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0月31日蘋果日報論壇
《蘋果》刊出一整版對馬英九兩岸和解政策之質疑與批判，萬變不離其宗的就是對台灣主權受傷害的顧慮。然而，兩岸邁向和解，中華民國體制在台灣60餘年的傳承，將不再是任何人圍剿或割捨的對象。台灣人民正享有400年來未有之尊嚴。
永遠渴求有人道歉
必先有加害者，尊嚴受傷害的感覺才合理。倘若加害者不存在，就必須直接面對自己的存在。然而，台灣人民若不能面對自己獨自存在的話，則只能仰賴想像某個加害者，然後將自己依附在加害者的對立面，透過挑戰不可能的目標，醞釀痛苦與悲情，來感受自己的存在。
台灣主權獨立的主張從來沒被接受過，但陳雲林來求和，放棄消滅中華民國的長期立場，迴避對抗，卻更駭人聽聞。他如果侮辱台灣人，說不定讓台獨作家們感到世界仍然是可理解的。慘的是，陳雲林不再侮辱我們，甚至小心翼翼，希望都不要刺激到任何敏感點。沒想到這更恐怖，顛覆了以對抗與受壓迫來自我認識的台獨。邀請陳雲林來和解的馬英九，就是摧毀台獨世界觀的罪魁禍首。
台灣的根本問題是悲情，不是陳水扁及其擁躉的貪污與暴力，更不是揮動橄欖枝的陳雲林包藏禍心。就算陳雲林跪下來對台灣人民道歉也沒用，像馬英九早就道歉過千百次，不是也沒用嗎？悲情的徵候之一，就是永遠覺得自己被挑釁，永遠渴求有人對自己道歉。10月25日大遊行自始無關施政不佳，而是兩岸和解後，台獨將失去一套被挑釁與被打壓的劇本所致。
從國共和解到兩岸和解，國民黨對北京從無讓步可言，國號沒改，國歌照唱，國旗沒降，國軍未撤，北京卻欣然接受兩岸現實，也接受馬英九是台灣最高領導人。這表示馬英九對陳雲林更毫無讓步可言，陳雲林絕無可能在台灣公然否定他是總統，也不可能否定中華民國體制。他甚至會避開名稱，間接的形同接受台灣的制度現實，而陳水扁與蔡英文則要推翻中華民國與推翻馬英九，甚至不擇手段利用貪污犯來達此羞辱他的目的。
失去悲情瘋狂煽動
向陳雲林示威或試圖傷害他的，其實是想刺激大陸採取打壓台灣的政策，因而可以讓台灣人民繼續悲情下去。當台灣不再被打壓，台獨反而更加因為悲情失去對象而瘋狂煽動對立。馬英九不喜歡被打壓，也不喜歡自己人民被打壓，所以致力讓兩岸相互打壓的場合無法出現。但是台獨淪陷在悲情裡，不能自拔，因而看不清楚，台獨一直都被尊重，馬英九對台獨向來尊重，也要求北京尊重，現在，北京就真的對台獨幾乎完全忍讓，但這竟然是台獨最不能忍受的。
製造悲情可以得意一時，但台灣將因為陷入悲情而長久建立不起自尊，變得日日夜夜要別人對自己道歉，別人也無法尊重。陳雲林對馬英九的尊重，遠遠超過蔡英文對馬英九的尊重，馬英九卻沒有覺得蔡英文打壓他，反而蔡英文覺得馬英九不尊重自己。可見，越是為破壞，自己就越覺悲情，豈能容許台灣人民接受400年來未有的尊嚴！
作者為台灣大學政治系教授 石之瑜
出處:http://1-apple.com.tw/index.cfm?Fuseaction=Article&IssueID=20081031&art_id=31098994
2008-11-06
Re: [轉錄]1106行動聲明
下面轉錄的這篇文章是在PTT2 sipaloy寫的，他寫的東西剛好讓我想到紅高粱的一個場景。很嚇人的場景，有幾秒鐘我是摀著眼睛，透過手指間的縫隙瞄畫面。
那個鏡頭是，一群可惡的日本人帶著武器還有變態的心理，強迫九兒他們那一個區域的居民們，用雙手雙腳去將高高的紅高粱踏成平地，因為這群日本人要開路。毫無理由的，這些日本軍可以在上級(太君)的指示下，一個個槍殺那些手無寸鐵的民眾。
當地的惡霸神槍三炮，後來成了反抗日軍的一員，因此被日軍當成殺雞儆猴的目標。三炮的兩個手下很會剝牛皮，日本人才要他們倆剝下一張牛皮，給了獎賞後，就要他們把自己的主子三炮的人皮給活剝下來，否則就殺死他們。
老的那個僕人，他猶豫了幾番，最後則是拿起手上的刀，衝向日本人。他跟他的主子一起被日本軍無情的槍砲掃射死了。
年輕的那個僕人，則被太君下命去剝另外一個人的皮。那個人是劉羅漢，據說當時投靠了中共一同抗日。這個年輕的僕人，拿著刀用力往劉羅漢眉眼間割下去，淒厲的叫聲響徹那一片紅高粱。這個年輕人後來傻了、瘋了。而那片原本樸實的黃土，轉眼變成了血染的黃土。
呼，這樣的聯想，雖然有點誇張(?)我只是想說，我也很討厭那些嗜血的媒體總是很容易誇大許多事情，而那群總喜歡操弄人民情感的政客們也老愛見縫插針。然而，如果哪一天，我們再也聽不見不同的聲音，我們也忘了過去曾有一群人流血、流淚爭取了這得來不易的自由，這才是真正可悲的地方吧？
民進黨很無恥，老是拿著國旗議題炒來炒去，立場看來似乎總是為反而反。這次陳雲林來台，民進黨刻意拿著中華民國國旗，想要激怒陳雲林，想要挑起中國國民黨跟中國共產黨之間的敏感神經。但是就算他們當時執政時，想盡辦法要把中華民國國旗改掉，卻還是讓那群每天在凱達格蘭大道舉著中華民國國旗的人們盡情揮舞，讓他們大喊中國統一，不是嗎？
國民黨呢？不也老是喜歡拿著國旗呼喊些什麼、捍衛些什麼？然而這回陳雲林來台，卻只准五星旗飄揚，不准中華民國國旗出現。想想真可笑，老是說著自己的國家是中華民國，面對中國共產黨這昔日的兄弟卻顯得軟弱無能。既然無法高舉自己國家的國旗，不如直接承認1949年後就沒有中華民國阿，不如就去狠狠打那些辛苦抗戰的老兵們一巴掌，說他們堅信的反共復國不過是笑話？
作者 sipaloy (神秘隱形爸爸) 看板 AAAAAAAA
標題 Re: [轉錄]1106行動聲明
時間 Thu Nov 6 02:31:33 2008
───────────────────────────────────────
不說別的...
我這個人最喜歡親身經驗。
於是我今天親自去了晶華酒店....
老實說..我原本以為我對政治已經漸漸冷感了...
陳雲林來台我也單純的只是視作為兩岸的關係...
但是我昨天看了一整天的消息...
看到有人為了抗議手指頭被折斷、家宅權被侵犯、自由權被侵犯
重點是，警察完全說不出一個說法來....
我非常的絕望與憤怒...
所以我今天親自去看了，到底是怎麼回事....
我到了晶華酒店現場的時候，我只能說倒抽了一口涼氣.....
這幾年來陸陸續續的參與一些街頭的抗議......
我從來沒有看過這麼可怕的警力跟警棍的威嚇....
我第一次上街頭...
是我十多年前念師大附中二年級的時候.......
細節我已經記不住了.......
但是那種威嚇、跟被毆打的感覺..又重新湧上心頭....
我一直以為，經過了十幾年來政府與人民的努力改造的台灣，
今天熱心的參與公共運動與抗爭，付出的代價只有自己的青春跟賺錢的機會成本而已。
但是今天，在晶華酒店，那種抗爭要有被無理由毆打，
自由權可以毫無意義的剝奪的恐懼與危機感，又在一次的湧上心頭。
我以為我永遠不會再面對這種情緒了。
我不知道有多少年沒有在街頭抗議的現場看到高舉落下的警棍了，我今天看到了！！！
而且我做了很多實驗，從正面盾牌中間是絕對不可能進入晶華酒店的。
但是素身低調的，可以從旁邊警察的一個小缺口走進去，他只會形式上的阻攔。
但是，我在走出來之後，有一個小朋友給了我一張小小的國旗。
我心裡頭真的蠻感動的，因為我是臨時過去的，什麼都沒有準備。
我用雙面膠把他黏在衣服上，然後從那個小缺口要再走進去。
我被擋住了！！！！！！
我問說為什麼擋住了....
警察說，因為這是管制區！！！！
我說可是我五分鐘前才走出來！！
警察說，因為五分鐘前管制了！！！！
這是什麼說法！！！
然後我把國旗拿下，走到晶華的另一側，
就走進了所謂的「管制區」！！！！！
我就走到剛剛那個警察的內側，貼上國旗，我問說，對不起，請問這裡不是管制區嗎？
為什麼他們讓我進來？
有一個警察就說你去跟長官講.........
然後另一個警察就拉住他，要他不要多話。
然後我拿下國旗...
在沒有衝突的時候走入晶華酒店.......
有一些包圍得很多的地方，因為號稱包場了..
他們有合理的使用權，我就沒有走去，
因為我不想在做這個人權實驗的時候侵害他人權益留下話柄。
然後我走出晶華酒店，戴上國旗。
門口的警察把我擋住了！！！！！！！！！
我說是因為國旗嗎？我剛剛進來ok可是別上國旗就不行？
警察說，唉喔..不要標新立異啦，當然不是啦，但是你不能進來啦。
然後我就被推出來...我沒有抵抗所以也沒有衝突。
然後我第二次走進去，這次警察似乎學乖了....
他跟另一個穿西裝的人談了一下...
沒有警察來攔我。
但是圍上了十幾位晶華的美女服務員！！！！！！！！！
我第一次一口氣有這麼奢華的機會，有十幾為晶華的服務員圍成兩排在我面前
十幾位晶華美女服務員爭相的跟我道歉，詢問我要到哪一廳點餐，要為我帶位。
就在我不該如何是好的時候，緩慢的想要往前進。
（我如果硬要進去，我很怕有肢體碰觸的問題，跟警察肢體碰觸我不怕，但是
十幾個美女服務員，我怕他們覺得我吃豆腐...不想要留下話柄，所以很尷尬）
這時候不知道為什麼王幸男、賴清南他們突破封鎖線，直走道晶華大廳，
美女服務員跟警察們都很現實的跑去包圍他們了，於是我就別著國旗走進去了。
沒多久後傳出陳雲林走了的消息，我與幾位在現場認識的朋友，就先走了。
沒想到走後不久，警方就為了陳雲林這個人要走正門，
強制驅離，還有流血衝突。
今天晚上沒有走這一趟的人，你們不會想向得到這是多嚴重的事情。
我從七點多一直呆到快要十點。
現場其實很平穩，中間發生過零星的推擠，但是都不算嚴重。
（雖然也有人掛彩，用了盾牌跟警棍，也有警察推倒的時候撞倒盾牌受傷）
但是聽說我走了後的衝突非常的嚴重，起因就是因為陳雲林走不了，
要強制驅離！！！
人民自發性的攜家帶眷到開放空間的行動，竟然被警察粗暴的鎮壓。
而且不是用水柱驅離，而是用我十幾年沒有看過的警棍。
我可以不在乎中國是敵國、我也不在乎兩岸議題。
但是我心中最大的恐懼就是，我們又恢復成了一個極權主義的警察國家。
我想跟各位朋友說的是，這並不是一件小事情。
現場有一個小妹妹說，這個是戒嚴跟228的情況嗎？
我告訴他，現在的局面，原比戒嚴跟228跟嚴重。
因為戒嚴跟228是原本不相熟識的兩群人的傷害。
但是這些警察原本都是我們的鄰居，是我們的國民，就跟我們一樣。
但是今天國家機器以及國家機器所代表的意識型態，讓他們執行殘酷的任務。
他們必須毆打他們心愛的鄰居，最重要的是，國家機器毫無法律的背書的告訴他們，
這是對的，你要這樣做，而且你不這樣做，你就會受到懲罰。
我在這件事情，我想到的不是228，不是戒嚴，而是納粹對猶太人的屠殺。
漢娜鄂蘭曾經討論過一個問題：
「到底是什麼樣的一種情況，會讓人去殺自己的鄰居？並且無動於衷？」
這是個很複雜的問題，但是我們國家的權力者，正把我們的社會帶像這個方向。
自由權、家宅權、生命權都已經可以毫無理由的侵犯，而且是由我們的同胞，
再有組織的收編與教育，並且透過媒體說服我們是暴民。
讓原本是我們同胞的警察、鄰居，成為赤裸裸的劊子手。
警察們在這裡頭也無疑的是這個可怕制度與主政者陰謀下的犧牲者。
我不在乎國家，我也不在乎兩岸。
但是我不想要我們的國家變成納粹時候的德國。
我也不希望我在晶華廣場前，看到那些帶著孩子，說不出來不行的新婚夫妻。
他們的孩子未來要在一個像我小時候一樣肅殺的可怕環境中長大。
我更不想要看到這兩位帶著孩子的夫妻，經過極權主義政府的醜化，
變成了需要清洗的暴民。
我僅把我今天親自去晶華酒店的心得與大家分享。
不求大家守護台灣，但請守護我們社會最基本最基本的良知與憲法賦予的卑微權力。
※ 發信站: 批踢踢兔(ptt2.cc)
◆ From: 220.132.101.173
那個鏡頭是，一群可惡的日本人帶著武器還有變態的心理，強迫九兒他們那一個區域的居民們，用雙手雙腳去將高高的紅高粱踏成平地，因為這群日本人要開路。毫無理由的，這些日本軍可以在上級(太君)的指示下，一個個槍殺那些手無寸鐵的民眾。
當地的惡霸神槍三炮，後來成了反抗日軍的一員，因此被日軍當成殺雞儆猴的目標。三炮的兩個手下很會剝牛皮，日本人才要他們倆剝下一張牛皮，給了獎賞後，就要他們把自己的主子三炮的人皮給活剝下來，否則就殺死他們。
老的那個僕人，他猶豫了幾番，最後則是拿起手上的刀，衝向日本人。他跟他的主子一起被日本軍無情的槍砲掃射死了。
年輕的那個僕人，則被太君下命去剝另外一個人的皮。那個人是劉羅漢，據說當時投靠了中共一同抗日。這個年輕的僕人，拿著刀用力往劉羅漢眉眼間割下去，淒厲的叫聲響徹那一片紅高粱。這個年輕人後來傻了、瘋了。而那片原本樸實的黃土，轉眼變成了血染的黃土。
呼，這樣的聯想，雖然有點誇張(?)我只是想說，我也很討厭那些嗜血的媒體總是很容易誇大許多事情，而那群總喜歡操弄人民情感的政客們也老愛見縫插針。然而，如果哪一天，我們再也聽不見不同的聲音，我們也忘了過去曾有一群人流血、流淚爭取了這得來不易的自由，這才是真正可悲的地方吧？
民進黨很無恥，老是拿著國旗議題炒來炒去，立場看來似乎總是為反而反。這次陳雲林來台，民進黨刻意拿著中華民國國旗，想要激怒陳雲林，想要挑起中國國民黨跟中國共產黨之間的敏感神經。但是就算他們當時執政時，想盡辦法要把中華民國國旗改掉，卻還是讓那群每天在凱達格蘭大道舉著中華民國國旗的人們盡情揮舞，讓他們大喊中國統一，不是嗎？
國民黨呢？不也老是喜歡拿著國旗呼喊些什麼、捍衛些什麼？然而這回陳雲林來台，卻只准五星旗飄揚，不准中華民國國旗出現。想想真可笑，老是說著自己的國家是中華民國，面對中國共產黨這昔日的兄弟卻顯得軟弱無能。既然無法高舉自己國家的國旗，不如直接承認1949年後就沒有中華民國阿，不如就去狠狠打那些辛苦抗戰的老兵們一巴掌，說他們堅信的反共復國不過是笑話？
作者 sipaloy (神秘隱形爸爸) 看板 AAAAAAAA
標題 Re: [轉錄]1106行動聲明
時間 Thu Nov 6 02:31:33 2008
───────────────────────────────────────
不說別的...
我這個人最喜歡親身經驗。
於是我今天親自去了晶華酒店....
老實說..我原本以為我對政治已經漸漸冷感了...
陳雲林來台我也單純的只是視作為兩岸的關係...
但是我昨天看了一整天的消息...
看到有人為了抗議手指頭被折斷、家宅權被侵犯、自由權被侵犯
重點是，警察完全說不出一個說法來....
我非常的絕望與憤怒...
所以我今天親自去看了，到底是怎麼回事....
我到了晶華酒店現場的時候，我只能說倒抽了一口涼氣.....
這幾年來陸陸續續的參與一些街頭的抗議......
我從來沒有看過這麼可怕的警力跟警棍的威嚇....
我第一次上街頭...
是我十多年前念師大附中二年級的時候.......
細節我已經記不住了.......
但是那種威嚇、跟被毆打的感覺..又重新湧上心頭....
我一直以為，經過了十幾年來政府與人民的努力改造的台灣，
今天熱心的參與公共運動與抗爭，付出的代價只有自己的青春跟賺錢的機會成本而已。
但是今天，在晶華酒店，那種抗爭要有被無理由毆打，
自由權可以毫無意義的剝奪的恐懼與危機感，又在一次的湧上心頭。
我以為我永遠不會再面對這種情緒了。
我不知道有多少年沒有在街頭抗議的現場看到高舉落下的警棍了，我今天看到了！！！
而且我做了很多實驗，從正面盾牌中間是絕對不可能進入晶華酒店的。
但是素身低調的，可以從旁邊警察的一個小缺口走進去，他只會形式上的阻攔。
但是，我在走出來之後，有一個小朋友給了我一張小小的國旗。
我心裡頭真的蠻感動的，因為我是臨時過去的，什麼都沒有準備。
我用雙面膠把他黏在衣服上，然後從那個小缺口要再走進去。
我被擋住了！！！！！！
我問說為什麼擋住了....
警察說，因為這是管制區！！！！
我說可是我五分鐘前才走出來！！
警察說，因為五分鐘前管制了！！！！
這是什麼說法！！！
然後我把國旗拿下，走到晶華的另一側，
就走進了所謂的「管制區」！！！！！
我就走到剛剛那個警察的內側，貼上國旗，我問說，對不起，請問這裡不是管制區嗎？
為什麼他們讓我進來？
有一個警察就說你去跟長官講.........
然後另一個警察就拉住他，要他不要多話。
然後我拿下國旗...
在沒有衝突的時候走入晶華酒店.......
有一些包圍得很多的地方，因為號稱包場了..
他們有合理的使用權，我就沒有走去，
因為我不想在做這個人權實驗的時候侵害他人權益留下話柄。
然後我走出晶華酒店，戴上國旗。
門口的警察把我擋住了！！！！！！！！！
我說是因為國旗嗎？我剛剛進來ok可是別上國旗就不行？
警察說，唉喔..不要標新立異啦，當然不是啦，但是你不能進來啦。
然後我就被推出來...我沒有抵抗所以也沒有衝突。
然後我第二次走進去，這次警察似乎學乖了....
他跟另一個穿西裝的人談了一下...
沒有警察來攔我。
但是圍上了十幾位晶華的美女服務員！！！！！！！！！
我第一次一口氣有這麼奢華的機會，有十幾為晶華的服務員圍成兩排在我面前
十幾位晶華美女服務員爭相的跟我道歉，詢問我要到哪一廳點餐，要為我帶位。
就在我不該如何是好的時候，緩慢的想要往前進。
（我如果硬要進去，我很怕有肢體碰觸的問題，跟警察肢體碰觸我不怕，但是
十幾個美女服務員，我怕他們覺得我吃豆腐...不想要留下話柄，所以很尷尬）
這時候不知道為什麼王幸男、賴清南他們突破封鎖線，直走道晶華大廳，
美女服務員跟警察們都很現實的跑去包圍他們了，於是我就別著國旗走進去了。
沒多久後傳出陳雲林走了的消息，我與幾位在現場認識的朋友，就先走了。
沒想到走後不久，警方就為了陳雲林這個人要走正門，
強制驅離，還有流血衝突。
今天晚上沒有走這一趟的人，你們不會想向得到這是多嚴重的事情。
我從七點多一直呆到快要十點。
現場其實很平穩，中間發生過零星的推擠，但是都不算嚴重。
（雖然也有人掛彩，用了盾牌跟警棍，也有警察推倒的時候撞倒盾牌受傷）
但是聽說我走了後的衝突非常的嚴重，起因就是因為陳雲林走不了，
要強制驅離！！！
人民自發性的攜家帶眷到開放空間的行動，竟然被警察粗暴的鎮壓。
而且不是用水柱驅離，而是用我十幾年沒有看過的警棍。
我可以不在乎中國是敵國、我也不在乎兩岸議題。
但是我心中最大的恐懼就是，我們又恢復成了一個極權主義的警察國家。
我想跟各位朋友說的是，這並不是一件小事情。
現場有一個小妹妹說，這個是戒嚴跟228的情況嗎？
我告訴他，現在的局面，原比戒嚴跟228跟嚴重。
因為戒嚴跟228是原本不相熟識的兩群人的傷害。
但是這些警察原本都是我們的鄰居，是我們的國民，就跟我們一樣。
但是今天國家機器以及國家機器所代表的意識型態，讓他們執行殘酷的任務。
他們必須毆打他們心愛的鄰居，最重要的是，國家機器毫無法律的背書的告訴他們，
這是對的，你要這樣做，而且你不這樣做，你就會受到懲罰。
我在這件事情，我想到的不是228，不是戒嚴，而是納粹對猶太人的屠殺。
漢娜鄂蘭曾經討論過一個問題：
「到底是什麼樣的一種情況，會讓人去殺自己的鄰居？並且無動於衷？」
這是個很複雜的問題，但是我們國家的權力者，正把我們的社會帶像這個方向。
自由權、家宅權、生命權都已經可以毫無理由的侵犯，而且是由我們的同胞，
再有組織的收編與教育，並且透過媒體說服我們是暴民。
讓原本是我們同胞的警察、鄰居，成為赤裸裸的劊子手。
警察們在這裡頭也無疑的是這個可怕制度與主政者陰謀下的犧牲者。
我不在乎國家，我也不在乎兩岸。
但是我不想要我們的國家變成納粹時候的德國。
我也不希望我在晶華廣場前，看到那些帶著孩子，說不出來不行的新婚夫妻。
他們的孩子未來要在一個像我小時候一樣肅殺的可怕環境中長大。
我更不想要看到這兩位帶著孩子的夫妻，經過極權主義政府的醜化，
變成了需要清洗的暴民。
我僅把我今天親自去晶華酒店的心得與大家分享。
不求大家守護台灣，但請守護我們社會最基本最基本的良知與憲法賦予的卑微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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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om: 220.132.101.173
(轉) Taiwan: The Phantom of Police State is Back, Officially
The visit of Association for Relations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ARATS) Chair Chen Yunlin marks a historic moment in cross strait relations. Chen is the highest ranking official of the PRC ever to visit Taiwan. His five day visit to Taiwan includes talks on economic and transport links.
While some welcomed his visit many Taiwanese were extremely concerned that it threatened the nation's sovereignty. It comes after newly elected President Ma Ying-jeou told a Mexican magazine in August that relations between Taiwan and China were between two regions. This downgraded the state to state formulations made during the terms of the two previous Presidents, Chen Shui-bian and Lee Teng-hui.
Chen arrived in Taiwan on Monday 3 November. Approximately 7,000 police were mobilised to prevent any protests. However, the actions of police went far beyond merely preventing any disruptions to Chen's visit. Bloggers had plenty of comments on the actions of the police.
CoffeeShop was one of three women who were assaulted and detained by police for carrying Tibetan flags. She wrote:
我很害怕，我從沒這麼害怕過。直至半夜一點半了，寫著部落格，我的手還在發抖；我眼睛很痠了，但盯著電腦螢幕，我必須將我的感受及害怕都寫出來。
我懇請各位部落格讀者及我各位網友們，不要以各種形式去嗆陳雲林及警察。
因為，台灣人，我很怕下一個受到這種暴力對待的人，會是你／妳；我真的很怕。
I'm so afraid and I've never felt so afraid before. Up until 1:30 at night my hands are still shaking; my eyes are hurting but still looking at the screen and I must get my experience and fears written down.
I sincerely request every blogger and online friend to read this. Don't use every kind of action to go out and protest against Chen Yunlin and the police.
Because, Taiwanese people, I'm afraid the next one to be on the receiving end of this kind of violence will be you. I'm really scared.
Du Gu Mu（獨孤木） @ disappearing ROC asked if legal gatherings can make Chen Yunlin understand Taiwan's democracy.
他媽的民進黨就算打了一萬個共匪好了，他媽的這干一般民眾什麼屁事呀？警察就可以沒有搜索票就闖入民眾合法租賃的飯店空間？這關一般在路上拿著國旗抗議的 民眾什麼事？民進黨不管哪個人打人你都法辦了，可是拿這個當藉口就可以侵犯人權？你還真以為他媽的台北戒嚴了喔？幹！沒有用的無能低能總統！
Even if the bloody DPP just go out and hit 10,000 Communist bandits, what the fuck does this has to do with other normal citizens? The police can't just enter and search a hotel room that a person has legally rented. Stopping ordinary people on the road from flying the national flag in protest? For the DPP no matter who hit someone they are brought to justice, but how can the justice itself turn back to infringe on human rights with the DPP's excuse? Do you still really think bloody Taipei has gone back to martial law? The useless and incompetent President!
Melon Daily wrote that they never imagined the police would snap the national flag.
有這樣的警方嗎?陳雲林來台，台灣民眾舉國旗嗆聲被員警當場折毀，但五星旗卻可以公然飄揚，歡迎陳雲林車隊通過，連國民黨議員自己都看不下去，罵警方毀國旗已經公然觸法， 甚至更離譜的是，還有女警禁止民眾拿國旗，理由竟然是因為機場是「公共場所」?
這一頭員警竟然硬生生將把象徵中華民國的國旗扯斷，但反觀中山北路這裡，這群號稱是「 中華統一促進黨」的民眾，卻可以大喇喇的舉著中國五星旗，迎接陳雲林車隊通過。
Do we have this kind of police? Chen Yunlin comes to Taiwan and people raise the national flag in protest then the police break the flag on the spot. Yet the five star flag [of China] can be openly displayed. When the motorcade of Chen Yunlin was welcomed even some KMT councillors couldn't stand to see what was happening. They scolded the police for openly acting against the law. Even worse was a female police officer who prohibited people from waving the national flag. She went so far as to give the reason that the airport is a public place.
This one police officer acted harshly to the ROC flag which is the national symbol of ROC. But on Zhongshan North Road [near the Grand Hotel] a group called the China Unification Promotion Party was able to wave the Chinese five star flag to welcome Chen Yunlin's motorcade.
June Beans Charles said the orders of superiors overruled the law.
馬英九上任不到半年,
過去八年無法想像的事一一發生.
警察的眼中竟然沒有國家法令,只有上級命令.
明明是執行毫無法源依據的勤務,
明明是在戕害民眾的自由,
明明是缺乏正當性的行動,
但你在這些警察眼中看到的是理所當然的表情,
彷彿他們很樂於戕害民眾自由,
彷彿在他們眼中維護上級的利益高於維護民眾的利益.
這個就是軍閥的心態啊!
Ma Ying-jeou has been President for less than six months, and for the past eight years things I never imagined something like this could happen just happened.
The police suddenly don't even recognize the laws of the nation, they're just following the orders of their superiors. Obviously they're carrying out their duties without regard to the law. Obviously they're destroying the ordinary people's freedom. Obviously they don't know the appropriate way to take action. But in the police officers' eyes you can see a natural expression. It's as if they are happy to destroy the people's freedoms. It's as if they see safeguarding the interests of higher authorities as more important than protecting the people's interests.
This is just the attitude of a warlord!
kiantix wrote:
民進黨那四個議員在圓山掛布條，警察要趕；吹氣球抗議黑心食品，警察要趕；光是在機場舉著國旗，警察也要趕。
這些行動夠理性夠和平了吧？但警察大人將它們同視，這無異宣示，我們莊嚴神聖的法律，平等地禁止一切集會遊行，不論理性或激情，不論和平或暴力。
說得更極端一點，在警察國家眼裡，群眾的存在就是暴力，個體意志的存在就是暴力；在中產階級看來，國家暴力以外的暴力永遠都是錯的，既然是錯的，它為什麼存在也就無須探究了。
The police want to catch four DPP city councillors who hung the signs at the Grand Hotel; the police want to catch the people who released balloons protesting against contaminated food; the police want to catch the people who just waved the national flag in the airport.
Aren't these actions peaceful enough? However, the police have made vows to protect the solemn and sacred laws which prohibit everyone coming together for parade or assembly, no matter whether its reasoned or passionate, peaceful or violent.
To speak even a bit more extremely, in the eyes of the police the people's existence is violence, the people's will is violence. It seems that the middle class think violence, except for state violence is always wrong, so why don't they need to have an inquiry about this violence if people's existence is violence?
English language bloggers also had something to say about the police. Eric at Taiwan Dream Foundation wrote that the arrival of Chen Yunlin looked like a return to martial law and was also a huge waste of police resources.
How does Ma Ying Jeou ( 馬英九) and his government deal with a person like this? By deploying 10,000 Taiwanese police just to protect Chen Yun Lin's eyes and ears from seeing and hearing the voice of the Taiwanese people. By the way, the entire police force in Taiwan numbers 70,000 to put the 10,000 into perspective. If Ma Ying Jeou is so worried that Chen Yun Lin might see the R.O.C. flag or hear someone say that Taiwan is independent and not a part of China, then he should just give Chen Yun Lin a blindfold and some ear plugs. Problem solved, and just think of all the money Taiwan could save.
A-gu at That's Impossible: Politics from Taiwan writes of some incidents that make it seem like martial law really has returned.
I think it's fair to say the government really is going WAY too far. The excuse that police are only taking measures designed to protect Chen's safety and avoid illegal demonstrations is simply not true. Martial law really is in the air. Arbitrary detentions and “banned songs” are back from the dead.
Lao Ren Cha responded to the way the media often labels Taiwan independence supporters as extremists.
They're not extremists! Well, some are. If you want extremists - those guys with that van on Dihua Street who advocate China joining the USA as the 51st state (well, 53rd after Canada and Iraq I suppose) fit the bill better. They're activists, and more people agree with them than foreign correspondents seem to realize - but so many independence-minded people don't dare say so, and realize that recognized, de jure independence is unrealistic now. That doesn't make those who voice their views extremists. It means they're exercising their right to free speech.
Looking at the last protest, I don't think 600,000 people (the author himself offers this figure below) can be labeled as ‘extremists' - they're a legitimate political bloc.
tony4tw laments the attack on freedom of speech and calls on all bloggers to unite and take action.
As a Taiwanese citizen here in Taiwan, we are asking for your help. Today, we were getting oppressed to our freedom of speech. Tomorrow, will we loose our right to any forms of freedom? After China’s invasion of Taiwan, Taiwanese will all be marched to the concentration camp! Therefore, all the Taiwanese beseech all the Plurkers to help us by passing out our message. Without your help, we are all alone! With your help, we will be able to raise awareness and fight the Goliath.
As Chen Yunlin's visit to Taiwan continues there are sure to be many more loud voices in the blogosphere making their opinions known.
*Thanks to Portnoy for his assistance with this article.
出處:http://globalvoicesonline.org/2008/11/05/taiwan-the-phantom-of-police-state-is-back-officially/
（轉) 編輯室周記：奧巴馬．淫審．黑洞與光
在黑暗的尋找，要有陽光的期盼和希望才能避免自己被黑暗所吞没。在黑暗的制度下，我們習慣以英式的黑色幽默製造笑聲，陽光離得很遠，甚至從想像中消失了。
Obama wins!
