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名：論分裂人
作者：劉再復
這個世紀，從西方到東方都產生了大群的分裂人。人類走到此時此刻，突然感到整體精神破碎了，統一人格消失了，靈魂的天空裂成兩半，甚至裂成碎片。剛剛宣佈上帝死了的哲學家們，緊接著又宣佈人的主體也死了。於是，對人的否定性思維到處流行，而作家筆下則是“失落的一代”和“迷惘的一代”。
在這個世紀之前，分裂人自然也有，文學作品中的分裂人形象也有。莎士比亞筆下的哈姆雷特，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的卡拉瑪佐夫兄弟，都是令人解讀不完的分裂人。哈姆雷特愛父親也愛母親，然而他的母親和他的叔叔亂倫並殺死了他的父親。於是，哈姆雷特心靈中愛的整體世界分裂了，愛的一半化作恨，並鼓動著他去為父親復仇。他就在復仇與不復仇的兩項選擇中痛苦到極點。他愛他的父親，所以渴望為父親復仇；但他又愛母親，意識到復仇將給母親帶來不幸，於是，他動搖，猶豫，彷徨，完全陷入精神困頓與精神分裂之中。而陀思妥耶夫斯基更是讓他筆下的人物直截了當地宣佈，人的靈魂裏本來就有兩個互容又不互容的深淵，分裂不可避免。這兩個深淵時時在碰撞，在衝突，也時時在對話，在論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研究者巴赫金(M．Bakhtin)就捕住了“對話”的特點，把陀氏的小說命名為複調小說，而高爾基則批評陀氏的“分裂”，無產階級文學導師很難接受分裂人。
人類走到了二十世紀之後，他們發現，哈姆雷特那個至高至尊的完整的父親死後一去不復返了，連鬼魂也不再顯現了。而母親的那種亂倫普遍化了，性成為社會的解放者，文學的動力源，亂倫的概念需要解構。到處是肉人，到處是惡之華，到處是暴力的凱旋。人類手造的工業文明成了自己的精神之墳，摩天大樓成了自己難以逾越的高牆。人類一面製造了比普羅米修士還強大的原子彈，一面被自己製造的“天火”嚇得連滾爬地鑽入防空洞。亞當與夏娃的後裔，一會是英雄，一會兒是膽小鬼，一會兒是製造機器的設計師，一會兒只是機器中的一顆渺小的牙齒。人類感到自己的大荒謬，並在自己手造的世界面前發呆，發楞，發瘋了。
於是，到處有分裂人的故事。艾略特(T．S．Eliot)筆下的荒原(The Waste Land)人，他看到身外是無比繁華的文明世界，而身內則是什麼東西也沒有的“荒原”。樂園是實在的，荒原也是實在的；層層疊疊就在眼前，空空蕩蕩也在眼前。現代人一半在樂園中，一半在荒野中。於是他們開始對自己創造的文明家園感到陌生，感到滑稽，他們不認識家園也不認識自己，這個家園剝奪著他們存在的意義，企圖把他們置於死地，用各種神聖的理由判處他們的死刑，於是，他們意識到自己是自己故鄉中的他鄉人，是文明家園中的異己者，他們感到存在的荒謬和本質的荒謬，並嘲弄這種荒謬。他們認定只有在死亡的那一刻到來的瞬間才接近快樂，但在這一刻到來之前，他們還是緊緊地抓住生。
這就是加謬(Albert Camus)小說《異鄉人》(The Stranger)中的另一種分裂人。而貝克特(Samuel Beckett)筆下那個“等待果多”(Waiting for Godot)的過路人，則總是在等待，也總是在失望，失望了還等待，理想破滅了還等待，等待就是唯一意義。“等待”也分裂了，等待的彷佛是虛無，彷佛是實有，即使是虛無，也還是要等待，等待一半是欺騙自己，一半則是證明自己。分裂人其實最深刻地感知到現代社會的荒謬和自身存在的荒謬，但又不甘心於被荒謬所吞沒，於是，他們便在反抗荒謬中尋找生與死的意義。只有瞭解分裂人，才能瞭解二十世紀。
西方的分裂人正是現代社會中患有所謂“現代人的精神病症的人”，但在西方，它又幾乎成了現代人的精神特徵，他們幾乎都感到物質與精神的分裂，靈與肉的分裂，現實與理想的分裂。他們的精神無所依歸，一切精神原則都陷入混亂，一切都變得模糊，變得很不明晰，連人的生存準則、人的性格也不明晰。現代的分裂人可不像哈姆雷特有一張明晰的痛苦的臉，他們可不那麼痛苦，即使痛苦，他們也不忘玩玩笑笑。反正他們的性格已不太清楚，至於臉面，那是可以複製的，影壇巨星瑪蓮·夢露的臉就被畫家複製了無數張。
