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04-13
1966:學生打老師的革命 王友琴
作者說明：
1966年5月16日，中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發出的《通知》寫道：
全黨必須遵照毛澤東同志的指示，高舉無產階級文化革命的大旗，徹底揭露那批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所謂“學術權威”的資產階級反動立場，徹底批判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藝界、出版界的資產階級反動思想，奪取在這些文化領域中的領導權。
教育界被列爲文革指定的五個重點打擊目標之一。教育工作者在文革中遭遇了什麽呢？《1966：學生打老師的革命》正是關於他們在文革中受到的深重迫害的一份記錄。
此文寫於1994年，發表于香港中文大學《二十一世紀》雙月刊1995年八月號。此後作者繼續進行有關調查，並把所獲得的資料加入文中。修訂本的篇幅因此已經增長了一倍。
1996年我把此文寫成了英文。英文本從1997年以來一直印入哈佛大學麥克法誇爾教授所開的中國文革歷史課的讀本中，已經有上千名學生讀過。我希望，有一天中國的學校裏也會開這樣的文革歷史課。
在四十年前經歷了文革的人，當年的老師們都年事已高，學生們則都還不算太老。如果讀者們能提供新的資料，請和我聯繫，我會加入將來的修改版中。謝謝。
2006年5月
１９６６：學生打老師的革命 * 王友琴
一、文革未被報告的一面：題目和背景
本文將描述和分析1966年在全中國學校裏發生的學生打老師事件。如果不從法律、道德以及進步原則出發，而僅僅從對傳統習慣的偏離程度的角度來衡量，那麽這個事件確實可以算是“革命”，因爲在中國歷史上，一直存在著尊重教師以及對教育體制的敬畏的傳統。事實上，1966年夏季發生的大規模的普遍的學生紅衛兵對教育工作者的攻擊折磨侮辱，不但在歷史上非同尋常，也是所謂“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在毛澤東發動和領導的從1966年到他1976年死亡之間的“革命”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在1966年8月，中國的宣傳媒體每天熱烈支援並大量報道紅衛兵學生的活動，但是對學校裏正在發生的大量暴力行爲甚至打死人事件，卻從不報告，只字未提。從中國官方當時出版發行的報紙、雜誌和新聞紀錄影片中，我們可以看到的圖景只是千千萬萬戴著紅衛兵袖章的年輕人高呼萬歲走過天安門廣場，而紅衛兵的領袖們則在天安門城樓上圍繞毛澤東歡呼鼓掌。在天安門紅牆的背景上，紅色的《毛主席語錄》本、紅旗、紅色標語以及興高采烈的年輕的紅衛兵們，構成了獨特的“文革風景”。這一類材料已經變成了今天關於“文革”的主要資料來源。
對這類場景，現在的人們評價不一。有人覺得這種狂熱場景實際上透著邪惡，也有人覺得這充滿了革命的浪漫主義色彩。這種對同一場景的不同判斷，顯然和評論者自身的價值觀念和美學標準緊密相關。然而本文要強調的一點是：在開始評價這些已經被報道的文革往事之前，我們必須認識到文革還有大量的未被報告的另一面。而這未被報告的重要部分之一，是在1966年夏天，大批教師遭到紅衛兵學生的暴力攻擊，有一批教師被打死，還有一批教師在遭到毒打和侮辱後自殺；另外，還有一批所謂“家庭出身不好”的學生遭到他們的紅衛兵同學的侮辱和打罵，甚至被打死。
這些暴力事件不僅僅在其發生之時未被報告，十二年之後，從1978年開始，隨著中共領導人開始“否定文革”，中國媒體開始謹慎地提到一些文革受難者的名字以爲他們恢復名譽。但是，這種報道的範圍只限於數目很小的一批被“打倒”的中共高級幹部（《人民日報》的內部規則是副部長級以上受難者才予登載）和個別社會名流，普通人受難者不在其中。文革中被打死打傷的老師，雖然人數很多，但是社會地位不高，在文革後也輪不上被媒體報道。
就學術性的研究而言，在現有的已經出版了的三部“文革”通史中(分別印刷於1986，1988，1995年)[1]，沒有一部報告了1966年夏天發生的施行于教育工作者的殘暴行動。《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僅僅記述了1966年8月下旬後紅衛兵學生在學校外的暴力行爲，卻沒有提到8月初就開始的在學校內的大量暴力行爲，於是也未能說清暴力如何在學校內先興起並蔓延到學校外的過程。另一本《大動亂的年代》簡單地談到1966年夏天中國學校裏的情況說：“大學、中學、小學教師受淩辱這數以萬計。北京中、小學的若干教師被剃了陰陽頭。”（86頁）作爲數量詞，“若干”顯然少於“萬”。這樣的描述顯然是在說，“陰陽頭”就算當時的“淩辱”中的最壞的情況了。但是實際情況遠非如此。（《大動亂的年代》後來再版，雖然本文已經發表並揭示了中小學教師被大量打傷打死的慘劇，該書作者卻不對這一部分作出修訂，繼續保持對事實的不確描述至今。——2006年注）兩部數百頁長的紅衛兵史（1994，1998年出版）[2]也未提此事。
本文所寫，正是這段未被報告的歷史。
二、尋訪缺失的歷史：研究方法和資料來源
“文革”的大量故事從來未被報告這一現實情況，迫使筆者必須超越歷史學家通常採用的通過現存的文字材料或電影紀錄片來作研究的方法。我的調查正式開始於1979年。我和數百名（後來被訪者的人數繼續增加——2006年注）曾經歷了學校中的文革的人談話。被訪者中大多是1966年時的在校學生，有一部分則是是教師，還有一些是被打死或被打傷的人的直系親屬。他們講述了發生在118所學校裏的故事。這些學校有的在北京，有的在省裏，包括大學、中學、小學以及一所幼稚園。
在所有118所學校中［3］（在增訂過的版本中，調查所涉及的學校的數目顯然已經遠遠超過了這個數位————2006年注），在1966年，無一例外地發生了紅衛兵學生用暴力攻擊教師的情況。一共有30名教育工作者被打死。其中五所學校各有兩名教育工作者被打死。此外，大量教師被嚴重打傷，有的在受到嚴重侮辱與折磨後自殺。還有一批學校外的居民也被學生打死在校內和校外。
除了與被訪者的一對一的談話以及通信之外，我在1994年和1995年在電腦網上作過兩輪問卷調查。在第一輪調查中我詢問網路使用者當年他們所在的學校中是否發生了毆打教師。大多數網格使用者都太年輕而不可能見證這類事件，但是我還是收到了七所學校的名字。在這七所學校中，都發生了打老師。在第二輪調查中我詢問未發生過打老師的情況的學校的名字。結果未收到任何肯定性的回答。事實上，至今爲止，我還未能找到一所在文革中沒有發生打老師的學校。
大多數被訪者都願意講述他們在文革中的所見所聞。但是不少人在接受採訪前有過猶豫或者曾反復改變是否接受採訪的決定。文革殘留的恐怖氣氛一直在影響人們。一些曾參與打人行動或者牽涉較深的前紅衛兵不願談及這一話題，有人挂斷了我的電話，拒絕接收採訪。
被訪者提供的材料的可靠性如何呢？在回憶中，目擊者往往只記得一些暴力事件中的畫面，卻不能準確記得事情發生的日期。爲了避免記憶錯誤，有些被訪者幫助筆者爲本文以下將寫到的事件和死亡的日期查閱了個人的或學校的有關記錄，或作了交叉證實。比如，清華大學附中學生郭蘭蕙在1966年8月受迫害而自殺，但是無人記得準確日期，也未能找到她的家人。有人記得那天是星期六，紅衛兵通知她要在星期一開會批判她，因此她自殺。有人記得那是在8月18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官場接見百萬紅衛兵之後，但是不知道是多久以後。後來有一個被訪者想起來那一天是他生日。接著筆者也查出1966年他的生日確實是星期六。這樣才查出了郭蘭蕙的死亡日期。
出乎意料的是，一些曾經被打的老師有時候也不能提供有關細節。顯然，是因爲關於這一時期的記憶過於痛苦和羞恥，也是因爲暴力迫害造成的巨大的心理創傷導致了心理性的失憶。舉例來說，是當時的中學學生而不是老師，向我提供了下文記錄的《牛鬼蛇神歌》歌詞。所有我訪問過的曾在文革中進過“牛鬼蛇神隊”的老師都說，他們已經忘記了這個“歌”的歌詞，雖然他們當年曾被強迫一日數次地唱這個自我詛咒的“歌”。克服對文革的這種“選擇性記憶”是筆者在寫作本文過程中特別注意的一個方面。
由於不能獲准查閱官方保存的死亡檔案，以及這類檔案本身也並不齊全，所以對於調查所及的學校的傷亡，一定會有很多遺漏。文革的這一部分的事實，和其他很多事實一樣，由於各種原因而被故意地或者無意識地忽略疏漏了。這篇文章只能試圖對1966年的迫害教師提供一個不完全的再現。還有很多事實依然不爲我所知。在這種情況下，本文所記載的，其實挂一漏萬，只可能是比實際發生的大大減輕而不是誇大，只可能大量遺漏而不是渲染過重。
我的另一材料來源是私人實錄性資料，如當時手寫的日記、“檢討”、“認罪書”、會議記錄等等。由於政治恐怖，文革時代幾乎沒有人寫日記，或者在日記上只抄寫了一些《人民日報》社論和毛澤東的“最新最高指示”等等。當然，這也能從另外一個層面上表明了文革時代人們精神活動枯竭以及心態壓抑的狀況，但是無助於提供關於歷史事件本身的記錄。
我也閱讀了在“文革”期間由官方發表或學生組織散發的有關材料，包括全套《人民日報》和大量的群衆組織的小報。處於“文革”領導人嚴密控制下的宣傳媒體顯然有意隱瞞了校園暴力的事實。當報紙讚美紅衛兵卻對他們的暴力行爲不置一詞時，死亡數目大規模升級了。殺戮也很少被群衆組織的宣傳品提到。據有的被訪者說，這是因爲打死人的殘暴的行爲當時在最壞的情況下也只會被看作是“革命”中“不可避免的過火行爲”。文革史實與當時寫下來的材料之間的這種很大的差別－－需要對歷史真實先有一個清楚的瞭解的基礎才能認識到這一巨大差別－－可以告訴我們那一時代的人們對暴力迫害和殺戮的特殊反應，以及文革領導人如何利用媒體操縱普通人的心理和行爲。如果僅僅閱讀這類來自文革時期的材料，則可能導致今天對“文革”的性質與後果的種種曲解。
本文是由筆者把被訪者的口頭敍述、實錄性資料、以及當時的官方半官方出版物三者結合、對比、印證寫成的。其中，通過採訪調查得到的材料是最重要的部分。在這篇文章中，我試圖主要通過調查所得的材料再現並分析“文革”的一個部分。文中有大量實例。下文中的例子，如果是從其他書面材料中得到的，我都一一注明出處。那些未有注解說明來源的故事則都出自我的調查。
三、學生怎麽打老師?
1.規模和程度
1966年夏天，北京的校園殺戮從中學開始也在中學最爲嚴重。
1966年8月5日下午，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高中一年級的一些紅衛兵學生發起“打黑幫”。被打的“黑幫”包括三個副校長和兩個教導主任(其時正校長職缺)。五人的名字是卞仲耘，胡志濤，劉致平，梅樹民和汪玉冰。很多學生來參加。學生往這五個人的衣服上倒墨汁，給他們戴高帽子，在他們脖子上挂牌子，牌子上把他們的名字打了紅“×”，強迫他們跪在地上，用帶釘子的棒子打他們，從鍋爐房提來開水燙他們，強迫他們挑重擔“勞改”等等。經過三個小時的折磨，第一副校長卞仲耘昏迷倒地，倒在學生宿舍樓門口的臺階上，還有紅衛兵繼續打她和踢她。後來她被置入一輛運垃圾的平板車上，停放在校門裏側。兩個小時後她被推入馬路對面的醫院。在醫院裏，她被發現已死亡多時。另一位副校長胡志濤，被打得骨折。另外三個人也被嚴重打傷。卞仲耘其時五十歲，已經在這所中學工作了十七年。卞仲耘是文革中在北京第一位被紅衛兵打死的教育工作者。［4］
實際上，大規模的暴力行爲在此之前，就在北京大學附屬中學和清華大學附屬中學開始了。劉美德當時是北京大學附屬中學的化學教員及常務副校長。1966年6月8日晚上，曾上過她的化學課的幾個學生在辦公室用手臂粗的木棍打她，打了兩個小時，把木棍都打斷了。7月底宣佈在學校領導文革的工作組撤離後，紅衛兵在學校“鬥爭”劉美德。他們把她的頭髮亂七八糟地剪掉，強迫她在操場上爬行，並且一邊爬一邊喊：“我是劉美德，我是毒蛇。”。紅衛兵把地上的汙物強塞在她的嘴裏，還用包有塑膠皮的金屬條打她，這種打法傷痕不明顯，但是疼痛透骨。8月中的一天，她被強迫爬上一張桌子並跪在那裏。一個紅衛兵把一隻腳踩在她的背上，擺好了毛澤東曾描述過的“鬥爭”地主的姿勢：“把他們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5］由《北京日報》的一名記者照了相以後，這個紅衛兵一腳把劉美德從桌子上踢到了地下。劉美德當時正懷孕。由於先天受傷，她的孩子生下來不久就死了。在那一時期，這個學校的其他很多老師也遭到殘酷毆打和折磨。紅衛兵學生強迫教務員李潔跪進一個抽屜裏，用鐵制的火鈎子毒打她。李潔在兩年後再次被毒打致死。
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的校長萬邦儒和副校長韓家鼇被多次毒打。萬邦儒的腎臟被嚴重打傷，頭上的一個大傷口久不癒合。6401班(初中二年級)的學生曾強迫韓家鼇跪在他們教室的地上，全班一個接著一個，輪流用棍子、鞭子和皮帶打了韓家鼇一個多小時，然後用火點燃了韓的頭髮。萬邦儒和韓家鼇被強迫在衣服的胸前縫上一塊黑布，黑布上分別寫著“黑幫大頭”和“黑幫二頭”。他們的頭髮被剪掉。他們還被強迫互相打。1966年8月26日，校園裏掀起新的一輪打人高潮。那天晚上，紅衛兵召開全校性“鬥爭大會”，侮辱並毆打一大批他們認爲“有問題”的教師和幹部直到深夜。多名老師幹部那天在會上被嚴重打傷。顧涵芬，一名女職員，在會上被打得昏迷過去，會後被丟在自行車棚子裏，由其丈夫把她背回家去。她的一隻眼睛被打得失明。新婚不久的化學教師劉樹華，在“鬥爭會”被毒打和侮辱，會後爬上了清華校園內的煙囪頂上，跳下身亡。連該校傳達室的看門老人，也遭到過紅衛兵的毒打。
1966年8月1日，毛澤東寫信支援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的“紅衛兵”和北京大學附屬中學的““紅旗戰鬥小組”。在這之後，暴力行爲迅速蔓延到其他學校。8月5日卞仲耘副校長被打死以後，8月17日，在北京101中學，紅衛兵學生毆打“鬥爭”了十多名教師。他們強迫這些教師在煤渣鋪的校園小路上爬行，以致這些人的手掌和膝蓋都流血不止。他們在後面用銅頭皮帶打這些爬行的教師。有一個紅衛兵還用穿著軍用皮鞋的腳，碾踩一名正在爬行的女教師的手背。被“鬥爭”的女教員都被剃去半邊頭髮，成爲紅衛兵所說的“陰陽頭”。美術教員陳葆昆被毒打後又被丟入噴水池淹死。
1966年8月19日，毛澤東第一次在天安門廣場接見一百萬紅衛兵的第二天，北京第四中學、第六中學和第八中學的紅衛兵，在中山公園音樂堂開“鬥爭大會”。中山音樂堂位於緊靠天安門的中山公園中。在音樂堂的舞臺上，在上千觀衆面前，二十多個來自這三所學校以及北京市教育局的“黑幫分子”跪成一排，紅衛兵對他們拳打腳踢，用銅頭軍用皮帶抽打。孫國棟，北京市教育局長，被打斷了三根肋骨。溫寒江，北京第八中學的副校長，渾身是血，昏厥在舞臺上。溫寒江是脖子上套著一根繩子，從兩公里外的學校一路跑到中山公園去的。繩子的另一端牽在一個騎自行車的紅衛兵手裏。一個在“鬥爭會”後見到被鬥者的學生說，那些人的形象極其嚇人，因爲他們都被打得“不象人樣”了。後來，在同一舞臺上，還召開過一系列的這樣的“鬥爭會”。北京第一女子中學的一些老師，也同樣在那裏被打並被剪了頭髮。
酷刑在北京各學校迅速傳播。在位於教育部和高等教育部旁邊的二龍路學校，校長徐丕凱被綁在樹上，紅衛兵學生把他當活靶子練習刺殺動作，用像真步槍一樣大小的木槍猛捅他。徐丕凱被戳斷了數根肋骨。高等教育部長兼清華大學校長蔣南翔，家住部辦公室街對面的小院裏。居住在教育部大院內的一批幹部子弟紅衛兵，有二龍路中學、第四中學、第八中學、第35中學等學校的學生，抄了蔣南翔的家。他們強迫蔣南翔面對紅衛兵跪下。紅衛兵用腳踩著他的頭，用銅頭皮帶抽打他的背。打了一陣，紅衛兵揭開他的白襯衫後背察看。他的背上已經被打得血痕累累，紅衛兵還嫌鞭痕造成的“圖案”不勻稱，掄起皮帶補打血痕不夠濃重的一側。紅衛兵還打了與蔣南翔同住的老母親和寡婦姐姐，並強迫他的姐姐也用皮帶抽打他。
死亡大量發生了。在位於和平門附近的北京外國語學校，紅衛兵在8月19日晚上打死了語文教員張輔仁和總務處工作人員張福臻（原爲教員，文革前夕被以“歷史問題”爲由不准再教書）。這個學校當時有二百名教職工。紅衛兵在大會上說，這叫“殺二以儆二百”。
1966年8月22日，沙坪，北京第三女子中學的校長，連續被打被折磨三天之後，死在學校裏。她的頭髮被薅掉，嘴裏塞滿汙物。在她死後，紅衛兵還強迫其他教員打她的屍體。數學教師張梅岩上吊自殺。
同日，在北京第八中學，學校負責人華錦被打死。副校長化學老師韓九芳背上被打出兩個大洞，引起嚴重敗血症。她的家人設法救活了她，但是留下嚴重後遺症，終身殘廢。歷史老師申先哲被打後自殺身死。
1966年8月25日，北京師範大學附屬第二中學的學生在學校裏打死了三個人：靳正宇，語文教員；姜培良，共產黨支部書記，這個學校的最高負責人；樊希曼，學生曹濱海的母親。校長高雲被命令站在毒日頭下，額頭上被紮了一排圖釘，還被用沸水澆。高雲被打得昏死過去以後，紅衛兵認爲他死了，把他送到了火葬場。火葬場當時堆積了大量被打死的人，在死人堆中等待被燒的過程中，高雲被發現還活著。他活到了文革後。
北京第33中學的負責人杜光天，也和高雲一樣，遭到紅衛兵毒打後被認爲已經死亡，被送到火葬場以後，火葬場的工人師傅發現她還有呼吸，沒有燒她。
8月26日，北京第十五女子中學的負責人梁光琪被紅衛兵打死。她被打死的時候，已經在校中被關押了一段時間，一直遭到毆打侮辱，頭髮也早被剪掉了半邊。26日，紅衛兵把她和學校另一名負責人高孑非抓來“批鬥”，罰跪，強迫他們喝彼此撒的尿。梁光琪拒絕喝，被紅衛兵用木棒重打五下後就再也沒有起來。該校四樓實驗室旁邊開闢了一間“牛棚”，全校70余名教員中有40人被關進那裏，“勞動改造”外加寫“檢查交代”，還常常被紅衛兵喊出去打耳光揪頭髮等等。化學老師王岫背上被打了一個洞，流血不止。女教員王開舜一天“勞改”彎腰擦洗便池，有紅衛兵用棍子打在她後脊背上，把她打倒在地。後來她的脊椎成爲弓形，再也不能伸直，殘廢終身。
1966年9月8日，在北京第二十五中學，語文教師陳沅芷在關押中被打死。除了打她，紅衛兵還把她推到架起來的兩張桌子上面“鬥爭”，然後把疊起來的桌子推翻，讓陳沅芷摔下來。這個學校的紅衛兵還打死了一個校工。還沒有找到記得他的姓名的人。
在北京第五十二中學，語文教師鄭兆南被關押在學校，飽受毆打和各種折磨後，死於1966年9月8日，時年36歲。
在北京師範學院附屬中學，喻瑞芬，一名生物教師，在教師辦公室裏被擊倒在地並被打。接著，在光天化日之下，她被倒提兩腿拖出樓門，她的頭在水泥臺階上磕擊碰撞。一桶沸水澆在她的身上。在樓門口的空地上她繼續遭到毆打和折磨。兩個小時後她死去了。打人者還不滿足。他們強迫所有在“牛鬼蛇神隊”中的老師圍繞喻瑞芬的屍體站成一圈，輪流打她的屍體。
在北京景山學校，傳達室的工友李錦坡被打死。
位於北京宣武區的白紙坊中學(文革後改名爲138中學)負責人張冰潔被打死。她懇求紅衛兵學生：“我有錯誤，請你們批判。請不要打我。”但是紅衛兵繼續用沾了水的麻繩和銅頭皮帶打她，把她打死。
在北京外國語學校，女工劉桂蘭在學校禮堂被紅衛兵學生打死。教導主任姚漱喜被剃了頭髮，被“鬥爭”和毆打。有一次，紅衛兵“鬥爭”她和英語教員賀惠生，把他們的頭塞進翻轉過來的小方凳的四條腿之間，毆打他們。她住在校內，一天晚上來了五撥學生打她。姚漱喜在學校辦公樓三樓廁所的下水道拐脖上套了一根繩子上吊自殺。
在中國人民大學附屬中學，教員楊俊被打死，教員鄭之萬跳樓自殺。
在北京朝陽區的第四女子中學（現名陳經綸中學），生物教師齊惠芹被毒打致死。這個中學的校長潘基，被打得幾乎死掉。
在北京第十女子中學，教員孫迪在校中被打死，他死時36歲。
在1966年8月中旬，北京第六中學(這所學校離天安門城樓一公里遠，和中共中央所在地中南海只有一街之隔)的紅衛兵學生把音樂教室建成了一座監獄，在屋頂上設有瞭望哨和強光燈。他們在監獄的牆上寫了“紅色恐怖萬歲”的標語。後來他們在那裏打人時，醮了被打者的血重描這六個大字。這座監獄存在了三個月，直到1966年11月19日才解散。六中有九名教職員自始至終被關在這座校園監獄中，其中一人離開監獄一個月後就死去了。另一些教員、學生以及從校外抓來的“階級敵人”也曾時間長短不等地被關在那裏。有三個人被打死在這座監獄裏：該校高三學生王光華，退休校工徐霈田，以及學校附近的一名老年房産主何漢成。
1966年夏天，除了上文寫到的，北京還有一大批中學教育工作者在遭到殘酷毆打和侮辱後自殺。高萬春是北京第二十六中學的校長。1966年8月25日，該校紅衛兵在校中“鬥爭”了46名教師。高萬春被五花大綁，跪在鋪有碎石的凳子上。他幾次被打翻在地又被拉上凳子再打。高萬春在這樣的“鬥爭”之後自殺。李培英，北京社會路中學副校長，被打並被關在學校中。她渾身被打得血肉模糊，在關押她的房間的暖氣管子上吊死。彭鴻宣，北京工業學院附屬中學校長，被打被關，自殺。蕭靜，北京月壇中學校長，她在被打後跳煙囪自殺。北京第二女子中學的體育教員曹天翔和語文教員董堯成，被毆打侮辱後，跳樓自殺。北京第65中學的化學教員靳桓跳樓自殺。汪含英是北京第四中學的地理教師，被剃了“陰陽頭”，她的丈夫蘇庭伍是數學教員，當時借調在北京第一女子中學，在被“鬥爭”和抄家後，他們夫婦一起在北京郊區的香山服殺蟲劑“敵敵畏”自殺。北京第一女子中學的校工馬鐵山上吊自殺，英語老師傅敏投水自殺未死。白京武，北京第四十七中學美術老師，自殺。北京第三中學的語文教師石之宗投湖自殺。北京航空學院附屬中學一位生物老師割破動脈自殺，姓高，名不詳。北京第二中學姓姚的地理教員和姓許的電工師傅自殺身亡。當年的學生還記得許師傅從學校教室樓上跳下後屍體躺在水泥地上的景象。但是筆者尋訪多年，還沒有能找到第二中學這兩名受難者的全名和死亡日期。
北京第三十中學校長王升倌，被紅衛兵學生毆打以後，又被從樓梯上推下來導致死亡。這個學校的中共支部書記孫樹榮的眼睛被打瞎一隻。北京翠微路中學校長黃國英，被打瞎一隻眼睛。北京第三十一中學的共產黨支部書記宋克被毒打和關押後在8月31日服大量安眠藥自殺，僥倖未死。北京回民中學校長李玲善被長期殘酷“批鬥”後精神失常，卻被說成是“裝瘋賣傻”。他在七十年代走失，不知身亡何處。
在北京的大學和小學，也發生了大量暴力行動，總的來說不如中學殘酷，但也極其嚴重。在北京大學，7月27日，掌管學校的聶元梓提出對“黑幫”“監督勞動”。於是數百人被編入“牛鬼蛇神勞改隊”中。這些人被剪掉了頭髮，脖子上挂著寫有“黑幫分子”、“反動學術權威”等字樣的牌子，在校園裏“勞改”。美學教授朱光潛，被剃光了頭髮，在離學生宿舍很近的商店前拾撿西瓜皮，隨時遭到大量前來“學習北大革命經驗”的紅衛兵的毆打和侮辱。1966年8月3日，西語系教授吳興華在被強制“勞改”拔草時，有紅衛兵強迫他喝了水溝裏的髒水。這條水溝裏有從學校附近的一家化工廠排出的污水。他很快中毒昏迷，但是被說成是“裝死”，不准送醫院。當天夜裏吳興華死去，時年44歲。紅衛兵說他“畏罪自殺”，命令解剖了屍體以圖證實。8月24日，生物系的學生到講師胡壽文家中用銅頭皮帶打他。他的襯衫粘進皮肉裏。事後，他的妻子用溫水泡軟血衣，才把襯衫慢慢脫下來。1966年8月24日夜，英語教授俞大絪在被抄家和毆打侮辱後自殺，她是中國一部最好的英語教科書的作者之一。程賢策，中文系黨總支書記，在經受了近三個月的侮辱、毆打和折磨之後，9月2日服殺蟲劑“敵敵畏”自殺身亡。哲學系心理學教授沈乃章被批判鬥爭和抄家，他從年輕時候起一直蓄留的鬍子被強迫刮去。1966年10月9日，沈乃章教授自殺。歷史系教授向達被關押在昌平縣太平莊，生病不准治療，在11月20日因尿毒癥死亡。
1966年8月24日，由清華大學紅衛兵要求，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的紅衛兵派卡車從12所中學運送紅衛兵到清華大學，在那兒他們毆打了清華大學的學校領導人和教授們。清華大學的學生也動手一起打人。在無線電系的幾個教師幹部被打後，血流在地上。有學生圍繞地上的血迹畫了一個圓圈並在旁邊寫了“狗血”兩個大字。那一天紅衛兵命令拆除校園中白色大理石建造的“清華園”牌坊，那座牌坊造於1905年以紀念這所學校的建立。一塊一塊沈重的石頭由“勞改隊”中的“牛鬼蛇神”搬走，有學生站在他們身後揮舞棍棒皮帶。那天夜裏，清華大學和清華附中的校級幹部全部被關在科學館中。他們一個一個被拉進一個小房間裏拷打，沒有一個人躲過。
在北京農業大學，昆蟲學教授陸進仁和其妻子呂靜貞被“鬥爭”後，一起在1966年9月1日自殺。
在小學裏，年齡最大的學生只有13歲。在北京禮士胡同小學，一位姓葉的老師被學生強迫吃下大頭針和屎球。北京玉泉路小學的學生剃去了四個女教師的半邊頭髮。在北京三裏河第三小學，學生剃了音樂教員的頭髮，還強迫她和她教美術的丈夫在衆多學生面前互相打耳光。
王慶萍是北京市宣武區梁家園小學校長兼中共支部書記。１９６６年８月１９日，她遭到“鬥爭”和毒打並被關押在校中不准回家。8月20日淩晨在校內墜樓死亡。因爲沒有遺書留下，家人一直認爲她是被從樓上推下去或者是打死後扔下去的。她留下了三個孩子，分別爲11歲、9歲和8歲。趙謙光是北京中古友誼小學的教導主任，在被侮辱毆打後從煙囪上跳下自殺身亡。趙香蘅，北京史家胡同小學校長，遭到“鬥爭”毆打，和丈夫一起跳樓自殺。1966年8月27日，北京寬街小學的校長郭文玉和教導主任呂貞先在一天內被學生被打死。郭文玉的丈夫孟昭江也被毒打，兩天後死去。邱慶玉，北京吉祥胡同小學副校長，在1966年10月1日被打死。北京芳草地小學校長石子勤，遭到毆打侮辱後，用剪刀戳自己的腦子自殺，他幸而沒有死。
幼稚園的老師們也難逃惡運。北京東城區的幾所幼稚園的一些老師曾在中山公園中的中山音樂堂被“批鬥”。從中學來的紅衛兵剪去了他們的頭髮。有幼稚園裏的孩子強迫阿姨喝痰盂裏的髒水。
暴力毆打教師也發生在全國各地。
在南京，1966年8月3日，南京師範學院的一些學生抓了一批“牛鬼蛇神”去“鬥爭”。他們把墨汁澆在這些人頭上身上，給他們戴“高帽子”，並且拖著他們在滾燙的馬路上“遊街”。學院負責人之一李敬儀當場被鬥死，她的臀部和腳跟被磨得血肉模糊。她的丈夫吳天石，當時已經被中共江蘇省委在報紙上“點名批判”的省教育廳廳長，一起被“鬥爭”。吳天石身上被澆滿墨汁，雙臂被扭成骨折，雙腿癱瘓，腦水腫，昏迷兩天後死去。三個星期之後，8月27日，這個學校裏再次舉行大型“鬥爭會”，毆打和侮辱了更多的人。8月3日的暴力“鬥爭”殺害了兩個人，但是鬥人者不但沒有犯罪感，還一直以這一天爲光榮。他們命名他們的組織爲“南師八三造反團”。後來他們建造的毛澤東塑像，特設高度是8.3米。在南京市第二中學，歷史教員朱慶頤被學生打死。在南京第十三中學，紅衛兵毆打教員，把一些教員打得大小便失禁，數學教員韓康和體育教員夏忠謀被打死。
在上海，1966年8月4日下午，上海華東師範大學的學生把一百九十多名教師和行政幹部從家中抓出來，給他們戴上“高帽子”，在他們的脖子上挂上寫有“反動學術權威”“黑幫分子”等字樣的大牌子，押著他們在校園內遊街，然後強迫他們一齊跪在學校的“共青”操場上，召開“鬥爭大會”，一直進行到深夜。從8月5日開始，被鬥的人都被編入“牛鬼蛇神隊”強迫勞動。8月4日會後，原爲外語教師後因被劃成“右派份子”在圖書館工作的吳迪生和他的妻子一起上吊自殺；圖書館丁曉雲老先生自殺；物理系教授姚啓鈞在8月4日及之後連續遭到“鬥爭”，於1966年9月28日自殺。在華東師範大學附屬中學，十八名教師被強迫在學校的操場上爬行了幾圈。他們中的女教師都被剃了“陰陽頭”。在上海復興中學，學生用錘子打一些老師的頭，一位教師的頭蓋骨被打得凹陷下去，一直不能恢復。1957年被劃成“右派份子”後到圖書館工作的金志雄老師自殺。金老師生前，她的頭髮被學生剪掉時，用了一把很鈍的剪刀，把頭皮都扯了下來。英語老師張景福服安眠藥自殺未死，後來在1968年的“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自殺身死。上海市三女中已經退休的老校長薛正在打掃廁所時被強迫吃屎尿。有學生用圖釘把一張大字報釘在她的背上（8月時只穿單衣）。上海市四女中數學老師王蘊倩被“批鬥”後在校中跳樓自殺。大同中學語文老師李雪影遭到多次毆打侮辱後在家中自殺。上海育才中學數學教員王守璠和俄語教員袁俊英自殺。上海位育中學數學教員蔡蕙芳懸梁自盡。上海音樂學院附屬中學副校長程卓如和丈夫上海音樂學院教授楊嘉仁被“鬥爭”和折磨後在1966年9月6日一起自殺。音樂學院的另一位元女教授李翠貞被遊街和侮辱後在9月9日自殺。京西中學物理教員楊順基被打死。同濟中學的語文老師林修權，被紅衛兵學生綁在學校操場上的單杠上，活活打死。
