京師範學院附屬中學,紅衛兵強迫老師打那些已經被打死的同事的屍體。當他們拒絕這樣做時,紅衛兵咒駡他們“同情階級敵人”,將和被打死的人“同樣下場”。

甚至連那些有倖免於進入“勞改隊”的老師也生活在恐懼中,因爲時常有學生來要錢和糧票。據幾位被訪者說,在1966年夏天,北京101中學和北京大學附屬中學的一些老師白天呆在學校附近的農田中,直到半夜才敢回家,以免受到騷擾。

4.誰被打?

從1966年6月初開始,教師成爲“文革”的打擊目標。工作組進駐學校後,學生遇見老師,不再向老師問好。他們不禮貌地呼叫教師的全名,以代替過去帶有敬意的“姓+老師”。大多數教師都在大字報上和“揭發批判會”上受到語言攻擊。被揭發批判的老師不被允許替自己辯護。在8月初“工作組”離開學校之後,學生可以用任何方便的理由毆打教師。當老師遭到身體攻擊時,他們得不到任何保護。不過,並非所有的老師都被打。一般來說,下列四類老師被打:

(1)學校的負責人,包括學校一級(在大學裏,系一級也在內)負責人。他們中的大多數都被指爲“反革命黑幫分子”或“教育界的資產階級代理人”。在他們之中,學校的最高負責人以及主管教學工作的人受到更嚴重的折磨。舉例來說,1966年8月5日,在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除了一名教育程度較低並只主管學校總務工作如建築物維修的副校長外,其他五名校一級領導幹部都被毒打,而學校的最高主管人卞仲耘被打死。卞仲耘當時是第一副校長。假使學校當時有正校長在職,這個正校長可能先于卞被打死。

(2)學術上較有成就、教學業務上較強的教師,在“文革”中被指爲“反動學術權威”被“鬥爭”。在大型大學裏,幾乎所有的教授都成爲“反動學術權威”,不論他們的專業在自然科學還是社會科學領域。在一般大學裏,一個講師也會被指爲“反動學術權威”,只因爲那裏沒有多少人有更高級的職稱。在1956年以後很少機會有職稱提升,所以1966年時級別低的青年教師中學術成就較高者也象老教授一樣被鬥。事實上,在幾乎所有的大學、中學、小學甚至幼稚園裏,教師中級別相對較高或業務能力較強的老師都被作爲“反動學術權威”而加以攻擊。每一個學校都需要找出它自己的革命打擊目標。

文學藝術界和教育界一樣,被規定爲文革的重點打擊物件,所以在文革前發表過文藝作品的人,都遭到攻擊。一些年輕的中學語文老師,僅僅因爲在《北京晚報》等處上發表過一兩篇短文,就被攻擊爲“黑作家”“小吳晗”遭到“鬥爭”和毆打。(吳晗是明史專家,京劇《海瑞罷官》的劇作者,1965年10月在報紙上開始“批判”《海瑞罷官》被當作發動文革的第一個重大動作。)

(3)被認爲有“政治問題”的人,比如有“海外關係”的人,和國民黨曾有關係的人,“家庭出身不好”的人,等等,即使沒有證據說明他們有意反對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在1957年有相當一大批教師被打成“右派份子”,這些人在文革中又首當其衝被攻擊。有的青年教師僅僅因爲曾經聽過“美國之音”廣播,在文革前就被指爲“偷聽敵臺”而遭到監控,文革開始後受到更加嚴重的攻擊。教師隊伍在“文革”前已經多次被清洗,文革又一次從中找出新的打擊目標。

在相當多的地方,當學校的黨政負責人自己還沒有被“打倒”的時候,他們先領導攻擊了第二和第三部分人,直到他們自己也進了文革的打擊物件圈子。

以上三類人是在“文革”的指導性文件中設定的目標。他們因此難逃攻擊。

(4)一般老師也會挨打
教師是學校制度的主導力量部分。因爲整個學校制度被指控爲“反革命修正主義教育路線”,教師從整體上被當作文革的打擊物件。即使是一般教員,也會爲一些原因比如得罪過學生等等被打,甚至不需要任何原因也會被打。

紅衛兵擁有的不受法律約束的權力使得個人可以趁機報復私仇。比如,邱慶玉,上文寫到的北京吉祥胡同小學校長,是被已經畢業上了中學的學生回到學校報復時打死的。在北京第六中學,副教導主任單承佐被當作“黑幫分子”鬥爭時,一個學生兇猛地打他並說:“你還記得你以前處分了我嗎?現在是你倒楣的時候了。”在北京第十五中學,一個初二的學生毒打一位女教師,逼她在地上爬行,僅僅因爲“文革”前這個女教師到這個學生的班上代課時批評過這個學生。在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有一個七十來歲但相當健康的老校工許占魁,平時對學生比較嚴厲,被紅衛兵打得渾身青紫不能起床。

“文革”開始以後,“牛鬼蛇神”一詞常被用來指稱那些鬥爭物件。對文革起了重要指導作用的《人民日報》1966年6月1日的社論題爲“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牛鬼蛇神”一詞出自古詩,原意是指化妝遊行中的一些角色,在“文革”中未作清楚的定義就成了打擊物件的總稱。這一詞意的模糊性導致了很多老師被打的隨意性。在北京大學附屬中學,幾個紅衛兵學生遇到體育老師張敏,問她每月工資多少,然後就按照工資數用銅頭皮帶在她背上抽打了一百多下。在北京師範學院附屬中學,一位年輕的女教師容貌漂亮並發表過數首詩,因而遭到“鬥爭”和侮辱。另一方面,在南京第二中學,有一位老師因外貌比較醜也被打,因爲學生說他像電影中的反派角色,像“特務”。

在中學裏,每個班有一個班主任,管束學生是班主任的主要工作之一。1966年夏天,這部分老師比其他老師更易遭到學生的暴力攻擊,雖然他們既非學校的“當權派”也不是“學術權威”。比如,在北京第八中學,初中一年級的一位班主任,一個二十多歲的未婚女性,被剃了“陰陽頭”。在北京第二中學,高中三年級的學生剃了五十來歲的女班主任的頭髮。湖南湘潭第一中學初一的一名女班主任,剛從師專畢業不久,二十來歲。男學生把她的蚊帳捅爛,把她的東西砸壞。由於相似的原因,一些曾經給過一些學生不及格分數的老師被打得非常厲害。

訪問教師時,筆者曾經問過,被打時你們的反應是什麽?事實上,他們全都無聲地忍耐了種種殘酷的虐待。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的郭聖銘教授,當他被從家裏拖出去遊街、頭上戴著“高帽子”、腳上沒有穿鞋子的時候,他想這一切都是沒有意義的胡鬧,不要把這些放在心上。他的道家哲學幫助他承受了侮辱。爲了在心理上保護自己,他讓自己相信種種暴力行爲都只是一場荒唐的鬧劇。他不是這樣做的唯一教師。龔浩然,廣州第二十五中學的教員,自稱在“文革”前練過武功並知道怎麽在這種情況下保護自己。當學生打他的時候,他蹲下,雙手抱頭,以武功的方法調整自己的呼吸。他總算被傷得不算厲害。北京建築材料工業學院的物理學教師孫菊生,曾被北京第八女子中學和北京第三十一中學的紅衛兵關押在家中毒打數日。他說,他總結的“經驗”是被打時要盡可能保護身體不動,這樣可以減少疼痛和傷害。清華大學附屬中學副校長韓家鼇,被打傷後不能從醫院得到治療。他用“雲南白藥”—— 一種傳統的治療外傷的中草藥——治療自己。這種藥需要與白酒同服。在此之前他從未喝過白酒。從1966年夏天之後他便天天喝酒。開始是爲了治傷,後來則是因爲形成了習慣。他一直喝了下去。

沒有一個人採取公開行動抗議或反對這些暴行。這並不是因爲老師們全都怯懦,而是因爲抗議幾乎是不可能的。有三個明顯的原因:(1)警察已經收到了命令不干涉學生的行動。[24]沒有人幫助受到暴力虐待的人。(2)這些打人的學生是受到官方支援的“紅衛兵”組織的成員,而老師卻是些互相隔絕孤立的個人。(3)任何個人性質的抵抗會帶來嚴厲的報復並導致更多的死亡。比如,1966年8月25日,在北京崇文區有一名叫李文波的男子,他被抄家並被打。據紅衛兵在當時宣稱,李文波用菜刀攻擊了來抄家的北京第十五女子中學的紅衛兵。文革後有當事者透露李文波沒有用菜刀攻擊紅衛兵,只是要求讓他的妻子上廁所。紅衛兵因此毆打他的妻子。在混亂中發生衝突。李文波被當場打死,他的妻子劉文秀被警察帶走,在9月12日被判處死刑,在9月13日被槍斃。李文波死後,紅衛兵在全城發起了以“討還血債”爲藉口的更大規模的暴力行動。從第二天——8月26日——開始,在北京每天被打死的人的數位從兩位元數跳到了三位數;被打者的範圍也擴大了。上面寫到的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的26歲的劉樹華老師就是在8月26日晚上被毒打後自殺的。

