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知識分子如何不見了？ 邱天助

作者：邱天助
出處：中國時報
日期：2008.01.03

　日昨，中國時報的深度報導質疑台灣知識分子不見了，對於讀社會學也教社會學的人，感受特別深刻。以往，社會學者往往被喻為社會的良心，總是站在社會正義的一方，充滿著知識分子的使命感。因此，學社會學的人心理上免不了帶有知識上的驕傲。

　然而，近幾年，卻越來越多的學生曾沮喪的對我說，她／他們對社會學逐漸失去以往的熱情與興趣，覺得社會學理論對台灣當代社會的分析或影響，似乎已經失去以往的光芒與力道。同學彼此之間談起理論來，也沒能捕捉到往昔師長所憶及的，那種興奮的眼神，那種求知若渴的期盼，有的只是前途茫茫的焦慮。在她／他們眼中，社會學雖然尚未死亡，但就像一隻笨拙的大象一樣，步伐蹣跚、疲態屢現。

　在社會學裡，理論或概念都是社會分析的工具，並非先驗性的存在；理論並非獨立、抽離、客觀存在的實體，也不是自我封閉、自我參照的論辯系統；理論更不是社會學家的修辭學或文字遊戲，完全與世俗世界徹底分離。因此，無論古典社會學家馬克思、韋伯、涂爾幹，或傅柯、布爾迪厄，到當代的貝克、紀登斯與杜漢（Alain Touraine）的理論建構，都是基於對所處社會的關懷或批判，甚至行動和實踐，這也是社會學理論的魅力和力道所在。

　然而，面臨所謂「轉型期正義」的社會，台灣社會學者似乎失去了對威權思想或制度壓迫的批判力與行動力，社會學理論的教學或研究只能以「後設理論」（metatheory）的形式存在，單純在探究、分析、描述理論本身的理論，或致力於理論的建構分析，找出理論的空隙，以批判或修飾理論，進行理論的拆解或重組。社會學理論變成一種形而上的思辨知識，甚至成為博克（Kenneth Burke）所說的「理學」（logology），只是一種宗教的修辭學罷了。

　更有甚者，在當前高等教育的控管體制下，大學教師已逐漸淪為論文量產的機器，從廣大的社會場域撤退到封閉的研究空間，大家關起門來做學問。在國家機器的規訓之下，如今，我們關心的是論文不是社會，在意的是篇數而非它所發揮的社會影響力，造成許多人的研究喜歡炒短線，以增加自己的「學術資本」。

　在怕被染上藍綠的政治焦慮下，越來越少人有像曼海姆所說的「公共知識分子」的使命感，能夠超越階級的局限，不受學院行規與專業定見的束縛，保持對歷史和社會清醒的分析和判斷，始終以公共利益為目標，堅定的向權力說真話，成為漫漫長夜的守更人。如今，學社會學的人，不但逐漸失去社會實踐的行動力，也造成理論與行動的分離。最後，理論往往變成抽空的思辨系統，與塵世無關。當社會學理論的教／學，越來越布爾喬亞化的情況下，也讓許多學生感覺這種論述似乎離她／他們越來越遠。

　因此，如果我們確信人類的反思與行動能力，我們就必須從「理論」轉化為「行動」。根本上，我們必須認定社會學者不應是社會生活之外的旁觀者，而是社會行動的積極參與者。當我們發現運用某些主流社會學的理論和方法，不僅難以面對台灣轉型社會和轉型問題，甚至還會導致社會學變形為社會巫術的巨大風險時，就不得不轉移我們的方向，實現杜漢所謂從「結構社會學」向「行動社會學」的轉變，將社會學（理論）定位為「濟世之學」，力求從社會批判與行動的立場，來關照轉型中的台灣社會。

　我認為，我們的立場應是鮮明地站在社會底層或被壓制的這一邊，以現存社會結構中的壓迫、支配和不平等問題為關注的核心，注重底層的日常生活經驗，揭示不平等的社會結構作為社會學的基本目標，以激發師生教／學的熱情，也涵育未來的行動潛力。

　（作者為世新大學社會心理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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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古師傳給我的文章，果真是感觸頗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