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05-11

這幾天,一個長輩過世了。他是好幾年前我的受訪者之一,儘管沒有血緣關係,但總覺得對他有某種責任。說是責任,好像太抬舉自己也太沉重些。這大概是因為,我一直認為,媒體工作者對這社會,有某種責任與良知。

這個消息令我蠻難過。

好像還記得那幾個午後、夜晚,我站在他床邊、坐在樹下,聽著他娓娓道來這超過半世紀的故事。那個地方已經被官僚摧毀了,成就了政商的一場捷運夢,或許也滿足了某些人的需求。但這一群人,他們不僅受盡病痛折磨,遭到世人嘲弄,無法安度晚年也罷,卻還得因為自己卑微的希冀再次受到眾人責難。

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這世界,所謂公平與正義尺度究竟是什麼?

我一直很歉疚,小小的報導只能讓他們開心,卻改變不了世人的狠心。我還記得那陣子,阿伯阿姨們在院區裡貼滿了我的報導,看見我總是熱情的招呼。但我究竟幫助了他們什麼?每一次專訪完,我回到家總是不免哭一場。為什麼,有些人的人生總是特別坎坷,卻仍能抱有無比的柔軟心腸?我既感傷又感動。

阿伯,如果還有下輩子,我希望你可以非常非常幸福。此生有幸,讓我認識了你,也因此更認識自己,謝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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