此外,藏匿或逃跑也是不可能的。一個人若沒有戶口,不能住在任何地方,而紅衛兵卻無處不在。一位教師被訪者說,秘密逃離北京或中國的念頭曾在他頭腦中閃過,但他很快就認識到這樣太困難也太危險,所以不能做。孫菊生,上文提到的物理教師,在家中被附近中學的紅衛兵打時,他的姐姐孫啓坤,一個退休會計,來跟他道別。她的丈夫是北京鐵道學院的教授,在其學校中被打,而且校中已經有人被打死,他們就一起離開了家。孫啓坤在弟弟孫菊生的家中被紅衛兵抓住。她拒絕說出她的丈夫藏在哪里。1966年8月27日孫啓坤被打死。唯一從北京成功地逃到香港的教師是中央音樂學院的馬思聰。在受到侮辱毆打之後,他在1966年11月秘密離開了北京。在他逃出境外後,建立了一個專案組作全國性的調查。那些被認爲幫助過他甚至僅僅跟他有過接觸的人都受到了殘酷的審問。這些人中,有的被關押了8年,有的死在關押中。這樣一來,沒有人敢於幫助別人逃跑,也沒有人敢自己逃跑。

在這種情況下,一隻鎖牢的鐵籠子已被造成,教師們無處可逃。面對未有先例的侮辱和暴力,教師們除了忍耐並把自我欺騙當作心理避難所之外,沒有別的選擇。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的地理老師,目擊了許多同事被毒打。在恐懼中,她跪在家中地上並叫她的兒子打她,來練習如何承受痛苦。她覺得沒有這種“彩排”,她將無法承受折磨。

如上文提到的,老師們在6月裏曾被“工作組”劃爲四個類別。在工作組撤離學校後,這種政治身份仍在某種程度上保留了下去。“文革”所宣稱強調的要“區別”對待“犯有嚴重錯誤”的人和“敵人”的政策,[25]也有效地分裂了老師,防止了教師團結起來抗議暴力行爲。在卞種耘老師被打死以後,校中一位語文老師張靜芬用僞裝的筆迹匿名給卞的丈夫寫了一封信表示同情和哀悼。其他老師均保持沈默。

有的被認爲“沒有問題”的老師,和學生一起鬥爭別的老師。在訪談中,聽到有老師挑動學生打其他老師以報私仇的故事。


5.誰打老師?
在1966年夏天,教師隨時可以被罵被打。這些行爲在當時被當作“革命行動”,不受法律、規定或常規的束縛。然而,通常並不是所有的學生,而是只有“紅衛兵”組織的成員,被允許參加在學校中打教師及在學校外打“牛鬼蛇神”的暴力行爲。在當時,參與打人被認爲是一種光榮或者特權。

一位被訪者——當時是北京第四女子中學的學生——說:“我媽媽是‘革命幹部’,可是我爸爸在1957年被劃成了‘右派分子’。因此我不夠格當紅衛兵也不能去抄階級敵人的家。那時候我爲自己覺得很遺憾。”

紅衛兵組織規定,只有出身於五種家庭的學生才有資格成爲其成員 。這五種是“革命幹部”、“革命軍人”、“革命烈士”、“工人”和“貧下中農”。但是在北京這樣的城市裏,沒有農民,因爲按照政府政策農民在“文革”前和“文革”期間都是絕對不准搬進北京城裏的。北京也沒有很多工廠和工人。另外,按照北京紅衛兵組織的規定,只有在1945年以前參加共產黨的幹部(那時一般都已經是相當高級的幹部)可以算作“革命幹部”。因此,在紅衛兵運動最早興起也最爲活躍的北京的海澱、西城、東城區,實際上只有“革命幹部”子女成爲紅衛兵成員,這些人只占中學生的不到百分之二十。比如,在紅衛兵組織的誕生地清華大學附屬中學,在全校一千五百多學生中,紅衛兵成員不到三百人。這個比例在其他中學如北京師範大學第二附屬中學也大體如此。在北京第三十一中學,這個比例甚至更低,因爲這個中學的幹部子弟少。構成城市人口主體的人,如商店工作人員,各種專業工作人員,一般機關工作人員,技術員,工程師,教師(如果他們還未被劃入“牛鬼蛇神”),等等,他們的子女不被准許參加紅衛兵,只可以參加一種叫作“紅週邊”的組織,支援和協助紅衛兵。從“壞家庭”出身的學生則遭到人身侮辱及折磨。下一節中將談到他們。但是少數紅衛兵學生在當時得到了極大的權力,控制生殺予奪,所以造成了極大的影響和後果。

在多數情況下,打人是一種集體行動。一群紅衛兵一起行動,煽起敵意,互相鼓動。有時候,打人發生在幾百人幾千人面前。在這種場合中,打人者競相顯示對 “敵人”的痛恨與無情。另一方面,在這種情況下打死一個人的時候,這一群打人者都不認爲是他們中哪一個人的責任,也不擔心犯了殺人罪。比如,卞仲耘,1966年夏天北京的第一位受難者,是在被許多學生打了以後死的。在數小時長的折磨期間,這個學校的1600名學生中沒有人曾試圖說服打人者停止這種非人道的行動。在打人過後的那天晚上,在學生食堂中有學生高聲談論他們如何強迫她吃廁所中的髒東西以及如何用開水燙她。那裏沒有犯罪感,只有興奮與輕浮的氣氛。

有相當多的女紅衛兵曾經猛烈地、殘酷地鞭打折磨老師。北京的第一位受難者卞仲耘是被一些年齡在14—19歲之間的完全是女性的學生打死的。從調查所涉及的學校的名單中,也可以看到很多死亡是發生在女子中學的紅衛兵手中的。在北京第三女子中學,學生不但打死了校長沙坪,而且發明了各種方法折磨在“勞改隊”中的另外十三名老師,包括跪帶溝槽的洗衣板,彎腰到地,脖子上挂著磚頭在地上爬,用塑膠鞋底打耳光,摸死人,等等。在北京第八女子中學,紅衛兵學生命令“牛鬼蛇神隊”中的老師們排成一列,然後用錘子挨個打他們的頭。北京第五女子中學的紅衛兵用繩子把校長李一茹吊起在樹上,然後突然鬆開繩子,把她重重摔在地上多次。李一茹被打斷三根肋骨,還留下了小便失禁等後遺症。在北京第十女子中學,十三個把名字改成“衛紅”“繼紅”“紅虎”等等的女紅衛兵,當時被稱作“十三紅”,因打人兇狠而出名。在北京第四女子中學,有一些女紅衛兵給自己剃了光頭,被稱爲“光頭黨”,在北京以打人兇惡而出名。女十中和女四中都有教員被打死。當時在男女合校的學校中,比如北京大學附屬中學,女學生在打他們的女校長時起了重要作用。據清華大學附屬中學副校長韓家鼇說,在這個學校中,男女學生都打了他和其他老師,但是一般來說,男學生比女學生打得凶。

在中學和大學中,“牛鬼蛇神隊”通常置於紅衛兵的領導人之一的分管之下。這個人的年齡在14—24歲之間,有很大的權力控制教師的命運。這個人可以隨意決定折磨的等級。於是,在某種程度上,折磨的程度取決於這個人的道德和心理狀況。另外,據一些被訪者說,在很多學校都有這樣的一批學生,他們在暴力行動中非常活躍,而且似乎欣賞暴力施用本身,把打人當作樂趣。在一個學校裏,這樣的學生越多,老師遭受的折磨就越多。

據被訪者說,在北京和上海這樣的大城市裏,最早和最嚴重的暴力行動發生在有較多政府和軍隊幹部子女的學校,比如北京的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北京一零一中學,北京第六中學和北京外國語學校,上海的復興中學和外國語學校。南京第13中學的紅衛兵打死兩名教員,這所中學鄰近南京軍區大院和南京空軍部隊指揮部大院,有相當多那裏的子弟是該校學生。這一現象明顯和紅衛兵運動的起源相關。這一運動是由出身于高級幹部家庭的中學生開始的。

也有教育工作者的子女跟隨學生打了自己的父母。1966年8月25日,在北京師範大學附屬第二中學,當紅衛兵打學校的負責人姜培良時,姜的兒子——這個學校初中一年級的學生——也用一根棍子打了父親。在薑被打死後,這個兒子精神失常。據一位在1994年見過他的被訪者說,他仍然未能恢復正常。