在西安，1966年8月31日，第三十七中學紅衛兵召開“鬥爭會”。被“鬥爭”的老師遭到殘酷毆打。紅衛兵還把玻璃瓶打碎撒在地上，強迫老師在鋪有碎玻璃的地上爬行。語文教員王冷被打死，死時36歲。已經從此校退休的語文教員王伯恭也被抓來打死。該校校長被打斷肋骨，九個教師被嚴重打傷，一名教師被打得精神失常。在西安市報恩寺路小學，語文老師白素蓮被打死。西安交通大學校長彭康被挂牌子“遊街”，挂牌子的是鐵絲，勒在脖子上。彭康後來在1968年3月28日在“遊街”和“鬥爭”中倒地死亡。西安第五中學語文老師袁玄昭，被打並且被關押，試圖逃走又被抓回後自殺。
在南昌，１９６６年８月１１日，在江西師範學院發生全校性的大規模“遊鬥”。中文系教員熊化奇、黎仲明和學校醫務所醫師周天柱三人在“遊鬥”過程中死亡。歷史系教授何基被“遊鬥”後自殺。
在天津，南倉中學的學生把垃圾簍子扣在老師們的頭上，在他們的襯衫上畫上黑“×”，剪掉了女教導主任的頭髮。105中學的女校長被剃光了頭髮。南豐中學的校長孫若雲從“鬥爭台“上推下來，摔得頭破血流。學生把鐵絲紙簍做成“高帽子”套在她頭上，打她的頭部。鐵絲嵌進肉裏，鬥完後“高帽子”竟取不下來了。天津虹橋區金鍾橋小學的校工姚福德，因爲曾在國民黨時代當過兵，被學生毆打，他沖出校門跳入附近的河中。河岸高而河水淺。他的頭部倒插在河底淤泥中，兩腳露出水面。河岸上的人群看著他這樣死去。
在福建廈門，廈門大學歷史系教授王思傑，在遭到殘酷“鬥爭”後，和妻子兒女共四人一起自殺。在廈門第八中學，1966年8月，物理教師黃祖彬被打死。另一位教師薩兆琛在被殘酷毒打後關在學校樓上，在一天淩晨墜樓身亡。
在廣州鐵路中學，學生“鬥爭”英語教員高本鏘時，逼他喝下一瓶墨汁，然後猛擊他的胃部。他開始嘔吐，先吐出的是黑的墨汁，然後是紅的血。高本鏘被關押在學校教室中，半夜自殺身亡，時間是1966年9月間。中山大學羅應榮教授在1957年被劃成“右派分子”下鄉勞動兩年，貶入資料室工作。1966年進了該校的“專政隊”失去行動自由，他請人遞送一個紙條給住在城中曾經和他一起編寫英漢詞典的朋友，被紅衛兵發現，爭奪中他把紙條吞了下去。他被以“毆打紅衛兵”的“現行反革命”罪判刑5年。1970年他在花縣赤泥鎮採石場“勞改”時被刑事犯打傷後腦，不久死亡。
在湖南，長沙第一中學的紅衛兵1966年8月18日在北京受到毛澤東接見歸來之後（該校一名紅衛兵代表那天在天安門上講了話），立即在校中掀起毆打老師以及所謂“出身不好”的同學。被打得最嚴重的是一位信仰宗教的女性副校長。她的頭髮也被剪掉了半邊。瀏陽第一中學的語文教員唐政被毆打和在學校“勞改”。她被用繩子綁到該校大禮堂的“鬥爭會”上，在臺子上被打死。時年47歲。她死後，她的丈夫和兒子也被捆綁起來。當晚她的屍體被埋時，還有人往土坑裏吐痰扔髒東西。
在四川，1966年8月2日，重慶大學共產黨黨委書記鄭思群自殺。在瀘州第三中學，一位姓鍾的女教師被罰跪煤渣，雙膝流血。在成都第四中學，物理教員毛世祿上吊自殺，數學教員黃天倪臥軌自殺，校長王侃割喉嚨自殺未死。
在武漢，1966年8月24日，76歲的武漢大學校長李達在反復被“鬥爭”後死亡。武漢市第一中學英文老師李德輝自殺。武漢第十四中學數學老師陳邦鑒自殺。武昌實驗中學政治教員姚學之被該校紅衛兵毆打折磨致死。
在江蘇常州，第二十六中學的校長褚孟衡，被挂牌子“示衆”並被批鬥多次。有一天，一些學生用黑布蒙住他眼睛，把他帶到一間屋子裏用煙熏得昏了過去，然後用手臂粗的棍子打他，棍子被打斷。他滿身青紫，既不能躺也不能坐。沒有一所醫院敢給他治療。後來他又被通知去學校參加一個“會”，那顯然包括一場毆打和折磨，於是他上吊自殺。幸運的是他的家人發現了並砸開窗戶及時解開了繩子。他活下來了。在江蘇省揚州灣頭公社小學，副校長張筠被毒打並監禁在教室裏。她投河自殺，留下了年幼的子女。在她死以前，她的七歲大的兒子曾聽到有些學生交流如何用銅頭皮帶打人的“經驗”。
在浙江紹興，第二初級中學的語文教員馮世康，1966年夏天被批判鬥爭，在一次鬥爭會上，除了被辱駡、挂牌子、“坐飛機”和拳打腳踢之外，有學生在臺上舉起一把椅子往他頭上猛砸，把他打倒在地。馮世康在第二天跳河自殺。
被訪者說，打老師的現象在他們所在的省區全都發生了。這些省區有：福建、廣東、湖南、湖北、山西、陝西、四川、江蘇、江西、新疆、浙江。但是總的來說，對教師的暴力攻擊在北京最爲嚴重，而北京在當時被稱爲“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中心。”［6］
2.暴力迫害的發展過程
第一階段 從罵到打
1966年5月25日，在北京大學，聶元梓等七人貼出了一張大字報，攻擊北京大學當局者爲“黑幫分子”，號召“堅定地、徹底地、乾淨地、全面地消滅一切牛鬼蛇神。”［7］1966年6月1日晚上，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廣播了這一大字報。這張大字報震動了全國。在北京，六月初，“工作組”被派往各學校取代學校當局並領導那裏的“文革”運動。所有的大學和中學都停止了日常課程，用全部時間“搞運動”。學生以北京大學爲榜樣，開始用同樣的一套詞語來改擊他們所在學校當局。6月18日，中共中央宣佈廢除舊的高考制度。在很多學校裏，那些最早起來開始對老師作語言攻擊的人得到了工作組的大力支持，成爲新建立的權力機構“文化革命委員會”的成員。工作組號召和組織學生寫大字報“揭發”教師。除了“反革命分子”、“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分子”這一類政治性術語之外，象“豬”、“毒蛇”之類的貶意詞語，也被用來咒駡教師。［8］髒話“他媽的”，從1966年初夏開始在校園中普及化，後來成爲紅衛兵的特色用語之一，不但用在口頭上，還用在書面上。
工作組把教師“排隊”並劃成四類：好的，比較好的，有嚴重問題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相當比例的教育工作者被工作組劃成了第四類，並且被宣佈“停職反省”。北京西城區的工作隊，把全區61所中學的58•4％劃爲“三類”， 5％劃爲“四類”；476名中學領導幹部，40%劃成“三類”，14%劃成“四類”。上文寫到的北京師範大學附屬中學被打死的的卞仲耘副校長和被嚴重打傷的胡志濤副校長，因爲是“重點中學”的領導，都被工作組劃爲“四類”。有些教師不能忍受壓力和侮辱，自殺了。
在北京大學，有學生把大字報貼在歷史系教授汪籛的門框上。關於這件事有兩種說法：一種說大字報是被風吹掉的；另一種說汪因出入房門而把大字報撕了。有學生譴責汪籛出於仇視“文化大革命”而故意破壞大字報。工作組命令汪籛認錯並把大字報貼好復原。汪籛做了他們要求他做的，然後在當天夜裏反鎖家門服殺蟲劑敵敵畏自殺身亡。毒性發作後的劇烈痛苦使他以頭撞牆。他的鄰居們聽到了他臨終前的的痛苦的喊叫。那是1966年6月11日。歷史系青年教員俞偉超遭到“鬥爭”後兩次自殺，幸而未死，被高壓電燒毀兩根食指。
北京寬街小學的李蔭福老師是六年級的班主任，他被工作組指控有“歷史問題”，在工作組時期自殺了。在中央民族學院，歷史系副主任傅洛煥投水自殺。在上海華東師範大學，歷史學教授李平心於1966年6月15日自殺。 北京鋼鐵學院院長高芸生遭到“鬥爭”後於7月6日自殺。
在6月就有學生對教師進行暴力性攻擊。在清華大學，6月11日和12日，有學生組織了“打狗隊”，來打那些被看作“黑幫分子”或別種“敵人”的人。在“打狗隊”看來，那些被打的人是“狗”而非人。他們對“狗”實行“戴高帽子”和“遊街示衆”等等。1966年6月18日，在北京大學，一些學生對那些已經受到語言攻擊的人展開了暴力攻擊。比如，上文寫到的自殺了的中文系黨總支書記程賢策，被學生追趕並毆打。有學生從廁所拿來大便紙簍，扣在程賢策和中文系副主任向景潔的頭上，還把墨水倒在他們身上。晚上向景潔回到家中，他的妻子在他背上的青紫傷痕上敷了草藥膏。胡壽文，上文寫到的生物系講師，被學生用一根繩子套在脖子上，拉倒在地，拖著就走。胡幾乎窒息昏死過去。那天北京大學各系共有六十多人被用這樣野蠻的方式“鬥爭”。
在蘭州大學，１９６６年6月17日，得到工作組支援的一些“左派”學生到江隆基家中，把他一路拖著跑到操場，進行“鬥爭”。他們把桌子和凳子層層相疊，讓江隆基跪在上面，並戴上了重十多斤的鐵籠子。６月２２日，中共甘肅省委告訴蘭州大學學生他們已經做出撤銷江隆基職務的決定。第二天，在蘭州大學又召開 “鬥爭”江隆基大會，再次對他使用罰跪、戴高帽子、拳打腳踢、遊街等方式。 6月25日上午，中共甘肅省委召開萬人大會，宣佈“撤銷江隆基的黨內外一切職務”。當天下午，江隆基自殺。
在中學也發生了類似的暴力事件。上文寫到的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的副校長卞仲耘，在她1966年6月29日寫給上級黨委的信中，描述了她如何在6月21日的“鬥爭會”上被打以及會後又被打。她說：“我被拷打和折磨了整整四、五個小時：戴高帽子、低頭(實際上是將身彎到和下肢成九十度)、罰跪、拳打、腳踢、用繩子反捆雙手，用兩支民兵訓練用的步槍捅脊背，用地上的污泥往嘴裏塞、往臉上抹，往滿臉滿身吐吐沫。”［9］這個“鬥爭會”是由工作組主持召開的。她寫信向上級領導求救。她的丈夫親自把信送到了中共中央所在地中南海的傳達室。但是高層領導人沒有理睬她的信。
然而，雖然工作組鼓勵學生批判鬥爭老師，並計劃把那些已被劃入“第四類”的人送去“勞改”，但是對6月18日在北京大學出現的那種不受工作組領導的大規模的暴力行動，表示反對。1966年6月20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劉少奇轉批了北京大學工作組的第九號簡報給各學校，要求制止學校中的“亂鬥現象”。［10］劉少奇只是要求制止“亂鬥”，他自己正在積極領導“工作組”組織“鬥”人。他親自指導北京師範大學一附中工作組如何把該校校長劉超“鬥倒鬥臭”。（他在和該校工作組成員的談話中使用了這一“文革術語”。他在該校上學的17歲的女兒也成爲工作組的成員之一。）但是這個文件要求制止大規模使用暴力，顯然和這一時期還沒有發生文革的攻擊物件被活活打死直接有關。
第二階段 從打到打死
打死人是在工作組被撤銷後立即發生的。1966年7月28日，按照毛澤東的指示，中共北京市委發出了“從大字撤銷工作組的決定(包括中學)”。在此之後的一周內，工作組來離開各個學校。學生組織，其中絕大部分稱他們自己爲“紅衛兵”，填補了因工作組撤銷而造成的權力真空。正是在這時候，大規模的打老師事件發生了。已經被工作組劃入“第四類”的人首先被紅衛兵開會“鬥爭”和毒打。剃“陰陽頭”，用銅頭皮帶和棍棒打人，在那時候普遍並且公然地發生。
首先，各學校建立了校園“勞改隊”或稱“專政隊”。北京大學公共數學課講師董懷允在工作組領導文革時期已經被編入另組，不得參加“革命群衆”的會議等。他也目擊了6月18日的北大暴力鬥爭場面。7月26日江青在北大宣佈“618事件”是“革命事件”，7月27日聶元梓宣佈建立校園勞改隊。董懷允在７月２８日上吊自殺。
1966年8月5日北京師範大學女子附屬中學的紅衛兵把卞仲耘校長打死後，當天晚上該校紅衛兵負責人宋彬彬等當面向當時的中共北京市委第二書記吳德報告了此事。中共北京市委和周恩來辦公室的幹部來到學校，要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堯“正確對待革命群衆”。至今沒有任何材料告知高層官員曾如何談論卞仲耘之死。但是，他們在卞仲耘被打死後沒有採取措施來制止暴力是十分明顯的。相反，他們高度稱讚正在全國迅速傳開的紅衛兵運動。毛澤東在1966年8月18日在天安門廣場接見了一百萬紅衛兵。在天安門城樓上，宋彬彬給毛澤東戴上了紅衛兵袖章，毛澤東告訴她“要武”；北京大學附屬中學學生彭小蒙代表紅衛兵在大會上作了演講。這兩個最爲矚目的紅衛兵人物所在的學校是最早開始用暴力攻擊老師的。
在8月18日之後，暴力行爲猛然升級，越來越多的老師被打或被打死。這一點，從上文寫到的教育工作者被打死的日期可以清楚看出。從撤銷工作組到8月18日大會之前，北京市紅衛兵打死人的學校有兩所，即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8月5日）和北京101中學（8月17日）。在8月18日毛澤東接見紅衛兵大會之後，有數千教育工作者和城市居民被打死。上文寫到的北京第三女子中學校長沙坪和第八中學校長華錦，都在8月18日大會後，被連續毆打折磨和關押，在8月22日死亡。
按照一篇在1991年刊出的關於“文革”期間的北京中小學教育的文章說，僅僅在八月的兩個星期內，在北京西城區，近百名教育工作者被迫害致死。被打傷或致殘的人不可計數。［11］這篇文章關於這一時期的介紹篇幅很短，並且未給予準確數目，也未說明受難者姓名。但是這篇文章顯然有北京教育局的內部統計資料作依據，只是這些材料不准學者查閱。
在本文和筆者的《文革受難者》（香港，開放出版社，2004）一書，記載了一批被打死的教育工作者的名字、死亡事件和受難經過，材料來自筆者一人之力所做的調查，還相當不完全。
第三階段 大規模殺戮：從校內到校外，從北京到全國
在1966年8月18日大會之後，暴力迅速發展升級。 1966年8月22日，中共中央轉發了公安部“關於不准動用警察鎮壓革命學生運動的規定。”那時候，北京學生的暴力行爲已經從校內擴展到校外。
受難者是北京的普通市民。其中不僅有從前的工廠或商店的擁有者，有擁有自己的房屋的人，有1957年被劃成“右派分子”的人，還有藝術家、作家，等等。1966年8月23日，作家老舍和其他二十多名文藝工作者一起被中學紅衛兵“鬥爭”和毒打，老舍在8月24日自殺。
1966年8月27日半夜，北京大學附屬中學的紅衛兵把住在附近的37歲的工人陳彥榮和一名老年女人打死。陳彥榮的妻子劉萬才一起被毒打。該校紅衛兵還打死了北大東門外溝沿8號60歲的居民吳素珍。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的紅衛兵在校中打死副校長卞仲耘後，又在該校化學實驗室中把一名18歲的學校附近西單玉華台飯莊的女服務員綁在柱子上打死。
上文寫到的在1966年8月25日在校中打死三個人的北京師範大學附屬第二中學的紅衛兵，在8月28日抄了地安門東大街93號朱廣相醫生的家，並且打他。鄰居李叢貞，半導體研究所的工友，上前說了“朱大夫是好人，別打了。”爲此話李叢貞被綁在柱子上當衆打死。李死後，紅衛兵爲判斷他是不是真死了，掄刀從他的肩膀上劈下一塊肉，見沒有反應，才把屍體松了綁。
8月29日，中國人民大學附屬中學的高二（二）班的紅衛兵到北京大學教工宿舍打死了一名同學的爺爺孔海琨。在北京第一中學，紅衛兵把學校原來的菜窖變成了打人場所，有十三個從校外抓來的人被打死在那裏。位於北京郊外風景區的第四十七中學的一名前紅衛兵說，該校紅衛兵不僅打了他們學校的老師，而且把學校附近的幾個村莊中的所有“階級敵人”都“消滅”了，也就是都打死了。殺戮從市區擴展到農村。在北京大興縣，從1966年8月27日到9月1日，325名所謂“四類分子”以及他們的家屬子女被殺害。在受難者中，年紀最小的是剛生三十八天的嬰兒。［13］
從1966年8月下旬到9月底，在北京有1，772人被打死了。這是一個巨大的數位。這個數位出現在1966年10月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的一份“內部”文件上，標題爲《把舊世界打個落花流水》。（這個標題就表明了把紅衛兵打死人當作革命功績看待。而在這之前，1966年9月5日“中央文革小組”的一份簡報中，就說北京已經有上千人被打死。那份簡報的副標題是“紅衛兵半個月來戰果累累”。但是這些“內部”文件從來沒有向人民公佈過。）文革後的1980年，中共北京市委的機關報《北京日報》［14］發表一篇關於那時已被批判的前北京市革命委員會主任謝富治的長文，簡單提到了1966年8月下旬到9月的20天中有1，772人被打死。但是這篇文章沒有說明這些死者是誰以及他們如何被打死。另外，文章使用了動詞被動語態“被打死”，而沒有說明是誰殺害了這1，772人。這種口氣是會令後人驚訝的：即使在文革後，殺害1，772人竟然仍然不被認爲是嚴重事件，也不被認爲需要追查責任。確實，在對林彪和“四人幫”集團的審判中，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的判決書也沒有提到1966年北京的紅衛兵殺戮。
根據一份“內部”材料，從1966的8月24日到9月1日，在北京被打死的人的數位是：8月24日，44人；8月25日，86人；8月26日，126人；8月27日，228人；8月28日，184人；8月29日，200人；8月30日，224人；8月31日，145人；9月1日，228人。8月31日的死亡人數有所下降，顯然是因爲那一天毛澤東在天安門廣場第二次接見百萬紅衛兵。紅衛兵到天安門廣場去了，用來打人的時間有所減少。9月2號後每日被打死人數大幅降落，是因爲那一日中共北京市委發出一個文件要求制止“打死人的現象”。那個文件口氣十分溫和，“打死人”被稱作“現象”而不是被稱作“犯罪”。但是這個文件立刻起了作用。可見當時紅衛兵的行動看似雜亂，但是總的局勢是上面穩穩掌握在手的，要打就能打，要收也能收起。
紅衛兵殺戮發生在北京的每個區，以西城區打死人最多，有333人被打死。西城區是北京最爲中心的一個區，中共中央所在地中南海就在西城區內。北京第一個打死人的學校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也在西城區內。西城區當時有六十所中學，平均每一所中學的紅衛兵打死5至6人。（抄家打人主要是中學紅衛兵做的。）
特別殘忍的是，這些人甚至不是被子彈射擊而死的，也不是像古代那樣被用大刀砍頭的，而是被紅衛兵們用拳頭棍棒和銅頭皮帶活活打死的。打死一個人，有時候用數個小時，有時甚至用幾天的時間，顯然死亡過程因漫長而更爲痛苦。被打死的人，衣衫破爛，渾身血迹斑斑，被丟上卡車或者平板車，沒有姓名標記，橫七豎八地堆在一起，就被送往火葬場焚燒。因爲突然增加的大量死亡，北京的焚屍爐供不應求，來不及焚燒。加上天氣炎熱，火葬場只好往死屍堆上放冰塊控制腐爛。目擊者說，那裏的場面極其恐怖。
另外，事實上有更多的受難者不可能被計算在1，772人內，因爲他們被強制遣返後，在離開北京前往農村的路上被打死，其時他們的北京居民戶口已被登出。另外，在9月底以後也還有人被打死，比如上文寫到的北京第六中學的退休校工徐霈田老人和北京吉祥胡同小學副校長邱慶玉。
儘管1，772已經是一個巨大的數位，很多目擊者認爲有理由認爲被打死的人的總數大於1，772。北京市在文革後“內部”統計了被打死的總人數，沒有分別死亡的年份，但是可以看出在1966年的死亡人數應該高於1，772人。
在1966年8月北京打人的高峰時期，在北京的中學裏流行著一句話：“打死個人不就是28塊錢的事嗎。”28塊是當時火葬一具屍體的價錢。那些被打死的人的火葬費用要由他們的家屬支付。他們的骨灰不准保存。在文革後，爲一些被打死的人“平反”，並不說是召開“平反會”，只說是舉行“骨灰安葬儀式”，而儀式上的骨灰盒子，多半都是空的，並沒有骨灰在內。
在大規模抄家打死人的同時，北京有十萬居民，被作爲“階級敵人”掃地出門驅逐到農村。他們的人數，占當時城區人口的百分之二。這些人被掃地出門，失去了一切財物，在其後十多年間過著極其艱難的生活，而且，其中相當一部分在遣返路上就被打死，或者在到達農村不久後就因受到“鬥爭”和饑寒交迫而死亡了。
從1966年8月開始，紅衛兵得到免費車票去全國各地旅行以進行所謂“革命大串連”。北京的紅衛兵把暴力行爲帶往外省市。比如，1966年8月27日，北京第二十八中學的三個紅衛兵串連了上海上海中學的紅衛兵到上海郊區梅龍公社牛行大隊“鬥地主”。結果，一名前地主被打死。[15]在上海外國學院附中，1966年8月16日，該校紅衛兵就發起對附中和上海外語學院的教師和幹部的殘酷“鬥爭”，8月下旬北京來的紅衛兵到了那裏以後，又對老師進行了一次大規模的毒打。老師被打傷後血流在地上。他們強迫老師用舌頭把地上的血舔乾淨。
在上海育才中學，9月初，北京紅衛兵“串連”到達以後，在該校召開全校大會，在會上把所謂“家庭出身不好”的學生揪到臺上打耳光，謾駡侮辱。這是該校文革中第一次發生大規模當衆打人。接著，北京紅衛兵和該校紅衛兵一起“鬥爭”該校老師。一天晚上，他們連夜毒打該校數學女教師王守璠，直到淩晨四五點鍾才歇手。他們打她耳光，還強迫她在地上爬並喝抽水馬桶裏面的髒水。王守璠隨後就跳井自殺了。
來自上海的一位被訪者，前上海中學紅衛兵成員說：
北京紅衛兵南下，穿著軍裝，系著武裝帶，非常神氣，對我們說：“你們這裏怎麽這麽文質彬彬，一點革命氣氛都沒有?”我當時弄不懂他們說的“革命氣氛”是指什麽。一個北京來的女紅衛兵從腰上解下皮帶就開始示範怎麽抽人。這是我第一次看見北京紅衛兵的樣子。
從本文所附的學校名單，我們可以看到從北到南，從大城市到鄉村，學生攻擊教師和其他“敵人”的現象到處發生。在湖北省省會武漢，根據該市官方文革後的“內部”統計，1966年夏天，紅衛兵打死了62人，還有32人因被打鬥而死亡。［16］廣播和報紙對紅衛兵的宣傳，以及“革命串連”，是把暴力從校園帶到社會，從北京發展到全國的有力幫助。
3.主要的折磨方式
(1)用拳頭、棍棒打，用腳踢。
(2)“高帽子”和“遊街”。毛澤東在其“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1927)一文中描述了農民鬥爭地主的這一方式。這篇文章印在毛著普及本中，很多學生讀過。1966年8月3日在南京師範學院，上文寫到的吳天石和李敬儀夫婦就是因“遊街”而被折磨死的。
(3)挂在被打成“敵人”的那些人胸前的“黑牌子”。在牌子上寫有“黑幫分子”、“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 “反動學術權威”等等罪名。罪名下面是這個人的被打了紅“×”的名字。這一象徵手法被使用，是因爲在法院的公告上，被判處死刑的人的名字上通常標有紅“×”。許多教師被強迫必須在公衆場合挂著這種牌子。開始的時候，這種牌子多由兩尺見方的硬紙板做成。但是後來有學生製作了沈重的牌子以加深身體攻擊和侮辱的程度。在北京第一中學——這是一座靠近北京老城牆的學校——鬥爭校長劉啓明的時候，有學生甚至用細鐵絲把一塊巨大的城牆磚挂在她的脖子上。
(4)“坐飛機”或“坐噴氣式”。這兩個名詞是“文革”中廣泛使用的。在“鬥爭會”上，被鬥的人被強迫站在臺上，低頭，彎腰，雙臂後舉，身體形狀如噴氣式飛機。“鬥爭會”常常持續數小時，長時間保持這種姿式是很困難的，特別是對那些年紀大的人來說。
(5)“陰陽頭”，形似中國古代的“陰陽”圖案。學生把教師的頭髮剃去半邊，因而命名。這一方法常使用于女老師身上作爲特別的懲罰。不僅中學生，大學生也這樣作。
(6)用銅頭皮帶打。紅衛兵的時興裝束是一身黃軍裝，佩戴紅色袖章，腰束皮帶。皮帶也被用來抽打人。軍用皮帶有銅頭，可以造成嚴重的傷害。幾位被訪者都提到有些紅衛兵曾交流和炫耀用銅頭皮帶打人的經驗，包括鞭打的方向和角度，以及怎樣才能“一打一個血窟隆”等等。
(7)“抄家”。學生不要需任何搜索證便可以老師家中搜查他們的私有財物。紅衛兵的“破四舊”運動發生在1966年8月至9月。教師一般都有很多書籍。除了馬列毛著作和自然科學書籍外，其他書都被視爲“四舊”沒收或者燒掉。南京師範學院西方美術史教授秦宣夫的畫冊全部被來抄家的紅衛兵倒上煤油燒掉。一位教師的相當完整的中國象棋藏書，也全部被沒收和毀掉了。
(8) 校園“勞改隊”，又稱“牛鬼蛇神隊”或“專政隊”。每個學校都有老師被打入其中。這種隊被認爲是“敵人”集體。隊中的人必須做髒的、重的工作。如掃廁所，拾垃圾，等等。他們也必須總是挂著“黑牌”。在“勞改隊”裏的老師隨時可能被侮辱、被打。北京第三女子中學有14個教職員在“勞改隊”中。北京大學附屬中學有三個“勞改隊”。這三個“勞改隊”是按照所謂“罪行”的嚴重程度來劃分的。其中“勞改一隊”6人，“勞改二隊”12人，“勞改三隊”6人。進“勞改隊”的人占了全校教職員工人數的四分之一。
很多被訪者估計，各校被正式趕入“牛鬼蛇神隊”的老師的比例普遍超過百分之二十。1985年前後在北京編寫的五所中學的簡史顯示：在北京第二十六中學，46名教師曾被趕入“牛鬼蛇神隊”中並被毒打。［19］在北京101中學，63名教師進過“牛鬼蛇神隊”。［20］在北京育英學校，二十多名教師進過“勞改隊”。［21］在北京育才中學，16名在“勞動隊”中的幹部和老師都被當作“黑幫分子”毒打。［22］在通縣(北京郊區)第一中學，學生剃了四個女教師的頭髮，76名老師中的53名被強迫進入“牛鬼蛇神隊”，在皮鞭下每天勞動14—15小時。［23］
(9)唱“牛鬼蛇神歌”。此歌又被稱作“嚎歌”，因爲被強迫唱此歌的教師已不被視爲人類而被視爲動物。在“牛鬼蛇神隊”中的老師被強迫一日數次唱這個“歌”。如果唱得不被紅衛兵滿意，他們可能被打或被罰。這個“歌”由北京第四中學的學生所作並流傳全國。此“歌”詞曲如下：
｜1 5 1 2 ｜3 1｜1 5 1 2｜3 1 ｜
我是牛鬼蛇神， 我是牛鬼蛇神
｜0 0 0｜0 0 0｜
我有罪，我有罪，
｜6 5 3 3 ｜2 1 ｜3 3 2 3｜5 5｜
我對人民 有罪，人民對我 專政，
｜6 5 3 3｜2 2｜
我要低頭 認罪，
｜3 3 2 3 ｜5 5 ｜6 5 3 3｜ 2 1 ｜
只許老老 實實， 不許亂說 亂動，
｜3 3 3 2 3 ｜5 5 |6 5 3 3｜2 1 ｜
我要是亂說 亂動，把我砸爛砸碎，
｜5 5 ｜6 6 ｜0 7 7 ｜— —‖
把我 砸爛 砸碎［18］
以上方式，在本文附錄中所列的學校中都幾乎都被採用過。還有別的方式在部分學校被採用。其中相當普遍的方式之一是在校中設立牢房關押教師。比如，在北京第一中學，一位姓龔的老師被關押在學校幾個星期，他被毒打，以致他的一個學生看到他時都認不出他來。在北京第五中學，校長呂清寰被關在樓梯下面的小黑屋裏幾個月。北京第十三中學，北京第三十一中學，北京清華園中學，北京外國語學校，都設有專門牢房關押人。北京第四中學和第六中學都把原來的音樂教室改建成了監獄。在北京第六中學，如上文已經寫到的，紅衛兵設立的監獄關押老師和別的人長達三個多月。在1966年夏天，很多學校的紅衛兵前往北京第六中學學習“革命經驗”。據一位北京景山學校的紅衛兵說，他們因被指責爲“鬥爭性不強”而去參觀。她看到監獄中遍地都是血迹。兩年以後，1968年的“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這種牢房建立於中國每一個工作單位，被俗稱爲“牛棚”。實際上，“牛棚”是在1966年就開始的。
各式各樣的折磨方式被使用。在清華大學附屬中學和北京大學附屬中學，有紅衛兵學生用塑膠包的鋼絲繩打老師。據一位受害者說，這種塑膠包裹的鞭子不會象銅頭皮帶那樣造成皮膚上的明顯傷害，但是導致更加嚴重的疼痛，“疼得鑽心”。在南京南市小學，一位女教師被強迫站在一隻放在椅子上的凳子上聽批鬥。批鬥完後，有人把凳子下的椅子抽走，把這名教師摔到地上。在清華大學和清華附中，有教師被紅衛兵強迫互相打。在北京第三女子中學、101中學和北京師範學院附屬中學，紅衛兵強迫老師打那些已經被打死的同事的屍體。當他們拒絕這樣做時，紅衛兵咒駡他們“同情階級敵人”，將和被打死的人“同樣下場”。
甚至連那些有倖免於進入“勞改隊”的老師也生活在恐懼中，因爲時常有學生來要錢和糧票。據幾位被訪者說，在1966年夏天，北京101中學和北京大學附屬中學的一些老師白天呆在學校附近的農田中，直到半夜才敢回家，以免受到騷擾。
4.誰被打?
