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1949，鄭念。

「我同情共產黨，因為我知道中國已陷入混亂。」

1948年，外子應蔣介石之請，到上海的國民黨政府任職，因此，我們全家從澳洲返回中國大陸。當時中國已經非常不穩定了，共產黨在長江岸邊紮營，準備接收上海。整座城市已經陷入混亂，顯然蔣介石的國民政府即將崩潰。舉例來說，10月份已經進入深秋，警察卻還穿著夏天制服，一面指揮交通一面發抖，因為國府沒有發給他們冬季制服。更糟的是，受傷的士兵從前線歸來，倒臥在路旁痛苦呻吟，傷口一直流血，但無人照顧。

全市秩序完全瓦解，通貨膨脹造成民生窮困，一般人微薄的工資一、兩天候就形同廢紙。因戰亂流離失所的普通百姓，轉而充當盜匪打家劫舍。我們的汽車停下來等紅燈的時候，司機回過頭來叫我：「趕快把車窗搖起來，搖起車窗來！」我還來不及關車窗，有個難民便把手深進車內向我討錢。我也給了。我們住進飯店的第一個晚上，就得先付房錢。飯店人員立刻拿著現鈔去黑市換美元，否則隔天錢就大幅貶值了。為了做幾套中國式衣服，我得背著一大袋鈔票去買，店家數鈔不是一張張地數，而是一捆捆地數。

我們對共產主義充滿好奇。國共戰爭期間，國民黨政府禁止出版毛澤東的著作，不過，到了共產黨大勢即將底定的時候，大家都相當好奇毛澤東是何許人也，我們在上海當教授的老同學透過共產黨的地下組織，給了我們一些毛澤東的文章。外子和我讀過之後被文中所言嚴重地誤導，因為共產黨故意只節錄像我們這般秉持著自由主義思想的人士可以接受的故事，例如，他們的士兵紀律嚴格，並幫助農民收割，而且從不掠奪民家。很自然地，我並不害怕由中共來接收，我被這些文宣品給洗腦了。

國府很快就要丟掉上海了，晚上都可以聽見國共交火的砲聲此起彼落於上海市外圍。可是，1949年5月某個夜裡，槍砲聲非常接近，隔天清晨6點，廚師把我喚醒說：「八路軍來了。」我下樓到前門一看，一大群稚氣可掬的士兵在人行道上集合。他們頂多15、17歲，身穿卡其布軍服，腳上穿著草鞋或打赤腳，看起來很疲累，不過，他們抬頭挺胸配著槍，好像在立正一樣。

有些百姓拿出水和乾糧給他們吃，他們全都回拒了。我本來很納悶，後來我才知道，當時，共軍正要進城，每名士兵背後都釘了一張毛澤東的命令，第一條就是，即使是一針一線都不能跟百姓索取。他們遵守嚴格的紀律，和過去打劫民家的士兵有天壤之別。

初次進入上海的中共士兵建立了非常好的形象，其紀律之優良讓人大開眼界。這些士兵大多是來自鄉下的農民，這輩子還沒進過城呢。住進有抽水馬桶的歐式高樓宿舍，鬧了許多笑話，聽說還有人用馬桶來洗衣服等等。我當時覺得，共產黨或許可以讓中國成為法治國家，當時他們的確與人民站在同一邊。

士兵在每個十字路口站崗，把路人抓去注射霍亂跟其他傳染病的預防針，他們的用意是讓所有市民都有免疫力，但非採取逐戶接種的方式，他們只是在路口抓人打針，注射後又未發給證明，所以路人在下一個路口一定要告訴士兵：「我打過針了！我打過針了！」，否則又會被抓去打針。長久以來，中國老百姓被不顧民生疾苦的爛政府統治慣了，所以共產黨這項做法令他們覺得耳目一新。

當然，也有許多限制，例如所有賣英文書的書店都必須關閉，中國境內部能有西方出版品。這對我們極不方便，因為我們有閱讀《時代》《紐約客》等英文雜誌的習慣，而且我每次出國，總會帶回一些唱片，大部分是古典音樂，但在中共統治下，我必須把唱片交給他們播放，他們要確定那些唱片確實是古典音樂，而非爵士或搖滾樂。過了一陣子，我們就和外面的世界脫節了。

不過，我一點兒也不排斥中共，他們的確很快平抑通貨膨脹，重建經濟。我當時並不覺得受到威脅，當然也是因為毛澤東當時的政策並不反對上層階級。我最感好奇的是，他們的方法真的有用嗎？我非常仔細地觀察中共，並且閱讀馬克思及恩格斯的共產主義理論和共產宣言。我非常同情共產黨的起因，因為我知道舊中國早就亂得無藥可救了。我認為，在經過這麼多年戰亂和混亂，這或許是中國所需的。當國家變得一片渾沌的時候，就需要一個強勢政府將國家團結起來。不論如何，這是我當時的想法。




節自：彼德‧詹寧斯，《珍藏二十世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