昨晚與今早都在看 Al Jazeera 的美國總統選情報導，一邊看，一邊為 globalvoices 整理中港兩邊的網上討論，寫完後 check email 和 twitter，google chat 裡彈出朋友的留言：we are democracy again。奧巴馬贏了成條街；twitter 裡全是歡呼的聲音，大部份身邊的朋友都是 Obama 的支持者。
美國的政治，總是充滿希望的，每一個個體，都相信自己可以盡一點力帶來改變，身邊的美國朋友，總是那麼陽光，就像荷里活電影裡的 sun shine 一樣；曾幾何時，我覺得這些樂觀主義很 naive，但過去兩年，卻覺得自己在香港的政治下，太過命定式悲觀與犬儒。
我們的陽光哪裡去了？
許寶在中大的本地學術會議裡說，本地的教育界，常常在路燈下尋找丟失的鎖匙，但鎖匙卻掉在黑暗之中；前者是自欺欺人，但那些摸黑尋找的人，也卻容易變得命定而氣餒；在黑暗的尋找，要有陽光的期盼和希望才能避免自己被黑暗所吞没。在黑暗的制度下，我們習慣以英式的黑色幽默製造笑聲，陽光離得很遠，甚至從想像中消失了。
他方的希望，會否折射一點點的浮光到這暗室之中呢？
由美國擴散出來的 Creative Commons 上星期登陸香港，我與中大 cyberpolitics 的學生談 free culture 中自由的意含，在一個有自由，卻缺乏行使自由的主體的城市裡，自由文化會變成更多的消費，還是表達自我、超脫制度的實踐呢？
淫審的黑洞
因為搞獨媒，被推到淫審制度的暗室之中，驚覺香港不單沒有民主之光，諮詢政治也一塌糊塗，統治者故然選擇性地做諮詢，但那些入了諮詢架構，自稱相信民主與定位在民間的社團，亦習慣那種凡事保密的作風，又要做代表，卻不打算把討論放到公共的平台。這個暗室，變成黑洞，把光吸掉了。
我們不是不懂得想像 sunshine，而是自動地把那心中的火點弄熄了，以成為黑洞的一部份。
切淫審，不單是對抗糊亂的審查，更重要是小點小點地打破這黑洞。
這個星期五晚七點半，社會發展論壇暨獨媒離線沙龍，將討論淫審制度與公民社會的歴史與互動，講者包括曹文傑、莫乃光與葉蔭聰。灣仔富德樓獨媒辦公室見。
流量和 twitter feed
十月份根據 drupal 的統計，每天平均是七千五訪問，最高為八千七，最高擊點量文章還是兩篇好戲量的討論。民間爭拗的結果是，西洋菜街被食環進駐與清洗了，這真的是大家想看到的結果嗎？究竟我們在追求什麼？還是日復一日地臣服權力的管治，等管治者處置自己？又是一個黑洞。
昨晚順手為 inmediahk 搞了 twitter feed，雖然香港的 twitter 用戶不多，也宣傳一下：http://twitter.com/inmediahk
影像串流:
出處: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01448
Obama wins!
昨晚與今早都在看 Al Jazeera 的美國總統選情報導，一邊看，一邊為 globalvoices 整理中港兩邊的網上討論，寫完後 check email 和 twitter，google chat 裡彈出朋友的留言：we are democracy again。奧巴馬贏了成條街；twitter 裡全是歡呼的聲音，大部份身邊的朋友都是 Obama 的支持者。
美國的政治，總是充滿希望的，每一個個體，都相信自己可以盡一點力帶來改變，身邊的美國朋友，總是那麼陽光，就像荷里活電影裡的 sun shine 一樣；曾幾何時，我覺得這些樂觀主義很 naive，但過去兩年，卻覺得自己在香港的政治下，太過命定式悲觀與犬儒。
我們的陽光哪裡去了？
許寶在中大的本地學術會議裡說，本地的教育界，常常在路燈下尋找丟失的鎖匙，但鎖匙卻掉在黑暗之中；前者是自欺欺人，但那些摸黑尋找的人，也卻容易變得命定而氣餒；在黑暗的尋找，要有陽光的期盼和希望才能避免自己被黑暗所吞没。在黑暗的制度下，我們習慣以英式的黑色幽默製造笑聲，陽光離得很遠，甚至從想像中消失了。
他方的希望，會否折射一點點的浮光到這暗室之中呢？
由美國擴散出來的 Creative Commons 上星期登陸香港，我與中大 cyberpolitics 的學生談 free culture 中自由的意含，在一個有自由，卻缺乏行使自由的主體的城市裡，自由文化會變成更多的消費，還是表達自我、超脫制度的實踐呢？
淫審的黑洞
因為搞獨媒，被推到淫審制度的暗室之中，驚覺香港不單沒有民主之光，諮詢政治也一塌糊塗，統治者故然選擇性地做諮詢，但那些入了諮詢架構，自稱相信民主與定位在民間的社團，亦習慣那種凡事保密的作風，又要做代表，卻不打算把討論放到公共的平台。這個暗室，變成黑洞，把光吸掉了。
我們不是不懂得想像 sunshine，而是自動地把那心中的火點弄熄了，以成為黑洞的一部份。
切淫審，不單是對抗糊亂的審查，更重要是小點小點地打破這黑洞。
這個星期五晚七點半，社會發展論壇暨獨媒離線沙龍，將討論淫審制度與公民社會的歴史與互動，講者包括曹文傑、莫乃光與葉蔭聰。灣仔富德樓獨媒辦公室見。
流量和 twitter feed
十月份根據 drupal 的統計，每天平均是七千五訪問，最高為八千七，最高擊點量文章還是兩篇好戲量的討論。民間爭拗的結果是，西洋菜街被食環進駐與清洗了，這真的是大家想看到的結果嗎？究竟我們在追求什麼？還是日復一日地臣服權力的管治，等管治者處置自己？又是一個黑洞。
昨晚順手為 inmediahk 搞了 twitter feed，雖然香港的 twitter 用戶不多，也宣傳一下：http://twitter.com/inmediahk
影像串流:
出處: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01448
紅高粱
剛剛看完了張藝謀導演的《紅高粱》，現在腦子一片空白。先貼一個網路上找到的觀後感，以後有機會再寫我的觀後感。
影片《红高粱》鉴赏 (2008-10-15 18:42:46)
出處：http://blog.sina.com.cn/s/blog_4e86125a0100bbhm.html
影片《紅高粱》根据莫言同名中篇小说改编，由张艺谋执导。它以直線敘述的方式，展示了廣大西北勞動人民的人性之美。
影片以九兒的出嫁開場，在一陣喧嘩熱鬧的嗩吶聲中，新娘子穿著紅嫁衣，蓋上紅蓋頭，神情之中卻并無一絲作為新娘子該有的期待或羞澀，而是堅韌隱忍的。因為娶親之人不僅年過五十，更有麻風病。此時的風平浪靜還只是假象。在逆境的時候能夠如此安靜，是因為已經下了決心。她是揣著剪子上的花轎。
按習俗要用顛轎的方法折騰新娘子。然而無論轎夫們怎樣折騰，九兒始終一聲不吭。由此也可以看出九兒性情中的倔強。在某種意義上，九兒與轎頭余占鰲同樣有著一股狠勁，一股“另為玉碎，不為瓦全”的狠勁，這股狠勁始終貫穿在影片的始末。正是這股狠勁，使九兒能夠在面對搶親的強盜還能夠機智的面對，給眾人創造救自己的機會；也是這股狠勁，為她自己創造了服眾的基礎，才讓燒酒作坊沒有散夥，反而釀出好酒拾捌里紅；同時，也憑著這股狠勁，使她能夠下定決心為羅漢大叔報仇，并冒死給親友送酒送菜。值得一提的是，在接掌燒酒作坊，第一次釀出酒之後，九兒一口氣喝下一海碗羅漢大叔遞過來的酒，卻是說了聲，“我不會喝酒。”這樣的膽識，決不是江南的尋常女子可比。
同時，不管是九兒還是余占鰲，他們都不是有勇無謀的人，他們的身上有著勞動人民的智慧。在面對搶親之人，可以舍錢保命，但也會抓準時機救人救己。在面對神槍三炮的時候，九兒可以冷靜的說出，與李大頭睡過了，保全了自己。而余占鰲看到一身凌亂的九兒回到燒酒作坊，作為一個鐵血男兒，他備感羞辱，沖冠一怒為紅顏，但也并不莽撞。他能屈能申，可以不顧生死，但也知道如何既保全自己又達到目的。正是這樣的智慧，使他不僅人、財雙收，更讓他活到了最後。
文中有一段小插曲，即余占鰲與羅漢大哥的愛情衝突。作者不明寫李大頭的死因，但答案呼之欲出。余占鰲行事乾脆果斷，羅漢大哥則溫厚寬容。但在那樣貧窮又戰亂的時代，作者顯然有意成全余占鰲與九兒。在這樣的愛情衝突中，九兒也顯示出了與余占鰲一般無二的果斷。在羅漢大哥半夜不掩喜悅的向掌柜的也就是九兒道喜釀出了好酒的時候，卻是余占鰲開了房門。這樣的快刀斬亂麻，顯然是有意為之。
以现代人的英雄观来看，九儿不失为巾帼不让须眉，而余占鳌虽有直爽的痞子味——他有很多痞子甚至强盗一般的行为：抢夺回门的新娘子九儿，并在高粱地里与之野合；在酿好的高粱酒里面撒尿——但也有很多英雄行为。影片没有以过多的笔墨来描画他们的爱国热情，他们的抗日也只是单纯的出于为罗汉大哥报仇。黄土地教育的缺失，使他们没有被封建观念束缚太深，也使他们没有可以诉之于口的爱国意识，他们的国仇只是源于家恨。正是这样有缺点有优点，有血有肉的人物性格，才真实而又完整的反映了西北人民的人性光辉，反映了黄土高原上的民族文化心理。
影片《红高粱》鉴赏 (2008-10-15 18:42:46)
出處：http://blog.sina.com.cn/s/blog_4e86125a0100bbhm.html
影片《紅高粱》根据莫言同名中篇小说改编，由张艺谋执导。它以直線敘述的方式，展示了廣大西北勞動人民的人性之美。
影片以九兒的出嫁開場，在一陣喧嘩熱鬧的嗩吶聲中，新娘子穿著紅嫁衣，蓋上紅蓋頭，神情之中卻并無一絲作為新娘子該有的期待或羞澀，而是堅韌隱忍的。因為娶親之人不僅年過五十，更有麻風病。此時的風平浪靜還只是假象。在逆境的時候能夠如此安靜，是因為已經下了決心。她是揣著剪子上的花轎。
按習俗要用顛轎的方法折騰新娘子。然而無論轎夫們怎樣折騰，九兒始終一聲不吭。由此也可以看出九兒性情中的倔強。在某種意義上，九兒與轎頭余占鰲同樣有著一股狠勁，一股“另為玉碎，不為瓦全”的狠勁，這股狠勁始終貫穿在影片的始末。正是這股狠勁，使九兒能夠在面對搶親的強盜還能夠機智的面對，給眾人創造救自己的機會；也是這股狠勁，為她自己創造了服眾的基礎，才讓燒酒作坊沒有散夥，反而釀出好酒拾捌里紅；同時，也憑著這股狠勁，使她能夠下定決心為羅漢大叔報仇，并冒死給親友送酒送菜。值得一提的是，在接掌燒酒作坊，第一次釀出酒之後，九兒一口氣喝下一海碗羅漢大叔遞過來的酒，卻是說了聲，“我不會喝酒。”這樣的膽識，決不是江南的尋常女子可比。
同時，不管是九兒還是余占鰲，他們都不是有勇無謀的人，他們的身上有著勞動人民的智慧。在面對搶親之人，可以舍錢保命，但也會抓準時機救人救己。在面對神槍三炮的時候，九兒可以冷靜的說出，與李大頭睡過了，保全了自己。而余占鰲看到一身凌亂的九兒回到燒酒作坊，作為一個鐵血男兒，他備感羞辱，沖冠一怒為紅顏，但也并不莽撞。他能屈能申，可以不顧生死，但也知道如何既保全自己又達到目的。正是這樣的智慧，使他不僅人、財雙收，更讓他活到了最後。
文中有一段小插曲，即余占鰲與羅漢大哥的愛情衝突。作者不明寫李大頭的死因，但答案呼之欲出。余占鰲行事乾脆果斷，羅漢大哥則溫厚寬容。但在那樣貧窮又戰亂的時代，作者顯然有意成全余占鰲與九兒。在這樣的愛情衝突中，九兒也顯示出了與余占鰲一般無二的果斷。在羅漢大哥半夜不掩喜悅的向掌柜的也就是九兒道喜釀出了好酒的時候，卻是余占鰲開了房門。這樣的快刀斬亂麻，顯然是有意為之。
以现代人的英雄观来看，九儿不失为巾帼不让须眉，而余占鳌虽有直爽的痞子味——他有很多痞子甚至强盗一般的行为：抢夺回门的新娘子九儿，并在高粱地里与之野合；在酿好的高粱酒里面撒尿——但也有很多英雄行为。影片没有以过多的笔墨来描画他们的爱国热情，他们的抗日也只是单纯的出于为罗汉大哥报仇。黄土地教育的缺失，使他们没有被封建观念束缚太深，也使他们没有可以诉之于口的爱国意识，他们的国仇只是源于家恨。正是这样有缺点有优点，有血有肉的人物性格，才真实而又完整的反映了西北人民的人性光辉，反映了黄土高原上的民族文化心理。
2008-11-05
(活動)抗議警察暴力！捍衛自由人權！
抗議警察暴力！捍衛自由人權！
從11月3日開始，中國海協會代表團來臺與政府簽署各項協定，同時在臺北各處，就陸續出現警方藉「維安」之名，對各類以和平方式表達不同意見者，進行粗暴的盤查、損毀、沒收、禁制、拉扯、驅離甚至拘捕。絕大多數遭致警察暴力相向的民眾，根本不曾靠近陳雲林人身，有的市民甚至只是路過、停留或單純拍攝記錄，即遭受上述對待。
透過媒體畫面傳送，我們驚覺事態嚴重—這已經不是維安有否過當的技術問題、更不只是政黨認同選擇的問題，而是暴力化的國家公權，對市民社會的嚴重挑釁和侵犯。所有彷彿戒嚴、罔顧自由人權與民主價值的管控鎮壓，連執政黨的國會議員都質問行政院長；卻只見身為最高責任主管的劉揆，仍在輕佻地詭辯和推責。實在令人既錯愕憤怒，又深感羞辱和不安。
我們不禁要問：難道要強化兩岸經貿交流，也必須透過降低臺灣的民主自由程度、以達成與中國同樣極權統治的水準嗎？
才不過短短幾天，臺灣人民好不容易匍匐建立的民主自由體制，在滿城的警力、威嚇的氛圍與強勢的防堵中，幾近崩解。我們政府，在如同警察國家的武裝保護裡，自我陶醉於「歷史性儀式」的想像、與酒酣耳熱的輪番大宴中。於此，憲法所保障人民的自由言論與行動權利，完全地被擱置、甚至忘卻。
因為多數的強勢作為根本違憲違法，無怪乎鏡頭前沒有一個警察能理直氣壯說出，他們根據何種「法律」，執行這般上級交待的勤務。警察原是保護人民的公僕，如今在這政府由上而下的嚴峻要求中，競相成了限制與懲罰人民表達意見的打手。我們無意歸咎個別只能服從上命的員警，相對的，我們嚴正要求下達此一惡令的政府高層，必須負起最大的政治責任。
我們只是一群憂心臺灣混亂現況與未來發展的大學教授、學生、文化工作者和市民，在沒有任何政黨與團體動員及奧援的前提下，十一月六日（四）上午十一點，將自發性地集結於行政院大門前，以「著黑衣、戴口罩」作為沈痛抗議的象徵，並牽手靜坐至訴求達成為止。我們的訴求是：
一、 馬英九總統和行政院長劉兆玄必須公開向國人道歉。
二、 警政署長王卓鈞、國安局長蔡朝明，應立刻下臺。
三、 立法院立即修改限縮人民權利的「集會遊行法」。
共同發起人：
李明璁（臺灣大學社會學系助理教授）
藍佩嘉（臺灣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
劉華真（臺灣大學社會學系助理教授）
范 雲（臺灣大學社會學系助理教授）
洪貞玲（臺灣大學新聞學所助理教授）
何東洪（輔仁大學心理學系助理教授）
管中祥（中正大學傳播學系助理教授）
張鐵志（作家，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博士後選人）
陳育青（紀錄片工作者）
林世煜（文化工作者）
胡慧玲（陳文成紀念基金會執行長）
李昀真（臺大社會系二年級學生）
張勝涵（臺大政治系二年級學生）
吳沛憶（臺大政治系四年級學生）
陳柏屼（臺大社會系三年級學生）
陳家慶（臺大法律系三年級學生）
余崇任（臺大社會系三年級學生）
彭維昭（臺大外文系四年級學生）
楊緬因（臺大人類系二年級學生）
李東諺（政大臺史所一年級學生）
王聖芬（臺大中文系四年級學生）
李冠和（臺大政治系四年級學生）
張之豪（市民）
羅雅珮（臺大社會系三年級學生）
藍士博（政大臺文所碩士班)）
李怡慧（四方報編輯）
蔡耀緯（台大歷史所碩士班學生）
王賀龍 (台大材料系三年級學生)
鄭友淳 (開南大學觀光系學生)
蔡昀祐（清大人社系三年級學生）
李俊達（東吳哲學所碩士班一年級）
阮俊達（市民）
溫若含（政大臺文所碩士班學生）
吳岳勳（政治大學心理系三年級學生）
曾嬿融 (臺大社會所二年級學生)
黃威霖（台大政研所碩士生）
李孟珊 (台大社會系四年級學生)
劉維民（臺大社會系四年級學生）
李沛宜（台大政治系三年級學生）
葉冠妤 (臺大新聞所二年級學生)
賴力安 (北醫公衛所碩士生)
廖國翔 (台大法律系三年級學生)
劉美妤（台大外文系四年級學生）
江欣盈（中研院國際研究生）
王胤豪 (台大政治系三年級學生)
其他名單陸續確認中…
從11月3日開始，中國海協會代表團來臺與政府簽署各項協定，同時在臺北各處，就陸續出現警方藉「維安」之名，對各類以和平方式表達不同意見者，進行粗暴的盤查、損毀、沒收、禁制、拉扯、驅離甚至拘捕。絕大多數遭致警察暴力相向的民眾，根本不曾靠近陳雲林人身，有的市民甚至只是路過、停留或單純拍攝記錄，即遭受上述對待。
透過媒體畫面傳送，我們驚覺事態嚴重—這已經不是維安有否過當的技術問題、更不只是政黨認同選擇的問題，而是暴力化的國家公權，對市民社會的嚴重挑釁和侵犯。所有彷彿戒嚴、罔顧自由人權與民主價值的管控鎮壓，連執政黨的國會議員都質問行政院長；卻只見身為最高責任主管的劉揆，仍在輕佻地詭辯和推責。實在令人既錯愕憤怒，又深感羞辱和不安。
我們不禁要問：難道要強化兩岸經貿交流，也必須透過降低臺灣的民主自由程度、以達成與中國同樣極權統治的水準嗎？
才不過短短幾天，臺灣人民好不容易匍匐建立的民主自由體制，在滿城的警力、威嚇的氛圍與強勢的防堵中，幾近崩解。我們政府，在如同警察國家的武裝保護裡，自我陶醉於「歷史性儀式」的想像、與酒酣耳熱的輪番大宴中。於此，憲法所保障人民的自由言論與行動權利，完全地被擱置、甚至忘卻。
因為多數的強勢作為根本違憲違法，無怪乎鏡頭前沒有一個警察能理直氣壯說出，他們根據何種「法律」，執行這般上級交待的勤務。警察原是保護人民的公僕，如今在這政府由上而下的嚴峻要求中，競相成了限制與懲罰人民表達意見的打手。我們無意歸咎個別只能服從上命的員警，相對的，我們嚴正要求下達此一惡令的政府高層，必須負起最大的政治責任。
我們只是一群憂心臺灣混亂現況與未來發展的大學教授、學生、文化工作者和市民，在沒有任何政黨與團體動員及奧援的前提下，十一月六日（四）上午十一點，將自發性地集結於行政院大門前，以「著黑衣、戴口罩」作為沈痛抗議的象徵，並牽手靜坐至訴求達成為止。我們的訴求是：
一、 馬英九總統和行政院長劉兆玄必須公開向國人道歉。
二、 警政署長王卓鈞、國安局長蔡朝明，應立刻下臺。
三、 立法院立即修改限縮人民權利的「集會遊行法」。
共同發起人：
李明璁（臺灣大學社會學系助理教授）
藍佩嘉（臺灣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
劉華真（臺灣大學社會學系助理教授）
范 雲（臺灣大學社會學系助理教授）
洪貞玲（臺灣大學新聞學所助理教授）
何東洪（輔仁大學心理學系助理教授）
管中祥（中正大學傳播學系助理教授）
張鐵志（作家，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博士後選人）
陳育青（紀錄片工作者）
林世煜（文化工作者）
胡慧玲（陳文成紀念基金會執行長）
李昀真（臺大社會系二年級學生）
張勝涵（臺大政治系二年級學生）
吳沛憶（臺大政治系四年級學生）
陳柏屼（臺大社會系三年級學生）
陳家慶（臺大法律系三年級學生）
余崇任（臺大社會系三年級學生）
彭維昭（臺大外文系四年級學生）
楊緬因（臺大人類系二年級學生）
李東諺（政大臺史所一年級學生）
王聖芬（臺大中文系四年級學生）
李冠和（臺大政治系四年級學生）
張之豪（市民）
羅雅珮（臺大社會系三年級學生）
藍士博（政大臺文所碩士班)）
李怡慧（四方報編輯）
蔡耀緯（台大歷史所碩士班學生）
王賀龍 (台大材料系三年級學生)
鄭友淳 (開南大學觀光系學生)
蔡昀祐（清大人社系三年級學生）
李俊達（東吳哲學所碩士班一年級）
阮俊達（市民）
溫若含（政大臺文所碩士班學生）
吳岳勳（政治大學心理系三年級學生）
曾嬿融 (臺大社會所二年級學生)
黃威霖（台大政研所碩士生）
李孟珊 (台大社會系四年級學生)
劉維民（臺大社會系四年級學生）
李沛宜（台大政治系三年級學生）
葉冠妤 (臺大新聞所二年級學生)
賴力安 (北醫公衛所碩士生)
廖國翔 (台大法律系三年級學生)
劉美妤（台大外文系四年級學生）
江欣盈（中研院國際研究生）
王胤豪 (台大政治系三年級學生)
其他名單陸續確認中…
(轉) 應該反省的問題─在紀念大躍進50周年和改革開放30周年國際研討會上的致詞
（美國）林培瑞 Dr.Perry Links
去年六月，在美國二十一世紀中國基金會、加州大學爾灣分校和美國華人圖書館協會南加州分會合作舉辦的「紀念『反右』五十周年的大會」上，原中國戲劇家協會副主席、當年的「右派分子」杜高先生曾經引用了中國作家張抗抗的一句話：「一個不能用今天考察昨天的民族是沒有明天的。」
今天我們再一次聚會，為的正是負責地利用我們的今天，認真地反思和考察中國的昨天，真摯地希望神州大地上能出現一個名副其實的文明的明天。
正視和直面過去的痛苦和黑暗是不容易做到的事情。我們都身處日常生活的慣性之中，對回顧以往的痛苦，人的心理具有各種抗拒和規避的本能。但張抗抗說得對：正視和直面過去有必要，也能起一種不可缺少的治療作用。在這方面，美國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十八世紀到十九世紀中葉，美國是個有奴隸的社會。甚至到今天為止，奴隸社會餘波引起的各種有關問題還沒有徹底地消除。但同時，我們也得承認，美國社會在這個問題上有了不少的進步。有進步的地方是因為通過文學作品、新聞媒體，公開演講、法院的裁決等等的渠道，越來越多的美國人能夠正視和直面奴隸社會的醜惡，也就能夠較快地治癒過去的病態。
二十世紀是個血腥世紀，它的歷史上有不少其他的例子，不少要求民族反省的問題。大的例子包括德國，日本，前蘇聯，南非，中國；中等大小的例子包括亞美尼亞，智利，柬埔寨，塞爾維亞，盧安達；較小的例子還有許許多多別的。民族反省的歷史記錄呢？大的例子?面，德國對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反思比較漂亮，南非對以往的種族歧視問題的反省也做得相當好，日本對以往侵略戰爭的反省在不好不壞之間。可惜中國對共產主義罪惡的反省相比較之下顯得最差。毛死以後「傷痕文學」開了個有希望的頭，但在共產黨的壓力之下，沒能深入，只好在表層上停滯。往後，不管是中國的文學，媒體，課本，博物館，甚至網絡都禁止正面考察過去，不允許深入的反省。中國人只能認同一種畸形的文化定位。
產生這個局面的原因是顯而易見的。執政黨認為正視和直面自己的過去的歷史錯誤和罪惡會影響自己當前的穩定和自己將來的利益，因此禁止任何公開的研究和討論。
我們的這次會議的出發點完全不同。我們的大前提不是任何政黨的利益，而是全體中國老百姓的利益。回顧共產黨的歷史罪惡是有必要的，這不僅因為同一個政黨的後代還在執政，對自己歷史上的錯誤和罪惡還堅持不作負責任的反省；還因為認真地反省對中國老百姓的精神面貌的發展也極有必要。有人說中國三十年改革開放是個大分水嶺，以前以後都絕然不同，可是歷史顯然沒有那麼簡單。毛時代的極端「節欲」與現在普遍的「人欲橫流」之間沒有反彈關係嗎？毛時代的「一切為集體」和現在的「一切為個人」也沒有物極必反的關係嗎？在毛時代的意識形態中，極力推崇「卑賤者」和今日的殘酷鄙視社會底層的人也沒有「矯枉過正」的微妙關係嗎？毛時代的「打倒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跟今日「憤青」的狂熱民族主義到底有沒有令人深思的牽連？這些都不是簡單的「是」與「否」的問答題，而是需要很多深度反省和研究的問題。共產黨不允許研究這一類的問題，但我們的會議絕對地歡迎和鼓勵。
今年是大躍進的開端的五十周年。我一直覺得中國知識分子，在「反右」和「文革」的相比之下，把大躍進看得不夠重要。僅以非正常死亡率來衡量，大躍進──大饑荒中死去的無辜的中國老百姓的總數要比文革死去的總數大二十倍，甚至二十倍以上。和反右相比的話，這個比率自然還更大。但譴責大躍進的文字也一樣多二十倍嗎？很可惜不是。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肯定有很多，但其中有沒有這樣的一個：大躍進──大饑荒中死亡的人絕大多數是文化水平低的農民？他們自己較難發出聲音？知識分子作家是否更願意寫知識分子的悲慘故事，也就是以反右和文革為背景的故事為主，而農民的故事不那麼能進入他們的心?去？我們在反省的時候，這恐怕也是一個應該反省的問題。
我今天向大家道歉。因為在加州大學有無法更動的教學任務，以致我無法來西東大學和紐約參加這一具有歷史意義的盛會。但我由衷地感謝各位不遠千里而來的朋友，尤其是來自中國大陸的學者和朋友。我也非常感謝會議的組織者和其他為了這一會議的順利召開作了大量工作的朋友和同事。
祝會議圓滿成功！
(本文作者為美國加州大學河濱分校校長專任講座教授、美國二十一世紀中國基金會董事長)
出處:http://www.chengmingmag.com/cm373/373spfeature/spfeature16.html
去年六月，在美國二十一世紀中國基金會、加州大學爾灣分校和美國華人圖書館協會南加州分會合作舉辦的「紀念『反右』五十周年的大會」上，原中國戲劇家協會副主席、當年的「右派分子」杜高先生曾經引用了中國作家張抗抗的一句話：「一個不能用今天考察昨天的民族是沒有明天的。」
今天我們再一次聚會，為的正是負責地利用我們的今天，認真地反思和考察中國的昨天，真摯地希望神州大地上能出現一個名副其實的文明的明天。
正視和直面過去的痛苦和黑暗是不容易做到的事情。我們都身處日常生活的慣性之中，對回顧以往的痛苦，人的心理具有各種抗拒和規避的本能。但張抗抗說得對：正視和直面過去有必要，也能起一種不可缺少的治療作用。在這方面，美國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十八世紀到十九世紀中葉，美國是個有奴隸的社會。甚至到今天為止，奴隸社會餘波引起的各種有關問題還沒有徹底地消除。但同時，我們也得承認，美國社會在這個問題上有了不少的進步。有進步的地方是因為通過文學作品、新聞媒體，公開演講、法院的裁決等等的渠道，越來越多的美國人能夠正視和直面奴隸社會的醜惡，也就能夠較快地治癒過去的病態。
二十世紀是個血腥世紀，它的歷史上有不少其他的例子，不少要求民族反省的問題。大的例子包括德國，日本，前蘇聯，南非，中國；中等大小的例子包括亞美尼亞，智利，柬埔寨，塞爾維亞，盧安達；較小的例子還有許許多多別的。民族反省的歷史記錄呢？大的例子?面，德國對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反思比較漂亮，南非對以往的種族歧視問題的反省也做得相當好，日本對以往侵略戰爭的反省在不好不壞之間。可惜中國對共產主義罪惡的反省相比較之下顯得最差。毛死以後「傷痕文學」開了個有希望的頭，但在共產黨的壓力之下，沒能深入，只好在表層上停滯。往後，不管是中國的文學，媒體，課本，博物館，甚至網絡都禁止正面考察過去，不允許深入的反省。中國人只能認同一種畸形的文化定位。
產生這個局面的原因是顯而易見的。執政黨認為正視和直面自己的過去的歷史錯誤和罪惡會影響自己當前的穩定和自己將來的利益，因此禁止任何公開的研究和討論。
我們的這次會議的出發點完全不同。我們的大前提不是任何政黨的利益，而是全體中國老百姓的利益。回顧共產黨的歷史罪惡是有必要的，這不僅因為同一個政黨的後代還在執政，對自己歷史上的錯誤和罪惡還堅持不作負責任的反省；還因為認真地反省對中國老百姓的精神面貌的發展也極有必要。有人說中國三十年改革開放是個大分水嶺，以前以後都絕然不同，可是歷史顯然沒有那麼簡單。毛時代的極端「節欲」與現在普遍的「人欲橫流」之間沒有反彈關係嗎？毛時代的「一切為集體」和現在的「一切為個人」也沒有物極必反的關係嗎？在毛時代的意識形態中，極力推崇「卑賤者」和今日的殘酷鄙視社會底層的人也沒有「矯枉過正」的微妙關係嗎？毛時代的「打倒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跟今日「憤青」的狂熱民族主義到底有沒有令人深思的牽連？這些都不是簡單的「是」與「否」的問答題，而是需要很多深度反省和研究的問題。共產黨不允許研究這一類的問題，但我們的會議絕對地歡迎和鼓勵。
今年是大躍進的開端的五十周年。我一直覺得中國知識分子，在「反右」和「文革」的相比之下，把大躍進看得不夠重要。僅以非正常死亡率來衡量，大躍進──大饑荒中死去的無辜的中國老百姓的總數要比文革死去的總數大二十倍，甚至二十倍以上。和反右相比的話，這個比率自然還更大。但譴責大躍進的文字也一樣多二十倍嗎？很可惜不是。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肯定有很多，但其中有沒有這樣的一個：大躍進──大饑荒中死亡的人絕大多數是文化水平低的農民？他們自己較難發出聲音？知識分子作家是否更願意寫知識分子的悲慘故事，也就是以反右和文革為背景的故事為主，而農民的故事不那麼能進入他們的心?去？我們在反省的時候，這恐怕也是一個應該反省的問題。
我今天向大家道歉。因為在加州大學有無法更動的教學任務，以致我無法來西東大學和紐約參加這一具有歷史意義的盛會。但我由衷地感謝各位不遠千里而來的朋友，尤其是來自中國大陸的學者和朋友。我也非常感謝會議的組織者和其他為了這一會議的順利召開作了大量工作的朋友和同事。
祝會議圓滿成功！
(本文作者為美國加州大學河濱分校校長專任講座教授、美國二十一世紀中國基金會董事長)
出處:http://www.chengmingmag.com/cm373/373spfeature/spfeature16.html
(轉) 一件值得深思的小事
吴庸（北京）
城里有许多收购废品（俗称“破烂儿”）的小贩，骑辆平板三轮，沿街吆喝，塑料瓶、旧报纸、零碎铜铁，只要有点利用价值就收购。有时还能收到桌椅板凳、旧电视、微波炉乃至替换下来的电脑。价格是极低廉的，一个旧书桌只给5块钱，旧衣服只能按公斤计价。他们把旧物送到集中收购点，收取一点辛苦费。1公斤旧报，8毛钱收来，送到集中点只赚1毛钱。1天下来能挣到三五十元，月收入处于1000到2000元水平，除去饭费、房屋租费、水电费、零花费，攒下四五百元就算不错了。这种生活总比守在农村刨那三五亩地强，令村里人羡慕，于是成群结伙进城谋生。这是在社会的夹缝中挣扎着奔饭吃的群体，他们的状态成为大陆社会生活的一角。
这些平凡的人如今遇上难题：不是奥运时赶他们回乡，而是收购价格普遍低落，这条生活之路面临危机。奥运前，旧报1公斤达到过1.7-1.8元，收购1公斤可以赚取辛苦费一两毛钱。最近连续降价，一度每天跌两毛，已经跌至公斤6毛。收破烂儿的说：“收购站的老板一周得亏几十万呢！我们收的废品都压在他库里，没人要，这样下去，我们也没法干了！”《北京青年报》10月23日特地揭示，“一个做废品生意的老板因为赔了三四百万，两口子寻了短见”。在物价继续看涨声中，居然有些商品价格狂降乃至引发人命案，令人注目。
废品价格强势下跌说明其下游产业严重不振。旧报严重滞销表示用旧报化浆造纸的产业急剧萎缩；旧塑料瓶没人要，说明塑料制品业已陷低迷。它传达的信号是：这些行业的经济实体运行开始滞涩。不能不问：这是个别现象，还是有普遍性？是暂时失调，还是会历时长久？对此寻根究柢看来是必要的。
钢铁产业的亢奋已是明日黄花
作为大陆经济基础的钢铁业的生产状况给人以警觉。钢产量从1996年突破1亿吨，2003年达2亿吨，2005年为3.5亿吨，2007年接近5亿吨，简直是突飞猛进，尤其是2003至2007年猛烈火爆。如今，为筹办奥运大搞竞赛场馆建设的巨大拉动作用已经不再，大搞办公楼、写字楼等形像工程、政绩工程的动力已经趋弱，居住用房的建设劲头也在收缩，建筑热开始冷却，对建筑用钢的需要开始缩减。其他产业用钢，比如汽车制造业，2007年汽车销量增幅为25％，2008年估计只增6.7％，2009年预料与上年持平，汽车用钢明显降低。这些因素导致钢铁产品不再是紧俏物资，它在市场上的直接反映就是价格跌落，从今年6月到10月，短短4个月，综合钢价下跌30-45％，这是对生产者的严重警告。中国钢铁工业协会秘书长单尚华通告：钢铁行业10月份全行业亏损，迫使企业急速限产。“我的钢铁”网首席分析师贾良群证实，10月份有15-20％的大型钢铁企业实行限产，有些中小钢企从8月就停产或半停产。钢铁产业的亢奋已是明日黄花。