從1966年6月初開始，教師成爲“文革”的打擊目標。工作組進駐學校後，學生遇見老師，不再向老師問好。他們不禮貌地呼叫教師的全名，以代替過去帶有敬意的“姓＋老師”。大多數教師都在大字報上和“揭發批判會”上受到語言攻擊。被揭發批判的老師不被允許替自己辯護。在8月初“工作組”離開學校之後，學生可以用任何方便的理由毆打教師。當老師遭到身體攻擊時，他們得不到任何保護。不過，並非所有的老師都被打。一般來說，下列四類老師被打：
(1)學校的負責人，包括學校一級(在大學裏，系一級也在內)負責人。他們中的大多數都被指爲“反革命黑幫分子”或“教育界的資產階級代理人”。在他們之中，學校的最高負責人以及主管教學工作的人受到更嚴重的折磨。舉例來說，1966年8月5日，在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除了一名教育程度較低並只主管學校總務工作如建築物維修的副校長外，其他五名校一級領導幹部都被毒打，而學校的最高主管人卞仲耘被打死。卞仲耘當時是第一副校長。假使學校當時有正校長在職，這個正校長可能先于卞被打死。
(2)學術上較有成就、教學業務上較強的教師，在“文革”中被指爲“反動學術權威”被“鬥爭”。在大型大學裏，幾乎所有的教授都成爲“反動學術權威”，不論他們的專業在自然科學還是社會科學領域。在一般大學裏，一個講師也會被指爲“反動學術權威”，只因爲那裏沒有多少人有更高級的職稱。在1956年以後很少機會有職稱提升，所以1966年時級別低的青年教師中學術成就較高者也象老教授一樣被鬥。事實上，在幾乎所有的大學、中學、小學甚至幼稚園裏，教師中級別相對較高或業務能力較強的老師都被作爲“反動學術權威”而加以攻擊。每一個學校都需要找出它自己的革命打擊目標。
文學藝術界和教育界一樣，被規定爲文革的重點打擊物件，所以在文革前發表過文藝作品的人，都遭到攻擊。一些年輕的中學語文老師，僅僅因爲在《北京晚報》等處上發表過一兩篇短文，就被攻擊爲“黑作家”“小吳晗”遭到“鬥爭”和毆打。（吳晗是明史專家，京劇《海瑞罷官》的劇作者，1965年10月在報紙上開始“批判”《海瑞罷官》被當作發動文革的第一個重大動作。）
(3)被認爲有“政治問題”的人，比如有“海外關係”的人，和國民黨曾有關係的人，“家庭出身不好”的人，等等，即使沒有證據說明他們有意反對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在1957年有相當一大批教師被打成“右派份子”，這些人在文革中又首當其衝被攻擊。有的青年教師僅僅因爲曾經聽過“美國之音”廣播，在文革前就被指爲“偷聽敵臺”而遭到監控，文革開始後受到更加嚴重的攻擊。教師隊伍在“文革”前已經多次被清洗，文革又一次從中找出新的打擊目標。
在相當多的地方，當學校的黨政負責人自己還沒有被“打倒”的時候，他們先領導攻擊了第二和第三部分人，直到他們自己也進了文革的打擊物件圈子。
以上三類人是在“文革”的指導性文件中設定的目標。他們因此難逃攻擊。
(4)一般老師也會挨打
教師是學校制度的主導力量部分。因爲整個學校制度被指控爲“反革命修正主義教育路線”，教師從整體上被當作文革的打擊物件。即使是一般教員，也會爲一些原因比如得罪過學生等等被打，甚至不需要任何原因也會被打。
紅衛兵擁有的不受法律約束的權力使得個人可以趁機報復私仇。比如，邱慶玉，上文寫到的北京吉祥胡同小學校長，是被已經畢業上了中學的學生回到學校報復時打死的。在北京第六中學，副教導主任單承佐被當作“黑幫分子”鬥爭時，一個學生兇猛地打他並說：“你還記得你以前處分了我嗎？現在是你倒楣的時候了。”在北京第十五中學，一個初二的學生毒打一位女教師，逼她在地上爬行，僅僅因爲“文革”前這個女教師到這個學生的班上代課時批評過這個學生。在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有一個七十來歲但相當健康的老校工許占魁，平時對學生比較嚴厲，被紅衛兵打得渾身青紫不能起床。
“文革”開始以後，“牛鬼蛇神”一詞常被用來指稱那些鬥爭物件。對文革起了重要指導作用的《人民日報》1966年6月1日的社論題爲“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牛鬼蛇神”一詞出自古詩，原意是指化妝遊行中的一些角色，在“文革”中未作清楚的定義就成了打擊物件的總稱。這一詞意的模糊性導致了很多老師被打的隨意性。在北京大學附屬中學，幾個紅衛兵學生遇到體育老師張敏，問她每月工資多少，然後就按照工資數用銅頭皮帶在她背上抽打了一百多下。在北京師範學院附屬中學，一位年輕的女教師容貌漂亮並發表過數首詩，因而遭到“鬥爭”和侮辱。另一方面，在南京第二中學，有一位老師因外貌比較醜也被打，因爲學生說他像電影中的反派角色，像“特務”。
在中學裏，每個班有一個班主任，管束學生是班主任的主要工作之一。1966年夏天，這部分老師比其他老師更易遭到學生的暴力攻擊，雖然他們既非學校的“當權派”也不是“學術權威”。比如，在北京第八中學，初中一年級的一位班主任，一個二十多歲的未婚女性，被剃了“陰陽頭”。在北京第二中學，高中三年級的學生剃了五十來歲的女班主任的頭髮。湖南湘潭第一中學初一的一名女班主任，剛從師專畢業不久，二十來歲。男學生把她的蚊帳捅爛，把她的東西砸壞。由於相似的原因，一些曾經給過一些學生不及格分數的老師被打得非常厲害。
訪問教師時，筆者曾經問過，被打時你們的反應是什麽？事實上，他們全都無聲地忍耐了種種殘酷的虐待。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的郭聖銘教授，當他被從家裏拖出去遊街、頭上戴著“高帽子”、腳上沒有穿鞋子的時候，他想這一切都是沒有意義的胡鬧，不要把這些放在心上。他的道家哲學幫助他承受了侮辱。爲了在心理上保護自己，他讓自己相信種種暴力行爲都只是一場荒唐的鬧劇。他不是這樣做的唯一教師。龔浩然，廣州第二十五中學的教員，自稱在“文革”前練過武功並知道怎麽在這種情況下保護自己。當學生打他的時候，他蹲下，雙手抱頭，以武功的方法調整自己的呼吸。他總算被傷得不算厲害。北京建築材料工業學院的物理學教師孫菊生，曾被北京第八女子中學和北京第三十一中學的紅衛兵關押在家中毒打數日。他說，他總結的“經驗”是被打時要盡可能保護身體不動，這樣可以減少疼痛和傷害。清華大學附屬中學副校長韓家鼇，被打傷後不能從醫院得到治療。他用“雲南白藥”—— 一種傳統的治療外傷的中草藥——治療自己。這種藥需要與白酒同服。在此之前他從未喝過白酒。從1966年夏天之後他便天天喝酒。開始是爲了治傷，後來則是因爲形成了習慣。他一直喝了下去。
沒有一個人採取公開行動抗議或反對這些暴行。這並不是因爲老師們全都怯懦，而是因爲抗議幾乎是不可能的。有三個明顯的原因：(1)警察已經收到了命令不干涉學生的行動。［24］沒有人幫助受到暴力虐待的人。(2)這些打人的學生是受到官方支援的“紅衛兵”組織的成員，而老師卻是些互相隔絕孤立的個人。(3)任何個人性質的抵抗會帶來嚴厲的報復並導致更多的死亡。比如，1966年8月25日，在北京崇文區有一名叫李文波的男子，他被抄家並被打。據紅衛兵在當時宣稱，李文波用菜刀攻擊了來抄家的北京第十五女子中學的紅衛兵。文革後有當事者透露李文波沒有用菜刀攻擊紅衛兵，只是要求讓他的妻子上廁所。紅衛兵因此毆打他的妻子。在混亂中發生衝突。李文波被當場打死，他的妻子劉文秀被警察帶走，在9月12日被判處死刑，在9月13日被槍斃。李文波死後，紅衛兵在全城發起了以“討還血債”爲藉口的更大規模的暴力行動。從第二天——8月26日——開始，在北京每天被打死的人的數位從兩位元數跳到了三位數；被打者的範圍也擴大了。上面寫到的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的26歲的劉樹華老師就是在8月26日晚上被毒打後自殺的。
此外，藏匿或逃跑也是不可能的。一個人若沒有戶口，不能住在任何地方，而紅衛兵卻無處不在。一位教師被訪者說，秘密逃離北京或中國的念頭曾在他頭腦中閃過，但他很快就認識到這樣太困難也太危險，所以不能做。孫菊生，上文提到的物理教師，在家中被附近中學的紅衛兵打時，他的姐姐孫啓坤，一個退休會計，來跟他道別。她的丈夫是北京鐵道學院的教授，在其學校中被打，而且校中已經有人被打死，他們就一起離開了家。孫啓坤在弟弟孫菊生的家中被紅衛兵抓住。她拒絕說出她的丈夫藏在哪里。1966年8月27日孫啓坤被打死。唯一從北京成功地逃到香港的教師是中央音樂學院的馬思聰。在受到侮辱毆打之後，他在1966年11月秘密離開了北京。在他逃出境外後，建立了一個專案組作全國性的調查。那些被認爲幫助過他甚至僅僅跟他有過接觸的人都受到了殘酷的審問。這些人中，有的被關押了8年，有的死在關押中。這樣一來，沒有人敢於幫助別人逃跑，也沒有人敢自己逃跑。
在這種情況下，一隻鎖牢的鐵籠子已被造成，教師們無處可逃。面對未有先例的侮辱和暴力，教師們除了忍耐並把自我欺騙當作心理避難所之外，沒有別的選擇。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的地理老師，目擊了許多同事被毒打。在恐懼中，她跪在家中地上並叫她的兒子打她，來練習如何承受痛苦。她覺得沒有這種“彩排”，她將無法承受折磨。
如上文提到的，老師們在6月裏曾被“工作組”劃爲四個類別。在工作組撤離學校後，這種政治身份仍在某種程度上保留了下去。“文革”所宣稱強調的要“區別”對待“犯有嚴重錯誤”的人和“敵人”的政策，［25］也有效地分裂了老師，防止了教師團結起來抗議暴力行爲。在卞種耘老師被打死以後，校中一位語文老師張靜芬用僞裝的筆迹匿名給卞的丈夫寫了一封信表示同情和哀悼。其他老師均保持沈默。
有的被認爲“沒有問題”的老師，和學生一起鬥爭別的老師。在訪談中，聽到有老師挑動學生打其他老師以報私仇的故事。
5.誰打老師?
在1966年夏天，教師隨時可以被罵被打。這些行爲在當時被當作“革命行動”，不受法律、規定或常規的束縛。然而，通常並不是所有的學生，而是只有“紅衛兵”組織的成員，被允許參加在學校中打教師及在學校外打“牛鬼蛇神”的暴力行爲。在當時，參與打人被認爲是一種光榮或者特權。
一位被訪者——當時是北京第四女子中學的學生——說：“我媽媽是‘革命幹部’，可是我爸爸在1957年被劃成了‘右派分子’。因此我不夠格當紅衛兵也不能去抄階級敵人的家。那時候我爲自己覺得很遺憾。”
紅衛兵組織規定，只有出身於五種家庭的學生才有資格成爲其成員 。這五種是“革命幹部”、“革命軍人”、“革命烈士”、“工人”和“貧下中農”。但是在北京這樣的城市裏，沒有農民，因爲按照政府政策農民在“文革”前和“文革”期間都是絕對不准搬進北京城裏的。北京也沒有很多工廠和工人。另外，按照北京紅衛兵組織的規定，只有在1945年以前參加共產黨的幹部（那時一般都已經是相當高級的幹部）可以算作“革命幹部”。因此，在紅衛兵運動最早興起也最爲活躍的北京的海澱、西城、東城區，實際上只有“革命幹部”子女成爲紅衛兵成員，這些人只占中學生的不到百分之二十。比如，在紅衛兵組織的誕生地清華大學附屬中學，在全校一千五百多學生中，紅衛兵成員不到三百人。這個比例在其他中學如北京師範大學第二附屬中學也大體如此。在北京第三十一中學，這個比例甚至更低，因爲這個中學的幹部子弟少。構成城市人口主體的人，如商店工作人員，各種專業工作人員，一般機關工作人員，技術員，工程師，教師(如果他們還未被劃入“牛鬼蛇神”)，等等，他們的子女不被准許參加紅衛兵，只可以參加一種叫作“紅週邊”的組織，支援和協助紅衛兵。從“壞家庭”出身的學生則遭到人身侮辱及折磨。下一節中將談到他們。但是少數紅衛兵學生在當時得到了極大的權力，控制生殺予奪，所以造成了極大的影響和後果。
在多數情況下，打人是一種集體行動。一群紅衛兵一起行動，煽起敵意，互相鼓動。有時候，打人發生在幾百人幾千人面前。在這種場合中，打人者競相顯示對 “敵人”的痛恨與無情。另一方面，在這種情況下打死一個人的時候，這一群打人者都不認爲是他們中哪一個人的責任，也不擔心犯了殺人罪。比如，卞仲耘，1966年夏天北京的第一位受難者，是在被許多學生打了以後死的。在數小時長的折磨期間，這個學校的1600名學生中沒有人曾試圖說服打人者停止這種非人道的行動。在打人過後的那天晚上，在學生食堂中有學生高聲談論他們如何強迫她吃廁所中的髒東西以及如何用開水燙她。那裏沒有犯罪感，只有興奮與輕浮的氣氛。
有相當多的女紅衛兵曾經猛烈地、殘酷地鞭打折磨老師。北京的第一位受難者卞仲耘是被一些年齡在14—19歲之間的完全是女性的學生打死的。從調查所涉及的學校的名單中，也可以看到很多死亡是發生在女子中學的紅衛兵手中的。在北京第三女子中學，學生不但打死了校長沙坪，而且發明了各種方法折磨在“勞改隊”中的另外十三名老師，包括跪帶溝槽的洗衣板，彎腰到地，脖子上挂著磚頭在地上爬，用塑膠鞋底打耳光，摸死人，等等。在北京第八女子中學，紅衛兵學生命令“牛鬼蛇神隊”中的老師們排成一列，然後用錘子挨個打他們的頭。北京第五女子中學的紅衛兵用繩子把校長李一茹吊起在樹上，然後突然鬆開繩子，把她重重摔在地上多次。李一茹被打斷三根肋骨，還留下了小便失禁等後遺症。在北京第十女子中學，十三個把名字改成“衛紅”“繼紅”“紅虎”等等的女紅衛兵，當時被稱作“十三紅”，因打人兇狠而出名。在北京第四女子中學，有一些女紅衛兵給自己剃了光頭，被稱爲“光頭黨”，在北京以打人兇惡而出名。女十中和女四中都有教員被打死。當時在男女合校的學校中，比如北京大學附屬中學，女學生在打他們的女校長時起了重要作用。據清華大學附屬中學副校長韓家鼇說，在這個學校中，男女學生都打了他和其他老師，但是一般來說，男學生比女學生打得凶。
在中學和大學中，“牛鬼蛇神隊”通常置於紅衛兵的領導人之一的分管之下。這個人的年齡在14—24歲之間，有很大的權力控制教師的命運。這個人可以隨意決定折磨的等級。於是，在某種程度上，折磨的程度取決於這個人的道德和心理狀況。另外，據一些被訪者說，在很多學校都有這樣的一批學生，他們在暴力行動中非常活躍，而且似乎欣賞暴力施用本身，把打人當作樂趣。在一個學校裏，這樣的學生越多，老師遭受的折磨就越多。
據被訪者說，在北京和上海這樣的大城市裏，最早和最嚴重的暴力行動發生在有較多政府和軍隊幹部子女的學校，比如北京的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北京一零一中學，北京第六中學和北京外國語學校,上海的復興中學和外國語學校。南京第13中學的紅衛兵打死兩名教員，這所中學鄰近南京軍區大院和南京空軍部隊指揮部大院，有相當多那裏的子弟是該校學生。這一現象明顯和紅衛兵運動的起源相關。這一運動是由出身于高級幹部家庭的中學生開始的。
也有教育工作者的子女跟隨學生打了自己的父母。1966年8月25日，在北京師範大學附屬第二中學，當紅衛兵打學校的負責人姜培良時，姜的兒子——這個學校初中一年級的學生——也用一根棍子打了父親。在薑被打死後，這個兒子精神失常。據一位在1994年見過他的被訪者說，他仍然未能恢復正常。
四、同時發生的迫害同學
從七月到八月，一副“對聯”先在北京的學校、繼而在全國各地迅速傳播開來——“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在1966年夏天，這副對聯意味著那些父親是“革命幹部”的學生天然地是文革的“好漢”，而那些來自“反動家庭”的學生則是“混蛋”。這副對聯最早出現于北京大學附屬中學，隨後貼遍了各個校園。事實上，這副對聯也是紅衛兵組織成員的資格評定標準。同時，“黑五類子弟”“紅五類子弟”的新說法在紅衛兵的傳單和報紙上反復運用，並且立即進入了人們的日常語言。這個說法不但意味著把整個社會的人和他們的年輕子女分成了敵對階級，而且意味著對“黑五類”和他們的子弟可以隨意淩辱甚至毆打殺戮。
一些人有一個錯誤印象，以爲整個年輕一代在1966年參加了紅衛兵運動並且稱他們爲“紅衛兵一代”。這樣的看法與發生的事實不相符。在紅衛兵運動的發生地北京，多數青少年不被允許參加紅衛兵，因爲住在城市的大部分人員不被承認爲“紅五類”。城市人口中的大部分，即使不算“黑五類”，也不能算“紅五類”，當時有時候被稱作“灰五類”。不但整個社會的成年人被劃分爲三個等級（後來“紅色高棉”也是這樣做的），所有的青少年也被劃分爲三個等級。
一大批學生象他們的老師校長一樣遭到來自同學的迫害。
1966年8月4日，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初二(四)班的紅衛兵召開“鬥爭會”鬥爭同班同學。在這個班的45名同學中，十名“黑五類出身”的學生站在教室前面被“鬥爭”，一根長繩子繞過這十名學生的脖子，把她們捆成一串。十名“紅五類出身”的紅衛兵坐在椅子上。其他既不能算“紅五類”也不能算“黑五類”出身的學生則在“鬥爭會”期間被指定坐在地板上。大標語“打倒狗崽子”貼在教室牆上。“狗崽子”在當時被廣泛用來指“家庭出身壞”的青年。他們被命令逐個“坦白交代”他們的“反動思想”以及他們的父母的“罪行”，還必須重復說三遍“我是狗崽子。我混蛋。我該死。”紅衛兵用拳頭打她們，把墨汁潑在她們身上。與此相仿的“鬥爭會”這一天在其他班級中也發生了。高三的紅衛兵負責人還到各班視察進行情況。在同一天，副校長卞仲耘和其他一些老師也遭到歐打。卞仲耘被打死於次日。該校學生排球隊長楊友麗，因爲球隊得過全國冠軍後受過校長接見以及她父親是“托洛茨基分子”，遭到“鬥爭”和侮辱。她服安眠藥自殺，幸而未死，但身心受到嚴重摧殘。
在北京一零一中學中學，紅衛兵把校門分成一大一小兩個，命令“黑五類子弟”出入只許走小門，並稱小門爲“狗洞”。紅衛兵還在校園裏毆打侮辱了所謂“狗崽子”即從“黑五類”家庭出身的學生。
在北京大學附屬中學，這副對聯的産生地，很多所謂“家庭出身壞”的學生被打耳光被侮辱等等。初一學生萬紅，父親在1957年被劃成“右派分子”。與她同班的紅衛兵強迫她站在教室裏的一把椅子上，用通頭皮帶打她。打的過程中還有紅衛兵把椅子從她腳下突然抽走，使她摔到水泥地上。朱同是高三學生，他的父親是“右派分子”。他被關在地上積水的小樓梯間內像動物一樣被全校的“觀賞”。有一天晚上下大雨，他逃出了學校，爬著回到家中，因爲他被嚴重打傷已經不能走路。
在紅衛兵的産生地清華大學附屬中學，有相當數量的“家庭出身壞”的學生被打被欺負，他們的私人物件被搗毀。多名女學生被剃了"陰陽頭”。楊愛倫，高一學生，文革前功課和文藝活動都好，“家庭出身不好”。她在班裏遭到“鬥爭”，被推來攘去，被強迫寫“交代”，還被關押在學校中不准自由行動。一星期後，8月8日，她逃出學校到附近臥軌自殺，被火車撞成重傷，幸而未死，但是失去了手指。高二學生郭蘭蕙，父親在1957年被劃爲 “右派分子”。1966年8月20日是星期六，在紅衛兵宣佈下個星期一要“開會幫助”實際上是要“鬥爭”她以後，她服毒自殺，死時19歲。
8月18日毛澤東接見紅衛兵大會之後，不僅僅對教育工作者和北京居民使用的暴力程度大規模升級以及死亡人數劇增，對所謂“非紅五類子弟”（當時紅衛兵文件使用的語言）也如此。位於中共北京西城區委機關後面的太平橋中學，該校紅衛兵打死了一名初三的不屬“紅五類出身”的女學生。這個十五歲的女孩子僅僅因爲說了一句“毛主席也不是紅五類出身”，遭到紅衛兵同學用銅頭皮帶和棍棒毆打。從下午打到傍晚，紅衛兵回家吃晚飯了。她掙扎著爬到一個水龍頭邊喝了很多水後身亡。她的母親被通知來校中領死屍，未敢表現出一點怨恨和抵觸。該校已經在1970年代遷址。人們已經記不起她的名字，只是說，她平時“是不起眼的人”。
在離北京市中心王府井大街不遠的第27中學，有一名初中學生被指控把那時人人必須隨身攜帶的紅色塑膠封皮的《毛主席語錄》本坐在身子底下。（當時常常開大會，一般就坐在地上。）紅衛兵在初二的教室裏毒打她。她被打得昏死過去以後，紅衛兵說她“裝死”，拿碎玻璃往她眼睛裏揉。她的眼睛流血，蘇醒過來，繼續被打。傍晚時分她被打死。她的屍體被用草席子卷起來運走燒掉了。問到當時的目擊者，他們都記得當時的情景，卻沒有人記得這個女學生的姓名。
如果讀者中有人知道上述兩名被打死的女中學生的名字，請告知。
在北京第一中學，不但有由教師組成的“牛鬼蛇神勞改隊”，而且有一個由兩百名學生組成的“狗崽子隊”－－“狗崽子”是被廣泛使用的對“家庭出身不好”的學生的侮辱性稱呼。這些學生被強迫“勞改”。一天晚上“勞改”過後，一個高中一年級的學生在“鬥爭會”上被鬥。會議結束時，幾個紅衛兵把一隻貓放進這個學生的褲子。貓抓他咬他。這個學生慘叫了一夜。很多人聽到他的慘叫，但無人爲他說話。
在中國人民大學附中，“家庭出身不好”的高二學生甯志平被說成“反動學生”。他被關押在學校裏，他的一隻耳朵被紅衛兵割掉。他到醫院把耳朵縫了上去。但是幾天以後再次遭到紅衛兵毒打，剛縫上去的耳朵被打落。他永遠失去了他的耳朵。
1966年8月25日，曹濱海，北京師範大學附屬第二中學高三的學生，和前來他家抄家的同班的紅衛兵發生爭執。據說他拿菜刀砍傷了一個紅衛兵同學。結果，曹濱海被公安局關起來，曹的母親樊希曼在那天被紅衛兵抓到學校中活活打死。曹濱海因此精神失常，以後從未恢復正常。
在北京第十三中學，學生任松林“家庭出身不好”，他喜歡書法，在舊的《紅旗》雜誌上練習毛筆字，被該校紅衛兵學生發現在毛澤東的名字上寫了“墓”字。紅衛兵抄了他的家，把一條鐵鏈拴在他的脖子上，強迫他從家裏象狗一樣爬到學校的“紅色刑訊室”中。他被關押在那裏並且被多次毒打。那個“紅色刑訊室”中關押著該校的校長和一批教員，還有一個所謂“黑五類子弟”、初中三年級學生武素鵬。紅衛兵把武素鵬捆在一條麻袋裏，用民兵訓練用的木槍狠打，把他活活打死。
在北京第六中學，高三學生王光華出身于“小業主”家庭，他未得到紅衛兵的准許就去外地“革命串連”。他在1966年9月27日回到北京，立即就被抓進學校的監獄之中。他在那兒被十多個紅衛兵幾次毒打。王光華死於第二天，9月28日，時年19歲。幾個已經在這個監獄中被關了一個月的老師把他的屍體擡出了監獄。
在上海外國語學院附中，學生王一民，因出身于知識份子家庭，被毆打、侮辱和抄家。王一民自殺。
清華大學建工系五年級學生侯協興，1957年被劃爲“右派分子”，“勞動改造”三年後被准許回到學校繼續讀書。文革開始後他遭到“批判”“鬥爭”。1966年8月26日，侯協興從清華學生宿舍2號樓五層跳下自殺。連住在該樓另一側的學生都聽到了身體落地時的巨大聲響。目擊者說，他的身體把地面砸出了一個一尺來深的坑。
北京大學經濟系學生楊明愛被指控爲“反動學生”，停發生活費。1966年9月10日北京大學舉行了所謂“巴黎公社式選舉”，選舉“北京大學文化革命委員會”。一批人被宣佈剝奪選舉權——各個小單位先召開全體會議，然後在會場上點名喝斥一些人“滾出去”不准參加選舉。楊明愛是被剝奪的人之一。9月11日，他在北大西北角的小湖邊上吊自殺。
由於“紅衛兵”組織擁有的如此至高無上的地位，“冒充紅衛兵”當時成爲大罪名，竟然可以被當作打死人的藉口。北京師範學院附屬中學的紅衛兵打死了該校數學教師田欽的弟弟田悅，123中學的學生，“理由”是他“冒充紅衛兵”。在上海復興中學，一個外地來的學生被復興中學紅衛兵打死，“理由”也是他“冒充紅衛兵”。這個人被打死後，紅衛兵還命令該校一名教師去買豆漿，說可以用豆漿洗掉他們打人時自己衣服上沾染的血迹。
前述“對聯”傳遍了全國。在我調查所及的學校中，“黑五類”子弟學生普遍遭到了來自他們的同學的語言侮辱、暴力攻擊甚至兇殺。在1966年夏天的北京，沒有一個對聯的受害者能在公開場合反對這副對聯，也沒有一個對聯的受惠者拒絕參加紅衛兵以反對其組織原則。
五、爲什麽對教師的暴力攻擊會産生?