一切的一切，只剩下語言。語言就是宇宙的本體和人生的本體，信仰，真理，歷史，未來，主體，全是虛無，唯有語言是唯一的實在。一切都取決於你怎麼說，怎麼解釋，哈姆雷特母親的亂倫也許是對的，也許她正是自由社會的先驅者，哈姆雷特的叔叔恐怕也是對的，也許他正是愛的典範，哈姆雷特再也無須舉起他的劍，人本來已被劈成碎片，人只是片刻的存在，片斷的存在，早已不是整體的存在。
當分裂人在西方迅速繁衍的時候，東方的中國也誕生了自己的分裂人。但中國的分裂人不同於西方的分裂人。當西方的分裂人已厭倦於自己手造的現代文明而對舊時的古典文明重新懷念的時候，中國的分裂人剛剛對現代物質文明展開狂熱的追逐，並為這種追逐付出了巨大的代價——他們的被傳統文化所構築的完整的精神天空破裂了，而且此後無論“女媧”怎麼修補也無濟於事，這將是永遠的破裂。
此時此刻——世紀末的中國人，經受了將近一個世紀的破裂的苦痛，在精神上常有一種喪魂失魄之感，找不到一個精神支撐點。他們像空中盤旋的鷹，飛來飛去，就是找不到一個落腳點。
所以會感到“喪魂失魄”，是因為在這一百年中，中國人丟了幾次魂。一次是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五四運動乃是審父運動，即審判父輩文化和祖輩文化的運動。徹底的不留情的運動，把祖墳刨了，把作為國魂的儒家學說刨了。刨了舊魂之後，本想以法蘭西的自由、平等、博愛精神作為新魂，所以《新青年》一開卷就有陳獨秀所作的《法蘭西人與近代文明》。可惜，這個魂剛剛引入，就被更強大的靈魂系統所代替，這就是馬克思主義。經過奮鬥，馬克思主義果然成為中國的立國之本和立民之魂。下半世紀大陸不斷地在靈魂深處鬧革命，就是舊魂換新靈的革命。可是，中國的一些蠢笨的教條主義者，把馬克思主義變成壓人、整人的大本本，使馬克思主義的威信一落千丈，結果馬克思主義雖然作為一種學說還在社會中起作用，但已不是中國人的身內之物，即不是靈魂了。這樣，三種靈魂、三種精神資源全變成若有若無，若即若離，這自然就使人六神無主，感到喪魂失魄。
五四之前，中國人要麼以佛為魂，要麼以道為魂，要麼以儒為魂，不管儒、道、釋造成多大的問題，但魂是統一的，並不破碎。五四之後，改革家們一面審判自己的傳統文化，一面引進西方文化，每個人的腦子中，一面是祖輩文化的影響尚存，一面則是異域文化大量湧進，於是，兩種文化就在腦子裏衝突、碰撞、鬥爭，整體的儒者人格變成了非整體現代人格，整體人就變成分裂人了。
因為現實中的分裂人很多，所以文學作品中的分裂人也多起來了，現代文學的開山小說《狂人日記》，其主人公就是一個分裂人——一個從祖輩文化的胎盤中裂變出來而大哭和大控訴的分裂人。這之後，魯迅筆下又有許多分裂人，“孤獨者”魏連殳，是其中非常深刻的一個。孤獨者的痛苦就是兩種文化互容又互不相容的分裂的痛苦。他一面要告別過去，向過去宣戰，另一方面又不能不向過去屈服，躬行自己所反對過的一切。他兩面受敵，在新、舊力量的夾縫中飽受選擇的痛苦，偏偏夾縫又越來越小，最後只能咀嚼自己的分裂與孤獨。
在魯迅《野草·影的告別》裏，“我”宣佈：“我不過是一個影，要別你而沉沒在黑暗裏了。然而黑暗又會吞沒我，然而光明又會使我消失。”這個“我”，就是掙扎在光明與黑暗之中的人，魏連殳也是這種孤獨地掙扎在半是希望半是絕望之中的分裂人。魯迅之外的其他重要小說家，也寫了各種在新舊中動搖、掙扎、自我搏鬥的分裂人，丁玲的莎菲女士，巴金的高覺新，都是很痛苦的分裂人。以高覺新來說，他總是處於新舊文化連接交織在一起的兩難境地。他的身後是一個龐大的陰森可怕的家宅，但他的內心又憧憬新的文明，在兩種文化的衝突中，他不得不一次次妥協，一次次扭曲自己地做人，但他的痛苦和難言之隱總是不被他人所理解，最終他不得不將自己的理想埋葬，為那個沒有希望的家犧牲了自己的希望。
