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學生打老師的革命 王友琴

作者說明：

1966年5月16日，中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發出的《通知》寫道：

全黨必須遵照毛澤東同志的指示，高舉無產階級文化革命的大旗，徹底揭露那批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所謂“學術權威”的資產階級反動立場，徹底批判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藝界、出版界的資產階級反動思想，奪取在這些文化領域中的領導權。

教育界被列爲文革指定的五個重點打擊目標之一。教育工作者在文革中遭遇了什麽呢？《1966：學生打老師的革命》正是關於他們在文革中受到的深重迫害的一份記錄。

此文寫於1994年，發表于香港中文大學《二十一世紀》雙月刊1995年八月號。此後作者繼續進行有關調查，並把所獲得的資料加入文中。修訂本的篇幅因此已經增長了一倍。

1996年我把此文寫成了英文。英文本從1997年以來一直印入哈佛大學麥克法誇爾教授所開的中國文革歷史課的讀本中，已經有上千名學生讀過。我希望，有一天中國的學校裏也會開這樣的文革歷史課。

在四十年前經歷了文革的人，當年的老師們都年事已高，學生們則都還不算太老。如果讀者們能提供新的資料，請和我聯繫，我會加入將來的修改版中。謝謝。

2006年5月



１９６６：學生打老師的革命 * 王友琴



一、文革未被報告的一面：題目和背景

本文將描述和分析1966年在全中國學校裏發生的學生打老師事件。如果不從法律、道德以及進步原則出發，而僅僅從對傳統習慣的偏離程度的角度來衡量，那麽這個事件確實可以算是“革命”，因爲在中國歷史上，一直存在著尊重教師以及對教育體制的敬畏的傳統。事實上，1966年夏季發生的大規模的普遍的學生紅衛兵對教育工作者的攻擊折磨侮辱，不但在歷史上非同尋常，也是所謂“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在毛澤東發動和領導的從1966年到他1976年死亡之間的“革命”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在1966年8月，中國的宣傳媒體每天熱烈支援並大量報道紅衛兵學生的活動，但是對學校裏正在發生的大量暴力行爲甚至打死人事件，卻從不報告，只字未提。從中國官方當時出版發行的報紙、雜誌和新聞紀錄影片中，我們可以看到的圖景只是千千萬萬戴著紅衛兵袖章的年輕人高呼萬歲走過天安門廣場，而紅衛兵的領袖們則在天安門城樓上圍繞毛澤東歡呼鼓掌。在天安門紅牆的背景上，紅色的《毛主席語錄》本、紅旗、紅色標語以及興高采烈的年輕的紅衛兵們，構成了獨特的“文革風景”。這一類材料已經變成了今天關於“文革”的主要資料來源。

對這類場景，現在的人們評價不一。有人覺得這種狂熱場景實際上透著邪惡，也有人覺得這充滿了革命的浪漫主義色彩。這種對同一場景的不同判斷，顯然和評論者自身的價值觀念和美學標準緊密相關。然而本文要強調的一點是：在開始評價這些已經被報道的文革往事之前，我們必須認識到文革還有大量的未被報告的另一面。而這未被報告的重要部分之一，是在1966年夏天，大批教師遭到紅衛兵學生的暴力攻擊，有一批教師被打死，還有一批教師在遭到毒打和侮辱後自殺；另外，還有一批所謂“家庭出身不好”的學生遭到他們的紅衛兵同學的侮辱和打罵，甚至被打死。

這些暴力事件不僅僅在其發生之時未被報告，十二年之後，從1978年開始，隨著中共領導人開始“否定文革”，中國媒體開始謹慎地提到一些文革受難者的名字以爲他們恢復名譽。但是，這種報道的範圍只限於數目很小的一批被“打倒”的中共高級幹部（《人民日報》的內部規則是副部長級以上受難者才予登載）和個別社會名流，普通人受難者不在其中。文革中被打死打傷的老師，雖然人數很多，但是社會地位不高，在文革後也輪不上被媒體報道。

就學術性的研究而言，在現有的已經出版了的三部“文革”通史中(分別印刷於1986，1988，1995年)[1]，沒有一部報告了1966年夏天發生的施行于教育工作者的殘暴行動。《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僅僅記述了1966年8月下旬後紅衛兵學生在學校外的暴力行爲，卻沒有提到8月初就開始的在學校內的大量暴力行爲，於是也未能說清暴力如何在學校內先興起並蔓延到學校外的過程。另一本《大動亂的年代》簡單地談到1966年夏天中國學校裏的情況說：“大學、中學、小學教師受淩辱這數以萬計。北京中、小學的若干教師被剃了陰陽頭。”（86頁）作爲數量詞，“若干”顯然少於“萬”。這樣的描述顯然是在說，“陰陽頭”就算當時的“淩辱”中的最壞的情況了。但是實際情況遠非如此。（《大動亂的年代》後來再版，雖然本文已經發表並揭示了中小學教師被大量打傷打死的慘劇，該書作者卻不對這一部分作出修訂，繼續保持對事實的不確描述至今。——2006年注）兩部數百頁長的紅衛兵史（1994，1998年出版）[2]也未提此事。

本文所寫，正是這段未被報告的歷史。


二、尋訪缺失的歷史：研究方法和資料來源

“文革”的大量故事從來未被報告這一現實情況，迫使筆者必須超越歷史學家通常採用的通過現存的文字材料或電影紀錄片來作研究的方法。我的調查正式開始於1979年。我和數百名（後來被訪者的人數繼續增加——2006年注）曾經歷了學校中的文革的人談話。被訪者中大多是1966年時的在校學生，有一部分則是是教師，還有一些是被打死或被打傷的人的直系親屬。他們講述了發生在118所學校裏的故事。這些學校有的在北京，有的在省裏，包括大學、中學、小學以及一所幼稚園。

在所有118所學校中［3］（在增訂過的版本中，調查所涉及的學校的數目顯然已經遠遠超過了這個數位————2006年注），在1966年，無一例外地發生了紅衛兵學生用暴力攻擊教師的情況。一共有30名教育工作者被打死。其中五所學校各有兩名教育工作者被打死。此外，大量教師被嚴重打傷，有的在受到嚴重侮辱與折磨後自殺。還有一批學校外的居民也被學生打死在校內和校外。

除了與被訪者的一對一的談話以及通信之外，我在1994年和1995年在電腦網上作過兩輪問卷調查。在第一輪調查中我詢問網路使用者當年他們所在的學校中是否發生了毆打教師。大多數網格使用者都太年輕而不可能見證這類事件，但是我還是收到了七所學校的名字。在這七所學校中，都發生了打老師。在第二輪調查中我詢問未發生過打老師的情況的學校的名字。結果未收到任何肯定性的回答。事實上，至今爲止，我還未能找到一所在文革中沒有發生打老師的學校。

大多數被訪者都願意講述他們在文革中的所見所聞。但是不少人在接受採訪前有過猶豫或者曾反復改變是否接受採訪的決定。文革殘留的恐怖氣氛一直在影響人們。一些曾參與打人行動或者牽涉較深的前紅衛兵不願談及這一話題，有人挂斷了我的電話，拒絕接收採訪。

被訪者提供的材料的可靠性如何呢？在回憶中，目擊者往往只記得一些暴力事件中的畫面，卻不能準確記得事情發生的日期。爲了避免記憶錯誤，有些被訪者幫助筆者爲本文以下將寫到的事件和死亡的日期查閱了個人的或學校的有關記錄，或作了交叉證實。比如，清華大學附中學生郭蘭蕙在1966年8月受迫害而自殺，但是無人記得準確日期，也未能找到她的家人。有人記得那天是星期六，紅衛兵通知她要在星期一開會批判她，因此她自殺。有人記得那是在8月18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官場接見百萬紅衛兵之後，但是不知道是多久以後。後來有一個被訪者想起來那一天是他生日。接著筆者也查出1966年他的生日確實是星期六。這樣才查出了郭蘭蕙的死亡日期。

出乎意料的是，一些曾經被打的老師有時候也不能提供有關細節。顯然，是因爲關於這一時期的記憶過於痛苦和羞恥，也是因爲暴力迫害造成的巨大的心理創傷導致了心理性的失憶。舉例來說，是當時的中學學生而不是老師，向我提供了下文記錄的《牛鬼蛇神歌》歌詞。所有我訪問過的曾在文革中進過“牛鬼蛇神隊”的老師都說，他們已經忘記了這個“歌”的歌詞，雖然他們當年曾被強迫一日數次地唱這個自我詛咒的“歌”。克服對文革的這種“選擇性記憶”是筆者在寫作本文過程中特別注意的一個方面。

由於不能獲准查閱官方保存的死亡檔案，以及這類檔案本身也並不齊全，所以對於調查所及的學校的傷亡，一定會有很多遺漏。文革的這一部分的事實，和其他很多事實一樣，由於各種原因而被故意地或者無意識地忽略疏漏了。這篇文章只能試圖對1966年的迫害教師提供一個不完全的再現。還有很多事實依然不爲我所知。在這種情況下，本文所記載的，其實挂一漏萬，只可能是比實際發生的大大減輕而不是誇大，只可能大量遺漏而不是渲染過重。

我的另一材料來源是私人實錄性資料，如當時手寫的日記、“檢討”、“認罪書”、會議記錄等等。由於政治恐怖，文革時代幾乎沒有人寫日記，或者在日記上只抄寫了一些《人民日報》社論和毛澤東的“最新最高指示”等等。當然，這也能從另外一個層面上表明了文革時代人們精神活動枯竭以及心態壓抑的狀況，但是無助於提供關於歷史事件本身的記錄。

我也閱讀了在“文革”期間由官方發表或學生組織散發的有關材料，包括全套《人民日報》和大量的群衆組織的小報。處於“文革”領導人嚴密控制下的宣傳媒體顯然有意隱瞞了校園暴力的事實。當報紙讚美紅衛兵卻對他們的暴力行爲不置一詞時，死亡數目大規模升級了。殺戮也很少被群衆組織的宣傳品提到。據有的被訪者說，這是因爲打死人的殘暴的行爲當時在最壞的情況下也只會被看作是“革命”中“不可避免的過火行爲”。文革史實與當時寫下來的材料之間的這種很大的差別－－需要對歷史真實先有一個清楚的瞭解的基礎才能認識到這一巨大差別－－可以告訴我們那一時代的人們對暴力迫害和殺戮的特殊反應，以及文革領導人如何利用媒體操縱普通人的心理和行爲。如果僅僅閱讀這類來自文革時期的材料，則可能導致今天對“文革”的性質與後果的種種曲解。

本文是由筆者把被訪者的口頭敍述、實錄性資料、以及當時的官方半官方出版物三者結合、對比、印證寫成的。其中，通過採訪調查得到的材料是最重要的部分。在這篇文章中，我試圖主要通過調查所得的材料再現並分析“文革”的一個部分。文中有大量實例。下文中的例子，如果是從其他書面材料中得到的，我都一一注明出處。那些未有注解說明來源的故事則都出自我的調查。


三、學生怎麽打老師?

1.規模和程度

1966年夏天，北京的校園殺戮從中學開始也在中學最爲嚴重。

1966年8月5日下午，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高中一年級的一些紅衛兵學生發起“打黑幫”。被打的“黑幫”包括三個副校長和兩個教導主任(其時正校長職缺)。五人的名字是卞仲耘，胡志濤，劉致平，梅樹民和汪玉冰。很多學生來參加。學生往這五個人的衣服上倒墨汁，給他們戴高帽子，在他們脖子上挂牌子，牌子上把他們的名字打了紅“×”，強迫他們跪在地上，用帶釘子的棒子打他們，從鍋爐房提來開水燙他們，強迫他們挑重擔“勞改”等等。經過三個小時的折磨，第一副校長卞仲耘昏迷倒地，倒在學生宿舍樓門口的臺階上，還有紅衛兵繼續打她和踢她。後來她被置入一輛運垃圾的平板車上，停放在校門裏側。兩個小時後她被推入馬路對面的醫院。在醫院裏，她被發現已死亡多時。另一位副校長胡志濤，被打得骨折。另外三個人也被嚴重打傷。卞仲耘其時五十歲，已經在這所中學工作了十七年。卞仲耘是文革中在北京第一位被紅衛兵打死的教育工作者。［4］

實際上，大規模的暴力行爲在此之前，就在北京大學附屬中學和清華大學附屬中學開始了。劉美德當時是北京大學附屬中學的化學教員及常務副校長。1966年6月8日晚上，曾上過她的化學課的幾個學生在辦公室用手臂粗的木棍打她，打了兩個小時，把木棍都打斷了。7月底宣佈在學校領導文革的工作組撤離後，紅衛兵在學校“鬥爭”劉美德。他們把她的頭髮亂七八糟地剪掉，強迫她在操場上爬行，並且一邊爬一邊喊：“我是劉美德，我是毒蛇。”。紅衛兵把地上的汙物強塞在她的嘴裏，還用包有塑膠皮的金屬條打她，這種打法傷痕不明顯，但是疼痛透骨。8月中的一天，她被強迫爬上一張桌子並跪在那裏。一個紅衛兵把一隻腳踩在她的背上，擺好了毛澤東曾描述過的“鬥爭”地主的姿勢：“把他們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5］由《北京日報》的一名記者照了相以後，這個紅衛兵一腳把劉美德從桌子上踢到了地下。劉美德當時正懷孕。由於先天受傷，她的孩子生下來不久就死了。在那一時期，這個學校的其他很多老師也遭到殘酷毆打和折磨。紅衛兵學生強迫教務員李潔跪進一個抽屜裏，用鐵制的火鈎子毒打她。李潔在兩年後再次被毒打致死。

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的校長萬邦儒和副校長韓家鼇被多次毒打。萬邦儒的腎臟被嚴重打傷，頭上的一個大傷口久不癒合。6401班(初中二年級)的學生曾強迫韓家鼇跪在他們教室的地上，全班一個接著一個，輪流用棍子、鞭子和皮帶打了韓家鼇一個多小時，然後用火點燃了韓的頭髮。萬邦儒和韓家鼇被強迫在衣服的胸前縫上一塊黑布，黑布上分別寫著“黑幫大頭”和“黑幫二頭”。他們的頭髮被剪掉。他們還被強迫互相打。1966年8月26日，校園裏掀起新的一輪打人高潮。那天晚上，紅衛兵召開全校性“鬥爭大會”，侮辱並毆打一大批他們認爲“有問題”的教師和幹部直到深夜。多名老師幹部那天在會上被嚴重打傷。顧涵芬，一名女職員，在會上被打得昏迷過去，會後被丟在自行車棚子裏，由其丈夫把她背回家去。她的一隻眼睛被打得失明。新婚不久的化學教師劉樹華，在“鬥爭會”被毒打和侮辱，會後爬上了清華校園內的煙囪頂上，跳下身亡。連該校傳達室的看門老人，也遭到過紅衛兵的毒打。

1966年8月1日，毛澤東寫信支援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的“紅衛兵”和北京大學附屬中學的““紅旗戰鬥小組”。在這之後，暴力行爲迅速蔓延到其他學校。8月5日卞仲耘副校長被打死以後，8月17日，在北京101中學，紅衛兵學生毆打“鬥爭”了十多名教師。他們強迫這些教師在煤渣鋪的校園小路上爬行，以致這些人的手掌和膝蓋都流血不止。他們在後面用銅頭皮帶打這些爬行的教師。有一個紅衛兵還用穿著軍用皮鞋的腳，碾踩一名正在爬行的女教師的手背。被“鬥爭”的女教員都被剃去半邊頭髮，成爲紅衛兵所說的“陰陽頭”。美術教員陳葆昆被毒打後又被丟入噴水池淹死。

1966年8月19日，毛澤東第一次在天安門廣場接見一百萬紅衛兵的第二天，北京第四中學、第六中學和第八中學的紅衛兵，在中山公園音樂堂開“鬥爭大會”。中山音樂堂位於緊靠天安門的中山公園中。在音樂堂的舞臺上，在上千觀衆面前，二十多個來自這三所學校以及北京市教育局的“黑幫分子”跪成一排，紅衛兵對他們拳打腳踢，用銅頭軍用皮帶抽打。孫國棟，北京市教育局長，被打斷了三根肋骨。溫寒江，北京第八中學的副校長，渾身是血，昏厥在舞臺上。溫寒江是脖子上套著一根繩子，從兩公里外的學校一路跑到中山公園去的。繩子的另一端牽在一個騎自行車的紅衛兵手裏。一個在“鬥爭會”後見到被鬥者的學生說，那些人的形象極其嚇人，因爲他們都被打得“不象人樣”了。後來，在同一舞臺上，還召開過一系列的這樣的“鬥爭會”。北京第一女子中學的一些老師，也同樣在那裏被打並被剪了頭髮。