四、同時發生的迫害同學

從七月到八月,一副“對聯”先在北京的學校、繼而在全國各地迅速傳播開來——“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在1966年夏天,這副對聯意味著那些父親是“革命幹部”的學生天然地是文革的“好漢”,而那些來自“反動家庭”的學生則是“混蛋”。這副對聯最早出現于北京大學附屬中學,隨後貼遍了各個校園。事實上,這副對聯也是紅衛兵組織成員的資格評定標準。同時,“黑五類子弟”“紅五類子弟”的新說法在紅衛兵的傳單和報紙上反復運用,並且立即進入了人們的日常語言。這個說法不但意味著把整個社會的人和他們的年輕子女分成了敵對階級,而且意味著對“黑五類”和他們的子弟可以隨意淩辱甚至毆打殺戮。

一些人有一個錯誤印象,以爲整個年輕一代在1966年參加了紅衛兵運動並且稱他們爲“紅衛兵一代”。這樣的看法與發生的事實不相符。在紅衛兵運動的發生地北京,多數青少年不被允許參加紅衛兵,因爲住在城市的大部分人員不被承認爲“紅五類”。城市人口中的大部分,即使不算“黑五類”,也不能算“紅五類”,當時有時候被稱作“灰五類”。不但整個社會的成年人被劃分爲三個等級(後來“紅色高棉”也是這樣做的),所有的青少年也被劃分爲三個等級。

一大批學生象他們的老師校長一樣遭到來自同學的迫害。

1966年8月4日,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初二(四)班的紅衛兵召開“鬥爭會”鬥爭同班同學。在這個班的45名同學中,十名“黑五類出身”的學生站在教室前面被“鬥爭”,一根長繩子繞過這十名學生的脖子,把她們捆成一串。十名“紅五類出身”的紅衛兵坐在椅子上。其他既不能算“紅五類”也不能算“黑五類”出身的學生則在“鬥爭會”期間被指定坐在地板上。大標語“打倒狗崽子”貼在教室牆上。“狗崽子”在當時被廣泛用來指“家庭出身壞”的青年。他們被命令逐個“坦白交代”他們的“反動思想”以及他們的父母的“罪行”,還必須重復說三遍“我是狗崽子。我混蛋。我該死。”紅衛兵用拳頭打她們,把墨汁潑在她們身上。與此相仿的“鬥爭會”這一天在其他班級中也發生了。高三的紅衛兵負責人還到各班視察進行情況。在同一天,副校長卞仲耘和其他一些老師也遭到歐打。卞仲耘被打死於次日。該校學生排球隊長楊友麗,因爲球隊得過全國冠軍後受過校長接見以及她父親是“托洛茨基分子”,遭到“鬥爭”和侮辱。她服安眠藥自殺,幸而未死,但身心受到嚴重摧殘。

在北京一零一中學中學,紅衛兵把校門分成一大一小兩個,命令“黑五類子弟”出入只許走小門,並稱小門爲“狗洞”。紅衛兵還在校園裏毆打侮辱了所謂“狗崽子”即從“黑五類”家庭出身的學生。

在北京大學附屬中學,這副對聯的産生地,很多所謂“家庭出身壞”的學生被打耳光被侮辱等等。初一學生萬紅,父親在1957年被劃成“右派分子”。與她同班的紅衛兵強迫她站在教室裏的一把椅子上,用通頭皮帶打她。打的過程中還有紅衛兵把椅子從她腳下突然抽走,使她摔到水泥地上。朱同是高三學生,他的父親是“右派分子”。他被關在地上積水的小樓梯間內像動物一樣被全校的“觀賞”。有一天晚上下大雨,他逃出了學校,爬著回到家中,因爲他被嚴重打傷已經不能走路。

在紅衛兵的産生地清華大學附屬中學,有相當數量的“家庭出身壞”的學生被打被欺負,他們的私人物件被搗毀。多名女學生被剃了"陰陽頭”。楊愛倫,高一學生,文革前功課和文藝活動都好,“家庭出身不好”。她在班裏遭到“鬥爭”,被推來攘去,被強迫寫“交代”,還被關押在學校中不准自由行動。一星期後,8月8日,她逃出學校到附近臥軌自殺,被火車撞成重傷,幸而未死,但是失去了手指。高二學生郭蘭蕙,父親在1957年被劃爲 “右派分子”。1966年8月20日是星期六,在紅衛兵宣佈下個星期一要“開會幫助”實際上是要“鬥爭”她以後,她服毒自殺,死時19歲。

8月18日毛澤東接見紅衛兵大會之後,不僅僅對教育工作者和北京居民使用的暴力程度大規模升級以及死亡人數劇增,對所謂“非紅五類子弟”(當時紅衛兵文件使用的語言)也如此。位於中共北京西城區委機關後面的太平橋中學,該校紅衛兵打死了一名初三的不屬“紅五類出身”的女學生。這個十五歲的女孩子僅僅因爲說了一句“毛主席也不是紅五類出身”,遭到紅衛兵同學用銅頭皮帶和棍棒毆打。從下午打到傍晚,紅衛兵回家吃晚飯了。她掙扎著爬到一個水龍頭邊喝了很多水後身亡。她的母親被通知來校中領死屍,未敢表現出一點怨恨和抵觸。該校已經在1970年代遷址。人們已經記不起她的名字,只是說,她平時“是不起眼的人”。

在離北京市中心王府井大街不遠的第27中學,有一名初中學生被指控把那時人人必須隨身攜帶的紅色塑膠封皮的《毛主席語錄》本坐在身子底下。(當時常常開大會,一般就坐在地上。)紅衛兵在初二的教室裏毒打她。她被打得昏死過去以後,紅衛兵說她“裝死”,拿碎玻璃往她眼睛裏揉。她的眼睛流血,蘇醒過來,繼續被打。傍晚時分她被打死。她的屍體被用草席子卷起來運走燒掉了。問到當時的目擊者,他們都記得當時的情景,卻沒有人記得這個女學生的姓名。

如果讀者中有人知道上述兩名被打死的女中學生的名字,請告知。

在北京第一中學,不但有由教師組成的“牛鬼蛇神勞改隊”,而且有一個由兩百名學生組成的“狗崽子隊”--“狗崽子”是被廣泛使用的對“家庭出身不好”的學生的侮辱性稱呼。這些學生被強迫“勞改”。一天晚上“勞改”過後,一個高中一年級的學生在“鬥爭會”上被鬥。會議結束時,幾個紅衛兵把一隻貓放進這個學生的褲子。貓抓他咬他。這個學生慘叫了一夜。很多人聽到他的慘叫,但無人爲他說話。

在中國人民大學附中,“家庭出身不好”的高二學生甯志平被說成“反動學生”。他被關押在學校裏,他的一隻耳朵被紅衛兵割掉。他到醫院把耳朵縫了上去。但是幾天以後再次遭到紅衛兵毒打,剛縫上去的耳朵被打落。他永遠失去了他的耳朵。

1966年8月25日,曹濱海,北京師範大學附屬第二中學高三的學生,和前來他家抄家的同班的紅衛兵發生爭執。據說他拿菜刀砍傷了一個紅衛兵同學。結果,曹濱海被公安局關起來,曹的母親樊希曼在那天被紅衛兵抓到學校中活活打死。曹濱海因此精神失常,以後從未恢復正常。

在北京第十三中學,學生任松林“家庭出身不好”,他喜歡書法,在舊的《紅旗》雜誌上練習毛筆字,被該校紅衛兵學生發現在毛澤東的名字上寫了“墓”字。紅衛兵抄了他的家,把一條鐵鏈拴在他的脖子上,強迫他從家裏象狗一樣爬到學校的“紅色刑訊室”中。他被關押在那裏並且被多次毒打。那個“紅色刑訊室”中關押著該校的校長和一批教員,還有一個所謂“黑五類子弟”、初中三年級學生武素鵬。紅衛兵把武素鵬捆在一條麻袋裏,用民兵訓練用的木槍狠打,把他活活打死。

在北京第六中學,高三學生王光華出身于“小業主”家庭,他未得到紅衛兵的准許就去外地“革命串連”。他在1966年9月27日回到北京,立即就被抓進學校的監獄之中。他在那兒被十多個紅衛兵幾次毒打。王光華死於第二天,9月28日,時年19歲。幾個已經在這個監獄中被關了一個月的老師把他的屍體擡出了監獄。

在上海外國語學院附中,學生王一民,因出身于知識份子家庭,被毆打、侮辱和抄家。王一民自殺。

清華大學建工系五年級學生侯協興,1957年被劃爲“右派分子”,“勞動改造”三年後被准許回到學校繼續讀書。文革開始後他遭到“批判”“鬥爭”。1966年8月26日,侯協興從清華學生宿舍2號樓五層跳下自殺。連住在該樓另一側的學生都聽到了身體落地時的巨大聲響。目擊者說,他的身體把地面砸出了一個一尺來深的坑。

北京大學經濟系學生楊明愛被指控爲“反動學生”,停發生活費。1966年9月10日北京大學舉行了所謂“巴黎公社式選舉”,選舉“北京大學文化革命委員會”。一批人被宣佈剝奪選舉權——各個小單位先召開全體會議,然後在會場上點名喝斥一些人“滾出去”不准參加選舉。楊明愛是被剝奪的人之一。9月11日,他在北大西北角的小湖邊上吊自殺。

由於“紅衛兵”組織擁有的如此至高無上的地位,“冒充紅衛兵”當時成爲大罪名,竟然可以被當作打死人的藉口。北京師範學院附屬中學的紅衛兵打死了該校數學教師田欽的弟弟田悅,123中學的學生,“理由”是他“冒充紅衛兵”。在上海復興中學,一個外地來的學生被復興中學紅衛兵打死,“理由”也是他“冒充紅衛兵”。這個人被打死後,紅衛兵還命令該校一名教師去買豆漿,說可以用豆漿洗掉他們打人時自己衣服上沾染的血迹。

前述“對聯”傳遍了全國。在我調查所及的學校中,“黑五類”子弟學生普遍遭到了來自他們的同學的語言侮辱、暴力攻擊甚至兇殺。在1966年夏天的北京,沒有一個對聯的受害者能在公開場合反對這副對聯,也沒有一個對聯的受惠者拒絕參加紅衛兵以反對其組織原則。

五、爲什麽對教師的暴力攻擊會産生?