钢铁生产疲软是全国实体经济不景气的缩影。国家发改委透露，2008上半年，年销售收入5000万元以上的中小企业于2008上半年有6.7万家倒闭，超过2000万工人因此而失业，纺织行业小企业倒闭者超过万家。这种态势反映在宏观经济指标上，就成了总体经济增长速度降低。国家统计局公布：GDP同比增长率，2008年1季度为10.6％，2季度降为10.1％，3季度降为9％，前3个季度平均增长9.9％。这是6年来增速首次降至个位数。8—9％是经济增长的底线，再低下去就无法满足每年1500万到2000万劳力的就业需求。经济增长回落、企业利润下降的结果是国家财政减收。全国财政收入，今年7月增长16.5％，8月增长10.1％，9月仅增长3.1％，当月支出却增长11.6％，形成赤字932亿元。相应的，全国税收2008上半年增长33.5％，9月仅增2.5％，如计及通胀因素则为负增长。上述3项指标，大体概括了大陆经济呈现的衰颓之势。不能因为这些数据只表示短期经济波动，便认为它不足以证明经济运行的“衰颓”。问题在于明察秋毫才是经济判断的责任，等到危机已造成灾祸再发出警示则为时已晚。英国《金融时报》10月21日和22日先后刊载经济学家陈颖嘉的评论认为“中国的增长奇迹终于结束了”，评论家杰夫.代尔认为“中国经济扩张期显然即将走到尽头。”这是中肯的分析。
当局对此也略有感触。温总理10月25日表示，要把“一抑通胀，二保增长”改为“一保增长，二抑通胀”，把“增长”放在首位。他说，从6月份就已经调整宏观经济政策，最重要的是扩大内部需求，主要是消费需求。不过，从采取的调整措施看，比如提高粮食最低收购价、增加对低收入者的补贴、下调住房交易税费、降低房贷利率和购房首付比例、提高出口退税率、强压定期存贷款利率等等，不仅力度甚小，而且是治标而非治本之策。这些挽救危机的对策，即使再加大力度，也只能稍许减少危机的痛苦折磨，萧条之势是不可避免的，至于复苏的呈现则是不易把握的企盼。说到底，在现有政策框架内，中国大陆经济能否再度复元为筹办奥运时那样的经济扩张状态是很可怀疑的。
大陆经济走出困境的明智之举
温总理说：“最重要的是扩大内部需求，主要是消费需求”，很好！但要明确究竟是怎样的内部需求。目前，抗危机、减亏损、追利润是各个行业普遍的共同需求，既是国资委掌管的百余家大型与特大型国有企业集团的需求，也是数百万家中小企业的需求，更是个体、私营企业的需求，这些内部需求应该如何“扩大”？政策取向是否应该有所侧重？再说消费需求，既有上述百余家企业集团职工的消费需求，也有约两亿农民工的消费需求，还有约7亿土里刨食的农民的消费需求，这些消费需求应如何“扩大”？政策取向是否也要突出重点？显然，这些问题的明确和解决是大陆经济走出困境的明智之举。
国资委掌管的央企集团垄断性极强，具有自发地延长和扩张垄断的需求。它们或者对关键性经济资源具有“绝对控制力”，或者对重要企业保持“绝对控股”或“相对控股”能力，由此产生的垄断性收益滋养着这些企业集团不断做大。这是它们的利益所在，不断膨胀对垄断利益的追求是它们操作的必然。但这些垄断收益并非来自技术进步和市场竞争，具有强制剥夺大众的性质，应有必要的扼制手段，不应助长；这些企业集团成立以来，除缴纳必要税费外，所得利润留在企业消化，违背“全民所有制”性质，这种需求应即制止（已明令于2008年起纠正）；由此引发的企业集团内部利益分配的无序化已远远超出社会容忍程度，这种扩张需求必须制止。与这种垄断性需求膨胀相对的是个体、私营企业应有的需求。以私营企业而言，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和全国工商联推算，又经李成瑞测算，2005年私营企业在二、三产业全部资本中只占47％，却提供了GDP的61％。大部分私营企业是内资兴建的，它们享受不到外资企业在缴纳所得税方面的优惠条件，也得不到国有银行在贷款方面的积极支持以及工商部门在市场准入和管理方面的平等待遇。2006年国务院颁布《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其中“放宽非公有制经济市场准入”部分规定“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垄断行业和领域”、“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金融服务业”，这类条款在诞生之日就成具文，从未兑现。而这些措施正是活跃私有经济的必然需求，对克服经济危机、搞活国民经济很有必要。所谓“扩大内部需求”，这应该是政策调整的重点。抑制垄断，活跃私有，才能为经济“衰颓”注入强大活力。
扩大消费需求，当然是指有支付能力的现实的消费需求。这种消费需求表现在工资制度上。现在比较一下各方面的工薪收入情况。国资委公布2006年央企1500位负责人税前平均年收入为47.8万元，较突出的是平安保险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马明哲2007年税前报酬为6616.1万元。马明哲自称：“我的贡献和表现对得起这份薪酬。”为此爆发《千余司机上书保监会质疑平安老总年薪》，保监会则出面质辩。国资委主任李荣融立即对马明哲等高管高薪予以保护，他在新闻发布会上称：“央企负责人的薪酬是适当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则唱另调，他说，将研究和规范国企负责人的薪酬管理制度。同时，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企业国有化资产法草案时，同此前两次审议一样，仍有委员追问国企高管高薪问题。草案规定薪酬标准由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认定，委员认为这样不能控制管理成本，要和国家工资水平挂钩，不能太高。马明哲的高薪同职工与农民工工资相比确实异常突兀：2007年上海职工平均年薪为34704元，同年农民工平均年薪为14520元、农民人均纯收入为4140.4元。全国总工会2007年所作职工情况深入调查的结果显示，全国26.7％的职工过去5年从未增加过工资，而按每天只1美元生活费衡量，大陆还有3.5亿陷于贫困的人口。绝对的贫富差距因基尼系数已达到0.48和0.5而响起警报。在这种情况下，所谓扩大消费需求，是继续推动马明哲辈扩大高薪收入呢，还是致力于在发展经济的基础上切实提高职工和农民的收入呢？问题就是这样界线分明地摆在面前。如果不是把政策的基点放在切实提高广大群众的现实购买力上，则对经济调整“充满信心”的表态就成了空话；如果不是把立足点切实转到社会基层方面，则“权为民所用”的誓言就成了假话。
“权为民所用”的誓言成了假话
把中国大陆经济由外向出口型转向内需动力型是十分艰苦的过程，绝不是轻而易举之事。温总理在亚欧首脑会闭幕后的记者会上宣布了这一转变，看来是十分郑重的。他说：“记者们可以看到，中国有广大的农村，有广大的西部地区，城乡发展差距和地区发展差距比较大，因此我们内需还有很大的潜力，市场还有很大的空间。”他显然无视或回避了把“广大的农村”的需求、“广大的西北地区”的需求、“城乡发展差距”的需求、“地区发展差距”的需求挖掘出来所需要的巨大能量，没有这样的能量，那些庞大的需求就不能转换为现实的力量。他还无视或回避了目前遇到的经济困难乃是一场经济危机的开始，不是把“保增长”与“抑通胀”换位，并采取若干小幅经济调整措施，就可以“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他更无视或回避了经济发展模式的这一转变，在既无理论支撑又无全体动员的情势下，凭温某人的力量是无法操控的。所以，对当局此番启动内需的动作不宜持乐观其成的态度。
需要看到，执政者眼下遭遇的困境是前所未有的。北京奥运挣得的“辉煌”业已黯然，人们正在黯然中品味那场“辉煌”的梦幻般的离奇。花钱无底，就属世间少有的离奇事。“辉煌”时究竟花去纳税人多少公帑，我相信，官府绝对给不出一张准确的账目清单。如今，上上下下才渐渐悟到烧钱运动的报应。只举一件小事就可感悟这个报应：胡温曾宣布，对全国退休职工从2007年连续3年增发退休金，第一年甚至明令必须某月某日发到退休者手中，不得有误，让大家及时“感谢党的恩情”，没想到第二年，奥运一过，钱箱空空，增长退休金一事，胡温再不提及。这二位一定希望大家把此事忘了，象希望大家把文革、六四统统忘掉一样。现在已届年底，2008年增发退休金事大约泡汤儿了，正如这场经济发展模式转型亦将泡汤儿一样。
（2008.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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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议报》第379期 http://www.chinaeweek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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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里有许多收购废品（俗称“破烂儿”）的小贩，骑辆平板三轮，沿街吆喝，塑料瓶、旧报纸、零碎铜铁，只要有点利用价值就收购。有时还能收到桌椅板凳、旧电视、微波炉乃至替换下来的电脑。价格是极低廉的，一个旧书桌只给5块钱，旧衣服只能按公斤计价。他们把旧物送到集中收购点，收取一点辛苦费。1公斤旧报，8毛钱收来，送到集中点只赚1毛钱。1天下来能挣到三五十元，月收入处于1000到2000元水平，除去饭费、房屋租费、水电费、零花费，攒下四五百元就算不错了。这种生活总比守在农村刨那三五亩地强，令村里人羡慕，于是成群结伙进城谋生。这是在社会的夹缝中挣扎着奔饭吃的群体，他们的状态成为大陆社会生活的一角。
这些平凡的人如今遇上难题：不是奥运时赶他们回乡，而是收购价格普遍低落，这条生活之路面临危机。奥运前，旧报1公斤达到过1.7-1.8元，收购1公斤可以赚取辛苦费一两毛钱。最近连续降价，一度每天跌两毛，已经跌至公斤6毛。收破烂儿的说：“收购站的老板一周得亏几十万呢！我们收的废品都压在他库里，没人要，这样下去，我们也没法干了！”《北京青年报》10月23日特地揭示，“一个做废品生意的老板因为赔了三四百万，两口子寻了短见”。在物价继续看涨声中，居然有些商品价格狂降乃至引发人命案，令人注目。
废品价格强势下跌说明其下游产业严重不振。旧报严重滞销表示用旧报化浆造纸的产业急剧萎缩；旧塑料瓶没人要，说明塑料制品业已陷低迷。它传达的信号是：这些行业的经济实体运行开始滞涩。不能不问：这是个别现象，还是有普遍性？是暂时失调，还是会历时长久？对此寻根究柢看来是必要的。
钢铁产业的亢奋已是明日黄花
作为大陆经济基础的钢铁业的生产状况给人以警觉。钢产量从1996年突破1亿吨，2003年达2亿吨，2005年为3.5亿吨，2007年接近5亿吨，简直是突飞猛进，尤其是2003至2007年猛烈火爆。如今，为筹办奥运大搞竞赛场馆建设的巨大拉动作用已经不再，大搞办公楼、写字楼等形像工程、政绩工程的动力已经趋弱，居住用房的建设劲头也在收缩，建筑热开始冷却，对建筑用钢的需要开始缩减。其他产业用钢，比如汽车制造业，2007年汽车销量增幅为25％，2008年估计只增6.7％，2009年预料与上年持平，汽车用钢明显降低。这些因素导致钢铁产品不再是紧俏物资，它在市场上的直接反映就是价格跌落，从今年6月到10月，短短4个月，综合钢价下跌30-45％，这是对生产者的严重警告。中国钢铁工业协会秘书长单尚华通告：钢铁行业10月份全行业亏损，迫使企业急速限产。“我的钢铁”网首席分析师贾良群证实，10月份有15-20％的大型钢铁企业实行限产，有些中小钢企从8月就停产或半停产。钢铁产业的亢奋已是明日黄花。
钢铁生产疲软是全国实体经济不景气的缩影。国家发改委透露，2008上半年，年销售收入5000万元以上的中小企业于2008上半年有6.7万家倒闭，超过2000万工人因此而失业，纺织行业小企业倒闭者超过万家。这种态势反映在宏观经济指标上，就成了总体经济增长速度降低。国家统计局公布：GDP同比增长率，2008年1季度为10.6％，2季度降为10.1％，3季度降为9％，前3个季度平均增长9.9％。这是6年来增速首次降至个位数。8—9％是经济增长的底线，再低下去就无法满足每年1500万到2000万劳力的就业需求。经济增长回落、企业利润下降的结果是国家财政减收。全国财政收入，今年7月增长16.5％，8月增长10.1％，9月仅增长3.1％，当月支出却增长11.6％，形成赤字932亿元。相应的，全国税收2008上半年增长33.5％，9月仅增2.5％，如计及通胀因素则为负增长。上述3项指标，大体概括了大陆经济呈现的衰颓之势。不能因为这些数据只表示短期经济波动，便认为它不足以证明经济运行的“衰颓”。问题在于明察秋毫才是经济判断的责任，等到危机已造成灾祸再发出警示则为时已晚。英国《金融时报》10月21日和22日先后刊载经济学家陈颖嘉的评论认为“中国的增长奇迹终于结束了”，评论家杰夫.代尔认为“中国经济扩张期显然即将走到尽头。”这是中肯的分析。
当局对此也略有感触。温总理10月25日表示，要把“一抑通胀，二保增长”改为“一保增长，二抑通胀”，把“增长”放在首位。他说，从6月份就已经调整宏观经济政策，最重要的是扩大内部需求，主要是消费需求。不过，从采取的调整措施看，比如提高粮食最低收购价、增加对低收入者的补贴、下调住房交易税费、降低房贷利率和购房首付比例、提高出口退税率、强压定期存贷款利率等等，不仅力度甚小，而且是治标而非治本之策。这些挽救危机的对策，即使再加大力度，也只能稍许减少危机的痛苦折磨，萧条之势是不可避免的，至于复苏的呈现则是不易把握的企盼。说到底，在现有政策框架内，中国大陆经济能否再度复元为筹办奥运时那样的经济扩张状态是很可怀疑的。
大陆经济走出困境的明智之举
温总理说：“最重要的是扩大内部需求，主要是消费需求”，很好！但要明确究竟是怎样的内部需求。目前，抗危机、减亏损、追利润是各个行业普遍的共同需求，既是国资委掌管的百余家大型与特大型国有企业集团的需求，也是数百万家中小企业的需求，更是个体、私营企业的需求，这些内部需求应该如何“扩大”？政策取向是否应该有所侧重？再说消费需求，既有上述百余家企业集团职工的消费需求，也有约两亿农民工的消费需求，还有约7亿土里刨食的农民的消费需求，这些消费需求应如何“扩大”？政策取向是否也要突出重点？显然，这些问题的明确和解决是大陆经济走出困境的明智之举。
国资委掌管的央企集团垄断性极强，具有自发地延长和扩张垄断的需求。它们或者对关键性经济资源具有“绝对控制力”，或者对重要企业保持“绝对控股”或“相对控股”能力，由此产生的垄断性收益滋养着这些企业集团不断做大。这是它们的利益所在，不断膨胀对垄断利益的追求是它们操作的必然。但这些垄断收益并非来自技术进步和市场竞争，具有强制剥夺大众的性质，应有必要的扼制手段，不应助长；这些企业集团成立以来，除缴纳必要税费外，所得利润留在企业消化，违背“全民所有制”性质，这种需求应即制止（已明令于2008年起纠正）；由此引发的企业集团内部利益分配的无序化已远远超出社会容忍程度，这种扩张需求必须制止。与这种垄断性需求膨胀相对的是个体、私营企业应有的需求。以私营企业而言，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和全国工商联推算，又经李成瑞测算，2005年私营企业在二、三产业全部资本中只占47％，却提供了GDP的61％。大部分私营企业是内资兴建的，它们享受不到外资企业在缴纳所得税方面的优惠条件，也得不到国有银行在贷款方面的积极支持以及工商部门在市场准入和管理方面的平等待遇。2006年国务院颁布《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其中“放宽非公有制经济市场准入”部分规定“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垄断行业和领域”、“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金融服务业”，这类条款在诞生之日就成具文，从未兑现。而这些措施正是活跃私有经济的必然需求，对克服经济危机、搞活国民经济很有必要。所谓“扩大内部需求”，这应该是政策调整的重点。抑制垄断，活跃私有，才能为经济“衰颓”注入强大活力。
扩大消费需求，当然是指有支付能力的现实的消费需求。这种消费需求表现在工资制度上。现在比较一下各方面的工薪收入情况。国资委公布2006年央企1500位负责人税前平均年收入为47.8万元，较突出的是平安保险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马明哲2007年税前报酬为6616.1万元。马明哲自称：“我的贡献和表现对得起这份薪酬。”为此爆发《千余司机上书保监会质疑平安老总年薪》，保监会则出面质辩。国资委主任李荣融立即对马明哲等高管高薪予以保护，他在新闻发布会上称：“央企负责人的薪酬是适当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则唱另调，他说，将研究和规范国企负责人的薪酬管理制度。同时，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企业国有化资产法草案时，同此前两次审议一样，仍有委员追问国企高管高薪问题。草案规定薪酬标准由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认定，委员认为这样不能控制管理成本，要和国家工资水平挂钩，不能太高。马明哲的高薪同职工与农民工工资相比确实异常突兀：2007年上海职工平均年薪为34704元，同年农民工平均年薪为14520元、农民人均纯收入为4140.4元。全国总工会2007年所作职工情况深入调查的结果显示，全国26.7％的职工过去5年从未增加过工资，而按每天只1美元生活费衡量，大陆还有3.5亿陷于贫困的人口。绝对的贫富差距因基尼系数已达到0.48和0.5而响起警报。在这种情况下，所谓扩大消费需求，是继续推动马明哲辈扩大高薪收入呢，还是致力于在发展经济的基础上切实提高职工和农民的收入呢？问题就是这样界线分明地摆在面前。如果不是把政策的基点放在切实提高广大群众的现实购买力上，则对经济调整“充满信心”的表态就成了空话；如果不是把立足点切实转到社会基层方面，则“权为民所用”的誓言就成了假话。
“权为民所用”的誓言成了假话
把中国大陆经济由外向出口型转向内需动力型是十分艰苦的过程，绝不是轻而易举之事。温总理在亚欧首脑会闭幕后的记者会上宣布了这一转变，看来是十分郑重的。他说：“记者们可以看到，中国有广大的农村，有广大的西部地区，城乡发展差距和地区发展差距比较大，因此我们内需还有很大的潜力，市场还有很大的空间。”他显然无视或回避了把“广大的农村”的需求、“广大的西北地区”的需求、“城乡发展差距”的需求、“地区发展差距”的需求挖掘出来所需要的巨大能量，没有这样的能量，那些庞大的需求就不能转换为现实的力量。他还无视或回避了目前遇到的经济困难乃是一场经济危机的开始，不是把“保增长”与“抑通胀”换位，并采取若干小幅经济调整措施，就可以“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他更无视或回避了经济发展模式的这一转变，在既无理论支撑又无全体动员的情势下，凭温某人的力量是无法操控的。所以，对当局此番启动内需的动作不宜持乐观其成的态度。
需要看到，执政者眼下遭遇的困境是前所未有的。北京奥运挣得的“辉煌”业已黯然，人们正在黯然中品味那场“辉煌”的梦幻般的离奇。花钱无底，就属世间少有的离奇事。“辉煌”时究竟花去纳税人多少公帑，我相信，官府绝对给不出一张准确的账目清单。如今，上上下下才渐渐悟到烧钱运动的报应。只举一件小事就可感悟这个报应：胡温曾宣布，对全国退休职工从2007年连续3年增发退休金，第一年甚至明令必须某月某日发到退休者手中，不得有误，让大家及时“感谢党的恩情”，没想到第二年，奥运一过，钱箱空空，增长退休金一事，胡温再不提及。这二位一定希望大家把此事忘了，象希望大家把文革、六四统统忘掉一样。现在已届年底，2008年增发退休金事大约泡汤儿了，正如这场经济发展模式转型亦将泡汤儿一样。
（2008.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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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议报》第379期 http://www.chinaeweek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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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跃进50周年国际研讨会在美召开
舊聞。
中国大跃进50周年国际研讨会在美召开
2008-10-18
今年是毛泽东和中共发动大跃进五十周年，大炼钢铁、亩产万斤的虚报产量，造成近四千万人饿死。10月17号，海内外学者在美国新泽西召开国际研讨会，探讨大跃进和大饥荒的历史教训和未来挑战。本台特约记者紫荆发自纽约的报导
这次国际研讨会为期三天，第一天在新泽西的西东大学召开，后两天选在纽约的法拉盛。近60名学者参加，其中不少来自中国大陆。西东的大学校长和教务主任特别到场欢迎。
著名汉学家林培瑞在发来的贺信中表示，中国的执政党认为，正视和直面自己过去的历史错误会影响自己当前的稳定和将来的利益，因此就禁止讨论。这次会议的出发点不同，不是任何执政党的利益，而是老百姓的利益。
110万字的《墓碑》一书的作者杨继绳和《人祸》一书的作者丁抒论述了自己根据各种资料统计的大跃进和大饥荒期间的非正常死亡人数。日本共同社曾报导，中国1959年到1960年一年间，人口少了一千万。
丁抒说1958年就开始饿死人。1959年开始大面积饿死人。全国两千多个县他看了1000多个县的县志。四川最严重，1958到1962年，四川仅农村人口就减少近800万。他计算出的全国饿死人的数字下限是三千五百万。
会议组织者之一、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宋永毅在接受采访时说：“刚才大家都提到了，就是在二十世纪啊，人死最多的不是世界大战啊，人死最多的是中国的大跃进。这个事实要让大家知道。”
丁抒和杨继绳都是胡锦涛的清华校友。 曾任新华社高级记者、现在是《炎黄春秋》副社长的杨继绳说：“中国人啊，就是集体健忘症。那谁也讲过，一个民族如果不敢面对历史，这个民族就不会有未来。我研究这个苦难历史就是为了中国人避免再发生这种苦难。”
会上播放了大陆独立纪录片制片人胡杰拍摄的短篇 《粮食关纪念碑》， 记载了一个村子在大饥荒中的死亡。村民在片中说，当时浮夸风虚报产量，逼着老百姓说粮食亩产一万斤，不说就打死。而说了，就要交公粮交上去。当时能活下来的，一种是村干部，可以吃农民交上来的粮食，一种是去偷东西吃的，而这也存在被打死的风险。
前国务院发展中心主任姚坚复说， 中国的社会实践付出了巨大代价， 破坏生态和道德环境是空前的。前三十年是农民用农产品剪刀差支持工业化，后三十年是用土地的剪刀差支持工业化。
姚坚复：“改革，就是改错。三十年在错误中前进，三十年改革是在改错中前进。所以没有什么特别值得非常赞美的。改错不要说是伟大。”
他把毛泽东说的“与天斗其乐无穷”加上标点，从新断句。
姚坚复：“以掠夺性经营方式破坏农业资源的战略，这样与地奋斗，必然是其乐无！惊叹号，穷！！两个惊叹号。(笑声)”
中山大学政务学院教授李若建博士分析了大跃进时期中共官员造假的行为。 官场造假已经成了潜规则，很少有人揭穿。高层干部从容暗示，下面官员互相攀比。
对此，北京之春主编胡平说：“在大跃进那个时期造成的那种整个社会的那种心态，明明都知道真相不是那个样子，没有几个人去说真相。跟现在有类似之处啊。今天有几个不明白中国现在的情况，都知道啊。 但是就有一个很明显的算计么。别人都说假话，我说真话，我就会倒霉。”
当天发言的还有前中央党校党史教员余习广，美国三一学院经济教授文贯中等人。研讨会后，现场进入热烈讨论，分享自己的亲身经历，其中一位听众表示，要重新定义大饥荒，加上「人为」二字。
这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紫荆发自纽约的报导。
出處: http://www.chinaeforum.com/viewtopic.php?t=1869
会议组织者之一、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宋永毅在接受采访时说：“刚才大家都提到了，就是在二十世纪啊，人死最多的不是世界大战啊，人死最多的是中国的大跃进。这个事实要让大家知道。”
中国大跃进50周年国际研讨会在美召开
2008-10-18
今年是毛泽东和中共发动大跃进五十周年，大炼钢铁、亩产万斤的虚报产量，造成近四千万人饿死。10月17号，海内外学者在美国新泽西召开国际研讨会，探讨大跃进和大饥荒的历史教训和未来挑战。本台特约记者紫荆发自纽约的报导
这次国际研讨会为期三天，第一天在新泽西的西东大学召开，后两天选在纽约的法拉盛。近60名学者参加，其中不少来自中国大陆。西东的大学校长和教务主任特别到场欢迎。
著名汉学家林培瑞在发来的贺信中表示，中国的执政党认为，正视和直面自己过去的历史错误会影响自己当前的稳定和将来的利益，因此就禁止讨论。这次会议的出发点不同，不是任何执政党的利益，而是老百姓的利益。
110万字的《墓碑》一书的作者杨继绳和《人祸》一书的作者丁抒论述了自己根据各种资料统计的大跃进和大饥荒期间的非正常死亡人数。日本共同社曾报导，中国1959年到1960年一年间，人口少了一千万。
丁抒说1958年就开始饿死人。1959年开始大面积饿死人。全国两千多个县他看了1000多个县的县志。四川最严重，1958到1962年，四川仅农村人口就减少近800万。他计算出的全国饿死人的数字下限是三千五百万。
会议组织者之一、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宋永毅在接受采访时说：“刚才大家都提到了，就是在二十世纪啊，人死最多的不是世界大战啊，人死最多的是中国的大跃进。这个事实要让大家知道。”
丁抒和杨继绳都是胡锦涛的清华校友。 曾任新华社高级记者、现在是《炎黄春秋》副社长的杨继绳说：“中国人啊，就是集体健忘症。那谁也讲过，一个民族如果不敢面对历史，这个民族就不会有未来。我研究这个苦难历史就是为了中国人避免再发生这种苦难。”
会上播放了大陆独立纪录片制片人胡杰拍摄的短篇 《粮食关纪念碑》， 记载了一个村子在大饥荒中的死亡。村民在片中说，当时浮夸风虚报产量，逼着老百姓说粮食亩产一万斤，不说就打死。而说了，就要交公粮交上去。当时能活下来的，一种是村干部，可以吃农民交上来的粮食，一种是去偷东西吃的，而这也存在被打死的风险。
前国务院发展中心主任姚坚复说， 中国的社会实践付出了巨大代价， 破坏生态和道德环境是空前的。前三十年是农民用农产品剪刀差支持工业化，后三十年是用土地的剪刀差支持工业化。
姚坚复：“改革，就是改错。三十年在错误中前进，三十年改革是在改错中前进。所以没有什么特别值得非常赞美的。改错不要说是伟大。”
他把毛泽东说的“与天斗其乐无穷”加上标点，从新断句。
姚坚复：“以掠夺性经营方式破坏农业资源的战略，这样与地奋斗，必然是其乐无！惊叹号，穷！！两个惊叹号。(笑声)”
中山大学政务学院教授李若建博士分析了大跃进时期中共官员造假的行为。 官场造假已经成了潜规则，很少有人揭穿。高层干部从容暗示，下面官员互相攀比。
对此，北京之春主编胡平说：“在大跃进那个时期造成的那种整个社会的那种心态，明明都知道真相不是那个样子，没有几个人去说真相。跟现在有类似之处啊。今天有几个不明白中国现在的情况，都知道啊。 但是就有一个很明显的算计么。别人都说假话，我说真话，我就会倒霉。”
当天发言的还有前中央党校党史教员余习广，美国三一学院经济教授文贯中等人。研讨会后，现场进入热烈讨论，分享自己的亲身经历，其中一位听众表示，要重新定义大饥荒，加上「人为」二字。
这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紫荆发自纽约的报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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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 疾病负担、结构性挑战与政策抉择——全球化图景下中国农村妇女的健康问题
疾病负担、结构性挑战与政策抉择
——全球化图景下中国农村妇女的健康问题
胡玉坤
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
原载《人口与发展》2008年第2期
摘要：本文旨在从社会性别视角考察全球化时代图景下我国农村妇女的主要疾病负担和未来政策选择。研究揭示，无论留守还是外出务工者，农村妇女面临着多重严峻的生理、心理和社会健康危机。从全球化的角度来审视，我们得以洞察妇女不健康/患病的制度性和结构性障碍。种种证据表明，农村妇女这个弱势人群健康的保护和促进，归根到底是政治化的过程而不只是个技术问题。惟其如此，只有消除区域、城乡、不同社会群体及农村两性之间各种不平等的整合性探讨，方有可能打破贫困、不公正和不健康的恶性循环。在彰显人权和构建和谐社会的时代潮流中，我们再也没有理由不正视长期被漠视的农村妇女的健康与权利诉求了。
关键词：全球化；农村妇女健康；结构性挑战；政策选择
Disease Burdens ，Structural Challenges and Policy Options ：
Rural Chinese Women ‘s Health Under the Landscape of Globalization
HU Yukun
（The Institute of Population Research，Peking University）
Abstract：This study aims to examine rural women‘s disease burdensand future policy options in the landscape of globalization from genderperspective.Numerous evidence indicates that rural women face multi-dimensionalphysical，mental and social health crises.Studied from the angle ofglobalization ，we are able to gain insights into the structural andinstitutional determinants of rural women ’s illness and sickness.Healthpromotion and protection of this vulnerable group ，is ultimately，highlypolitical process rather than merely technical issues.Only the fundamentalapproach of eliminating inequalities among region ，rural/urban，differentsocial groups and both sexes in rural areas ，can we break the viciouscycle of poverty，inequity and ill health.In the current wave of theconstruction of people-centered harmonious society；there is no reasonfor us to deny long-ignored rural women ‘s health status and their rightclaim.