1.毛澤東的引導和推動
從“文革”一開始，毛澤東就決定了教育制度和教育工作者是“文革”的主要打擊目標之一。1966年5月7日，在給三個月後被指定爲他的“接班人”的林彪的信中，毛說：“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1966年5月16日，發出了中共中央委員會關於文革的“通知”。其中毛澤東親自寫的段落說：“徹底批判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藝界、出版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奪取在這些文化領域中的領導權。”
這個“通知” 一年後才發表在《人民日報》上，在當時只傳達到共產黨的高級幹部。這是爲什麽高級幹部子女最早開始攻擊學校領導人和教員的原因之一。同時，一些高級幹部被派往北京大學，動員寫大字報攻擊北京大學領導。毛澤東指示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在1966年6月1日晚廣播了北京大學的大字報並在後來稱其爲“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26］隨著這張大字報的發表，全國的學校停止了日常課程，學生們立即開始了對學校當局和教師們的攻擊。
1966年7月，毛澤東下令撤出在各學校的“工作組”並批評他們把文化大革命運動搞得“冷冷清清”，雖然在“工作組”控制學校運動期間暴力行動已經發生了。正式通知於1966年7月28日發出。在那一天，毛澤東的妻子江青在北京海澱區中學學生代表會上轉述了毛澤東關於暴力行動的話：好人打壞人，活該。壞人打好人，好人光榮。好人打好人，誤會，不打不相識。8月1日，毛澤東寫信支援清華大學附屬中學一群名爲“紅衛兵”的學生和北京大學附屬中學一群名爲“紅旗戰鬥小組”的學生，給予他們“熱烈的支援”。［27］在這封信裏，毛特別提到了“紅旗戰鬥小組”的領導人之一彭小蒙的名字。早在7月26日，彭小蒙在江青和北京大學一萬多人面前用銅頭皮帶打了北大“工作組”組長張承先，開始了在大會主席臺上公然打人的先例。如上文提到的，這兩所學校比其他學校更早開始了大規模的暴力行爲。8月5日，中共中央發文正式撤銷了由劉少奇在6月20日批准下發的文件。那個文件支援北京大學工作組制止發生在6月18日的大規模暴力行動。［28］但是毛澤東說6月18日的事件是“革命的”。這樣一來，1966年8月5日的文件事實上直接支援了對教師的暴力行爲。（29）就在這個文件下發的同一天，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的卞仲耘被學生打死。
卞仲耘被打死三天以後，1966年8月8日發出的《中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寫道：“一大批本來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闖將。因爲他們的革命大方向始終是正確的。”這個文件對文革變成群衆性暴力迫害起了關鍵的推動作用。
1966年8月18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廣場接見一百萬紅衛兵以慶祝文化大革命。宋彬彬——來自北京最早打死老師的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的紅衛兵領導人——給毛澤東戴上了紅衛兵袖章。這張照片被印刷出來並廣泛流傳。在得知她的名字是“文質彬彬”的意思時，毛說，“要武嘛”。此後，宋彬彬發表了一篇文章介紹毛和她的談話，她的名字也改爲“宋要武”。［30］
在最高當局絕對控制下的媒體如《人民日報》，每天用極其熱情洋溢的語彙讚頌紅衛兵的行動。文革領導人動用巨大的財政支出，給紅衛兵提供免費交通食宿，讓他們作所謂“革命大串連”，把北京的暴力風氣迅速傳播到全國各地。毛澤東在北京八次接見來自全國各地的紅衛兵。報紙報道每次接見人數是一百萬。在北京，正是在毛澤東8月18日第一次接見紅衛兵和8月31日第二次接見紅衛兵之間，暴力行爲迅速升級並達到了最高峰。
至今還沒有一個接近毛澤東的人提供當時毛澤東直接對紅衛兵殺戮發表的評論。明顯的是，從上述的公開發表的指示來看，大規模的暴力迫害是他引導推動的結果，也是他贊同欣賞的。
史達林的大恐怖被揭露以後，有人替史達林辯護說是下面的人做了這些壞事，史達林本人並不知道。但是毛澤東顯然瞭解下面正在發生的紅衛兵殺人事件。１９６６年８月３日，南京師範學院學生在“鬥爭會”上殺害了教務長李敬儀和她的丈夫吳天石，當時的中共江蘇省委書記江渭清很快當面把此事報告給毛澤東和周恩來。卞仲耘被打死的當天晚上，該校紅衛兵負責人就當面向中共北京市委負責人報告了此事。周恩來辦公室當晚就派人到該中學瞭解了情況。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２日北京第三女子中學的校長沙坪被打死，副校長董光苔的母親聞訊通過特殊關係遞信給毛澤東請求保護女兒生命。毛澤東接信後作了批示。這個批示沒有發給董光苔看過，只是通過解放軍軍人來學校傳達給紅衛兵和董光苔。董光苔記得的內容是：“此人如無大罪惡，可以放出來。”因爲得到這個批示，董光苔就被從“勞改隊”裏釋放出去。但是只釋放了她一個人，其他一大批教育工作者仍然被當作有“大罪惡”的人關在學校裏繼續遭受紅衛兵的毆打折磨。另外，北京市公安局和其他“內部”情報系統也逐日向上書面報告當天北京市內有多少人被打死。
在文革時代，１９６６年８月的紅衛兵殺戮被當作“偉大革命”的一部分，被視爲紅衛兵的革命功勞。１９６６年１０月９日，毛澤東在北京主持召開中央工作會議，中共各省各部的負責人出席會議。會議印發了記錄紅衛兵功績的材料《把舊世界打得落花流水》，其中一項，是紅衛兵在８月下旬到９月上旬在北京打死了１，７７２人。在那樣的文件上，受難者只有數位沒有名單，不會是因爲要隱瞞他們的被害，而是顯示了對他們的生命的輕蔑。
在１９６６年夏天，教育工作者被指定成爲文革的攻擊物件，就像１９５０年代的“地主”和“資本家”，作爲一個群體遭到暴力攻擊。這場紅衛兵對教師的殺戮，是文革的重要一部分。毛澤東自己也曾對此作過描述。毛澤東在１９７０年１２月１８日和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做了５個小時談話。中共中央把這次談話的紀要作爲正式文件印發到基層支部，口頭傳達至全體黨員。在談話中，毛說：對於大學教授、中學教員、小學教員，“文化大革命就是從他們開刀”。
斯諾被毛澤東視爲“老朋友”，但也許不懂毛澤東說的“開刀”是什麽意思。他的英文著述裏沒有寫到文革殺人，沒有寫到紅衛兵打殺教員。但是毛澤東是知道的，經歷了文革的中國人也是知道的。這不是比喻性的說法。真的就是“開刀”，就是殺人見血。
在1966年8月初，毛澤東已經剝奪了劉少奇和鄧小平的權力，軍隊的重要領導人林彪得到了一個新的頭銜“毛主席的親密戰友”而成爲權力結構中的第二號人物。甚至從文革的實際需要出發，也完全沒有必要殺害教師。教師們沒有力量也沒有表示過反對文化革命。對教育工作者的暴力迫害，除了摧毀學校系統之外，其功能只能是營造進一步的“紅色恐怖”。劉少奇的某些孩子在八月中作爲紅衛兵成員參加了暴力行動，幾個月後，1967年1月3日，一些人進入劉的住處並召開“鬥爭會”鬥爭劉和他的妻子。［31］以後他們遭到進一步的折磨。沒有人出來說如此對待“國家主席”是違反憲法的，因爲大量的更嚴重違反憲法的對平民的暴力攻擊和殺戮不久以前剛剛發生過，那時劉少奇和任何別的人都沒有說那是犯法的。8月初對教師的兇猛攻擊作了暴力行動的開端，後來的種種暴力迫害就順理成章地長年持續進行，直至十年後毛澤東死亡。
放寬視野可以看到，在世界歷史上，史達林犯有類似的暴行。在1937到1938年的“大清洗”中，幾乎所有的加盟共和國的教育人民委員部都被摧毀了，遭到鎮壓的有教育部門的大批幹部和幾萬普通教員。文革重點討伐“帝修反”，其中“修”即蘇聯修正主義，而“蘇修”被指控的主要罪行之一是“反史達林”。在迫害和殺戮教師方面，可以清楚地看到史達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在理論和實踐上的一脈相承。當然，史達林主要使用了專業的警察和勞改營，還沒有讓十多歲的紅衛兵在校園裏充當打手和劊子手。
2.紅衛兵組織的興起
如上文所描述，是紅衛兵學生在1966年夏天用暴力攻擊了教師。這些暴力攻擊被當作他們的“革命行動”的一部分，並且通常不是由單個的學生而是由一群紅衛兵進行的。紅衛兵組織在暴力行動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紅衛兵”和類似的學生組織，在1966年6月1日廣播北京大學聶元梓的大字報之後出現于中學之中。1966年6月2日，在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的“紅衛兵”名義貼出的第一張大字報的標題是“誓死保衛無產階級專政!誓死保衛毛澤東思想!”這張大字報說：“凡是違背毛澤東思想的，不管他是什麽人，不管他打著什麽旗號，不管他有多麽高的地位，統統都要砸得稀爛。”北京大學附屬中學“紅旗戰鬥小組”稍後作的“造反歌”詞是“拿起筆，作刀槍，集中火力打黑幫。誰要敢說黨不好，馬上叫他見閻王。”這樣的語言是典型的“文革”風格，不但無理、誇張、煽情，而且充滿暴力性。這種語言暴力和後來的大規模的行動暴力顯然直接相關。
8月1日，毛澤東寫信支援紅衛兵之後，紅衛兵組織在各地迅速成立。紅衛兵運動的興起和對教師的暴力攻擊是同時發生的。比如，在北京大學附屬中學，工作組一撤走，“紅旗戰鬥小組”就在校園裏大規模開打老師。在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紅衛兵組織建立于7月31日，卞仲耘校長被打死於8月5日。隨著毛澤東在天安門廣場先後八次接見一千萬來自北京和外省的紅衛兵，以及紅衛兵在全國進行“革命大串連”，暴力攻擊教育工作者的浪潮先在北京普遍傳開，繼而擴展到了全國。比如，最早打死校長的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的紅衛兵領導人宋彬彬，曾經到北京經濟學院鼓動那裏的紅衛兵，8月18日在天安門城樓上演說的北京大學附屬中學的紅衛兵領導人彭小蒙曾經到北京外國語學校、女十二中、燈市口中學等學校進行煽動。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的紅衛兵“革命串連”到貴陽，打了那裏的劇團演員，還剃了貴州省文化局幼稚園園長的頭髮，並用銅頭皮帶把這位四個孩子的母親打得滿背血漬。
紅衛兵持有強烈的破壞性哲學。他們聲稱“先破後立”，在建立一個新世界之前，必須先把舊世界徹底砸爛。1966年8月初，在北京師範大學附屬中學，在卞仲耘校長被打死之前，學生把校園裏尚未成熟的梨和蘋果都從樹上采下並吃掉，甚至連苦澀不能吃的青柿子也全從樹上打光。校園裏彌漫著一片惡毒的氣氛。在北京101中學，有一個噴水池，其中有一個白色的仙鶴雕塑。紅衛兵砸了白鶴，又在噴水池裏殺死了美術老師陳葆昆。13年後筆者到101中學，看到噴水池中仍然沒有裝飾也沒有水，只有一些垃圾散落。具有諷刺意義的是，紅衛兵自稱自己的行爲是“造反”。在傳統的意義上，“造反”當然意味著破壞，但是還意味著反對皇帝和承擔風險。紅衛兵實際所作，是在最高當局的全力支援下，砸毀文物圖書及毆打殺害不能還手反抗的人們。
從打老師開始，紅衛兵先掌管了學校，然後，又走向校外。他們淩駕於法律之上，掌有生殺大權。在北京，紅衛兵建立了“糾察隊”以確立和完備紅衛兵的權力機制。“首都紅衛兵西城區糾察隊”，簡稱“西糾”，發出過十三個“通令”。“西糾”規定和命令要抄哪些人的家，要驅逐哪類人離開北京城去農村等等。他們的“通令” 用大號鉛字印刷出來，到處張貼，像政府法令一樣有權威性，而且由他們通過暴力行動來強制執行。上文寫到的北京驅逐十萬和平居民出城，就是由“西糾”的第四號和第七號“通令”命令實行的。1966年8月31日毛澤東第二次在天安門廣場接見百萬紅衛兵，當時的第二號人物林彪和第三號人物周恩來都戴上了他們的袖章，在《人民日報》的新聞照片上清晰可見，無疑大大加強了他們的權威性 1966年這場大規模的迫害和驅逐城市和平居民的行動的全過程，包括抄家，登出戶口，沒收財物，押送上火車，以及處理死屍，主要是由紅衛兵執行的。“西糾”的“通令”也在其他城市如上海、廣州等地張貼或散發，指導那兒的紅衛兵的行動，引起一系列暴力迫害行動。在校園裏毆打老師實際上是更大規模暴力行動的最初練習和實踐。
紅衛兵把學生家庭背景的所謂“階級成分”強調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實際上，這是文革的“階級鬥爭”理論的進一步發展和強化。紅衛兵把家庭出身當作成爲其成員的首要的也幾乎是唯一的條件，並且絕對排斥某些家庭出身的學生。清華大學附屬中學初二的一些學生組成了一個活動小組，起名“梅花”，因其各種家庭出身的學生都有，被指控爲“階級陣線不清”，被紅衛兵強令解散。由於“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這一思想占了絕對統治地位，平等的同學關係被破壞了，一些年輕人可以迫害另一些年輕人。如上文所寫，最早和最厲害的暴力行爲發生在那些有較多高級幹部子女的學校中，那裏的紅衛兵也比別的學校更爲活躍。對家庭出身的絕對強調給了某些年輕人巨大的特權。這特權甚至包括打死同學和別的人的權力。這種特權刺激了暴力行爲的産生。如果每個學生都被允許平等地參加紅衛兵運動，這個組織可能不會如此狂熱與暴力化。
“紅衛兵”的名稱說明他們是毛澤東的衛兵並要保衛他。這裏不討論當時毛澤東是否需要被保衛，而是要指出紅衛兵確實掀起了“文革”中對毛澤東的群衆性崇拜的第一波。他們也開始了普遍實踐一套新的社會禮儀：在胸前佩戴毛主席像章，隨身攜帶《毛主席語錄》本，跳讚頌毛的舞蹈，到處張挂毛的畫像及語錄，每一次講話都以毛的一段語錄開頭，並以高呼“毛主席萬歲!萬萬歲”結束。
作爲一個青年組織，紅衛兵的三個主要特點——把家庭出身這樣一種先天性的條件當作組織成員的資格審定標準、強烈的領袖崇拜以及集體性的暴力行爲——的結合，在歷史上有過先例。比如，希特勒的青年組織就有這樣的三個特點。因此這也更值得思考。
3.人性惡
上述的兩個原因——毛澤東的文革計劃以及紅衛兵運動的出現——並不能給予學生打老師的殘酷性充分的解釋。事實上，殘酷程度在各地各學校有所不同，暴力折磨是學生自己發明和施行的。所以，個人的因素必須被考慮。
一個在1966年是初中一年級學生的被訪者說，6月開始停課時他很高興，因爲他當時欠了三篇作文未交。後來，文革給他的家庭和他自己帶來了巨大災難，但是當時豁免了他的功課，使得這三篇作文不必再寫。這種心理相當普遍。從一開始文革就相當成功地利用了人性中懶惰的弱點。沒有老師管束沒有作業和考試的生活使學生興奮愉快並擁護文革。等他們自己身受迫害並且失去了受教育的機會，後悔已經太晚。
隨著文革的發展，到1966年8月，當攻擊老師被當作“革命行動”來鼓勵的時候，人性中的攻擊性與惡意被釋放調動出來，成爲殘暴行動施加在老師和更多的人身上。上文只是寫出了一些暴力事件，並未描述大量的拷打折磨的細節。這些拷打折磨十分殘酷而且明顯地威脅生命，可是施行者卻並不在乎。很多被訪者注意到，在1966年夏天的校園中，紅衛兵中有一種亢奮的氣氛。他們把頭擡得高高的，大聲說話，大步行走，容光煥發。他們從暴力行爲中得到很大的歡愉。甚至直到現在，那些打過人的紅衛兵，不但極少有人向受害者賠禮道歉，而且有一些還衷心緬懷那一段時光。
儘管人性之惡這一角度對於解釋一個特定的歷史事件如文化大革命可能是過於籠統了，但這一角度至少可能有助於解釋爲什麽在1966年8月中學紅衛兵打人比大學紅衛兵殘酷得多。年輕而受教育較少的中學學生更缺乏能力來抵禦或抑制人的獸性的一面。
六、在打老師的第一惡浪之後
隨著打老師發生的是整個社會中更大規模的暴力行爲。然而，當迫害觸及到“5.16通知”攻擊的“五界”以外，即學術、教育、新聞、文藝和出版界之外的高級幹部時，北京的一批紅衛兵開始反對那些正在攻擊他們的父母的一些大學生組織。這樣一來，“中央文革小組”改變了他們對早期紅衛兵的無條件支援的態度並開始支援紅衛兵的對立派——那些正在攻擊國務院各部委及各省的“黨內走資派”的大學生組織。當他們的父母被新起的群衆組織批鬥時，一部分早期紅衛兵成了他們自己發起的運動的受害者。這些早期的紅衛兵在1966年底和1967年初被批判了一段時間。但是，部分早期紅衛兵的衰落並不意味著暴力迫害的結束。
1967年，文革的主要矛頭對準了高層黨政幹部，實行了所謂“奪權”並建立了新的權力機構“革命委員會”。然後，在1968年春天開始的“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教師再次成爲主要打擊目標。新建立的各層“革命委員會” 領導了這新一輪的迫害高潮。這一輪迫害比1966年夏天的迫害更系統化、更漫長。
全中國的每個學校都設立了自己的牢房，把那裏的老師幹部關押在其中，當時的官方術語稱此爲“隔離審查”，民間口語則把這種設在本單位的牢房叫做“牛棚”，因爲其中所關的人，當時被稱爲“牛鬼蛇神”而不被當作人。1968年5月，在北京大學1990年代所建的賽克勒博物館所在地皮上，建立了一座龐大的校園監獄。有200多人曾被關在那裏。這座監獄存在了十個月。而且北大當時還有一些相比較小的“牛棚”同時存在。
拷打、體罰、侮辱和心理折磨，有時在公衆場合，更多的是在關緊的門背後，持續發生。很多教師被拘押在學校裏“隔離審查”長達幾個月甚至幾年。大量的人死了。有些人被活活打死卻被謊報是自殺。還有很多人受盡了身體與心理的折磨而自殺。跳樓，服毒，割動脈，投水，觸電，自縊，各種可怕的方式被採用。
上文寫到，1966年6月18日，在北京大學發生了第一次大規模的暴力“鬥爭”場面，這一事件後來被毛澤東和“中央文革小組”稱爲“革命事件”。兩年之後，1968年6月18日那一天，被關在北京大學“牛棚”中的二百名教師和幹部被拉出來“鬥爭”。他們排隊經過校園的時候，通道兩邊站滿了學生，手拿棍棒和鞭子，痛打從他們中間走過去的“牛鬼蛇神”們。經過幾百米長的“夾鞭刑”後，這些人又分送到各系，遭到各式各樣的體罰和折磨。整個北大校園充滿狂野、殘酷和邪惡的氣氛。北大文革當局用更大規模的暴力行動來“紀念”和“慶祝”第一次大規模暴力攻擊發生的日子。這種方式的目的和效果之一，顯然是把文革的暴力迫害的理論和實踐在社會生活中長久化和深入化。
1968年8月，毛澤東派出“工人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進駐所有的的學校。他們接手領導“清理階級隊伍”，造成一大批人被迫害致死。不能諱言，儘管在1968年8月後，學校由外來的“軍代表”和“工宣隊”領導，而不再由“革命造反派”學生（外加“革命幹部”）主導控制，但是一大批學生充當了“專案組”成員等等，仍然是迫害的驅動力量中的一股。
在相當多的學校，在整個“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軍代表”和“工宣隊”領導期間被迫害死的人數多於他們進校之前。但也並不都如此。在北京農業大學，後一階段有四人被害死；在前一階段，有12人被害死，其中主要是教員。北農大從1967年開始擔任“革命委員會”主任的人，是一個學生，該校名叫“東方紅”的“革命造反派組織” 的領導人。
在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本文第三節開始所寫的1966年8月5日事件的幸存者、副校長胡志濤，被強迫站在“批鬥會”上長達48個小時不准休息，而學生則輪班睡覺來鬥她。在這所中學，有四位元教師——化學教師胡秀正，地理教師趙壽琪，歷史老師梁希孔，語文老師周學敏——被迫害致死。其中最年輕的是胡秀正，1968年8月11日她被關押在學校中時，從學生宿舍樓五樓墜樓身亡，時年35歲，留下一個年幼的女兒。
在清華大學附屬中學，1968年8月9日，體育教員趙曉東在教學樓五樓對他的“鬥爭會”後，從樓梯拐角處窗口跳了下去，血和腦漿迸濺在樓前的水泥地上。在清華大學電機系，一名教授被用布條蒙起眼睛遭到毒打。在上海育才中學，1966年有兩名教員被迫自殺，1968年又有語文教員林麗珍和俄語教員胡叔煒在“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自殺”。在江蘇儀征實驗小學，除了校長，有七名教師因“黑五類”家庭出身等原因而被“鬥爭”和挨打，其中一人剪刀喉管自殺，剪斷了聲帶，未死致殘。
一名被訪者說，在她住過的北京農業大學教工宿舍9號樓1門洞，從一層到四層共住11家人，文革中有三家的五口人自殺了。另一名被訪者說，在她住過的長沙中南礦冶學院教師宿舍“甘棠四樓”，每個單元有兩個房間沒有廳。文革中18戶人家的大人三分之二被“鬥爭”，被剃了“陰陽頭”的是多數；兩人“自殺”，都是教員。
據筆者瞭解，文革中，北京大學有63人被害死；清華大學有52人被害死；北京農業大學有30人被害死；西安交通大學有36人被害死；北京師大女附中有五人（一名副校長和四名教員）被害死；北京女三中有四人（一名校長和三名教員）被害死；北京第四中學有三名教員被害死；上海育才中學有四名教員被害死；北京寬街小學有三人被害死（一名教員和校長及教導主任。校長的丈夫也同時被打死）；四川省井研縣馬踏鄉公社是只有30名教職員的鄉村初中，有兩名教員被害死。迫害在全中國各個地方同時同步發生，受難者的總數量和分佈密度都是駭人聽聞的。校園迫害和殺戮，是文革的最主要的場景之一。教育工作者，是受到迫害最嚴重的群體之一。
七，四分之一世紀後的反思
在1990年代，當年的老師和學生怎樣想呢？
1，從歷史的角度：教訓是什麽？
在1990年代，清華大學附屬中學文革前的校長萬邦如（他遭到長期迫害，在12年後重新擔任了該校校長）說，現在是檢討文革前的教育方式的時候了。文革前的教育是否和文革暴力迫害有關？在文革開始以前，在1964年以後，在壓力下，清華附中的校領導把學生幹部大量地換成高級幹部子弟，還單獨給他們開會聽政治報告，強調階級鬥爭和所謂“培養接班人”，給他們和其他學生不同的待遇。文革開始，這些高幹子弟成立了紅衛兵，開始了大規模迫害教育工作者的暴力行爲。文革前教育屈從於強權，放棄了教育的標準和平等原則，失落了教育的尊嚴，也在相當程度上導致了日後的災難。這裏的教訓應該吸取。一些老教育工作者贊同他的看法。但是他們的看法從來沒有得到機會發表。萬邦如校長已經在1992年去世。
長期以來，這一對教育工作者的迫害和殺戮一直被排除在文革的記錄和敍述框架之外。暴行和受難者的名字都一起被遺忘，也就談不上吸取歷史的教訓。1993年，我在現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實驗中學的宿舍樓前照相，曾和住在宿舍裏的四名高中三年級學生談話。1966年8月5日，卞仲耘副校長就被打死在宿舍樓門口的臺階上。說起我爲何而來，他們說：“真的嗎？有副校長在這裏被打死？我們什麽都不知道。”
2，從道德的角度：不道歉的紅衛兵？
1993年夏天，前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副校長胡志濤說，她收到過一個紅衛兵學生寄來的一本挂曆和一封信。這名紅衛兵學生在信中爲在1966年8月5日打了她表示道歉。儘管這是27年來她收到的唯一一封道歉信，她表示原諒所有打了她的學生們。另一名教師不同意。她說，道歉不道歉，對老師們來說現在其實沒有什麽，問題在於，這些學生參與了打死老師的事件卻不道歉，他們還有沒有良心？中國的老師不教關於天堂和地獄的思想，但是人應該對自己作了的壞事有內疚感和負罪感。
多年之後，少數文革參與者仍然認爲紅衛兵當時所做的並不太錯，因爲那是一場“革命”，只要方向正確，手段不那麽重要。但是多數身臨其境的被訪者都認爲，那場“運動”無論方向還是手段都是錯的。打人和打死人，都是犯罪。
八、未被審判的罪行
1976年毛澤東死亡，1977年中共中央宣佈文革結束。1978年後，本文寫到的受難者們都陸續得到了“平反”。這時候，北京第一個被打死的教育工作者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堯，向法院控告一個1966年時的成年人製造僞證煽動學生造成了卞仲耘被害。1981年，王晶堯收到了北京西城區檢察院的“不起訴”的決定。［32］這一案子被拒絕，理由是“已過追訴時效期限”。
但是，實際上王晶堯根本不可能在死亡發生的當時提出控告。在“文革”期間，“反對文化大革命”被當作最嚴重的“反革命罪”之一。假如王晶堯在那時控告，他自己也會變成“現行反革命份子”遭到嚴重懲罰。
王晶堯不服，多方上書，直至最高人民檢察院。1989年12月15日，在卞仲耘被打死23年之後，最高人民檢察院作出決定，支援北京西城區檢察院1981年的“不起訴”決定。最高人民檢察院的決定說：“1966年6月21、22日師大女附中批鬥校領導時，學生對卞仲耘同志的武鬥行爲是受左的思想影響的結果”，“1966年8月5日師大女附中發生導致卞死亡的遊鬥、侮辱該校五位領導的事件，是學生仿效北大附中的作法所爲”，而不是卞的丈夫控告的那個人的罪。［33］
既然是仿效了北京大學附屬中學學生的作法，北京大學附屬中學學生的行爲是否應當受到法律制裁呢？最高檢察院的決定沒有說。上文已述，毛澤東於1966年8月1日寫信支援北京大學附屬中學“紅旗戰鬥小組”的“革命行動”。最高人民檢察院的這一決定雖然未提毛澤東的這封信，但是多少講明瞭暴力是從紅衛兵運動的發源地開始並傳播的。
如上所述，北京大學附屬中學紅衛兵在1966年8月打死了吳素芬、陳彥榮和另一老年女人共三人，爲此沒有任何打人者受到懲處。1979年，以“中囯共產黨北京大學附屬中學支部”的名義，發給陳彥榮的家屬兩千五百元作爲“補助”。（陳家有年幼的孩子們，經濟上特別困難。一般的受難者家庭則未能得到這樣多的錢，規定的標準數額是420元。）但是，文革後法院未因卞仲耘或陳彥榮的案件或者其他類似案件審判或者懲罰任何人。這些死亡的發生，既未被書報記載，也未被追究法律責任。
王晶堯通過司法途徑爲妻子卞仲耘討回正義的做法失敗了。這一失敗是文革後當局的總體政策決定的。文革後，鄧小平和胡耀邦主持爲千萬文革受害者舉行了“平反”。這是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的平反，因爲之前發生的迫害也是規模空前的。從普通的中小學教員到在權力頂端僅位於毛澤東之後的國家主席劉少奇，都得到了“平反”。上文寫到的被害死的教育工作者，得到了“平反”和數百元的貨幣賠償，但是他們的死亡被說成是“冤假錯案”，殺害他們的罪行並沒有得到充分的司法正義審判。
1980年底，北京舉行了對林彪、四人幫的審判。審判是司法系統的重要程式部分。這場審判作爲一種形式本身，就是文革後的最重要的改變和進步之一。1966年大批教育工作者被活活打死，連個裝樣子走形式的審判都沒有進行過。但是，這場審判從一開始，就“以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推翻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權案”提出“公訴”，而不是以他們迫害和殺戮千萬普通中國人民的罪行起訴。
特別法庭的判決書裏，林彪、江青被指控的主要罪行是“篡黨奪權”，而不是他們犯下的“反人類罪”和“群體滅絕罪”。例如，被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的江青，被指控的罪行依次爲:1，組織領導反革命集團罪；2，陰謀顛覆政府罪；3，反革命宣傳煽動罪；4，誣告陷害罪。只有最後一條才涉及對普通人民的迫害。
判決書寫到：“一九六六年十月，江青勾結葉群，指使江藤蛟在上海非法搜查鄭君裏、趙丹、顧而已、童芷苓、陳鯉庭五人的家，致使他們受到人身迫害。” 這是對其“誣告陷害罪”的證據之一。這當然是罪。然而這一項罪可以很容易被解釋爲江青個人的復仇心理所致，因爲1930年代江青曾和這五人在上海電影界共事。
作爲對比，1966年8月在北京大批中小學教員和校外居民遭到殺害，實際上是比此更加嚴重的罪，而且江青明顯在其中充當了積極活躍的領導人角色，但是這一發生在北京的公開的大規模的血腥事件卻完全沒有在判決書中提到。
不提這一項大規模的殺戮的重要原因，顯然是因爲對此不可能簡單地歸結爲林彪或江青“篡黨奪權”的個人權力野心所致。“打倒”劉少奇和高層幹部或許還可能用這一條理由來解釋，打死中小學教員卻不能用這個原因解釋。要說明大批中小學教員被害的原因，必須追究毛澤東的罪責。但是，在這一審判後，1981年6月中囯共產黨作出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把毛澤東在文革中所作的稱爲“錯誤”，而不是“罪惡”。
判決書列出的全國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人的名單，只有60多人。從數位看，只相當於北京大學一所學校的死亡數。從身份來說，只有級別極高的幹部和教授、作家、科學家等。中小學教員不被提到。
九、簡短的結語
從以上敍述中，我們可以看出1966年對教師的暴力攻擊的特徵。從統計學的角度來看，我們可以知道，一、普遍發生。二、傷亡嚴重。教育工作者受到的迫害，人數如此多，密度如此高，分佈如此之廣，形成了一種大規模的殘酷的群體性迫害。這顯然不能僅僅歸爲“冤假錯案”，而屬於相當典型的“反人類罪”和“群體滅絕罪”。
學校在文明的傳承和發展中一直扮演重要的角色。必須指出，在1966年發生的對教師的暴力迫害在中國歷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學校在中國有很長的歷史。早在兩千多年以前，中國人就建立了學校以及相伴隨的師生關係。這種關係通過體制性的方法如授課、考試、評分等連結起來。在歷史上，師生衝突從未發展成大規模的暴力事件。1966年夏天的對教師的暴力攻擊不能簡單地用中國的“傳統”或文革前的社會矛盾來解釋。
在“文革”初期發生的對教育工作者的暴力迫害，可以在當時的“無產階級專政”政治體制中以及從“文革”前的政治運動中發現使其得以進行的條件。沒有那些條件，不可能在短短兩個月間把所有的學校變成暴力場。但是，沒有“文革”的發動，那些條件不足以造成上文所記錄的由紅衛兵學生執行的對教師的血腥迫害。1966年的校園暴力和紅衛兵殺戮的實際産生，主要是“文革”的思想及其實踐的産物。
附錄Ⅰ
我調查所及學校的名單
北京
北京大學
北京農業大學
北京建築材料工業學院
北京鋼鐵學院
北京師範學院
中央民族學院
中央音樂學院
清華大學
北京第一中學
北京第二中學
北京第四中學
北京第五中學
北京第六中學
北京第八中學
北京第十五中學
北京第二十五中學
北京第二十六中學
北京第三十中學
北京第三十一中學
北京第四十七中學
北京第五十二中學
北京第六十五中學
北京第八十中學
北京一零一中學
北京第一女子中學
北京第二女子中學
北京第三女子中學
北京第四女子中學
北京第五女子中學
北京第八女子中學
北京第十女子中學
北京第十五女子中學
北京月壇中學
北京社會路中學
北京白紙坊中學
北京回民中學
北京礦業學院附屬中學
北京工業學院附屬中學
北京航空學院附屬中學
清華大學附屬中學
人民大學附屬中學
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
北京師範大學附屬第二中學
北京師範學院附屬中學
北京景山學校
北京外國語學校
北京禮士胡同小學
北京吉祥胡同小學
北京寬街小學
北京史家胡同小學
北京海澱區老虎洞小學
北京玉泉小學
北京中古友誼小學
北京三裏河第三小學
北京中山公園幼稚園
福建省
廈門第四中學
廈門第八中學
廈門大學
湖北省
武漢大學
華中師範大學附屬第一中學
武漢市第一中學
湖南省
長沙第一中學
瀏陽第一中學
湘潭第一中學
廣東省
廣東臺山一中
廣州第七中學
廣州第十六中學
廣州第二十五中學
廣州第五十七中學
廣州第六十二中學
廣州鐵路中學
江蘇省
南京師範學院
常州第二十六中學
南京林業學院附屬小學
南京三牌樓小學
南京南昌路小學
南京師範學院附屬中學
南京第二中學
南京第十三中學
南京外語學校
無錫後寶小學
儀征實驗小學
鹽城中心小學
揚州灣頭公社中心小學
江西省
南昌第八中學
廬山第一小學
南昌羊子小學
樂平縣大寺上小學
陝西省
西安交通大學
西安報恩寺街小學
西安第五中學
西安市第三十七中學
陝西師範大學附屬第二中學
上海市
華東師範大學
上海同濟中學
上海復興中學
上海大同中學
上海中學
上海七一中學
上海南洋模範中學
上海第三女子中學
上海北郊中學
上海音樂學院附屬中學
華東師範大學附屬中學
上海外國語學院附屬中學
上海新成中學
上海育才中學
上海南匯縣惠南鎮小學
山西省
曲沃縣城關小學
四川省
重慶大學
洪雅縣中學
成都第九中學
瀘州第三中學
成都第四中學
西南師範學院附屬中學
天津市
天津北郊區南倉中學
天津105中學
紅橋區金鍾橋小學
河西區西南樓中心小學
南市小學
南豐中學
新疆自治區
庫爾勒市第二中學
浙江省
杭州第一中學
紹興第二初級中學
附錄Ⅱ
本文寫到的被打死的人的名單：
卞仲耘，女，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副校長，1966年8月5日在校中被打死。
陳葆昆，男，北京101中學美術教員，1966年8月17日在校中被打死。
張輔仁，男，北京外國語學校語文教師，1966年8月19日在校中被打死。
張福臻，男，北京外國語學校總務處職員，1966年8月19日在校中被打死。
沙坪，女，北京第三女子中學校長，1966年8月22日在校中被打死。
華錦，女，北京第八中學共產黨支部書記，死于1966年8月22日。
靳正宇，男，北京師範大學附屬第二中學語文教師，1966年8月25日在校中被打死。
薑培良，男，北京師範大學第二附屬中學共產黨支部書記，1966年8月25日被打死。