酷刑在北京各學校迅速傳播。在位於教育部和高等教育部旁邊的二龍路學校，校長徐丕凱被綁在樹上，紅衛兵學生把他當活靶子練習刺殺動作，用像真步槍一樣大小的木槍猛捅他。徐丕凱被戳斷了數根肋骨。高等教育部長兼清華大學校長蔣南翔，家住部辦公室街對面的小院裏。居住在教育部大院內的一批幹部子弟紅衛兵，有二龍路中學、第四中學、第八中學、第35中學等學校的學生，抄了蔣南翔的家。他們強迫蔣南翔面對紅衛兵跪下。紅衛兵用腳踩著他的頭，用銅頭皮帶抽打他的背。打了一陣，紅衛兵揭開他的白襯衫後背察看。他的背上已經被打得血痕累累，紅衛兵還嫌鞭痕造成的“圖案”不勻稱，掄起皮帶補打血痕不夠濃重的一側。紅衛兵還打了與蔣南翔同住的老母親和寡婦姐姐，並強迫他的姐姐也用皮帶抽打他。

死亡大量發生了。在位於和平門附近的北京外國語學校，紅衛兵在8月19日晚上打死了語文教員張輔仁和總務處工作人員張福臻（原爲教員，文革前夕被以“歷史問題”爲由不准再教書）。這個學校當時有二百名教職工。紅衛兵在大會上說，這叫“殺二以儆二百”。

1966年8月22日，沙坪，北京第三女子中學的校長，連續被打被折磨三天之後，死在學校裏。她的頭髮被薅掉，嘴裏塞滿汙物。在她死後，紅衛兵還強迫其他教員打她的屍體。數學教師張梅岩上吊自殺。

同日，在北京第八中學，學校負責人華錦被打死。副校長化學老師韓九芳背上被打出兩個大洞，引起嚴重敗血症。她的家人設法救活了她，但是留下嚴重後遺症，終身殘廢。歷史老師申先哲被打後自殺身死。

1966年8月25日，北京師範大學附屬第二中學的學生在學校裏打死了三個人：靳正宇，語文教員；姜培良，共產黨支部書記，這個學校的最高負責人；樊希曼，學生曹濱海的母親。校長高雲被命令站在毒日頭下，額頭上被紮了一排圖釘，還被用沸水澆。高雲被打得昏死過去以後，紅衛兵認爲他死了，把他送到了火葬場。火葬場當時堆積了大量被打死的人，在死人堆中等待被燒的過程中，高雲被發現還活著。他活到了文革後。

北京第33中學的負責人杜光天，也和高雲一樣，遭到紅衛兵毒打後被認爲已經死亡，被送到火葬場以後，火葬場的工人師傅發現她還有呼吸，沒有燒她。

8月26日，北京第十五女子中學的負責人梁光琪被紅衛兵打死。她被打死的時候，已經在校中被關押了一段時間，一直遭到毆打侮辱，頭髮也早被剪掉了半邊。26日，紅衛兵把她和學校另一名負責人高孑非抓來“批鬥”，罰跪，強迫他們喝彼此撒的尿。梁光琪拒絕喝，被紅衛兵用木棒重打五下後就再也沒有起來。該校四樓實驗室旁邊開闢了一間“牛棚”，全校70余名教員中有40人被關進那裏，“勞動改造”外加寫“檢查交代”，還常常被紅衛兵喊出去打耳光揪頭髮等等。化學老師王岫背上被打了一個洞，流血不止。女教員王開舜一天“勞改”彎腰擦洗便池，有紅衛兵用棍子打在她後脊背上，把她打倒在地。後來她的脊椎成爲弓形，再也不能伸直，殘廢終身。

1966年9月8日，在北京第二十五中學，語文教師陳沅芷在關押中被打死。除了打她，紅衛兵還把她推到架起來的兩張桌子上面“鬥爭”，然後把疊起來的桌子推翻，讓陳沅芷摔下來。這個學校的紅衛兵還打死了一個校工。還沒有找到記得他的姓名的人。

在北京第五十二中學，語文教師鄭兆南被關押在學校，飽受毆打和各種折磨後，死於1966年9月8日，時年36歲。

在北京師範學院附屬中學，喻瑞芬，一名生物教師，在教師辦公室裏被擊倒在地並被打。接著，在光天化日之下，她被倒提兩腿拖出樓門，她的頭在水泥臺階上磕擊碰撞。一桶沸水澆在她的身上。在樓門口的空地上她繼續遭到毆打和折磨。兩個小時後她死去了。打人者還不滿足。他們強迫所有在“牛鬼蛇神隊”中的老師圍繞喻瑞芬的屍體站成一圈，輪流打她的屍體。

在北京景山學校，傳達室的工友李錦坡被打死。

位於北京宣武區的白紙坊中學(文革後改名爲138中學)負責人張冰潔被打死。她懇求紅衛兵學生：“我有錯誤，請你們批判。請不要打我。”但是紅衛兵繼續用沾了水的麻繩和銅頭皮帶打她，把她打死。

在北京外國語學校，女工劉桂蘭在學校禮堂被紅衛兵學生打死。教導主任姚漱喜被剃了頭髮，被“鬥爭”和毆打。有一次，紅衛兵“鬥爭”她和英語教員賀惠生，把他們的頭塞進翻轉過來的小方凳的四條腿之間，毆打他們。她住在校內，一天晚上來了五撥學生打她。姚漱喜在學校辦公樓三樓廁所的下水道拐脖上套了一根繩子上吊自殺。

在中國人民大學附屬中學，教員楊俊被打死，教員鄭之萬跳樓自殺。

在北京朝陽區的第四女子中學（現名陳經綸中學），生物教師齊惠芹被毒打致死。這個中學的校長潘基，被打得幾乎死掉。

在北京第十女子中學，教員孫迪在校中被打死，他死時36歲。

在1966年8月中旬，北京第六中學(這所學校離天安門城樓一公里遠，和中共中央所在地中南海只有一街之隔)的紅衛兵學生把音樂教室建成了一座監獄，在屋頂上設有瞭望哨和強光燈。他們在監獄的牆上寫了“紅色恐怖萬歲”的標語。後來他們在那裏打人時，醮了被打者的血重描這六個大字。這座監獄存在了三個月，直到1966年11月19日才解散。六中有九名教職員自始至終被關在這座校園監獄中，其中一人離開監獄一個月後就死去了。另一些教員、學生以及從校外抓來的“階級敵人”也曾時間長短不等地被關在那裏。有三個人被打死在這座監獄裏：該校高三學生王光華，退休校工徐霈田，以及學校附近的一名老年房産主何漢成。

1966年夏天，除了上文寫到的，北京還有一大批中學教育工作者在遭到殘酷毆打和侮辱後自殺。高萬春是北京第二十六中學的校長。1966年8月25日，該校紅衛兵在校中“鬥爭”了46名教師。高萬春被五花大綁，跪在鋪有碎石的凳子上。他幾次被打翻在地又被拉上凳子再打。高萬春在這樣的“鬥爭”之後自殺。李培英，北京社會路中學副校長，被打並被關在學校中。她渾身被打得血肉模糊，在關押她的房間的暖氣管子上吊死。彭鴻宣，北京工業學院附屬中學校長，被打被關，自殺。蕭靜，北京月壇中學校長，她在被打後跳煙囪自殺。北京第二女子中學的體育教員曹天翔和語文教員董堯成，被毆打侮辱後，跳樓自殺。北京第65中學的化學教員靳桓跳樓自殺。汪含英是北京第四中學的地理教師，被剃了“陰陽頭”，她的丈夫蘇庭伍是數學教員，當時借調在北京第一女子中學，在被“鬥爭”和抄家後，他們夫婦一起在北京郊區的香山服殺蟲劑“敵敵畏”自殺。北京第一女子中學的校工馬鐵山上吊自殺，英語老師傅敏投水自殺未死。白京武，北京第四十七中學美術老師，自殺。北京第三中學的語文教師石之宗投湖自殺。北京航空學院附屬中學一位生物老師割破動脈自殺，姓高，名不詳。北京第二中學姓姚的地理教員和姓許的電工師傅自殺身亡。當年的學生還記得許師傅從學校教室樓上跳下後屍體躺在水泥地上的景象。但是筆者尋訪多年，還沒有能找到第二中學這兩名受難者的全名和死亡日期。

北京第三十中學校長王升倌，被紅衛兵學生毆打以後，又被從樓梯上推下來導致死亡。這個學校的中共支部書記孫樹榮的眼睛被打瞎一隻。北京翠微路中學校長黃國英，被打瞎一隻眼睛。北京第三十一中學的共產黨支部書記宋克被毒打和關押後在8月31日服大量安眠藥自殺，僥倖未死。北京回民中學校長李玲善被長期殘酷“批鬥”後精神失常，卻被說成是“裝瘋賣傻”。他在七十年代走失，不知身亡何處。

在北京的大學和小學，也發生了大量暴力行動，總的來說不如中學殘酷，但也極其嚴重。在北京大學，7月27日，掌管學校的聶元梓提出對“黑幫”“監督勞動”。於是數百人被編入“牛鬼蛇神勞改隊”中。這些人被剪掉了頭髮，脖子上挂著寫有“黑幫分子”、“反動學術權威”等字樣的牌子，在校園裏“勞改”。美學教授朱光潛，被剃光了頭髮，在離學生宿舍很近的商店前拾撿西瓜皮，隨時遭到大量前來“學習北大革命經驗”的紅衛兵的毆打和侮辱。1966年8月3日，西語系教授吳興華在被強制“勞改”拔草時，有紅衛兵強迫他喝了水溝裏的髒水。這條水溝裏有從學校附近的一家化工廠排出的污水。他很快中毒昏迷，但是被說成是“裝死”，不准送醫院。當天夜裏吳興華死去，時年44歲。紅衛兵說他“畏罪自殺”，命令解剖了屍體以圖證實。8月24日，生物系的學生到講師胡壽文家中用銅頭皮帶打他。他的襯衫粘進皮肉裏。事後，他的妻子用溫水泡軟血衣，才把襯衫慢慢脫下來。1966年8月24日夜，英語教授俞大絪在被抄家和毆打侮辱後自殺，她是中國一部最好的英語教科書的作者之一。程賢策，中文系黨總支書記，在經受了近三個月的侮辱、毆打和折磨之後，9月2日服殺蟲劑“敵敵畏”自殺身亡。哲學系心理學教授沈乃章被批判鬥爭和抄家，他從年輕時候起一直蓄留的鬍子被強迫刮去。1966年10月9日，沈乃章教授自殺。歷史系教授向達被關押在昌平縣太平莊，生病不准治療，在11月20日因尿毒癥死亡。

1966年8月24日，由清華大學紅衛兵要求，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的紅衛兵派卡車從12所中學運送紅衛兵到清華大學，在那兒他們毆打了清華大學的學校領導人和教授們。清華大學的學生也動手一起打人。在無線電系的幾個教師幹部被打後，血流在地上。有學生圍繞地上的血迹畫了一個圓圈並在旁邊寫了“狗血”兩個大字。那一天紅衛兵命令拆除校園中白色大理石建造的“清華園”牌坊，那座牌坊造於1905年以紀念這所學校的建立。一塊一塊沈重的石頭由“勞改隊”中的“牛鬼蛇神”搬走，有學生站在他們身後揮舞棍棒皮帶。那天夜裏，清華大學和清華附中的校級幹部全部被關在科學館中。他們一個一個被拉進一個小房間裏拷打，沒有一個人躲過。

在北京農業大學，昆蟲學教授陸進仁和其妻子呂靜貞被“鬥爭”後，一起在1966年9月1日自殺。

在小學裏，年齡最大的學生只有13歲。在北京禮士胡同小學，一位姓葉的老師被學生強迫吃下大頭針和屎球。北京玉泉路小學的學生剃去了四個女教師的半邊頭髮。在北京三裏河第三小學，學生剃了音樂教員的頭髮，還強迫她和她教美術的丈夫在衆多學生面前互相打耳光。

王慶萍是北京市宣武區梁家園小學校長兼中共支部書記。１９６６年８月１９日，她遭到“鬥爭”和毒打並被關押在校中不准回家。8月20日淩晨在校內墜樓死亡。因爲沒有遺書留下，家人一直認爲她是被從樓上推下去或者是打死後扔下去的。她留下了三個孩子，分別爲11歲、9歲和8歲。趙謙光是北京中古友誼小學的教導主任，在被侮辱毆打後從煙囪上跳下自殺身亡。趙香蘅，北京史家胡同小學校長，遭到“鬥爭”毆打，和丈夫一起跳樓自殺。1966年8月27日，北京寬街小學的校長郭文玉和教導主任呂貞先在一天內被學生被打死。郭文玉的丈夫孟昭江也被毒打，兩天後死去。邱慶玉，北京吉祥胡同小學副校長，在1966年10月1日被打死。北京芳草地小學校長石子勤，遭到毆打侮辱後，用剪刀戳自己的腦子自殺，他幸而沒有死。

幼稚園的老師們也難逃惡運。北京東城區的幾所幼稚園的一些老師曾在中山公園中的中山音樂堂被“批鬥”。從中學來的紅衛兵剪去了他們的頭髮。有幼稚園裏的孩子強迫阿姨喝痰盂裏的髒水。

暴力毆打教師也發生在全國各地。

在南京，1966年8月3日，南京師範學院的一些學生抓了一批“牛鬼蛇神”去“鬥爭”。他們把墨汁澆在這些人頭上身上，給他們戴“高帽子”，並且拖著他們在滾燙的馬路上“遊街”。學院負責人之一李敬儀當場被鬥死，她的臀部和腳跟被磨得血肉模糊。她的丈夫吳天石，當時已經被中共江蘇省委在報紙上“點名批判”的省教育廳廳長，一起被“鬥爭”。吳天石身上被澆滿墨汁，雙臂被扭成骨折，雙腿癱瘓，腦水腫，昏迷兩天後死去。三個星期之後，8月27日，這個學校裏再次舉行大型“鬥爭會”，毆打和侮辱了更多的人。8月3日的暴力“鬥爭”殺害了兩個人，但是鬥人者不但沒有犯罪感，還一直以這一天爲光榮。他們命名他們的組織爲“南師八三造反團”。後來他們建造的毛澤東塑像，特設高度是8.3米。在南京市第二中學，歷史教員朱慶頤被學生打死。在南京第十三中學，紅衛兵毆打教員，把一些教員打得大小便失禁，數學教員韓康和體育教員夏忠謀被打死。

在上海，1966年8月4日下午，上海華東師範大學的學生把一百九十多名教師和行政幹部從家中抓出來，給他們戴上“高帽子”，在他們的脖子上挂上寫有“反動學術權威”“黑幫分子”等字樣的大牌子，押著他們在校園內遊街，然後強迫他們一齊跪在學校的“共青”操場上，召開“鬥爭大會”，一直進行到深夜。從8月5日開始，被鬥的人都被編入“牛鬼蛇神隊”強迫勞動。8月4日會後，原爲外語教師後因被劃成“右派份子”在圖書館工作的吳迪生和他的妻子一起上吊自殺；圖書館丁曉雲老先生自殺；物理系教授姚啓鈞在8月4日及之後連續遭到“鬥爭”，於1966年9月28日自殺。在華東師範大學附屬中學，十八名教師被強迫在學校的操場上爬行了幾圈。他們中的女教師都被剃了“陰陽頭”。在上海復興中學，學生用錘子打一些老師的頭，一位教師的頭蓋骨被打得凹陷下去，一直不能恢復。1957年被劃成“右派份子”後到圖書館工作的金志雄老師自殺。金老師生前，她的頭髮被學生剪掉時，用了一把很鈍的剪刀，把頭皮都扯了下來。英語老師張景福服安眠藥自殺未死，後來在1968年的“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自殺身死。上海市三女中已經退休的老校長薛正在打掃廁所時被強迫吃屎尿。有學生用圖釘把一張大字報釘在她的背上（8月時只穿單衣）。上海市四女中數學老師王蘊倩被“批鬥”後在校中跳樓自殺。大同中學語文老師李雪影遭到多次毆打侮辱後在家中自殺。上海育才中學數學教員王守璠和俄語教員袁俊英自殺。上海位育中學數學教員蔡蕙芳懸梁自盡。上海音樂學院附屬中學副校長程卓如和丈夫上海音樂學院教授楊嘉仁被“鬥爭”和折磨後在1966年9月6日一起自殺。音樂學院的另一位元女教授李翠貞被遊街和侮辱後在9月9日自殺。京西中學物理教員楊順基被打死。同濟中學的語文老師林修權，被紅衛兵學生綁在學校操場上的單杠上，活活打死。