Yukun Hu
Key words ：globalization ；rural women‘s health；sturctural challenges；policy options
一、引言
在市场导向的改革与开放的双重变奏中，中国逐渐汇入了当今势不可挡的全球化进程。[1]始于上个世纪70年代末国门开启，全球化通过价格、市场、就业、人口迁徙、文化价值观等诸多转变，深刻影响到我国广袤疆域的各个角落，并导致了国家政策、市场力量和人们日常实践的根本性转变。史无前例的人口流动、迅猛发展的城市化、日益增多的非正规部门、逐渐市场化与私有化的医疗卫生部门以及不断削减的政府对健康、教育及其它社会项目的投资等等，殆无一不与中国融入全球体系息息相关。而上述政治经济巨变又莫不对农村个体与人口的健康产生社会性别化（gendered）的影响。
全球化对农村妇女健康的影响犹如一把双刃剑。伴随以往30年的改革开放历程，乡村约有两亿居民摆脱了绝对贫困，预期寿命随之延长，婴儿与孕产妇死亡率出现大幅下降。然而在物质日益丰裕的今天，中国区域、城乡、不同社会群体及两性之间的社会、经济、政治不平等日益凸显。各种社会不平等投射到国人健康状况和获取保健服务的不公平上，亦已成为不争的事实（China DevelopmentResearch Foundation and UNDP，2005；Kaufman ，2005；王绍光，2003）。农村许多地方，人们不仅遭受传染病和慢性病的双重困扰，而且还受到营养不良、高婴儿和孕产妇死亡率、结核病、肝炎、肠道传染病甚至一些地方病的威胁。
中国绝大多数妇女系农村妇女，她们还是越来越多地方农业生产的主力军。中国乡村农业主劳力的“女性化”因全球化的冲击而前所未有地被凸显和放大了。留守乡野的“386199大军”不仅承受着一家一户低报酬小规模小农经济的弊端，社区共同体式微的代价，还承受着市场失灵的困境乃至不平等政治经济发展的历史遗产（胡玉坤a ）。留守妇女维系的“农业女性化”和外出务工妇女创造的“南方经济奇迹”，都不可能不给她们健康带来潜在和现实的负面影响。
撇开重男轻女对农村女童生存、健康与发展造成的严重挑战不说，种种证据表明，无论留守还是外出务工者，农村妇女面临着多重严峻的生理、心理和社会健康危机。如下文所述，除却男女不平等导致两性保健服务获取上的不公平而外，农村妇女的健康风险和脆弱性还因贫困、男性大量外出务工、乡村人口老化以及户内外的性别歧视与偏见等诸多原因而大为加剧。因此，我国城市妇女中不复存在抑或不甚普遍的一些健康问题在农村妇女中依旧突出，有的甚至触目惊心。
然而，农村妇女健康问题很少进入主流学界和政界的视野。研究健康问题的主流学人，在关注区域、城乡、社会阶层之间的健康不平等时，往往会遗忘男女两性之间的健康差距（比如王绍光2003；2005）。一如往昔，除了避孕节育和孕产妇健康外，人们很少认识到有必要对农村妇女健康进行特别的干预。而在探讨健康不平等的原因与对策时，他们也往往将目光主要投向卫生体系内部的缺失。例如，尽管王绍光（2003）高屋建瓴地把公共卫生领域同时出现政府失职和市场失灵归咎于对“经济增长与市场”的迷信等制度性因素，他并未阐述卫生部门的裂变是全球化场景下社会结构急剧转型的必然产物。一如主流学界，妇女研究界探讨妇女健康不公平根源的惯常思路，也往往围绕健康服务提供和利用上的社会性别差异。这种研究路径似乎暗含这样一种假设，即纠正保健利用上的不公平就可改变两性健康状况上的差距。
然而，健康服务与产品的提供与利用终究不过是决定健康的一个重要环节而已（尽管是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像农村妇女这样弱势人群健康的保护和促进，归根到底是高度政治化的过程，而非仅仅是技术问题（胡玉坤b ）。但就本人视野所及，迄今很少有人把农村妇女健康及其在保健上的脆弱性放在全球化的时代图景中予以考察的。关于全球化与妇女健康的关系，国内外已有一些零星的理论与实证研究（如刘伯红，2005），但专门涉及全球化与农村妇女健康的却少之又少。将这一庞大群体的健康状况放置在全球化体系下加以梳理，遂成为亟待补上的一课。
利用人口与卫生统计的量化数据，并结合一些个案研究的质性分析，本文旨在从社会性别视角考察全球化背景下农村妇女的主要疾病负担及未来政策抉择。享有健康是可持续人类发展至关重要的前提已成为全球共识。投资于农村妇女健康不单有利于亿万妇女自身发展，而且关乎家庭、社区乃至整个社会的福祉与发展。在举国上下致力于构建和谐社会、落实科学发展观之际，探寻增进农村妇女健康之道，也就变得份外迫切。
二、颇堪忧虑的健康风险与危机
由于数十年的社会发展与健康干预，我国农村妇女在健康方面取得了举世公认的进步。然而，伴随中国融入世界体系，全球化连同其霸权性的市场化、权力及话语，对包括农村妇女在内的弱势人群的健康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国政府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就做出的“2000年人人享有卫生保健”的承诺，似乎正与广大农村妇女尤其是农村贫困妇女渐行渐远。
农村妇女从摇篮到坟墓的健康状况同其家庭与社会地位密不可分。社会性别差异与不平等仅是农村两性健康状况与保健服务利用方面不公平的一个向度，因为“农村妇女”毕竟不是铁板一块的同质性群体。尤其是在方今全球化大潮中，社会性别不平等同区域、城乡、社会经济状况、年龄等各种权力关系纵横交织，难解难分。离开了对其它权力等级的剖析，也就无从解读农村妇女健康状况的多样性及其流变。
各种生物与社会因素往往对妇女整个生命周期的健康有累积性的影响。像其它许多发展中国家一样，解放以来我国主要从母婴保健和计划生育的角度关注妇女健康，她们整个生命周期的其它健康问题很少成为政策关切的焦点。不仅如此，对妇女生殖健康/计划生育需求的过分强调，还不可避免导致了对育龄妇之外其它妇女人群和生育节育之外其它健康问题的拒斥。正因为如此，即便是反映妇女特有健康问题的一些国际通用指标如孕产妇死亡率，充其量也只能描述复杂而矛盾的社会现实的部分情形。从世界范围来看，全球化浪潮不仅加剧了弱势人群的健康风险，而且使以前不存在（如艾滋病）或被漠视的（像对妇女的暴力）等诸多妇女健康浮出水面，并被建构为全人类共同直面的挑战。
鉴于上述各种原由，加上囿于篇幅，本文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勾勒农村妇女的疾病负担与健康挑战：城乡居民患病和主要疾病死因的社会性别差异，计划生育与妇幼保健主要指标以及农村妇女所面临的一些严峻健康危机。
（一）城乡居民患病和主要疾病死因的社会性别差异
健康状况上的社会性别差异在世界各地普遍存在。在西方发达国家，所有年龄段的男性都有较高的死亡率，而除了婴幼期之外，妇女则有较高的发病率（Ansonand Sun ，2002）。从疾病谱和死因谱的变化来看，我国大体上也不例外。
根据1993、1998和2003年三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见表1和表2），入世后的2003年同1993年相比，调查地区城市男女的两周患病率和慢性病患病率均有所下降；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农村两性的两周患病率均呈上升之势，而慢性病患病率虽然有所下降，但下降的幅度比城市要小得多。比照两性的情形则会发现，无论两周还是慢性病患病率，城乡妇女的比例都高于城乡男性。妇女尤其是农村妇女对自己身心健康状况的评价低于男性得到了包括第二次妇女地位调查在内的其它一些实证研究的支持。
两周患病率和慢性病患病率是被访者自评的健康状况，反映了他/她们自己的主观感受。这两个主观指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应了客观事实，表明妇女的实际患病人数比男性要多。这事实上也从两周就诊率和住院率这两个客观指标中得到了印证。从下面两个表格（表2-3）来可以看到，无论城乡，女性的两周患病率和住院率一直都高于男性。妇女消费的医疗服务较多可能缘于男女之间不同的健康问题与保健需求。
从城乡妇女的两相比较可以看到，城市妇女的住院率高于农村妇女。这可能说明受医疗保障较多的城市妇女有可能获得更多的医疗服务，而农村女性卫生服务的可及性则相对较差。而且，传媒商业性炒作的狂轰滥炸，城市妇女更有可能成为医疗化陷阱的受害者。而从两周就诊率来看，农村妇女1998和2003年的比例均高于城市妇女。对农村妇女来说，只要还能劳动和维持日常生活，她们往往不认为自己有什么病或需要就医。即使存在保健服务，距离、交通、看病的机会成本、缺乏女性保健人员、医患之间的等级性关系及服务质量等等都会成为妇女寻求医疗保健的障碍。尤其是在自掏腰包支付医疗费用时，真正需要医疗服务的农村贫困妇女更有可能“小病扛着，大病拖着”。农村妇女的就诊率高于城市妇女和农村男性，可能折射出农村妇女确实遭遇到了较严重的健康问题。
其它一些实证研究也印证了女性健康状况较差的结论。例如，对河北省288村约1.5万人的调查表明（Anson and Sun ，2002），25-44岁育龄妇女的健康状况明显比同龄男性差，尤以45-59岁这个年龄段的妇女最为显着。也就是说在生命周期生产与再生产盛年期的农村妇女在享有健康处于劣势。有许多研究则显示，老年妇女失能、残疾和带病存活的时间比男性严重。老年妇女的健康状况因丈夫死亡或残疾而雪上加霜。譬如，姚洋等人对农户大病情况的研究表明，最需要关注的弱势群体是低收入组55岁以上的老年妇女。由于她们在户内健康资源分配中处于极为不利地位，即使患了大病也不能得到有效的治疗。
2003-2004年笔者在内蒙国贫县的一个贫困村生活了半载，村妇的诸多身心困扰不时映入眼帘。因孩提时代就参加集体劳动，年轻时又作为“铁姑娘”从事过大量接近生理极限的劳动，一些四五十岁的中年妇女其腰酸背痛由来已久，有记忆以来似乎就如影随形。一些人常年依赖止疼片来缓解疼痛。一些风烛残年的老年妇女操劳一生，大多病魔缠身。拿村里妇女常说的一句话来说，农忙时节妇女们忙得都顾不上生病，但只要一到农闲立马就有很多人病倒。尤其在男子缺位的家庭，留守妇女一身多任，挑起了“大梁”。艰辛疲惫、超负荷劳作几乎是日常生活的常态；紧张、担心、焦虑、无奈更超乎人们的想象。有人告诉我农忙时节累得做梦都在哭。在云南和四川的穷乡僻壤里，笔者也目睹过类似甚至更令人心酸的情形（胡玉坤a ）。村妇们心力交瘁的身影常定格在我心头，久久挥之不去。假如说这是悲剧的话，那么这种的悲剧在广大农村可谓俯拾皆是。
对疾病谱和死因谱的分析是我们理解妇女主要疾病负担另一重要途径。从表5的患病病种来看，2000年妇女疾病死因中排在前五位的分别是呼吸系病、脑血管病、恶性肿瘤、心脏病及损伤与中毒，分别占25.18%、18.93%、15.12%、13.39%和9.01%，到2005年，虽然五者的排位依旧，但所占的比重均有所下降，分别为16.93%、14.38%、11.80%、8.56%和5.54%.妇女中下降最快的是作为第一位死因的呼吸系疾病。这同生活环境尤其是居住条件的改善有关。但从2005年农村男女疾病死因的比较来看，即便男性吸烟者比女性更多，呼吸系疾病在农村女性死因中仍居首位。农村地区主要是由妇女做饭，通风设备又较差，加上吸二手烟等原因，哮喘等呼吸道问题在妇女中一直较为普遍。
再从城乡妇女疾病死因的病种来看，城市妇女排在前五位的分别是脑血管病、心脏病、恶性肿瘤、呼吸系病以及损伤和中毒，分别占21.82%、20.09%、18.36%、12.83%和6.89%.农村同样是这五个病种，而百分比高低的排序分别是呼吸系病（16.93）、脑血管病（14.38%）、恶性肿瘤（11.80）、心脏病（8.56）及损伤和中毒（5.54）。可见，农村妇女的常见病与多发病中，感染性疾病如呼吸系和消化系疾病等同生活环境、卫生条件、生活习惯有密切关系的疾病仍占重要位置。与此同时，一些慢性疾病如脑血管病和恶性肿瘤的患病率也在明显增加。上述事实说明，大多数农村妇女已度过了“第一次健康革命”，即摆脱了传染病的侵扰，现在又面临征服非传染病和慢性病的“第二次健康革命”。
（二）计划生育/妇幼保健指标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计划生育与妇幼保健指标出现了喜忧参半的变化。全球化过程在这个方面造成的最大影响表现在区域、城乡和不同社会群体在这些指标的显着差异上面。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医疗卫生的市场化使农村妇女尤其是边远地区的贫困妇女难以获得产前检查、产后访视、住院分娩以及妇科检查与治疗等基本保健服务（Bogg，2002；Fang，2004；Kaufman and Fang，2002）。作为生育载体，农村妇女因妊娠和生育而患病和死亡的风险因而比城市妇女大得多。
（1）避孕节育率
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推行的晚婚、晚育、少生加间隔的计划生育政策加速了生育转变。我国总和生育率从1970年的5.81个骤然下降为1981年的2.61个。进入80年代后，这种转变出现了波动，但总的趋势还是在下降，到90年代已接近生育替代水平（朱楚珠等1997：29）。计划生育因降低了妊娠和生孩子的风险而大为改善妇女尤其是农村妇女的生殖健康。
然而，由于妇女尤其是农村妇女在性和生殖的决策方面处于劣势地位，大多数现代避孕节育方法连同其副作用、风险和后遗症一直主要是由妇女来承担的。2006年我国已婚育龄妇女的综合避孕率为84.6%（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2007）。根据官方统计，自1976年以来每年有将近2000万左右节育手术，其中包括取环、放环、结扎和人工流产等。曾几何时，农村的计划生育近乎一刀切地强制推行一胎环二胎扎的避孕方法，几乎没有提供有关避孕选择的咨询或服务，更别说以往计划生育工作中侵犯人权的种种做法。据2004年全国计划生育统计，我国各种避孕方法的使用按百分比高低排序依次为：宫内节育器（49.79）、女性绝育（34.62）、男性绝育（7.39）、避孕套（5.72）、口服及注射避孕药（1.69）、皮下埋植（0.36）、外用药（0.26）及其它（0.17）（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编2005：292）。可见，女性避孕方法尤其是宫内节育器和女性绝育这两种长效措施仍占主导地位，而男性避孕方法（男性绝育和避孕套）的现用率还相对较低。尽管近年来采用避孕套的比例有所上升，但男性绝育术的现用率呈逐年下降趋势，而且使用者的绝对人数也在逐年下滑（刘云嵘，2007：117-118）。
（2）孕产妇死亡率
中国区域、城乡和不同妇女群体之间健康差距的最突出例子莫过于孕产妇死亡率了。除少数特例外，农村绝大多数妇女都要结婚生孩子，但由于贫困、农村缺乏保健设施和医护人员、保健费用过高等诸多原因，农村妇女尤其是边远地区贫困妇女作为生育载体的风险要比城里人高得多。跨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无论农村还是城市的孕产妇死亡率都在下降，但到2005年农村依旧是城市的2.1倍（见表5）。我国10万个活产中孕产妇死亡最低的四个省市——上海（10.8/10万）、天津（12.2/10万）、浙江（14.4/10万）和北京（18/10万）——已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而最高的四个省份——贵州（95.4）、青海（114.5）、新疆（123.7）和西藏（310.4）依然高得触目惊心（卫生部编，2005：195）。其中最低的上海和最高的西藏几乎相差29倍之遥，存在着无比讽刺的差距。而且，城市死亡的孕产妇也主要发生在流动妇女当中（Zhan，2002）。这一切在很大程度上折射了中国当下令人瞠目的社会与经济发展鸿沟。
贫困、文化程度低下、缺乏基本的妇幼保健服务、自孩提时代就缺乏营养和保健等是农村贫困地区孕产妇死亡率居高不下的几个主要原因。就目前采取的措施来看，我们进一步降低农村孕产妇死亡的空间似乎已经很小了。倘使按目前的速度推进，要想达到《妇女发展纲要（2006-2010）》提出的2010年达到39.75/10万的目标似乎是可望而不可及的。这一现象反衬出的问题颇值得人们深思。从理论上讲，对于像农村贫困地区孕产妇死亡率居高不下之类的健康挑战，我们并不是不知道其根源，也不是缺乏应对手段，其关键还在于我们依旧缺乏强有力的承诺和行动。
（3）其它孕产妇保健指标
产前检查率、产后访视率、住院分娩率等其它孕产妇保健指标在区域、城乡和不同社会群体之间也表现出异常显著的差异。比如就住院分娩率来说，北京、天津、上海和浙江都在99%以上，而一些贫困落后地区则远远落在后面，西藏仅29.8%，贵州为38.9%，云南是60.1%（卫生部，2006）。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04年进行的调查也显示，农村调查地区32%的婴儿是在家出生的，其中西部高达41.6%，中部为25.2%，东部为17.9%（韩俊，2006：84）。Zhan（2002）对上海当地居民和外来打工孕产妇健康服务利用和妊娠结果的研究也揭示了两者之间显着的差异。该研究表明，各种社会经济及其它结构性因素妨碍了外来打工者产前检查次数、检查项目以及住院分娩等，从而导致了后者较高的生育风险和妊娠结果，包括低体重儿、早产、围产死亡等。
（4）平均期望寿命
伴随生活水平逐渐提高，城乡地区的期望寿命也在增加。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显示，中国人均期望寿命为71.4岁。由于城乡生活环境、水平与生活方式的不同，城镇居民的人均期望寿命75.21岁，农村居民为69.55岁，前者比后者高出5岁多。尽管缺乏确切的数据，但城乡妇女之间的差距可以肯定也有这么悬殊。尽管妇女期望寿命较男性高，但在1975到2007年的30多年间才增加了7.9岁，明显滞后于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和收入的显著增长。
数据来源：1975年以前的数据来自UNDP（1997）第18页；1981、1990和2000数字来自人口普查，见2005中国卫生统计年鉴209页；2007年妇女的预期寿命见新华社2007年3月7日电（记者李薇薇等）中国女性平均预期寿命达74.1岁。http://news.xinhuanet.com/society/2007-03/07/content_5813664.htm
上述指标从健康维度反映了我国区域、城乡及不同社会群体之间不平衡的社会经济发展。官方公布的量化指标尤其是负面指标往往相对保守，有的恐怕只能反映严峻问题的部分情形。其中即便是分城乡的一些聚合性指标，通常也难以反映农村最贫弱的妇女群体的状况。更何况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之下，妇女整个生命周期的许多健康问题并不是几个传统指标就可以量度的。故此，下文还将阐述在全球重构的情境中浮出水面进入了学者和政策者视野并对农村妇女健康与发展有严重后果的几个大众健康问题。
（三）农村妇女遭遇的健康危机
许多严峻的大众健康问题在农村妇女身上表现得尤其突出，下面仅罗列几项。
（1）艾滋病危机
艾滋病是在势不可挡的当代全球化风潮、在中国改革启动后急速的社会转型过程中传入、传播并加剧蔓延的。根据国务院防治艾滋病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和联合国艾滋病中国专题组发布的《中国艾滋病防治联合评估报告（2007）》，截止到2007年底，中国现存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约70万人（55-85万之间），其中艾滋病病人约8.5万人，当年新发感染者5万（2007：1）。目前我国艾滋病疫情正处于由吸毒者、商业性工作者、同性恋男性等高危人群向低风险或无风险的一般人群大规模扩散的临界历史关口，其中70%的感染者/患者是农村人口。
2007年《报告》还估计，现存70万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中，经异性性接触感染的已达到40.6%.伴随异性性接触传播日益走向前台，妇女的易感性和脆弱性就愈加凸显出来了。像全球趋势一样，中国艾滋病动态变化的一个惊人现象是感染者中男女比例的急剧变化。据国务院防治艾滋病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和联合国艾滋病中国专题组2004年发布的报告，我国报告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中，女性的比例从1998年的15.3%上升到2004年9月底的39%（见表9）。截止到2007年10月底，全国累计报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中，男性占71.3%，女性占28.7%；艾滋病病人中男性占60.6，女性占39.4%（2007：6）。这一切昭示着艾滋病病毒/艾滋病对妇女尤其是农村妇女的巨大威胁。且不说以农村女性为主体的卖淫和卖血妇女首当其冲遭受侵害的事实，不安全或强制性的性活动、贫困、早婚、对妇女的暴力、对性问题的沉默以及对自己的身体、性健康以及艾滋病的无知等等，也都有可能使许多农村妇女毫无防范地面临丈夫/男友带回的风险（胡玉坤b ）[2].
资料来源：国务院防治艾滋病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和联合国艾滋病中国专题组。中国艾滋病防治联合评估报告（2004）。第8页
（2）生殖健康问题
除艾滋病之外，非意愿妊娠、不安全人工流产、由妊娠与生孩子引起的病残与死亡、贫困边缘山区的避孕节育问题、生殖道感染、性传播疾病等等都是严重困扰农村妇女身心的生殖健康问题。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世界银行就指出，中国妇女1/3的疾病负担主要是因为生殖健康方面的疾病引起（世界银行，1993）。据《2006年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调查前的6个月内至少有过一种生殖道感染症状的育龄妇女比例为34.1%，其中农业户口的妇女为38.0%，非农业户口的为24.0%（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2007）。另据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2007年5月发布的《实施情况中期评估报告》，局部地区的调查结果表明，农村妇女生殖道感染和性传播疾病的患病率在40%-65%之间，明显高于城市，已成为常见的妇科疾病（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2007）。生殖道感染往往会招致并发症而反复发作，久治不愈。无数农村妇女因这一“难言之隐”而倍受折磨。
经济改革和国门开启以来，上个世纪60年代中国已宣告成功消灭了的各种性病卷土重来，并泛滥成灾。1980年据报道全国只有48例性传播疾病，但1985年到1989年的年增长率达到了三位数，平均为121.2%.1989-1997年缓慢上升，年增长率为15.2%.1985年总计5838例，2000年为859，040例（Yang，2004）。2006年在全国27种甲、乙类法定报告传染病的发病率居前五位：病毒性肝炎、肺结核、痢疾、梅毒和淋病（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a ）。2005年当年女性性病的报告例数为为32.5万（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2007：25），但实际数目肯定比报告要多得多，而以农村女性为主体的迁徙流动者又成了重灾区。
（3）职业健康与安全问题
农村妇女尤其是留守妇女承担起了大量甚至全部农活，为家庭经济付出的100%努力。新的劳动负担也带来新的健康风险，尤其是农药的危害、意外损伤等。职业危害在打工族中更为突出。外出打工的妇女主要从贫困省份流向城市/富裕地区的低端行业和部门，主要集中在诸如纺织、橡胶、制鞋、化工、陶瓷、铸造、玩具、电子产品等私有的制造业部门或者具色情性质的娱乐、洗浴、发廊、餐饮、旅馆等服务性行业，从事城里人和当地人不愿意做的苦活、累活和脏活。无论在乡镇企业还是南方出口加工区就业，她们往往集中在劳动密集型的小规模企业，不仅设备陈旧，工艺落后，而且作业环境差。许多女工长期在有毒有害物质的环境中作业，深受尘、毒、噪音严重超标的职业危害（参见谭深，2004）。一些企业还存在严重的事故隐患，工伤、急性中毒、爆炸、火灾等威胁女工健康与生命的事件不绝如缕，不时见诸报端。由于缺乏促进和保护健康的社会服务，加上非正规部门没有工会组织，加班加点超工劳作现象、缺少或完全没有劳动防护、工作场所的性骚扰等等侵害妇女权益的事件也层出不穷。我国傲人经济成就背后隐藏着无数“打工妹”的辛酸苦辣乃至健康与生命的代价。
由于获取经济机会与资源的不平等，游走在农村和城市边缘处的流动女性在城乡劳动力市场面临着双重乃至多重的弱势地位。她们不仅收入低、福利差，而且缺乏就业保护和社会保障，极易落入贫困状态。而且，打工者往往更有可能生活在吸毒、暴力、强奸、卖淫及多重伴侣发生频率较高的贫困社区。再加上男女之间社会经济地位的落差，对妇女的经济剥削往往变成对妇女的性剥削。无收入或低收入的妇女易于沦入商业化性服务，或陷入长期或短期的性关系以维系其基本的需要。男女之间不平等的权力关系使性工作者难以控制其性活动并保护自己免受非意愿妊娠和性病的侵害，因而成为感染性传播疾病特别是艾滋病的高危人群。
（4）暴力的威胁
因社会流动增多，竞争压力增大，思想观念变化，维权意识增强，加上国际社会的推动，对妇女的暴力尤其是家庭暴力问题开始展露在公众的眼底。许多研究揭示，无论滞留农村还是迁徙出来，农村女孩和妇女在整个生命周期都面临身体、心理及性方面公开或隐蔽的暴力风险。由于积淀了数千年的男尊女卑思想在农村仍有相当大的市场，这一严重大众健康问题对农村妇女的生活、健康及发展的负面影响恐怕比城市妇女要大。据2000年进行的第二次妇女地位调查，24.2%的妇女遭受过配偶的身体暴力，比男性高8.6个百分点。农村挨过配偶打的妇女占25.7%，比男性高9.2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人口和社会科技统计司2004：97）。一些小型经验研究也显示了农村地区较高的暴力发生率。我国拐卖农村妇女的现象一直屡禁不绝，出生性别比的长期普遍攀升无疑预示着拐卖妇女的犯罪活动还将持续加剧。被曝光的这些数字终究只是冰山一角，它们充其量只不过反映了妇女持续受难过程的一个终端[3].对妇女暴力的普遍存在与和谐社会的建构显然是背道而驰的。
（5）心理/精神疾患
因其敏感性及其连带的污名，再加上检测制度的匮乏，中国城乡心理/精神问题病患者的确切人数不得而知。以自杀来说，虽然自杀是变化急速的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一个大众健康问题，但据世界卫生组织报道，中国是世界上唯一自杀女性超过男性的国度。中国女性自杀率比男性高的主要原因在于农村妇女的自杀率相对较高，其中成年已婚农村妇女尤其是15-24岁青年妇女自杀风险最大。在西方国家，离异、独居或有心理障碍是自杀的主要风险。而在我国农村，社会地位低下、无法应对激烈社会变革下的双重负担、户内冲突、人际关系紧张、家庭暴力、对农村生活的厌倦、易于获得农药等等，都给妇女的精神健康带来巨大压力，造成抑郁、焦虑、绝望、悲观厌世，乃至自寻短见。
上文主要还是从健康意味着身体“没有病”的狭隘角度审视的；若以更宽泛的三维健康概念来度量，为数庞大的农村妇女的健康与发展状况就更不容乐观了。这一幕幕社会性别化的乡村疾病负担和公共卫生挑战，颇类似于被全球化裹挟的其它发展中国家观察到的情形，因而具有普遍的相关性。凡此种种或多或少都可归入全球化过程引致的地方性后果。长此以往，其后果可想而知。这么些农村妇女健康问题的赫然存在，无疑是对我们十多年来一直津津乐道的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绝大讽刺，这亦与我们当下和谐社会的建构何等格格不入！
三、全球化图景下前所未有的结构性挑战
尽管全球化有不容置疑的益处，但大部分农村妇女并未充分享受到经济发展水涨船高的好处却是无法拒绝的事实。众所周知，当我国融入全球体系后，由城乡二元体制塑就的农村居民在制度上的先天缺失并未得到根本改变。全球化引致的区域、城乡、社会群体及两性之间的巨大差异，还进一步加剧了各个弱势人群的脆弱性。各种在场与缺场的、远距离与近在眼前的全球化势力交织在一起，使农村妇女的边缘性深深地嵌入整个农民群体的进一步边缘化之中。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农村妇女目前面临的诸多健康挑战是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发展模式的伴生现象，追根寻源可以归结于区域、城乡、社会群体及两性之间更深层次的不公平和不平等。
在下文中，我们将从宏观视野对全球化过程引致的结构性变化做一简要梳理。像其它社会主义国家一样，自解放后到改革前，对健康、教育等社会福利的投资一直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优先关注目标。各地农村逐渐建立起了县乡村三级医疗卫生网、“赤脚”医生队伍和合作医疗制度，即“三位一体”的农村初级卫生医疗体制。即便在“文革”期间，毛泽东主席在1965年还明确发出了“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指示（高强，2005）。那时候预防性的健康服务与健康教育倍受关注。以消灭“四害”为主要内容的“爱国卫生运动”连绵不断；倡导洗手、免疫接种、做产前检查及搞好环境卫生等内容的健康教育也家喻户晓。到1980年，全国仍有约90％的行政村实行了“合作医疗”制度，形成了集预防、医疗、保健功能于一身的三级卫生服务网络，基本上实现了“小病不出村、大病不出乡”的目标（王绍光，2003）。合作医疗以其成本低、覆盖面广、扎根社区、非专业化、技术要求不高及文化上适宜等诸多优势，使大多数农村居民享有公平而费用低廉的医疗保健，从而大大提高了医疗卫生服务的公平性和可及性。
尽管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县乡村三级医疗卫生网络对于保障农村男女的健康发挥了积极的作用。那个年代农村妇女保健的重点主要放在妊娠和分娩期间的健康问题上。由于各种大众健康干预，特别是妇幼卫生、计划生育和安全分娩服务的提供，再加上国家提高妇女经济参与和识字水平的种种努力，农村妇女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在物质极度匮乏的情形下取得了显着进步。1978年世界卫生组织在前苏联阿拉木图发起“2000年人人享有初级保健”运动时，将中国的合作医疗树为典范。中国农村初级卫生医疗体系因而享誉全球，并引起了国际上的广泛关注。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上盛行的健康部门改革从根本上改变了许多发展中国家健康干预的政策环境。与国际健康政策演变遥相呼应的中国医疗改革，也因充满各种悖论而被备受诟病。政府卫生资源的分配更多地投向了城市中高级医疗保健，国家作为初级保健提供者的作用因而大为削弱。农村各级医疗卫生机构为了经济生存不得不走上商业化和市场化的道路，医疗、预防和保健方面开始变得绝少有“免费的午餐”。医疗和保健负担于是几乎完全落到了农户和农民个人头上。据第三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农村参加合作医疗的人口比例为9.5%、各种社会医疗保险占3.1%、购买了商业医疗保险占8.3%.这就是说农村没有任何医疗保险的居民高达79.1%（卫生部，2004），几乎完全靠自己掏腰包去看病，从而剥夺了很多人就医的权利。
与此同时，靠集体经济支撑的乡村两级初级保健在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之后开始崩塌。自1980年代起合作医疗出现大面积滑坡，由改革前85%农民参加合作医疗，下降为2004年只剩下约10%的村还存在合作医疗，而且主要集中在发达地区。[4]农村初级保健在医疗保健中的作用骤然下降。三级保健网“网底”——村级初级保健的破损对农村居民特别是妇女的影响尤其明显。在健康资源稀缺的农村，多数居民最常利用的卫生资源是村卫生室。但村卫生室越来越变成了靠看病卖药赚钱的私人诊所，而且乡村医生还往往缺乏培训、资金、监督和协调（韩俊，2006）。农民“就医难、看病贵”于是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和难点问题。农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现象更是触目惊心。
这一切对农村妇女利用医疗保健服务的冲击是不言而喻的。就像宏观经济政策一样，健康方面的公共政策看似社会性别中立，其实对妇女比对男性有更大的负面影响。在我国医疗改革与发展的主流话语中，除了妇幼保健，绝少提到妇女健康，更甭提农村妇女健康。更堪忧虑的是，自我国实行计划生育起，由卫生系统提供的计划生育技术服务就从妇幼保健部门中分离出来，而以人口控制为目的的传统计划生育工作主要致力于提供避孕节育服务。农村妇女生殖健康服务隶属两个不同部门的这种条块分割对草根妇女影响尤甚。殊不知，在1994年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之后世界各地在提供生殖健康服务上越来越趋向整合，假如说我们不是反其道而行之的话，至少可以说至尽仍令人遗憾地维持了现状。
制约农村妇女健康的另一个结构性因素是因城乡二元体制的制度缺失而加剧的乡村贫困。自改革肇始以来，我国绝对贫困人口的数字一路下降，按官方数字已从1978年的约2.5亿降为2005年底的2365万。然而按照通行的国际标准，7.4亿中国农民中，有将近2亿人低于联合国规定的每天生活费1美元的贫困标准（参见唐任伍）。因全球化过程造成的不平衡发展，大多数刚刚跨过温饱门槛的农人男女，在市场冲刷面前往往弱不禁风。一些地区农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居民占贫困人口的三分之二（高强，2005），大众健康危机与生存危机互相交织形成了贫困者难以挣脱的怪圈。
由于就业、保健、教育、决策等方面普遍存在的根深蒂固的性别偏见，大部分乡村妇女无论留守者抑或流动者，都很易陷入贫困。不仅如此，许多妇女还将自己在家庭、社会和社区中较低的地位内化了，不情愿将家里有限的资源花在自己身上。根据高梦滔（2004）对云南丽江县的调查，该县2000年的住院分娩率为47.4%，贫困乡的住院分娩率只有20%.在该地区1996-1999年死亡的孕产妇大多发生在贫困社区的贫困家庭中，90%以上都是因为大出血。从表10也可以窥见，不堪承受高昂的住院分娩费用成了贫困户“勇敢地”选择风险并直面死亡的主要原因。
资料来源：高梦滔。中国农村贫困地区妇女生殖健康影响因素分析。孟宪范主编。转型社会中的中国妇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第134页
全球化背景下的商品生产、人口流动、城市化等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农户的内部组织与外部关系，导致了农村男女角色、责任、劳动分工与劳动空间的变化。中国大规模人口流动与迁移在人类历史是前所未有的，根据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结果推算，到2005年底全国流动人口接近1.5亿，占全国总人口的11.28%.15-59年的劳动年龄人口是流动的主体，接近1.2亿。流动人口中女性与男性基本持平，男性占51%，女性49%.未来几十年中国人多地少的小农经济格局将基本保持不变，被全球化裹挟的我国乡村居民还将继续源源不断地转移出来。这无论对外出还是留守男女的健康与发展都有深刻的影响。
此外，我国1999年就进入了老龄化社会的行列。据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结果推算，2005年底我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首次超过了1亿，达到了10055万，占全国总人口的7.7%；60岁及以上的人口为14422万，占全国总人口的11.03%（中国人民共和国统计局，2006：289）。因青壮年劳力大量外出，农村地区的老龄化更为严峻。缺乏基本保健和社会保护的农村老年人尤其是老年女性的比例高于城市，并且还在迅速上升。这对留守乡野的“386199军团”健康与保健问题的影响也是不言而喻的。
全球化过程引起的不平衡发展以及与之相伴生的问题，还远不止上面列举的这些。像城市化、资源退化、环境污染、性别劳动分工的重塑等等，也都对妇女农村健康构成直接或间接的威胁。在这里我们不能不提到的是农村妇女因全球化而被贬值了双重劳动负担。放眼整个寰宇，全球化过程强化了对非市场的货物与服务的贬低，其中涵括大量由妇女承担的再生产劳动[5]，同时却又加剧剥削并倚重妇女在再生产和非正规部门的劳动。在一些地方，非正规保健的负担几乎完全落到了妇女身上，她们成了事实上社安全阀（Doyal ，2002；Ewig，2006；WorldBank 2001）。中国乡村又何尝不是这样？乡土中国传统的文化规范和习俗赋予了妇女照料老人、孩子和病患者的角色，但医疗私有化和市场化无疑大大增加了妇女作为照料者的负担。
我国农村妇女抵御疾病的脆弱性和较高发病率还与她们承担的繁重的生产和再生产责任有关。农村实行一家一户耕作后，农户的劳动时间和强度相应增强了，妇女的工作、生活和照料角色也随之发生了深刻变化。许多农户的日常生计都离不开妇女的经济贡献，尤其是在贫困家庭中，人力资本几乎成了妇女的主要资产。当大批精壮劳动力源源不断地外出寻求机会时，有家务拖累的妇女滞留下来从事农业生产劳动。中国乡村农业主劳力的“女性化”因全球化的冲击而前所未有地被凸显和放大了。即便男人留在村里，妇女也因主要承担没有“影子”的家务劳动而比男的更辛苦。
许多研究已证实，农村妇女的闲暇时间比男性少得多，许多妇女因超负荷运转而心力交瘁。据全国妇联1990年9月（非农忙时节）进行的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15-64岁农村妇女平均一天的家务劳动比男性多出3个小时，到2000年第二次妇女地位调查时，由女性为主承担家务劳动的格局几乎不曾改变，农村妇女家务劳动时间仍比男性多将近三小时（国家统计局人口与社会科技统计司，1999：36和国家统计局人口与社会科技统计司，2004：103）。不仅如此，妇女应对健康危机的资源包括收入、教育、信息、技术和服务等却相对有限。家务劳动负担造成的亚健康状况和双重角色导致的心身困扰因而成为亟待探究的重要课题。
由上述分析可见，单纯的经济增长未必会自动导致弱势人群健康的改善。直到改革前夕的1978年，我国仍有2.5亿（占31%）的农村人口生活在缺衣少食的绝对贫困之中。但就在这种境况下我们仍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人类发展。与此形成对照的是，我们在过去四分之一世纪创造了连续高速增长的经济奇迹，科学技术也取得了长足进步，而由于政策导向上盲目追求GDP ，结果却导致了经济发展与人民福祉的脱节。于是乎，像公共卫生、生态环境、社会公正、劳动者权益等等问题一样，农村妇女的生存与发展也都被边缘化和极度漠视了。这就使本该可以预防或降到最低限度的许多妇女健康问题变得难以逾越。然而，这些结构性障碍并不是坚不可摧的，关键在于我们是否有撼动它们的承诺和决心。