樊希曼，女，北京師範大學附屬第二中學學生曹濱海的母親，1966年8月25日在北京師範大學附屬第二中學被打死。
楊俊，男，中國人民大學附屬中學教員，1966年8月下旬在校中被打死。
孫迪，男，北京第十女子中學教員，1966年8月下旬在校中被打死。
喻瑞芬，女，北京師範學院附屬中學生物教師，1966年8月下旬在校中被打死。
陳沅芷，女，北京第二十五中學語文教師，1966年9月8日在校中被打死。
不知姓名的北京第二十五中學工友，1966年8月被打死。
李錦坡，男，北京景山學校工友，1966年8月下旬被打死。
劉桂蘭，女，北京外國語學校工友，1966年8月下旬在校中被打死。
齊惠芹，北京第四女子中學（現名陳經綸中學）生物教師，1966年8月下旬在校中被打死，
張冰潔，北京宣武區白紙坊中學（現名北京第138中學）負責人，女，1966年8月被打死。
鄭兆南，女，北京第52中學語文教師，死于1966年9月6日。
徐霈田，男，北京第六中學校工，1966年10月3日被打死。
王光華，男，北京第六中學高三學生，1966年9月28日在六中紅衛兵的監獄裏被打死。
何漢成，男，北京第六中學附近居民，1966年夏天被打死在六中紅衛兵的監獄裏。
吳興華，男，北京大學西語系英語教授，被強迫喝污水中毒死於1966年8月3日。
梁光琪，女，北京第十五女子中學負責人，1966年8月26日被打死。
呂貞先，女，北京寬街小學教導主任，1966年8月27日被打死。
郭文玉，女，北京寬街小學校長，1966年8月27日被打死。
孟昭江，男，郭文玉的丈夫，同時被毒打，死於1966年8月29日。
陳彥榮，男，北京中國科學院氣體廠工人，1966年8月27日被北京大學附屬中學紅衛兵綁架到校中打死。
不知名的老年女人，和陳彥榮同時同地被打死，屍體一起被燒掉。文革後無家屬來爲她“落實政策”。
李叢貞，男，北京半導體研究所工友，住地安門大街93號，1966年8月28日被北京師範大學附屬第二中學紅衛兵打死。
邱慶玉，女，北京吉祥胡同小學副校長，于1966年10月1日被打死。
李敬儀，女，中共南京師範學院黨委副書記，死于1966年8月3日的“鬥爭”和“遊街”中。
吳天石，男，江蘇省教育廳廳長，李敬儀的丈夫，與李同時被“鬥爭”和“遊街”後昏迷兩天死去。
唐政，女，湖南瀏陽第一中學語文教員，1966年8月被打死。
朱慶頤，男，南京第二中學歷史教員，1966年8月被打死。
韓康，男，南京第13中學數學教員，1966年8月被打死。
夏忠謀，男，南京第13中學體育教員，1966年8月被打死。
林修權，男，上海同濟中學英文教員，1966年8月或9月被打死在學校操場上。
楊順基，男，上海京西中學物理教員，1966年8月或9月被打死在學校中。
王冷，女，西安第三十七中學語文教員，1966年8月31日被打死。
王伯恭，男，西安第三十七中學退休教員，1966年8月31日被打死。
白素蓮，女，西安報恩寺路小學老師，1966年夏天被打死。
黃祖彬，南，廈門第八中學物理教員，1966年8月被打死。
孫啓坤，女，北京退休會計，1966年8月27日被打死。
武素鵬，男，北京第十三中學學生，1966年8月被打死。
田悅，男，北京123中學學生，1966年8月在北京師範學院附屬中學被打死。
不知名的北京西單玉華台飯莊服務員，女，18歲，1966年8月被抓進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打死。
不知名字的學生，男，1966年夏天在上海復興中學被打死。
李文波，男，北京崇文門外欖杆市廣渠門內大街121號居民，1966年8月25日被來抄家的紅衛兵打死。他的妻子劉文秀被判死刑，9月13日被處死。
注：
* 我向所有的被訪者深表謝意。他們慷慨付出時間爲本文提供了資料，而這些資料多與痛苦的記憶相關聯。特別要感謝王晶堯先生，他在妻子卞仲耘被打死後，調查情況，收集材料並冒險保存下來。他對妻子和歷史的忠誠精神令人起敬。我也感謝John Kieschnick先生，他曾幫助我在電腦網路上作調查。
［1］高臯，嚴家其，《文革十年史》(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事實上，這本書不能被認爲是“出版”了的。由於一個前紅衛兵譚力夫抱怨，中共總書記胡耀邦指示出版社不公開發售此書，以保持“安定團結”。此書未在書店而只是在“內部”出售。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金春明，《文革史稿》（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
［2］《紅衛兵狂飆》（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江沛，1994。《狂飆－－紅衛兵童話》（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丁曉禾編著，1998。
［3］115所學校的名單見附錄Ⅰ。
［4］一篇關於這一事件的文章收在我的《校園隨筆》(北京：北京出版社，1988)一書中。
［5］見毛澤東“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1927年5月，《毛澤東著作選讀》，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16頁。這篇文章在1966年6月曾廣泛地被大學生和中學生所讀。
［6］比如，周恩來總理在1966年9月15日在一個集會上的演講中用了這一說法，見《人民日報》，1966年9月16日。
［7］《人民日報》，1966年6月1日，第一版。
［8］比如，見學生在卞仲耘家門口貼的大字報，1966年6月。
［9］引自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堯提供的此信底稿。
［10］《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王年一編，北京，1988年，上冊，49頁。
［11］王建，“文化大革命時期北京普教狀況”，《北京教育叢刊》，1991年第四期。
［12］《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上冊，91頁。
［13］《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宣傳材料特刊，《北京日報》編輯部編，1988年2月。
［14］《北京日報》，1980年12月20日。
［15］這一故事引自未發表的由“上海文革史寫作組”寫的材料。
［16］《中共武漢黨史大事記》，武漢黨史辦公室，1987年7月。
［17］《毛澤東著作選讀》，甲種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
［18］由肖衛平(1966年時北京初中二年級學生)和譚馥(1966年時天津初中三年級學生)提供。
［19］《北京第二十六中學校史》，北京教育研究所印，1986。
［20］《北京101中學校史》，北京教育研究所印，1986。
［21］《北京育英學校史》，北京教育研究所印，1986。
［22］《北京育才學校簡史》，北京教育研究所印，1986。
［23］《北京通縣一中校史》，北京教育研究所印，1986。
［24］參見注［12］。
［25］見《中共中央委員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1966年8月8日，見《人民日報》1966年8月9日。
［26］毛澤東，《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1966年8月5日。見《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上卷，70頁。
［27］《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上卷，62頁。
［28］見注［10］。
［29］《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上卷，49頁。
［30］《人民日報》，1966年8月20日。
［31］《文化大革命十年史》，152頁。
［32］見“北京西城區人民檢察院不起訴通知書”，1980年西檢審刑字第72號。
［33］(89)高檢辦廳字101號。
2007-04-12
回到歷史與運動初衷看樂生
有人問，為什麼同志要關心樂生？答案很簡單也很複雜。
瞭解痲瘋病的歷史，看到的，不就是當今社會面對愛滋或是同性戀一樣，
對疾病的誤解和偏見，還有因此帶來的恐慌和歧視？
當年對待痲瘋病人的粗暴手段，在21世紀的翻版，不就是
烙印在愛滋感染者身上的殘暴印記？
樂生保留，是台灣重要的社會運動
做為同志運動參與者、關懷者，樂生運動的經驗可以讓我們學習，
如何在龐大的國家機器與官僚體制下，扭轉主流價值的誤解與偏見，
讓被忽略的生命，恢復應有的尊嚴。
連結：台灣性別人權協會
有人問，為什麼同志要關心樂生？答案很簡單也很複雜。
因為我們不需要繼續創造一個區分異己的社會。漢生病／痲瘋病在歷史上因為當時人們對於疾病的不瞭解，在恐懼創造恐懼的惡性循環下，台灣的社會用強迫隔離將這群人由社會排除出去。如今，台灣的社會用一樣的恐懼及污名心態對待愛滋感染者，對待同志。看看關愛之家的判決，居民以及法院如何創造一個疾病的恐懼與連結，將感染者驅離這個社會；再看看大法官如何堅信在維護少數性言論前，必須先穩固主流社會道德情感。
同志難道相信，如果在這些種種社會用不同手段懲罰異己的證據下，這個無法從歷史記取學習教訓的社會，同志所追求的公平與正義有一天會自動降臨到我們頭上嗎？
我們要一個什麼樣的社會？
從訪談稿裡面及紀錄片裡面，我們看到很多院民用某種經年累積下來的泰然說著他們的生命故事。日子久了，病好了，他們卻永遠都回不去自己原本的家了。
「你問我現在有沒有常回家，我現在就跟你講，一年當中，我只在過年和中秋回家，其他時間，都待在樂。，至於我怎麼回去，我現在繼續講下去，過年的時候，我叫我的家人半夜2點來載我，坐車的時候，我就在睡覺，等睡醒的時候，也就到到家了，然後我就和親戚們見個面，講些話，晚上到的時候，就一同圍爐，算是過過年。等到又到了半夜2點，我就準備走了，家裡的人都勸我說，好不容易回家一趟，幹嘛這麼早走哩。但是，我就對他們說，你們若不載我到到車站，我就自己坐計程車到車站，最後，我一個晚上也沒住到。一方面是住在大樓內，我很不習慣，上下對我來講，很不方便；一方面是父母都已過身了，而兒子或女兒都只是跟父母比較有話講，所以現在回家也沒什意義了。」（樂生阿添伯的生命歷程）
因此樂生成為他們最終的居住所，原來那個家再也回不去曾經最初的那個地方。有如同志在自己原生家庭之外的飄飄盪盪。一個捏不緊，手上那條家的風箏線就這樣斷了。
如果身為同志的我們，沒有辦法對於這社會用隔離以污名化的方式對待異己的方式感同身受。那麼我們極有可能就讓這社會繼續複製這樣的歷史錯誤，而總有一天，他會以比現在（請記住，社會的污名已經在同志身上運作）更令人無法想像的方式吞噬同志。如果我們希望有一天，如同蘇珊‧桑塔格所說，可怕的疾病成為尋常，即使充滿意義的病也只能成為病。那麼挑戰與對抗社會創造的羞愧與烙印則是必經的過程。也因此，同志更應該起身對抗這種任意把某類人貼上社會反常、腐敗的行徑。
我們邀請大家一起參與這個對抗污名，抵抗社會再度以不公不義的方式對待樂生院民的捍衛行動。因為這不僅僅是「某些人」的事情，更因為在主流社會的眼裡，同志一直都是主流社會眼裡的「某些人」。歷史需要記憶，記憶需要被刻印，刻印需要行動。如果你願意一起參加這個為樂生而走的行動，而你不知道要走在哪，同志諮詢熱線歡迎你跟我們一起為創造無歧視社會，同樂生活而走。
■為什麼同志要關心樂生的保留？
台北縣民代發起遊行活動，抗議樂生保留影響捷運完工，影響新莊地區交通。樂生的保留和捷運的完工，本來就不應該是對立的兩件事。卻被操弄成這樣。
療養院存在新莊已經超過70年，現今院民住在那裡也已經超過4、50年，當年設置療養院的時候，是以國家的力量，硬生生把這些人從各縣市強制銬來、忍受骨肉分離一輩子。樂生的歲月再怎麼悲傷苦難，也已經是他們僅有的「家」，這個安置的地點，在台北新莊和桃園後龍之間，當年是避之唯恐不及的邊陲荒地。
新莊的交通不便，並非樂生造成，而是過去幾十年來，官方對交通建設的失職，把兩群同為受害者搞成對立，非常奇怪。
為了新莊的交通，要來犧牲這群被國家強制一輩子隔離的老院民，強迫改變他們的生活，既不人道，也本末倒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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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歷史與運動初衷看樂生
◎gofyy(2007-03-29) 連結：台灣性別人權協會
前言：
媒體的粗糙短視，不該是我們遠離歷史的藉口。
政客的嘴臉和口水，也不能拿來淹沒對人性關懷的良知和對歷史記憶的尊重。
瞭解痲瘋病的歷史，看到的，不就是當今社會面對愛滋或是同性戀一樣，
對疾病的誤解和偏見，還有因此帶來的恐慌和歧視？
當年對待痲瘋病人的粗暴手段，在21世紀的翻版，不就是
烙印在愛滋感染者身上的殘暴印記？
一、痲瘋病隔離政策的歷史背景：
樂生療養院有70多年的歷史，當初設立的歷史背景，是日本政府為了淨化「種族」，而在本國內和殖民地把痲瘋病人採取隔離政策下誕生。
當年因為對醫療知識缺乏的限制，日本政府在社會上大力宣揚痲瘋病的傳染力與危害，把隔離政策正當化，也讓社會大眾廣泛對痲瘋病不但誤解、恐慌，甚至產生歧視。
痲瘋病患被當成罪犯般，以手銬押解送到療養院，終生骨肉分離，派駐軍警嚴密監控。
二、樂生院的型態與保存價值：
隔離政策下，院民與外界隔絕，院內除了醫療設施，還有院民自己的住家（包括廚房、起居空間）、庭院、教堂、佛堂，甚至屍體焚化場（因為怕屍體運出污染社會）等各種生老病死相關的處所與建築。
現今院民平均年齡70多歲，平均入院歷史4、50年。這個空間讓他們經歷殖民政府、國民政府不同時期下，從青春到衰老，疾病和治療藥物長期折磨截肢傷殘的苦痛，以及，身旁不斷有院友忍受不了極度神經痛而自殺的悲歡離合。
醫療及社工領域的研究都證明，長期被迫隔離的院民，舊院區的居家照護型態空間，才是對這些平均年紀超過70歲、終身被病痛摧殘、行動不便的老院民，最佳的生活空間。這樣的空間、聚落，都是「以照顧短期病患」為規劃的冰冷新式高樓空間，遠遠不能比的。
樂生院不只是一個醫院、療養院，也是一個居家式的養護空間，更重要的是，這一段特殊歷史背景下打造出來的台灣醫療史、醫院建築史、公共衛生史上，極具保存價值與歷史記憶的古蹟文物。
三、文化主管單位失職，捷運局有恃無恐
樂生院的保留呼籲，已經提出十多年，迫切、積極的保留運動是在最近三年多。過去呼籲保留的空間、建築、歷史專家，到處奔走呼籲以古蹟認定的體制內方式，尋求解決。
奈何，台北縣文化局、桃園縣文化局、中央文建會，每次的古蹟認定過程，都遭遇到捷運單位以「一旦認定為古蹟，勢必增加捷運工程預算」為由，威脅這些300億、30億支出，不是文化主管單位可以負責。因而一次又一次不了了之。
兩年前在立院舉辦公聽會，許多建築、空間專家提出意見，嚴厲批判文建會只看上層對「工程需求」政客考量眼光，卻放著「文化資產保護法」修法時，曾經特別增訂的第101條的搶救法條不用。
在不斷錯失正常程序的時間流失中，捷運工程早已步步逼近、剷平坡地拆屋動工。現在捷運局擺出一副，「早不變晚不變，現在後龍車站和機廠已經蓋好，要改設計，將有公安顧慮」的現實壓迫，讓社會大眾誤以為支持保留人士是現在才做出抗爭為難捷運工程正常進度，根本是違背歷史過程。
四、「保留90%」僅是錯誤政策下的補救而已：
樂生院原本的院區非常遼闊，值得保存的不是一棟歷史建築物而已，而是一整個聚落，也是，一段錯誤政策歷史下發展出來、記憶無數生命血淚的小社會。
但是，今天走進樂生院，原有院區的左右兩側，早已被破壞地形的捷運工地包圍；這幾年來，院民早已在院內不斷被迫搬遷、干擾。一如他們被「關」進這裡四、五十年來，生命遭逢的各種摧殘。
現在還看得到的院區，只剩下原本的30 %。不論是行政院採行的40%，或是社運人士爭取的保留90%，都只是以原有的30%為計算基礎，換言之，不論選擇哪個方案，和原本院區相比，也只是保留27%或12％罷了。
社運人士抗爭的急迫性，不過是在已經發生的破壞中，盡最後一分力搶救古蹟，停止對院民生活空間最後迫害的補救而已！
五、政治鬥爭戲碼不是社運人士初衷
樂生保留運動，捲入大批的建築、空間規劃、歷史、醫療、環保、社工等不同領域的學者和學生，還有文化界、社運界人士的奔走呼籲。歷經多年的紀錄、陪伴、研究、組織、抗爭，初衷與終極目標就是「保留樂生」。
當樂生院民的生命能量與悲傷記憶捲起社會大眾關注之後，政客被迫面對各種錯誤政策與疏失責任時，呈現各有盤算的現實嘴臉，各種力量拉扯之中，媒體因循陋習，捕捉呈現的永遠是最衝突、最權謀鬥爭的畫面與事件。
這樣的政治戲碼，豈是推動保留樂生的社運和串連動員的各界人士所引起？不要把媒體片段呈現的政治醜陋，當成是你放棄關心樂生的阻礙。
社運人士抗爭對象，從決定政策的中央級行政院、文建會，到執行政策的台北縣政府、台北捷運局，既非為藍，也不是為綠。
醫學院學生發起的醫界連署行動，到今天（2007/3/28）為止，已經超過2200人，這些包含醫生、護士、醫學教授、醫療行政人員、醫學系所學生的支持行動，哪裡是一句「政治鬥爭」可以解釋、看待？
更不用說，其他各個領域人士，或是連國外許多人士的努力與關注，對此議題不瞭解的情況下，難道，非得附和政客最擅長的抹黑伎倆，用一句「是政客鬥爭」就簡化抹煞？
六、檢視原始文獻、回歸運動初衷，還原「樂生保留運動」真相
瞭解痲瘋病的歷史，看到的，不就是當今社會面對愛滋一樣，對疾病的誤解和偏見，還有因此帶來的恐慌和歧視？當年對待痲瘋病人的粗暴手段，在21世紀的翻版，不就是烙印在愛滋感染者身上的印記？
樂生院歷史的豐富、牽涉議題的廣泛、運動發展的悠久，已經累積了龐大的文獻資料，從生命經驗故事、歷史紀錄、空間研究、台灣痲瘋病醫療歷史、醫療照護模式，到院民主體認同研究、社運動員模式……等等各領域與主題都有。形式則包括：文件、論文、論戰、公聽會記錄、動員紀錄、影像記錄、歌曲創作、詩歌創作….樣貌多元。
如果你想關心，有興趣探究這一段歷史記憶的種種，可以從眾多連結網址上去瞭解與認識，也可以親自走一趟樂生院，貼近那種深厚生命現場的面容與身體，體驗斑駁建築與垂垂老樹間，一段讓人動容的故事篇章。
2007-04-11
費孝通《鄉土中國》心得
文／沈伶鎂
「中國傳統社會裏一個人為了自己可以犧牲家，為了家可以犧牲黨，為了党可以犧牲國，為了國可以犧牲天下。」
費孝通於1947年出刊的《鄉土中國》，被視為是瞭解前現代中國的佳作之一。其中，書中所提的「禮治秩序」及「差序格局」概念，或可謂為本書要旨。我認為，費孝通嘗試透過解析中國儒家傳統、民間習俗運作，進而討論這樣一套制度規範如何影響人民生活、社會秩序、治國藍圖等等。
觀察此書的出刊時機，我認為費孝通在當時提出迥異於位居主流地位的中共意識形態，而採用中國傳統社會中君臣父子倫理觀來分析中國社會情況，而非遵循著中共所採用的馬列主義階級分析架構看待中國社會，或許能稱其極有勇氣。畢竟，即便是現在我們處在所謂的自由民主國度，依舊甚少人敢於提出與主流價值觀不同的論調。
然而，我們或許亦能從另一角度來看待費孝通在40年代所發刊的這本書。在當時中國社會急於富強之際，積極的批判、修正或揚棄過去許多傳統的積弊之時，費孝通此書中瀰漫著對於儒家價值的擁護意涵（即便他有企圖批判的味道在，但我認為費孝通對於儒家褒勝於貶），不啻存在著某種保守、守舊的姿態。
其中，我最感興趣的部分則是費孝通對於中國傳統社會中的男女性別角色之描述。他首先分析了傳統社會中所謂的「男女有別」之狀，並似乎嘗試要對這種過度強調男女界分的社會結構提出批判性思考。例如，他提到「如果要維持著固定的社會關係，就得避免感情的激動。其實，感情的淡漠是穩定的社會關係的一種表示。」隨後他又指出，缺乏兩性間的求同的努力，也減少了一個不在實利上打算的刺激。
從上所述，或許能推敲費孝通欲透過反思這樣過度分割的性別角色對中國進展的阻礙。然而，書中多處卻一再流露出費孝通依舊無法跳脫出傳統性／別的價值觀。諸如他在書中所提：「變態的同性戀和自我戀究竟普遍到什麼程度，我們無法確說」等文句。
另外，我對於《鄉土中國》此書名亦有相當疑惑。從文中，我們似乎可以看出作者對於傳統中國社會中的基層社會結構進行相當詳細的描述。然而，作者是否可以就他所看見的情況，就推論所有的中國鄉村皆是如此，或更而據以推論整個中國其實就是這樣一個「鄉土中國」？我認為，這是費孝通在此書中似乎沒有言說詳細的部分。
然而，我認為，整體上來說，此書對於審視中共執政後的中國社會結構有著相當助益。畢竟，它提供了另一種有別於左翼思維的分析架構。
---
每個人要交兩百字的心得，我的閒話就是特多，硬是多了幾百字。但若要從第一章仔細評論下去，我看很有得談。因為我已經在文字檔中加了很多自己的疑問及想法。呼~還是部落格專心寫，比起上課交這報告有趣多了。:P
「中國傳統社會裏一個人為了自己可以犧牲家，為了家可以犧牲黨，為了党可以犧牲國，為了國可以犧牲天下。」
費孝通於1947年出刊的《鄉土中國》，被視為是瞭解前現代中國的佳作之一。其中，書中所提的「禮治秩序」及「差序格局」概念，或可謂為本書要旨。我認為，費孝通嘗試透過解析中國儒家傳統、民間習俗運作，進而討論這樣一套制度規範如何影響人民生活、社會秩序、治國藍圖等等。
觀察此書的出刊時機，我認為費孝通在當時提出迥異於位居主流地位的中共意識形態，而採用中國傳統社會中君臣父子倫理觀來分析中國社會情況，而非遵循著中共所採用的馬列主義階級分析架構看待中國社會，或許能稱其極有勇氣。畢竟，即便是現在我們處在所謂的自由民主國度，依舊甚少人敢於提出與主流價值觀不同的論調。
然而，我們或許亦能從另一角度來看待費孝通在40年代所發刊的這本書。在當時中國社會急於富強之際，積極的批判、修正或揚棄過去許多傳統的積弊之時，費孝通此書中瀰漫著對於儒家價值的擁護意涵（即便他有企圖批判的味道在，但我認為費孝通對於儒家褒勝於貶），不啻存在著某種保守、守舊的姿態。
其中，我最感興趣的部分則是費孝通對於中國傳統社會中的男女性別角色之描述。他首先分析了傳統社會中所謂的「男女有別」之狀，並似乎嘗試要對這種過度強調男女界分的社會結構提出批判性思考。例如，他提到「如果要維持著固定的社會關係，就得避免感情的激動。其實，感情的淡漠是穩定的社會關係的一種表示。」隨後他又指出，缺乏兩性間的求同的努力，也減少了一個不在實利上打算的刺激。
從上所述，或許能推敲費孝通欲透過反思這樣過度分割的性別角色對中國進展的阻礙。然而，書中多處卻一再流露出費孝通依舊無法跳脫出傳統性／別的價值觀。諸如他在書中所提：「變態的同性戀和自我戀究竟普遍到什麼程度，我們無法確說」等文句。
另外，我對於《鄉土中國》此書名亦有相當疑惑。從文中，我們似乎可以看出作者對於傳統中國社會中的基層社會結構進行相當詳細的描述。然而，作者是否可以就他所看見的情況，就推論所有的中國鄉村皆是如此，或更而據以推論整個中國其實就是這樣一個「鄉土中國」？我認為，這是費孝通在此書中似乎沒有言說詳細的部分。
然而，我認為，整體上來說，此書對於審視中共執政後的中國社會結構有著相當助益。畢竟，它提供了另一種有別於左翼思維的分析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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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人要交兩百字的心得，我的閒話就是特多，硬是多了幾百字。但若要從第一章仔細評論下去，我看很有得談。因為我已經在文字檔中加了很多自己的疑問及想法。呼~還是部落格專心寫，比起上課交這報告有趣多了。:P
2007-04-10
2007-04-07
【保留樂生 最後戰役 415樂生大遊行】請穿著白色上衣 盡量轉貼
各位關心樂生院的朋友，我們誠摯地邀請您在4月15日 這個緊急而迫切的時刻，也就是樂生院強制拆遷公告到期的前一天，與樂生院勇敢的阿公、阿嬷一起走上街頭，向政府展現民間社會的力量—我們竭力追求一個捍衛弱勢人權與歷史正義，尊重文化與生態環境的進步社會！三年多來有許多次告急，這一次恐怕真是最後決定的時刻了。
集合時間：4/15(日) 下午 13:30
集合地點：中正紀念堂大中至正門
注意事項：請記得穿著白色上衣
在社會各界朋友努力爭取下，文建會委託同樣專精捷運專業的欣陸公司研擬了90％原地保留 方案。然而，方案2/5日才送至行政院，2/27就被行政院退回。 3/16兩百名警力入樂生院張貼強制拆遷公告，限期一個月。情急之下，我們兩次包圍蘇院長官邸，用身體作為唯一的武器換得行政院口頭上的緩拆承諾，委由公共工程委員會主委吳澤成進行協商。然而，事情並不樂觀！！台北縣長說：「只要行政院不指示，四月十六之後隨時拆樂生。」
如今，恐怕是樂生院存廢最後的決戰時刻了！
要是這場決戰我們輸了，結局將是4/16之後台北縣大批警力長驅直入，踐踏過樂生院老人家們殘弱的身軀；如果我們打勝了，行政院將決定扭轉政策的方向，細緻的研商雙贏的方案，讓樂生保存、院民續住的政策方向可以確立。
有人問，為什麼樂生院的留存值得我們付出如此的代價，甚至生命來捍衛？我們要說，樂生院是一個希望的空間，它將為我們存留一盞希望的燈火，讓我們看見不公義的政策有機會改變，人性尊嚴與公義的價值可以被真正實現。樂生院的保存，不僅攸關這些被國家錯誤政策剝奪人權一輩子的老人家晚年的生存處境，也是渴求公義與愛的民間社會的堅定呼聲：我們從此不再接受權勢與利益踐踏弱勢者的人權，不再容許粗暴的工程抹除屬於人民的文化、歷史與記憶；我們要往後的公共政策尊重生態環境、真正照顧老殘疾病者的生活福祉與尊嚴。
正如日本動畫導演宮崎駿對於同樣是漢生病療養所的全生園的描繪：「這些病患生活過的地方，照理說應該充滿著悔恨和悲哀的氛圍，卻也沒有一點可怕的感覺；站在這裡，只覺得有種嚴肅的、溫暖的心緒湧上心頭。」樂生院正是這樣溫暖而肅穆的空間，而當中勇敢的長者們為著美麗的家園、人性的尊嚴的艱苦奮鬥，更是這樣激勵著我們：這一場戰役，我們一定要贏！
這一次，我們懇切地邀請您務必一定要在這個決戰的關鍵時刻走出來，讓這樣的呼聲足以撼動政府不公義的作為，讓公義的價值確立成為實質的政策，為台灣社會留下希望的空間！
我們這次遊行的訴求如下：
1. 政府承認機廠選址樂生院為錯誤政策，未來台灣之公共工程應徹底反省此錯誤確實尊重弱勢人權、生態保育與文化資產。
2. 恢復漢生病友名譽與去除污名，確保樂生院民免於強制搬遷之威脅，並保障其原地續住與在地老化的權利。
3. 依法審查與指定樂生院為古蹟，並爭取成為世界文化遺產，規劃兼顧院民生活、社會教育與地方發展之「樂生人權文化園區」。
主辦單位：樂生保留自救會、青年樂生聯盟、黑手那卡西工人樂隊、台灣人權促進會、工人立法行動委員會、日日春關懷互助協會、工作傷害受害人協會、倉儲運輸業工會聯合會、高雄市柴山會、美濃愛鄉協進會、藍色東港溪保育協會、屏東教師會生態教育中心、嘉義洪雅書房、橋仔頭文史協會、中華民國殘障聯盟、專業者都市改革組織、台灣環境保護聯盟、性別人權協會、司法改革基金會、台灣促進和平基金會、漢生病友人權立法推動聯盟、IDEA TAIWAN、台灣勞工陣線、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陸續增加中...）
支持樂生大遊行 傳播青年不缺席
支持樂生大遊行 傳播青年不缺席
號召全國新聞傳播青年站出來 捍衛樂生！
http://www.wretch.cc/blog/comyouth
4月16日樂生療養院即將被拆除。您，還在觀望與嘆息嗎？
415保留樂生全國大遊行，我們將進行樂生傳播青年大串連，號召全國新聞傳播相關系所的學生站出來、走上街頭，用行動捍衛社會正義、文化人權！
★我們為什麼支持？
新聞傳播媒體應捍衛公眾利益、公平正義。身為未來新聞傳播者的一份子，我們決定站出來，支持樂生不缺席！
1.公眾利益？支持樂生保留，絕非所謂維護「少數者的利益」。不論從文化古蹟的角度，或是國際人權的角度，樂生保留，事關台灣整體的價值，更是檢視台灣是否為一成熟民主社會的重大指標。支持樂生，就是支持人權！支持文化！支持民主！
2.傳播學生的觀點：新聞傳播媒體作為公眾利益發聲 的中介，本應維護社會公義、替弱勢者發聲，然台灣主流媒體淪為政治惡鬥工具、被商業利益綁架，陷於口水與腥羶色的惡性競爭，缺乏對樂生問題的深度報導，基 於新聞傳播的社會責任，有感於媒體對於樂生事件報導的偏頗、不足與衝突化，新聞傳播青年不該再選擇沈默。我們決定挺身而出，參與遊行，用我們的新聞傳播背 景、用傳播青年的觀點，「接力平衡報導」！不讓樂生的聲音消失於政治口水及商業中！
3.「坐而言，不如起而行！」新聞傳播青年不應只埋首書中，流於紙上談兵的假批判，忘了社會關懷、忘了實踐參與。每個人心中都在掙扎：要不要挺身而出？該不該站出來？社會需不需要我？
不用懷疑！ 台灣需要樂生 → 樂生需要我們！
為了社會正義、文化與人權！以及台灣的核心民主與多元文化價值！
不必再猶豫了！415，新聞傳播青年一起站出來吧！
★我們如何支持？（五點作法）
一、走上街頭，參與415大遊行
若您為新聞傳播相關系所的學生、願意參與樂生傳播青年大串連，並於415與我們一起走上街頭，參與大遊行活動，以實際行動支持樂生保留、向政府發聲。當天保證參與遊行者：
1.您可以向所屬系所負責人留下您的大名與聯絡方式(非連署，而是能實際參與遊行者)
2.若您為傳播相關系所學生，但您的系所目前無聯絡人，您可以到這裡進行網路登記，或請聯絡：badboybmn@gmail.com ，謝謝！
3.若您非傳播相關系所，但當天願意參與遊行者，請將姓名、電話手機、電子信箱三項資料MAIL至：badboybmn@gmail.com ，謝謝！
415樂傳青‧保樂生大遊行
時間：2007/04/15 下午一點三十分
遊行路線：中正紀念堂大中至正門（集合地點） → 行政院 → 總統府
※遊行當天請穿著白色上衣，並請製作貴系所的標誌、舉牌或布條（如：台大新聞所）
二、寫出傳播青年的觀點
就讀新聞或傳播科系，我們能做些什麼？你可以用任何傳播內容與形式，不管是文字評論、報導、投書、攝影、影片、廣播、部落格等，寫出我們新聞傳播學子的觀點，不求主流媒體，我們有我們的觀點！並將作品MAIL至：：badboybmn@gmail.com ，謝謝！我們將於樂生傳播青年部落格中刊登，讓多元觀點呈現！
三、舉辦影展、播放樂生主題歌曲或上課宣傳
在您的系所舉辦樂生影展，或向您的任課老師借用一小時的時間，讓感動的故事，透過影像傳到更多人的心中～
請來信索取影片、音樂，我們會協助您們相關器材與宣傳器具：badboybmn@gmail.com ，謝謝！
四、讓樂生發聲
許多傳播系所都有實習媒體，不管是實習報、廣播、實習網站、或是實習電視台，甚至是校刊或校訊，請透過我們學生的力量，要求並向您們系所的實習媒體施壓，請各實習媒體「留一處空間給樂生！」，讓樂生大遊行以及樂生保留事件的新聞能夠在實習媒體上有發聲的機會！
五、把您的傳播教授也拉進來！
傳播學生帶頭保樂生，老師當然不能缺席，透過學生的力量，邀請教授一起加入415大遊行，同時也邀請教授寫評論、投書媒體，新聞傳播界一起動起來！
★415遊行訴求：
北縣府4月16日強拆樂生院的期限將屆：
1. 政府承認機廠選址樂生院為錯誤政策，未來台灣之公共工程應徹底反省此錯誤確實尊重弱勢人權、生態保育與文化資產。
2. 恢復漢生病友尊嚴，確保樂生院民免於強制搬遷之威脅，並保障其原地續住與在地老化的權利。
3. 依法審查與指定樂生院為古蹟，並爭取成為世界文化遺產，規劃兼顧院民生活、社會教育與地方發展之「樂生人權文化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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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樂傳青宣傳WORD文件檔案（含參與遊行的連署表格）：http://tinyurl.com/224fuv
◎ 樂生傳播青年負責人、聯絡人：台大新聞所 黃驛淵 0911-257965
台大新聞所 李佳欣 0918-323449
◎ 樂傳青各系所負責人（歡迎各系所加入，名單持續增加、更新）：
政大新聞所 李同學 0953-456540
政大新聞系 徐同學 0926-390737
政大廣電系 許同學 0966-156530
政大廣告系 林同學 0955-248599
交大應藝所 林同學 0955-248599
交大傳播所 陳同學 0932-036230
台藝大應媒所 陳同學 0937-792521
世新廣電系 林同學 0937-867435
世新公廣系 鄭同學 0910-274074
淡江大傳系 陳同學 0915-181176
輔大大傳所 林同學 0958-602562
文化大傳系 周同學 0955-697337
※ 歡迎全國新聞傳播系所加入樂傳青的行列，請聯絡：badboybmn@gmail.com
※ 有任何疑問也歡迎隨時與我們聯絡，並隨時注意網頁的資訊與動態！
Scientists' stark warning on reality of warmer world
· Hundreds of millions may be put at risk, says report
· Complaints of political interference with findings
David Adam, Ian Traynor in Brussels
Saturday April 7, 2007
The Guardian
The world's scientists yesterday issued a grim forecast for life on earth when they published their latest assessment of the impacts of climate change.