在西安，1966年8月31日，第三十七中學紅衛兵召開“鬥爭會”。被“鬥爭”的老師遭到殘酷毆打。紅衛兵還把玻璃瓶打碎撒在地上，強迫老師在鋪有碎玻璃的地上爬行。語文教員王冷被打死，死時36歲。已經從此校退休的語文教員王伯恭也被抓來打死。該校校長被打斷肋骨，九個教師被嚴重打傷，一名教師被打得精神失常。在西安市報恩寺路小學，語文老師白素蓮被打死。西安交通大學校長彭康被挂牌子“遊街”，挂牌子的是鐵絲，勒在脖子上。彭康後來在1968年3月28日在“遊街”和“鬥爭”中倒地死亡。西安第五中學語文老師袁玄昭，被打並且被關押，試圖逃走又被抓回後自殺。

在南昌，１９６６年８月１１日，在江西師範學院發生全校性的大規模“遊鬥”。中文系教員熊化奇、黎仲明和學校醫務所醫師周天柱三人在“遊鬥”過程中死亡。歷史系教授何基被“遊鬥”後自殺。

在天津，南倉中學的學生把垃圾簍子扣在老師們的頭上，在他們的襯衫上畫上黑“×”，剪掉了女教導主任的頭髮。105中學的女校長被剃光了頭髮。南豐中學的校長孫若雲從“鬥爭台“上推下來，摔得頭破血流。學生把鐵絲紙簍做成“高帽子”套在她頭上，打她的頭部。鐵絲嵌進肉裏，鬥完後“高帽子”竟取不下來了。天津虹橋區金鍾橋小學的校工姚福德，因爲曾在國民黨時代當過兵，被學生毆打，他沖出校門跳入附近的河中。河岸高而河水淺。他的頭部倒插在河底淤泥中，兩腳露出水面。河岸上的人群看著他這樣死去。

在福建廈門，廈門大學歷史系教授王思傑，在遭到殘酷“鬥爭”後，和妻子兒女共四人一起自殺。在廈門第八中學，1966年8月，物理教師黃祖彬被打死。另一位教師薩兆琛在被殘酷毒打後關在學校樓上，在一天淩晨墜樓身亡。

在廣州鐵路中學，學生“鬥爭”英語教員高本鏘時，逼他喝下一瓶墨汁，然後猛擊他的胃部。他開始嘔吐，先吐出的是黑的墨汁，然後是紅的血。高本鏘被關押在學校教室中，半夜自殺身亡，時間是1966年9月間。中山大學羅應榮教授在1957年被劃成“右派分子”下鄉勞動兩年，貶入資料室工作。1966年進了該校的“專政隊”失去行動自由，他請人遞送一個紙條給住在城中曾經和他一起編寫英漢詞典的朋友，被紅衛兵發現，爭奪中他把紙條吞了下去。他被以“毆打紅衛兵”的“現行反革命”罪判刑5年。1970年他在花縣赤泥鎮採石場“勞改”時被刑事犯打傷後腦，不久死亡。

在湖南，長沙第一中學的紅衛兵1966年8月18日在北京受到毛澤東接見歸來之後（該校一名紅衛兵代表那天在天安門上講了話），立即在校中掀起毆打老師以及所謂“出身不好”的同學。被打得最嚴重的是一位信仰宗教的女性副校長。她的頭髮也被剪掉了半邊。瀏陽第一中學的語文教員唐政被毆打和在學校“勞改”。她被用繩子綁到該校大禮堂的“鬥爭會”上，在臺子上被打死。時年47歲。她死後，她的丈夫和兒子也被捆綁起來。當晚她的屍體被埋時，還有人往土坑裏吐痰扔髒東西。

在四川，1966年8月2日，重慶大學共產黨黨委書記鄭思群自殺。在瀘州第三中學，一位姓鍾的女教師被罰跪煤渣，雙膝流血。在成都第四中學，物理教員毛世祿上吊自殺，數學教員黃天倪臥軌自殺，校長王侃割喉嚨自殺未死。

在武漢，1966年8月24日，76歲的武漢大學校長李達在反復被“鬥爭”後死亡。武漢市第一中學英文老師李德輝自殺。武漢第十四中學數學老師陳邦鑒自殺。武昌實驗中學政治教員姚學之被該校紅衛兵毆打折磨致死。

在江蘇常州，第二十六中學的校長褚孟衡，被挂牌子“示衆”並被批鬥多次。有一天，一些學生用黑布蒙住他眼睛，把他帶到一間屋子裏用煙熏得昏了過去，然後用手臂粗的棍子打他，棍子被打斷。他滿身青紫，既不能躺也不能坐。沒有一所醫院敢給他治療。後來他又被通知去學校參加一個“會”，那顯然包括一場毆打和折磨，於是他上吊自殺。幸運的是他的家人發現了並砸開窗戶及時解開了繩子。他活下來了。在江蘇省揚州灣頭公社小學，副校長張筠被毒打並監禁在教室裏。她投河自殺，留下了年幼的子女。在她死以前，她的七歲大的兒子曾聽到有些學生交流如何用銅頭皮帶打人的“經驗”。

在浙江紹興，第二初級中學的語文教員馮世康，1966年夏天被批判鬥爭，在一次鬥爭會上，除了被辱駡、挂牌子、“坐飛機”和拳打腳踢之外，有學生在臺上舉起一把椅子往他頭上猛砸，把他打倒在地。馮世康在第二天跳河自殺。

被訪者說，打老師的現象在他們所在的省區全都發生了。這些省區有：福建、廣東、湖南、湖北、山西、陝西、四川、江蘇、江西、新疆、浙江。但是總的來說，對教師的暴力攻擊在北京最爲嚴重，而北京在當時被稱爲“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中心。”［6］

2.暴力迫害的發展過程

第一階段 從罵到打

1966年5月25日，在北京大學，聶元梓等七人貼出了一張大字報，攻擊北京大學當局者爲“黑幫分子”，號召“堅定地、徹底地、乾淨地、全面地消滅一切牛鬼蛇神。”［7］1966年6月1日晚上，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廣播了這一大字報。這張大字報震動了全國。在北京，六月初，“工作組”被派往各學校取代學校當局並領導那裏的“文革”運動。所有的大學和中學都停止了日常課程，用全部時間“搞運動”。學生以北京大學爲榜樣，開始用同樣的一套詞語來改擊他們所在學校當局。6月18日，中共中央宣佈廢除舊的高考制度。在很多學校裏，那些最早起來開始對老師作語言攻擊的人得到了工作組的大力支持，成爲新建立的權力機構“文化革命委員會”的成員。工作組號召和組織學生寫大字報“揭發”教師。除了“反革命分子”、“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分子”這一類政治性術語之外，象“豬”、“毒蛇”之類的貶意詞語，也被用來咒駡教師。［8］髒話“他媽的”，從1966年初夏開始在校園中普及化，後來成爲紅衛兵的特色用語之一，不但用在口頭上，還用在書面上。

工作組把教師“排隊”並劃成四類：好的，比較好的，有嚴重問題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相當比例的教育工作者被工作組劃成了第四類，並且被宣佈“停職反省”。北京西城區的工作隊，把全區61所中學的58•4％劃爲“三類”， 5％劃爲“四類”；476名中學領導幹部，40%劃成“三類”，14%劃成“四類”。上文寫到的北京師範大學附屬中學被打死的的卞仲耘副校長和被嚴重打傷的胡志濤副校長，因爲是“重點中學”的領導，都被工作組劃爲“四類”。有些教師不能忍受壓力和侮辱，自殺了。

在北京大學，有學生把大字報貼在歷史系教授汪籛的門框上。關於這件事有兩種說法：一種說大字報是被風吹掉的；另一種說汪因出入房門而把大字報撕了。有學生譴責汪籛出於仇視“文化大革命”而故意破壞大字報。工作組命令汪籛認錯並把大字報貼好復原。汪籛做了他們要求他做的，然後在當天夜裏反鎖家門服殺蟲劑敵敵畏自殺身亡。毒性發作後的劇烈痛苦使他以頭撞牆。他的鄰居們聽到了他臨終前的的痛苦的喊叫。那是1966年6月11日。歷史系青年教員俞偉超遭到“鬥爭”後兩次自殺，幸而未死，被高壓電燒毀兩根食指。

北京寬街小學的李蔭福老師是六年級的班主任，他被工作組指控有“歷史問題”，在工作組時期自殺了。在中央民族學院，歷史系副主任傅洛煥投水自殺。在上海華東師範大學，歷史學教授李平心於1966年6月15日自殺。 北京鋼鐵學院院長高芸生遭到“鬥爭”後於7月6日自殺。

在6月就有學生對教師進行暴力性攻擊。在清華大學，6月11日和12日，有學生組織了“打狗隊”，來打那些被看作“黑幫分子”或別種“敵人”的人。在“打狗隊”看來，那些被打的人是“狗”而非人。他們對“狗”實行“戴高帽子”和“遊街示衆”等等。1966年6月18日，在北京大學，一些學生對那些已經受到語言攻擊的人展開了暴力攻擊。比如，上文寫到的自殺了的中文系黨總支書記程賢策，被學生追趕並毆打。有學生從廁所拿來大便紙簍，扣在程賢策和中文系副主任向景潔的頭上，還把墨水倒在他們身上。晚上向景潔回到家中，他的妻子在他背上的青紫傷痕上敷了草藥膏。胡壽文，上文寫到的生物系講師，被學生用一根繩子套在脖子上，拉倒在地，拖著就走。胡幾乎窒息昏死過去。那天北京大學各系共有六十多人被用這樣野蠻的方式“鬥爭”。

在蘭州大學，１９６６年6月17日，得到工作組支援的一些“左派”學生到江隆基家中，把他一路拖著跑到操場，進行“鬥爭”。他們把桌子和凳子層層相疊，讓江隆基跪在上面，並戴上了重十多斤的鐵籠子。６月２２日，中共甘肅省委告訴蘭州大學學生他們已經做出撤銷江隆基職務的決定。第二天，在蘭州大學又召開 “鬥爭”江隆基大會，再次對他使用罰跪、戴高帽子、拳打腳踢、遊街等方式。　6月25日上午，中共甘肅省委召開萬人大會，宣佈“撤銷江隆基的黨內外一切職務”。當天下午，江隆基自殺。

在中學也發生了類似的暴力事件。上文寫到的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的副校長卞仲耘，在她1966年6月29日寫給上級黨委的信中，描述了她如何在6月21日的“鬥爭會”上被打以及會後又被打。她說：“我被拷打和折磨了整整四、五個小時：戴高帽子、低頭(實際上是將身彎到和下肢成九十度)、罰跪、拳打、腳踢、用繩子反捆雙手，用兩支民兵訓練用的步槍捅脊背，用地上的污泥往嘴裏塞、往臉上抹，往滿臉滿身吐吐沫。”［9］這個“鬥爭會”是由工作組主持召開的。她寫信向上級領導求救。她的丈夫親自把信送到了中共中央所在地中南海的傳達室。但是高層領導人沒有理睬她的信。

然而，雖然工作組鼓勵學生批判鬥爭老師，並計劃把那些已被劃入“第四類”的人送去“勞改”，但是對6月18日在北京大學出現的那種不受工作組領導的大規模的暴力行動，表示反對。1966年6月20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劉少奇轉批了北京大學工作組的第九號簡報給各學校，要求制止學校中的“亂鬥現象”。［10］劉少奇只是要求制止“亂鬥”，他自己正在積極領導“工作組”組織“鬥”人。他親自指導北京師範大學一附中工作組如何把該校校長劉超“鬥倒鬥臭”。（他在和該校工作組成員的談話中使用了這一“文革術語”。他在該校上學的17歲的女兒也成爲工作組的成員之一。）但是這個文件要求制止大規模使用暴力，顯然和這一時期還沒有發生文革的攻擊物件被活活打死直接有關。

第二階段 從打到打死

打死人是在工作組被撤銷後立即發生的。1966年7月28日，按照毛澤東的指示，中共北京市委發出了“從大字撤銷工作組的決定(包括中學)”。在此之後的一周內，工作組來離開各個學校。學生組織，其中絕大部分稱他們自己爲“紅衛兵”，填補了因工作組撤銷而造成的權力真空。正是在這時候，大規模的打老師事件發生了。已經被工作組劃入“第四類”的人首先被紅衛兵開會“鬥爭”和毒打。剃“陰陽頭”，用銅頭皮帶和棍棒打人，在那時候普遍並且公然地發生。

首先，各學校建立了校園“勞改隊”或稱“專政隊”。北京大學公共數學課講師董懷允在工作組領導文革時期已經被編入另組，不得參加“革命群衆”的會議等。他也目擊了6月18日的北大暴力鬥爭場面。7月26日江青在北大宣佈“618事件”是“革命事件”，7月27日聶元梓宣佈建立校園勞改隊。董懷允在７月２８日上吊自殺。

1966年8月5日北京師範大學女子附屬中學的紅衛兵把卞仲耘校長打死後，當天晚上該校紅衛兵負責人宋彬彬等當面向當時的中共北京市委第二書記吳德報告了此事。中共北京市委和周恩來辦公室的幹部來到學校，要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堯“正確對待革命群衆”。至今沒有任何材料告知高層官員曾如何談論卞仲耘之死。但是，他們在卞仲耘被打死後沒有採取措施來制止暴力是十分明顯的。相反，他們高度稱讚正在全國迅速傳開的紅衛兵運動。毛澤東在1966年8月18日在天安門廣場接見了一百萬紅衛兵。在天安門城樓上，宋彬彬給毛澤東戴上了紅衛兵袖章，毛澤東告訴她“要武”；北京大學附屬中學學生彭小蒙代表紅衛兵在大會上作了演講。這兩個最爲矚目的紅衛兵人物所在的學校是最早開始用暴力攻擊老師的。

在8月18日之後，暴力行爲猛然升級，越來越多的老師被打或被打死。這一點，從上文寫到的教育工作者被打死的日期可以清楚看出。從撤銷工作組到8月18日大會之前，北京市紅衛兵打死人的學校有兩所，即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8月5日）和北京101中學（8月17日）。在8月18日毛澤東接見紅衛兵大會之後，有數千教育工作者和城市居民被打死。上文寫到的北京第三女子中學校長沙坪和第八中學校長華錦，都在8月18日大會後，被連續毆打折磨和關押，在8月22日死亡。

按照一篇在1991年刊出的關於“文革”期間的北京中小學教育的文章說，僅僅在八月的兩個星期內，在北京西城區，近百名教育工作者被迫害致死。被打傷或致殘的人不可計數。［11］這篇文章關於這一時期的介紹篇幅很短，並且未給予準確數目，也未說明受難者姓名。但是這篇文章顯然有北京教育局的內部統計資料作依據，只是這些材料不准學者查閱。

在本文和筆者的《文革受難者》（香港，開放出版社，2004）一書，記載了一批被打死的教育工作者的名字、死亡事件和受難經過，材料來自筆者一人之力所做的調查，還相當不完全。

第三階段 大規模殺戮：從校內到校外，從北京到全國

在1966年8月18日大會之後，暴力迅速發展升級。 1966年8月22日，中共中央轉發了公安部“關於不准動用警察鎮壓革命學生運動的規定。”那時候，北京學生的暴力行爲已經從校內擴展到校外。

受難者是北京的普通市民。其中不僅有從前的工廠或商店的擁有者，有擁有自己的房屋的人，有1957年被劃成“右派分子”的人，還有藝術家、作家，等等。1966年8月23日，作家老舍和其他二十多名文藝工作者一起被中學紅衛兵“鬥爭”和毒打，老舍在8月24日自殺。

1966年8月27日半夜，北京大學附屬中學的紅衛兵把住在附近的37歲的工人陳彥榮和一名老年女人打死。陳彥榮的妻子劉萬才一起被毒打。該校紅衛兵還打死了北大東門外溝沿8號60歲的居民吳素珍。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的紅衛兵在校中打死副校長卞仲耘後，又在該校化學實驗室中把一名18歲的學校附近西單玉華台飯莊的女服務員綁在柱子上打死。

上文寫到的在1966年8月25日在校中打死三個人的北京師範大學附屬第二中學的紅衛兵，在8月28日抄了地安門東大街93號朱廣相醫生的家，並且打他。鄰居李叢貞，半導體研究所的工友，上前說了“朱大夫是好人，別打了。”爲此話李叢貞被綁在柱子上當衆打死。李死後，紅衛兵爲判斷他是不是真死了，掄刀從他的肩膀上劈下一塊肉，見沒有反應，才把屍體松了綁。

8月29日，中國人民大學附屬中學的高二（二）班的紅衛兵到北京大學教工宿舍打死了一名同學的爺爺孔海琨。在北京第一中學，紅衛兵把學校原來的菜窖變成了打人場所，有十三個從校外抓來的人被打死在那裏。位於北京郊外風景區的第四十七中學的一名前紅衛兵說，該校紅衛兵不僅打了他們學校的老師，而且把學校附近的幾個村莊中的所有“階級敵人”都“消滅”了，也就是都打死了。殺戮從市區擴展到農村。在北京大興縣，從1966年8月27日到9月1日，325名所謂“四類分子”以及他們的家屬子女被殺害。在受難者中，年紀最小的是剛生三十八天的嬰兒。［13］