四、投资于农村妇女健康：十字路口的政策抉择
综上所述，我国农村妇女仍不成比例地承担了很多疾病和不良健康负担，其中很多问题还是很富有挑战性的。透过这一切，我们不难窥见中国社会纵横交错互为交织的诸多权力不平等。很多农村妇女健康问题是历史遗留下来的，更多的则是与全球化时代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相伴生的，或者因全球化而变复杂化了。从全球化体系的角度来审视，我们得以对农村妇女不良健康和患病的制度性和结构性原因获得更多的洞见。缩短农村与城市妇女以及农村妇女与农村男性的健康差距，固然有赖于确保她们获得适当的保健和治疗，然而，艾滋病感染者中女性比例的不断攀升和对妇女暴力盛行等事实足以提醒我们，单靠在卫生保健系统内部诉诸生物医学模式，抑或靠提供健康资讯、技能、知识或者改变意识、求医行为之类的干预，已远不足以解决这个弱势群体的很多健康问题。
这点已为无数事实所证明。尤其在新近十年，针对或涉及农村妇女的健康干预层出不穷，其中包括一些公信度较高的知名项目，如第五第六周期“中国/联合国人口基金生育健康/计划生育项目”、国家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计划生育优质服务试点项目”、中国扶贫基金会的“母婴平安120行动”项目、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救助贫困母亲的“幸福工程”以及卫生部等单位2000起开始在中西部农村广泛实施的“降低孕产妇死亡率和消除新生儿破伤风”等等，不一而足。这类叠床架屋的项目往往各自为战。它们虽然有助于提高某些地方某些农村妇女群体的健康水平，但充其量不过引起了小面积或短暂的变化，或者仅仅能解决一时一地的问题而已，对于提高农村妇女整体健康水平来说往往收效甚微。无论涂抹上什么绚丽的色彩，这些干预主要还是把改善农村妇女健康当做纠正健康部门缺失的一个技术过程，不但缺乏整合性探讨，而且压根不系统触及各种不平等的权力关系。
面对全球化的挑战，我们再也不能仅从国家、区域或社区的角度来审视健康与发展问题了。为了回应上述现实，我们应放宽视界从域外汲取经验教训。自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发展机构一直致力于通过大众健康和初级保健活动来推动健康方面的公平待遇。1978年世界卫生组织在前苏联阿拉木图召集的初级保健国际大会上发起了“2000年人人享有保健”运动。1986年它在加拿大渥太华召集了第一届国际健康促进大会，通过了享誉全球至今仍被广泛引用的《渥太华宪章》（WHO ，1986）。该宪章以整体观高瞻远瞩地提出了全方位促进健康的5点战略：创造支持性环境；制定有益于健康的公共政策；加强社区行动；增强个人技能和重整公共服务的取向。
跨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国际健康政策出现了明显转向。健康特别是妇女健康被日益明确地被确立为一项基本人权，并被一步步推向新高。1994年开罗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通过的《行动纲领》是将人权原则用于人口与发展领域的一个代表。它重申了对促进和保护所有妇女在其整个生命周期充分享有人权的承诺，并将生育健康与权利推至国际和各国人类发展的前台。该《行动纲领》首次在一个重要的国际人口政策文件中单列了“增强妇女权力与社会性别平等”一章（第四章），明确阐明了社会性别与生殖健康的关系。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的《行动纲领》，确定了12个关切领域，其中“妇女与健康”被列为第三个战略目标。2000年9月，189个国家首脑出席的联合国千年高峰会议通过的《千年发展宣言》，进一步承诺最迟于2015年实现贫困人口减半﹑促进男女平等﹑遏止艾滋病蔓延以及确保环境可持续发展等八项目标。这一系列国际大会为一般保健尤其是性与生殖保健确立了综合性和通盘性的解决方案。健康促进和促进社会性别平等干预活动的日益交汇和国际化，无疑是世界各地地方发展实践与全球化交汇的一个投影，表征着国际潮流的新动向。
来自国际社会的推动和刺激为我们提供了以权利保障健康的机会窗口和参照系。人权、社会公正、参与、赋权、可持续发展等全球共识，日益为我们所接纳。1990年代以来我国相继制定或修订了一系列与妇女健康有关的立法，其中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1992）、《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1994）、《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2001）、《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和计划生育法》（2001）等。《妇女发展纲要》（1995-2000）和《妇女发展纲要》（2001-2010）也都设立了妇女健康的目标和指标。1990年代中叶召开的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和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也成为促使我国计划生育和卫生部门工作发生转变的一个分水岭。国际和国家的政策框架固然重要，但仅有宏观层面的权利保障或高层政府的承诺是远远不够的。
农村妇女的健康状况与国家做出的承诺还相去甚远。无论上文所述的中国的现实还是域外的经验都给了我们一系列政策启示：
第一、政府失职和市场失灵的双重缺陷使既无医疗亦无福利保障的农村妇女的健康充溢着各种不确定性。鉴于市场这只“无形的手”并不是万能的，国家理应在保障农村妇女获取初级保健和社会保护上起负起不可推卸的责任。这既是政府履行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中国政府对国际社会做出的庄严承诺。国内外大量事实已证明，改善和促进像农村妇女这样的弱势群体的健康需要政府做出持久而强有力的投入。国家应着力于重构廉价的并惠及所有农村居民的现代合作医疗体系和社会保障网络，以缓解区域、城乡、不同社会群体及两性获得医疗卫生服务的结构性不平等，从而逐渐打破贫困、不公正与不健康的恶性循环。所幸的是，近年来政府在加快实行覆盖城乡的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等方面已迈出了可喜的几步。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全球化浪潮在很大程度上已削弱了民族国家的力量，并使后者常常心有余而力不足。有鉴于此，不仅政府各部门应联手行动形成合力，政府还应致力于调动民间社会尤其是非政府组织的力量共同致力于促进妇女健康的事业。
第二、促进和改善农村妇女健康是一项系统工程，不仅需要超越健康部门的跨部门行动，而且需要把短期与长期目标结合起来的整合性干预。方今世界，各种突出的人类发展挑战——保健、教育、人口流动、妇女地位、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环境保护——存在着互为关联的因果关系。一时一事点点滴滴的干预固然重要，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式的单一突进往往顾此失彼。像推进农村总体发展一样，在改善和促进农村妇女健康上应兼顾“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在这方面，国际知名女权主义发展专家Moser （1993）关于将实际社会性别利益（practical gender interests）与战略性社会性别利益（strategic gender interests）结合起来的理论，对于我们应对农村妇女健康挑战应有一些借鉴意义。前者是指努力满足妇女日常生活中的短期实际需求，如提供食物、安全饮水，求医看病服务等；后者指消除歧视与不平等、提高妇女地位等从根本上解决社会不公平的措施。
第三、加强优质的农村初级保健系统的重构。这不仅有利于改善针对妇女的生殖健康服务，而且对于预防传染病和降少慢性病都是必不可少的。这种初级保健系统应从以疾病治疗为中心转向以预防疾病和促进健康为取向。妇幼保健和计划生育依旧是我国降低农村妇女健康问题的关键性干预。假如说计划生育技术服务部门当初另起炉灶是为了贯彻控制人口的基本国策，那么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当人口和计划生育部门的工作已从单纯的计划生育转向了生殖健康、由管理转向服务之后，长期维持的这种条块分割无疑已成了严重制约农村妇女获得初级保健的制度颈瓶。除了国际潮流的推动外，上述新形势也都呼唤撇开偏狭的部门利益，将计划生育技术服务部门同妇幼卫生部门重新整合起来，以便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从而更好地满足不同人群更广泛的生殖健康需求。
第四、健康部门的改革还必须辅以社区和家户层面的干预，以促成行为和观念上的变化。在广大农村，“男主外，女主内”的社会文化环境仍是造成男女健康差距不容忽视的文化因素。因此，以社区为基础的健康促进项目，不仅可以有效增加村民的健康意识，提高男性的参与，还有益于鼓励妇女寻求医疗保健服务。鉴于有关健康、教育、营养、花销等决策往往都是在户内做出的，要消除男女不平等和妇女被歧视的根源，还需解决户内男女权力落差的问题。
第五、鉴于男女两性健康风险、需求与经历不同，促进农村妇女健康的干预应具有社会性别敏感性。农村妇女独立意识差，组织程度低，声音微弱，权利得不到保障是不容争辩的事实。但农村妇女不知道如何捍卫自己的权利和社会上不尊重其权利是一个硬币的两个方面。所以，投资于积弱积贫的农村妇女健康应从改善其生存境况和保障其权利为出发点。农村妇女是复杂而多样化的主体，涉农政策特别是健康政策应特别注意向边远农村最贫弱的妇女群体倾斜。从长远看，农村妇女可持续的健康改善还有赖于纠正女孩和妇女在教育、就业和社会参与方面的不平等，以便使她们能真正控制影响其健康的各种决定因素。
五、小结
从上文的解读约略可见，尽管从1978到2007年改革开放已翻过了30个年头，期间虽然也有许多激动人心的承诺和新变不断的项目，但令人匪夷所思的是，较之我国闭关锁国的短缺经济时代，中国农村妇女的不良健康状况有增无减，许多健康挑战还益发彰显。回到本文开篇提到的全球化冲击，我们看到，广大农村妇女积重难返的许多健康问题及其决定因素因全球化推波助澜而加剧或变得复杂化了。全球化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次性事件，因而绝不像有人说的妇女健康问题只是社会转型的“阵痛”。就像中国乡村彻底摆脱贫困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一样，走向农村妇女人人享有保健之路，势必也会相当漫长。
“大国的崛起”要靠有健康体魄的国民。就农村妇女总量而言，她们并不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弱势群族。只有满足了占人口多数的农村妇女个体和群体的健康需求，我们才有可能实现全国性的健康目标。因此，关乎亿万农村妇女健康与发展的问题，应成为新一轮农村发展——新农村建设的铺开，新型合作医疗的推广和农村综合改革的推进——的题中应有之义和优先关注目标。人是发展的中心和经济发展的终极目标，这是全球千年发展目标运动的核心，也是中国政府小康社会愿景的精髓。在此语境之下，消除区域、城乡和两性之间越来越显着的发展鸿沟，也就成为中国未来可持续发展不可回避的重要议题。在彰显人权的时代潮流中，无论从参与、公平、效率、增权及可持续发展等人类普适价值来看，还是为构建更公平、健康与繁荣的和谐社会，我们都不复有理由再漠视中国乡村妇女的生存困境和权利诉求了。这应无论如何强调也不过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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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全球化滥殇于16世纪，但在当代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在上个世纪90年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执世界经济牛耳的国际金融机构，在第三世界大力推行笃信市场机制的新自由主义，即倡导私有化、自由化和政府财政紧缩。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发展道路尽管未完全受新自由主义的左右，但无疑受到了盛行一时的“华盛顿共识”主宰下的发展观的影响。其中心思想就是削弱政府在经济中的角色，发挥市场的主导作用（Kaufman ，2005）。中国政府大为削减对教育、保健等社会部门的投资便是这个方面的重要例证。
[2]农村庞大的性活跃青年人、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正在变化的性行为与观念、大量存在的卖淫嫖娼、多个性伴侣、女性生殖道感染以及破损的农村三级保健网与恶劣的医疗卫生条件，再加上农村居民主要采取长效措施、很少使用避孕套，艾滋病相关知识的知晓率低，自我保护意识差，凡此种种皆使乡土中国成为艾滋病滋长和蔓延的沃土（胡玉坤b ）。
[3]无数受害者对于遭受暴力已习以为常，她们迫于种种压力不愿甚至还有意隐瞒真实情形。来自警察局、法院和医院的记录往往是不完整的，以人口为基础的调查因涉及伦理、隐私和安全等问题也未必能反映实际情形。
[4]始自2003年，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部分县，开展了由中央财政、地方财政和农民自愿参加筹资、以“大病统筹”为主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试点，但以大病统筹为主的这一制度的保障功能是非常弱的。
[5][5]再生产（reproduction）涵生物的和社会的两个方面，具体而言包括生孩子、照看小孩、照料病人、做饭、洗衣、打扫卫生、提水、寻找燃柴等等。乡土社会日常生活中的生产和生产活动通常是互为交迭甚至是不分彼此的。
(轉) 疾病负担、结构性挑战与政策抉择——全球化图景下中国农村妇女的健康问题
疾病负担、结构性挑战与政策抉择
——全球化图景下中国农村妇女的健康问题
胡玉坤
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
原载《人口与发展》2008年第2期
摘要：本文旨在从社会性别视角考察全球化时代图景下我国农村妇女的主要疾病负担和未来政策选择。研究揭示，无论留守还是外出务工者，农村妇女面临着多重严峻的生理、心理和社会健康危机。从全球化的角度来审视，我们得以洞察妇女不健康/患病的制度性和结构性障碍。种种证据表明，农村妇女这个弱势人群健康的保护和促进，归根到底是政治化的过程而不只是个技术问题。惟其如此，只有消除区域、城乡、不同社会群体及农村两性之间各种不平等的整合性探讨，方有可能打破贫困、不公正和不健康的恶性循环。在彰显人权和构建和谐社会的时代潮流中，我们再也没有理由不正视长期被漠视的农村妇女的健康与权利诉求了。
关键词：全球化；农村妇女健康；结构性挑战；政策选择
Disease Burdens ，Structural Challenges and Policy Options ：
Rural Chinese Women ‘s Health Under the Landscape of Globalization
HU Yukun
（The Institute of Population Research，Peking University）
Abstract：This study aims to examine rural women‘s disease burdensand future policy options in the landscape of globalization from genderperspective.Numerous evidence indicates that rural women face multi-dimensionalphysical，mental and social health crises.Studied from the angle ofglobalization ，we are able to gain insights into the structural andinstitutional determinants of rural women ’s illness and sickness.Healthpromotion and protection of this vulnerable group ，is ultimately，highlypolitical process rather than merely technical issues.Only the fundamentalapproach of eliminating inequalities among region ，rural/urban，differentsocial groups and both sexes in rural areas ，can we break the viciouscycle of poverty，inequity and ill health.In the current wave of theconstruction of people-centered harmonious society；there is no reasonfor us to deny long-ignored rural women ‘s health status and their rightclaim.
Yukun Hu
Key words ：globalization ；rural women‘s health；sturctural challenges；policy options
一、引言
在市场导向的改革与开放的双重变奏中，中国逐渐汇入了当今势不可挡的全球化进程。[1]始于上个世纪70年代末国门开启，全球化通过价格、市场、就业、人口迁徙、文化价值观等诸多转变，深刻影响到我国广袤疆域的各个角落，并导致了国家政策、市场力量和人们日常实践的根本性转变。史无前例的人口流动、迅猛发展的城市化、日益增多的非正规部门、逐渐市场化与私有化的医疗卫生部门以及不断削减的政府对健康、教育及其它社会项目的投资等等，殆无一不与中国融入全球体系息息相关。而上述政治经济巨变又莫不对农村个体与人口的健康产生社会性别化（gendered）的影响。
全球化对农村妇女健康的影响犹如一把双刃剑。伴随以往30年的改革开放历程，乡村约有两亿居民摆脱了绝对贫困，预期寿命随之延长，婴儿与孕产妇死亡率出现大幅下降。然而在物质日益丰裕的今天，中国区域、城乡、不同社会群体及两性之间的社会、经济、政治不平等日益凸显。各种社会不平等投射到国人健康状况和获取保健服务的不公平上，亦已成为不争的事实（China DevelopmentResearch Foundation and UNDP，2005；Kaufman ，2005；王绍光，2003）。农村许多地方，人们不仅遭受传染病和慢性病的双重困扰，而且还受到营养不良、高婴儿和孕产妇死亡率、结核病、肝炎、肠道传染病甚至一些地方病的威胁。
中国绝大多数妇女系农村妇女，她们还是越来越多地方农业生产的主力军。中国乡村农业主劳力的“女性化”因全球化的冲击而前所未有地被凸显和放大了。留守乡野的“386199大军”不仅承受着一家一户低报酬小规模小农经济的弊端，社区共同体式微的代价，还承受着市场失灵的困境乃至不平等政治经济发展的历史遗产（胡玉坤a ）。留守妇女维系的“农业女性化”和外出务工妇女创造的“南方经济奇迹”，都不可能不给她们健康带来潜在和现实的负面影响。
撇开重男轻女对农村女童生存、健康与发展造成的严重挑战不说，种种证据表明，无论留守还是外出务工者，农村妇女面临着多重严峻的生理、心理和社会健康危机。如下文所述，除却男女不平等导致两性保健服务获取上的不公平而外，农村妇女的健康风险和脆弱性还因贫困、男性大量外出务工、乡村人口老化以及户内外的性别歧视与偏见等诸多原因而大为加剧。因此，我国城市妇女中不复存在抑或不甚普遍的一些健康问题在农村妇女中依旧突出，有的甚至触目惊心。
然而，农村妇女健康问题很少进入主流学界和政界的视野。研究健康问题的主流学人，在关注区域、城乡、社会阶层之间的健康不平等时，往往会遗忘男女两性之间的健康差距（比如王绍光2003；2005）。一如往昔，除了避孕节育和孕产妇健康外，人们很少认识到有必要对农村妇女健康进行特别的干预。而在探讨健康不平等的原因与对策时，他们也往往将目光主要投向卫生体系内部的缺失。例如，尽管王绍光（2003）高屋建瓴地把公共卫生领域同时出现政府失职和市场失灵归咎于对“经济增长与市场”的迷信等制度性因素，他并未阐述卫生部门的裂变是全球化场景下社会结构急剧转型的必然产物。一如主流学界，妇女研究界探讨妇女健康不公平根源的惯常思路，也往往围绕健康服务提供和利用上的社会性别差异。这种研究路径似乎暗含这样一种假设，即纠正保健利用上的不公平就可改变两性健康状况上的差距。
然而，健康服务与产品的提供与利用终究不过是决定健康的一个重要环节而已（尽管是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像农村妇女这样弱势人群健康的保护和促进，归根到底是高度政治化的过程，而非仅仅是技术问题（胡玉坤b ）。但就本人视野所及，迄今很少有人把农村妇女健康及其在保健上的脆弱性放在全球化的时代图景中予以考察的。关于全球化与妇女健康的关系，国内外已有一些零星的理论与实证研究（如刘伯红，2005），但专门涉及全球化与农村妇女健康的却少之又少。将这一庞大群体的健康状况放置在全球化体系下加以梳理，遂成为亟待补上的一课。
利用人口与卫生统计的量化数据，并结合一些个案研究的质性分析，本文旨在从社会性别视角考察全球化背景下农村妇女的主要疾病负担及未来政策抉择。享有健康是可持续人类发展至关重要的前提已成为全球共识。投资于农村妇女健康不单有利于亿万妇女自身发展，而且关乎家庭、社区乃至整个社会的福祉与发展。在举国上下致力于构建和谐社会、落实科学发展观之际，探寻增进农村妇女健康之道，也就变得份外迫切。
二、颇堪忧虑的健康风险与危机
由于数十年的社会发展与健康干预，我国农村妇女在健康方面取得了举世公认的进步。然而，伴随中国融入世界体系，全球化连同其霸权性的市场化、权力及话语，对包括农村妇女在内的弱势人群的健康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国政府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就做出的“2000年人人享有卫生保健”的承诺，似乎正与广大农村妇女尤其是农村贫困妇女渐行渐远。
农村妇女从摇篮到坟墓的健康状况同其家庭与社会地位密不可分。社会性别差异与不平等仅是农村两性健康状况与保健服务利用方面不公平的一个向度，因为“农村妇女”毕竟不是铁板一块的同质性群体。尤其是在方今全球化大潮中，社会性别不平等同区域、城乡、社会经济状况、年龄等各种权力关系纵横交织，难解难分。离开了对其它权力等级的剖析，也就无从解读农村妇女健康状况的多样性及其流变。
各种生物与社会因素往往对妇女整个生命周期的健康有累积性的影响。像其它许多发展中国家一样，解放以来我国主要从母婴保健和计划生育的角度关注妇女健康，她们整个生命周期的其它健康问题很少成为政策关切的焦点。不仅如此，对妇女生殖健康/计划生育需求的过分强调，还不可避免导致了对育龄妇之外其它妇女人群和生育节育之外其它健康问题的拒斥。正因为如此，即便是反映妇女特有健康问题的一些国际通用指标如孕产妇死亡率，充其量也只能描述复杂而矛盾的社会现实的部分情形。从世界范围来看，全球化浪潮不仅加剧了弱势人群的健康风险，而且使以前不存在（如艾滋病）或被漠视的（像对妇女的暴力）等诸多妇女健康浮出水面，并被建构为全人类共同直面的挑战。
鉴于上述各种原由，加上囿于篇幅，本文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勾勒农村妇女的疾病负担与健康挑战：城乡居民患病和主要疾病死因的社会性别差异，计划生育与妇幼保健主要指标以及农村妇女所面临的一些严峻健康危机。
（一）城乡居民患病和主要疾病死因的社会性别差异
健康状况上的社会性别差异在世界各地普遍存在。在西方发达国家，所有年龄段的男性都有较高的死亡率，而除了婴幼期之外，妇女则有较高的发病率（Ansonand Sun ，2002）。从疾病谱和死因谱的变化来看，我国大体上也不例外。
根据1993、1998和2003年三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见表1和表2），入世后的2003年同1993年相比，调查地区城市男女的两周患病率和慢性病患病率均有所下降；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农村两性的两周患病率均呈上升之势，而慢性病患病率虽然有所下降，但下降的幅度比城市要小得多。比照两性的情形则会发现，无论两周还是慢性病患病率，城乡妇女的比例都高于城乡男性。妇女尤其是农村妇女对自己身心健康状况的评价低于男性得到了包括第二次妇女地位调查在内的其它一些实证研究的支持。
两周患病率和慢性病患病率是被访者自评的健康状况，反映了他/她们自己的主观感受。这两个主观指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应了客观事实，表明妇女的实际患病人数比男性要多。这事实上也从两周就诊率和住院率这两个客观指标中得到了印证。从下面两个表格（表2-3）来可以看到，无论城乡，女性的两周患病率和住院率一直都高于男性。妇女消费的医疗服务较多可能缘于男女之间不同的健康问题与保健需求。
从城乡妇女的两相比较可以看到，城市妇女的住院率高于农村妇女。这可能说明受医疗保障较多的城市妇女有可能获得更多的医疗服务，而农村女性卫生服务的可及性则相对较差。而且，传媒商业性炒作的狂轰滥炸，城市妇女更有可能成为医疗化陷阱的受害者。而从两周就诊率来看，农村妇女1998和2003年的比例均高于城市妇女。对农村妇女来说，只要还能劳动和维持日常生活，她们往往不认为自己有什么病或需要就医。即使存在保健服务，距离、交通、看病的机会成本、缺乏女性保健人员、医患之间的等级性关系及服务质量等等都会成为妇女寻求医疗保健的障碍。尤其是在自掏腰包支付医疗费用时，真正需要医疗服务的农村贫困妇女更有可能“小病扛着，大病拖着”。农村妇女的就诊率高于城市妇女和农村男性，可能折射出农村妇女确实遭遇到了较严重的健康问题。
其它一些实证研究也印证了女性健康状况较差的结论。例如，对河北省288村约1.5万人的调查表明（Anson and Sun ，2002），25-44岁育龄妇女的健康状况明显比同龄男性差，尤以45-59岁这个年龄段的妇女最为显着。也就是说在生命周期生产与再生产盛年期的农村妇女在享有健康处于劣势。有许多研究则显示，老年妇女失能、残疾和带病存活的时间比男性严重。老年妇女的健康状况因丈夫死亡或残疾而雪上加霜。譬如，姚洋等人对农户大病情况的研究表明，最需要关注的弱势群体是低收入组55岁以上的老年妇女。由于她们在户内健康资源分配中处于极为不利地位，即使患了大病也不能得到有效的治疗。
2003-2004年笔者在内蒙国贫县的一个贫困村生活了半载，村妇的诸多身心困扰不时映入眼帘。因孩提时代就参加集体劳动，年轻时又作为“铁姑娘”从事过大量接近生理极限的劳动，一些四五十岁的中年妇女其腰酸背痛由来已久，有记忆以来似乎就如影随形。一些人常年依赖止疼片来缓解疼痛。一些风烛残年的老年妇女操劳一生，大多病魔缠身。拿村里妇女常说的一句话来说，农忙时节妇女们忙得都顾不上生病，但只要一到农闲立马就有很多人病倒。尤其在男子缺位的家庭，留守妇女一身多任，挑起了“大梁”。艰辛疲惫、超负荷劳作几乎是日常生活的常态；紧张、担心、焦虑、无奈更超乎人们的想象。有人告诉我农忙时节累得做梦都在哭。在云南和四川的穷乡僻壤里，笔者也目睹过类似甚至更令人心酸的情形（胡玉坤a ）。村妇们心力交瘁的身影常定格在我心头，久久挥之不去。假如说这是悲剧的话，那么这种的悲剧在广大农村可谓俯拾皆是。
对疾病谱和死因谱的分析是我们理解妇女主要疾病负担另一重要途径。从表5的患病病种来看，2000年妇女疾病死因中排在前五位的分别是呼吸系病、脑血管病、恶性肿瘤、心脏病及损伤与中毒，分别占25.18%、18.93%、15.12%、13.39%和9.01%，到2005年，虽然五者的排位依旧，但所占的比重均有所下降，分别为16.93%、14.38%、11.80%、8.56%和5.54%.妇女中下降最快的是作为第一位死因的呼吸系疾病。这同生活环境尤其是居住条件的改善有关。但从2005年农村男女疾病死因的比较来看，即便男性吸烟者比女性更多，呼吸系疾病在农村女性死因中仍居首位。农村地区主要是由妇女做饭，通风设备又较差，加上吸二手烟等原因，哮喘等呼吸道问题在妇女中一直较为普遍。
再从城乡妇女疾病死因的病种来看，城市妇女排在前五位的分别是脑血管病、心脏病、恶性肿瘤、呼吸系病以及损伤和中毒，分别占21.82%、20.09%、18.36%、12.83%和6.89%.农村同样是这五个病种，而百分比高低的排序分别是呼吸系病（16.93）、脑血管病（14.38%）、恶性肿瘤（11.80）、心脏病（8.56）及损伤和中毒（5.54）。可见，农村妇女的常见病与多发病中，感染性疾病如呼吸系和消化系疾病等同生活环境、卫生条件、生活习惯有密切关系的疾病仍占重要位置。与此同时，一些慢性疾病如脑血管病和恶性肿瘤的患病率也在明显增加。上述事实说明，大多数农村妇女已度过了“第一次健康革命”，即摆脱了传染病的侵扰，现在又面临征服非传染病和慢性病的“第二次健康革命”。
（二）计划生育/妇幼保健指标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计划生育与妇幼保健指标出现了喜忧参半的变化。全球化过程在这个方面造成的最大影响表现在区域、城乡和不同社会群体在这些指标的显着差异上面。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医疗卫生的市场化使农村妇女尤其是边远地区的贫困妇女难以获得产前检查、产后访视、住院分娩以及妇科检查与治疗等基本保健服务（Bogg，2002；Fang，2004；Kaufman and Fang，2002）。作为生育载体，农村妇女因妊娠和生育而患病和死亡的风险因而比城市妇女大得多。
（1）避孕节育率
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推行的晚婚、晚育、少生加间隔的计划生育政策加速了生育转变。我国总和生育率从1970年的5.81个骤然下降为1981年的2.61个。进入80年代后，这种转变出现了波动，但总的趋势还是在下降，到90年代已接近生育替代水平（朱楚珠等1997：29）。计划生育因降低了妊娠和生孩子的风险而大为改善妇女尤其是农村妇女的生殖健康。
然而，由于妇女尤其是农村妇女在性和生殖的决策方面处于劣势地位，大多数现代避孕节育方法连同其副作用、风险和后遗症一直主要是由妇女来承担的。2006年我国已婚育龄妇女的综合避孕率为84.6%（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2007）。根据官方统计，自1976年以来每年有将近2000万左右节育手术，其中包括取环、放环、结扎和人工流产等。曾几何时，农村的计划生育近乎一刀切地强制推行一胎环二胎扎的避孕方法，几乎没有提供有关避孕选择的咨询或服务，更别说以往计划生育工作中侵犯人权的种种做法。据2004年全国计划生育统计，我国各种避孕方法的使用按百分比高低排序依次为：宫内节育器（49.79）、女性绝育（34.62）、男性绝育（7.39）、避孕套（5.72）、口服及注射避孕药（1.69）、皮下埋植（0.36）、外用药（0.26）及其它（0.17）（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编2005：292）。可见，女性避孕方法尤其是宫内节育器和女性绝育这两种长效措施仍占主导地位，而男性避孕方法（男性绝育和避孕套）的现用率还相对较低。尽管近年来采用避孕套的比例有所上升，但男性绝育术的现用率呈逐年下降趋势，而且使用者的绝对人数也在逐年下滑（刘云嵘，2007：117-118）。
（2）孕产妇死亡率
中国区域、城乡和不同妇女群体之间健康差距的最突出例子莫过于孕产妇死亡率了。除少数特例外，农村绝大多数妇女都要结婚生孩子，但由于贫困、农村缺乏保健设施和医护人员、保健费用过高等诸多原因，农村妇女尤其是边远地区贫困妇女作为生育载体的风险要比城里人高得多。跨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无论农村还是城市的孕产妇死亡率都在下降，但到2005年农村依旧是城市的2.1倍（见表5）。我国10万个活产中孕产妇死亡最低的四个省市——上海（10.8/10万）、天津（12.2/10万）、浙江（14.4/10万）和北京（18/10万）——已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而最高的四个省份——贵州（95.4）、青海（114.5）、新疆（123.7）和西藏（310.4）依然高得触目惊心（卫生部编，2005：195）。其中最低的上海和最高的西藏几乎相差29倍之遥，存在着无比讽刺的差距。而且，城市死亡的孕产妇也主要发生在流动妇女当中（Zhan，2002）。这一切在很大程度上折射了中国当下令人瞠目的社会与经济发展鸿沟。
贫困、文化程度低下、缺乏基本的妇幼保健服务、自孩提时代就缺乏营养和保健等是农村贫困地区孕产妇死亡率居高不下的几个主要原因。就目前采取的措施来看，我们进一步降低农村孕产妇死亡的空间似乎已经很小了。倘使按目前的速度推进，要想达到《妇女发展纲要（2006-2010）》提出的2010年达到39.75/10万的目标似乎是可望而不可及的。这一现象反衬出的问题颇值得人们深思。从理论上讲，对于像农村贫困地区孕产妇死亡率居高不下之类的健康挑战，我们并不是不知道其根源，也不是缺乏应对手段，其关键还在于我们依旧缺乏强有力的承诺和行动。
（3）其它孕产妇保健指标
产前检查率、产后访视率、住院分娩率等其它孕产妇保健指标在区域、城乡和不同社会群体之间也表现出异常显著的差异。比如就住院分娩率来说，北京、天津、上海和浙江都在99%以上，而一些贫困落后地区则远远落在后面，西藏仅29.8%，贵州为38.9%，云南是60.1%（卫生部，2006）。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04年进行的调查也显示，农村调查地区32%的婴儿是在家出生的，其中西部高达41.6%，中部为25.2%，东部为17.9%（韩俊，2006：84）。Zhan（2002）对上海当地居民和外来打工孕产妇健康服务利用和妊娠结果的研究也揭示了两者之间显着的差异。该研究表明，各种社会经济及其它结构性因素妨碍了外来打工者产前检查次数、检查项目以及住院分娩等，从而导致了后者较高的生育风险和妊娠结果，包括低体重儿、早产、围产死亡等。
（4）平均期望寿命
伴随生活水平逐渐提高，城乡地区的期望寿命也在增加。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显示，中国人均期望寿命为71.4岁。由于城乡生活环境、水平与生活方式的不同，城镇居民的人均期望寿命75.21岁，农村居民为69.55岁，前者比后者高出5岁多。尽管缺乏确切的数据，但城乡妇女之间的差距可以肯定也有这么悬殊。尽管妇女期望寿命较男性高，但在1975到2007年的30多年间才增加了7.9岁，明显滞后于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和收入的显著增长。
数据来源：1975年以前的数据来自UNDP（1997）第18页；1981、1990和2000数字来自人口普查，见2005中国卫生统计年鉴209页；2007年妇女的预期寿命见新华社2007年3月7日电（记者李薇薇等）中国女性平均预期寿命达74.1岁。http://news.xinhuanet.com/society/2007-03/07/content_5813664.htm
上述指标从健康维度反映了我国区域、城乡及不同社会群体之间不平衡的社会经济发展。官方公布的量化指标尤其是负面指标往往相对保守，有的恐怕只能反映严峻问题的部分情形。其中即便是分城乡的一些聚合性指标，通常也难以反映农村最贫弱的妇女群体的状况。更何况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之下，妇女整个生命周期的许多健康问题并不是几个传统指标就可以量度的。故此，下文还将阐述在全球重构的情境中浮出水面进入了学者和政策者视野并对农村妇女健康与发展有严重后果的几个大众健康问题。
（三）农村妇女遭遇的健康危机
许多严峻的大众健康问题在农村妇女身上表现得尤其突出，下面仅罗列几项。
（1）艾滋病危机
艾滋病是在势不可挡的当代全球化风潮、在中国改革启动后急速的社会转型过程中传入、传播并加剧蔓延的。根据国务院防治艾滋病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和联合国艾滋病中国专题组发布的《中国艾滋病防治联合评估报告（2007）》，截止到2007年底，中国现存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约70万人（55-85万之间），其中艾滋病病人约8.5万人，当年新发感染者5万（2007：1）。目前我国艾滋病疫情正处于由吸毒者、商业性工作者、同性恋男性等高危人群向低风险或无风险的一般人群大规模扩散的临界历史关口，其中70%的感染者/患者是农村人口。
2007年《报告》还估计，现存70万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中，经异性性接触感染的已达到40.6%.伴随异性性接触传播日益走向前台，妇女的易感性和脆弱性就愈加凸显出来了。像全球趋势一样，中国艾滋病动态变化的一个惊人现象是感染者中男女比例的急剧变化。据国务院防治艾滋病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和联合国艾滋病中国专题组2004年发布的报告，我国报告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中，女性的比例从1998年的15.3%上升到2004年9月底的39%（见表9）。截止到2007年10月底，全国累计报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中，男性占71.3%，女性占28.7%；艾滋病病人中男性占60.6，女性占39.4%（2007：6）。这一切昭示着艾滋病病毒/艾滋病对妇女尤其是农村妇女的巨大威胁。且不说以农村女性为主体的卖淫和卖血妇女首当其冲遭受侵害的事实，不安全或强制性的性活动、贫困、早婚、对妇女的暴力、对性问题的沉默以及对自己的身体、性健康以及艾滋病的无知等等，也都有可能使许多农村妇女毫无防范地面临丈夫/男友带回的风险（胡玉坤b ）[2].
