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處：http://www.twmedia.org/modules/news/article.php?storyid=554
2008年六月《中國時報》宣布大量解雇員工，人數超過全員1/3，再次說明了台灣報業面臨的轉型危機的深刻性，已無可迴避。這個轉型有幾個層次，和稀泥的說法是傳播科技（communication tech.）變遷所致，即網路與電子媒體的普及改降低了閱報需求，這也是報老闆們裁員時愛用的理由。對我們工人而言，首先要釐清老闆如何利用新科技改造勞動過程、聘雇關係與管理技術，揭穿人役於物（科技變遷不得不然）的託詞，雖然這並不是容易的事。
關於產業的變遷，為人熟知的是本地市場閱報率的下降，導致報業廣告量一路走跌。十年之間，廣告量由433億元的廣告量衰退為134億元（1997-2007），期間關門的報紙有自立報系、大成報、中央日報、新生報、台灣日報、民生報與中時晚報等。報業廣告衰退同步發生的，是有線電視與新媒體的廣告量成長。乍看之下，媒體老闆捨報業就電子媒體是非常合理的策略，也是中時正在幹的事。
在同一期間內，香港的壹集團於2003年在台開張，很快搶占了發行量的龍頭位置，與八○年代末才崛起的自由時報不相上下。台灣戒嚴四十年來特許經營的中時聯合兩大報，至今萎縮至每日發行不到二十萬份的窘境，約僅自由或蘋果的1/4至1/3。這種地盤互易的結果，是個別資本家之間競爭的表現，反映了經營技術的高明與否。這要與前段的產業趨勢分開來理解。
產業的性質-歐美vs.台灣
九○年代以來歐美報業變遷最為人熟知的，首先是不斷發生的業內兼併。這是產業總體擴張面臨瓶頸時資本的因應之道，即大資本透過購併或聯合行為，侵吞中小資本的資產與市場。在美國，由於報業不斷的朝向集團化與壟斷化的方向前進，報業的毛利一度衝達30%，引起了其他部門財閥的覬覦而參與所有權交易，推升了所有權的價格，終而在利潤衰退時（不見得是虧損）泡沫化， 資方為了自保不得不裁員因應。由於積累的利潤在泡沫長成的過程中為金融部門占取並結構化，報業不再有承擔短期虧損的能力，更難說是要應變產業的衰退與轉型。
與美國相比，台灣的報業根本沒有公開發行股票，所有權多為單一家族獨占，十年來也沒有可與歐美比擬的業內兼併的事例。倒閉減併潮首先發生在獨立經營的中小資本上（有如自立報系）、其次波及到大型報業（聯合、中時）；期間他部門財閥的插手投資，比如對自立、台日、勁報、麗台體育報，都以退場告終（唯一例外就是土地資本支持的自由時報）， 這個現象是產業總體規模衰退的反映，已經由廣告量與閱報率的下降造成的虧損說明了。而中央日報、新生報的關門，則歸因於黨國直接勢力的敗退，屬於我們社會發展階段的特殊性範疇。
因此在這個時候對我國報業資本的批判，複製他國經驗會失焦。我們鬥爭的目標，在總體層次上也就不會是反兼併與反壟斷。
為資本主義生產關係服務的新科技
然而我們總體報業資本的發展階段性雖慢於他國，但是面對的衰退並無二致，一般性原因是新傳播科技的普及化。歐美報業應對之道是縮編全職工作者，增聘非典型雇用員工，包括外包記者與編輯工作、增加自由寫手的專欄。根據國際記者協會（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Journalists, IFJ）2006年發佈的全球新聞工作調查報告， 非典型雇用在薪資、保險、職災保障等條件上遠遜於全職工作，而比例上確實隨著報業集團化、全球化與新科技的普及同時上升。但我們必須注意，美國報業的大量裁員不過是近一年以來的事，同時將外包工作正當化為解決問題的靈丹。受惠於通信科技的即時性，這種外包已經跨越國界，讓先進國家的工作由第三世界的廉價勞工執行。比如曾為英國殖民地的印度，因為語言文化的親近性，就為英美媒體的外包工作提供充份的儲備人力， 原本正職工作者生產的剩餘就此被擠壓出來。