從1966年8月下旬到9月底，在北京有1，772人被打死了。這是一個巨大的數位。這個數位出現在1966年10月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的一份“內部”文件上，標題爲《把舊世界打個落花流水》。（這個標題就表明了把紅衛兵打死人當作革命功績看待。而在這之前，1966年9月5日“中央文革小組”的一份簡報中，就說北京已經有上千人被打死。那份簡報的副標題是“紅衛兵半個月來戰果累累”。但是這些“內部”文件從來沒有向人民公佈過。）文革後的1980年，中共北京市委的機關報《北京日報》［14］發表一篇關於那時已被批判的前北京市革命委員會主任謝富治的長文，簡單提到了1966年8月下旬到9月的20天中有1，772人被打死。但是這篇文章沒有說明這些死者是誰以及他們如何被打死。另外，文章使用了動詞被動語態“被打死”，而沒有說明是誰殺害了這1，772人。這種口氣是會令後人驚訝的：即使在文革後，殺害1，772人竟然仍然不被認爲是嚴重事件，也不被認爲需要追查責任。確實，在對林彪和“四人幫”集團的審判中，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的判決書也沒有提到1966年北京的紅衛兵殺戮。

根據一份“內部”材料，從1966的8月24日到9月1日，在北京被打死的人的數位是：8月24日，44人；8月25日，86人；8月26日，126人；8月27日，228人；8月28日，184人；8月29日，200人；8月30日，224人；8月31日，145人；9月1日，228人。8月31日的死亡人數有所下降，顯然是因爲那一天毛澤東在天安門廣場第二次接見百萬紅衛兵。紅衛兵到天安門廣場去了，用來打人的時間有所減少。9月2號後每日被打死人數大幅降落，是因爲那一日中共北京市委發出一個文件要求制止“打死人的現象”。那個文件口氣十分溫和，“打死人”被稱作“現象”而不是被稱作“犯罪”。但是這個文件立刻起了作用。可見當時紅衛兵的行動看似雜亂，但是總的局勢是上面穩穩掌握在手的，要打就能打，要收也能收起。

紅衛兵殺戮發生在北京的每個區，以西城區打死人最多，有333人被打死。西城區是北京最爲中心的一個區，中共中央所在地中南海就在西城區內。北京第一個打死人的學校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也在西城區內。西城區當時有六十所中學，平均每一所中學的紅衛兵打死5至6人。（抄家打人主要是中學紅衛兵做的。）


特別殘忍的是，這些人甚至不是被子彈射擊而死的，也不是像古代那樣被用大刀砍頭的，而是被紅衛兵們用拳頭棍棒和銅頭皮帶活活打死的。打死一個人，有時候用數個小時，有時甚至用幾天的時間，顯然死亡過程因漫長而更爲痛苦。被打死的人，衣衫破爛，渾身血迹斑斑，被丟上卡車或者平板車，沒有姓名標記，橫七豎八地堆在一起，就被送往火葬場焚燒。因爲突然增加的大量死亡，北京的焚屍爐供不應求，來不及焚燒。加上天氣炎熱，火葬場只好往死屍堆上放冰塊控制腐爛。目擊者說，那裏的場面極其恐怖。

另外，事實上有更多的受難者不可能被計算在1，772人內，因爲他們被強制遣返後，在離開北京前往農村的路上被打死，其時他們的北京居民戶口已被登出。另外，在9月底以後也還有人被打死，比如上文寫到的北京第六中學的退休校工徐霈田老人和北京吉祥胡同小學副校長邱慶玉。

儘管1，772已經是一個巨大的數位，很多目擊者認爲有理由認爲被打死的人的總數大於1，772。北京市在文革後“內部”統計了被打死的總人數，沒有分別死亡的年份，但是可以看出在1966年的死亡人數應該高於1，772人。

在1966年8月北京打人的高峰時期，在北京的中學裏流行著一句話：“打死個人不就是28塊錢的事嗎。”28塊是當時火葬一具屍體的價錢。那些被打死的人的火葬費用要由他們的家屬支付。他們的骨灰不准保存。在文革後，爲一些被打死的人“平反”，並不說是召開“平反會”，只說是舉行“骨灰安葬儀式”，而儀式上的骨灰盒子，多半都是空的，並沒有骨灰在內。

在大規模抄家打死人的同時，北京有十萬居民，被作爲“階級敵人”掃地出門驅逐到農村。他們的人數，占當時城區人口的百分之二。這些人被掃地出門，失去了一切財物，在其後十多年間過著極其艱難的生活，而且，其中相當一部分在遣返路上就被打死，或者在到達農村不久後就因受到“鬥爭”和饑寒交迫而死亡了。

從1966年8月開始，紅衛兵得到免費車票去全國各地旅行以進行所謂“革命大串連”。北京的紅衛兵把暴力行爲帶往外省市。比如，1966年8月27日，北京第二十八中學的三個紅衛兵串連了上海上海中學的紅衛兵到上海郊區梅龍公社牛行大隊“鬥地主”。結果，一名前地主被打死。[15]在上海外國學院附中，1966年8月16日，該校紅衛兵就發起對附中和上海外語學院的教師和幹部的殘酷“鬥爭”，8月下旬北京來的紅衛兵到了那裏以後，又對老師進行了一次大規模的毒打。老師被打傷後血流在地上。他們強迫老師用舌頭把地上的血舔乾淨。

在上海育才中學，9月初，北京紅衛兵“串連”到達以後，在該校召開全校大會，在會上把所謂“家庭出身不好”的學生揪到臺上打耳光，謾駡侮辱。這是該校文革中第一次發生大規模當衆打人。接著，北京紅衛兵和該校紅衛兵一起“鬥爭”該校老師。一天晚上，他們連夜毒打該校數學女教師王守璠，直到淩晨四五點鍾才歇手。他們打她耳光，還強迫她在地上爬並喝抽水馬桶裏面的髒水。王守璠隨後就跳井自殺了。

來自上海的一位被訪者，前上海中學紅衛兵成員說：

北京紅衛兵南下，穿著軍裝，系著武裝帶，非常神氣，對我們說：“你們這裏怎麽這麽文質彬彬，一點革命氣氛都沒有?”我當時弄不懂他們說的“革命氣氛”是指什麽。一個北京來的女紅衛兵從腰上解下皮帶就開始示範怎麽抽人。這是我第一次看見北京紅衛兵的樣子。

從本文所附的學校名單，我們可以看到從北到南，從大城市到鄉村，學生攻擊教師和其他“敵人”的現象到處發生。在湖北省省會武漢，根據該市官方文革後的“內部”統計，1966年夏天，紅衛兵打死了62人，還有32人因被打鬥而死亡。［16］廣播和報紙對紅衛兵的宣傳，以及“革命串連”，是把暴力從校園帶到社會，從北京發展到全國的有力幫助。


3.主要的折磨方式

(1)用拳頭、棍棒打，用腳踢。

(2)“高帽子”和“遊街”。毛澤東在其“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1927)一文中描述了農民鬥爭地主的這一方式。這篇文章印在毛著普及本中，很多學生讀過。1966年8月3日在南京師範學院，上文寫到的吳天石和李敬儀夫婦就是因“遊街”而被折磨死的。

(3)挂在被打成“敵人”的那些人胸前的“黑牌子”。在牌子上寫有“黑幫分子”、“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 “反動學術權威”等等罪名。罪名下面是這個人的被打了紅“×”的名字。這一象徵手法被使用，是因爲在法院的公告上，被判處死刑的人的名字上通常標有紅“×”。許多教師被強迫必須在公衆場合挂著這種牌子。開始的時候，這種牌子多由兩尺見方的硬紙板做成。但是後來有學生製作了沈重的牌子以加深身體攻擊和侮辱的程度。在北京第一中學——這是一座靠近北京老城牆的學校——鬥爭校長劉啓明的時候，有學生甚至用細鐵絲把一塊巨大的城牆磚挂在她的脖子上。

(4)“坐飛機”或“坐噴氣式”。這兩個名詞是“文革”中廣泛使用的。在“鬥爭會”上，被鬥的人被強迫站在臺上，低頭，彎腰，雙臂後舉，身體形狀如噴氣式飛機。“鬥爭會”常常持續數小時，長時間保持這種姿式是很困難的，特別是對那些年紀大的人來說。

(5)“陰陽頭”，形似中國古代的“陰陽”圖案。學生把教師的頭髮剃去半邊，因而命名。這一方法常使用于女老師身上作爲特別的懲罰。不僅中學生，大學生也這樣作。

(6)用銅頭皮帶打。紅衛兵的時興裝束是一身黃軍裝，佩戴紅色袖章，腰束皮帶。皮帶也被用來抽打人。軍用皮帶有銅頭，可以造成嚴重的傷害。幾位被訪者都提到有些紅衛兵曾交流和炫耀用銅頭皮帶打人的經驗，包括鞭打的方向和角度，以及怎樣才能“一打一個血窟隆”等等。

(7)“抄家”。學生不要需任何搜索證便可以老師家中搜查他們的私有財物。紅衛兵的“破四舊”運動發生在1966年8月至9月。教師一般都有很多書籍。除了馬列毛著作和自然科學書籍外，其他書都被視爲“四舊”沒收或者燒掉。南京師範學院西方美術史教授秦宣夫的畫冊全部被來抄家的紅衛兵倒上煤油燒掉。一位教師的相當完整的中國象棋藏書，也全部被沒收和毀掉了。

(8) 校園“勞改隊”，又稱“牛鬼蛇神隊”或“專政隊”。每個學校都有老師被打入其中。這種隊被認爲是“敵人”集體。隊中的人必須做髒的、重的工作。如掃廁所，拾垃圾，等等。他們也必須總是挂著“黑牌”。在“勞改隊”裏的老師隨時可能被侮辱、被打。北京第三女子中學有14個教職員在“勞改隊”中。北京大學附屬中學有三個“勞改隊”。這三個“勞改隊”是按照所謂“罪行”的嚴重程度來劃分的。其中“勞改一隊”6人，“勞改二隊”12人，“勞改三隊”6人。進“勞改隊”的人占了全校教職員工人數的四分之一。

很多被訪者估計，各校被正式趕入“牛鬼蛇神隊”的老師的比例普遍超過百分之二十。1985年前後在北京編寫的五所中學的簡史顯示：在北京第二十六中學，46名教師曾被趕入“牛鬼蛇神隊”中並被毒打。［19］在北京101中學，63名教師進過“牛鬼蛇神隊”。［20］在北京育英學校，二十多名教師進過“勞改隊”。［21］在北京育才中學，16名在“勞動隊”中的幹部和老師都被當作“黑幫分子”毒打。［22］在通縣(北京郊區)第一中學，學生剃了四個女教師的頭髮，76名老師中的53名被強迫進入“牛鬼蛇神隊”，在皮鞭下每天勞動14—15小時。［23］

(9)唱“牛鬼蛇神歌”。此歌又被稱作“嚎歌”，因爲被強迫唱此歌的教師已不被視爲人類而被視爲動物。在“牛鬼蛇神隊”中的老師被強迫一日數次唱這個“歌”。如果唱得不被紅衛兵滿意，他們可能被打或被罰。這個“歌”由北京第四中學的學生所作並流傳全國。此“歌”詞曲如下：

｜1 5 1 2 ｜3 1｜1 5 1 2｜3 1 ｜
我是牛鬼蛇神， 我是牛鬼蛇神
｜0 0 0｜0 0 0｜
我有罪，我有罪，
｜6 5 3 3 ｜2 1 ｜3 3 2 3｜5 5｜
我對人民 有罪，人民對我 專政，
｜6 5 3 3｜2 2｜
我要低頭 認罪，
｜3 3 2 3 ｜5 5 ｜6 5 3 3｜ 2 1 ｜
只許老老 實實， 不許亂說 亂動，
｜3 3 3 2 3 ｜5 5 |6 5 3 3｜2 1 ｜
我要是亂說 亂動，把我砸爛砸碎，
｜5 5 ｜6 6 ｜0 7 7 ｜—　—‖
把我 砸爛 砸碎［18］

以上方式，在本文附錄中所列的學校中都幾乎都被採用過。還有別的方式在部分學校被採用。其中相當普遍的方式之一是在校中設立牢房關押教師。比如，在北京第一中學，一位姓龔的老師被關押在學校幾個星期，他被毒打，以致他的一個學生看到他時都認不出他來。在北京第五中學，校長呂清寰被關在樓梯下面的小黑屋裏幾個月。北京第十三中學，北京第三十一中學，北京清華園中學，北京外國語學校，都設有專門牢房關押人。北京第四中學和第六中學都把原來的音樂教室改建成了監獄。在北京第六中學，如上文已經寫到的，紅衛兵設立的監獄關押老師和別的人長達三個多月。在1966年夏天，很多學校的紅衛兵前往北京第六中學學習“革命經驗”。據一位北京景山學校的紅衛兵說，他們因被指責爲“鬥爭性不強”而去參觀。她看到監獄中遍地都是血迹。兩年以後，1968年的“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這種牢房建立於中國每一個工作單位，被俗稱爲“牛棚”。實際上，“牛棚”是在1966年就開始的。

各式各樣的折磨方式被使用。在清華大學附屬中學和北京大學附屬中學，有紅衛兵學生用塑膠包的鋼絲繩打老師。據一位受害者說，這種塑膠包裹的鞭子不會象銅頭皮帶那樣造成皮膚上的明顯傷害，但是導致更加嚴重的疼痛，“疼得鑽心”。在南京南市小學，一位女教師被強迫站在一隻放在椅子上的凳子上聽批鬥。批鬥完後，有人把凳子下的椅子抽走，把這名教師摔到地上。在清華大學和清華附中，有教師被紅衛兵強迫互相打。在北京第三女子中學、101中學和北京師範學院附屬中學，紅衛兵強迫老師打那些已經被打死的同事的屍體。當他們拒絕這樣做時，紅衛兵咒駡他們“同情階級敵人”，將和被打死的人“同樣下場”。

甚至連那些有倖免於進入“勞改隊”的老師也生活在恐懼中，因爲時常有學生來要錢和糧票。據幾位被訪者說，在1966年夏天，北京101中學和北京大學附屬中學的一些老師白天呆在學校附近的農田中，直到半夜才敢回家，以免受到騷擾。

4.誰被打?