资料来源：国务院防治艾滋病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和联合国艾滋病中国专题组。中国艾滋病防治联合评估报告（2004）。第8页
（2）生殖健康问题
除艾滋病之外，非意愿妊娠、不安全人工流产、由妊娠与生孩子引起的病残与死亡、贫困边缘山区的避孕节育问题、生殖道感染、性传播疾病等等都是严重困扰农村妇女身心的生殖健康问题。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世界银行就指出，中国妇女1/3的疾病负担主要是因为生殖健康方面的疾病引起（世界银行，1993）。据《2006年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调查前的6个月内至少有过一种生殖道感染症状的育龄妇女比例为34.1%，其中农业户口的妇女为38.0%，非农业户口的为24.0%（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2007）。另据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2007年5月发布的《实施情况中期评估报告》，局部地区的调查结果表明，农村妇女生殖道感染和性传播疾病的患病率在40%-65%之间，明显高于城市，已成为常见的妇科疾病（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2007）。生殖道感染往往会招致并发症而反复发作，久治不愈。无数农村妇女因这一“难言之隐”而倍受折磨。
经济改革和国门开启以来，上个世纪60年代中国已宣告成功消灭了的各种性病卷土重来，并泛滥成灾。1980年据报道全国只有48例性传播疾病，但1985年到1989年的年增长率达到了三位数，平均为121.2%.1989-1997年缓慢上升，年增长率为15.2%.1985年总计5838例，2000年为859，040例（Yang，2004）。2006年在全国27种甲、乙类法定报告传染病的发病率居前五位：病毒性肝炎、肺结核、痢疾、梅毒和淋病（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a ）。2005年当年女性性病的报告例数为为32.5万（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2007：25），但实际数目肯定比报告要多得多，而以农村女性为主体的迁徙流动者又成了重灾区。
（3）职业健康与安全问题
农村妇女尤其是留守妇女承担起了大量甚至全部农活，为家庭经济付出的100%努力。新的劳动负担也带来新的健康风险，尤其是农药的危害、意外损伤等。职业危害在打工族中更为突出。外出打工的妇女主要从贫困省份流向城市/富裕地区的低端行业和部门，主要集中在诸如纺织、橡胶、制鞋、化工、陶瓷、铸造、玩具、电子产品等私有的制造业部门或者具色情性质的娱乐、洗浴、发廊、餐饮、旅馆等服务性行业，从事城里人和当地人不愿意做的苦活、累活和脏活。无论在乡镇企业还是南方出口加工区就业，她们往往集中在劳动密集型的小规模企业，不仅设备陈旧，工艺落后，而且作业环境差。许多女工长期在有毒有害物质的环境中作业，深受尘、毒、噪音严重超标的职业危害（参见谭深，2004）。一些企业还存在严重的事故隐患，工伤、急性中毒、爆炸、火灾等威胁女工健康与生命的事件不绝如缕，不时见诸报端。由于缺乏促进和保护健康的社会服务，加上非正规部门没有工会组织，加班加点超工劳作现象、缺少或完全没有劳动防护、工作场所的性骚扰等等侵害妇女权益的事件也层出不穷。我国傲人经济成就背后隐藏着无数“打工妹”的辛酸苦辣乃至健康与生命的代价。
由于获取经济机会与资源的不平等，游走在农村和城市边缘处的流动女性在城乡劳动力市场面临着双重乃至多重的弱势地位。她们不仅收入低、福利差，而且缺乏就业保护和社会保障，极易落入贫困状态。而且，打工者往往更有可能生活在吸毒、暴力、强奸、卖淫及多重伴侣发生频率较高的贫困社区。再加上男女之间社会经济地位的落差，对妇女的经济剥削往往变成对妇女的性剥削。无收入或低收入的妇女易于沦入商业化性服务，或陷入长期或短期的性关系以维系其基本的需要。男女之间不平等的权力关系使性工作者难以控制其性活动并保护自己免受非意愿妊娠和性病的侵害，因而成为感染性传播疾病特别是艾滋病的高危人群。
（4）暴力的威胁
因社会流动增多，竞争压力增大，思想观念变化，维权意识增强，加上国际社会的推动，对妇女的暴力尤其是家庭暴力问题开始展露在公众的眼底。许多研究揭示，无论滞留农村还是迁徙出来，农村女孩和妇女在整个生命周期都面临身体、心理及性方面公开或隐蔽的暴力风险。由于积淀了数千年的男尊女卑思想在农村仍有相当大的市场，这一严重大众健康问题对农村妇女的生活、健康及发展的负面影响恐怕比城市妇女要大。据2000年进行的第二次妇女地位调查，24.2%的妇女遭受过配偶的身体暴力，比男性高8.6个百分点。农村挨过配偶打的妇女占25.7%，比男性高9.2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人口和社会科技统计司2004：97）。一些小型经验研究也显示了农村地区较高的暴力发生率。我国拐卖农村妇女的现象一直屡禁不绝，出生性别比的长期普遍攀升无疑预示着拐卖妇女的犯罪活动还将持续加剧。被曝光的这些数字终究只是冰山一角，它们充其量只不过反映了妇女持续受难过程的一个终端[3].对妇女暴力的普遍存在与和谐社会的建构显然是背道而驰的。
（5）心理/精神疾患
因其敏感性及其连带的污名，再加上检测制度的匮乏，中国城乡心理/精神问题病患者的确切人数不得而知。以自杀来说，虽然自杀是变化急速的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一个大众健康问题，但据世界卫生组织报道，中国是世界上唯一自杀女性超过男性的国度。中国女性自杀率比男性高的主要原因在于农村妇女的自杀率相对较高，其中成年已婚农村妇女尤其是15-24岁青年妇女自杀风险最大。在西方国家，离异、独居或有心理障碍是自杀的主要风险。而在我国农村，社会地位低下、无法应对激烈社会变革下的双重负担、户内冲突、人际关系紧张、家庭暴力、对农村生活的厌倦、易于获得农药等等，都给妇女的精神健康带来巨大压力，造成抑郁、焦虑、绝望、悲观厌世，乃至自寻短见。
上文主要还是从健康意味着身体“没有病”的狭隘角度审视的；若以更宽泛的三维健康概念来度量，为数庞大的农村妇女的健康与发展状况就更不容乐观了。这一幕幕社会性别化的乡村疾病负担和公共卫生挑战，颇类似于被全球化裹挟的其它发展中国家观察到的情形，因而具有普遍的相关性。凡此种种或多或少都可归入全球化过程引致的地方性后果。长此以往，其后果可想而知。这么些农村妇女健康问题的赫然存在，无疑是对我们十多年来一直津津乐道的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绝大讽刺，这亦与我们当下和谐社会的建构何等格格不入！
三、全球化图景下前所未有的结构性挑战
尽管全球化有不容置疑的益处，但大部分农村妇女并未充分享受到经济发展水涨船高的好处却是无法拒绝的事实。众所周知，当我国融入全球体系后，由城乡二元体制塑就的农村居民在制度上的先天缺失并未得到根本改变。全球化引致的区域、城乡、社会群体及两性之间的巨大差异，还进一步加剧了各个弱势人群的脆弱性。各种在场与缺场的、远距离与近在眼前的全球化势力交织在一起，使农村妇女的边缘性深深地嵌入整个农民群体的进一步边缘化之中。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农村妇女目前面临的诸多健康挑战是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发展模式的伴生现象，追根寻源可以归结于区域、城乡、社会群体及两性之间更深层次的不公平和不平等。
在下文中，我们将从宏观视野对全球化过程引致的结构性变化做一简要梳理。像其它社会主义国家一样，自解放后到改革前，对健康、教育等社会福利的投资一直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优先关注目标。各地农村逐渐建立起了县乡村三级医疗卫生网、“赤脚”医生队伍和合作医疗制度，即“三位一体”的农村初级卫生医疗体制。即便在“文革”期间，毛泽东主席在1965年还明确发出了“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指示（高强，2005）。那时候预防性的健康服务与健康教育倍受关注。以消灭“四害”为主要内容的“爱国卫生运动”连绵不断；倡导洗手、免疫接种、做产前检查及搞好环境卫生等内容的健康教育也家喻户晓。到1980年，全国仍有约90％的行政村实行了“合作医疗”制度，形成了集预防、医疗、保健功能于一身的三级卫生服务网络，基本上实现了“小病不出村、大病不出乡”的目标（王绍光，2003）。合作医疗以其成本低、覆盖面广、扎根社区、非专业化、技术要求不高及文化上适宜等诸多优势，使大多数农村居民享有公平而费用低廉的医疗保健，从而大大提高了医疗卫生服务的公平性和可及性。
尽管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县乡村三级医疗卫生网络对于保障农村男女的健康发挥了积极的作用。那个年代农村妇女保健的重点主要放在妊娠和分娩期间的健康问题上。由于各种大众健康干预，特别是妇幼卫生、计划生育和安全分娩服务的提供，再加上国家提高妇女经济参与和识字水平的种种努力，农村妇女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在物质极度匮乏的情形下取得了显着进步。1978年世界卫生组织在前苏联阿拉木图发起“2000年人人享有初级保健”运动时，将中国的合作医疗树为典范。中国农村初级卫生医疗体系因而享誉全球，并引起了国际上的广泛关注。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上盛行的健康部门改革从根本上改变了许多发展中国家健康干预的政策环境。与国际健康政策演变遥相呼应的中国医疗改革，也因充满各种悖论而被备受诟病。政府卫生资源的分配更多地投向了城市中高级医疗保健，国家作为初级保健提供者的作用因而大为削弱。农村各级医疗卫生机构为了经济生存不得不走上商业化和市场化的道路，医疗、预防和保健方面开始变得绝少有“免费的午餐”。医疗和保健负担于是几乎完全落到了农户和农民个人头上。据第三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农村参加合作医疗的人口比例为9.5%、各种社会医疗保险占3.1%、购买了商业医疗保险占8.3%.这就是说农村没有任何医疗保险的居民高达79.1%（卫生部，2004），几乎完全靠自己掏腰包去看病，从而剥夺了很多人就医的权利。
与此同时，靠集体经济支撑的乡村两级初级保健在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之后开始崩塌。自1980年代起合作医疗出现大面积滑坡，由改革前85%农民参加合作医疗，下降为2004年只剩下约10%的村还存在合作医疗，而且主要集中在发达地区。[4]农村初级保健在医疗保健中的作用骤然下降。三级保健网“网底”——村级初级保健的破损对农村居民特别是妇女的影响尤其明显。在健康资源稀缺的农村，多数居民最常利用的卫生资源是村卫生室。但村卫生室越来越变成了靠看病卖药赚钱的私人诊所，而且乡村医生还往往缺乏培训、资金、监督和协调（韩俊，2006）。农民“就医难、看病贵”于是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和难点问题。农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现象更是触目惊心。
这一切对农村妇女利用医疗保健服务的冲击是不言而喻的。就像宏观经济政策一样，健康方面的公共政策看似社会性别中立，其实对妇女比对男性有更大的负面影响。在我国医疗改革与发展的主流话语中，除了妇幼保健，绝少提到妇女健康，更甭提农村妇女健康。更堪忧虑的是，自我国实行计划生育起，由卫生系统提供的计划生育技术服务就从妇幼保健部门中分离出来，而以人口控制为目的的传统计划生育工作主要致力于提供避孕节育服务。农村妇女生殖健康服务隶属两个不同部门的这种条块分割对草根妇女影响尤甚。殊不知，在1994年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之后世界各地在提供生殖健康服务上越来越趋向整合，假如说我们不是反其道而行之的话，至少可以说至尽仍令人遗憾地维持了现状。
制约农村妇女健康的另一个结构性因素是因城乡二元体制的制度缺失而加剧的乡村贫困。自改革肇始以来，我国绝对贫困人口的数字一路下降，按官方数字已从1978年的约2.5亿降为2005年底的2365万。然而按照通行的国际标准，7.4亿中国农民中，有将近2亿人低于联合国规定的每天生活费1美元的贫困标准（参见唐任伍）。因全球化过程造成的不平衡发展，大多数刚刚跨过温饱门槛的农人男女，在市场冲刷面前往往弱不禁风。一些地区农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居民占贫困人口的三分之二（高强，2005），大众健康危机与生存危机互相交织形成了贫困者难以挣脱的怪圈。
由于就业、保健、教育、决策等方面普遍存在的根深蒂固的性别偏见，大部分乡村妇女无论留守者抑或流动者，都很易陷入贫困。不仅如此，许多妇女还将自己在家庭、社会和社区中较低的地位内化了，不情愿将家里有限的资源花在自己身上。根据高梦滔（2004）对云南丽江县的调查，该县2000年的住院分娩率为47.4%，贫困乡的住院分娩率只有20%.在该地区1996-1999年死亡的孕产妇大多发生在贫困社区的贫困家庭中，90%以上都是因为大出血。从表10也可以窥见，不堪承受高昂的住院分娩费用成了贫困户“勇敢地”选择风险并直面死亡的主要原因。
资料来源：高梦滔。中国农村贫困地区妇女生殖健康影响因素分析。孟宪范主编。转型社会中的中国妇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第134页
全球化背景下的商品生产、人口流动、城市化等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农户的内部组织与外部关系，导致了农村男女角色、责任、劳动分工与劳动空间的变化。中国大规模人口流动与迁移在人类历史是前所未有的，根据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结果推算，到2005年底全国流动人口接近1.5亿，占全国总人口的11.28%.15-59年的劳动年龄人口是流动的主体，接近1.2亿。流动人口中女性与男性基本持平，男性占51%，女性49%.未来几十年中国人多地少的小农经济格局将基本保持不变，被全球化裹挟的我国乡村居民还将继续源源不断地转移出来。这无论对外出还是留守男女的健康与发展都有深刻的影响。
此外，我国1999年就进入了老龄化社会的行列。据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结果推算，2005年底我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首次超过了1亿，达到了10055万，占全国总人口的7.7%；60岁及以上的人口为14422万，占全国总人口的11.03%（中国人民共和国统计局，2006：289）。因青壮年劳力大量外出，农村地区的老龄化更为严峻。缺乏基本保健和社会保护的农村老年人尤其是老年女性的比例高于城市，并且还在迅速上升。这对留守乡野的“386199军团”健康与保健问题的影响也是不言而喻的。
全球化过程引起的不平衡发展以及与之相伴生的问题，还远不止上面列举的这些。像城市化、资源退化、环境污染、性别劳动分工的重塑等等，也都对妇女农村健康构成直接或间接的威胁。在这里我们不能不提到的是农村妇女因全球化而被贬值了双重劳动负担。放眼整个寰宇，全球化过程强化了对非市场的货物与服务的贬低，其中涵括大量由妇女承担的再生产劳动[5]，同时却又加剧剥削并倚重妇女在再生产和非正规部门的劳动。在一些地方，非正规保健的负担几乎完全落到了妇女身上，她们成了事实上社安全阀（Doyal ，2002；Ewig，2006；WorldBank 2001）。中国乡村又何尝不是这样？乡土中国传统的文化规范和习俗赋予了妇女照料老人、孩子和病患者的角色，但医疗私有化和市场化无疑大大增加了妇女作为照料者的负担。
我国农村妇女抵御疾病的脆弱性和较高发病率还与她们承担的繁重的生产和再生产责任有关。农村实行一家一户耕作后，农户的劳动时间和强度相应增强了，妇女的工作、生活和照料角色也随之发生了深刻变化。许多农户的日常生计都离不开妇女的经济贡献，尤其是在贫困家庭中，人力资本几乎成了妇女的主要资产。当大批精壮劳动力源源不断地外出寻求机会时，有家务拖累的妇女滞留下来从事农业生产劳动。中国乡村农业主劳力的“女性化”因全球化的冲击而前所未有地被凸显和放大了。即便男人留在村里，妇女也因主要承担没有“影子”的家务劳动而比男的更辛苦。
许多研究已证实，农村妇女的闲暇时间比男性少得多，许多妇女因超负荷运转而心力交瘁。据全国妇联1990年9月（非农忙时节）进行的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15-64岁农村妇女平均一天的家务劳动比男性多出3个小时，到2000年第二次妇女地位调查时，由女性为主承担家务劳动的格局几乎不曾改变，农村妇女家务劳动时间仍比男性多将近三小时（国家统计局人口与社会科技统计司，1999：36和国家统计局人口与社会科技统计司，2004：103）。不仅如此，妇女应对健康危机的资源包括收入、教育、信息、技术和服务等却相对有限。家务劳动负担造成的亚健康状况和双重角色导致的心身困扰因而成为亟待探究的重要课题。
由上述分析可见，单纯的经济增长未必会自动导致弱势人群健康的改善。直到改革前夕的1978年，我国仍有2.5亿（占31%）的农村人口生活在缺衣少食的绝对贫困之中。但就在这种境况下我们仍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人类发展。与此形成对照的是，我们在过去四分之一世纪创造了连续高速增长的经济奇迹，科学技术也取得了长足进步，而由于政策导向上盲目追求GDP ，结果却导致了经济发展与人民福祉的脱节。于是乎，像公共卫生、生态环境、社会公正、劳动者权益等等问题一样，农村妇女的生存与发展也都被边缘化和极度漠视了。这就使本该可以预防或降到最低限度的许多妇女健康问题变得难以逾越。然而，这些结构性障碍并不是坚不可摧的，关键在于我们是否有撼动它们的承诺和决心。
四、投资于农村妇女健康：十字路口的政策抉择
综上所述，我国农村妇女仍不成比例地承担了很多疾病和不良健康负担，其中很多问题还是很富有挑战性的。透过这一切，我们不难窥见中国社会纵横交错互为交织的诸多权力不平等。很多农村妇女健康问题是历史遗留下来的，更多的则是与全球化时代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相伴生的，或者因全球化而变复杂化了。从全球化体系的角度来审视，我们得以对农村妇女不良健康和患病的制度性和结构性原因获得更多的洞见。缩短农村与城市妇女以及农村妇女与农村男性的健康差距，固然有赖于确保她们获得适当的保健和治疗，然而，艾滋病感染者中女性比例的不断攀升和对妇女暴力盛行等事实足以提醒我们，单靠在卫生保健系统内部诉诸生物医学模式，抑或靠提供健康资讯、技能、知识或者改变意识、求医行为之类的干预，已远不足以解决这个弱势群体的很多健康问题。
这点已为无数事实所证明。尤其在新近十年，针对或涉及农村妇女的健康干预层出不穷，其中包括一些公信度较高的知名项目，如第五第六周期“中国/联合国人口基金生育健康/计划生育项目”、国家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计划生育优质服务试点项目”、中国扶贫基金会的“母婴平安120行动”项目、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救助贫困母亲的“幸福工程”以及卫生部等单位2000起开始在中西部农村广泛实施的“降低孕产妇死亡率和消除新生儿破伤风”等等，不一而足。这类叠床架屋的项目往往各自为战。它们虽然有助于提高某些地方某些农村妇女群体的健康水平，但充其量不过引起了小面积或短暂的变化，或者仅仅能解决一时一地的问题而已，对于提高农村妇女整体健康水平来说往往收效甚微。无论涂抹上什么绚丽的色彩，这些干预主要还是把改善农村妇女健康当做纠正健康部门缺失的一个技术过程，不但缺乏整合性探讨，而且压根不系统触及各种不平等的权力关系。
面对全球化的挑战，我们再也不能仅从国家、区域或社区的角度来审视健康与发展问题了。为了回应上述现实，我们应放宽视界从域外汲取经验教训。自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发展机构一直致力于通过大众健康和初级保健活动来推动健康方面的公平待遇。1978年世界卫生组织在前苏联阿拉木图召集的初级保健国际大会上发起了“2000年人人享有保健”运动。1986年它在加拿大渥太华召集了第一届国际健康促进大会，通过了享誉全球至今仍被广泛引用的《渥太华宪章》（WHO ，1986）。该宪章以整体观高瞻远瞩地提出了全方位促进健康的5点战略：创造支持性环境；制定有益于健康的公共政策；加强社区行动；增强个人技能和重整公共服务的取向。
跨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国际健康政策出现了明显转向。健康特别是妇女健康被日益明确地被确立为一项基本人权，并被一步步推向新高。1994年开罗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通过的《行动纲领》是将人权原则用于人口与发展领域的一个代表。它重申了对促进和保护所有妇女在其整个生命周期充分享有人权的承诺，并将生育健康与权利推至国际和各国人类发展的前台。该《行动纲领》首次在一个重要的国际人口政策文件中单列了“增强妇女权力与社会性别平等”一章（第四章），明确阐明了社会性别与生殖健康的关系。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的《行动纲领》，确定了12个关切领域，其中“妇女与健康”被列为第三个战略目标。2000年9月，189个国家首脑出席的联合国千年高峰会议通过的《千年发展宣言》，进一步承诺最迟于2015年实现贫困人口减半﹑促进男女平等﹑遏止艾滋病蔓延以及确保环境可持续发展等八项目标。这一系列国际大会为一般保健尤其是性与生殖保健确立了综合性和通盘性的解决方案。健康促进和促进社会性别平等干预活动的日益交汇和国际化，无疑是世界各地地方发展实践与全球化交汇的一个投影，表征着国际潮流的新动向。
来自国际社会的推动和刺激为我们提供了以权利保障健康的机会窗口和参照系。人权、社会公正、参与、赋权、可持续发展等全球共识，日益为我们所接纳。1990年代以来我国相继制定或修订了一系列与妇女健康有关的立法，其中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1992）、《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1994）、《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2001）、《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和计划生育法》（2001）等。《妇女发展纲要》（1995-2000）和《妇女发展纲要》（2001-2010）也都设立了妇女健康的目标和指标。1990年代中叶召开的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和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也成为促使我国计划生育和卫生部门工作发生转变的一个分水岭。国际和国家的政策框架固然重要，但仅有宏观层面的权利保障或高层政府的承诺是远远不够的。
农村妇女的健康状况与国家做出的承诺还相去甚远。无论上文所述的中国的现实还是域外的经验都给了我们一系列政策启示：
第一、政府失职和市场失灵的双重缺陷使既无医疗亦无福利保障的农村妇女的健康充溢着各种不确定性。鉴于市场这只“无形的手”并不是万能的，国家理应在保障农村妇女获取初级保健和社会保护上起负起不可推卸的责任。这既是政府履行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中国政府对国际社会做出的庄严承诺。国内外大量事实已证明，改善和促进像农村妇女这样的弱势群体的健康需要政府做出持久而强有力的投入。国家应着力于重构廉价的并惠及所有农村居民的现代合作医疗体系和社会保障网络，以缓解区域、城乡、不同社会群体及两性获得医疗卫生服务的结构性不平等，从而逐渐打破贫困、不公正与不健康的恶性循环。所幸的是，近年来政府在加快实行覆盖城乡的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等方面已迈出了可喜的几步。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全球化浪潮在很大程度上已削弱了民族国家的力量，并使后者常常心有余而力不足。有鉴于此，不仅政府各部门应联手行动形成合力，政府还应致力于调动民间社会尤其是非政府组织的力量共同致力于促进妇女健康的事业。
第二、促进和改善农村妇女健康是一项系统工程，不仅需要超越健康部门的跨部门行动，而且需要把短期与长期目标结合起来的整合性干预。方今世界，各种突出的人类发展挑战——保健、教育、人口流动、妇女地位、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环境保护——存在着互为关联的因果关系。一时一事点点滴滴的干预固然重要，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式的单一突进往往顾此失彼。像推进农村总体发展一样，在改善和促进农村妇女健康上应兼顾“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在这方面，国际知名女权主义发展专家Moser （1993）关于将实际社会性别利益（practical gender interests）与战略性社会性别利益（strategic gender interests）结合起来的理论，对于我们应对农村妇女健康挑战应有一些借鉴意义。前者是指努力满足妇女日常生活中的短期实际需求，如提供食物、安全饮水，求医看病服务等；后者指消除歧视与不平等、提高妇女地位等从根本上解决社会不公平的措施。
第三、加强优质的农村初级保健系统的重构。这不仅有利于改善针对妇女的生殖健康服务，而且对于预防传染病和降少慢性病都是必不可少的。这种初级保健系统应从以疾病治疗为中心转向以预防疾病和促进健康为取向。妇幼保健和计划生育依旧是我国降低农村妇女健康问题的关键性干预。假如说计划生育技术服务部门当初另起炉灶是为了贯彻控制人口的基本国策，那么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当人口和计划生育部门的工作已从单纯的计划生育转向了生殖健康、由管理转向服务之后，长期维持的这种条块分割无疑已成了严重制约农村妇女获得初级保健的制度颈瓶。除了国际潮流的推动外，上述新形势也都呼唤撇开偏狭的部门利益，将计划生育技术服务部门同妇幼卫生部门重新整合起来，以便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从而更好地满足不同人群更广泛的生殖健康需求。
第四、健康部门的改革还必须辅以社区和家户层面的干预，以促成行为和观念上的变化。在广大农村，“男主外，女主内”的社会文化环境仍是造成男女健康差距不容忽视的文化因素。因此，以社区为基础的健康促进项目，不仅可以有效增加村民的健康意识，提高男性的参与，还有益于鼓励妇女寻求医疗保健服务。鉴于有关健康、教育、营养、花销等决策往往都是在户内做出的，要消除男女不平等和妇女被歧视的根源，还需解决户内男女权力落差的问题。
第五、鉴于男女两性健康风险、需求与经历不同，促进农村妇女健康的干预应具有社会性别敏感性。农村妇女独立意识差，组织程度低，声音微弱，权利得不到保障是不容争辩的事实。但农村妇女不知道如何捍卫自己的权利和社会上不尊重其权利是一个硬币的两个方面。所以，投资于积弱积贫的农村妇女健康应从改善其生存境况和保障其权利为出发点。农村妇女是复杂而多样化的主体，涉农政策特别是健康政策应特别注意向边远农村最贫弱的妇女群体倾斜。从长远看，农村妇女可持续的健康改善还有赖于纠正女孩和妇女在教育、就业和社会参与方面的不平等，以便使她们能真正控制影响其健康的各种决定因素。
五、小结
从上文的解读约略可见，尽管从1978到2007年改革开放已翻过了30个年头，期间虽然也有许多激动人心的承诺和新变不断的项目，但令人匪夷所思的是，较之我国闭关锁国的短缺经济时代，中国农村妇女的不良健康状况有增无减，许多健康挑战还益发彰显。回到本文开篇提到的全球化冲击，我们看到，广大农村妇女积重难返的许多健康问题及其决定因素因全球化推波助澜而加剧或变得复杂化了。全球化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次性事件，因而绝不像有人说的妇女健康问题只是社会转型的“阵痛”。就像中国乡村彻底摆脱贫困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一样，走向农村妇女人人享有保健之路，势必也会相当漫长。
“大国的崛起”要靠有健康体魄的国民。就农村妇女总量而言，她们并不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弱势群族。只有满足了占人口多数的农村妇女个体和群体的健康需求，我们才有可能实现全国性的健康目标。因此，关乎亿万农村妇女健康与发展的问题，应成为新一轮农村发展——新农村建设的铺开，新型合作医疗的推广和农村综合改革的推进——的题中应有之义和优先关注目标。人是发展的中心和经济发展的终极目标，这是全球千年发展目标运动的核心，也是中国政府小康社会愿景的精髓。在此语境之下，消除区域、城乡和两性之间越来越显着的发展鸿沟，也就成为中国未来可持续发展不可回避的重要议题。在彰显人权的时代潮流中，无论从参与、公平、效率、增权及可持续发展等人类普适价值来看，还是为构建更公平、健康与繁荣的和谐社会，我们都不复有理由再漠视中国乡村妇女的生存困境和权利诉求了。这应无论如何强调也不过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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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全球化滥殇于16世纪，但在当代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在上个世纪90年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执世界经济牛耳的国际金融机构，在第三世界大力推行笃信市场机制的新自由主义，即倡导私有化、自由化和政府财政紧缩。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发展道路尽管未完全受新自由主义的左右，但无疑受到了盛行一时的“华盛顿共识”主宰下的发展观的影响。其中心思想就是削弱政府在经济中的角色，发挥市场的主导作用（Kaufman ，2005）。中国政府大为削减对教育、保健等社会部门的投资便是这个方面的重要例证。