1.毛澤東的引導和推動

從“文革”一開始,毛澤東就決定了教育制度和教育工作者是“文革”的主要打擊目標之一。1966年5月7日,在給三個月後被指定爲他的“接班人”的林彪的信中,毛說:“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1966年5月16日,發出了中共中央委員會關於文革的“通知”。其中毛澤東親自寫的段落說:“徹底批判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藝界、出版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奪取在這些文化領域中的領導權。”

這個“通知” 一年後才發表在《人民日報》上,在當時只傳達到共產黨的高級幹部。這是爲什麽高級幹部子女最早開始攻擊學校領導人和教員的原因之一。同時,一些高級幹部被派往北京大學,動員寫大字報攻擊北京大學領導。毛澤東指示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在1966年6月1日晚廣播了北京大學的大字報並在後來稱其爲“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26]隨著這張大字報的發表,全國的學校停止了日常課程,學生們立即開始了對學校當局和教師們的攻擊。

1966年7月,毛澤東下令撤出在各學校的“工作組”並批評他們把文化大革命運動搞得“冷冷清清”,雖然在“工作組”控制學校運動期間暴力行動已經發生了。正式通知於1966年7月28日發出。在那一天,毛澤東的妻子江青在北京海澱區中學學生代表會上轉述了毛澤東關於暴力行動的話:好人打壞人,活該。壞人打好人,好人光榮。好人打好人,誤會,不打不相識。8月1日,毛澤東寫信支援清華大學附屬中學一群名爲“紅衛兵”的學生和北京大學附屬中學一群名爲“紅旗戰鬥小組”的學生,給予他們“熱烈的支援”。[27]在這封信裏,毛特別提到了“紅旗戰鬥小組”的領導人之一彭小蒙的名字。早在7月26日,彭小蒙在江青和北京大學一萬多人面前用銅頭皮帶打了北大“工作組”組長張承先,開始了在大會主席臺上公然打人的先例。如上文提到的,這兩所學校比其他學校更早開始了大規模的暴力行爲。8月5日,中共中央發文正式撤銷了由劉少奇在6月20日批准下發的文件。那個文件支援北京大學工作組制止發生在6月18日的大規模暴力行動。[28]但是毛澤東說6月18日的事件是“革命的”。這樣一來,1966年8月5日的文件事實上直接支援了對教師的暴力行爲。(29)就在這個文件下發的同一天,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的卞仲耘被學生打死。

卞仲耘被打死三天以後,1966年8月8日發出的《中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寫道:“一大批本來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闖將。因爲他們的革命大方向始終是正確的。”這個文件對文革變成群衆性暴力迫害起了關鍵的推動作用。

1966年8月18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廣場接見一百萬紅衛兵以慶祝文化大革命。宋彬彬——來自北京最早打死老師的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的紅衛兵領導人——給毛澤東戴上了紅衛兵袖章。這張照片被印刷出來並廣泛流傳。在得知她的名字是“文質彬彬”的意思時,毛說,“要武嘛”。此後,宋彬彬發表了一篇文章介紹毛和她的談話,她的名字也改爲“宋要武”。[30]

在最高當局絕對控制下的媒體如《人民日報》,每天用極其熱情洋溢的語彙讚頌紅衛兵的行動。文革領導人動用巨大的財政支出,給紅衛兵提供免費交通食宿,讓他們作所謂“革命大串連”,把北京的暴力風氣迅速傳播到全國各地。毛澤東在北京八次接見來自全國各地的紅衛兵。報紙報道每次接見人數是一百萬。在北京,正是在毛澤東8月18日第一次接見紅衛兵和8月31日第二次接見紅衛兵之間,暴力行爲迅速升級並達到了最高峰。

至今還沒有一個接近毛澤東的人提供當時毛澤東直接對紅衛兵殺戮發表的評論。明顯的是,從上述的公開發表的指示來看,大規模的暴力迫害是他引導推動的結果,也是他贊同欣賞的。

史達林的大恐怖被揭露以後,有人替史達林辯護說是下面的人做了這些壞事,史達林本人並不知道。但是毛澤東顯然瞭解下面正在發生的紅衛兵殺人事件。1966年8月3日,南京師範學院學生在“鬥爭會”上殺害了教務長李敬儀和她的丈夫吳天石,當時的中共江蘇省委書記江渭清很快當面把此事報告給毛澤東和周恩來。卞仲耘被打死的當天晚上,該校紅衛兵負責人就當面向中共北京市委負責人報告了此事。周恩來辦公室當晚就派人到該中學瞭解了情況。1966年8月22日北京第三女子中學的校長沙坪被打死,副校長董光苔的母親聞訊通過特殊關係遞信給毛澤東請求保護女兒生命。毛澤東接信後作了批示。這個批示沒有發給董光苔看過,只是通過解放軍軍人來學校傳達給紅衛兵和董光苔。董光苔記得的內容是:“此人如無大罪惡,可以放出來。”因爲得到這個批示,董光苔就被從“勞改隊”裏釋放出去。但是只釋放了她一個人,其他一大批教育工作者仍然被當作有“大罪惡”的人關在學校裏繼續遭受紅衛兵的毆打折磨。另外,北京市公安局和其他“內部”情報系統也逐日向上書面報告當天北京市內有多少人被打死。

在文革時代,1966年8月的紅衛兵殺戮被當作“偉大革命”的一部分,被視爲紅衛兵的革命功勞。1966年10月9日,毛澤東在北京主持召開中央工作會議,中共各省各部的負責人出席會議。會議印發了記錄紅衛兵功績的材料《把舊世界打得落花流水》,其中一項,是紅衛兵在8月下旬到9月上旬在北京打死了1,772人。在那樣的文件上,受難者只有數位沒有名單,不會是因爲要隱瞞他們的被害,而是顯示了對他們的生命的輕蔑。

在1966年夏天,教育工作者被指定成爲文革的攻擊物件,就像1950年代的“地主”和“資本家”,作爲一個群體遭到暴力攻擊。這場紅衛兵對教師的殺戮,是文革的重要一部分。毛澤東自己也曾對此作過描述。毛澤東在1970年12月18日和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做了5個小時談話。中共中央把這次談話的紀要作爲正式文件印發到基層支部,口頭傳達至全體黨員。在談話中,毛說:對於大學教授、中學教員、小學教員,“文化大革命就是從他們開刀”。

斯諾被毛澤東視爲“老朋友”,但也許不懂毛澤東說的“開刀”是什麽意思。他的英文著述裏沒有寫到文革殺人,沒有寫到紅衛兵打殺教員。但是毛澤東是知道的,經歷了文革的中國人也是知道的。這不是比喻性的說法。真的就是“開刀”,就是殺人見血。

在1966年8月初,毛澤東已經剝奪了劉少奇和鄧小平的權力,軍隊的重要領導人林彪得到了一個新的頭銜“毛主席的親密戰友”而成爲權力結構中的第二號人物。甚至從文革的實際需要出發,也完全沒有必要殺害教師。教師們沒有力量也沒有表示過反對文化革命。對教育工作者的暴力迫害,除了摧毀學校系統之外,其功能只能是營造進一步的“紅色恐怖”。劉少奇的某些孩子在八月中作爲紅衛兵成員參加了暴力行動,幾個月後,1967年1月3日,一些人進入劉的住處並召開“鬥爭會”鬥爭劉和他的妻子。[31]以後他們遭到進一步的折磨。沒有人出來說如此對待“國家主席”是違反憲法的,因爲大量的更嚴重違反憲法的對平民的暴力攻擊和殺戮不久以前剛剛發生過,那時劉少奇和任何別的人都沒有說那是犯法的。8月初對教師的兇猛攻擊作了暴力行動的開端,後來的種種暴力迫害就順理成章地長年持續進行,直至十年後毛澤東死亡。