從1966年6月初開始，教師成爲“文革”的打擊目標。工作組進駐學校後，學生遇見老師，不再向老師問好。他們不禮貌地呼叫教師的全名，以代替過去帶有敬意的“姓＋老師”。大多數教師都在大字報上和“揭發批判會”上受到語言攻擊。被揭發批判的老師不被允許替自己辯護。在8月初“工作組”離開學校之後，學生可以用任何方便的理由毆打教師。當老師遭到身體攻擊時，他們得不到任何保護。不過，並非所有的老師都被打。一般來說，下列四類老師被打：

(1)學校的負責人，包括學校一級(在大學裏，系一級也在內)負責人。他們中的大多數都被指爲“反革命黑幫分子”或“教育界的資產階級代理人”。在他們之中，學校的最高負責人以及主管教學工作的人受到更嚴重的折磨。舉例來說，1966年8月5日，在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除了一名教育程度較低並只主管學校總務工作如建築物維修的副校長外，其他五名校一級領導幹部都被毒打，而學校的最高主管人卞仲耘被打死。卞仲耘當時是第一副校長。假使學校當時有正校長在職，這個正校長可能先于卞被打死。

(2)學術上較有成就、教學業務上較強的教師，在“文革”中被指爲“反動學術權威”被“鬥爭”。在大型大學裏，幾乎所有的教授都成爲“反動學術權威”，不論他們的專業在自然科學還是社會科學領域。在一般大學裏，一個講師也會被指爲“反動學術權威”，只因爲那裏沒有多少人有更高級的職稱。在1956年以後很少機會有職稱提升，所以1966年時級別低的青年教師中學術成就較高者也象老教授一樣被鬥。事實上，在幾乎所有的大學、中學、小學甚至幼稚園裏，教師中級別相對較高或業務能力較強的老師都被作爲“反動學術權威”而加以攻擊。每一個學校都需要找出它自己的革命打擊目標。

文學藝術界和教育界一樣，被規定爲文革的重點打擊物件，所以在文革前發表過文藝作品的人，都遭到攻擊。一些年輕的中學語文老師，僅僅因爲在《北京晚報》等處上發表過一兩篇短文，就被攻擊爲“黑作家”“小吳晗”遭到“鬥爭”和毆打。（吳晗是明史專家，京劇《海瑞罷官》的劇作者，1965年10月在報紙上開始“批判”《海瑞罷官》被當作發動文革的第一個重大動作。）

(3)被認爲有“政治問題”的人，比如有“海外關係”的人，和國民黨曾有關係的人，“家庭出身不好”的人，等等，即使沒有證據說明他們有意反對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在1957年有相當一大批教師被打成“右派份子”，這些人在文革中又首當其衝被攻擊。有的青年教師僅僅因爲曾經聽過“美國之音”廣播，在文革前就被指爲“偷聽敵臺”而遭到監控，文革開始後受到更加嚴重的攻擊。教師隊伍在“文革”前已經多次被清洗，文革又一次從中找出新的打擊目標。

在相當多的地方，當學校的黨政負責人自己還沒有被“打倒”的時候，他們先領導攻擊了第二和第三部分人，直到他們自己也進了文革的打擊物件圈子。

以上三類人是在“文革”的指導性文件中設定的目標。他們因此難逃攻擊。

(4)一般老師也會挨打
教師是學校制度的主導力量部分。因爲整個學校制度被指控爲“反革命修正主義教育路線”，教師從整體上被當作文革的打擊物件。即使是一般教員，也會爲一些原因比如得罪過學生等等被打，甚至不需要任何原因也會被打。

紅衛兵擁有的不受法律約束的權力使得個人可以趁機報復私仇。比如，邱慶玉，上文寫到的北京吉祥胡同小學校長，是被已經畢業上了中學的學生回到學校報復時打死的。在北京第六中學，副教導主任單承佐被當作“黑幫分子”鬥爭時，一個學生兇猛地打他並說：“你還記得你以前處分了我嗎？現在是你倒楣的時候了。”在北京第十五中學，一個初二的學生毒打一位女教師，逼她在地上爬行，僅僅因爲“文革”前這個女教師到這個學生的班上代課時批評過這個學生。在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有一個七十來歲但相當健康的老校工許占魁，平時對學生比較嚴厲，被紅衛兵打得渾身青紫不能起床。

“文革”開始以後，“牛鬼蛇神”一詞常被用來指稱那些鬥爭物件。對文革起了重要指導作用的《人民日報》1966年6月1日的社論題爲“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牛鬼蛇神”一詞出自古詩，原意是指化妝遊行中的一些角色，在“文革”中未作清楚的定義就成了打擊物件的總稱。這一詞意的模糊性導致了很多老師被打的隨意性。在北京大學附屬中學，幾個紅衛兵學生遇到體育老師張敏，問她每月工資多少，然後就按照工資數用銅頭皮帶在她背上抽打了一百多下。在北京師範學院附屬中學，一位年輕的女教師容貌漂亮並發表過數首詩，因而遭到“鬥爭”和侮辱。另一方面，在南京第二中學，有一位老師因外貌比較醜也被打，因爲學生說他像電影中的反派角色，像“特務”。

在中學裏，每個班有一個班主任，管束學生是班主任的主要工作之一。1966年夏天，這部分老師比其他老師更易遭到學生的暴力攻擊，雖然他們既非學校的“當權派”也不是“學術權威”。比如，在北京第八中學，初中一年級的一位班主任，一個二十多歲的未婚女性，被剃了“陰陽頭”。在北京第二中學，高中三年級的學生剃了五十來歲的女班主任的頭髮。湖南湘潭第一中學初一的一名女班主任，剛從師專畢業不久，二十來歲。男學生把她的蚊帳捅爛，把她的東西砸壞。由於相似的原因，一些曾經給過一些學生不及格分數的老師被打得非常厲害。

訪問教師時，筆者曾經問過，被打時你們的反應是什麽？事實上，他們全都無聲地忍耐了種種殘酷的虐待。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的郭聖銘教授，當他被從家裏拖出去遊街、頭上戴著“高帽子”、腳上沒有穿鞋子的時候，他想這一切都是沒有意義的胡鬧，不要把這些放在心上。他的道家哲學幫助他承受了侮辱。爲了在心理上保護自己，他讓自己相信種種暴力行爲都只是一場荒唐的鬧劇。他不是這樣做的唯一教師。龔浩然，廣州第二十五中學的教員，自稱在“文革”前練過武功並知道怎麽在這種情況下保護自己。當學生打他的時候，他蹲下，雙手抱頭，以武功的方法調整自己的呼吸。他總算被傷得不算厲害。北京建築材料工業學院的物理學教師孫菊生，曾被北京第八女子中學和北京第三十一中學的紅衛兵關押在家中毒打數日。他說，他總結的“經驗”是被打時要盡可能保護身體不動，這樣可以減少疼痛和傷害。清華大學附屬中學副校長韓家鼇，被打傷後不能從醫院得到治療。他用“雲南白藥”—— 一種傳統的治療外傷的中草藥——治療自己。這種藥需要與白酒同服。在此之前他從未喝過白酒。從1966年夏天之後他便天天喝酒。開始是爲了治傷，後來則是因爲形成了習慣。他一直喝了下去。

沒有一個人採取公開行動抗議或反對這些暴行。這並不是因爲老師們全都怯懦，而是因爲抗議幾乎是不可能的。有三個明顯的原因：(1)警察已經收到了命令不干涉學生的行動。［24］沒有人幫助受到暴力虐待的人。(2)這些打人的學生是受到官方支援的“紅衛兵”組織的成員，而老師卻是些互相隔絕孤立的個人。(3)任何個人性質的抵抗會帶來嚴厲的報復並導致更多的死亡。比如，1966年8月25日，在北京崇文區有一名叫李文波的男子，他被抄家並被打。據紅衛兵在當時宣稱，李文波用菜刀攻擊了來抄家的北京第十五女子中學的紅衛兵。文革後有當事者透露李文波沒有用菜刀攻擊紅衛兵，只是要求讓他的妻子上廁所。紅衛兵因此毆打他的妻子。在混亂中發生衝突。李文波被當場打死，他的妻子劉文秀被警察帶走，在9月12日被判處死刑，在9月13日被槍斃。李文波死後，紅衛兵在全城發起了以“討還血債”爲藉口的更大規模的暴力行動。從第二天——8月26日——開始，在北京每天被打死的人的數位從兩位元數跳到了三位數；被打者的範圍也擴大了。上面寫到的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的26歲的劉樹華老師就是在8月26日晚上被毒打後自殺的。

此外，藏匿或逃跑也是不可能的。一個人若沒有戶口，不能住在任何地方，而紅衛兵卻無處不在。一位教師被訪者說，秘密逃離北京或中國的念頭曾在他頭腦中閃過，但他很快就認識到這樣太困難也太危險，所以不能做。孫菊生，上文提到的物理教師，在家中被附近中學的紅衛兵打時，他的姐姐孫啓坤，一個退休會計，來跟他道別。她的丈夫是北京鐵道學院的教授，在其學校中被打，而且校中已經有人被打死，他們就一起離開了家。孫啓坤在弟弟孫菊生的家中被紅衛兵抓住。她拒絕說出她的丈夫藏在哪里。1966年8月27日孫啓坤被打死。唯一從北京成功地逃到香港的教師是中央音樂學院的馬思聰。在受到侮辱毆打之後，他在1966年11月秘密離開了北京。在他逃出境外後，建立了一個專案組作全國性的調查。那些被認爲幫助過他甚至僅僅跟他有過接觸的人都受到了殘酷的審問。這些人中，有的被關押了8年，有的死在關押中。這樣一來，沒有人敢於幫助別人逃跑，也沒有人敢自己逃跑。

在這種情況下，一隻鎖牢的鐵籠子已被造成，教師們無處可逃。面對未有先例的侮辱和暴力，教師們除了忍耐並把自我欺騙當作心理避難所之外，沒有別的選擇。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的地理老師，目擊了許多同事被毒打。在恐懼中，她跪在家中地上並叫她的兒子打她，來練習如何承受痛苦。她覺得沒有這種“彩排”，她將無法承受折磨。

如上文提到的，老師們在6月裏曾被“工作組”劃爲四個類別。在工作組撤離學校後，這種政治身份仍在某種程度上保留了下去。“文革”所宣稱強調的要“區別”對待“犯有嚴重錯誤”的人和“敵人”的政策，［25］也有效地分裂了老師，防止了教師團結起來抗議暴力行爲。在卞種耘老師被打死以後，校中一位語文老師張靜芬用僞裝的筆迹匿名給卞的丈夫寫了一封信表示同情和哀悼。其他老師均保持沈默。

有的被認爲“沒有問題”的老師，和學生一起鬥爭別的老師。在訪談中，聽到有老師挑動學生打其他老師以報私仇的故事。


5.誰打老師?
在1966年夏天，教師隨時可以被罵被打。這些行爲在當時被當作“革命行動”，不受法律、規定或常規的束縛。然而，通常並不是所有的學生，而是只有“紅衛兵”組織的成員，被允許參加在學校中打教師及在學校外打“牛鬼蛇神”的暴力行爲。在當時，參與打人被認爲是一種光榮或者特權。

一位被訪者——當時是北京第四女子中學的學生——說：“我媽媽是‘革命幹部’，可是我爸爸在1957年被劃成了‘右派分子’。因此我不夠格當紅衛兵也不能去抄階級敵人的家。那時候我爲自己覺得很遺憾。”

紅衛兵組織規定，只有出身於五種家庭的學生才有資格成爲其成員 。這五種是“革命幹部”、“革命軍人”、“革命烈士”、“工人”和“貧下中農”。但是在北京這樣的城市裏，沒有農民，因爲按照政府政策農民在“文革”前和“文革”期間都是絕對不准搬進北京城裏的。北京也沒有很多工廠和工人。另外，按照北京紅衛兵組織的規定，只有在1945年以前參加共產黨的幹部（那時一般都已經是相當高級的幹部）可以算作“革命幹部”。因此，在紅衛兵運動最早興起也最爲活躍的北京的海澱、西城、東城區，實際上只有“革命幹部”子女成爲紅衛兵成員，這些人只占中學生的不到百分之二十。比如，在紅衛兵組織的誕生地清華大學附屬中學，在全校一千五百多學生中，紅衛兵成員不到三百人。這個比例在其他中學如北京師範大學第二附屬中學也大體如此。在北京第三十一中學，這個比例甚至更低，因爲這個中學的幹部子弟少。構成城市人口主體的人，如商店工作人員，各種專業工作人員，一般機關工作人員，技術員，工程師，教師(如果他們還未被劃入“牛鬼蛇神”)，等等，他們的子女不被准許參加紅衛兵，只可以參加一種叫作“紅週邊”的組織，支援和協助紅衛兵。從“壞家庭”出身的學生則遭到人身侮辱及折磨。下一節中將談到他們。但是少數紅衛兵學生在當時得到了極大的權力，控制生殺予奪，所以造成了極大的影響和後果。

在多數情況下，打人是一種集體行動。一群紅衛兵一起行動，煽起敵意，互相鼓動。有時候，打人發生在幾百人幾千人面前。在這種場合中，打人者競相顯示對 “敵人”的痛恨與無情。另一方面，在這種情況下打死一個人的時候，這一群打人者都不認爲是他們中哪一個人的責任，也不擔心犯了殺人罪。比如，卞仲耘，1966年夏天北京的第一位受難者，是在被許多學生打了以後死的。在數小時長的折磨期間，這個學校的1600名學生中沒有人曾試圖說服打人者停止這種非人道的行動。在打人過後的那天晚上，在學生食堂中有學生高聲談論他們如何強迫她吃廁所中的髒東西以及如何用開水燙她。那裏沒有犯罪感，只有興奮與輕浮的氣氛。

有相當多的女紅衛兵曾經猛烈地、殘酷地鞭打折磨老師。北京的第一位受難者卞仲耘是被一些年齡在14—19歲之間的完全是女性的學生打死的。從調查所涉及的學校的名單中，也可以看到很多死亡是發生在女子中學的紅衛兵手中的。在北京第三女子中學，學生不但打死了校長沙坪，而且發明了各種方法折磨在“勞改隊”中的另外十三名老師，包括跪帶溝槽的洗衣板，彎腰到地，脖子上挂著磚頭在地上爬，用塑膠鞋底打耳光，摸死人，等等。在北京第八女子中學，紅衛兵學生命令“牛鬼蛇神隊”中的老師們排成一列，然後用錘子挨個打他們的頭。北京第五女子中學的紅衛兵用繩子把校長李一茹吊起在樹上，然後突然鬆開繩子，把她重重摔在地上多次。李一茹被打斷三根肋骨，還留下了小便失禁等後遺症。在北京第十女子中學，十三個把名字改成“衛紅”“繼紅”“紅虎”等等的女紅衛兵，當時被稱作“十三紅”，因打人兇狠而出名。在北京第四女子中學，有一些女紅衛兵給自己剃了光頭，被稱爲“光頭黨”，在北京以打人兇惡而出名。女十中和女四中都有教員被打死。當時在男女合校的學校中，比如北京大學附屬中學，女學生在打他們的女校長時起了重要作用。據清華大學附屬中學副校長韓家鼇說，在這個學校中，男女學生都打了他和其他老師，但是一般來說，男學生比女學生打得凶。

在中學和大學中，“牛鬼蛇神隊”通常置於紅衛兵的領導人之一的分管之下。這個人的年齡在14—24歲之間，有很大的權力控制教師的命運。這個人可以隨意決定折磨的等級。於是，在某種程度上，折磨的程度取決於這個人的道德和心理狀況。另外，據一些被訪者說，在很多學校都有這樣的一批學生，他們在暴力行動中非常活躍，而且似乎欣賞暴力施用本身，把打人當作樂趣。在一個學校裏，這樣的學生越多，老師遭受的折磨就越多。

據被訪者說，在北京和上海這樣的大城市裏，最早和最嚴重的暴力行動發生在有較多政府和軍隊幹部子女的學校，比如北京的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北京一零一中學，北京第六中學和北京外國語學校,上海的復興中學和外國語學校。南京第13中學的紅衛兵打死兩名教員，這所中學鄰近南京軍區大院和南京空軍部隊指揮部大院，有相當多那裏的子弟是該校學生。這一現象明顯和紅衛兵運動的起源相關。這一運動是由出身于高級幹部家庭的中學生開始的。

也有教育工作者的子女跟隨學生打了自己的父母。1966年8月25日，在北京師範大學附屬第二中學，當紅衛兵打學校的負責人姜培良時，姜的兒子——這個學校初中一年級的學生——也用一根棍子打了父親。在薑被打死後，這個兒子精神失常。據一位在1994年見過他的被訪者說，他仍然未能恢復正常。


四、同時發生的迫害同學

從七月到八月，一副“對聯”先在北京的學校、繼而在全國各地迅速傳播開來——“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在1966年夏天，這副對聯意味著那些父親是“革命幹部”的學生天然地是文革的“好漢”，而那些來自“反動家庭”的學生則是“混蛋”。這副對聯最早出現于北京大學附屬中學，隨後貼遍了各個校園。事實上，這副對聯也是紅衛兵組織成員的資格評定標準。同時，“黑五類子弟”“紅五類子弟”的新說法在紅衛兵的傳單和報紙上反復運用，並且立即進入了人們的日常語言。這個說法不但意味著把整個社會的人和他們的年輕子女分成了敵對階級，而且意味著對“黑五類”和他們的子弟可以隨意淩辱甚至毆打殺戮。

一些人有一個錯誤印象，以爲整個年輕一代在1966年參加了紅衛兵運動並且稱他們爲“紅衛兵一代”。這樣的看法與發生的事實不相符。在紅衛兵運動的發生地北京，多數青少年不被允許參加紅衛兵，因爲住在城市的大部分人員不被承認爲“紅五類”。城市人口中的大部分，即使不算“黑五類”，也不能算“紅五類”，當時有時候被稱作“灰五類”。不但整個社會的成年人被劃分爲三個等級（後來“紅色高棉”也是這樣做的），所有的青少年也被劃分爲三個等級。

一大批學生象他們的老師校長一樣遭到來自同學的迫害。

1966年8月4日，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初二(四)班的紅衛兵召開“鬥爭會”鬥爭同班同學。在這個班的45名同學中，十名“黑五類出身”的學生站在教室前面被“鬥爭”，一根長繩子繞過這十名學生的脖子，把她們捆成一串。十名“紅五類出身”的紅衛兵坐在椅子上。其他既不能算“紅五類”也不能算“黑五類”出身的學生則在“鬥爭會”期間被指定坐在地板上。大標語“打倒狗崽子”貼在教室牆上。“狗崽子”在當時被廣泛用來指“家庭出身壞”的青年。他們被命令逐個“坦白交代”他們的“反動思想”以及他們的父母的“罪行”，還必須重復說三遍“我是狗崽子。我混蛋。我該死。”紅衛兵用拳頭打她們，把墨汁潑在她們身上。與此相仿的“鬥爭會”這一天在其他班級中也發生了。高三的紅衛兵負責人還到各班視察進行情況。在同一天，副校長卞仲耘和其他一些老師也遭到歐打。卞仲耘被打死於次日。該校學生排球隊長楊友麗，因爲球隊得過全國冠軍後受過校長接見以及她父親是“托洛茨基分子”，遭到“鬥爭”和侮辱。她服安眠藥自殺，幸而未死，但身心受到嚴重摧殘。