在當代文學中，分裂人的形象少見了，但在八十年代，我們又看到王蒙的長篇小說《活動變人形》中的主人公倪吾誠，這也是一個中西文化衝突所造成的“分裂人”。他出身於一個封建大地主家庭。少年時，他就有點反叛意識，這令他母親非常驚慌。驚慌中的母親竟然唆使他抽鴉片，以此窒息他走向新生活的意志。後來，他上了大學之後，又去歐洲留學，歸國後又做了大學講師。他接受了西方資本主義文明，還接受了馬克思主義。一出洋，一看到另一個世界，就麻煩了。他開始看不慣故國現實中的一切，認為自己婚後的家是沉澱著上千年的野蠻、殘酷、愚蠢和污垢的家，是難以容忍的地獄，而另一方面，祖輩文化的魂魄又在他的骨髓中。於是，他總是浮動掙扎於新舊之間，承受著種種嚴酷的精神審判和精神折磨，最後，不僅一生一事無成，而且精神人格也完全分裂變形了。
當代文學中像倪吾誠這種分裂人的形象極少，這是因為中國作家找到馬克思主義之後，已有了確定的統一的主義。作家有了確定的主義，就把“主義”作為自己的創作前提，作品便成了“主義”的轉述。於是筆下的人物也從分到合，性格愈來愈高度統一，到了最後，贏得“主義”的英雄人物變成毫無精神裂痕，十全十美的“高大全”人物。可惜，這只是抽象的寓言品。
上述種種分裂人，都是精神深層面上的分裂。有這種分裂，恰恰是精神世界比較複雜，比較豐富的人。所以，分裂人並不是現實社會中那種簡單的兩面人，即兩副面孔或多副面孔應付社會的人。這種人的兩面是適應社會的技巧和策略。所謂兩面，就是一面好，一面壞；一面善，一面惡；一面真，一面假，這本身就是一種價值判斷(judgement of values)，而分裂人的“分裂”，不是價值判斷，它是一種內心的衝突(inner complict)。一種精神世界的內在圖景。兩面人沒有這種圖景，沒有對世界深刻的感悟，在他們的靈魂世界中並沒有文化意義的衝突和對話，自然也沒有現代人的精神特徵。
面對現代的分裂人，我們只能去理解他們，何況，我們在某種程度上，也是分裂人群體中的一員，常生活在矛盾中，決不是高大全的英雄。不過，我們可看到西方的現代分裂人與中國現代分裂人精神衝突的內容很不相同。西方的分裂人，既然對十九世紀的物質文明感到失望和迷惘，自然就嚮往起以往的文明，所以，分裂中總有一些懷舊感(nostalgia)，包括後現代主義者的“並置”(just a position)，也正是把時間空間化，把舊的、歷史的景觀與現代的景觀並置，讓歷史凝固在最時髦的建築群中。而中國的現代分裂人則與哈姆雷特一樣，總有一張沉重的臉，因為他們也和哈姆雷特一樣，充滿痛苦感，而且也是選擇的痛苦。
不過，八十年代中期之後，一些新起的年青作家們，他們已開始長出一雙“荒誕”的眼，筆下也出現了一些類似西方現代分裂人的形象，他們的臉上已不再沉重，而是笑笑玩玩，面目也不明晰，但他們對於人生的荒謬感覺卻很清楚。在他們看來，人一生下來就是荒謬的，因為你來不來到這個世界，根本就沒有自己選擇的權利，不來也得來。既然來了，也無法按照你的意志去生活，只能陷入永恆的怪圈中，又是“你別無選擇”(劉索拉)。正像當代美國作家海勒(Joseph Hellet)的《22條軍規》(Catch 22)被軍規所制約的軍人怎麼走也走不出怪圈。按規定完成了任務就可以離開戰爭，可是，無論怎麼努力也完成不了任務，想盡辦法也無法擺脫“軍規”這個荒謬的陷阱。道是人可以改造環境，偏是人被環境所改造；道是我說語言，偏是語言說我；道是人制定軍規，偏是軍規制定人。你企圖像貝多芬說的那樣去扼住命運的咽喉，偏是自己的咽喉被命運緊緊扼住。既然生下來了，既然是人，就有欲望，而欲望偏偏又是無窮無盡，不可收拾，不能進“圍城”時，想盡辦法入圍，進入之後，又想盡辦法突圍，永遠不知了結，也不知如何了結。
中國當代的分裂人，已發現人是荒謬的怪圈，於是，敏感的作家便抓住這個發現，描述出分裂人迷惘的世界。在什麼都很鮮明的國度與文壇裏，突然見到一些不明晰的異樣的臉孔，使人興奮、激動，批評家們便稱他們為先鋒、前衛，而這些先鋒派和前衛分子，其實也正是分裂人。所以，要瞭解二十世紀的精神現象，特別是文學現象，研究“分裂人”就變成一個重要課題，也許我們的後人在幾百年之後反觀歷史時會說：二十世紀，其實正是分裂人的世紀，因而，也是一個神經質的世紀。 （全文完）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