放寬視野可以看到,在世界歷史上,史達林犯有類似的暴行。在1937到1938年的“大清洗”中,幾乎所有的加盟共和國的教育人民委員部都被摧毀了,遭到鎮壓的有教育部門的大批幹部和幾萬普通教員。文革重點討伐“帝修反”,其中“修”即蘇聯修正主義,而“蘇修”被指控的主要罪行之一是“反史達林”。在迫害和殺戮教師方面,可以清楚地看到史達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在理論和實踐上的一脈相承。當然,史達林主要使用了專業的警察和勞改營,還沒有讓十多歲的紅衛兵在校園裏充當打手和劊子手。


2.紅衛兵組織的興起

如上文所描述,是紅衛兵學生在1966年夏天用暴力攻擊了教師。這些暴力攻擊被當作他們的“革命行動”的一部分,並且通常不是由單個的學生而是由一群紅衛兵進行的。紅衛兵組織在暴力行動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紅衛兵”和類似的學生組織,在1966年6月1日廣播北京大學聶元梓的大字報之後出現于中學之中。1966年6月2日,在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的“紅衛兵”名義貼出的第一張大字報的標題是“誓死保衛無產階級專政!誓死保衛毛澤東思想!”這張大字報說:“凡是違背毛澤東思想的,不管他是什麽人,不管他打著什麽旗號,不管他有多麽高的地位,統統都要砸得稀爛。”北京大學附屬中學“紅旗戰鬥小組”稍後作的“造反歌”詞是“拿起筆,作刀槍,集中火力打黑幫。誰要敢說黨不好,馬上叫他見閻王。”這樣的語言是典型的“文革”風格,不但無理、誇張、煽情,而且充滿暴力性。這種語言暴力和後來的大規模的行動暴力顯然直接相關。

8月1日,毛澤東寫信支援紅衛兵之後,紅衛兵組織在各地迅速成立。紅衛兵運動的興起和對教師的暴力攻擊是同時發生的。比如,在北京大學附屬中學,工作組一撤走,“紅旗戰鬥小組”就在校園裏大規模開打老師。在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紅衛兵組織建立于7月31日,卞仲耘校長被打死於8月5日。隨著毛澤東在天安門廣場先後八次接見一千萬來自北京和外省的紅衛兵,以及紅衛兵在全國進行“革命大串連”,暴力攻擊教育工作者的浪潮先在北京普遍傳開,繼而擴展到了全國。比如,最早打死校長的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的紅衛兵領導人宋彬彬,曾經到北京經濟學院鼓動那裏的紅衛兵,8月18日在天安門城樓上演說的北京大學附屬中學的紅衛兵領導人彭小蒙曾經到北京外國語學校、女十二中、燈市口中學等學校進行煽動。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的紅衛兵“革命串連”到貴陽,打了那裏的劇團演員,還剃了貴州省文化局幼稚園園長的頭髮,並用銅頭皮帶把這位四個孩子的母親打得滿背血漬。

紅衛兵持有強烈的破壞性哲學。他們聲稱“先破後立”,在建立一個新世界之前,必須先把舊世界徹底砸爛。1966年8月初,在北京師範大學附屬中學,在卞仲耘校長被打死之前,學生把校園裏尚未成熟的梨和蘋果都從樹上采下並吃掉,甚至連苦澀不能吃的青柿子也全從樹上打光。校園裏彌漫著一片惡毒的氣氛。在北京101中學,有一個噴水池,其中有一個白色的仙鶴雕塑。紅衛兵砸了白鶴,又在噴水池裏殺死了美術老師陳葆昆。13年後筆者到101中學,看到噴水池中仍然沒有裝飾也沒有水,只有一些垃圾散落。具有諷刺意義的是,紅衛兵自稱自己的行爲是“造反”。在傳統的意義上,“造反”當然意味著破壞,但是還意味著反對皇帝和承擔風險。紅衛兵實際所作,是在最高當局的全力支援下,砸毀文物圖書及毆打殺害不能還手反抗的人們。

從打老師開始,紅衛兵先掌管了學校,然後,又走向校外。他們淩駕於法律之上,掌有生殺大權。在北京,紅衛兵建立了“糾察隊”以確立和完備紅衛兵的權力機制。“首都紅衛兵西城區糾察隊”,簡稱“西糾”,發出過十三個“通令”。“西糾”規定和命令要抄哪些人的家,要驅逐哪類人離開北京城去農村等等。他們的“通令” 用大號鉛字印刷出來,到處張貼,像政府法令一樣有權威性,而且由他們通過暴力行動來強制執行。上文寫到的北京驅逐十萬和平居民出城,就是由“西糾”的第四號和第七號“通令”命令實行的。1966年8月31日毛澤東第二次在天安門廣場接見百萬紅衛兵,當時的第二號人物林彪和第三號人物周恩來都戴上了他們的袖章,在《人民日報》的新聞照片上清晰可見,無疑大大加強了他們的權威性 1966年這場大規模的迫害和驅逐城市和平居民的行動的全過程,包括抄家,登出戶口,沒收財物,押送上火車,以及處理死屍,主要是由紅衛兵執行的。“西糾”的“通令”也在其他城市如上海、廣州等地張貼或散發,指導那兒的紅衛兵的行動,引起一系列暴力迫害行動。在校園裏毆打老師實際上是更大規模暴力行動的最初練習和實踐。

紅衛兵把學生家庭背景的所謂“階級成分”強調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實際上,這是文革的“階級鬥爭”理論的進一步發展和強化。紅衛兵把家庭出身當作成爲其成員的首要的也幾乎是唯一的條件,並且絕對排斥某些家庭出身的學生。清華大學附屬中學初二的一些學生組成了一個活動小組,起名“梅花”,因其各種家庭出身的學生都有,被指控爲“階級陣線不清”,被紅衛兵強令解散。由於“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這一思想占了絕對統治地位,平等的同學關係被破壞了,一些年輕人可以迫害另一些年輕人。如上文所寫,最早和最厲害的暴力行爲發生在那些有較多高級幹部子女的學校中,那裏的紅衛兵也比別的學校更爲活躍。對家庭出身的絕對強調給了某些年輕人巨大的特權。這特權甚至包括打死同學和別的人的權力。這種特權刺激了暴力行爲的産生。如果每個學生都被允許平等地參加紅衛兵運動,這個組織可能不會如此狂熱與暴力化。

“紅衛兵”的名稱說明他們是毛澤東的衛兵並要保衛他。這裏不討論當時毛澤東是否需要被保衛,而是要指出紅衛兵確實掀起了“文革”中對毛澤東的群衆性崇拜的第一波。他們也開始了普遍實踐一套新的社會禮儀:在胸前佩戴毛主席像章,隨身攜帶《毛主席語錄》本,跳讚頌毛的舞蹈,到處張挂毛的畫像及語錄,每一次講話都以毛的一段語錄開頭,並以高呼“毛主席萬歲!萬萬歲”結束。

作爲一個青年組織,紅衛兵的三個主要特點——把家庭出身這樣一種先天性的條件當作組織成員的資格審定標準、強烈的領袖崇拜以及集體性的暴力行爲——的結合,在歷史上有過先例。比如,希特勒的青年組織就有這樣的三個特點。因此這也更值得思考。

3.人性惡

上述的兩個原因——毛澤東的文革計劃以及紅衛兵運動的出現——並不能給予學生打老師的殘酷性充分的解釋。事實上,殘酷程度在各地各學校有所不同,暴力折磨是學生自己發明和施行的。所以,個人的因素必須被考慮。

一個在1966年是初中一年級學生的被訪者說,6月開始停課時他很高興,因爲他當時欠了三篇作文未交。後來,文革給他的家庭和他自己帶來了巨大災難,但是當時豁免了他的功課,使得這三篇作文不必再寫。這種心理相當普遍。從一開始文革就相當成功地利用了人性中懶惰的弱點。沒有老師管束沒有作業和考試的生活使學生興奮愉快並擁護文革。等他們自己身受迫害並且失去了受教育的機會,後悔已經太晚。

隨著文革的發展,到1966年8月,當攻擊老師被當作“革命行動”來鼓勵的時候,人性中的攻擊性與惡意被釋放調動出來,成爲殘暴行動施加在老師和更多的人身上。上文只是寫出了一些暴力事件,並未描述大量的拷打折磨的細節。這些拷打折磨十分殘酷而且明顯地威脅生命,可是施行者卻並不在乎。很多被訪者注意到,在1966年夏天的校園中,紅衛兵中有一種亢奮的氣氛。他們把頭擡得高高的,大聲說話,大步行走,容光煥發。他們從暴力行爲中得到很大的歡愉。甚至直到現在,那些打過人的紅衛兵,不但極少有人向受害者賠禮道歉,而且有一些還衷心緬懷那一段時光。