在北京一零一中學中學，紅衛兵把校門分成一大一小兩個，命令“黑五類子弟”出入只許走小門，並稱小門爲“狗洞”。紅衛兵還在校園裏毆打侮辱了所謂“狗崽子”即從“黑五類”家庭出身的學生。

在北京大學附屬中學，這副對聯的産生地，很多所謂“家庭出身壞”的學生被打耳光被侮辱等等。初一學生萬紅，父親在1957年被劃成“右派分子”。與她同班的紅衛兵強迫她站在教室裏的一把椅子上，用通頭皮帶打她。打的過程中還有紅衛兵把椅子從她腳下突然抽走，使她摔到水泥地上。朱同是高三學生，他的父親是“右派分子”。他被關在地上積水的小樓梯間內像動物一樣被全校的“觀賞”。有一天晚上下大雨，他逃出了學校，爬著回到家中，因爲他被嚴重打傷已經不能走路。

在紅衛兵的産生地清華大學附屬中學，有相當數量的“家庭出身壞”的學生被打被欺負，他們的私人物件被搗毀。多名女學生被剃了"陰陽頭”。楊愛倫，高一學生，文革前功課和文藝活動都好，“家庭出身不好”。她在班裏遭到“鬥爭”，被推來攘去，被強迫寫“交代”，還被關押在學校中不准自由行動。一星期後，8月8日，她逃出學校到附近臥軌自殺，被火車撞成重傷，幸而未死，但是失去了手指。高二學生郭蘭蕙，父親在1957年被劃爲 “右派分子”。1966年8月20日是星期六，在紅衛兵宣佈下個星期一要“開會幫助”實際上是要“鬥爭”她以後，她服毒自殺，死時19歲。

8月18日毛澤東接見紅衛兵大會之後，不僅僅對教育工作者和北京居民使用的暴力程度大規模升級以及死亡人數劇增，對所謂“非紅五類子弟”（當時紅衛兵文件使用的語言）也如此。位於中共北京西城區委機關後面的太平橋中學，該校紅衛兵打死了一名初三的不屬“紅五類出身”的女學生。這個十五歲的女孩子僅僅因爲說了一句“毛主席也不是紅五類出身”，遭到紅衛兵同學用銅頭皮帶和棍棒毆打。從下午打到傍晚，紅衛兵回家吃晚飯了。她掙扎著爬到一個水龍頭邊喝了很多水後身亡。她的母親被通知來校中領死屍，未敢表現出一點怨恨和抵觸。該校已經在1970年代遷址。人們已經記不起她的名字，只是說，她平時“是不起眼的人”。

在離北京市中心王府井大街不遠的第27中學，有一名初中學生被指控把那時人人必須隨身攜帶的紅色塑膠封皮的《毛主席語錄》本坐在身子底下。（當時常常開大會，一般就坐在地上。）紅衛兵在初二的教室裏毒打她。她被打得昏死過去以後，紅衛兵說她“裝死”，拿碎玻璃往她眼睛裏揉。她的眼睛流血，蘇醒過來，繼續被打。傍晚時分她被打死。她的屍體被用草席子卷起來運走燒掉了。問到當時的目擊者，他們都記得當時的情景，卻沒有人記得這個女學生的姓名。

如果讀者中有人知道上述兩名被打死的女中學生的名字，請告知。

在北京第一中學，不但有由教師組成的“牛鬼蛇神勞改隊”，而且有一個由兩百名學生組成的“狗崽子隊”－－“狗崽子”是被廣泛使用的對“家庭出身不好”的學生的侮辱性稱呼。這些學生被強迫“勞改”。一天晚上“勞改”過後，一個高中一年級的學生在“鬥爭會”上被鬥。會議結束時，幾個紅衛兵把一隻貓放進這個學生的褲子。貓抓他咬他。這個學生慘叫了一夜。很多人聽到他的慘叫，但無人爲他說話。

在中國人民大學附中，“家庭出身不好”的高二學生甯志平被說成“反動學生”。他被關押在學校裏，他的一隻耳朵被紅衛兵割掉。他到醫院把耳朵縫了上去。但是幾天以後再次遭到紅衛兵毒打，剛縫上去的耳朵被打落。他永遠失去了他的耳朵。

1966年8月25日，曹濱海，北京師範大學附屬第二中學高三的學生，和前來他家抄家的同班的紅衛兵發生爭執。據說他拿菜刀砍傷了一個紅衛兵同學。結果，曹濱海被公安局關起來，曹的母親樊希曼在那天被紅衛兵抓到學校中活活打死。曹濱海因此精神失常，以後從未恢復正常。

在北京第十三中學，學生任松林“家庭出身不好”，他喜歡書法，在舊的《紅旗》雜誌上練習毛筆字，被該校紅衛兵學生發現在毛澤東的名字上寫了“墓”字。紅衛兵抄了他的家，把一條鐵鏈拴在他的脖子上，強迫他從家裏象狗一樣爬到學校的“紅色刑訊室”中。他被關押在那裏並且被多次毒打。那個“紅色刑訊室”中關押著該校的校長和一批教員，還有一個所謂“黑五類子弟”、初中三年級學生武素鵬。紅衛兵把武素鵬捆在一條麻袋裏，用民兵訓練用的木槍狠打，把他活活打死。

在北京第六中學，高三學生王光華出身于“小業主”家庭，他未得到紅衛兵的准許就去外地“革命串連”。他在1966年9月27日回到北京，立即就被抓進學校的監獄之中。他在那兒被十多個紅衛兵幾次毒打。王光華死於第二天，9月28日，時年19歲。幾個已經在這個監獄中被關了一個月的老師把他的屍體擡出了監獄。

在上海外國語學院附中，學生王一民，因出身于知識份子家庭，被毆打、侮辱和抄家。王一民自殺。

清華大學建工系五年級學生侯協興，1957年被劃爲“右派分子”，“勞動改造”三年後被准許回到學校繼續讀書。文革開始後他遭到“批判”“鬥爭”。1966年8月26日，侯協興從清華學生宿舍2號樓五層跳下自殺。連住在該樓另一側的學生都聽到了身體落地時的巨大聲響。目擊者說，他的身體把地面砸出了一個一尺來深的坑。

北京大學經濟系學生楊明愛被指控爲“反動學生”，停發生活費。1966年9月10日北京大學舉行了所謂“巴黎公社式選舉”，選舉“北京大學文化革命委員會”。一批人被宣佈剝奪選舉權——各個小單位先召開全體會議，然後在會場上點名喝斥一些人“滾出去”不准參加選舉。楊明愛是被剝奪的人之一。9月11日，他在北大西北角的小湖邊上吊自殺。

由於“紅衛兵”組織擁有的如此至高無上的地位，“冒充紅衛兵”當時成爲大罪名，竟然可以被當作打死人的藉口。北京師範學院附屬中學的紅衛兵打死了該校數學教師田欽的弟弟田悅，123中學的學生，“理由”是他“冒充紅衛兵”。在上海復興中學，一個外地來的學生被復興中學紅衛兵打死，“理由”也是他“冒充紅衛兵”。這個人被打死後，紅衛兵還命令該校一名教師去買豆漿，說可以用豆漿洗掉他們打人時自己衣服上沾染的血迹。

前述“對聯”傳遍了全國。在我調查所及的學校中，“黑五類”子弟學生普遍遭到了來自他們的同學的語言侮辱、暴力攻擊甚至兇殺。在1966年夏天的北京，沒有一個對聯的受害者能在公開場合反對這副對聯，也沒有一個對聯的受惠者拒絕參加紅衛兵以反對其組織原則。

五、爲什麽對教師的暴力攻擊會産生?

1.毛澤東的引導和推動

從“文革”一開始，毛澤東就決定了教育制度和教育工作者是“文革”的主要打擊目標之一。1966年5月7日，在給三個月後被指定爲他的“接班人”的林彪的信中，毛說：“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1966年5月16日，發出了中共中央委員會關於文革的“通知”。其中毛澤東親自寫的段落說：“徹底批判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藝界、出版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奪取在這些文化領域中的領導權。”

這個“通知” 一年後才發表在《人民日報》上，在當時只傳達到共產黨的高級幹部。這是爲什麽高級幹部子女最早開始攻擊學校領導人和教員的原因之一。同時，一些高級幹部被派往北京大學，動員寫大字報攻擊北京大學領導。毛澤東指示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在1966年6月1日晚廣播了北京大學的大字報並在後來稱其爲“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26］隨著這張大字報的發表，全國的學校停止了日常課程，學生們立即開始了對學校當局和教師們的攻擊。

1966年7月，毛澤東下令撤出在各學校的“工作組”並批評他們把文化大革命運動搞得“冷冷清清”，雖然在“工作組”控制學校運動期間暴力行動已經發生了。正式通知於1966年7月28日發出。在那一天，毛澤東的妻子江青在北京海澱區中學學生代表會上轉述了毛澤東關於暴力行動的話：好人打壞人，活該。壞人打好人，好人光榮。好人打好人，誤會，不打不相識。8月1日，毛澤東寫信支援清華大學附屬中學一群名爲“紅衛兵”的學生和北京大學附屬中學一群名爲“紅旗戰鬥小組”的學生，給予他們“熱烈的支援”。［27］在這封信裏，毛特別提到了“紅旗戰鬥小組”的領導人之一彭小蒙的名字。早在7月26日，彭小蒙在江青和北京大學一萬多人面前用銅頭皮帶打了北大“工作組”組長張承先，開始了在大會主席臺上公然打人的先例。如上文提到的，這兩所學校比其他學校更早開始了大規模的暴力行爲。8月5日，中共中央發文正式撤銷了由劉少奇在6月20日批准下發的文件。那個文件支援北京大學工作組制止發生在6月18日的大規模暴力行動。［28］但是毛澤東說6月18日的事件是“革命的”。這樣一來，1966年8月5日的文件事實上直接支援了對教師的暴力行爲。（29）就在這個文件下發的同一天，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的卞仲耘被學生打死。

卞仲耘被打死三天以後，1966年8月8日發出的《中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寫道：“一大批本來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闖將。因爲他們的革命大方向始終是正確的。”這個文件對文革變成群衆性暴力迫害起了關鍵的推動作用。

1966年8月18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廣場接見一百萬紅衛兵以慶祝文化大革命。宋彬彬——來自北京最早打死老師的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的紅衛兵領導人——給毛澤東戴上了紅衛兵袖章。這張照片被印刷出來並廣泛流傳。在得知她的名字是“文質彬彬”的意思時，毛說，“要武嘛”。此後，宋彬彬發表了一篇文章介紹毛和她的談話，她的名字也改爲“宋要武”。［30］

在最高當局絕對控制下的媒體如《人民日報》，每天用極其熱情洋溢的語彙讚頌紅衛兵的行動。文革領導人動用巨大的財政支出，給紅衛兵提供免費交通食宿，讓他們作所謂“革命大串連”，把北京的暴力風氣迅速傳播到全國各地。毛澤東在北京八次接見來自全國各地的紅衛兵。報紙報道每次接見人數是一百萬。在北京，正是在毛澤東8月18日第一次接見紅衛兵和8月31日第二次接見紅衛兵之間，暴力行爲迅速升級並達到了最高峰。

至今還沒有一個接近毛澤東的人提供當時毛澤東直接對紅衛兵殺戮發表的評論。明顯的是，從上述的公開發表的指示來看，大規模的暴力迫害是他引導推動的結果，也是他贊同欣賞的。

史達林的大恐怖被揭露以後，有人替史達林辯護說是下面的人做了這些壞事，史達林本人並不知道。但是毛澤東顯然瞭解下面正在發生的紅衛兵殺人事件。１９６６年８月３日，南京師範學院學生在“鬥爭會”上殺害了教務長李敬儀和她的丈夫吳天石，當時的中共江蘇省委書記江渭清很快當面把此事報告給毛澤東和周恩來。卞仲耘被打死的當天晚上，該校紅衛兵負責人就當面向中共北京市委負責人報告了此事。周恩來辦公室當晚就派人到該中學瞭解了情況。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２日北京第三女子中學的校長沙坪被打死，副校長董光苔的母親聞訊通過特殊關係遞信給毛澤東請求保護女兒生命。毛澤東接信後作了批示。這個批示沒有發給董光苔看過，只是通過解放軍軍人來學校傳達給紅衛兵和董光苔。董光苔記得的內容是：“此人如無大罪惡，可以放出來。”因爲得到這個批示，董光苔就被從“勞改隊”裏釋放出去。但是只釋放了她一個人，其他一大批教育工作者仍然被當作有“大罪惡”的人關在學校裏繼續遭受紅衛兵的毆打折磨。另外，北京市公安局和其他“內部”情報系統也逐日向上書面報告當天北京市內有多少人被打死。

在文革時代，１９６６年８月的紅衛兵殺戮被當作“偉大革命”的一部分，被視爲紅衛兵的革命功勞。１９６６年１０月９日，毛澤東在北京主持召開中央工作會議，中共各省各部的負責人出席會議。會議印發了記錄紅衛兵功績的材料《把舊世界打得落花流水》，其中一項，是紅衛兵在８月下旬到９月上旬在北京打死了１，７７２人。在那樣的文件上，受難者只有數位沒有名單，不會是因爲要隱瞞他們的被害，而是顯示了對他們的生命的輕蔑。

在１９６６年夏天，教育工作者被指定成爲文革的攻擊物件，就像１９５０年代的“地主”和“資本家”，作爲一個群體遭到暴力攻擊。這場紅衛兵對教師的殺戮，是文革的重要一部分。毛澤東自己也曾對此作過描述。毛澤東在１９７０年１２月１８日和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做了５個小時談話。中共中央把這次談話的紀要作爲正式文件印發到基層支部，口頭傳達至全體黨員。在談話中，毛說：對於大學教授、中學教員、小學教員，“文化大革命就是從他們開刀”。

斯諾被毛澤東視爲“老朋友”，但也許不懂毛澤東說的“開刀”是什麽意思。他的英文著述裏沒有寫到文革殺人，沒有寫到紅衛兵打殺教員。但是毛澤東是知道的，經歷了文革的中國人也是知道的。這不是比喻性的說法。真的就是“開刀”，就是殺人見血。

在1966年8月初，毛澤東已經剝奪了劉少奇和鄧小平的權力，軍隊的重要領導人林彪得到了一個新的頭銜“毛主席的親密戰友”而成爲權力結構中的第二號人物。甚至從文革的實際需要出發，也完全沒有必要殺害教師。教師們沒有力量也沒有表示過反對文化革命。對教育工作者的暴力迫害，除了摧毀學校系統之外，其功能只能是營造進一步的“紅色恐怖”。劉少奇的某些孩子在八月中作爲紅衛兵成員參加了暴力行動，幾個月後，1967年1月3日，一些人進入劉的住處並召開“鬥爭會”鬥爭劉和他的妻子。［31］以後他們遭到進一步的折磨。沒有人出來說如此對待“國家主席”是違反憲法的，因爲大量的更嚴重違反憲法的對平民的暴力攻擊和殺戮不久以前剛剛發生過，那時劉少奇和任何別的人都沒有說那是犯法的。8月初對教師的兇猛攻擊作了暴力行動的開端，後來的種種暴力迫害就順理成章地長年持續進行，直至十年後毛澤東死亡。

放寬視野可以看到，在世界歷史上，史達林犯有類似的暴行。在1937到1938年的“大清洗”中，幾乎所有的加盟共和國的教育人民委員部都被摧毀了，遭到鎮壓的有教育部門的大批幹部和幾萬普通教員。文革重點討伐“帝修反”，其中“修”即蘇聯修正主義，而“蘇修”被指控的主要罪行之一是“反史達林”。在迫害和殺戮教師方面，可以清楚地看到史達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在理論和實踐上的一脈相承。當然，史達林主要使用了專業的警察和勞改營，還沒有讓十多歲的紅衛兵在校園裏充當打手和劊子手。


2.紅衛兵組織的興起

如上文所描述，是紅衛兵學生在1966年夏天用暴力攻擊了教師。這些暴力攻擊被當作他們的“革命行動”的一部分，並且通常不是由單個的學生而是由一群紅衛兵進行的。紅衛兵組織在暴力行動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紅衛兵”和類似的學生組織，在1966年6月1日廣播北京大學聶元梓的大字報之後出現于中學之中。1966年6月2日，在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的“紅衛兵”名義貼出的第一張大字報的標題是“誓死保衛無產階級專政!誓死保衛毛澤東思想!”這張大字報說：“凡是違背毛澤東思想的，不管他是什麽人，不管他打著什麽旗號，不管他有多麽高的地位，統統都要砸得稀爛。”北京大學附屬中學“紅旗戰鬥小組”稍後作的“造反歌”詞是“拿起筆，作刀槍，集中火力打黑幫。誰要敢說黨不好，馬上叫他見閻王。”這樣的語言是典型的“文革”風格，不但無理、誇張、煽情，而且充滿暴力性。這種語言暴力和後來的大規模的行動暴力顯然直接相關。