[2]农村庞大的性活跃青年人、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正在变化的性行为与观念、大量存在的卖淫嫖娼、多个性伴侣、女性生殖道感染以及破损的农村三级保健网与恶劣的医疗卫生条件，再加上农村居民主要采取长效措施、很少使用避孕套，艾滋病相关知识的知晓率低，自我保护意识差，凡此种种皆使乡土中国成为艾滋病滋长和蔓延的沃土（胡玉坤b ）。
[3]无数受害者对于遭受暴力已习以为常，她们迫于种种压力不愿甚至还有意隐瞒真实情形。来自警察局、法院和医院的记录往往是不完整的，以人口为基础的调查因涉及伦理、隐私和安全等问题也未必能反映实际情形。
[4]始自2003年，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部分县，开展了由中央财政、地方财政和农民自愿参加筹资、以“大病统筹”为主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试点，但以大病统筹为主的这一制度的保障功能是非常弱的。
[5][5]再生产（reproduction）涵生物的和社会的两个方面，具体而言包括生孩子、照看小孩、照料病人、做饭、洗衣、打扫卫生、提水、寻找燃柴等等。乡土社会日常生活中的生产和生产活动通常是互为交迭甚至是不分彼此的。
（轉) 如何看49年以來中共統治下的歷史
作者／劉賓雁
說起來是二十年前的事了，聽說有些農村裏，百姓對貪官污吏實在是看不過去了，有人就問那些貪官：”你們這樣爲非作歹，就不怕有一天真八路回來嗎？”也不知是真有這麽回事，還是誰編出來的，但覺得很有趣。八十年代中期那時候，真共產黨人戰勝假共產黨人，還不是沒有那種可能的，現在就很難說了。不過今天我們要探討的已經不是這個問題，而是：在1949年以來的歷史上，是不真地有過“真八路”？對於中國今天的年輕人來說，四十年代那個中囯共產黨裏是不是真有好人；那個八路軍究竟是要革命，還是僅僅爲了奪權？還是一個疑問。四十幾歲以下的很多人看來，那好像是個神話；他們以爲中囯共產黨在1949年就和今天一樣地腐敗了。
今天談這個問題，不是爲了給共產黨的功過做什麽結論，而是因爲這件事涉及如何看那一段歷史的問題，並且由此也涉及到怎樣看今天的中國。現在有一種傾向，就是把那五十幾年的歷史一筆勾銷，好像中國仍然是1919年五四時期的中國；或者，中國人在共產黨統治下那五十幾年，無非是遭了很多罪，受了很多苦，和1949年那個解放前當時沒有什麽兩樣，一樣地糊塗，一樣地奴性十足，因而，只要把一切推倒重來，回到1919年，不要錯誤地追隨魯迅，而是跟著胡適走,不搞革命，就什麽事也沒有了。
任何民族的任何一段歷史，都不會是清一色的。統治者無論是多麽強大，哪怕是毛澤東，能夠制服人民，卻無力決定那個社會的歷史進程的實際內容。永遠是謬誤和真理同在，快樂和痛苦並存，甚至進步和倒退並行不悖。統治者打出的旗號，有真真假假，人民的信念和行動裏面，也有真真假假。毛澤東在世那三十來年，雖然他製造了很多悲劇和災難，但是要說那段歷史留下的全是一片墳墓和廢墟，恐怕也不符合事實。1949年那場革命固然是叫毛澤東背叛了，但中國社會翻天覆地的變化卻仍然是一個事實。和今天相比，那時候物質生活雖然貧困得多，但人和人之間社會地位還是比較平等的。幾萬萬窮人雖然只在名義上成爲國家的主人，事實上仍然無權，但是窮人家的孩子能夠上大學，在升學、就業上還享有一定優待，確是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有時候明明是假的東西，也能造成真的效果。文革期間工人組成的工宣隊，威風凜凜，能夠進駐任何單位，對幹部和知識份子發號施令，那當然並不是表明工人階級真地在領導一切，但是確是造成了社會上一種輿論和氣氛，好像工人和農民是最高貴、最偉大的，不然的話，那些年“師傅”怎麽會成爲對所有人的尊稱呢？而很多工人也就信以爲真，揚眉吐氣了。也不能不承認，由於共產黨的強大的宣傳，也由於一些共產黨員以身作則的表率作用，中國人還是相信有一個理想值得自己爲它獻身的。所以，不僅是共產黨員，就是一般群衆，心裏也在不同程度上有一個“真八路”的理想。
對於五十年中共統治下的歷史，應該否定的東西一定要否定，現在做得還很不夠。但是歷史並不是毛澤東一人、也不是共產黨一党的創造，而是幾億中國人、其中既包括進步的知識份子、翻了身的工人農民，也包括真正共產黨人的共同的努力實踐。據我幾十年的觀察，千千萬萬的人曾經長期按毛澤東的教導號召奮鬥不息，而實際上卻是在反對毛的真實意圖。不知有多少萬幹部和群衆甘冒風險反對毛的錯誤決策和它們造成的後果，而主觀上卻還以爲在擁護毛。由於毛澤的罪過，我們確實做出過很多無謂的犧牲，也浪費了極大的人力和物力。但是把那段歷史描繪成一片漆黑，或者說它是一片空白，都不合乎事實。那樣做，也會使我們看不見這個社會現實的和潛在的巨大的變革的力量，從而陷於悲觀，無所作爲。
我相信有一天，大家會明白過來，發現那五十幾年裏中國人的民族性格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那種變化，是中國幾千年歷史裏從來也未能發生的。只要仔細觀察北京那成千上萬的上訪者，就不難見出中國人不再是奴性十足了。至於爲什麽這種變化只能出現在1949年以後，以及它們是怎樣發生的，那就是很值得思考的問題，但是不從種種矛盾中去研究那五十年奇特的歷史，而是從概念出發再回到概念，說起來和聽起來都很痛快，在書齋裏紙上談兵，是得不到結論的。
8/26/2004 9:32:05 AM
出處： http://www.epochtimes.com/b5/4/8/26/n640295.htm
說起來是二十年前的事了，聽說有些農村裏，百姓對貪官污吏實在是看不過去了，有人就問那些貪官：”你們這樣爲非作歹，就不怕有一天真八路回來嗎？”也不知是真有這麽回事，還是誰編出來的，但覺得很有趣。八十年代中期那時候，真共產黨人戰勝假共產黨人，還不是沒有那種可能的，現在就很難說了。不過今天我們要探討的已經不是這個問題，而是：在1949年以來的歷史上，是不真地有過“真八路”？對於中國今天的年輕人來說，四十年代那個中囯共產黨裏是不是真有好人；那個八路軍究竟是要革命，還是僅僅爲了奪權？還是一個疑問。四十幾歲以下的很多人看來，那好像是個神話；他們以爲中囯共產黨在1949年就和今天一樣地腐敗了。
今天談這個問題，不是爲了給共產黨的功過做什麽結論，而是因爲這件事涉及如何看那一段歷史的問題，並且由此也涉及到怎樣看今天的中國。現在有一種傾向，就是把那五十幾年的歷史一筆勾銷，好像中國仍然是1919年五四時期的中國；或者，中國人在共產黨統治下那五十幾年，無非是遭了很多罪，受了很多苦，和1949年那個解放前當時沒有什麽兩樣，一樣地糊塗，一樣地奴性十足，因而，只要把一切推倒重來，回到1919年，不要錯誤地追隨魯迅，而是跟著胡適走,不搞革命，就什麽事也沒有了。
任何民族的任何一段歷史，都不會是清一色的。統治者無論是多麽強大，哪怕是毛澤東，能夠制服人民，卻無力決定那個社會的歷史進程的實際內容。永遠是謬誤和真理同在，快樂和痛苦並存，甚至進步和倒退並行不悖。統治者打出的旗號，有真真假假，人民的信念和行動裏面，也有真真假假。毛澤東在世那三十來年，雖然他製造了很多悲劇和災難，但是要說那段歷史留下的全是一片墳墓和廢墟，恐怕也不符合事實。1949年那場革命固然是叫毛澤東背叛了，但中國社會翻天覆地的變化卻仍然是一個事實。和今天相比，那時候物質生活雖然貧困得多，但人和人之間社會地位還是比較平等的。幾萬萬窮人雖然只在名義上成爲國家的主人，事實上仍然無權，但是窮人家的孩子能夠上大學，在升學、就業上還享有一定優待，確是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有時候明明是假的東西，也能造成真的效果。文革期間工人組成的工宣隊，威風凜凜，能夠進駐任何單位，對幹部和知識份子發號施令，那當然並不是表明工人階級真地在領導一切，但是確是造成了社會上一種輿論和氣氛，好像工人和農民是最高貴、最偉大的，不然的話，那些年“師傅”怎麽會成爲對所有人的尊稱呢？而很多工人也就信以爲真，揚眉吐氣了。也不能不承認，由於共產黨的強大的宣傳，也由於一些共產黨員以身作則的表率作用，中國人還是相信有一個理想值得自己爲它獻身的。所以，不僅是共產黨員，就是一般群衆，心裏也在不同程度上有一個“真八路”的理想。
對於五十年中共統治下的歷史，應該否定的東西一定要否定，現在做得還很不夠。但是歷史並不是毛澤東一人、也不是共產黨一党的創造，而是幾億中國人、其中既包括進步的知識份子、翻了身的工人農民，也包括真正共產黨人的共同的努力實踐。據我幾十年的觀察，千千萬萬的人曾經長期按毛澤東的教導號召奮鬥不息，而實際上卻是在反對毛的真實意圖。不知有多少萬幹部和群衆甘冒風險反對毛的錯誤決策和它們造成的後果，而主觀上卻還以爲在擁護毛。由於毛澤的罪過，我們確實做出過很多無謂的犧牲，也浪費了極大的人力和物力。但是把那段歷史描繪成一片漆黑，或者說它是一片空白，都不合乎事實。那樣做，也會使我們看不見這個社會現實的和潛在的巨大的變革的力量，從而陷於悲觀，無所作爲。
我相信有一天，大家會明白過來，發現那五十幾年裏中國人的民族性格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那種變化，是中國幾千年歷史裏從來也未能發生的。只要仔細觀察北京那成千上萬的上訪者，就不難見出中國人不再是奴性十足了。至於爲什麽這種變化只能出現在1949年以後，以及它們是怎樣發生的，那就是很值得思考的問題，但是不從種種矛盾中去研究那五十年奇特的歷史，而是從概念出發再回到概念，說起來和聽起來都很痛快，在書齋裏紙上談兵，是得不到結論的。
8/26/2004 9:32:05 AM
出處： http://www.epochtimes.com/b5/4/8/26/n640295.htm
（轉）开展全民说真话运动
杨建利／2007年11月23日
一、 引言
最近一个时期，一个接着一个传统意义上的体制内的官员、民主人士、学者和商人，凭着自己的道义良心和社会责任感勇敢地站出来，发表给中国最高当局的公开信，真实述说自己对当前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宗教和环境等现状的分析和担忧，大胆指出一党专政的祸弊，并恳切要求中国当局开启旨在建立民主、合理、和谐社会的政治改革。我们高兴地看到，在中国，民主力量的体制内外的界限正渐渐地被打破；更令人鼓舞的是，虽然，自由言论者在共产党一党专政的强压之下，依然面临着遭受残酷迫害的危险，但是，越来越多的人凭着自己的胆识，不断发出来自良心的真实声音。当今中国共产党的专制政权和任何专制政权一样都是三条腿的桌子，一条腿是垄断权力的巨大利益换来的统治集团的效忠，一条腿是暴力威胁，再一条腿就是谎言。其中只要有一条腿断掉，专制政权就会轰然倒下。在中国，纳税人的权利全面对抗统治集团的特权、和平理性全面对抗专制暴力、真话全面对抗谎言的时机已渐渐成熟。就让我们从最简单的开始吧。我呼吁，在中国开展一场轰轰烈烈的全民说真话运动。
二、 为什么要开展说真话运动
本来，说真话是不需要搞运动的，在一个文明的社会里，说真话应该是人们公共生活的基本习惯。然而，我们整个民族长期生活在专制统治者用暴力和谎言铸就的社会里，虚假的历史、虚构的事实、伪造的伟大、伪善的道德、伪装的幸福、、、、、、从上到下充斥泛滥，一切的罪恶都在谎言的掩护扶持下大行其道。多少人因为说真话而系狱，而惨死，而妻离子散？！就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人们依然由于说真话而要遭受经济制裁和政治迫害、遭受监禁、遭受精神和肉体的折磨、甚至面临失去生命的危险！我们，作为一个社会，已经失去了说真话的习惯，我们不仅失去了说真话的习惯而且养成了容忍谎言的习惯，我们不仅养成了容忍谎言的习惯而且养成了听从谎言的习惯，我们不仅养成了听从谎言的习惯而且养成了主动说谎言并靠其生存的习惯。整个社会弄虚作假，来的那么自然那么习以为常，甚至连幼儿园的孩子在电视镜头面前都会说“三个代表”，连最应该是净土的高等学府，学位与官位和金钱都在做着密切的交易。我们对那些因说真话惨遭迫害的人，无动于衷，甚至认为他们是不正常的人，是破坏“和谐”的人。久而久之，我们的心灵的生命萎缩了，我们用内心的尊严做抵押支付着我们的生存，有的甚至是外表光鲜的生存，无权者被盘剥被摧残而无话语空间诉说。由于我们全面接受谎言的潜规则独裁者而显得道貌岸然，由于我们在谎言前面全面退让，专制政权而显得稳定强大，我们的精神王国由于失去真话的保卫而沦陷了，深深地沦陷了。在这样的情形下，非运动的方式—--也就是一批人用自己的道义勇气前赴后继地带动整个社会的风气和行为----不可把整个社会从其深陷的谎言漩涡中推动出来，而在当前的中国，任何一个个人大胆地公开说真话都是异乎寻常的，都会产生强大的推动力促使更多的人出来公开说真话，这样一来也必然形成不遵从既有惯例的运动。全民说真话运动是必须的也是必然的。
三、 说什么样的真话
我们开展的说真话运动是针对公共生活领域的，我们不主张揭露与公共生活无关的任何个人隐私。所谓的公共生活就是公民缴纳的税金所供给的、旨在增进公民福祉的所有公共的人与事。任何一个公民都有资格和权利，也有责任在公共生活中说三道四畅所欲言，以防止公权力的腐败、腐蚀和侵害。然而，任何独裁者都是从独霸公权力控制公共领域的话语权开始，用暴力威胁用谎言萎靡人们的自由言语和自由思想的能力，进而摧毁人们的自我尊严和独立人格的。所以，生活在真实的公共生活中，必定是对专制社会的最根本瓦解。
说真话首先就是说真心话，不说违心的话。说出你自己对历史的真心评价，说出你自己对现时中国和世界的真心看法，说出你自己对国家的真心愿望，说出你自己对当地政府的真心批评，说出你自己对政府应该做什么和不应该做什么的真心要求。说真心话时，拒绝套用独裁政权的谎言机器制造的控制人们自由思想的语言和语言模式。真心话不等于正确的话，言论自由的真谛不在于允许说正确的意见而在于可以自由言说。谁都无法保证自己说的一定正确，但是每个人都知道自己是否说了真心话。让我们从说真心话不说违心话开始，渐渐舒展长期扭曲的心灵状态，冲破专制政权对自由思想的束缚，没有恐惧地在公共生活的领域里真心言说。
说真话就要说真相。掩盖和扭曲历史和现实真相是专制社会谎言统治的重要部分。当历史和现实的真相一旦大白，共产党在中国的革命和在中国的统治将在历史正确的一边毫无立锥之地，它将失去继续生存的阴暗环境。我们要用真相的阳光驱除共产党制造的外衣下爬满中国美丽丰腴的肌肤上的罪恶的虱子，恢复中国社会应有的健美。我们不再做政治化妆师，不再接受也不配合政治化妆师的工作，不写红色经典，不搞红色旅游，不使用掩盖历史真相扭曲人们思想的词汇，比如说解放（其实是更残酷的奴役），三年自然灾害（其实是人祸），“六四”风波（其实是六四大屠杀），等等。我们要大说特说历史真相、说现实真相，说大真相、说小真相，说世界的真相说中国的真相，说当地的真相，说你周围的真相，向大大小小“国王”痛痛快快叫一声“国王没穿衣服！”。让“谁控制了历史谁就控制了现在、谁控制了现在谁就控制了历史”的历史在我们这代人的真相言说中结束。
说真话就要说不满。专制政权的特性之一就是不断地制造不满而又不允许人们表达不满。共产党政权在其政治上全面控制时期要求人们真诚地相信它、真心地赞美它，现在它在政治民主化上已经处于守势，它只能期望人们不反对它或违心地承认它和歌颂它。我们中国人应该从今天开始摒弃违心接受、承认、歌颂和无动于衷的犬儒主义态度，把历史上的不满说出来，把现时的不满说出来，把强加在自己和别人身上的不公说出来，把官僚的腐败说出来，把共产党专制政权摧残人性的罪恶和反人类的罪行说出来，让世人都知道在专制政权的统治下，社会是多么不和谐，让任何腐败都没有谎言的遮盖而赤裸出来，让任何的暴力都没有谎言的扶持而跛脚起来。让人们都明白，专制政府是没有能力消减政府腐败更没有能力建立和谐社会的；纳税人作为政府的主人天然具有直接反腐败和反公权滥用的权利，公民的充分表达才是通向和谐社会的第一步。
四、 怎样说真话
在现时的中国，公民没有可靠的制度化的渠道把真话输入大众媒体和政府决策程中去。因此，说真话运动就要自己创造自由言说的渠道。
说真话运动首先要把说真话当作一个习惯去培养，要求我们拒绝谎言，不参加虚假的庆典、节日，不支持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不看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和任何虚假媒体的报道，不看党报党刊并拒绝与宣传部门的谎言政策合作，让一切的日常生活中的谈话、闲聊和通信等活动都在真实的公共生活的话语下进行。让谎言的链条在我们的口中断掉。
说真话可以采取给中国当局领导人或地方政府领导人写信或发公开信的形式，假如你同意已经发表的某一公开信的内容，你也可在此公开信上签字并寄给你想反映民意的领导人。公开信不断发表和寄来，让他们无法回避公民的声音。
说真话可以采取在网上发表文章，写博客、写留言写评论的方式，也可采用发手机短信的方式，让中国上空的电子网波中源源不断地滚动着我们中国人所言说的真心话、真相和不满。
说真话可以采取接受自由媒体采访、出口转内销的方式。就像资本的自由流通给人们带来物质致富的机会一样，真话的自由流通将会给人们带来精神致富的机会。
说真话运动是民意制度建设运动，我们要向各级人民代表说真心话、说真相、说不满，让人民代表逐渐习惯于听民意，并习惯把民意带到议会的殿堂里言说。
五、 结语
在共产党的专制政权的长期统治下，我们中国人失去的太多了。我们甚至失去了话语权、失去了自由言说的能力。我们要不断持续地努力说真话，夺回我们的话语权，恢复我们自由言说的能力。对于一个个人来说，在中国说真话，是心灵的自我拯救，“身体上，这是困难的举动，但是灵魂上，这是唯一的选择。”对于整个民族，建立民主制度的目标要求我们从整体上清理专制政权统治长期恶质化的以谎言盛行为标志的政治文化环境。人类文明进步的历史就是真话不断战胜谎言的历史。让我们用公开的自主言说克服我们对专制政权的恐惧，用持续的说真话运动聚孤胆为群胆，恢复公民的尊严和自信，光复我们沦陷已久的精神王国，为未来全面建设民主社会准备必要的干净的公民文化基础。
亲爱的同胞，行动起来吧！
--------------------------
原载《magazine》
出處：http://www.yangjianli.com/articles/truth_speaking_gb.htm
一、 引言
最近一个时期，一个接着一个传统意义上的体制内的官员、民主人士、学者和商人，凭着自己的道义良心和社会责任感勇敢地站出来，发表给中国最高当局的公开信，真实述说自己对当前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宗教和环境等现状的分析和担忧，大胆指出一党专政的祸弊，并恳切要求中国当局开启旨在建立民主、合理、和谐社会的政治改革。我们高兴地看到，在中国，民主力量的体制内外的界限正渐渐地被打破；更令人鼓舞的是，虽然，自由言论者在共产党一党专政的强压之下，依然面临着遭受残酷迫害的危险，但是，越来越多的人凭着自己的胆识，不断发出来自良心的真实声音。当今中国共产党的专制政权和任何专制政权一样都是三条腿的桌子，一条腿是垄断权力的巨大利益换来的统治集团的效忠，一条腿是暴力威胁，再一条腿就是谎言。其中只要有一条腿断掉，专制政权就会轰然倒下。在中国，纳税人的权利全面对抗统治集团的特权、和平理性全面对抗专制暴力、真话全面对抗谎言的时机已渐渐成熟。就让我们从最简单的开始吧。我呼吁，在中国开展一场轰轰烈烈的全民说真话运动。
二、 为什么要开展说真话运动
本来，说真话是不需要搞运动的，在一个文明的社会里，说真话应该是人们公共生活的基本习惯。然而，我们整个民族长期生活在专制统治者用暴力和谎言铸就的社会里，虚假的历史、虚构的事实、伪造的伟大、伪善的道德、伪装的幸福、、、、、、从上到下充斥泛滥，一切的罪恶都在谎言的掩护扶持下大行其道。多少人因为说真话而系狱，而惨死，而妻离子散？！就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人们依然由于说真话而要遭受经济制裁和政治迫害、遭受监禁、遭受精神和肉体的折磨、甚至面临失去生命的危险！我们，作为一个社会，已经失去了说真话的习惯，我们不仅失去了说真话的习惯而且养成了容忍谎言的习惯，我们不仅养成了容忍谎言的习惯而且养成了听从谎言的习惯，我们不仅养成了听从谎言的习惯而且养成了主动说谎言并靠其生存的习惯。整个社会弄虚作假，来的那么自然那么习以为常，甚至连幼儿园的孩子在电视镜头面前都会说“三个代表”，连最应该是净土的高等学府，学位与官位和金钱都在做着密切的交易。我们对那些因说真话惨遭迫害的人，无动于衷，甚至认为他们是不正常的人，是破坏“和谐”的人。久而久之，我们的心灵的生命萎缩了，我们用内心的尊严做抵押支付着我们的生存，有的甚至是外表光鲜的生存，无权者被盘剥被摧残而无话语空间诉说。由于我们全面接受谎言的潜规则独裁者而显得道貌岸然，由于我们在谎言前面全面退让，专制政权而显得稳定强大，我们的精神王国由于失去真话的保卫而沦陷了，深深地沦陷了。在这样的情形下，非运动的方式—--也就是一批人用自己的道义勇气前赴后继地带动整个社会的风气和行为----不可把整个社会从其深陷的谎言漩涡中推动出来，而在当前的中国，任何一个个人大胆地公开说真话都是异乎寻常的，都会产生强大的推动力促使更多的人出来公开说真话，这样一来也必然形成不遵从既有惯例的运动。全民说真话运动是必须的也是必然的。
三、 说什么样的真话
我们开展的说真话运动是针对公共生活领域的，我们不主张揭露与公共生活无关的任何个人隐私。所谓的公共生活就是公民缴纳的税金所供给的、旨在增进公民福祉的所有公共的人与事。任何一个公民都有资格和权利，也有责任在公共生活中说三道四畅所欲言，以防止公权力的腐败、腐蚀和侵害。然而，任何独裁者都是从独霸公权力控制公共领域的话语权开始，用暴力威胁用谎言萎靡人们的自由言语和自由思想的能力，进而摧毁人们的自我尊严和独立人格的。所以，生活在真实的公共生活中，必定是对专制社会的最根本瓦解。
说真话首先就是说真心话，不说违心的话。说出你自己对历史的真心评价，说出你自己对现时中国和世界的真心看法，说出你自己对国家的真心愿望，说出你自己对当地政府的真心批评，说出你自己对政府应该做什么和不应该做什么的真心要求。说真心话时，拒绝套用独裁政权的谎言机器制造的控制人们自由思想的语言和语言模式。真心话不等于正确的话，言论自由的真谛不在于允许说正确的意见而在于可以自由言说。谁都无法保证自己说的一定正确，但是每个人都知道自己是否说了真心话。让我们从说真心话不说违心话开始，渐渐舒展长期扭曲的心灵状态，冲破专制政权对自由思想的束缚，没有恐惧地在公共生活的领域里真心言说。
说真话就要说真相。掩盖和扭曲历史和现实真相是专制社会谎言统治的重要部分。当历史和现实的真相一旦大白，共产党在中国的革命和在中国的统治将在历史正确的一边毫无立锥之地，它将失去继续生存的阴暗环境。我们要用真相的阳光驱除共产党制造的外衣下爬满中国美丽丰腴的肌肤上的罪恶的虱子，恢复中国社会应有的健美。我们不再做政治化妆师，不再接受也不配合政治化妆师的工作，不写红色经典，不搞红色旅游，不使用掩盖历史真相扭曲人们思想的词汇，比如说解放（其实是更残酷的奴役），三年自然灾害（其实是人祸），“六四”风波（其实是六四大屠杀），等等。我们要大说特说历史真相、说现实真相，说大真相、说小真相，说世界的真相说中国的真相，说当地的真相，说你周围的真相，向大大小小“国王”痛痛快快叫一声“国王没穿衣服！”。让“谁控制了历史谁就控制了现在、谁控制了现在谁就控制了历史”的历史在我们这代人的真相言说中结束。
说真话就要说不满。专制政权的特性之一就是不断地制造不满而又不允许人们表达不满。共产党政权在其政治上全面控制时期要求人们真诚地相信它、真心地赞美它，现在它在政治民主化上已经处于守势，它只能期望人们不反对它或违心地承认它和歌颂它。我们中国人应该从今天开始摒弃违心接受、承认、歌颂和无动于衷的犬儒主义态度，把历史上的不满说出来，把现时的不满说出来，把强加在自己和别人身上的不公说出来，把官僚的腐败说出来，把共产党专制政权摧残人性的罪恶和反人类的罪行说出来，让世人都知道在专制政权的统治下，社会是多么不和谐，让任何腐败都没有谎言的遮盖而赤裸出来，让任何的暴力都没有谎言的扶持而跛脚起来。让人们都明白，专制政府是没有能力消减政府腐败更没有能力建立和谐社会的；纳税人作为政府的主人天然具有直接反腐败和反公权滥用的权利，公民的充分表达才是通向和谐社会的第一步。
四、 怎样说真话
在现时的中国，公民没有可靠的制度化的渠道把真话输入大众媒体和政府决策程中去。因此，说真话运动就要自己创造自由言说的渠道。
说真话运动首先要把说真话当作一个习惯去培养，要求我们拒绝谎言，不参加虚假的庆典、节日，不支持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不看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和任何虚假媒体的报道，不看党报党刊并拒绝与宣传部门的谎言政策合作，让一切的日常生活中的谈话、闲聊和通信等活动都在真实的公共生活的话语下进行。让谎言的链条在我们的口中断掉。
说真话可以采取给中国当局领导人或地方政府领导人写信或发公开信的形式，假如你同意已经发表的某一公开信的内容，你也可在此公开信上签字并寄给你想反映民意的领导人。公开信不断发表和寄来，让他们无法回避公民的声音。
说真话可以采取在网上发表文章，写博客、写留言写评论的方式，也可采用发手机短信的方式，让中国上空的电子网波中源源不断地滚动着我们中国人所言说的真心话、真相和不满。
说真话可以采取接受自由媒体采访、出口转内销的方式。就像资本的自由流通给人们带来物质致富的机会一样，真话的自由流通将会给人们带来精神致富的机会。
说真话运动是民意制度建设运动，我们要向各级人民代表说真心话、说真相、说不满，让人民代表逐渐习惯于听民意，并习惯把民意带到议会的殿堂里言说。
五、 结语
在共产党的专制政权的长期统治下，我们中国人失去的太多了。我们甚至失去了话语权、失去了自由言说的能力。我们要不断持续地努力说真话，夺回我们的话语权，恢复我们自由言说的能力。对于一个个人来说，在中国说真话，是心灵的自我拯救，“身体上，这是困难的举动，但是灵魂上，这是唯一的选择。”对于整个民族，建立民主制度的目标要求我们从整体上清理专制政权统治长期恶质化的以谎言盛行为标志的政治文化环境。人类文明进步的历史就是真话不断战胜谎言的历史。让我们用公开的自主言说克服我们对专制政权的恐惧，用持续的说真话运动聚孤胆为群胆，恢复公民的尊严和自信，光复我们沦陷已久的精神王国，为未来全面建设民主社会准备必要的干净的公民文化基础。
亲爱的同胞，行动起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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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magazine》
出處：http://www.yangjianli.com/articles/truth_speaking_gb.htm
(轉) 人在中國 價值幾何？
作者／劉賓雁
重慶市人大代表陳中林和四十名其他代表，上書中央，要求今後死刑判決應該由最高人民法院審定，而不要再由各省高級法院決定。這封信在《中國青年報》的周末版上登出來了，裏面有一句話，"最後核查和核准的權利，是與中國每年判處死刑的一萬名死刑犯的命運連在一起的，應引起每個人的關注。"寫信人沒想到，他們這一來就不小心地泄漏了一個重大國家機密。
中國很少公佈處理死刑犯的數目。國際上的人權組織只能根據間接材料來估計。前些年的數位，是一年處決兩千多人，那已經超過世界各國處死犯人的總和了。現在泄露的這個一萬人的數位，竟然是世界總和的五倍了。這就叫人納悶了，中國政府如何向世界解釋這件事呢？鄰國日本，一年處死犯人的數目，我只見過一年的，是二十幾人，當時已經認爲是很高的了。那麽，我們這個古老的文明大國，又實行社會主義五十年了，每年必須殺死的人爲什麽就比日本多出四百多倍呢（去掉兩國人口的差別，也還比日本多殺了四十幾倍人）？別看不過是一個數位，對於中共卻是一個難題。
爲什麽呢？因爲對於人和對於人的生命的態度問題，是中囯共產黨有史以來的一個根本性問題。把不同時期裏的問題分開來看，蘇區時代有所謂"富田事變"和AB團的問題，那就是毛澤東早期有意陷害和大規模殺害革命幹部的罪行；時起時伏、一直延續到解放後的所謂"肅托"問題；幾次戰爭時期中的人海戰術問題；四十年代末到五十年代初土改和鎮反中的有意無意擴大地主富農打擊面和隨意處死無辜者的問題；1958年大躍進造成的大饑荒中餓死四千萬農民的問題；最後，就是1989年六四在北京對和平示威者開槍屠殺數以千計的市民的問題。所有這些事件加到一起，就是一個不把人的生命當回事，幾十年來屢次和不斷地大量殺害好人或者因自己的錯誤而把好人置於死地的問題了。我還沒有把兩件大事算進去，一是把人當作工具，在生産建設中不必要地使很多人喪失性命；再一件是幾次發動不義戰爭，使一百多萬大好男兒命喪疆場。
嚴重的是所有上述錯誤和罪行都是一貫地一犯再犯，從來不改，一直繼續到今天。這是什麽緣故呢？你仔細想想，就會明白，那些東西後面有一個主導精神，是毛澤東思想和他所創造的那一套政治制度的核心和靈魂。那就是反人性和反人道主義。那三十年裏，作爲人的本性的愛，人所追求的最高價值自由、快樂和幸福，都成了有害的、甚至反動的東西，也就從我們的生活裏和語言裏消失了。因爲他們都妨礙革命，而毛澤東所倡導的革命，就是要大家都來受苦和犧牲；爲了一個美好的未來，永遠地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一怕不苦，二怕不死）。快樂和幸福有害，苦難和死亡倒成了最神聖、最高尚的東西。本來，1978年鄧小平開始改革時，提出了撥亂反正、正本清源的口號。那就應該對於毛澤東思想來一個徹底否定。但是結果是僅僅否定了毛澤東時代經濟政策上的錯誤，毛澤東思想裏最反動的部分根本沒有去觸動。
結果就是：改革25年之後，經濟雖然上去了，共產黨也面目全非了，但是這個政權對於人的那種殘酷無情一點也沒有改變。專政的性質是變了：從無產階級專政變爲對無產階級的專政了；從前是爲了政治，現在是爲了金錢。但是對群衆說打就打、說抓就抓、說殺就殺，那是和過去沒有兩樣的。不然的話，還能每年殺掉一萬人嗎？中國人就真地比日本人壞四十倍嗎？
3/20/2004 10:37:35 AM
出處: http://www.epochtimes.com/b5/4/3/20/n488715.htm