儘管人性之惡這一角度對於解釋一個特定的歷史事件如文化大革命可能是過於籠統了,但這一角度至少可能有助於解釋爲什麽在1966年8月中學紅衛兵打人比大學紅衛兵殘酷得多。年輕而受教育較少的中學學生更缺乏能力來抵禦或抑制人的獸性的一面。


六、在打老師的第一惡浪之後

隨著打老師發生的是整個社會中更大規模的暴力行爲。然而,當迫害觸及到“5.16通知”攻擊的“五界”以外,即學術、教育、新聞、文藝和出版界之外的高級幹部時,北京的一批紅衛兵開始反對那些正在攻擊他們的父母的一些大學生組織。這樣一來,“中央文革小組”改變了他們對早期紅衛兵的無條件支援的態度並開始支援紅衛兵的對立派——那些正在攻擊國務院各部委及各省的“黨內走資派”的大學生組織。當他們的父母被新起的群衆組織批鬥時,一部分早期紅衛兵成了他們自己發起的運動的受害者。這些早期的紅衛兵在1966年底和1967年初被批判了一段時間。但是,部分早期紅衛兵的衰落並不意味著暴力迫害的結束。

1967年,文革的主要矛頭對準了高層黨政幹部,實行了所謂“奪權”並建立了新的權力機構“革命委員會”。然後,在1968年春天開始的“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教師再次成爲主要打擊目標。新建立的各層“革命委員會” 領導了這新一輪的迫害高潮。這一輪迫害比1966年夏天的迫害更系統化、更漫長。

全中國的每個學校都設立了自己的牢房,把那裏的老師幹部關押在其中,當時的官方術語稱此爲“隔離審查”,民間口語則把這種設在本單位的牢房叫做“牛棚”,因爲其中所關的人,當時被稱爲“牛鬼蛇神”而不被當作人。1968年5月,在北京大學1990年代所建的賽克勒博物館所在地皮上,建立了一座龐大的校園監獄。有200多人曾被關在那裏。這座監獄存在了十個月。而且北大當時還有一些相比較小的“牛棚”同時存在。

拷打、體罰、侮辱和心理折磨,有時在公衆場合,更多的是在關緊的門背後,持續發生。很多教師被拘押在學校裏“隔離審查”長達幾個月甚至幾年。大量的人死了。有些人被活活打死卻被謊報是自殺。還有很多人受盡了身體與心理的折磨而自殺。跳樓,服毒,割動脈,投水,觸電,自縊,各種可怕的方式被採用。

上文寫到,1966年6月18日,在北京大學發生了第一次大規模的暴力“鬥爭”場面,這一事件後來被毛澤東和“中央文革小組”稱爲“革命事件”。兩年之後,1968年6月18日那一天,被關在北京大學“牛棚”中的二百名教師和幹部被拉出來“鬥爭”。他們排隊經過校園的時候,通道兩邊站滿了學生,手拿棍棒和鞭子,痛打從他們中間走過去的“牛鬼蛇神”們。經過幾百米長的“夾鞭刑”後,這些人又分送到各系,遭到各式各樣的體罰和折磨。整個北大校園充滿狂野、殘酷和邪惡的氣氛。北大文革當局用更大規模的暴力行動來“紀念”和“慶祝”第一次大規模暴力攻擊發生的日子。這種方式的目的和效果之一,顯然是把文革的暴力迫害的理論和實踐在社會生活中長久化和深入化。

1968年8月,毛澤東派出“工人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進駐所有的的學校。他們接手領導“清理階級隊伍”,造成一大批人被迫害致死。不能諱言,儘管在1968年8月後,學校由外來的“軍代表”和“工宣隊”領導,而不再由“革命造反派”學生(外加“革命幹部”)主導控制,但是一大批學生充當了“專案組”成員等等,仍然是迫害的驅動力量中的一股。

在相當多的學校,在整個“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軍代表”和“工宣隊”領導期間被迫害死的人數多於他們進校之前。但也並不都如此。在北京農業大學,後一階段有四人被害死;在前一階段,有12人被害死,其中主要是教員。北農大從1967年開始擔任“革命委員會”主任的人,是一個學生,該校名叫“東方紅”的“革命造反派組織” 的領導人。

在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本文第三節開始所寫的1966年8月5日事件的幸存者、副校長胡志濤,被強迫站在“批鬥會”上長達48個小時不准休息,而學生則輪班睡覺來鬥她。在這所中學,有四位元教師——化學教師胡秀正,地理教師趙壽琪,歷史老師梁希孔,語文老師周學敏——被迫害致死。其中最年輕的是胡秀正,1968年8月11日她被關押在學校中時,從學生宿舍樓五樓墜樓身亡,時年35歲,留下一個年幼的女兒。

在清華大學附屬中學,1968年8月9日,體育教員趙曉東在教學樓五樓對他的“鬥爭會”後,從樓梯拐角處窗口跳了下去,血和腦漿迸濺在樓前的水泥地上。在清華大學電機系,一名教授被用布條蒙起眼睛遭到毒打。在上海育才中學,1966年有兩名教員被迫自殺,1968年又有語文教員林麗珍和俄語教員胡叔煒在“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自殺”。在江蘇儀征實驗小學,除了校長,有七名教師因“黑五類”家庭出身等原因而被“鬥爭”和挨打,其中一人剪刀喉管自殺,剪斷了聲帶,未死致殘。

一名被訪者說,在她住過的北京農業大學教工宿舍9號樓1門洞,從一層到四層共住11家人,文革中有三家的五口人自殺了。另一名被訪者說,在她住過的長沙中南礦冶學院教師宿舍“甘棠四樓”,每個單元有兩個房間沒有廳。文革中18戶人家的大人三分之二被“鬥爭”,被剃了“陰陽頭”的是多數;兩人“自殺”,都是教員。

據筆者瞭解,文革中,北京大學有63人被害死;清華大學有52人被害死;北京農業大學有30人被害死;西安交通大學有36人被害死;北京師大女附中有五人(一名副校長和四名教員)被害死;北京女三中有四人(一名校長和三名教員)被害死;北京第四中學有三名教員被害死;上海育才中學有四名教員被害死;北京寬街小學有三人被害死(一名教員和校長及教導主任。校長的丈夫也同時被打死);四川省井研縣馬踏鄉公社是只有30名教職員的鄉村初中,有兩名教員被害死。迫害在全中國各個地方同時同步發生,受難者的總數量和分佈密度都是駭人聽聞的。校園迫害和殺戮,是文革的最主要的場景之一。教育工作者,是受到迫害最嚴重的群體之一。


七,四分之一世紀後的反思

在1990年代,當年的老師和學生怎樣想呢?

1,從歷史的角度:教訓是什麽?

在1990年代,清華大學附屬中學文革前的校長萬邦如(他遭到長期迫害,在12年後重新擔任了該校校長)說,現在是檢討文革前的教育方式的時候了。文革前的教育是否和文革暴力迫害有關?在文革開始以前,在1964年以後,在壓力下,清華附中的校領導把學生幹部大量地換成高級幹部子弟,還單獨給他們開會聽政治報告,強調階級鬥爭和所謂“培養接班人”,給他們和其他學生不同的待遇。文革開始,這些高幹子弟成立了紅衛兵,開始了大規模迫害教育工作者的暴力行爲。文革前教育屈從於強權,放棄了教育的標準和平等原則,失落了教育的尊嚴,也在相當程度上導致了日後的災難。這裏的教訓應該吸取。一些老教育工作者贊同他的看法。但是他們的看法從來沒有得到機會發表。萬邦如校長已經在1992年去世。

長期以來,這一對教育工作者的迫害和殺戮一直被排除在文革的記錄和敍述框架之外。暴行和受難者的名字都一起被遺忘,也就談不上吸取歷史的教訓。1993年,我在現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實驗中學的宿舍樓前照相,曾和住在宿舍裏的四名高中三年級學生談話。1966年8月5日,卞仲耘副校長就被打死在宿舍樓門口的臺階上。說起我爲何而來,他們說:“真的嗎?有副校長在這裏被打死?我們什麽都不知道。”

2,從道德的角度:不道歉的紅衛兵?

