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大躍進到大饑荒

1957年反右運動後，中國共產黨統治幾乎滲入中國社會各角落，他們強化了以單位為核心、以戶口為紐帶的制度性網絡，藉此控制中國人生活資料、精神資源及其運用方式。1958年，中共抱著樂觀態度將注意力轉向經濟建設，使全中國捲入如火如荼的生產熱潮，端認此舉能使中國步入一條經濟高速發展、社會興旺發達的道路。隨後，一場被視為具有空想烏托邦性質的大躍進運動就此展開，企圖以「一天等於二十年」的速度邁向共產主義，然亦因此引發了人類史上最慘烈的三年大饑荒。

「那時我國的鄉村終將是許多共產主義的公社，每個公社有自己的農業、工業…前人的烏托邦想法，將被實現，並將超過。」在毛澤東心中，大躍進能消除職業、性別、年齡、教育程度等分際，中國將因此得到極大規模利益。他宣稱在大躍進中看見中國擺脫饑餓的遠景，並看見共產黨的新芽出頭，而當時河南省省長、名譟一時的「左王」吳芝圃甚還誇稱一個省可以單獨進入共產主義。事實上，這場一再「躍進」的狂熱運動在高產衛星與共產風等情勢煽動下，不僅餓死廣大農村居民，城市居民亦苦不堪言。

針對這場據估至少導致3千多萬人非正常死亡的災難，學者皆嘗試找出其肇因。例如Thomas P. Bernstein認為饑荒主因出於糧食過量統購，問題關鍵乃因人民公社立基於浮誇風甚烈的條件下，中央盼於15年內超英趕美，各地則盡相獻媚虛報糧食數值。至於楊大利則表示，饑荒乃產製於一個烏托邦式的非理性消費制度及代償式政治表忠心態，人民公社與公共食堂的建立則是元兇。龔啟聖對楊之觀點則多所質疑，他指出尚須考慮取消自留地和工分制度、提升基本核算單位、採用密植深翻等政策影響。此外，另有學者指出，須將毛澤東思想轉變，尤其是他急於走出有別於蘇聯模式的社會主義道路之心態，與毛慣用的階級鬥爭手段及個人崇高的聲望等因素列入考量。

然而我認為，1957年反右鬥爭激化，以及據此而來社會(尤其知識份子)的寒蟬效應亦不容小覷。

眾所皆知，中共高級領導人對於大躍進不全然持有高度共識，甚至我們可從總路線、大躍進及人民公社化「三面紅旗」醞釀、若干文件形成及廬山會議等過程中，發現中共政治鬥爭不斷隨著運動和情勢更迭。值得注意的是，在城市，市場功能的取消加以工廠扮演著分派各種社會福利的角色，使個人與單位形成緊密依附關係。此外，中共嚴密的意識形態控制，致使知識份子幾乎全都「工具化」，專家服膺於黨的指揮，甚而產生何滿子所稱「給你一張飯票，腦子就得跟著他走」之氛圍，亦令四大左狂等份子得到施展機會。至於在農村，廢除保甲制、統購統銷政策及大躍進時期的人民公社等制度，亦不斷地讓國家權力滲入民間並得以牽制群眾行為。事實上，國家權力在中共建政後所領導的土改、鎮反、抗美援朝、三反五反、肅反，反右等一連串運動中，早已不斷擴張且深入中國社會各領域。大躍進是一場規模更甚以往的群眾運動，經過長期密集地思想灌輸，城鄉大眾已能充分意識到國家權力的存在及其影響力，黨在社會領導方面的重要性亦因此顯著提升。

1960年下半年，大躍進逐漸降溫，劉少奇、鄧小平從隔年開始善後工作，中共隨後亦為此召開七千人大會，毛澤東被迫坦言對中國經濟建設，特別是生產力懂得不多。此外，吳芝圃也承認「欠河南五千萬人民的債一輩子也還不清。」然而，政治運動卻未因此消聲匿跡，年近古稀的毛澤東儘管稱自己退居二線，但卻繼續他過去所稱「放火」理論，認為自己部分任務就是放火，以保持革命活力。另一段群眾運動之序幕於此悄然揭開。


授課老師：關向光 報告學生：沈伶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