A warming world will place hundreds of millions of extra people at greater risk of food and water shortages and threaten the survival of thousands of species of plants and animals, they said. Floods, heatwaves, storms and droughts are all expected to increase, with people in poorer countries suffering the worst effects.
Rajendra Pachauri, chair of the panel that published the report, said: "It's the poorest of the poor in the world, and this includes poor people in prosperous societies, who are going to be the worst hit."
The report's release was delayed by arguments between scientists, who wrote the report, and some government representatives present, who must agree the final text and insisted some of its conclusions were weakened.
"The authors lost," one scientist told journalists. "A lot of authors are not going to engage in the IPCC [the UN's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process any more. I have had it with them." Scientists walked out of the talks at one stage and several lodged protests.
Martin Parry, who co-chaired the working group that produced the report, said it was regrettable that "certain messages were lost", including one table illustrating the impact of climate change according to each degree rise in global temperatures. "But the report was not watered down in the broad thrust," he insisted.
Dr Parry said evidence showed climate change was having a direct effect on animals, plants and water. "For the first time, we are no longer arm-waving with models. This is empirical data."
Four areas were particularly vulnerable: "The Arctic, where temperatures are rising fast and ice is melting; sub-Saharan Africa, where dry areas are forecast to get dryer; small islands, because of their inherent lack of capacity to adapt, and Asian mega-deltas, where billions of people will be at increased risk of flooding."
Neil Adger, a scientist at the Tyndall centre for climate change research at the University of East Anglia, who helped to write the report, said: "There are no winners from the impacts of climate change. No country is immune."
The report, issued in Brussels by the IPCC, says natural systems on all continents and in some oceans are being affected by rising temperatures, and warming caused by human activity is likely to have had "a discernible influence on many physical and biological systems".
Up to 30% of species studied face "an increased risk of extinction" if temperatures climb by 1.5C-2.5C, as they are predicted to this century. A temperature rise beyond 4C would bring "significant extinctions around the globe". Coral reefs, boreal forests and alpine ecosystems could also be damaged irreversibly.
Ian Pearson, environment and climate change minister, said: "This report provides further evidence of why all countries need to work urgently to agree a global deal to combat climate change. But reducing emissions is not enough. We must plan for the changes ahead, including changed stability and security conditions."
Professor Adger said: "Adaptation is necessary, but not a panacea. The report highlights new observations that adaptation is occurring now - local governments and individual farmers, home owners and water and insurance companies are all changing their locations, practices and policies. At present, these efforts are nowhere near sufficient." Yesterday's summary for policy makers report follows a similar UN summary of the science of global warming, which concluded in February that human activity was very likely to be responsible for recent warming.
A third IPCC summary report, on possible ways to tackle the problem, will be published next month.
Prof Adger said the scientists were dismayed to have a passage of the report dropped that made an explicit link between cause and effect on global warming. This had occurred due to political pressure, with China, Russia, and Saudi Arabia being particularly reluctant to endorse some findings.
Hotting up:
Water availability
By 2050 wet areas such as the tropics and high latitude countries will get 10%-40% wetter. Dry and drought affected areas such as sub-Saharan Africa will see less rainfall and get 10%-30% drier.
Ecosystems
Report warns that temperature rise of 1.5C-2.5C means "20%-30% of plant and animal species assessed so far are likely to be at increased risk of extinction". Earlier drafts said they would face "high risk of irreversible extinction".
Food
Some crop yields, such as cereals, could initially increase at mid to high latitudes, but start to decrease in some areas once temperatures climb by more than 3C.
Coasts
Globally there will be increased damage from flooding and erosion, and effects will be worsened by "human-induced" pressures on coastal areas.
Interactive guides
Global warming
The slowdown of the Gulf Stream
Special reports
Special report: climate change
Special report: G8
Useful links
IPCC
UN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本文出處：英國衛報‧Scientists' stark warning on reality of warmer world
圖片出處：I Count-Stop Climate Chaos
2007-03-30
蘇花高‧北宜高
公共電視 我們的島 第396集
【封面故事】愛憎蘇花高
採訪/撰稿 張岱屏
攝影/剪輯 陳慶鍾
1978年，中山高速公路開通，台灣從此進入高速公路時代。 1987年，北二高動工興建，西部平原橫跨著一座又一座水泥長程。2006年，北宜高速公路通車，長隧道工程取代了九彎十八拐的記憶。2007年，蘇花高速公路箭在弦上，有人愛它，有人恨它。一場公路興建與地方發展的拉力賽，在東部開跑。
【看守台灣】想想北宜高
採訪/撰稿 陳佳珣
攝影/剪輯 陳忠峰
去年六月十六日，北宜高全線通車，這條路是宜蘭永續發展的挑戰！
雪山遂道正式通車前，許多宜蘭人對北宜高存著美好的想像，但通車後，觀光產業是幾家歡樂幾家愁。市區塞車、擁擠的人潮、呼嘯而過的車潮、房地產炒作、逐漸消失的農田景觀...。面對北宜高，宜蘭人怎麼想？宜蘭人怎麼看？未來又該怎麼做？
詳細資訊請看：公共電視台我們的島
2007-03-29
沉痛的“使命” ──回顧“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
任國慶
為了政治上對城市青年實行“再教育”？
“兔死狗烹”說：“上山下鄉運動”是場陰謀？
“上山下鄉運動”是為了解決就業問題？
“上山下鄉運動”功過辯
【注釋】
35年前，1968年12月22日，中央人民廣播電臺預告，今晚將廣播“毛主席最新指示”。成千上萬的中國人虔誠地守候在收音機旁，等待著聆聽“毛主席的聲音”。這次廣播播出了《人民日報》將於次日發表的一篇報導及其編者按。這篇報導介紹了甘肅省會寧縣城關鎮部份居民到農村安家落戶一事，其標題是“我們也有兩隻手，不在城裏吃閒飯”[1]。《人民日報》為這篇報導所加的編者按語引述了毛澤東10多天前的指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收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說服城裏的幹部和其他人，把自己的初中、高中、大學畢業的子女送到鄉下去，來一個動員。各地農村的同志應當歡迎他們去。”這就是“文革”時期毛澤東著名的“12.11指示”。毛的這一指示改變了整整一代城市青年和數千萬城市家庭的命運。
據《人民日報》報導，從“12.11指示”發佈當晚到次日，全國各大城市、中小城鎮以及廣大農村的革命群眾和人民解放軍指戰員，一片歡騰，紛紛集會遊行，最熱烈地歡呼毛主席最新指示的發表。當時就有人寫出熱情洋溢的詩歌：“北京傳來大喜訊，最新指示照人心。知識青年齊回應，滿懷豪情下農村。接受工農再教育，戰天鬥地破私心。緊跟統帥毛主席，廣闊天地煉忠心。”[2]
事實上，當時許多城市青年是被政府強制離家、遷往農村的。在許多城市裏，居民委員會和中學相互配合，逼迫行將畢業的中學生吊銷城市戶口，遷往指定的農村居住並從此以農業勞動為生。政府指定“知識青年”勞動居住的地方，通常是邊疆地區或經濟落後、條件較差的縣。這一做法很快就成了既定政策，全國開始了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從城市到鄉村的人口大遷移，這就是著名的“上山下鄉”運動。它幾乎涉及到全國城市裏的家家戶戶，在農村則關聯到村村寨寨。10年中全國的下鄉人數多達數千萬，其規模亙古未有，其影響至今難以消彌。“文革”末期，“上山下鄉”運動無聲無息地結束了。這場對數千萬城市居民家庭的生活前途影響深遠的社會性運動，就這樣倉促而起，悄然而止。
如今，35年過去了，中國已經走出了那個狂躁的“文革”年代，絕大多數下鄉知識青年也離開了當年生活過的鄉村。對現在20、30歲的人來說，“上山下鄉”似乎成了一個遙遠模糊的名詞。究竟為什麼毛澤東和中央政府當年要發動這場“上山下鄉運動”，不僅如今的青年一代一無所知，甚至當年參與“上山下鄉運動”的“知識青年”也未必能說清楚。更有趣的是，如果查閱當時的各種正式檔和報紙，也同樣找不到任何一種令人信服的解釋。甚至在1968年12月22日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播出的報導和編者按中，主要的說法也是自相矛盾的。那篇報導用“我們也有兩隻手，不在城裏吃閒飯”作標題，很明顯是把無業城鎮勞動力到農村安家落戶視為解決失業的辦法；然而毛澤東的最新指示卻在強調“接收貧下中農的再教育”之必要性，按照毛澤東的說法，似乎城市居民下鄉落戶是對他們實施思想教育的政治需要，與解決失業並關多少關係。
這場延續10年、令數千萬“知識青年”及其家庭付出重大代價的“上山下鄉運動”究竟出於何種目的？直至今天，對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發起這次運動的原因之解釋仍然莫衷一是，歸結起來主要有三種，一種是毛澤東提出的“再教育”說，另一種是“兔死狗烹”說，第三種是“經濟困難”說。當此“上山下鄉運動”35周年之際，筆者試就“上山下鄉運動”背後的動因作初步分析，謹以此文獻給參加過“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朋友們。
為了政治上對城市青年實行“再教育”？
毛澤東雖然提出了“接收貧下中農的再教育”一說，但卻從未明確解釋過，為什麼這樣做“很有必要”？被毛澤東稱為“知識青年”的城鎮初中、高中學生們比貧下中農的平均文化程度高，毛澤東所說的“再教育”顯然不是文化知識層面的，而是政治思想層面的。
在“上山下鄉運動”的高潮中，人們經常引用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的一段話：“我是個學生出身的人，在學校養成了一種學習習慣，在一大群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學生面前做一點勞動的事，比如自己挑行李吧，也覺得不像樣子。那時，覺得世界上乾淨的人只有知識份子，工人農民總是比較髒的。知識份子的衣服，別人的我可以穿，以為是乾淨的；工人農民的衣服，我就不願意穿，以為是髒的。革命了，同工人農民和革命軍的戰士在一起了，我逐漸熟悉他們，他們也逐漸熟悉了我。只有在這時，我才根本地改變了資產階級學校所教給我的那種資產階級的和小資產階級的感情。這時，拿未曾改造過的知識份子和工人農民比較，就覺得知識份子不乾淨了，最乾淨的還是工人農民，儘管他們手是黑的，腳上有牛屎，還是比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都乾淨。這就叫感情起了變化，由一個階級變到另一個階級。”
當時的輿論工具為鼓吹“上山下鄉”而引用這段話，其實十分牽強。“知識青年”學會體力勞動，本身並不太難，這也為“上山下鄉運動”中數千萬“知識青年”的行動所證明；但為什麼從事體力勞動就會在政治上變得“高尚”起來，毛澤東並沒講出道理來。在延安時代，出身農民、身為農民領袖的毛澤東不喜歡城市裏來的知識份子，這有許多記述。當時，毛澤東可以用知識份子來自國民黨統治區作理由，認定他們的思想複雜。但到了60年代末期，共產黨在大陸都統治了近20年，“上山下鄉運動”的對象其實都是在中共教育下成長起來的一代青年，為什麼毛澤東對共產黨多年的教育成果仍然毫無信心，而要這些城市青年學生到農村去，接受並未受多少黨化教育薰陶的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其實，恐怕沒有人比出身農民的毛澤東更明白，貧下中農比青年學生的思想“先進”多少，前者的靈魂比後者又“純潔”多少。眾所周知，毛澤東事實上在政治方面並不信任農民，他曾經指出，“嚴重的問題是教育農民”[3]。
現在來仔細體味“接收貧下中農的再教育”這句話，會覺得毛澤東當時說“很有必要”時，好像並沒有什麼具充份說服力的道理，這句話似乎更像是一種頗為勉強的說詞，或是一種藉口。那時中央的“秀才”們千方百計地為毛澤東的說法圓場，提出了一些口號，如知識青年“同工農打成一片”、“縮小三大差別”、“改造世界觀”是“反修防修的百年大計”等。但毛澤東本人自始至終從來沒講解過，究竟“接收貧下中農的再教育”之“必要性”何在。也因為如此，後來在諸多討論知青問題的論述中，很少有人會認真看待毛澤東的“12.11指示”。當時毛澤東作如此說，是否有些言不由衷，或者另有隱情呢？
“兔死狗烹”說：“上山下鄉運動”是場陰謀？
在一些“文革”中一度十分活躍的“紅衛兵”當中，這種看法有一定的普遍性。其代表作之一是賀文的“毛主席為什麼送我們下鄉”。[4] 這篇文章寫道：“為什麼老頭子送我們下鄉？十分簡單：‘臥榻之上，豈容他人酣睡？’黨內頭號走資派劉少奇已經被打倒。曾經借過力的學生組織沒有用了。大學生的人數少，先抓幾個壞頭頭，日後再整‘五一六’，便可以了結。這幾千萬中學生該如何處理呢？下鄉！把他們送到廣闊天地裏去，聽憑他們自生自滅，於是經過‘戰火鍛煉’出來的紅衛兵組織便消解於無形之中也。”
最近，有關毛澤東召見北京高等院校“5大學生領袖”的談話記錄在網上披露[5]，據說，當年毛澤東曾坐等徹夜。於是有網友評論，毛澤東當時已感到學生是心腹大患，這成為他發動“上山下鄉”運動的重要原因之一。
這類說法只是一種猜測，沒有什麼旁證材料。事實上，當時全國各地的“紅衛兵”人數雖多，但組織鬆散，且派別紛雜。毛澤東深諳權術，並不難控制這些“紅衛兵”。更何況在當時全社會的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狂熱中，毛澤東對“紅衛兵”有絕對的號召力。毛澤東1968年7月28日淩晨召見“5大學生領袖”時，為他們調解派系衝突，並批評了學生們的“武鬥”活動，召見後“5大領袖”回到學校隨即放下武器、拆除工事。[6] 顯然，毛澤東對高等院校的“5大學生領袖”有極高的威懾力和控制力。如果以此次接見為依據，說“紅衛兵”成了毛澤東的心腹大患，為此毛發動了“上山下鄉運動”這場牽涉全國千家萬戶的規模宏大的社會運動，恐怕缺乏依據。事實上，大學“紅衛兵”中真正參加“上山下鄉運動”、到農村安家落戶的，只是少數人。
“上山下鄉運動”的主要對象是中學畢業生，而中學的“紅衛兵”當時最不可能威脅毛澤東的統治地位。中學“紅衛兵”們組織鬆散、沒有綱領，又年青幼稚，是沒有統一行動能力的“烏合之眾”。中學生充其量會因無所事事而結成流氓團夥，干擾社會治安，他們的行動破壞社會安定或許有餘，要挑戰當局則遠非可能。其實，當時全國各大城市裏“武鬥”鬧得最凶的並不是學生，而是工人。但毛澤東並未把參加“武鬥”的工人送到農村定居以示懲罰。顯然，“兔死狗烹”之說沒有很強的說服力。
“上山下鄉運動”是為了解決就業問題？
許多“上山下鄉運動”和“知青問題”的研究者支持“上山下鄉運動”的“經濟根源說”，這一假說也為官方檔所證實。最具代表性的檔是1981年10月“國務院知識青年領導小組辦公室”起草的“25年來知青工作的回顧與總結”。[7] 這個檔至今似乎仍然代表著政府對這場運動的基本看法。這個檔就“上山下鄉運動”的原因提出了兩點說明：其一，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是50年代根據中國人口多、底子薄、就業難的國情提出來的，是黨解決就業問題的一次大試驗。它不是“文化大革命”的產物；其二，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本來是一個就業問題，但在“文化大革命”的10年中，被當成政治運動去搞，指導思想偏了，工作上有嚴重失誤，造成勞民傷財，人民不滿，也損壞了上山下鄉的聲譽。
為了減輕當時政府對“上山下鄉運動”嚴重不良後果的責任，這個檔聲稱“上山下鄉”不是“文化大革命”的產物，這一說法不足為信。在“文化大革命”之前，雖然有城市居民去鄉村或邊疆落戶，但那只是少數人的行動，並未成為全國性的強制性政策。實際上，“上山下鄉”作為“運動”，就是文化大革命的產物。
不過，這個檔說了一些實話，認為“上山下鄉運動”想解決的“本來是一個就業問題”，但在“文化大革命”中由於“指導思想偏了 ，工作上有嚴重失誤，造成勞民傷財，人民不滿”。此後，官方對“上山下鄉運動”的評價從來沒有越過這一界限。在民間，持這種觀點的人也非常普遍。例如，有人指出，“知青問題從根本上講是就業的問題。在特殊的歷史時期，當經濟問題無法用經濟的，市場的手段來解決的時候，就演變成了一場不堪回首的政治運動。”[8]
毛澤東發表“12.11指示”時，“文化大革命”已歷時兩年半，在此期間，大、中、小學全部奉命停課“鬧革命”。其後果是：全國各大學積壓了3屆畢業生等待就業；全國城鄉的高中裏有3屆高中畢業生等待就業或升入大學，但因經濟停滯、大學停止招生而無法安排；於是全國各地正在等待升入高中的3屆初中畢業生也就沒有出路；這又進一步造成了小學畢業生無法正常升入初中，小學校舍過度擁擠，連帶著使學齡兒童無法正常入學。顯然，毛澤東發動的這場“文化大革命”把整個教育系統拖入了嚴重的混亂局面。當時正是1949年後和平年代裏第一個人口增長高峰時出生的青年人大批進入就業期，其人數之大前所未有。恰恰在這一時刻，“文革”使得城市工業的發展基本停頓，社會上自然就不會有新的就業機會。於是，在勞動力的供給和需求之間形成了一個“鎖死”，被這個“鎖死”卡住的就是毛澤東所說的初中、高中、大學的畢業生。
雪上加霜的是，1959年至1961年的3年全國性大饑荒之後出現的人口出生高峰正在60年代末轉化成學齡兒童入學高峰，迫切需要整個教育系統迅速消化積壓了3年的畢業生，以便騰出師資校舍，接納新生。這就如同上下水道之間的關係：上水道來水不斷，而下水道又嚴重堵塞，這勢必造成大水氾濫。於是，在“接收貧下中農再教育”的名義下，政府通過“上山下鄉運動”，把幾百萬積壓了3年的中學畢業生象“清淤”一樣地從教育系統中輸送到全國農村去，從而得以恢復中小學教育系統中學生的正常入學和畢業，又回避了無法解決的城鎮就業安排問題。
當然，在“清淤”過程中，“毛主席的紅衛兵”們就只能是“文革”和黨的犧牲品了。從當時中國的國情看，“文革”對整個國家經濟社會的破壞如此嚴重，這幾百萬“知識青年”的命運似乎就註定如此了。問題還不止於此，完成了這3屆畢業生的“清淤”之後，中小學系統雖然恢復了運轉，但經濟卻毫無起色，城鎮裏仍然沒有多少就業機會，於是大批中學畢業生還是只能“上山下鄉”。“上山下鄉”就是這樣從應急手段變成常規制度的。
但是，政府始終回避的一個事實是，“上山下鄉”其實只是緩解了政府所面對的無法安排城市中學畢業生就業的壓力。而無論對“插隊落戶”的“知識青年”來說，還是對接受下鄉“知青”的農民來說，這個就業問題根本沒有解決，它只是從政府手中轉嫁給了農民。因為，在經濟落後地區務農的“插隊知青”不一定能養活自己，往往還要靠城市裏的父母接濟。如果政府把強迫“知青”到農村裏苟活稱為“解決就業問題”，只會挑起“知青”的怒火。對接收“知青”的農村生產隊來說，“知青”的到來一般不會增加當地的農業產出，所以下鄉的“知青”其實是來“分”農民的“飯”吃。正因為如此，當時許多生產隊拒絕接收“知青”，即便接收了也只肯接收寥寥數人，還要求政府另給補貼。由此可見，“上山下鄉運動”中安排城市“知青”到農村“插隊落戶”，其實質是政府強迫農民養活城市經濟無法雇傭的失業城市青年，這絕不是就業問題的解決，而是把政府責任和財政負擔轉嫁給農民，是變相地對農民強征“知青稅”。
“上山下鄉運動”功過辯
“經濟根源”說似乎觸到了這次運動的實質，它指出，政府發動“上山下鄉運動”其實是因為在“就業問題”上面臨無法解決的壓力。從這個角度來看，毛澤東關於“知識青年”“接收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說法，其實只不過是在“革命”的旗號下對青年的又一次愚弄而已。許多“知識青年”下鄉之初，並未充份領會到這一點，但後來就越來越深刻地認識到毛澤東那些說法的欺騙性，進而對毛澤東時代的政治體制產生了懷疑。“文革”之後出現的“反思”、啟蒙、改革浪潮，與“知青”一代的政治覺醒有密切關係。毛澤東完全沒想到，他號召發動的“上山下鄉運動”確實“再教育”了一代人，但這一“教育”的結果與他期待的正好相反，不是培養了“反修防修的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而是造就了“非毛化”（用毛澤東的話語來說，也就是實行“修正主義”）的支持者，其中還包括一大批在80年代活躍於思想、學術、文化、政治各領域的“毛澤東思想”掘墓人。
現在，對“文革”10年中的“上山下鄉運動”，人們大都持否定態度。有人認為，這是一場民族災難，整整毀掉了一代人，造成了社會混亂，知識斷代，科研後繼乏人，“算總帳，當然是得不償失。整整延誤了一代人，其災難性後果無論怎樣估計都不過份”。[9] 也有人認為，毛澤東“是這個悲劇性運動的總導演。知青上山下鄉政策的出臺，並不是代表中國共產黨集體的一項成熟的政策，而是較多地反映出毛澤東的個人意志及其觀念。從這個意義上講，知青上山下鄉運動是毛澤東的晚年失誤之一”。[10] 還有人認為：“對知青運動的評價，其中某些有血有肉的複雜層面，當然可以各人有各人的異樣感受，但這是一場荒謬的、應予以否定的運動，這點難道還有什麼疑問嗎？......知青上山下鄉如果有很多可取之處，它就不可能受到1,600萬知識青年和廣大老百姓的頑強抵制。10年風雨，知青的抗爭從來就未曾停止過。”[11]
“上山下鄉”的“知青”當中，大部份是到農村“插隊落戶”，但還有一部份雖然也是務農，過的卻是“生產建設兵團”的集體生活，他們的狀況與“插隊知青”有很大不同。“上山下鄉運動”前期，全國各地組建了許多“生產建設兵團”，有一大批“知青”到這些“生產建設兵團”參加“屯墾”。“屯墾”之制古已有之，往往是讓駐軍就地墾荒種田以減少軍費開支。“生產建設兵團”雖有“屯墾”的功能，但卻非正規軍隊，它同時兼具安排城市失業青年就業和備戰的目的。如果從單純安排就業的角度看，供養“生產建設兵團”成員的成本高於在城市企業裏雇傭學徒工，那時一個學徒工的月工資約20元，而“兵團戰士”每月的伙食費及津貼費比20元多得多，另外還有被服、房建等開支。由於成立“生產建設兵團”的軍事目的遠重於“疏通就業管道”，所以當時政府為組建和維持“生產建設兵團”花費了大量資源。
1968年底，中蘇關係已從“政治對立走向軍事對立”。毛澤東向全國發出了“全民皆兵”，“招之即來、來之能戰、戰之能勝”，“備戰備荒為人民”，“深挖洞、廣積糧”等一系列關於備戰的指示。城市裏開始修建防空洞，沿海地區不少軍工企業紛紛西遷。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各地組建了以“知青”為主要成員的大量“生產建設兵團”。從1969年初到1970年，原有的“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大規模擴大建制，同時新成立了內蒙古、蘭州、廣州、江蘇、安徽、福建、雲南、浙江、山東、湖北共10個“生產建設兵團”以及西藏、江西、廣西的3個農墾師，加上50年代組建的“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全國共有12個“生產建設兵團”及3個農墾師。
這裏以“內蒙古生產建設兵團”為例，簡單介紹“生產建設兵團”的編制。“內蒙古生產建設兵團”共有6個師39個團，1972年全“兵團”的現役軍人、退伍軍人和“知識青年”達17萬人。[12] 該“兵團”各師沿中蒙、中蘇邊境駐紮，直接受北京軍區指揮，連長、指導員、副連長、副指導員以上幹部均為現役軍人。平時以“屯墾”務農為主要任務，但每個連均設有“武裝排”，“武裝排”每人配備步槍、手榴彈，排長配備衝鋒槍，每個排還配備了機關槍。[13] 然而，這些來自城市的“知青”其實並未受過正規的野戰訓練，武器簡陋且配備不足，在軍事上其象徵意義遠大於實際作用。
當時，“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的結構與“內蒙古生產建設兵團”相似，但前者所轄的師、團更多，主要駐紮在東北中蘇邊境附近的北大荒地區。這兩個“生產建設兵團”沿中蘇邊境線的配置，是為了一旦發生軍事衝突能暫時延阻蘇軍的進攻。用當時的語言來說，這幾十萬“知青”是國防前線的一道“血肉長城”。確實，從這些“兵團戰士”的軍事訓練基礎和作戰能力來看，他們就是一道“血肉”築成的戰線，在戰爭狀況下這些師、團的“作戰”主要靠的是“兵團戰士”的“革命豪情”和“一腔熱血”。幸好，中蘇之間沒有爆發大規模戰爭，這是“兵團戰士”們的幸運。
“上山下鄉運動”的那段歷史是那樣痛苦，那樣不堪回首，那樣“值得否定”。但是，今天來回顧這場運動，是否可以問這樣一個問題：如果沒有“上山下鄉”這樣慘重的代價，是否會有改革開放的今天？毫無疑問，“上山下鄉”的這一代人是“被愚弄”的一代。在中國特定的歷史場景中，“上山下鄉”似乎是這一代人無可逃避的沉重“使命”。這一代人承擔了這個“使命”，為共和國走出荒誕歲月、渡過難關付出了沉痛的代價，人們不應該忘記這一點。
【注釋】
[1] “我們也有兩隻手，不在城裏吃閒飯”，見《人民日報》，1968年12月23日。
[2] “知識青年到農村去很有必要”，見《20世紀中國全紀錄》（廣州市文化傳播事務所編輯，北峪文藝出版社，1995年出版）第929頁。
[3] “嚴重的問題是教育農民”，見毛澤東的《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
[4] “毛主席為什麼送我們下鄉”，賀文，見http://archives.cnd.org/HXWK/column/History/cm9301d-3.gb.html。
[5] 毛澤東召見“五大學生領袖”。見“‘文革’時曾不可一世，五大學生‘領袖’今何在？”，人民網，http://hi.people.com.cn/news/2003/10/29/93928.html。
[6] 出處同上。
[7] 顧洪章主編，《中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始末》。中國檢察出版社（北京），1997年，283至284頁。
[8] “知青問題的經濟根源”，見《大眾網》，http://www.dzwww.com/jingjidaobao/renwenchoukan/200309240589.htm。
[9] 唐龍潛，“毛澤東和中國知青上山下鄉運動”，見《華夏知青網》，http://www.hxzq.net/lish/150.htm。
[10] 鄭承軍，“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的歷史評價”，見《為中華之崛起》，http://www.cass.net.cn/zhuanti/y_party/yc/yc_m/yc_m_031.htm。
[11] 藍關雪，“知青血淚30年”，見《中國報導網》，http://members.lycos.co.uk/chinaweekly/html/ns000380.htm。
[12] 關於“內蒙古生產建設兵團”的情況，參見《兵團戰友網》，http://bingtuan.com/btdsj.htm。
[13] 見《兵團戰友網》，http://bingtuan.com/jsbt.htm。
本文出處：當代中國研究-2003年第4期＜沉痛的“使命” ──回顧“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
無恥者豈是記者個人？
這兩天的新聞，又讓我們再次看見媒體問題，以及媒體高層主管推責諉過的醜態。大家一窩蜂罵記者無恥、沒新聞道德等等，卻沒有看見媒體界積弊以久的問題。這種單就記者個人操守進行評論，實在是沒啥建設性且太簡單化整個所謂「媒體亂象」問題所在。
一早看見蘋果斗大標題寫著「可恥」兩字，讓我不禁想到每次一有媒體被揭發醜事時，其他所有媒體爭先恐後伺機批評的模樣，實在非常可笑。這些批評者自己不思檢討，反倒抓緊機會猛批對手，我實在看不出誰比較無恥，誰又比較高尚。嘖嘖...
