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別學者接受社會性別觀念的問題。

具有影響的男女學者和所謂主流中國研究，仍然沒有全然地接受社會性別觀念。對於他們來說，社會性別不是一個與階級或種族具有相同價值的分析範疇。他們認為社會性別不能用作一個方法論工具來進行研究，並且認識不到用這個範疇進行研究的潛力。為了促進他們將社會性別視角融入其研究，我們應該不斷提出重要的問題和論述，並示範如何從社會性別視角進行研究。也許我們應該轉變我們的視角：不是從婦女以及追尋我們如何描述她們在特殊歷史事件和時期中的歷史角色，而是從流行於本領域的主導歷史敘事開始，追問在每個社會機構、決策和政策中女性和男性的能動性和非能動性。

個人的接受問題，與知識生產的社會實踐，定位的、具有象徵性的和集體的（網路性的）權力機制，對出版的控制和資助制度密切相關，而且我認為資助制度仍然是由男性和主流觀念所統治。當然現在歷史領域的局面和十九世紀晚期、二十世紀初期大相逕庭—當時社會竭力將婦女排斥在工作之外，那時「男人被視為兄弟、學者和同事；女人被視為他者」。現在存在著用更為精密的手段來維繫「社會團體」的男性取向，和保持對女性的封閉，特別是對於那些被視為「女權主義者」的婦女。在宣稱這些採用社會性別研究方法的學者對於主流研究重要性的同時，我認為社會性別角度本身，仍然意味著具有解放的意圖、反對支配性霸權、反對對政治和社會問題的統治性態度。

出處：游鑑明、羅梅君、史明主編，張瑾等譯，《共和時代的中國婦女》〈民國時期的婦女、社會性別和主流研究—理論與研究中的問題〉（台北：左岸文化，2007），pp31-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