1993年夏天,前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副校長胡志濤說,她收到過一個紅衛兵學生寄來的一本挂曆和一封信。這名紅衛兵學生在信中爲在1966年8月5日打了她表示道歉。儘管這是27年來她收到的唯一一封道歉信,她表示原諒所有打了她的學生們。另一名教師不同意。她說,道歉不道歉,對老師們來說現在其實沒有什麽,問題在於,這些學生參與了打死老師的事件卻不道歉,他們還有沒有良心?中國的老師不教關於天堂和地獄的思想,但是人應該對自己作了的壞事有內疚感和負罪感。

多年之後,少數文革參與者仍然認爲紅衛兵當時所做的並不太錯,因爲那是一場“革命”,只要方向正確,手段不那麽重要。但是多數身臨其境的被訪者都認爲,那場“運動”無論方向還是手段都是錯的。打人和打死人,都是犯罪。


八、未被審判的罪行

1976年毛澤東死亡,1977年中共中央宣佈文革結束。1978年後,本文寫到的受難者們都陸續得到了“平反”。這時候,北京第一個被打死的教育工作者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堯,向法院控告一個1966年時的成年人製造僞證煽動學生造成了卞仲耘被害。1981年,王晶堯收到了北京西城區檢察院的“不起訴”的決定。[32]這一案子被拒絕,理由是“已過追訴時效期限”。

但是,實際上王晶堯根本不可能在死亡發生的當時提出控告。在“文革”期間,“反對文化大革命”被當作最嚴重的“反革命罪”之一。假如王晶堯在那時控告,他自己也會變成“現行反革命份子”遭到嚴重懲罰。

王晶堯不服,多方上書,直至最高人民檢察院。1989年12月15日,在卞仲耘被打死23年之後,最高人民檢察院作出決定,支援北京西城區檢察院1981年的“不起訴”決定。最高人民檢察院的決定說:“1966年6月21、22日師大女附中批鬥校領導時,學生對卞仲耘同志的武鬥行爲是受左的思想影響的結果”,“1966年8月5日師大女附中發生導致卞死亡的遊鬥、侮辱該校五位領導的事件,是學生仿效北大附中的作法所爲”,而不是卞的丈夫控告的那個人的罪。[33]

既然是仿效了北京大學附屬中學學生的作法,北京大學附屬中學學生的行爲是否應當受到法律制裁呢?最高檢察院的決定沒有說。上文已述,毛澤東於1966年8月1日寫信支援北京大學附屬中學“紅旗戰鬥小組”的“革命行動”。最高人民檢察院的這一決定雖然未提毛澤東的這封信,但是多少講明瞭暴力是從紅衛兵運動的發源地開始並傳播的。

如上所述,北京大學附屬中學紅衛兵在1966年8月打死了吳素芬、陳彥榮和另一老年女人共三人,爲此沒有任何打人者受到懲處。1979年,以“中囯共產黨北京大學附屬中學支部”的名義,發給陳彥榮的家屬兩千五百元作爲“補助”。(陳家有年幼的孩子們,經濟上特別困難。一般的受難者家庭則未能得到這樣多的錢,規定的標準數額是420元。)但是,文革後法院未因卞仲耘或陳彥榮的案件或者其他類似案件審判或者懲罰任何人。這些死亡的發生,既未被書報記載,也未被追究法律責任。

王晶堯通過司法途徑爲妻子卞仲耘討回正義的做法失敗了。這一失敗是文革後當局的總體政策決定的。文革後,鄧小平和胡耀邦主持爲千萬文革受害者舉行了“平反”。這是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的平反,因爲之前發生的迫害也是規模空前的。從普通的中小學教員到在權力頂端僅位於毛澤東之後的國家主席劉少奇,都得到了“平反”。上文寫到的被害死的教育工作者,得到了“平反”和數百元的貨幣賠償,但是他們的死亡被說成是“冤假錯案”,殺害他們的罪行並沒有得到充分的司法正義審判。

1980年底,北京舉行了對林彪、四人幫的審判。審判是司法系統的重要程式部分。這場審判作爲一種形式本身,就是文革後的最重要的改變和進步之一。1966年大批教育工作者被活活打死,連個裝樣子走形式的審判都沒有進行過。但是,這場審判從一開始,就“以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推翻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權案”提出“公訴”,而不是以他們迫害和殺戮千萬普通中國人民的罪行起訴。

特別法庭的判決書裏,林彪、江青被指控的主要罪行是“篡黨奪權”,而不是他們犯下的“反人類罪”和“群體滅絕罪”。例如,被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的江青,被指控的罪行依次爲:1,組織領導反革命集團罪;2,陰謀顛覆政府罪;3,反革命宣傳煽動罪;4,誣告陷害罪。只有最後一條才涉及對普通人民的迫害。

判決書寫到:“一九六六年十月,江青勾結葉群,指使江藤蛟在上海非法搜查鄭君裏、趙丹、顧而已、童芷苓、陳鯉庭五人的家,致使他們受到人身迫害。” 這是對其“誣告陷害罪”的證據之一。這當然是罪。然而這一項罪可以很容易被解釋爲江青個人的復仇心理所致,因爲1930年代江青曾和這五人在上海電影界共事。

作爲對比,1966年8月在北京大批中小學教員和校外居民遭到殺害,實際上是比此更加嚴重的罪,而且江青明顯在其中充當了積極活躍的領導人角色,但是這一發生在北京的公開的大規模的血腥事件卻完全沒有在判決書中提到。

不提這一項大規模的殺戮的重要原因,顯然是因爲對此不可能簡單地歸結爲林彪或江青“篡黨奪權”的個人權力野心所致。“打倒”劉少奇和高層幹部或許還可能用這一條理由來解釋,打死中小學教員卻不能用這個原因解釋。要說明大批中小學教員被害的原因,必須追究毛澤東的罪責。但是,在這一審判後,1981年6月中囯共產黨作出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把毛澤東在文革中所作的稱爲“錯誤”,而不是“罪惡”。

判決書列出的全國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人的名單,只有60多人。從數位看,只相當於北京大學一所學校的死亡數。從身份來說,只有級別極高的幹部和教授、作家、科學家等。中小學教員不被提到。


九、簡短的結語

從以上敍述中,我們可以看出1966年對教師的暴力攻擊的特徵。從統計學的角度來看,我們可以知道,一、普遍發生。二、傷亡嚴重。教育工作者受到的迫害,人數如此多,密度如此高,分佈如此之廣,形成了一種大規模的殘酷的群體性迫害。這顯然不能僅僅歸爲“冤假錯案”,而屬於相當典型的“反人類罪”和“群體滅絕罪”。

學校在文明的傳承和發展中一直扮演重要的角色。必須指出,在1966年發生的對教師的暴力迫害在中國歷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學校在中國有很長的歷史。早在兩千多年以前,中國人就建立了學校以及相伴隨的師生關係。這種關係通過體制性的方法如授課、考試、評分等連結起來。在歷史上,師生衝突從未發展成大規模的暴力事件。1966年夏天的對教師的暴力攻擊不能簡單地用中國的“傳統”或文革前的社會矛盾來解釋。

在“文革”初期發生的對教育工作者的暴力迫害,可以在當時的“無產階級專政”政治體制中以及從“文革”前的政治運動中發現使其得以進行的條件。沒有那些條件,不可能在短短兩個月間把所有的學校變成暴力場。但是,沒有“文革”的發動,那些條件不足以造成上文所記錄的由紅衛兵學生執行的對教師的血腥迫害。1966年的校園暴力和紅衛兵殺戮的實際産生,主要是“文革”的思想及其實踐的産物。




附錄Ⅰ

我調查所及學校的名單

北京
北京大學
北京農業大學
北京建築材料工業學院
北京鋼鐵學院
北京師範學院
中央民族學院
中央音樂學院
清華大學
北京第一中學
北京第二中學
北京第四中學
北京第五中學
北京第六中學
北京第八中學
北京第十五中學
北京第二十五中學
北京第二十六中學
北京第三十中學
北京第三十一中學
北京第四十七中學
北京第五十二中學
北京第六十五中學
北京第八十中學
北京一零一中學
北京第一女子中學
北京第二女子中學
北京第三女子中學
北京第四女子中學
北京第五女子中學
北京第八女子中學
北京第十女子中學
北京第十五女子中學
北京月壇中學
北京社會路中學
北京白紙坊中學
北京回民中學
北京礦業學院附屬中學
北京工業學院附屬中學
北京航空學院附屬中學
清華大學附屬中學
人民大學附屬中學
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
北京師範大學附屬第二中學
北京師範學院附屬中學
北京景山學校
北京外國語學校
北京禮士胡同小學
北京吉祥胡同小學
北京寬街小學
北京史家胡同小學
北京海澱區老虎洞小學
北京玉泉小學
北京中古友誼小學
北京三裏河第三小學
北京中山公園幼稚園

福建省
廈門第四中學
廈門第八中學
廈門大學

湖北省
武漢大學
華中師範大學附屬第一中學
武漢市第一中學

湖南省
長沙第一中學
瀏陽第一中學
湘潭第一中學

廣東省
廣東臺山一中
廣州第七中學
廣州第十六中學
廣州第二十五中學
廣州第五十七中學
廣州第六十二中學
廣州鐵路中學

江蘇省
南京師範學院
常州第二十六中學
南京林業學院附屬小學
南京三牌樓小學
南京南昌路小學
南京師範學院附屬中學
南京第二中學
南京第十三中學
南京外語學校
無錫後寶小學
儀征實驗小學
鹽城中心小學
揚州灣頭公社中心小學