2007-03-28
選讀《空間就是性別》：如果男人有月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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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恆達（台大城鄉所副教授）
勵馨基金會曾做過調查，不論男女都以非常隱誨的態度來面對女人的月經，甚至連「月經」這二個字都難以啟齒，於是使用「大姨媽」、「好朋友」、「我那個來了」這種曖昧的詞語。7成以上的男女對月經持有負面的印象，女孩覺得月經很麻煩、長輩會耳提面命不能吃冰／洗頭／游泳，或者會受到警告，月經來時不乾淨，不能到廟裡拜拜。此種諸多對於月經的污名，對於少女的成長造成很大的打擊。
《內在革命》的作者史坦能（Gloria Steinem）寫過一篇發人深省的短文，叫做「如果男人有月經」。（註）她提問：「如果突然之間，男人有月經，而女人沒有，那將會發生什麼事？」她認為答案非常簡單，月經從此就會變成值得羨慕、可以大肆吹噓的男性事件。男人會開始吹噓他的經期有多長、量有多少；社會將對男孩初經來潮進行標記，透過儀式或宴會來證明這個男孩終於長成男人；國會將贊助國家停經研究中心的研究，衛生棉相關用品將由聯邦免費支助。
軍人、右翼政客和宗教基本教義派將用月經（men-struation）來證明只有男人可以當兵（你必須自己流血才可以讓敵人流血），或者擔任傳教士（女人如何可能為了我們的罪而流血？）。男性知識份子會認為女人不適合就讀數學、物理，因為女人如果沒有天賦去計算月亮和行星的週期，那怎麼可能掌握時間、空間、數學或測量？
反觀台灣的民間習俗，月經向來被視為不潔、不祥的。即使是女性土木工程師也不能進入興建中的隧道工地，否則隧道有倒塌的風險。對討海人而言，船頭是神聖的，關乎魚獲量多寡，所以女人不能從船頭上船，否則漁船會空船而歸。澎湖有個離島，漁船平常不准女人上船。島上有位女護士，是全島唯一的醫護人員，因此頗受居民器重。有一天她接獲台灣電話必須緊急回台，然而當天離島交通船沒開，必須借用漁船到馬公搭機。最後船夫特別通融讓女護士搭船，但是在她上船的時刻，特地站在一旁燃放鞭炮，以除晦氣。
慶成醮的內壇為神聖淨域，月經期中的婦女與戴孝者同被視為污濁之人，絕對嚴禁進入，否則有褻瀆神明之嫌，必遭厄運。特技演員柯受良的飛越黃河計畫中，給汽車起飛和落地的台子搭建好後，特別下令不准「女人」踐踏，以免表演時倒楣遭遇不測。這些禁忌一方面展現對於女性價值的貶抑，一方面也限制了女性的行動與發展。目前在行政院婦女權益促進會的政策指示下，內政部民政司已經開始著手針對民間各種習俗（如婚禮、喪禮、祭祀等），從性別的觀點加以檢視。
史坦能認為有權者的特質，無論它是什麼，都被認為比弱勢者的特質來得好，這跟邏輯其實沒有太大的關係。透過史坦能提出的練習，可以讓這些月經禁忌背後的大男人思想一一現形。我們也可以想想如果男人會懷孕生小孩，求職口試的時候，男人會不會因此而得不到聘用？薪水會因此比女人高還是低？又，如果有個城鎮的居民90％是同性戀者，而你做為少數的異性戀者會遭遇怎樣的處境？
註：Steinem, G. （1980）. If men could menstruate. In Kauman, G. & Blakely, M. K. （Eds.）. Pulling our own strings （pp. 25-26）.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轉載自心靈工坊《空間就是性別》）
資料來源：選讀《空間就是性別》：如果男人有月經？
2007-03-27
花生米與老鼠
每次一遇到我身體的宿敵時，就會想到黃小丹跟我在學校聽黃春明演講說的那個故事。那是個關於如何用一粒花生米嚇壞整窩老鼠的慘烈故事...
你知道如何用一粒小小的花生米趕走一整個屋子的老鼠嗎？在鄉下，人們會用一粒花生米塞進被陷阱捕來的老鼠肛門中，然後放這隻老鼠回牠的老窩。因為那粒小小的花生米，幾天來無法排洩的這隻老鼠便會以「屎面」（台語）向其他同窩的老鼠出氣。同窩（屋）的老鼠在無法忍受「屎面」老鼠的情狀下，只好搬家大吉。如此一來，便達成了趕跑老鼠的目的。至於那隻「屎面」的老鼠，會因為無法排洩而死。只要事後聞著惡臭，便可以找到這隻慘死於一粒花生米的老鼠。
出自： 12/12科學人―知名作家黃春明暢談「創意人生」
這是學校創新與創造力研究中心辦的活動，聽黃春明演講還挺妙的，加上他又是宜蘭人，講了一些宜蘭的東西，備感親切。重點不在這。重點是，整場演講我印象最深的只剩下這老鼠的故事，這實在太血淋淋又慘烈，我應該會永生難忘。雖說我相當感佩那個村民的創造力，但是對於老鼠的感受我想相當程度上我很能體會。(泣)
2007-03-21
搶救樂生，妳也可以出一份心力！
轉寄阿昌老師的文字: 搶救樂生，妳也可以出一份心力！
樂生反迫遷運動已經進入最後階段，希望大家都能夠發起各種各樣的方式來挺樂生院、挺樂生的阿公阿媽、挺一個尊重人權的台灣土地！
以下是寫給學生的一封信，同時可見「沈阿昌地理教學電子報」......
各位姊妹：）
上週，台北縣政府強行張貼公告，要求行政院衛生署必須在4月16日之前剷除樂生療養院，否則將派動公權力強制執行。
也是在上週，似乎也有同學看到：電視上有沈阿昌被警察拖上警備車的畫面ㄝ.....
身為一個老師，投身於教育工作的行列中，當然是希望能夠貢獻自己的一份力量為這個社會作些什麼，希望我們的這片土地朝向一個更平等正義、尊重人權的方向前進。面對這場不義的壓迫，我當然有很多的不滿，希望能貢獻自己小小的力量，為這群已經被社會迫害許久的痲瘋病患（漢生病人）作些什麼，讓他們不要在晚年的時候再度面臨強權的欺壓，能夠安享晚年！
目前行政院採許一種「製造對立」的方式來迴避自己的責任，也就是說，讓「台北縣民的交通發展權」對立於「樂生院民的居住權」。意思是說：「為了你們這幾十個人，卻要耽擱所有台北縣民享受捷運的時間，你們賠的起嗎？」（引蘇貞昌、呂秀蓮、周錫瑋...等的發言）但是，這樣的對立其實是一個虛假的命題，目的在於逃避政府的責任，以及避談剷平樂生院之後龐大的砂石利益。
事實上， 文建會已經提出了可以保留90%樂生療養院的方案，只需增加四個月的工期以及2.9億的工程款。這個方案不但能夠保留樂生院、讓阿公阿媽能夠安享晚年，為新莊市民創造一個更好的生活環境（樂生人權森林，而非鋼筋混泥土的捷運機場、變電所、污水處理池），更重要的，並不拖延捷運通車的時間（目前政治人物所說的進度延誤，其實都是工程本身的問題，硬把責任推給弱勢者而已）。
寫這封信給妳，是希望大家在努力讀書之餘，也能夠花一點點的時間來關懷我們的土地。
如果妳願意，願意為樂生療養院的阿公阿媽做一點事，妳可以採取以下的行動：
一、認識樂生療養院反迫遷運動：
〈快樂‧樂生：青年樂生聯盟行動網頁〉
http://www.wretch.cc/blog/happylosheng
〈專業者都市改革組織〉保留樂生院：圖說實畫
http://www.ours.org.tw/
二、在妳的部落格上貼上聲援貼紙：
1.貼紙的意思，就是我的部落格左欄所貼上的連結
http://blog.yam.com/sommerduck
2.貼紙的語法請參見：
http://blog.roodo.com/ancorena/archives/2815455.html
三、挺樂生‧萬人照片募集行動：
1.照片範例亦可見我部落格的首頁
2.詳細說明以及目前募集照片的狀況，請參見：
http://www.pcschool.idv.tw/loshengunity/
四、轉寄這封信
把這封信轉寄給妳的好朋友們，讓大家一起來挺樂生！
讓政府透過民主的程序，審議文建會所提出的保留90%的方案！
加油加油！
當小小的力量匯聚在一起的時候，其效果量能夠翻轉世界！
In Solidarity
沈阿昌
以人道與愛對待「樂生人」
最近，在人權團體的邀約下，本組織實際走訪一趟署立樂生療養院，才理解到，在爭取「樂生院」保存的整個運動中，所挑戰的並非僅僅是「重大公共建設」擠壓「文化資產」的邏輯，更是檢驗各相關行政單位及民間團體是否真正具有關懷「弱勢正義」的高貴情操，而能不屈不撓地向「行政院」暨「台北市政府」提醒「人道考量在樂生」才是落實「人權立國」與「人權施政」的起始。
被捷運新莊機廠徵收土地而即將被迫拆遷的署立樂生療養院（以下簡稱樂生院），設立於日治時期，是全台「第一間」亦是日治時期唯一的痲瘋病院，更是全台至今唯一一間專門收治癩病（痲瘋病）病患之公立特殊醫院。過去，殖民政府一方面將樂生院建設得環境優美、機能齊備，一方面卻採取不人道的隔離與歧視。直到民國51年，國民政府才廢止隔離政策；當時在任的陳宗塋院長體認到：強制隔離，除了引起患者自卑及恐懼，反致患者隱匿躲藏加重病情，更造成社會歧視，結果反而衍生成國家的迫害，所以應予廢止；他更體認到如果要與世界衛生組織的政策接軌，國家有落實充分照顧院民生活並積極從事社會教育宣導的責任。多年來，樂生院逐漸從慢性病防制隔離收容所轉型為老人安養機構的性質。現今院內仍住著三百多位前癩病患者，平均年齡七十四歲。
自主性空間優於醫院
走訪一趟樂生院，發現此處的照護品質相較於一般養護機構，優異之處在於：家庭式獨立住所、自行維護的寬廣庭院、與住宅相連的照護系統、各種就近提供的生活服務、對周遭社區開放但又保持適度安寧。更重要的是，此處是院民長久經營出來的生活圈，唯有繼續住在這裡，才能享有自我生活的記憶、自主性與歸屬感。許多關於老人自主性及環境心理學的研究發現：「老人院」由住宅形式走向病房時，由於私人空間領域急遽縮小，代表了在其中生活的自我決定性之喪失，其結果會導致自信及生存意欲之迅速衰頹；個人隱私權被高度剝奪之後，亦會使羞恥心及自我辨識能力減退；傳統大醫院以疾病治癒為目的，其貧乏的醫療環境往往產生許多「臥病在床」的自廢性症候群患者。因此，國外針對高齡化社會發展之住宅─福利設施體系之改革，皆是以高齡者的生活場所為出發點，從住宅─醫療兩個相對性場所，逐漸轉為「附加照顧、滿足自立性」之住宅，另一方面，醫療機構亦逐漸轉為向地域社會開放之設施為目標。而對於痲瘋病患，當前先進國家皆將工作重點轉為加強照顧癩病患者的「餘生與起居」，並投注更多資源與配套措施，以彌補過去的高壓管制、護理缺失與社會歧視所造成的傷害。
官員忽視人道與人權
從上述觀點來看，樂生院的保存，本質上是對人道關懷的延續，是人性化醫療服務產業的擴充。當初如果沒有捷運新莊線機廠強勢徵收，樂生院仍得面對伴隨院民人數減少而來的轉型考驗；原本，政府可以有計劃地延續樂生院作為醫療福利產業的角色（前省衛生處於民國82年曾有此類計劃），捷運工程強勢規劃的結果，卻完全排除掉對樂生院轉型做更長遠而睿智思考的餘地；更悲哀的是，近年來，和樂生院走向有關的相關官員們，忽視了「人道」與「人權」的普世價值，忘記了世界衛生組織在「健康」的定義，竟以原先1/4捷運補償金來興建、安置患者的低層建築，變更設計為前後兩棟八層樓之醫療大樓，讓人無法不覺得他們在經營型態╱心態上是把這群孤寡老人視為包袱、人球，也難怪外界普遍地認為「樂生院的處理模式與過程中」醫學倫理與人道關懷早已蕩然無存。
政策殺弱勢殃及後代
樂生院院民被國家以公共衛生之名圈禁了一生，卻由於樂生院實實在在承載得起「家」的隱喻與社區的機能，使他們堅強地自我重建，步入老年殘而不廢，還努力回饋社會（院民過去曾協助建設院區、提供附近地區低廉勞動力，晚年還多次主動捐款救助風災、震災）。從公衛專業的眼光來看，結合「環境療養」、「社區照護」、「現代醫療資源」與「病患互助自主」的樂生療養院，不僅堪稱台灣首屈一指的老人安養模範村，更是亞洲癩病防治史上地位特殊的人文資產。摧毀樂生院的動作，如果不能立即停止，將可預見一場政策殺死弱勢、殘障孤獨、老人們的浩劫，除了貽笑國際，也將殃及後代；留下樂生院，重新打造醫學福利產業新典範，才是落實「人道考量」與「人權立國」為政精神，也才是見證台灣未來加入世界衛生組織的意義與願景。
本文出處:出自於2005.04.05蘋果日報論壇，轉載自 以人道與愛對待「樂生人」
本文作者:鄧昭芳(台灣國際醫學聯盟理事長，台北榮民總醫院內科部臨床毒物科主任)
淺談麻瘋及其後遺症
今天要跟大家談談漢生病和惱人的後遺症…
漢生病，舊稱麻瘋病或癩病，是一種傳染力低但極可怕的疾病，感染後外表起初僅出現一個小瘡，但不久便逐漸潰爛，然後人的鼻梁塌陷、豁嘴、眼瞎、脫髮，變得面目猙獰，手指、腳趾甚至整個手或腳都有可能因傷口二次感染引起內部潰爛而掉下來，肢體變得殘缺不全，所以自古以來，不論是東方還是西方，古代的人們均有把麻風病患者看成鬼怪情事，進而避而遠之，也有人訴諸為是命運、佛祖或上帝對有罪之人的天罰，所以又稱為天刑病。
Leprosy: Modern History 近代漢生病史
1873 - Dr. Armaur Hansen of Norway discovers M. leprae bacilli, indicating for the first time that leprosy was not a curse brought upon people for evil deeds, as it was previously believed.
挪威漢生博士發現痲瘋桿菌，頭一遭這個疾病與惡魔附身說法脫離
1950's - Doctors begin using Dapsone drug to treat leprosy.
醫師開始使用Dapsone(DDS)
1982 - Leprosy develops resistance to Dapson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recommends Multi Drug Therapy of Dapsone, Rifampicin and Clofazimine.
痲瘋桿菌開始對DDS出現抗藥性，WHO建議使用三合一治療
漢生病雖然可怕，但是傳染力極低，即使WHO公佈的傳然途徑仍為不明，推測是由飛沫或接觸感染，但由歷史上可以知道，漢生病的流行常常發生在天災人禍的時候，營養不足或免疫力差環境之下，發生的機會較高。最近一個例子是2007年一月份時候，蘇丹的達富爾地區，因為長年內戰關係，難民營也發生漢生病的流行。所幸，Robert Cochrane醫師使用1908年即發現的DDS，在1946年第一個有效治療藥物DDS開始投入治療之後，clofazimine等藥物相繼問世，有人斷言，希望漢生病成為下一個被終結的歷史疾病
漢生病本身其實並不可怕，可怕的往往是隨之而來的後遺症，針對症狀可做下列簡單的歸為四類：
1) 皮膚病變 ：decreased sweating (DS) 無汗, anesthesia 知覺喪失, erythematous紅/ purple紫/hypopigmented白 lesions + ( macule斑疹/papule丘疹/plague斑塊), scaling脫屑, ulcer潰瘍
2) 神經病變 ：thickened nerve(TN) 神經變粗大, neuralgia 神經痛
3) 四肢徵候： muscle atrophy(MA)肌肉萎縮, sensory neuropathy(SN) 感覺喪失, extriemities palsy（Foot drop FD/Wrist drop WD）肢體麻痺, limbs deformity (LD)肢體變形, secondary infection (SI)次發性感染
4) 五官徵候：:cranial nerve palsy 腦神經麻痺, lagophthalmos兔眼(無法闔眼), Nose collapse(NC) 鼻褟陷uveitis眼球炎, cataract白內障, glaucoma青光眼
舉個例子來說，一個漢生病病友一開始的症狀可能是皮膚病變 (皮膚病變特徵之一是感覺喪失和汗腺消失，所以夏天體內熱氣無法透過毛孔散出去，是很痛苦的一件事)，緊接著因為細菌喜歡寄居在溫度較低的神經和皮下生長，所以一些神經病變例如神經變粗大(不一定是淋巴喔)開始出現。
最常見的部位是手臂內側的尺神經，此外，鼻子、耳多和眉毛因為溫度較低而皮下容易寄居。總不能讓細菌在身體裡撒野，免疫大軍開過來是局部組織浩劫的開始。感覺和運動功能喪失加上莫名的神經痛說明了後遺症的原因，感覺喪失包含一般痛覺和溫覺，運動功能喪失來自於神經直接缺損而神經痛則是來自於局部神經因為免疫反應引起發炎物質所造成。因周邊神經病便感覺的喪失導致相當可怕的結果，不自覺的受傷，因為不會痛根本不知道傷口出現，導致已經感染，發炎潰爛，甚至嚴重到要截肢的比比皆是。運動功能喪失長期下來肌肉的萎縮也造成生活不便。因此，和糖尿病周邊神經病變相似的手套襪子症候群也可以見到，Drop foot, drop wrist也不少見。
除了四肢問題外，因周邊神經病變眼睛閉不緊關不好(兔眼)，造成接觸性角膜炎，進而角膜潰瘍，失明的也大有人在。難怪樂生院民不少阿伯終日帶著墨鏡。耳朵、鼻子的軟骨因為免疫反應分泌出來的一些發炎因子使的軟骨最終也遭破壞，很多院民的鼻子和耳朵不得不進行重建手術。
漢生病有一個比較鮮為人知的名字，稱為富貴病，為什麼呢 ？因為在沒有特效藥的時代，要認真治療漢生病所帶來的後遺症，必須要確保院民生活起居不會弄到傷口，患者均不需勞作，因勞作多多少少必會受傷，患者不可以烹飪，一個不小心的燙傷，可以弄一個月才好，所以，與傷口的疾病和平共楚，除非是大富大貴人家，這樣戰亂時代，不管是哪一所癩療養所，都是很難做到的。
正因為傷口很難治療，所以漢生病有傷口的照護，也考驗一個療養所的能力，無論是硬體上的無障礙空間，與清楚標示危險區域，還有對於院友衛生教育，教導她們如何愛惜自己，避免受傷，例如，有洗屁屁功能的馬桶，可以避免院民因為不知道擦肛門的力道要多大摩擦造成傷口，又接近肛門容易二次感染，還有工作鞋的設計，避免足底受力不平均造成組織壓力性缺血壞死，等等不可輕忽。
雖然這只是些小小改變，但卻可以避免漢生病友後遺症發生，類似周邊神經病變患者照護，也是我們可以更深入探討的。
高醫 尚儒 06.03.20.
醫界聲援樂生療養院原地保留 連署聲明
3月16日，捷運局一紙行文署立樂生療養院，公告一個月內強制拆遷命令，行政院與北縣府也多次在公開場合表明，不惜以武力迫遷院民。身為醫界的一份子，誓言要以醫療專業免除人類對於生命健康威脅的我們，對於這樣的國家暴行，基於以下理由，我們決定公開聲援：作為醫療史、公衛史、人權史的重要歷史見證，並得到聯合國教科文組識認可，具有成為世界文化遺產潛力的樂生療養院，原地保留。
一、樂生療養院具有不可撼動之歷史價值
西元一九三○年，日本台灣總督府在台北新莊街頂坡角，興建「台灣總督府樂生院」，一般人稱之「樂生院」。全院佔地約三十公頃，是國內第一所、也是唯一之公立癩病(俗稱痲瘋病)防治機構。日本政府採取「強制隔離」政策，將全省病患集體收容於「樂生院」，使其不能與外界接觸，以實現杜絕癩病擴散的最終目標。現有建築群仍完整保存各時代之公衛概念與隔離路線。
二、樂生捷運可以共存，90%保留方案全民受惠
文建會委託英國欣陸顧問公司研擬之90%樂生保留方案早於今年1月出爐，經專家學者評估已確定工程技術可行，僅較原政院核備之40%方案增加2.5億費用與增加四個月工期。40%方案中，最能展現公衛歷史之建築群(行政大樓、佛堂等)都將拆遷，古蹟保存意義蕩然無存。
三、強制搬遷違反聯合國與憲法人權精神，是對於樂生院民的二度權利侵害
由於日據至國民政府時代的錯誤政策，漢生病友被強制離開原家庭於樂生院內進行隔離管制。日本與台灣當局皆已承認此錯誤造成的基本人權侵害，政府當局與社會各界正研議並進行相關事實認定與補償措施。新莊捷運機廠設址於樂生院，起因於院民的公民權利在此錯誤的隔離政策下遭受剝奪，也與當前國家試圖補償漢生病友的政策方向背道而馳。聯合國最高人權委員會於2005年7月20日發表正式公報，就台灣政府強制遷離樂生院民的舉動發出警告，這封函是我國退出後被聯合國官方發出的第一封官方文書，就我國本身的憲法，在人民權益受到危急迫害時，主管單位亦將被剝奪行政上選擇的自由。
四、強制搬遷將造成年老殘疾的樂生院民身心衝擊，並提高死亡率
醫學和社工研究指出錯置（dislocation）是老年人面對生命終結之際最危險的殺手，因為老年人對於長期生活的地點有著深刻的情感，連結其個人以及社會關係成長的歷史；且老化現象減弱新環境的適應能力。「非自願性搬遷」造成中老年人精神/身體/心理衝擊，一年內的死亡率將是搬遷前的二至三倍。
五、院民並非病患，需要居家式照護環境，擁有自主選擇生活環境的權利
樂生院民經過治療，已非患有疾病的病患，擁有自主選擇生活環境的權利。理想的療養院建築用地占療養院總面積的15%～20%，通道用地占20%，綠化用地要占60%～65%。對於因漢生病截肢及年老而行動不方便的院民，開闊平坦的環境優於垂直移動的大樓式建築，和自然環境緊密結合，充滿綠蔭的聚落式樂生療養院建築，更符合當今國際對療養院規畫理念。
當醫界高呼醫學人文與醫學教育改革的此時此刻，我們清楚理解這樣的變革與典範移轉需要更實際的實踐。過去，樂生療養院因公衛需求而設立，卻發展出無可取代的歷史文化價值，今日醫學與人文在這三十公頃的土地上有了瑰麗璀璨的交會，可惜這樣的光芒未被醫界注目。
因此，我們公開呼籲醫界共同聲援，支持樂生療養院全區原地保留，為我們的醫學教育留下最具代表性的學習場域。
發起人：余尚儒（高醫醫學七）、黃馨頤（台大醫學五）、邱韻芝（北醫醫學五）、郭家穎（陽明醫學五）、葉奕廷（陽明醫學四）、洪子倫（陽明醫學四）、胡昱勝（中國醫學三）、彭建維（長庚醫學二）、陳嘉泓（北醫醫學一）
本文出處:醫界聲援樂生療養院原地保留 連署聲明
樂生院完整說明(含Q&A)
從龜趣來嘻之樂極生龜→→挽救樂生 公開討論 暫停迫遷→→被遺忘的島嶼 轉來的文章：
要怎麼向原先不了解、甚至已經受到大眾媒體刻意誤導的人去說明樂生療養院的來龍去脈？這些風燭殘年的老人與年輕的學生為甚麼要抗爭？這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
這是一個已經延宕兩年，有著許多感覺得到、但是看不見的幕後黑手的複雜公共建設，背後牽扯到的龐大利益糾葛遠遠大於表面上日據時代留下來的幾間破房子。
我們試著整理出一些比較可以幫助您快速了解的資料，以下由友人小P整理，其他人若有問題請發問，我們將盡力回答隨時補上。
大綱：
Q1 樂生院究竟是個什麼地方?
Q2 專關痲瘋病人的樂生院進去安全嗎?
Q3 為何捷運新莊機廠選址在樂生院是一個錯誤政策？
Q4 是否樂生院不拆，捷運新莊線就無法通車？
Q5 樂生院從十多年前就規劃為機廠用地，現已完工一半，這麼晚才提出保存的訴求，難道不會為時已晚嗎？
Q6 捷運局說90%保留案的捷運軌道轉彎有可能讓列車出軌，這是真的嗎？
Q7 媒體跟捷運局都說若是不依照他們的計畫，那麼捷運就要延遲兩三年，工程要多花兩三百億，你們這樣子作對嗎？
Q8 保留樂生對新莊樹林迴龍等地方社區有什麼好處?
Q9 樂生院和我有什麼關係?
Q10 明明就有新房子，還有冷氣空調，為什麼有樂生院民願意住在組合屋跟會漏水的舊院區也不肯搬遷到新大樓去?
Q11 我看報紙都說這是「50人對150萬人的福祉」，就算政府對不起這些老人，他們也不應該拖延新莊線的完工啊？
Q12 你們一直喊「全區保留樂生院」，又是什麼90趴的，你們會不會太貪心了？雙方各讓一步讓事情早點落幕吧？
Q13 可是，樂生院的問題一日不解決，新莊中正路就一日繼續在交通黑暗期啊，這樣子對新莊市民不公平吧？
Q14 台北縣周縣長說樂生延宕了新莊線捷運三年，讓納稅人損失了151億元，那是很大的一筆錢呢？
Q1 樂生院究竟是個什麼地方?
A: 1927年，台灣總督府以三年為期，開始在新莊興建「癩病療養所樂生院」，也正式開啟台灣的癩病防治。1934年以至日治結束，透過衛生警察或醫療人員普遍調查、檢疫、監禁癩患，樂生院成為強制隔離以及終生監禁的機構。民國三十四年改名稱為「台灣省立樂生療養院」。樂生院作為台灣公衛百年的縮影，是現存「唯一」能見證台灣近代防疫史的史蹟，也是反省疾病人權的最佳空間。 (摘自《從樂生療養院、看傳染病隔離的歷史空間》、《樂生今昔》)
Q2 專關痲瘋病人的樂生院進去安全嗎?
A: 政府衛生行政單位以及長期為本省痲瘋患者投注心力的基督教醫療體系，配含著醫學界研發出的有效藥劑，以及對於痲瘋病傳染方式的進一步了解，並有醫護人員長期與患者接觸卻未 被感染的實證經驗為基礎──民國四十八年之後，對於新發現病患，採取「在家門診治療」方式，也就是派遣醫護人員到病患家中看診，或由病患親至專門醫院持續門診治療。
通常，一般病人在用藥兩天後，即由開放性病人轉為非開放性病人──此時的病人本身雖帶菌，卻不會傳染給他人。而根據國際痲瘋病救濟協會宣布的最新決議，痲瘋患者只要依照指示，持續用藥兩年，兩年期限一到，一律終止給藥──因為依據實驗顯示，即使此時病人仍帶菌，然而終止用藥之後，病菌會逐漸減少至最低程度。
去年，根據衛生署的統計，本省新增病患的人數是「零」，今年，截至目前為止，也只有一位新病患。這樣的結果顯示，在今天，只有那些未被發現、未接受任何治療，且帶有極大病菌的病患，才有可能在長期相處的情況下，對那些本身先天免疫能力弱的人，造成傳染﹔然而，百分之九十至九十五以上的一般健康人，身上都有抵抗痲瘋分枝桿菌的免疫能力，因此即使被感染，也不會成為痲瘋病患。(摘自《樂生今昔》)
事實上，我們鼓勵所有人都應該要來到樂生療養院走上一著，這樣子您就更能夠體會，要把這樣子一個山明水秀的丘陵夷為平地，是多麼荒謬又透漏著詭異的決策。
Q3 為何捷運新莊機廠選址在樂生院是一個錯誤政策？
A: 捷運新莊線機廠原來選在輔大後山，在地方民代運作下移到樂生。這個決策對新莊當地有以下負面影響：
一、開挖大量土方浪費社會成本:此機廠有五分之三為山坡地需剷為平地，要花費近三十億元進行大量土方開挖與改良地質。
二、破壞當地生態環境與景觀：山坡開挖創造十層樓高的檔土牆，對於當地生態環境造成相當大的衝擊。
三、機廠設在新莊斷層帶，有安全性上的疑慮。
Q4 是否樂生院不拆，捷運新莊線就無法通車？
A: 台大城鄉所劉可強教授曾於民國93年12月，提出「捷運樂生 共構方案」，不但原地全區保存樂生院，捷運也能通車，達成古蹟、捷運、院民與迴龍社區四贏局面，此方案也經捷運局評估為「技術可行」。然而，當時卻因內閣總辭，在未召開任何會議的情況下，負責本案的政務委員以一紙公文草草判下樂生死刑，共構方案自此遭到擱置。
樂生不拆，不必然是阻礙捷運的絆腳石，只是政府壟斷了黑箱中的「技術資源」與「法律霸權」，然後將捷運延後通車的責任轉嫁給樂生院民。如果政府不願意停止拖延錯誤決策的平反，將黑箱透明化，卻一再敷衍與推卸政治責任，則它將不只是毀了樂生院，也達不到捷運通車，損害了樂生院民與所有市民的權益。
關於樂生保留，網友Wenli繪製了三張3D說明圖，是目前最簡單明快的說明。(點圖片可獲得放大圖）
Q5 樂生院從十多年前就規劃為機廠用地，現已完工一半，這麼晚才提出保存的訴求，難道不會為時已晚嗎？
A: 其實十多年來，反對機廠設址樂生的訴求，就不停的被各單位提出。
早在水土保持評估進行時，就有多位學者提出挖方超量的問題。此外，省衛生處也在民國83年表示工程將嚴重影響病友生活品質，且施工過程將波及肢體殘障的病友的生命安全，因此這個規劃案「絕不可行」。同年，樂生院民也開始抗爭，表達誓死捍衛家園的心聲。
而在機廠開工前，樂生院前院長與文史團體就曾要求進行古蹟審查。前往會勘的古蹟學者全數強烈要求保存樂生院，呼籲捷運機廠另覓地點或變更設計。然而當時捷運局卻恐嚇說：「只要部分原地保存，增加的工程費用將在百億以上」、「除非（機廠）不做，否則原地保存不可能」。當時的台北縣政府也中斷古蹟審查程序，並決議全區拆除樂生院。
直到93年底在劉可強教授提出共構方案，以及94年初桃園縣文化局與文建會暫訂古蹟等一連串的壓力下，才讓捷運局開始改口承認變更設計原地保存樂生院的可能性。
捷運局前後矛盾不一，用偏離事實的工期與經費評估，恫嚇文化單位和社會大眾的做法，顯示出「為時已晚」其實是工程本位心態下的慣用拖詞。不論地方或中央， 工程、文化及衛生等單位敷衍塞責和傲慢欺瞞的態度，才是爭議越來越難收拾的元兇。我們期待政府單位不要再以類似「工程已進行，來不及了」的謊言繼續犧牲文 化資產和院民權益。
Q6 捷運局說90%保留案的捷運軌道轉彎有可能讓列車出軌，這是真的嗎？
A： 樂生90%保留案改建而影響鐵軌曲率，無涉於一般民眾搭乘的鐵軌。90%方案所影響的是機廠的配置，也就是空車進出機廠的軌道。除非捷運局想以高速開車進 機廠，或是沒事要載民眾前往機廠遊玩開Party，否則安全疑慮不是此方案重點。但這也是為什麼政府不願意讓90%方案付諸公開討論的原因之一。因為一旦 公開討論，謊言馬上被戳破。此90%保留方案在謝長廷當行政院長的時候，曾經被捷運局評估為可行方案。
Q7 媒體跟捷運局都說若是不依照他們的計畫，那麼捷運就要延遲兩三年，工程要多花兩三百億，你們這樣子作對嗎？
A： 請參考行政院文建會發出的正式新聞稿「 針對近日媒體報導，台北縣部分民意代表及台北縣市政府相關局處質疑文建會委託研擬之樂生療養院保存方案將延宕捷運通車時程乙事，文建會鄭重表示，委託欣陸 公司所做的評估建議方案，所增加延長工期大約4個月，經費則在3億元左右，並非如外界所說需要再拖延2、3年。」（資料來源：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新聞稿 2007/01/17）
媒體與捷運局刻意掩蓋有其他的解決方案來誤導大眾，將樂生療養院污名化以獲得強制拆除的藉口，請注意！不要成為黑幕的幫凶！
Q8 保留樂生對新莊樹林迴龍等地方社區有什麼好處?