我們應當注意，勞雇關係的轉變首先是由於壟斷資本的安排，而新科技作為方便這種安排的手段，而不是相反。
在台灣，我們可以看到中時轉型後的「菁英報」廣開名家專欄，擺明了要吃自由作家（freelancer）豆腐。在雜誌出版業，也不乏業者將手伸向網路部落客的「免費」文章，以低稿酬要求文章主人改寫以利轉載。目前雖然這些內容占總體的比例上仍低，彈性的關係也還不成氣候，但確實有出版界人士見識到免費分享的商機，主張「[出版商]不必付版權費、稿費[給部落客]、甚至印刷費，就可以累積成書系來玩行銷；如果書系中有書大賣，不妨再簽下來做傳統出版。」
而新媒體業者，主要藉搜尋引擎、入口網站或架設部落格平台搜括免費的內容從而賺取廣告，才是吃豆腐的高手。歐美的報業（包括影音產業）與搜尋引擎巨人Google周旋許久，就是無法忍受Google藉他們生產的有價內容襲奪了廣告收益。無怪Google老愛暢言自由分享，因為自由卅免費的（free）的內容是Google獲利的第一前提！在媒體沒有廣告不能獨活，而廣告商只認消費者目光的當代，不必花錢生產內容而崛起的新媒體也以自由之名破壞了傳統文字生產者的勞雇關係。我們都知道，在網路上創作的內容生產者不自覺地被捲進生產體制中，他們不計酬生產出來的內容確實也生產了價值，但價值歸屬於新媒體業者所有。這個現象外溢到傳統媒體中，一面襲奪了傳統媒體的廣告，一面加速傳統媒體彈性化生產的進程。
資本的更迭-治理技術現代化
除了一般性的原因，我們還需注意到中時與聯合敗退的在地脈絡。在進入台灣報業市場前，香港壹傳媒的負責人黎智英判斷中時聯合的經營手法老舊過時，自己贏面很大，就結果來看此言可說不虛。要解釋壹傳媒的成功，浮面的說法是指其善於炒作八卦煽色議題，以眩目的圖象勝過兩報的單調文字與排版，但這是就商品差異性與市場口味間作簡單連結，是後見之明。決定一起一落關鍵要因，是經營管理技術的更替與相應勞動過程的變異。對我們工人而言，首先要把握的就是對生產端的分析。
聯合報最為人知的組織文化，是威權的家父長制，自命有照顧員工生計的責任；中國時報余家，則以開明文人的風骨自居，有「養士」的傳統。兩報的治理都有強烈的封建性格，上層的管理權力由家族成員或親信把持，底層員工的薪酬與升遷體制僵硬。這種封建性的物質前提，是戒嚴時期的報業經營特許制，允許兩報的利潤混合並混淆租金與勞動價值兩種成份，妨害對勞動力價值的理性計算，經營者推進剝削率、增進生產力以及向外擴張的動力因而舒緩。
解嚴後，報業經營自由化加重了競爭，同業的加入促進了人力的流動，摧毀了封建體制的前提，但是封建遺緒仍在。中時自稱自2001年起本業開始虧損； 聯合據稱沒有獲利久矣，景況與中時差不多。但面對同業競爭與報業衰退，兩報應變的策略都被批評為緩不濟急、經營階層保守苟且，這些批評可在民生報、中時晚報關門前夕員工的反彈聲浪中見諸一二。自兩千年以降，兩報都以優退優離的方式裁汰資深員工，全面縮減福利與津貼，以更低薪招募新進員工換血人事，但由家族治理的方式基本未變。但目前為止，這些調整也都不能起死回生。不能不注意的是，與其他部門資本外移造成的惡性關廠相較，這些報業資本遣散員工的方式較人道，可說是對前代經營者照顧員工的溫情主義的繼承，雖然這種人道在成熟的資本主義體制可以是不必要的。
細緻地看，根據傳學鬥2007年年中對蘋果與聯合兩報記者的勞動過程進行的訪調， 總結蘋果的工作者受到管理階層更緊迫與直接的控制。壹傳媒首先以頻繁的市場調查與商品測試確定績效標準，從而可以定期「搖大樹」與不定期解聘績效不良記者；透過中級主管的經常遷調確保命令的貫徹，一面解除他們與底層工作者聯合抗命的可能性。記者的勞動過程則受到更密集的監控與調動，在外言行成為社內主管意志的延伸。主管更多時候在乎的是發行量，而不是教忠教孝的社會責任或不合時宜的新聞學教條。
受到競爭的壓力，聯合報也日漸緊縮記者工作的自由度，但是這種緊縮可說是量的不同，而不是在質上的躍進。因為聯合報欠缺系統可信的商品滿意度調查，員工的績效考評只能以上稿量、字數或是主管主觀判斷計算，難以與價值貢獻、目標讀者反應作直接連結。