江西省
南昌第八中學
廬山第一小學
南昌羊子小學
樂平縣大寺上小學

陝西省
西安交通大學
西安報恩寺街小學
西安第五中學
西安市第三十七中學
陝西師範大學附屬第二中學

上海市
華東師範大學
上海同濟中學
上海復興中學
上海大同中學
上海中學
上海七一中學
上海南洋模範中學
上海第三女子中學
上海北郊中學
上海音樂學院附屬中學
華東師範大學附屬中學
上海外國語學院附屬中學
上海新成中學
上海育才中學
上海南匯縣惠南鎮小學

山西省
曲沃縣城關小學

四川省
重慶大學
洪雅縣中學
成都第九中學
瀘州第三中學
成都第四中學
西南師範學院附屬中學

天津市
天津北郊區南倉中學
天津105中學
紅橋區金鍾橋小學
河西區西南樓中心小學
南市小學
南豐中學

新疆自治區
庫爾勒市第二中學

浙江省
杭州第一中學
紹興第二初級中學


附錄Ⅱ
本文寫到的被打死的人的名單:
卞仲耘,女,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副校長,1966年8月5日在校中被打死。
陳葆昆,男,北京101中學美術教員,1966年8月17日在校中被打死。
張輔仁,男,北京外國語學校語文教師,1966年8月19日在校中被打死。
張福臻,男,北京外國語學校總務處職員,1966年8月19日在校中被打死。
沙坪,女,北京第三女子中學校長,1966年8月22日在校中被打死。
華錦,女,北京第八中學共產黨支部書記,死于1966年8月22日。
靳正宇,男,北京師範大學附屬第二中學語文教師,1966年8月25日在校中被打死。
薑培良,男,北京師範大學第二附屬中學共產黨支部書記,1966年8月25日被打死。
樊希曼,女,北京師範大學附屬第二中學學生曹濱海的母親,1966年8月25日在北京師範大學附屬第二中學被打死。
楊俊,男,中國人民大學附屬中學教員,1966年8月下旬在校中被打死。
孫迪,男,北京第十女子中學教員,1966年8月下旬在校中被打死。
喻瑞芬,女,北京師範學院附屬中學生物教師,1966年8月下旬在校中被打死。
陳沅芷,女,北京第二十五中學語文教師,1966年9月8日在校中被打死。
不知姓名的北京第二十五中學工友,1966年8月被打死。
李錦坡,男,北京景山學校工友,1966年8月下旬被打死。
劉桂蘭,女,北京外國語學校工友,1966年8月下旬在校中被打死。
齊惠芹,北京第四女子中學(現名陳經綸中學)生物教師,1966年8月下旬在校中被打死,
張冰潔,北京宣武區白紙坊中學(現名北京第138中學)負責人,女,1966年8月被打死。
鄭兆南,女,北京第52中學語文教師,死于1966年9月6日。
徐霈田,男,北京第六中學校工,1966年10月3日被打死。
王光華,男,北京第六中學高三學生,1966年9月28日在六中紅衛兵的監獄裏被打死。
何漢成,男,北京第六中學附近居民,1966年夏天被打死在六中紅衛兵的監獄裏。
吳興華,男,北京大學西語系英語教授,被強迫喝污水中毒死於1966年8月3日。
梁光琪,女,北京第十五女子中學負責人,1966年8月26日被打死。
呂貞先,女,北京寬街小學教導主任,1966年8月27日被打死。
郭文玉,女,北京寬街小學校長,1966年8月27日被打死。
孟昭江,男,郭文玉的丈夫,同時被毒打,死於1966年8月29日。
陳彥榮,男,北京中國科學院氣體廠工人,1966年8月27日被北京大學附屬中學紅衛兵綁架到校中打死。
不知名的老年女人,和陳彥榮同時同地被打死,屍體一起被燒掉。文革後無家屬來爲她“落實政策”。
李叢貞,男,北京半導體研究所工友,住地安門大街93號,1966年8月28日被北京師範大學附屬第二中學紅衛兵打死。
邱慶玉,女,北京吉祥胡同小學副校長,于1966年10月1日被打死。
李敬儀,女,中共南京師範學院黨委副書記,死于1966年8月3日的“鬥爭”和“遊街”中。
吳天石,男,江蘇省教育廳廳長,李敬儀的丈夫,與李同時被“鬥爭”和“遊街”後昏迷兩天死去。
唐政,女,湖南瀏陽第一中學語文教員,1966年8月被打死。
朱慶頤,男,南京第二中學歷史教員,1966年8月被打死。
韓康,男,南京第13中學數學教員,1966年8月被打死。
夏忠謀,男,南京第13中學體育教員,1966年8月被打死。
林修權,男,上海同濟中學英文教員,1966年8月或9月被打死在學校操場上。
楊順基,男,上海京西中學物理教員,1966年8月或9月被打死在學校中。
王冷,女,西安第三十七中學語文教員,1966年8月31日被打死。
王伯恭,男,西安第三十七中學退休教員,1966年8月31日被打死。
白素蓮,女,西安報恩寺路小學老師,1966年夏天被打死。
黃祖彬,南,廈門第八中學物理教員,1966年8月被打死。
孫啓坤,女,北京退休會計,1966年8月27日被打死。
武素鵬,男,北京第十三中學學生,1966年8月被打死。
田悅,男,北京123中學學生,1966年8月在北京師範學院附屬中學被打死。
不知名的北京西單玉華台飯莊服務員,女,18歲,1966年8月被抓進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打死。
不知名字的學生,男,1966年夏天在上海復興中學被打死。
李文波,男,北京崇文門外欖杆市廣渠門內大街121號居民,1966年8月25日被來抄家的紅衛兵打死。他的妻子劉文秀被判死刑,9月13日被處死。



注:

* 我向所有的被訪者深表謝意。他們慷慨付出時間爲本文提供了資料,而這些資料多與痛苦的記憶相關聯。特別要感謝王晶堯先生,他在妻子卞仲耘被打死後,調查情況,收集材料並冒險保存下來。他對妻子和歷史的忠誠精神令人起敬。我也感謝John Kieschnick先生,他曾幫助我在電腦網路上作調查。

[1]高臯,嚴家其,《文革十年史》(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事實上,這本書不能被認爲是“出版”了的。由於一個前紅衛兵譚力夫抱怨,中共總書記胡耀邦指示出版社不公開發售此書,以保持“安定團結”。此書未在書店而只是在“內部”出售。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金春明,《文革史稿》(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
[2]《紅衛兵狂飆》(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江沛,1994。《狂飆--紅衛兵童話》(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丁曉禾編著,1998。
[3]115所學校的名單見附錄Ⅰ。
[4]一篇關於這一事件的文章收在我的《校園隨筆》(北京:北京出版社,1988)一書中。
[5]見毛澤東“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1927年5月,《毛澤東著作選讀》,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16頁。這篇文章在1966年6月曾廣泛地被大學生和中學生所讀。
[6]比如,周恩來總理在1966年9月15日在一個集會上的演講中用了這一說法,見《人民日報》,1966年9月16日。
[7]《人民日報》,1966年6月1日,第一版。
[8]比如,見學生在卞仲耘家門口貼的大字報,1966年6月。
[9]引自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堯提供的此信底稿。
[10]《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王年一編,北京,1988年,上冊,49頁。
[11]王建,“文化大革命時期北京普教狀況”,《北京教育叢刊》,1991年第四期。
[12]《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上冊,91頁。
[13]《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宣傳材料特刊,《北京日報》編輯部編,1988年2月。
[14]《北京日報》,1980年12月20日。
[15]這一故事引自未發表的由“上海文革史寫作組”寫的材料。
[16]《中共武漢黨史大事記》,武漢黨史辦公室,1987年7月。
[17]《毛澤東著作選讀》,甲種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
[18]由肖衛平(1966年時北京初中二年級學生)和譚馥(1966年時天津初中三年級學生)提供。
[19]《北京第二十六中學校史》,北京教育研究所印,1986。
[20]《北京101中學校史》,北京教育研究所印,1986。
[21]《北京育英學校史》,北京教育研究所印,1986。
[22]《北京育才學校簡史》,北京教育研究所印,1986。
[23]《北京通縣一中校史》,北京教育研究所印,1986。
[24]參見注[12]。
[25]見《中共中央委員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1966年8月8日,見《人民日報》1966年8月9日。
[26]毛澤東,《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1966年8月5日。見《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上卷,70頁。
[27]《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上卷,62頁。
[28]見注[10]。
[29]《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上卷,49頁。
[30]《人民日報》,1966年8月20日。
[31]《文化大革命十年史》,152頁。
[32]見“北京西城區人民檢察院不起訴通知書”,1980年西檢審刑字第72號。
[33](89)高檢辦廳字101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