8月1日，毛澤東寫信支援紅衛兵之後，紅衛兵組織在各地迅速成立。紅衛兵運動的興起和對教師的暴力攻擊是同時發生的。比如，在北京大學附屬中學，工作組一撤走，“紅旗戰鬥小組”就在校園裏大規模開打老師。在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紅衛兵組織建立于7月31日，卞仲耘校長被打死於8月5日。隨著毛澤東在天安門廣場先後八次接見一千萬來自北京和外省的紅衛兵，以及紅衛兵在全國進行“革命大串連”，暴力攻擊教育工作者的浪潮先在北京普遍傳開，繼而擴展到了全國。比如，最早打死校長的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的紅衛兵領導人宋彬彬，曾經到北京經濟學院鼓動那裏的紅衛兵，8月18日在天安門城樓上演說的北京大學附屬中學的紅衛兵領導人彭小蒙曾經到北京外國語學校、女十二中、燈市口中學等學校進行煽動。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的紅衛兵“革命串連”到貴陽，打了那裏的劇團演員，還剃了貴州省文化局幼稚園園長的頭髮，並用銅頭皮帶把這位四個孩子的母親打得滿背血漬。

紅衛兵持有強烈的破壞性哲學。他們聲稱“先破後立”，在建立一個新世界之前，必須先把舊世界徹底砸爛。1966年8月初，在北京師範大學附屬中學，在卞仲耘校長被打死之前，學生把校園裏尚未成熟的梨和蘋果都從樹上采下並吃掉，甚至連苦澀不能吃的青柿子也全從樹上打光。校園裏彌漫著一片惡毒的氣氛。在北京101中學，有一個噴水池，其中有一個白色的仙鶴雕塑。紅衛兵砸了白鶴，又在噴水池裏殺死了美術老師陳葆昆。13年後筆者到101中學，看到噴水池中仍然沒有裝飾也沒有水，只有一些垃圾散落。具有諷刺意義的是，紅衛兵自稱自己的行爲是“造反”。在傳統的意義上，“造反”當然意味著破壞，但是還意味著反對皇帝和承擔風險。紅衛兵實際所作，是在最高當局的全力支援下，砸毀文物圖書及毆打殺害不能還手反抗的人們。

從打老師開始，紅衛兵先掌管了學校，然後，又走向校外。他們淩駕於法律之上，掌有生殺大權。在北京，紅衛兵建立了“糾察隊”以確立和完備紅衛兵的權力機制。“首都紅衛兵西城區糾察隊”，簡稱“西糾”，發出過十三個“通令”。“西糾”規定和命令要抄哪些人的家，要驅逐哪類人離開北京城去農村等等。他們的“通令” 用大號鉛字印刷出來，到處張貼，像政府法令一樣有權威性，而且由他們通過暴力行動來強制執行。上文寫到的北京驅逐十萬和平居民出城，就是由“西糾”的第四號和第七號“通令”命令實行的。1966年8月31日毛澤東第二次在天安門廣場接見百萬紅衛兵，當時的第二號人物林彪和第三號人物周恩來都戴上了他們的袖章，在《人民日報》的新聞照片上清晰可見，無疑大大加強了他們的權威性 1966年這場大規模的迫害和驅逐城市和平居民的行動的全過程，包括抄家，登出戶口，沒收財物，押送上火車，以及處理死屍，主要是由紅衛兵執行的。“西糾”的“通令”也在其他城市如上海、廣州等地張貼或散發，指導那兒的紅衛兵的行動，引起一系列暴力迫害行動。在校園裏毆打老師實際上是更大規模暴力行動的最初練習和實踐。

紅衛兵把學生家庭背景的所謂“階級成分”強調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實際上，這是文革的“階級鬥爭”理論的進一步發展和強化。紅衛兵把家庭出身當作成爲其成員的首要的也幾乎是唯一的條件，並且絕對排斥某些家庭出身的學生。清華大學附屬中學初二的一些學生組成了一個活動小組，起名“梅花”，因其各種家庭出身的學生都有，被指控爲“階級陣線不清”，被紅衛兵強令解散。由於“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這一思想占了絕對統治地位，平等的同學關係被破壞了，一些年輕人可以迫害另一些年輕人。如上文所寫，最早和最厲害的暴力行爲發生在那些有較多高級幹部子女的學校中，那裏的紅衛兵也比別的學校更爲活躍。對家庭出身的絕對強調給了某些年輕人巨大的特權。這特權甚至包括打死同學和別的人的權力。這種特權刺激了暴力行爲的産生。如果每個學生都被允許平等地參加紅衛兵運動，這個組織可能不會如此狂熱與暴力化。

“紅衛兵”的名稱說明他們是毛澤東的衛兵並要保衛他。這裏不討論當時毛澤東是否需要被保衛，而是要指出紅衛兵確實掀起了“文革”中對毛澤東的群衆性崇拜的第一波。他們也開始了普遍實踐一套新的社會禮儀：在胸前佩戴毛主席像章，隨身攜帶《毛主席語錄》本，跳讚頌毛的舞蹈，到處張挂毛的畫像及語錄，每一次講話都以毛的一段語錄開頭，並以高呼“毛主席萬歲!萬萬歲”結束。

作爲一個青年組織，紅衛兵的三個主要特點——把家庭出身這樣一種先天性的條件當作組織成員的資格審定標準、強烈的領袖崇拜以及集體性的暴力行爲——的結合，在歷史上有過先例。比如，希特勒的青年組織就有這樣的三個特點。因此這也更值得思考。

3.人性惡

上述的兩個原因——毛澤東的文革計劃以及紅衛兵運動的出現——並不能給予學生打老師的殘酷性充分的解釋。事實上，殘酷程度在各地各學校有所不同，暴力折磨是學生自己發明和施行的。所以，個人的因素必須被考慮。

一個在1966年是初中一年級學生的被訪者說，6月開始停課時他很高興，因爲他當時欠了三篇作文未交。後來，文革給他的家庭和他自己帶來了巨大災難，但是當時豁免了他的功課，使得這三篇作文不必再寫。這種心理相當普遍。從一開始文革就相當成功地利用了人性中懶惰的弱點。沒有老師管束沒有作業和考試的生活使學生興奮愉快並擁護文革。等他們自己身受迫害並且失去了受教育的機會，後悔已經太晚。

隨著文革的發展，到1966年8月，當攻擊老師被當作“革命行動”來鼓勵的時候，人性中的攻擊性與惡意被釋放調動出來，成爲殘暴行動施加在老師和更多的人身上。上文只是寫出了一些暴力事件，並未描述大量的拷打折磨的細節。這些拷打折磨十分殘酷而且明顯地威脅生命，可是施行者卻並不在乎。很多被訪者注意到，在1966年夏天的校園中，紅衛兵中有一種亢奮的氣氛。他們把頭擡得高高的，大聲說話，大步行走，容光煥發。他們從暴力行爲中得到很大的歡愉。甚至直到現在，那些打過人的紅衛兵，不但極少有人向受害者賠禮道歉，而且有一些還衷心緬懷那一段時光。

儘管人性之惡這一角度對於解釋一個特定的歷史事件如文化大革命可能是過於籠統了，但這一角度至少可能有助於解釋爲什麽在1966年8月中學紅衛兵打人比大學紅衛兵殘酷得多。年輕而受教育較少的中學學生更缺乏能力來抵禦或抑制人的獸性的一面。


六、在打老師的第一惡浪之後

隨著打老師發生的是整個社會中更大規模的暴力行爲。然而，當迫害觸及到“5.16通知”攻擊的“五界”以外，即學術、教育、新聞、文藝和出版界之外的高級幹部時，北京的一批紅衛兵開始反對那些正在攻擊他們的父母的一些大學生組織。這樣一來，“中央文革小組”改變了他們對早期紅衛兵的無條件支援的態度並開始支援紅衛兵的對立派——那些正在攻擊國務院各部委及各省的“黨內走資派”的大學生組織。當他們的父母被新起的群衆組織批鬥時，一部分早期紅衛兵成了他們自己發起的運動的受害者。這些早期的紅衛兵在1966年底和1967年初被批判了一段時間。但是，部分早期紅衛兵的衰落並不意味著暴力迫害的結束。

1967年，文革的主要矛頭對準了高層黨政幹部，實行了所謂“奪權”並建立了新的權力機構“革命委員會”。然後，在1968年春天開始的“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教師再次成爲主要打擊目標。新建立的各層“革命委員會” 領導了這新一輪的迫害高潮。這一輪迫害比1966年夏天的迫害更系統化、更漫長。

全中國的每個學校都設立了自己的牢房，把那裏的老師幹部關押在其中，當時的官方術語稱此爲“隔離審查”，民間口語則把這種設在本單位的牢房叫做“牛棚”，因爲其中所關的人，當時被稱爲“牛鬼蛇神”而不被當作人。1968年5月，在北京大學1990年代所建的賽克勒博物館所在地皮上，建立了一座龐大的校園監獄。有200多人曾被關在那裏。這座監獄存在了十個月。而且北大當時還有一些相比較小的“牛棚”同時存在。

拷打、體罰、侮辱和心理折磨，有時在公衆場合，更多的是在關緊的門背後，持續發生。很多教師被拘押在學校裏“隔離審查”長達幾個月甚至幾年。大量的人死了。有些人被活活打死卻被謊報是自殺。還有很多人受盡了身體與心理的折磨而自殺。跳樓，服毒，割動脈，投水，觸電，自縊，各種可怕的方式被採用。

上文寫到，1966年6月18日，在北京大學發生了第一次大規模的暴力“鬥爭”場面，這一事件後來被毛澤東和“中央文革小組”稱爲“革命事件”。兩年之後，1968年6月18日那一天，被關在北京大學“牛棚”中的二百名教師和幹部被拉出來“鬥爭”。他們排隊經過校園的時候，通道兩邊站滿了學生，手拿棍棒和鞭子，痛打從他們中間走過去的“牛鬼蛇神”們。經過幾百米長的“夾鞭刑”後，這些人又分送到各系，遭到各式各樣的體罰和折磨。整個北大校園充滿狂野、殘酷和邪惡的氣氛。北大文革當局用更大規模的暴力行動來“紀念”和“慶祝”第一次大規模暴力攻擊發生的日子。這種方式的目的和效果之一，顯然是把文革的暴力迫害的理論和實踐在社會生活中長久化和深入化。

1968年8月，毛澤東派出“工人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進駐所有的的學校。他們接手領導“清理階級隊伍”，造成一大批人被迫害致死。不能諱言，儘管在1968年8月後，學校由外來的“軍代表”和“工宣隊”領導，而不再由“革命造反派”學生（外加“革命幹部”）主導控制，但是一大批學生充當了“專案組”成員等等，仍然是迫害的驅動力量中的一股。

在相當多的學校，在整個“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軍代表”和“工宣隊”領導期間被迫害死的人數多於他們進校之前。但也並不都如此。在北京農業大學，後一階段有四人被害死；在前一階段，有12人被害死，其中主要是教員。北農大從1967年開始擔任“革命委員會”主任的人，是一個學生，該校名叫“東方紅”的“革命造反派組織” 的領導人。

在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本文第三節開始所寫的1966年8月5日事件的幸存者、副校長胡志濤，被強迫站在“批鬥會”上長達48個小時不准休息，而學生則輪班睡覺來鬥她。在這所中學，有四位元教師——化學教師胡秀正，地理教師趙壽琪，歷史老師梁希孔，語文老師周學敏——被迫害致死。其中最年輕的是胡秀正，1968年8月11日她被關押在學校中時，從學生宿舍樓五樓墜樓身亡，時年35歲，留下一個年幼的女兒。

在清華大學附屬中學，1968年8月9日，體育教員趙曉東在教學樓五樓對他的“鬥爭會”後，從樓梯拐角處窗口跳了下去，血和腦漿迸濺在樓前的水泥地上。在清華大學電機系，一名教授被用布條蒙起眼睛遭到毒打。在上海育才中學，1966年有兩名教員被迫自殺，1968年又有語文教員林麗珍和俄語教員胡叔煒在“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自殺”。在江蘇儀征實驗小學，除了校長，有七名教師因“黑五類”家庭出身等原因而被“鬥爭”和挨打，其中一人剪刀喉管自殺，剪斷了聲帶，未死致殘。

一名被訪者說，在她住過的北京農業大學教工宿舍9號樓1門洞，從一層到四層共住11家人，文革中有三家的五口人自殺了。另一名被訪者說，在她住過的長沙中南礦冶學院教師宿舍“甘棠四樓”，每個單元有兩個房間沒有廳。文革中18戶人家的大人三分之二被“鬥爭”，被剃了“陰陽頭”的是多數；兩人“自殺”，都是教員。

據筆者瞭解，文革中，北京大學有63人被害死；清華大學有52人被害死；北京農業大學有30人被害死；西安交通大學有36人被害死；北京師大女附中有五人（一名副校長和四名教員）被害死；北京女三中有四人（一名校長和三名教員）被害死；北京第四中學有三名教員被害死；上海育才中學有四名教員被害死；北京寬街小學有三人被害死（一名教員和校長及教導主任。校長的丈夫也同時被打死）；四川省井研縣馬踏鄉公社是只有30名教職員的鄉村初中，有兩名教員被害死。迫害在全中國各個地方同時同步發生，受難者的總數量和分佈密度都是駭人聽聞的。校園迫害和殺戮，是文革的最主要的場景之一。教育工作者，是受到迫害最嚴重的群體之一。


七，四分之一世紀後的反思

在1990年代，當年的老師和學生怎樣想呢？

1，從歷史的角度：教訓是什麽？

在1990年代，清華大學附屬中學文革前的校長萬邦如（他遭到長期迫害，在12年後重新擔任了該校校長）說，現在是檢討文革前的教育方式的時候了。文革前的教育是否和文革暴力迫害有關？在文革開始以前，在1964年以後，在壓力下，清華附中的校領導把學生幹部大量地換成高級幹部子弟，還單獨給他們開會聽政治報告，強調階級鬥爭和所謂“培養接班人”，給他們和其他學生不同的待遇。文革開始，這些高幹子弟成立了紅衛兵，開始了大規模迫害教育工作者的暴力行爲。文革前教育屈從於強權，放棄了教育的標準和平等原則，失落了教育的尊嚴，也在相當程度上導致了日後的災難。這裏的教訓應該吸取。一些老教育工作者贊同他的看法。但是他們的看法從來沒有得到機會發表。萬邦如校長已經在1992年去世。

長期以來，這一對教育工作者的迫害和殺戮一直被排除在文革的記錄和敍述框架之外。暴行和受難者的名字都一起被遺忘，也就談不上吸取歷史的教訓。1993年，我在現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實驗中學的宿舍樓前照相，曾和住在宿舍裏的四名高中三年級學生談話。1966年8月5日，卞仲耘副校長就被打死在宿舍樓門口的臺階上。說起我爲何而來，他們說：“真的嗎？有副校長在這裏被打死？我們什麽都不知道。”

2，從道德的角度：不道歉的紅衛兵？

1993年夏天，前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副校長胡志濤說，她收到過一個紅衛兵學生寄來的一本挂曆和一封信。這名紅衛兵學生在信中爲在1966年8月5日打了她表示道歉。儘管這是27年來她收到的唯一一封道歉信，她表示原諒所有打了她的學生們。另一名教師不同意。她說，道歉不道歉，對老師們來說現在其實沒有什麽，問題在於，這些學生參與了打死老師的事件卻不道歉，他們還有沒有良心？中國的老師不教關於天堂和地獄的思想，但是人應該對自己作了的壞事有內疚感和負罪感。

多年之後，少數文革參與者仍然認爲紅衛兵當時所做的並不太錯，因爲那是一場“革命”，只要方向正確，手段不那麽重要。但是多數身臨其境的被訪者都認爲，那場“運動”無論方向還是手段都是錯的。打人和打死人，都是犯罪。


八、未被審判的罪行

1976年毛澤東死亡，1977年中共中央宣佈文革結束。1978年後，本文寫到的受難者們都陸續得到了“平反”。這時候，北京第一個被打死的教育工作者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堯，向法院控告一個1966年時的成年人製造僞證煽動學生造成了卞仲耘被害。1981年，王晶堯收到了北京西城區檢察院的“不起訴”的決定。［32］這一案子被拒絕，理由是“已過追訴時效期限”。