重慶市人大代表陳中林和四十名其他代表，上書中央，要求今後死刑判決應該由最高人民法院審定，而不要再由各省高級法院決定。這封信在《中國青年報》的周末版上登出來了，裏面有一句話，"最後核查和核准的權利，是與中國每年判處死刑的一萬名死刑犯的命運連在一起的，應引起每個人的關注。"寫信人沒想到，他們這一來就不小心地泄漏了一個重大國家機密。
中國很少公佈處理死刑犯的數目。國際上的人權組織只能根據間接材料來估計。前些年的數位，是一年處決兩千多人，那已經超過世界各國處死犯人的總和了。現在泄露的這個一萬人的數位，竟然是世界總和的五倍了。這就叫人納悶了，中國政府如何向世界解釋這件事呢？鄰國日本，一年處死犯人的數目，我只見過一年的，是二十幾人，當時已經認爲是很高的了。那麽，我們這個古老的文明大國，又實行社會主義五十年了，每年必須殺死的人爲什麽就比日本多出四百多倍呢（去掉兩國人口的差別，也還比日本多殺了四十幾倍人）？別看不過是一個數位，對於中共卻是一個難題。
爲什麽呢？因爲對於人和對於人的生命的態度問題，是中囯共產黨有史以來的一個根本性問題。把不同時期裏的問題分開來看，蘇區時代有所謂"富田事變"和AB團的問題，那就是毛澤東早期有意陷害和大規模殺害革命幹部的罪行；時起時伏、一直延續到解放後的所謂"肅托"問題；幾次戰爭時期中的人海戰術問題；四十年代末到五十年代初土改和鎮反中的有意無意擴大地主富農打擊面和隨意處死無辜者的問題；1958年大躍進造成的大饑荒中餓死四千萬農民的問題；最後，就是1989年六四在北京對和平示威者開槍屠殺數以千計的市民的問題。所有這些事件加到一起，就是一個不把人的生命當回事，幾十年來屢次和不斷地大量殺害好人或者因自己的錯誤而把好人置於死地的問題了。我還沒有把兩件大事算進去，一是把人當作工具，在生産建設中不必要地使很多人喪失性命；再一件是幾次發動不義戰爭，使一百多萬大好男兒命喪疆場。
嚴重的是所有上述錯誤和罪行都是一貫地一犯再犯，從來不改，一直繼續到今天。這是什麽緣故呢？你仔細想想，就會明白，那些東西後面有一個主導精神，是毛澤東思想和他所創造的那一套政治制度的核心和靈魂。那就是反人性和反人道主義。那三十年裏，作爲人的本性的愛，人所追求的最高價值自由、快樂和幸福，都成了有害的、甚至反動的東西，也就從我們的生活裏和語言裏消失了。因爲他們都妨礙革命，而毛澤東所倡導的革命，就是要大家都來受苦和犧牲；爲了一個美好的未來，永遠地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一怕不苦，二怕不死）。快樂和幸福有害，苦難和死亡倒成了最神聖、最高尚的東西。本來，1978年鄧小平開始改革時，提出了撥亂反正、正本清源的口號。那就應該對於毛澤東思想來一個徹底否定。但是結果是僅僅否定了毛澤東時代經濟政策上的錯誤，毛澤東思想裏最反動的部分根本沒有去觸動。
結果就是：改革25年之後，經濟雖然上去了，共產黨也面目全非了，但是這個政權對於人的那種殘酷無情一點也沒有改變。專政的性質是變了：從無產階級專政變爲對無產階級的專政了；從前是爲了政治，現在是爲了金錢。但是對群衆說打就打、說抓就抓、說殺就殺，那是和過去沒有兩樣的。不然的話，還能每年殺掉一萬人嗎？中國人就真地比日本人壞四十倍嗎？
3/20/2004 10:37:35 AM
出處: http://www.epochtimes.com/b5/4/3/20/n488715.htm
(轉) 劉賓雁：美容就可解放婦女？
作者／劉賓雁
3月26日的《人民日報》（海外版）上發了一篇文章，題目是《從三寸金蓮到人造美女》。曾在英國留學的中國女學生，24歲的郝璐璐，花了20萬元錢，耗費200天時間，全身作了十幾處手術來整形。單眼皮變成了雙眼皮；矮鼻子變成高鼻子；吸走了一些多餘的脂肪，人變苗條了；乳房也加高了。郝璐璐的煥然一新的形象不斷出現在國內的電視和畫報上，在相當一部分婦女當中引發了"造美潮"。西部甘肅省的人大代表穆濤說，在她的家鄉，女性隆胸、提臀、吸脂已經不算什麽新聞。"婦女們都有選擇美的權利，挑戰傳統在我們這個時代已經不那麽可怕。"文章的作者蔡敏和孟娜對這種現象的意義估計更高，認爲是可以和1949年後中國婦女終於從必須纏足的傳統下解放出來那件大事相提並論的又一次婦女解放。作者忍不住激動地寫道："短短幾年內，幫助婦女美起來的整容、美容行業一躍成爲中國繼買房、買車、旅遊之後的第四大消費熱點。全國美容消費近年年均突破200億元。"
郝璐璐本人呢，也覺得自己是個時代先驅了，她說："我漸漸有了一種責任感，覺得自己有責任讓大家樹立一種美容消費的新態度。不必遮遮掩掩，追求美並沒有什麽見不得人的。"
這篇文章，把郝璐璐拿來和美國人比較，說她全身手術面積不少於美國明星邁克爾·傑克遜。還寫到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如何對郝璐璐的整容過程全程跟蹤，美聯社也隨後加入。傑克遜是美國著名黑人歌星，他的手術是把渾身一層黑皮都變成了白皮，跟白人一樣了。把郝璐璐拿來和克遜相對比，還特別說到美國新聞界如何跟蹤報道，大概都是爲了證明中國婦女大搞美容，乃是中國趕上了世界先進潮流的標誌。
在毛澤東時代，中國人根本不准許有個人生活，也不許個人在任何事情上做自己的選擇。至於美，那就和罪惡沒什麽兩樣。就這點而言，能夠講究點美當然是一個進步。25年改革裏，中國人的個人自由明顯地擴大了，這無疑是好事。但是，也是這場改革，它的重大失誤之一就是沒有提高婦女的地位。或者說，婦女的地位反而不如過去了。在中國，從來沒有這麽多婦女，幾千萬人以上吧，以各種方式從事賣淫。也從來沒有這麽多婦女被拐賣。爲什麽叫"拐賣"？意思是不完全是強迫吧，那就是由於被拐賣的婦女在原先的家庭裏壓迫太重、生活太苦、勞動太重，也想擺脫吧。至於農民的極端貧困化，數以千萬計的工人的長期失業，那些家庭中，妻子承受的困苦往往會超過男人。就我所知，至少在遼寧和四川兩省，失業工人的妻女很多人被迫賣淫。至於女工們自己，不用說是失業在男人之先，就業在男人之後，而且本人爲了養家糊口，竟不得不南下廣州賣淫。在失學和就學的問題上，女孩子的地位也是一樣。在這大背景之下，怎麽能根據一小部分婦女做美容就斷言中國婦女的地位和不再纏足一樣又提高了一次呢？何況，仔細觀察一下的話，那些花大錢作美容的女人裏面，目的在於提高出賣自己的價格者絕不會太少。
4/2/2004 9:15:59 AM
出處:http://www.dajiyuan.com/b5/4/4/2/n498868.htm
3月26日的《人民日報》（海外版）上發了一篇文章，題目是《從三寸金蓮到人造美女》。曾在英國留學的中國女學生，24歲的郝璐璐，花了20萬元錢，耗費200天時間，全身作了十幾處手術來整形。單眼皮變成了雙眼皮；矮鼻子變成高鼻子；吸走了一些多餘的脂肪，人變苗條了；乳房也加高了。郝璐璐的煥然一新的形象不斷出現在國內的電視和畫報上，在相當一部分婦女當中引發了"造美潮"。西部甘肅省的人大代表穆濤說，在她的家鄉，女性隆胸、提臀、吸脂已經不算什麽新聞。"婦女們都有選擇美的權利，挑戰傳統在我們這個時代已經不那麽可怕。"文章的作者蔡敏和孟娜對這種現象的意義估計更高，認爲是可以和1949年後中國婦女終於從必須纏足的傳統下解放出來那件大事相提並論的又一次婦女解放。作者忍不住激動地寫道："短短幾年內，幫助婦女美起來的整容、美容行業一躍成爲中國繼買房、買車、旅遊之後的第四大消費熱點。全國美容消費近年年均突破200億元。"
郝璐璐本人呢，也覺得自己是個時代先驅了，她說："我漸漸有了一種責任感，覺得自己有責任讓大家樹立一種美容消費的新態度。不必遮遮掩掩，追求美並沒有什麽見不得人的。"
這篇文章，把郝璐璐拿來和美國人比較，說她全身手術面積不少於美國明星邁克爾·傑克遜。還寫到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如何對郝璐璐的整容過程全程跟蹤，美聯社也隨後加入。傑克遜是美國著名黑人歌星，他的手術是把渾身一層黑皮都變成了白皮，跟白人一樣了。把郝璐璐拿來和克遜相對比，還特別說到美國新聞界如何跟蹤報道，大概都是爲了證明中國婦女大搞美容，乃是中國趕上了世界先進潮流的標誌。
在毛澤東時代，中國人根本不准許有個人生活，也不許個人在任何事情上做自己的選擇。至於美，那就和罪惡沒什麽兩樣。就這點而言，能夠講究點美當然是一個進步。25年改革裏，中國人的個人自由明顯地擴大了，這無疑是好事。但是，也是這場改革，它的重大失誤之一就是沒有提高婦女的地位。或者說，婦女的地位反而不如過去了。在中國，從來沒有這麽多婦女，幾千萬人以上吧，以各種方式從事賣淫。也從來沒有這麽多婦女被拐賣。爲什麽叫"拐賣"？意思是不完全是強迫吧，那就是由於被拐賣的婦女在原先的家庭裏壓迫太重、生活太苦、勞動太重，也想擺脫吧。至於農民的極端貧困化，數以千萬計的工人的長期失業，那些家庭中，妻子承受的困苦往往會超過男人。就我所知，至少在遼寧和四川兩省，失業工人的妻女很多人被迫賣淫。至於女工們自己，不用說是失業在男人之先，就業在男人之後，而且本人爲了養家糊口，竟不得不南下廣州賣淫。在失學和就學的問題上，女孩子的地位也是一樣。在這大背景之下，怎麽能根據一小部分婦女做美容就斷言中國婦女的地位和不再纏足一樣又提高了一次呢？何況，仔細觀察一下的話，那些花大錢作美容的女人裏面，目的在於提高出賣自己的價格者絕不會太少。
4/2/2004 9:15:59 AM
出處:http://www.dajiyuan.com/b5/4/4/2/n498868.htm
歐巴馬當選
被我猜中了!!歐巴馬當選了。雖然我不是美國人，雖然很多台灣人很想當美國人，嘖，硬要我選，我還是會選當荷蘭人。可惡，我真是「不愛台灣」。可是我愛自由，特別是得來不易的言論自由。
我有預感這篇又會離題。囧
anyway，我突然想到，在阿姆斯特丹有個Leisplain(有人翻譯為萊斯廣場或萊登廣場)，好幾次我們搭電車經過或者徒步經過時，總會有一群人聚集在那邊跟街頭藝人玩耍。有時候是雜耍，有時候看來是團康遊戲，圍觀的人看起來都很開心。警察騎著馬晃來晃去，經常停下來跟觀光客合影。輕軌電車永遠永遠永遠永遠永遠都會讓行人先通過，這跟台灣真是超級無敵大的對比。上一次受到這種禮讓，是我參觀完蒙大拿大學走在一個小巷子十字路口，遠方的小客車距離我還有30公尺吧，就減速停車。
就在剛剛，我去頂好買個東西，就覺得我隨時可能與各位say goodbye。車子看見行人，就想要搶快通過，好像他慢一步就非得不情願的讓行人先走。台灣，就是這樣不尊重人的地方，開車的永遠最大，再往上想就變成了有錢的永遠是大爺。
前不久我還在路上看見很可笑的標語，要自行車騎士不要按鈴催促行人，真是可笑極了。哪邊好笑？因為政府不斷說什麼節能減碳（口號好聽動人，實際作為如何？)，呼籲民眾多走路、騎單車、搭大眾運輸工具等等。但是，誘因在哪？
首先，別提讓大家早就不敢期望的公車專用道。因為利益糾葛，因為各種狗屁不通的官商勾結，公車專用道弄不好，所以我們總是會在街頭看見驚險的畫面，不是公車突然向右靠站，再不然就是突然又左向進快車道。計程車老是想搶著去公車站找些等煩了公車的民眾，於是完全不顧機車騎士的安危，加速猛衝靠邊。小客車們則是想盡辦法把兩線道變成三線道、三線道變成四線道，反正線都畫假的，大家看看就好。然後，都要被擠到人行道上面的機車們，只能苦命的想盡法子鑽出一條血路，好不容易鑽到所謂的「機車停等區」，最常看見的就是一些不知恥的汽車駕駛把車子穩穩當當地停在那個格子中。拜託，那是「機車停等區」又不是停車格!
走在台北街頭，總是會有滿肚子的氣。我是不知道那些總是自以為比大陸人「高等」的人的驕傲在哪啦，如果連這種尊重與禮讓都沒有，就甭往自己臉上貼金說自己比較有文化、比較高尚。亂吐痰很噁心，亂吐檳榔渣、亂丟煙蒂也是很噁心阿。
再來，因為路面這種混亂的情況，公車根本很難準時到達目的地，你要那些趕著開會、趕著上班的人怎麼會有信心搭公車？就是因為這種沒信心，所以有一大票人的選擇自己開車、選擇搭小黃、選擇騎機車。所以，我們的路上永遠擠滿了這些覺得自己開車、自己騎車、搭小黃最快的人們，於是前面說的那種問題又再次出現。就像陷入某種永遠無法脫身的漩渦，捲阿捲阿，捲的天空都成灰色，我們鼻腔、口腔進出的永遠是可怕的廢氣。
這可能就是某種欲速則不達吧？
但更可怕的還是那些腦殘的政府官員還有商人們，為了自己的利益，所以永遠要開挖同一條道路，反覆的挖阿、填阿、挖阿、填阿...坑坑洞洞的馬路，這已經說到爛的問題，卻始終解決不了。因為大家不把自己當人看阿，只想當錢養的奴隸。
西歐國家，之所以強大，當然有很大很大很大的因素在於他們對我們這些亞、非、中南美等地區人們的剝削，是這些地方的人的血汗造就了西歐的「進步」。但是，人與人互相尊重、把自己也把身邊的人「當人看」真的一定要有西歐那種「進步」才行辦到嗎？當然，有時候我也會覺得那種西方文化有些惺惺作態。
跳回歐巴馬一下。
雖說我覺得每個政治人物都很噁心，不過歐巴馬這傢伙說他反對核電廠興建、承認美國對伊拉克的攻擊是錯誤的等等。麥肯先生居然說，核電廠是他見過最乾淨的能源，所以要多多興建。OMG，這政見簡直酷斃了。哎呀，不過政治人物的話也都是聽聽就好。以前不是說什麼政治家要有風骨，說到做到，誠實不欺...。哪有？課本騙人。>"<
我在想，台灣人可能太愛美國人，所以連美國人的天真，都學的維妙維肖。2000年當選的阿扁總統，讓太多人失望、傷心、痛苦、痛恨，甚至就快要賠上所有過去好不容易爭取的到自由。2008年當選的馬總統（區長？），帶著7百多萬人的期望當選，卻馬上讓大家開始疑惑、失望...。
也許台灣人都很堅強，都懂得自我安慰？所以有些人可以是國民黨老黨員卻在2000年投票給阿扁，有些人是深綠到哭霸的人卻在2008年投給馬英九，然後大家的期望與情感都再次被這些無情、無恥的政治人物給操弄。問什麼認同，寫那種論文自以為了不起？下筆前，怎不想想自己認同了什麼、自己又是什麼？
我有預感這篇又會離題。囧
anyway，我突然想到，在阿姆斯特丹有個Leisplain(有人翻譯為萊斯廣場或萊登廣場)，好幾次我們搭電車經過或者徒步經過時，總會有一群人聚集在那邊跟街頭藝人玩耍。有時候是雜耍，有時候看來是團康遊戲，圍觀的人看起來都很開心。警察騎著馬晃來晃去，經常停下來跟觀光客合影。輕軌電車永遠永遠永遠永遠永遠都會讓行人先通過，這跟台灣真是超級無敵大的對比。上一次受到這種禮讓，是我參觀完蒙大拿大學走在一個小巷子十字路口，遠方的小客車距離我還有30公尺吧，就減速停車。
就在剛剛，我去頂好買個東西，就覺得我隨時可能與各位say goodbye。車子看見行人，就想要搶快通過，好像他慢一步就非得不情願的讓行人先走。台灣，就是這樣不尊重人的地方，開車的永遠最大，再往上想就變成了有錢的永遠是大爺。
前不久我還在路上看見很可笑的標語，要自行車騎士不要按鈴催促行人，真是可笑極了。哪邊好笑？因為政府不斷說什麼節能減碳（口號好聽動人，實際作為如何？)，呼籲民眾多走路、騎單車、搭大眾運輸工具等等。但是，誘因在哪？
首先，別提讓大家早就不敢期望的公車專用道。因為利益糾葛，因為各種狗屁不通的官商勾結，公車專用道弄不好，所以我們總是會在街頭看見驚險的畫面，不是公車突然向右靠站，再不然就是突然又左向進快車道。計程車老是想搶著去公車站找些等煩了公車的民眾，於是完全不顧機車騎士的安危，加速猛衝靠邊。小客車們則是想盡辦法把兩線道變成三線道、三線道變成四線道，反正線都畫假的，大家看看就好。然後，都要被擠到人行道上面的機車們，只能苦命的想盡法子鑽出一條血路，好不容易鑽到所謂的「機車停等區」，最常看見的就是一些不知恥的汽車駕駛把車子穩穩當當地停在那個格子中。拜託，那是「機車停等區」又不是停車格!
走在台北街頭，總是會有滿肚子的氣。我是不知道那些總是自以為比大陸人「高等」的人的驕傲在哪啦，如果連這種尊重與禮讓都沒有，就甭往自己臉上貼金說自己比較有文化、比較高尚。亂吐痰很噁心，亂吐檳榔渣、亂丟煙蒂也是很噁心阿。
再來，因為路面這種混亂的情況，公車根本很難準時到達目的地，你要那些趕著開會、趕著上班的人怎麼會有信心搭公車？就是因為這種沒信心，所以有一大票人的選擇自己開車、選擇搭小黃、選擇騎機車。所以，我們的路上永遠擠滿了這些覺得自己開車、自己騎車、搭小黃最快的人們，於是前面說的那種問題又再次出現。就像陷入某種永遠無法脫身的漩渦，捲阿捲阿，捲的天空都成灰色，我們鼻腔、口腔進出的永遠是可怕的廢氣。
這可能就是某種欲速則不達吧？
但更可怕的還是那些腦殘的政府官員還有商人們，為了自己的利益，所以永遠要開挖同一條道路，反覆的挖阿、填阿、挖阿、填阿...坑坑洞洞的馬路，這已經說到爛的問題，卻始終解決不了。因為大家不把自己當人看阿，只想當錢養的奴隸。
西歐國家，之所以強大，當然有很大很大很大的因素在於他們對我們這些亞、非、中南美等地區人們的剝削，是這些地方的人的血汗造就了西歐的「進步」。但是，人與人互相尊重、把自己也把身邊的人「當人看」真的一定要有西歐那種「進步」才行辦到嗎？當然，有時候我也會覺得那種西方文化有些惺惺作態。
跳回歐巴馬一下。
雖說我覺得每個政治人物都很噁心，不過歐巴馬這傢伙說他反對核電廠興建、承認美國對伊拉克的攻擊是錯誤的等等。麥肯先生居然說，核電廠是他見過最乾淨的能源，所以要多多興建。OMG，這政見簡直酷斃了。哎呀，不過政治人物的話也都是聽聽就好。以前不是說什麼政治家要有風骨，說到做到，誠實不欺...。哪有？課本騙人。>"<
我在想，台灣人可能太愛美國人，所以連美國人的天真，都學的維妙維肖。2000年當選的阿扁總統，讓太多人失望、傷心、痛苦、痛恨，甚至就快要賠上所有過去好不容易爭取的到自由。2008年當選的馬總統（區長？），帶著7百多萬人的期望當選，卻馬上讓大家開始疑惑、失望...。
也許台灣人都很堅強，都懂得自我安慰？所以有些人可以是國民黨老黨員卻在2000年投票給阿扁，有些人是深綠到哭霸的人卻在2008年投給馬英九，然後大家的期望與情感都再次被這些無情、無恥的政治人物給操弄。問什麼認同，寫那種論文自以為了不起？下筆前，怎不想想自己認同了什麼、自己又是什麼？
(轉) Poster Highlights Race Issue
November 03, 2008 3:24 PM
ABC News' Huma Khan Reports: A new image of the presidential candidates is circulating in New York City.
And what’s different about this one? Their races are switched.
The poster, created by New York-based ad agency Grey Group, was motivated by the discussion about race in the elections.
“It makes a powerful message that race should not be the issue,” said Chris Brunt, associate creative director at the agency. “The idea of switching the races seems very strongly to personify that… in a way, it’s sort of obvious. It obviously says the sort of bold truth that color does not matter."
The images of Sen. Barack Obama and Sen. John McCain are accompanied by the slogan, "Let the Issues Be the Issue," to emphasize that other issues are more important than race.
The posters will be published in a small Pennsylvania newspaper and circulated all over New York City today, right in time for the elections.
出處:http://blogs.abcnews.com/politicalradar/2008/11/mccainobama-pos.html
(轉) 裂縫與蛇─談樂生現階段危機
在樂生，只要放鬆心情，很容易找回人與自然相處的本能。我在樂生社區教室中教控窯，學生和家長在控窯過程中撿材、鋸材、挖土、搭窯、生火、烘烤，很容易體會到這樣的感受。
愉悅的星期六，學生、家長和老師沉浸在勞動和食物的恩賜中又渡過了一天的控窯課。一如往常，迷人的火焰、食物的美味、勞動的快樂和髒兮兮的大人和小孩。一如往常，和其他老師晚餐過後，我去樂生的公共澡堂洗澡。
樂生多蛇，雨傘節、青竹絲。柏油地舊多裂縫。夜色昏暗之中，往澡堂的路沒有燈光。眼前是一條黑蛇橫在路中，驚嚇之餘，細看這條蛇竟能長到橫越整條路，也許它只是條裂縫，但在昏暗中，似乎又在不斷扭動前進。蛇或裂縫，現在回想還是沒有把握。
樂生情勢險惡之處在此，是蛇亦或裂縫？此刻乃存亡關頭或仍是平靜生活？在黑夜之中分不清楚。以往政府大張旗鼓的傲慢宣示剝奪樂生的生存權，造成的是台灣乃至世界基於保護弱者良心的串聯，樂生於危急存亡之秋，渡過三年，仍保持原貌，在於人性光芒面的展現。
今日「馬上」政府在制式官僚體制中出生，充分理解「沉默」能帶給樂生更沉重的壓力。任何公開宣示不談到任何有關拆除的問題，但政策的總方向卻默默的朝向拆除的方向前進：承諾保留，但同時又將多數區域劃為危樓；保留家園，卻迫遷居民，讓居民看著自己的家園在工程「意外」中，「自然」倒塌；荒廢數年之建築，未曾依院民之請修護善加使用，卻在捷運重新開工前一個月之際，以最急件方式發包修護，限期一個月內完工，讓院方得以軟硬兼施迫遷「保留區」之居民；「馬上」通過漢生病人權法案，成為世界少數立法保障漢生病人權的先進國家，實際上卻是放任院方以威脅住家斷水斷電的方法，脅迫居民在恐懼中任憑官僚擺佈；法案通過與否，無關乎居民現狀人權保護，甚至補償條例成為新一項威脅利誘的工具法案，透過行政程序繁複，遲遲不肯發放，甚至與迫遷問題掛勾，暗示居民唯有就範者能得到補償。樂生院民面對兩面手法，一方面以一個小老百姓的心情，急欲相信政府給予的光明承諾，另一方面卻在矛盾不解中承擔著官僚暗中進行的險惡政策。
將政府的意圖視為毒蛇猛獸，並非小老百姓的願望，卻是處在黑夜中弱者的悲哀。
「馬上」與否，樂生危機並無改變。無論是裂縫或蛇，我們都不能猶豫。與關懷樂生者共勉之。
作者:三郎
出處: http://www.coolloud.org.tw/node/29518
愉悅的星期六，學生、家長和老師沉浸在勞動和食物的恩賜中又渡過了一天的控窯課。一如往常，迷人的火焰、食物的美味、勞動的快樂和髒兮兮的大人和小孩。一如往常，和其他老師晚餐過後，我去樂生的公共澡堂洗澡。
樂生多蛇，雨傘節、青竹絲。柏油地舊多裂縫。夜色昏暗之中，往澡堂的路沒有燈光。眼前是一條黑蛇橫在路中，驚嚇之餘，細看這條蛇竟能長到橫越整條路，也許它只是條裂縫，但在昏暗中，似乎又在不斷扭動前進。蛇或裂縫，現在回想還是沒有把握。
樂生情勢險惡之處在此，是蛇亦或裂縫？此刻乃存亡關頭或仍是平靜生活？在黑夜之中分不清楚。以往政府大張旗鼓的傲慢宣示剝奪樂生的生存權，造成的是台灣乃至世界基於保護弱者良心的串聯，樂生於危急存亡之秋，渡過三年，仍保持原貌，在於人性光芒面的展現。
今日「馬上」政府在制式官僚體制中出生，充分理解「沉默」能帶給樂生更沉重的壓力。任何公開宣示不談到任何有關拆除的問題，但政策的總方向卻默默的朝向拆除的方向前進：承諾保留，但同時又將多數區域劃為危樓；保留家園，卻迫遷居民，讓居民看著自己的家園在工程「意外」中，「自然」倒塌；荒廢數年之建築，未曾依院民之請修護善加使用，卻在捷運重新開工前一個月之際，以最急件方式發包修護，限期一個月內完工，讓院方得以軟硬兼施迫遷「保留區」之居民；「馬上」通過漢生病人權法案，成為世界少數立法保障漢生病人權的先進國家，實際上卻是放任院方以威脅住家斷水斷電的方法，脅迫居民在恐懼中任憑官僚擺佈；法案通過與否，無關乎居民現狀人權保護，甚至補償條例成為新一項威脅利誘的工具法案，透過行政程序繁複，遲遲不肯發放，甚至與迫遷問題掛勾，暗示居民唯有就範者能得到補償。樂生院民面對兩面手法，一方面以一個小老百姓的心情，急欲相信政府給予的光明承諾，另一方面卻在矛盾不解中承擔著官僚暗中進行的險惡政策。
將政府的意圖視為毒蛇猛獸，並非小老百姓的願望，卻是處在黑夜中弱者的悲哀。
「馬上」與否，樂生危機並無改變。無論是裂縫或蛇，我們都不能猶豫。與關懷樂生者共勉之。
作者:三郎
出處: http://www.coolloud.org.tw/node/29518
(轉) 觀念平台--電視新聞的兩大魔咒
林照真
2008/11/04 中國時報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最近針對電視台的違規行為進行開罰，此舉固然能收一時警惕之效，但長期來電視節目受罰件數無法遏阻，電視新聞內容受罰情形尤其嚴重。在此次「電視節目廣告諮詢會議」建議議處的二十二件違規案件中，電視新聞就有十四件，比例為六四％。電視新聞品質低落的問題，已到了不能忽視的地步了。
綜觀這次電視新聞違規受罰的案件可分為兩大部分。第一部分為件數極多的「新聞廣告化」，此一現象反映台灣電視新聞無法擺脫廣告的操控，廣告對新聞的緩慢侵蝕，已經使電視新聞失去應有的獨立性。另一部分，則是颱風等突發新聞發生時，電視媒體報導失誤的現象，追究起來，應與收視率競爭有關。
根據NCC歷年開罰資料顯示，電視節目觸犯最多的就是「節目廣告化」項目（包括新聞與一般節目）。在全部核處的二億罰金中，「節目廣告化」單項累計便達一億二千萬元，其中自然包括「新聞廣告化」案例。但坦白說，觀眾每天看到的電視新聞廣告現象，實比開罰案例多得多，「新聞廣告化」反映新聞可為廣告服務的嚴重情形，已經讓新聞公信力不斷後退。
這一次被裁罰的電視新聞頻道，有的是為自家台的八點檔連續劇造勢；但更常見的是以新聞為包裝，為特定產品進行廣告宣傳。電視台為爭取廣告，有的以新聞搭配報導做為廣告時段買賣的要件；有的則是拿新聞做公關，以獲得廣告主下單；也有的是根本就不珍惜新聞資產，甘願犧牲新聞，使新聞台變成「購物頻道」。關心電視新聞發展者，實應詳加追究，研擬因應之道。
台灣有最多的新聞頻道與時段，不料卻也提供了廣告商更多產品露出的機會。NCC等單位除應繼續嚴格監督、並向社會大眾公布違規頻道名單外，涉及新聞廣告化的廣告主、廣告代理商亦應一併公布。雖然廣告主與廣告代理商並不受相關廣電法令規範，也非NCC管轄對象，但因為是電視違規案件中的相關對象，自應一併公布，如此也可在廣告界形成輿論壓力，並受公評。
其他電視新聞違規中，最主要的例子就是幾家新聞台在未經查證的情形下，將落水的消防隊員誤報為殉職，甚至已尋獲屍體，後來才知是烏龍一場。與新聞受廣告長期置入情形不同的是，此類新聞為突發，考驗的是電視台的新聞查證能力。以颱風新聞來說，由於競爭過於激烈，電視新聞必須靠畫面與故事取勝，電視記者誇大報導颱風災情等現象已受非議，但更嚴重的是新聞可能失真。
依電視新聞邏輯來看，救人的消防隊員若在搶救災害時遇難，此一英雄行為，實具有極高的戲劇效果，這樣的新聞不但可以獲得觀眾注意，亦可在收視率上有所斬獲，難怪電視台會見獵心喜，尚未查證清楚就搶先播出。換言之，電視台追求收視率的壓力，已經牽動電視內容，這雖是老問題，但若要電視新聞回歸新聞本身，一定要改變收視調查機制，才可能見效。
由於「收視率」只能反映觀眾轉台情形，並無法反映觀眾喜愛或是厭惡的收視態度，建議NCC及早協商進行「收視質」的調查，才能使電視工作者擁有重建新聞專業的機會。
電視新聞不時脫序演出的行徑，在在反映當今既有的廣電產業結構，已經無力控管新聞品質。主管機關罰不勝罰，就算國庫多了一些收入，但賠上的是新聞的公信力。當新聞無法受人信任時，再多的金錢也無法彌補了。
出處:http://news.chinatimes.com/2007Cti/2007Cti-News/2007Cti-News-Content/0,4521,110514+112008110400138,00.html
2008/11/04 中國時報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最近針對電視台的違規行為進行開罰，此舉固然能收一時警惕之效，但長期來電視節目受罰件數無法遏阻，電視新聞內容受罰情形尤其嚴重。在此次「電視節目廣告諮詢會議」建議議處的二十二件違規案件中，電視新聞就有十四件，比例為六四％。電視新聞品質低落的問題，已到了不能忽視的地步了。
綜觀這次電視新聞違規受罰的案件可分為兩大部分。第一部分為件數極多的「新聞廣告化」，此一現象反映台灣電視新聞無法擺脫廣告的操控，廣告對新聞的緩慢侵蝕，已經使電視新聞失去應有的獨立性。另一部分，則是颱風等突發新聞發生時，電視媒體報導失誤的現象，追究起來，應與收視率競爭有關。
根據NCC歷年開罰資料顯示，電視節目觸犯最多的就是「節目廣告化」項目（包括新聞與一般節目）。在全部核處的二億罰金中，「節目廣告化」單項累計便達一億二千萬元，其中自然包括「新聞廣告化」案例。但坦白說，觀眾每天看到的電視新聞廣告現象，實比開罰案例多得多，「新聞廣告化」反映新聞可為廣告服務的嚴重情形，已經讓新聞公信力不斷後退。
這一次被裁罰的電視新聞頻道，有的是為自家台的八點檔連續劇造勢；但更常見的是以新聞為包裝，為特定產品進行廣告宣傳。電視台為爭取廣告，有的以新聞搭配報導做為廣告時段買賣的要件；有的則是拿新聞做公關，以獲得廣告主下單；也有的是根本就不珍惜新聞資產，甘願犧牲新聞，使新聞台變成「購物頻道」。關心電視新聞發展者，實應詳加追究，研擬因應之道。
台灣有最多的新聞頻道與時段，不料卻也提供了廣告商更多產品露出的機會。NCC等單位除應繼續嚴格監督、並向社會大眾公布違規頻道名單外，涉及新聞廣告化的廣告主、廣告代理商亦應一併公布。雖然廣告主與廣告代理商並不受相關廣電法令規範，也非NCC管轄對象，但因為是電視違規案件中的相關對象，自應一併公布，如此也可在廣告界形成輿論壓力，並受公評。
其他電視新聞違規中，最主要的例子就是幾家新聞台在未經查證的情形下，將落水的消防隊員誤報為殉職，甚至已尋獲屍體，後來才知是烏龍一場。與新聞受廣告長期置入情形不同的是，此類新聞為突發，考驗的是電視台的新聞查證能力。以颱風新聞來說，由於競爭過於激烈，電視新聞必須靠畫面與故事取勝，電視記者誇大報導颱風災情等現象已受非議，但更嚴重的是新聞可能失真。
依電視新聞邏輯來看，救人的消防隊員若在搶救災害時遇難，此一英雄行為，實具有極高的戲劇效果，這樣的新聞不但可以獲得觀眾注意，亦可在收視率上有所斬獲，難怪電視台會見獵心喜，尚未查證清楚就搶先播出。換言之，電視台追求收視率的壓力，已經牽動電視內容，這雖是老問題，但若要電視新聞回歸新聞本身，一定要改變收視調查機制，才可能見效。
由於「收視率」只能反映觀眾轉台情形，並無法反映觀眾喜愛或是厭惡的收視態度，建議NCC及早協商進行「收視質」的調查，才能使電視工作者擁有重建新聞專業的機會。
電視新聞不時脫序演出的行徑，在在反映當今既有的廣電產業結構，已經無力控管新聞品質。主管機關罰不勝罰，就算國庫多了一些收入，但賠上的是新聞的公信力。當新聞無法受人信任時，再多的金錢也無法彌補了。
出處:http://news.chinatimes.com/2007Cti/2007Cti-News/2007Cti-News-Content/0,4521,110514+112008110400138,0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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