綜上，我們以反壟斷或反兼併的認識批判有封建性格的報業資本，並不濟事。大膽地說，我們的報業資本的現代化還沒完成，還沒來得及發生壟斷聯合階段，可能就要個別地被報業的總體衰退擊垮。
我們的團結
「工人的大規模集結，還不是他們自己聯合的結果，而是資產階級聯合的結果……但是隨著工業的發展，無產階級不僅為數增加了，而且它結合成更大的集體，它的力量日益增長，它越來越感覺到自己的力量……單個工人和單個資產者之間的衝突越來越具有兩個階級的衝突的性質」。這是《共產黨宣言》的說法。
我們可以先看看美國經驗。「美國報業工會」（Newspaper Guild）於1933年成立，背景在一次戰後的經濟危機高點時。為因應危機，總統羅斯福以國家之力調節資本的過剩生產，手段之一是增強工人與資方鬥爭的權能，目的在恢復民間購買力。其《國家產業復興法》規定工人能合法組織工會，與資方訂定團體協約，並強制資方遵守最高工時和最低工資的規定。但報業資方成立的「美國出版業協會」（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Publisher）強力遊說政府，指記者編輯不屬於工人，不受法令保障。部份進步的新聞工作者不甘資方扭曲事實，於是發起報業工會，不斷地爭取工人加入，向政府與資方爭奪團結權。這個鬥爭的過程中，工會會員一再地遭到老闆刁難或解雇，資方更聯合拒絕承認工會的協商代表性，並且持續在產業刊物《編輯與出版家》（Editor&Publisher, E&P）上調動論述，以記者編輯加入工會將違背新聞的中立客觀守則為由，在思想上壓迫工作者。但是資方的聯合行動愈是清楚，也就愈將工人的階級屬性與連帶感照映出來，激發了新聞工作者的勞動意識。工會遂在一次次與資方的鬥爭中，逐漸壯大。
我們都知道新聞工作的特性在自主性高，經常獨立作業，常因對工作倫理的堅持而忽略一己的勞動者位置。但這些抽象理由無妨於新聞工作者是勞動者、是無產階級的客觀性。問題在於，這種客觀性在具體條件裡能有多確定明白。照前段所引馬克思的說法，資產階級愈是聯合，無產階級的客觀存在就愈清楚，團結也就愈有可能。
前面的分析指出了，台灣報業資本的聯合還來不及發生，中小資本已陸續破產，而具封建性格的大資本則岌岌可危。一次次的關廠或勞資爭議不斷被個別化，大資在離退條件上的寬容也助長工人的階級意識模糊（這是與大資本的封建性格相適應的）；加上新聞工作者的轉職不難，失業者被其他部門吸收的彈性較大，使得「隨人顧性命」的說法很容易流行。
馬克思對判斷團結條件的根據，一面在資方貪婪無厭地榨取勞動價值，一面在資本聯手逐漸使勞動過程同質化，兩者都刺激工人滋生同屬感。在台灣，小資與封建大資陸續退場之後，被裁汰的工人必然體認階級現實；而蘋果、自由更現代的管理手法，體現為對勞動過程更緊迫且標準化的控制，也將剝除工人自以為藝匠（artisan）的條件。就此而言，我們的勞動者意識應該是愈來愈成熟。但是勞動者意識如何過度成為團結組織，得靠團結組織的發起與捲動。美國報業工會籌組至今有34000名會員，正是靠不懈的爭取才有的規模。
面對目前報業的主導者，自由時報與壹傳媒，全面禁絕工人從事&參與工會活動，我們的處境似乎更加不利，但這一方面正好是資本聯合的進一步表現，我們不能放棄揭露這個現實，從而鼓勵工人加入組織。並且，新聞工作彈性化，以及新媒體不斷以自由分享為名榨取內容生產者價值的趨勢刻正發生，任何單一的內容生產者直接面對資方（或通路平台商）都有所不利，新聞工作者組織更有必要加緊團結的腳步與規模，第一步要爭取更合理的價值分配，並且不斷要為改造生產關係而鬥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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