但是，實際上王晶堯根本不可能在死亡發生的當時提出控告。在“文革”期間，“反對文化大革命”被當作最嚴重的“反革命罪”之一。假如王晶堯在那時控告，他自己也會變成“現行反革命份子”遭到嚴重懲罰。

王晶堯不服，多方上書，直至最高人民檢察院。1989年12月15日，在卞仲耘被打死23年之後，最高人民檢察院作出決定，支援北京西城區檢察院1981年的“不起訴”決定。最高人民檢察院的決定說：“1966年6月21、22日師大女附中批鬥校領導時，學生對卞仲耘同志的武鬥行爲是受左的思想影響的結果”，“1966年8月5日師大女附中發生導致卞死亡的遊鬥、侮辱該校五位領導的事件，是學生仿效北大附中的作法所爲”，而不是卞的丈夫控告的那個人的罪。［33］

既然是仿效了北京大學附屬中學學生的作法，北京大學附屬中學學生的行爲是否應當受到法律制裁呢？最高檢察院的決定沒有說。上文已述，毛澤東於1966年8月1日寫信支援北京大學附屬中學“紅旗戰鬥小組”的“革命行動”。最高人民檢察院的這一決定雖然未提毛澤東的這封信，但是多少講明瞭暴力是從紅衛兵運動的發源地開始並傳播的。

如上所述，北京大學附屬中學紅衛兵在1966年8月打死了吳素芬、陳彥榮和另一老年女人共三人，爲此沒有任何打人者受到懲處。1979年，以“中囯共產黨北京大學附屬中學支部”的名義，發給陳彥榮的家屬兩千五百元作爲“補助”。（陳家有年幼的孩子們，經濟上特別困難。一般的受難者家庭則未能得到這樣多的錢，規定的標準數額是420元。）但是，文革後法院未因卞仲耘或陳彥榮的案件或者其他類似案件審判或者懲罰任何人。這些死亡的發生，既未被書報記載，也未被追究法律責任。

王晶堯通過司法途徑爲妻子卞仲耘討回正義的做法失敗了。這一失敗是文革後當局的總體政策決定的。文革後，鄧小平和胡耀邦主持爲千萬文革受害者舉行了“平反”。這是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的平反，因爲之前發生的迫害也是規模空前的。從普通的中小學教員到在權力頂端僅位於毛澤東之後的國家主席劉少奇，都得到了“平反”。上文寫到的被害死的教育工作者，得到了“平反”和數百元的貨幣賠償，但是他們的死亡被說成是“冤假錯案”，殺害他們的罪行並沒有得到充分的司法正義審判。

1980年底，北京舉行了對林彪、四人幫的審判。審判是司法系統的重要程式部分。這場審判作爲一種形式本身，就是文革後的最重要的改變和進步之一。1966年大批教育工作者被活活打死，連個裝樣子走形式的審判都沒有進行過。但是，這場審判從一開始，就“以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推翻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權案”提出“公訴”，而不是以他們迫害和殺戮千萬普通中國人民的罪行起訴。

特別法庭的判決書裏，林彪、江青被指控的主要罪行是“篡黨奪權”，而不是他們犯下的“反人類罪”和“群體滅絕罪”。例如，被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的江青，被指控的罪行依次爲:1，組織領導反革命集團罪；2，陰謀顛覆政府罪；3，反革命宣傳煽動罪；4，誣告陷害罪。只有最後一條才涉及對普通人民的迫害。

判決書寫到：“一九六六年十月，江青勾結葉群，指使江藤蛟在上海非法搜查鄭君裏、趙丹、顧而已、童芷苓、陳鯉庭五人的家，致使他們受到人身迫害。” 這是對其“誣告陷害罪”的證據之一。這當然是罪。然而這一項罪可以很容易被解釋爲江青個人的復仇心理所致，因爲1930年代江青曾和這五人在上海電影界共事。

作爲對比，1966年8月在北京大批中小學教員和校外居民遭到殺害，實際上是比此更加嚴重的罪，而且江青明顯在其中充當了積極活躍的領導人角色，但是這一發生在北京的公開的大規模的血腥事件卻完全沒有在判決書中提到。

不提這一項大規模的殺戮的重要原因，顯然是因爲對此不可能簡單地歸結爲林彪或江青“篡黨奪權”的個人權力野心所致。“打倒”劉少奇和高層幹部或許還可能用這一條理由來解釋，打死中小學教員卻不能用這個原因解釋。要說明大批中小學教員被害的原因，必須追究毛澤東的罪責。但是，在這一審判後，1981年6月中囯共產黨作出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把毛澤東在文革中所作的稱爲“錯誤”，而不是“罪惡”。

判決書列出的全國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人的名單，只有60多人。從數位看，只相當於北京大學一所學校的死亡數。從身份來說，只有級別極高的幹部和教授、作家、科學家等。中小學教員不被提到。


九、簡短的結語

從以上敍述中，我們可以看出1966年對教師的暴力攻擊的特徵。從統計學的角度來看，我們可以知道，一、普遍發生。二、傷亡嚴重。教育工作者受到的迫害，人數如此多，密度如此高，分佈如此之廣，形成了一種大規模的殘酷的群體性迫害。這顯然不能僅僅歸爲“冤假錯案”，而屬於相當典型的“反人類罪”和“群體滅絕罪”。

學校在文明的傳承和發展中一直扮演重要的角色。必須指出，在1966年發生的對教師的暴力迫害在中國歷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學校在中國有很長的歷史。早在兩千多年以前，中國人就建立了學校以及相伴隨的師生關係。這種關係通過體制性的方法如授課、考試、評分等連結起來。在歷史上，師生衝突從未發展成大規模的暴力事件。1966年夏天的對教師的暴力攻擊不能簡單地用中國的“傳統”或文革前的社會矛盾來解釋。

在“文革”初期發生的對教育工作者的暴力迫害，可以在當時的“無產階級專政”政治體制中以及從“文革”前的政治運動中發現使其得以進行的條件。沒有那些條件，不可能在短短兩個月間把所有的學校變成暴力場。但是，沒有“文革”的發動，那些條件不足以造成上文所記錄的由紅衛兵學生執行的對教師的血腥迫害。1966年的校園暴力和紅衛兵殺戮的實際産生，主要是“文革”的思想及其實踐的産物。




附錄Ⅰ

我調查所及學校的名單

北京
北京大學
北京農業大學
北京建築材料工業學院
北京鋼鐵學院
北京師範學院
中央民族學院
中央音樂學院
清華大學
北京第一中學
北京第二中學
北京第四中學
北京第五中學
北京第六中學
北京第八中學
北京第十五中學
北京第二十五中學
北京第二十六中學
北京第三十中學
北京第三十一中學
北京第四十七中學
北京第五十二中學
北京第六十五中學
北京第八十中學
北京一零一中學
北京第一女子中學
北京第二女子中學
北京第三女子中學
北京第四女子中學
北京第五女子中學
北京第八女子中學
北京第十女子中學
北京第十五女子中學
北京月壇中學
北京社會路中學
北京白紙坊中學
北京回民中學
北京礦業學院附屬中學
北京工業學院附屬中學
北京航空學院附屬中學
清華大學附屬中學
人民大學附屬中學
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
北京師範大學附屬第二中學
北京師範學院附屬中學
北京景山學校
北京外國語學校
北京禮士胡同小學
北京吉祥胡同小學
北京寬街小學
北京史家胡同小學
北京海澱區老虎洞小學
北京玉泉小學
北京中古友誼小學
北京三裏河第三小學
北京中山公園幼稚園

福建省
廈門第四中學
廈門第八中學
廈門大學

湖北省
武漢大學
華中師範大學附屬第一中學
武漢市第一中學

湖南省
長沙第一中學
瀏陽第一中學
湘潭第一中學

廣東省
廣東臺山一中
廣州第七中學
廣州第十六中學
廣州第二十五中學
廣州第五十七中學
廣州第六十二中學
廣州鐵路中學

江蘇省
南京師範學院
常州第二十六中學
南京林業學院附屬小學
南京三牌樓小學
南京南昌路小學
南京師範學院附屬中學
南京第二中學
南京第十三中學
南京外語學校
無錫後寶小學
儀征實驗小學
鹽城中心小學
揚州灣頭公社中心小學

江西省
南昌第八中學
廬山第一小學
南昌羊子小學
樂平縣大寺上小學

陝西省
西安交通大學
西安報恩寺街小學
西安第五中學
西安市第三十七中學
陝西師範大學附屬第二中學

上海市
華東師範大學
上海同濟中學
上海復興中學
上海大同中學
上海中學
上海七一中學
上海南洋模範中學
上海第三女子中學
上海北郊中學
上海音樂學院附屬中學
華東師範大學附屬中學
上海外國語學院附屬中學
上海新成中學
上海育才中學
上海南匯縣惠南鎮小學

山西省
曲沃縣城關小學

四川省
重慶大學
洪雅縣中學
成都第九中學
瀘州第三中學
成都第四中學
西南師範學院附屬中學

天津市
天津北郊區南倉中學
天津105中學
紅橋區金鍾橋小學
河西區西南樓中心小學
南市小學
南豐中學

新疆自治區
庫爾勒市第二中學

浙江省
杭州第一中學
紹興第二初級中學


附錄Ⅱ
本文寫到的被打死的人的名單：
卞仲耘，女，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副校長，1966年8月5日在校中被打死。
陳葆昆，男，北京101中學美術教員，1966年8月17日在校中被打死。
張輔仁，男，北京外國語學校語文教師，1966年8月19日在校中被打死。
張福臻，男，北京外國語學校總務處職員，1966年8月19日在校中被打死。
沙坪，女，北京第三女子中學校長，1966年8月22日在校中被打死。
華錦，女，北京第八中學共產黨支部書記，死于1966年8月22日。
靳正宇，男，北京師範大學附屬第二中學語文教師，1966年8月25日在校中被打死。
薑培良，男，北京師範大學第二附屬中學共產黨支部書記，1966年8月25日被打死。
樊希曼，女，北京師範大學附屬第二中學學生曹濱海的母親，1966年8月25日在北京師範大學附屬第二中學被打死。
楊俊，男，中國人民大學附屬中學教員，1966年8月下旬在校中被打死。
孫迪，男，北京第十女子中學教員，1966年8月下旬在校中被打死。
喻瑞芬，女，北京師範學院附屬中學生物教師，1966年8月下旬在校中被打死。
陳沅芷，女，北京第二十五中學語文教師，1966年9月8日在校中被打死。
不知姓名的北京第二十五中學工友，1966年8月被打死。
李錦坡，男，北京景山學校工友，1966年8月下旬被打死。
劉桂蘭，女，北京外國語學校工友，1966年8月下旬在校中被打死。
齊惠芹，北京第四女子中學（現名陳經綸中學）生物教師，1966年8月下旬在校中被打死，
張冰潔，北京宣武區白紙坊中學（現名北京第138中學）負責人，女，1966年8月被打死。
鄭兆南，女，北京第52中學語文教師，死于1966年9月6日。
徐霈田，男，北京第六中學校工，1966年10月3日被打死。
王光華，男，北京第六中學高三學生，1966年9月28日在六中紅衛兵的監獄裏被打死。
何漢成，男，北京第六中學附近居民，1966年夏天被打死在六中紅衛兵的監獄裏。
吳興華，男，北京大學西語系英語教授，被強迫喝污水中毒死於1966年8月3日。
梁光琪，女，北京第十五女子中學負責人，1966年8月26日被打死。
呂貞先，女，北京寬街小學教導主任，1966年8月27日被打死。
郭文玉，女，北京寬街小學校長，1966年8月27日被打死。
孟昭江，男，郭文玉的丈夫，同時被毒打，死於1966年8月29日。
陳彥榮，男，北京中國科學院氣體廠工人，1966年8月27日被北京大學附屬中學紅衛兵綁架到校中打死。
不知名的老年女人，和陳彥榮同時同地被打死，屍體一起被燒掉。文革後無家屬來爲她“落實政策”。
李叢貞，男，北京半導體研究所工友，住地安門大街93號，1966年8月28日被北京師範大學附屬第二中學紅衛兵打死。
邱慶玉，女，北京吉祥胡同小學副校長，于1966年10月1日被打死。
李敬儀，女，中共南京師範學院黨委副書記，死于1966年8月3日的“鬥爭”和“遊街”中。
吳天石，男，江蘇省教育廳廳長，李敬儀的丈夫，與李同時被“鬥爭”和“遊街”後昏迷兩天死去。
唐政，女，湖南瀏陽第一中學語文教員，1966年8月被打死。
朱慶頤，男，南京第二中學歷史教員，1966年8月被打死。
韓康，男，南京第13中學數學教員，1966年8月被打死。
夏忠謀，男，南京第13中學體育教員，1966年8月被打死。
林修權，男，上海同濟中學英文教員，1966年8月或9月被打死在學校操場上。
楊順基，男，上海京西中學物理教員，1966年8月或9月被打死在學校中。
王冷，女，西安第三十七中學語文教員，1966年8月31日被打死。
王伯恭，男，西安第三十七中學退休教員，1966年8月31日被打死。
白素蓮，女，西安報恩寺路小學老師，1966年夏天被打死。
黃祖彬，南，廈門第八中學物理教員，1966年8月被打死。
孫啓坤，女，北京退休會計，1966年8月27日被打死。
武素鵬，男，北京第十三中學學生，1966年8月被打死。
田悅，男，北京123中學學生，1966年8月在北京師範學院附屬中學被打死。
不知名的北京西單玉華台飯莊服務員，女，18歲，1966年8月被抓進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打死。
不知名字的學生，男，1966年夏天在上海復興中學被打死。
李文波，男，北京崇文門外欖杆市廣渠門內大街121號居民，1966年8月25日被來抄家的紅衛兵打死。他的妻子劉文秀被判死刑，9月13日被處死。



注：

* 我向所有的被訪者深表謝意。他們慷慨付出時間爲本文提供了資料，而這些資料多與痛苦的記憶相關聯。特別要感謝王晶堯先生，他在妻子卞仲耘被打死後，調查情況，收集材料並冒險保存下來。他對妻子和歷史的忠誠精神令人起敬。我也感謝John Kieschnick先生，他曾幫助我在電腦網路上作調查。

［1］高臯，嚴家其，《文革十年史》(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事實上，這本書不能被認爲是“出版”了的。由於一個前紅衛兵譚力夫抱怨，中共總書記胡耀邦指示出版社不公開發售此書，以保持“安定團結”。此書未在書店而只是在“內部”出售。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金春明，《文革史稿》（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
［2］《紅衛兵狂飆》（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江沛，1994。《狂飆－－紅衛兵童話》（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丁曉禾編著，1998。
［3］115所學校的名單見附錄Ⅰ。
［4］一篇關於這一事件的文章收在我的《校園隨筆》(北京：北京出版社，1988)一書中。
［5］見毛澤東“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1927年5月，《毛澤東著作選讀》，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16頁。這篇文章在1966年6月曾廣泛地被大學生和中學生所讀。
［6］比如，周恩來總理在1966年9月15日在一個集會上的演講中用了這一說法，見《人民日報》，1966年9月16日。
［7］《人民日報》，1966年6月1日，第一版。
［8］比如，見學生在卞仲耘家門口貼的大字報，1966年6月。
［9］引自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堯提供的此信底稿。
［10］《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王年一編，北京，1988年，上冊，49頁。
［11］王建，“文化大革命時期北京普教狀況”，《北京教育叢刊》，1991年第四期。
［12］《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上冊，91頁。
［13］《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宣傳材料特刊，《北京日報》編輯部編，1988年2月。
［14］《北京日報》，1980年12月20日。
［15］這一故事引自未發表的由“上海文革史寫作組”寫的材料。
［16］《中共武漢黨史大事記》，武漢黨史辦公室，1987年7月。
［17］《毛澤東著作選讀》，甲種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
［18］由肖衛平(1966年時北京初中二年級學生)和譚馥(1966年時天津初中三年級學生)提供。
［19］《北京第二十六中學校史》，北京教育研究所印，1986。
［20］《北京101中學校史》，北京教育研究所印，1986。
［21］《北京育英學校史》，北京教育研究所印，1986。
［22］《北京育才學校簡史》，北京教育研究所印，1986。
［23］《北京通縣一中校史》，北京教育研究所印，1986。
［24］參見注［12］。
［25］見《中共中央委員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1966年8月8日，見《人民日報》1966年8月9日。
［26］毛澤東，《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1966年8月5日。見《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上卷，70頁。
［27］《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上卷，62頁。
［28］見注［10］。
［29］《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上卷，49頁。
［30］《人民日報》，1966年8月20日。
［31］《文化大革命十年史》，152頁。
［32］見“北京西城區人民檢察院不起訴通知書”，1980年西檢審刑字第72號。
［33］(89)高檢辦廳字101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