A: 試想，大安森林公園對附近的居民有什麼好處？房價上漲，資產增加，就這麼簡單。要知道，樂生院的保存與捷運是可以同時存在的。在新莊線捷運帶來的利益以外，若是可以再加上一片不輸給大安森林公園的樂生綠地，豈不是槓上開花漲上再漲？？若政府願意改以積極的作為，從共生的可能性著手解套、促成人權森林與樂生文化資產景觀的誕生，那麼當地居民不但因此多了一塊休閒綠地，迴龍地區更能因為樂生院的存在而發展出以人權與歷史文化景觀為意象的新地方精神。
Q9 樂生院和我有什麼關係?
A: 在台灣這樣地窄人稠的地方，我們每個人的生活都有可能會在某一天受到公共工程的衝擊（土地被徵收、生活環境被工程破壞等），如果我們今天同意政府對待樂生院民的粗暴方式，明天同樣的情況也可能發生在我們身上。在民主化程度高的國家，如日本，社會往往願意花上相當長的時間，等待公共工程遇到的民眾權益問題有 比較好的解決方案。因此，我們要求政府負起責任，用保障弱勢人權、尊重文化與保護生態的態度處理樂生院的爭議，也是為了保障我們自己的權益。
Q10 明明就有新房子，還有冷氣空調，為什麼有樂生院民願意住在組合屋跟會漏水的舊院區也不肯搬遷到新大樓去?
A: 迴龍醫院就如同一般醫院，規劃設計是以短期住院病患為考量，因此沒有足夠活動空間的高層電梯建築，對行動不便的院民而言，處處是障礙。此外，在管理上，院方最初甚至採取禁止攜帶個人物品和家具、不能自己煮東西吃、代步車需集中停放在停車場等病院式管理、更有限制院民不准到前棟影響醫院營運等歧視政策。
在社會運動的壓力下，衛生署已將「迴龍醫院」的招牌卸下，改名為「樂生療養院」及其「迴龍門診部」，然而，換湯不換藥，醫院終究是醫院。此外，雖然安置院民的後棟建築也做了許多改善，然受限於主體建築已經完工，只能針對隔間、家具與管理方式等進行改變。
至於每次都有人會提出來說「很完美」的新院區，請觀賞這段影片。試著想想，如果今天你的家在公路計畫路線上要拆遷，政府的安置卻是要你住到台大醫院的病房，請問你願意嗎？
Q11 我看報紙都說這是「50人對130萬人的福祉」，就算政府對不起這些老人，他們也不應該拖延新莊線的完工啊？
A： 捷運的遲遲無法完工，是許多原因共同組成的，政府今日只是將捷運的延遲找一個代罪羔羊。比如說現在，大直內湖線也是延遲了，那難道是因為松山機場不願意搬遷所造成的嗎？樂生院所在的位置只是新莊線的「機廠」，請翻開台北市捷運的歷史，南港機廠、土城機廠、新店機廠等等的啟用日期，就可以發現機廠的完工與捷運的通車時間並沒有絕對的關係。
Q12 你們一直喊「全區保留樂生院」，又是什麼90趴方案的，你們會不會太貪心了？雙方各讓一步讓事情早點落幕吧？
A： 這是一個嚴重的誤會。
目前樂生療養院的百分之七十以上都已經被捷運局拆除完畢，剩下的面積不到原來的30％。所以即使真的全區保留樂生院，所能夠保留的也不過就是那 30％。如果雙方各讓一步，最好的三贏局面，捷運可以通車，人權獲得保障，政府獲得美名，那麼就是 90％的保留方案。
個人認為，這是外界誤解樂生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口號的精準度有誤。
Q13 可是，樂生院的問題一日不解決，新莊中正路就一日繼續在交通黑暗期啊，這樣子對新莊市民不公平吧？
A： 是的。非常的不公平。
不過請不要被政府的宣傳手法所欺瞞。捷運沿線的施工，與機廠的完成與否並沒有任何關係，這兩個工程是獨立事件。捷運蓋好了，馬路就可以回填變成原來的寬度，地上交通自然也就順暢。唯一的差別是柏油路底下到底有沒有捷運的車子跑來跑去。
請參考板南線新埔站以後的這段，捷運蓋好多年之後地下仍然是空著的，但是上面的文化路交通完全沒有受到影響。
Q14 台北縣周縣長說樂生延宕了新莊線捷運三年，讓納稅人損失了151億元，那是很大的一筆錢呢？
A： 事實上，抱持這種說法的不只周縣長，還有行政院也是。
不過，這兩個單位都不是工程單位，所以讓我們看看實際施工的台北市捷運局是怎麼說的。
根據台北市捷運局官方網站上面的正式資料，「至96年2月各線執行進度累計百分比 新莊線 預定進度63.77％ 實際進度63.49％」
我們在此必須沈重的呼籲行政院與台北縣政府，一定要把故意提供假消息讓長官出糗、變成欺騙選民的說謊騙子的害群之馬揪出來。
至於「讓納稅人損失了151億元」這種說法，根據同一篇文章下方「縣長周錫瑋則呼籲，捷運新莊線延宕三年，工程和經濟效益損失粗估一五一億元，非院民不要忽略史實、製造誤會和對立，讓大新莊一百多萬居民行不通。」應該是記者惡意地讓心算不好的政府官員出糗，因為即使新莊市民真的因為捷運施工而少賺了151億元，也不會等於「台灣全體納稅人要多支出151億元」。
大眾
什麼是一流？什麼是經典？什麼是大師？什麼是權威？
偏偏我就不吃這一套，也因此聽見有人苦口婆心的告訴我們「中國研究對於你們將來學術成就相當有助益」「要走中國研究這條路才有可能成為大師」...等等看似激勵人心（對一些缺乏信心及方向感的人肯定相當有用）的話語，在我聽來則是字字挑動我的神經（但平常我很少根筋阿）。
真的必須克服某種心理障礙，雖說靜下心來看也不是啥了不起的大事，但學習興趣被消磨掉大半卻是難以忽視的事實。所以，儘管周三下午（總）有個小考，但由於想利用這種方式「激勵」我這種學生唸書形同緣木求魚，所以我「照例」東翻西看些跟課業沒啥「直接」相關的東西。
我知道硬是要求所謂「學術界」能有個至少純粹的、天真的態度對待知識，不僅太過簡單化這整個社會結構問題，而且有時候會顯得太過訴諸道德及個人能動性。但是，這是研究所耶，大學總該提供一個讓人得以反思權力結構，並且對現況進行批判性思考的空間吧？
唉，這樣發問又會落入上面那可能過於簡單化思考的脈絡中。
又到了一年一度研究所考試期，宿舍閱覽室、圖書館，還有各個足供備考的地方都充斥著焦慮的考生。雖說，我心中仍不免充滿好奇，想知道究竟為何大家想念研究所，但其實也有點懶得過問或細想。問了、想了，得到的總不免是一些令人沮喪的答案。例如：
「因為大學畢業後也不曉得要幹麻」
「聽說碩士學歷比較有用」
「我不想當兵」（這理由我還稍微能接受，因為換我也不想浪費時間在軍中讓腦子停擺）
「我也不曉得，很像就該唸研究所」
「我媽叫我唸的」
「我不想工作，其實也不喜歡唸書，但...總之先考了再說」
「大家都在唸研究所，我很像也該唸一下」
我的心得是，千萬別接著問「那你對什麼有興趣」或者「你想要研究哪個領域」抑或「你為什麼對這個領域感興趣」。假使你跟我類似，有種打破沙鍋問到底的厚臉皮性格，同時對人性還有些期待時，你得到的答案可能隨時都會挑戰著你的價值觀，讓你忍不住想接著問：這些人怎麼了？（一旦想透這問題，恐怕還真能成為所謂大師咧）
貼上一段唐大爺在部落格上的新文：最近的事，多少能說出我對某些人極度自私的失望與無奈。
把很多事物飛快地拋在腦後，就可以理所當然地活下去吧，直到自己被拋下去為止......
老實說出了報社、出了這塊網路之後，就很難和別人談樂生的事情了。「還是應該以大眾的利益為考量吧」他一句話就把所有我說的事情都拋下去了。面對自己認識十年的朋友，總不能對他說出pzs引述的那段話：
「而人這種墮落的生物本來就有把事物理所當然化的傾向。所以呢，所以應該讓你這種人身陷在各種充滿不義不公的環境，讓你用自己的身體去領悟到底人類為什麼要追求公義。用想的、用旁觀的？不了，你這種人的腦子用想用旁觀是看不到的。你這種人，就是要不公義地直接把腳踩在你臉上，讓你直接感覺到痛與委屈，你才能夠有所得。人啊，真是犯賤。」
雖然說事實與這差距不大。從小到大沒有淪為少數弱勢的人，實在很難體會被大主流整個輾過去的感覺。可能真的要到大主流轉而輾向他們，才會懂得為什麼一直有人要幫那一小撮人講話吧。更糟的是，就算到了那時候他們也不一定會懂。畢竟這種情形也可以被解釋為個人的不足，解決之道就是「自我提升」或是「投資自己」之類的方法吧，他們會繼續朝新的前方邁進，儘管自己早就被拋在後面了。
大眾泰半是冷漠的，這在我過去大學課堂上老師便曾與我們討論過。除非跟自己切身相關的、直接威脅到自身利益者，幾乎沒多少人願意多花點時間去關心週遭人事物。大家最在意的是什麼？錢與權。當然，我並非自命清高似的說啥錢完全不重要的人（畢竟已經不是爸媽照養呵護的年紀了），畢竟在這個仍以貨幣進行交易的社會中，我也得依循著這個缺陷甚多的遊戲規則生存，然後試著讓自己別在這些金錢交易中出賣了某種可貴的單純。
但是，我還真不想再聽見那些話從老師口中吐出。這麼激動，也許是因為我對為師者還有些期盼吧？別再在課堂上鼓吹著要學生攀權附勢，別再用各種似是而非的言論「激勵」學習，更別高喊多元思辯卻仍期待學生迎合所謂「標準答案」。呼，我最希望的還是，那兩門必修課授課者，能不能有其他選擇呢？
當然，我也希望是我誤會了、曲解了。
2007-03-20
靠近
我一直是個理智冷靜的人，內心卻感情澎湃；我會冷笑，也會痛哭；我會面無表情的分析，也會淚流滿面的表白。經過理性選擇的結果，我認為不去過問這些離我太遠的事，對我是最好的。因為我預見了我的無力。
我究竟能為樂生做些什麼？能為這個社會做什麼？還是到頭來，我只能為我自己做些什麼？
看見那些學生如此熱心的付出，讓我不禁汗顏，冷酷的嘲諷從自己心靈深處竄出，我只是在替自己找藉口，只是想安安穩穩的過日子。
誰又不想呢？但是有那麼多的人不能。
上面這段文字轉自：天空浪漫之看見樂生‧看見自己。相似的無力感，最近總在我們身邊圍繞著。剛接受完公視訪問的姊妹們有著對家鄉深切期盼與憂慮，剛走出樂生院的我們有著對人性的深刻體驗與企盼。我想，這種複雜情緒，不會隨著時間消逝，只要我們還很有意識的走下去...
這一路走來，我愈來愈相信所謂物以類聚。我們都在尋找一種感動，那種跟所謂同類一起為了夢想打拼的悸動。呼，我要說的是，謝謝我身邊的朋友們，沒有你們的支持，這路更難走了。另外，我特別感謝不曉得該感謝的誰，讓我遇到了一個不僅能夠相互切磋學問、擘畫實踐夢想的道路，還能一起談著小情小愛，在太多方面都極其相像的朋友、夥伴、愛人。(真是多功能，但不代表我見色忘友，有異性沒人性喔，好朋友是一輩子的，好愛人也是，哈)
2007-03-18
樂生‧蘇花高
樂生院、蘇花高，這兩件事都是讓我對政府非常失望、憤怒的兩個議題。號稱人權立國、愛好環保的民進黨，在野時拼命罵執政黨政策問題，執政後也不斷追究過去政權如何侵犯人權。殊不知，他們現在所作所為影響甚大，那意義不僅是下次大選可以換（騙）到多少選票，而是關係著將來台灣這島嶼上的所有生命。
我不知道現在這些高官怎麼看待所謂的生命、文化、環境等等，也許大家眼中只有金錢、權力、地位？許多政策在官僚系統便宜行事、圖利權勢的情況下，帶給社會一樁樁泯滅人性的政策與制度。對於這國家機器的髒手，我們不反抗嗎？我們該怎麼反抗呢？
也許，就像過去許許多多的革命一樣，理想總是很難在這些運動中徹底實現，至少，我們曾在這當下不違背己心地奮鬥過。走過、努力過，總不會白費。畢竟，所有行動若只看能不能成功才去做，那我們可能啥事都甭做。
對於一些墨綠人士而言，我的言論可能看來很刺眼，畢竟他們眼中只有政黨沒有國家社會，更別提冷靜看待事件脈絡。於是，只要是政府的決策就是至高無上的真理，若是有人膽敢反彈就是無知暴民，或者「不愛台灣」。怎樣，我寧可當個「不愛台灣」的人，也不當個不愛生命、不尊重生命的人！
最近執政黨似乎有種狗急跳牆的姿態，粗暴的拆除許多東西，以為這樣就能報仇洩憤嗎？我們哪來那麼多仇恨呢？我個人淺見是，政客操弄居多，媒體一旁又搧風點火。well，要說仇恨，那我也可以來算過去政府的帳，若非他們政策，我現在可以是富家千金，不用這樣辛苦工作求學。但是，我們除了報仇還有別的事情要做吧？更何況，這仇恨太多時候只是被許多政客拿來左右選票。
唉，看一下中時轉貼來的新聞吧。要談正經事，商業台形同廢物，幾乎發揮不了媒體的功用。媒體報導啥？哪個富商的色慾薰心，說實話，甘咱屁事？！
大選前敏感話題 樂生案、蘇花高 謝規蘇不隨
中國時報 2007.03.16
蔡慧貞/新聞幕後
樂生療養院是否保存，已成為敏感問題，值得注意的是，民進黨有意角逐總統最領先的蘇謝二人，對樂生案態度也完全相反。
謝長廷擔任閣揆時，曾在行政院會直指前文建會主委陳其南拖延，讓樂生院無法成為古蹟。蘇貞昌日前則是不高興現任文建會主委邱坤良，竟然送了一分保存樂生院百分之九十的方案來，「只顧自己的名聲」，卻將責任都丟給行政院。
隨著總統大選的逼近，各種議題高度政治化，近日樂生療養院保存爭議和蘇花高興建案，也從文化保存、環保問題衍生發展出政治效應，尤其民進黨內蘇謝二強，處理兩案的態度和立場又正好相左，更使得這兩案成為外界檢視蘇謝兩人的焦點所在。
蘇花高興建與否，謝長廷在閣揆任內即表達「緩建」立場，還曾指示經建會研擬「東台灣領航計畫」，做為發展東部的替代方案。謝長廷日前更公開表示，「這是大是大非的問題」，開發了，環境就沒辦法換回！
相較之下，蘇貞昌則主要著眼在依法行政與地方建設需求上。去年蘇貞昌赴花蓮座談，即直率地表示，可深刻感受到花蓮觀光業界、民眾對興建蘇花高的熱切期待。他主張必須待環評委員會審查，但也強調，他的態度是「支持蘇花高興建」。如今蘇花高案即將拍板定案，正反意見爭議已可預見。
樂生療養院拆遷、保存爭議，蘇謝態度也是完全相反。
謝長廷始終對樂生院持保存立場，謝長廷擔任行政院長之初，就在民國九十四年二月赴樂生視察，同年十月日本東京地方法院就漢生病患要求賠償勝訴，陳水扁總統表達關切，要求比照辦理，謝長廷隨即指示衛生署研擬補償條例。
同年十月底，謝長廷在行政院會公開就文建會遲未將新修文資法公布，以致樂生療養院遲遲無法依新法「暫定古蹟」案表達不滿，直批文建會主委陳其南說，「立委都說是卡在你那裡！」
該年十二月間，樂生療養院成為新修文資法通過後的首件暫定古蹟，可暫留六個月，重做評估。謝長廷院長卸任，競選台北市長時，還簽署了樂生自救會發起的保存案連署書。
直到去年五月間樂生院暫定古蹟時限屆滿，台北縣長周錫瑋為免新莊線捷運工程繼續延宕，力主依前縣長蘇貞昌時代決議，將樂生院局部保留重組，部分拆除，並和台北捷運局達成共識，確認拆遷案，並行文行政院備查，引發部分樂生院民和自救會、學生等各方社團強烈反彈。
就在聲援樂生保留案團體如火如荼展開行動之際，文建會竟在今年一月間，將委託民間所做的「樂生療養院保存方案」結案報告送行政院「鑑核」，該報告提出四種保存方案，從保存百分之四十到九十的建議案都有。
政院高層為此大怒，認為文建會此時的送保存評估報告，「根本是無事生波！」無助於政院解決問題，甚至是將問題推到行政院來。果然，這把火一發不可收拾。蘇貞昌再有萬般不願，恐怕都得和聲援樂生院的相關團體好好坐下來、談一談了。
2007-03-17
理想的藝術節：樂在生活，跨界串連
「全區保留樂生療養院」
也許，你和我們一樣。
早就知道樂生有一群人為了自己的夢想在爭取奮鬥著，你可以在大大小小的活動中，看到他們的身影、聽見他們的歌聲。但是除了一種敬佩以及精神支持的心以外。從來沒想過真的來做些什麼。
但就從現在開始，你可以加入我們的串連行動。
3月17、18、24、25日一起來到樂生療養院。
在這你可以用任何的方式說話。
捍衛人性的尊嚴，
因為你永遠不知道，是否自己就是下一個被犧牲掉的。
捍衛樂生，也等於是捍衛自己。
生長為台灣最幸福的一代，
我們有理由有責任去思考何謂正義？
或許再多的行動都只是以卵擊石，
畢竟在一次又一次的抗爭中，人民最終總是落得打壓的下場，
但是政府的專橫不代表我們就應該坐以待斃。
樂生院即將強迫拆遷，
何以放棄皆大歡喜的90%共構方案，強硬執行只保留院區的42%方案？
也許是為了那片見證歷史的樂生療養院，
也許是為了曾經受到不平等待遇的院民，
又或者僅僅只是為了那片好山好水，
邀請你們一起捍衛樂生，捍衛人民的家園。
資料來源:樂在生活 跨界串連
2007-03-16
無知
關於樂生的事情，我的思緒一直很複雜，情感的收放向來我難以拿穩，曾經涉入太多的那些錯綜複雜事件，更是不斷在心中盤踞著、徘徊著。遲遲無法為文，大抵也是因為找不到較為恰當的姿態去面對這整件事，面對這些朋友們。
是運動，就避免不了人群，或說這是成功關鍵，同時也是問題所在。該怎麼聚集力量，而不是讓各種矛盾不斷削弱彼此戰力與內部團結，是每個運動都該學習的，也是我們都該學習的。
有點離題了，但剛看見管老的文章，轉過來給大家瞧瞧。
誰讓我們「無知」
這幾天在課堂上問了學生幾個問題，「有沒有人知道最近『樂生院』拆遷的事？」大概不到3分之1的同學舉手；「有沒有人知道最近中正紀念改名及拆牆的事情？」知道的人就比較多了，大約有9成的同學聽過這個消息。
我接著問：「你知道為什麼樂生院要拆遷嗎？拆或不拆的理由是什麼？」勉強有位同學回答說：「因為是古蹟，政府拆要掉，引起學生抗議，所以就造成衝突。」「那……中正紀念堂呢？支持或反對拆牆、改名的理由的是什麼？」有同學斷斷續續說了些原因，不過，大多偏向藍綠政治的觀點，也就是我們在政論節目經常看到的那種觀點。
「有沒有人可以從文化、空間、生活經驗、經濟、階級等等不同面向來談談你對中正紀念堂更名或拆牆看法？或者，說說你看到的媒體如何從這些面向報導這些事？」這時，課堂通常一片靜默。
我們許多時候經常處在一種「無知」的狀態，也就是對社會發生的事物缺乏了解。有時候這種「無知」是很個人的，沒有什麼好與壞，對與錯的問題，每個人都可以有自己的選擇，各自有對自己領域的興趣與了解。
不過，除了我們自己，還有誰讓我們無知呢？
人們的「無知」有時是來自於資訊不夠充分，或者受限於資訊供應者的有意選擇。在現在社會中，往往是資訊提供者的有意隱藏或引導，或者，因為大眾媒體的偏向或忽略。換句話說，即使人們對社會事項有很強的興趣，但仍可能受限於媒體的資訊供應者的阻礙。
這陣子如果我們想從大眾媒體（特別是商業電視及報紙的新聞版面）了解樂生院或者中正紀念堂（或中正文化中心）到底發生什麼事，恐怕大多只留下衝突的印像，以及形式主義的客觀中立與兩極對立的簡化立場，如果想知道媒體在這些事上提供什麼樣的觀點，大多也只能找到慣有的藍綠思維，所謂的文化、空間、生活經驗、經濟、階級等面向，卻很少看見。
當然，這不單是媒體的問題，包括政府、政黨等有權力的資訊提供者，並不願意促成社會對這些議題更多了解，選擇自己有利的部分恣意妄為，將公民當作是被動員的部隊，挑動情緒，搖旗吶喊，不願提供更多的資訊讓民眾判斷，或者促成公共討論，讓不同立場能彼此對話。而這也是我們對社會事件「無知」的另一原因。
「無知」往往是極權主義的起始，不論媒體與權力者有意或無意因私己立場選擇性的提供資訊，都可能因此阻擋民眾透過大眾媒體認識更多社會的現實，除非，我們更用力要求權力者及媒體吐露真言，或者，透過另類的通道盡情散佈。
2007-03-15
暴力。
必修課就像某種學術暴力，這陣子來我感受如此。事實上，這感覺也不是頭一遭，但想到得繳學分費去修一些自己也許沒啥意願想修的課，或不那麼想聽他／她課的老師，總覺得有點悶。
這學期修的課比較多，幾乎都是必修，認識了幾個新老師，碰觸到我原先便預料到卻無可迴避的東西。我知道閃躲不了，總得面對自己不那麼認同的價值觀。但場域放到教室中，情況對我而言就顯得複雜多了。
霸權（Hegemony）：文化研究用葛蘭西在1930年代所發展出來的概念，指優勢階級在某些重要時刻，並不市直接使用壓制隸屬階級的手段，而是利用她們在社會、文化上的領導地位，來維持自己在指揮國家經濟、政治和文化上的權力。
霸權的主要概念，並不是指它會在意志上或判斷上，強迫人民認可那些已經擁有權力者的權力，霸權所說的是，人們會照著擁有權力的人已經刻畫好的情境，心甘情願地積極去追求那些將這個世界合理化的一些方法，而那些方法「剛好」又符合領導階級或權力圈的利益。也因此，當我們了解到看似自由的自己、自己的社會關係和這個世界的時候，也就會了解到就是因為這些積極的參與，導致我們和霸權一起造成自己的隸屬地位。
我能聯想到的大概就是類似葛蘭西關於霸權的概念吧。我不知道其他同學怎麼思考（但其實從大家的反應也能略知一二，大家應該是沒在想這問題），但KB跟我這幾天經常在討論這話題。我們很像遇到了一種不是很舒坦的情況。最主要的徵兆就是，這兩個在課堂上明明就很愛發言的傢伙，居然顯得有些沉默。為什麼會這樣？到底是什麼原因導致我們的（暫時）靜默？
問題關鍵可能在於，我們兩個都太認真思考講者所言，又太愛找人家的毛病吧？所以，說者在台上發言，我們在台下可沒閒著，筆記邊抄寫邊下註解，腦袋邊思索邊批判。然而，嘴巴卻跟不上，以致於很多話都還悶在心中，只能下課後兩個人像不吐不快般討論著剛剛課堂上的東西。
另一個問題是，有兩門課的老師，似乎將我們當成大學生（也許是高中生）般在上課，這讓我很不習慣。當然，他應該是位相當認真的學者，看來應該相當關心學生。HOWEVER，也許是因為我們價值觀差太多，我總忍不住在心中不停「嘖嘖...」，但這樣的我也有些不健康，呼。
一個例證是，就講者看來，學術的價值或意義，似乎就僅止於那些期刊論文發表的數量，好確保將來（你）的學術聲望與地位。我知道，我知道這是許多人的觀點，但我總有些小小期盼，這種赤裸裸、功利性的倡論不會這樣出現在課堂中，至少也不是以這種威迫式的姿態來示人吧（像是你不這麼做就是個白痴、毫無價值可言般）？但很顯然，許多人不僅延續著過去求學歷程中那種（不假思索或質疑的）態度看待這番言論，可能還有點崇拜似地覺得自己遇到某個了不起的名師？
原來，這就是統治階層的工具，我再一次有這種感受浮現心頭。
我一直以為，做學問應該是對研究本身有興趣，而不是對名利有熱忱。看來，我還是太過天真，甚至過度誇大化這世界的美好與純粹。我多少還是認為，會唸到博士班或者在當教授者，大抵上對學術是懷抱著某種真誠的熱愛，有一種赤子之心，所以他們才會繼續專研學問，才會對週遭事物感到好奇，才會想繼續發問，才會想找出答案...。顯然，這種人還是少數，是吧？
總之，開學以來的幾門必修課，讓我有點悶。我覺得，我好像花錢在學習我想批判的那些既得利益者的工具，這樣，究竟是誰被剝削了？誰剝削誰？
2007-03-02
judgement
「我們有沒有能力進入別人的生活別人的現實？或者我們是不是承認在我的現實之外還有別人的現實？」
今天看見郝譽翔新書《一瞬之夢─我的中國紀行》推薦序言中有這段話，我覺得恰好可以拿來當引頭，說說我最近的感受。為了序言買一本書很像有點扯，但我還是買了，連同另外一本書貓頭鷹出版的《瞧這些英國佬─英格蘭人的人類學田野報告》。
上面那段引文是陳浩引述賈樟柯接受訪問談論賈的電影《三峽好人》以及紀錄片《東》的話，整段文字如下：
我們有沒有能力進入別人的生活別人的現實？或者我們是不是承認在我的現實之外還有別人的現實？這在大陸是一個大問題，非常多的人認為我的現實就是中國的現實，富有者和強者的階層認為其餘人的生活就只是他們的命運，我沒有辦法接受這樣的現實。
誰的現實？這問題讓我想到另一個問題：誰的正義？
我記得前陣子開始就在街上看見斗大的「轉型正義」還是「正義無敵」之類四字印在旗幟上頭，插在許多街道安全島上，隨風搖曳。那時候我就有點敏感，也許還有些不舒服，心中不斷碎碎唸著(可能還有拍打一下KB)：何謂轉型？從哪轉到哪？什麼是正義？誰的正義？
well，是應該花點時間去了解那旗幟後面的東東，但我首先就對有人那麼「有自信」的將「正義」這兩字放在自己身上的做法，相當感冒。要扭轉過去的不正義，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但倘若用某種霸道的手段企圖「更正」些什麼，卻反而製造了更多的不正義，那豈不是更好笑？問題癥結點還是在於，我們該如何定義「正義」，又，我們站在什麼立場上看待所謂的正義，是吧？
口去。
2月28日那天上午，我在家裡跟爸媽吃著早餐看著電視。看著許多新聞台主播慷慨激昂地痛罵過去政權的「不正義」，我飯都快吞不下去了，怎麼這麼久沒看新聞了，媒體卻似乎依舊弱智。我實在很想問這些人，真否全然相信眼前所看見的「證據」？我想問這些在螢光幕前面搖頭晃腦的、怪腔怪調的主播們，究竟做了多少功課、下了多少功夫，讓她們可以如此「有自信」地說出那些決斷的評論？
暫時撇開這些惱人的媒體訊息，假設真能撇開的話。另外一件事情我想談的，是關於日常生活人際相處間相當常見的事兒：JUDGEMENT。
我們日常生活中充斥著各種評論及價值判斷。許多人總愛對他者進行價值評判，評價他/她的外貌、身材、工作、學歷、經濟能力、家庭背景、個性...。這種瑣碎的言論，在我看來相當沒意義而且不厚道。特別是，當論者根本不認識所提人事物時，卻仍能大發闕詞，這就不只是不厚道，而是無知(可能還快逼近無恥)。
不熟的人在一塊，可能談來談去都是天氣和其他相對較中性的話題(天氣是唯一絕對安全的話題，其他話題則全具有潛在性危險，至少在某些場合是如此，且在提及的時機、地點和向誰提起上，都有某些限制)。但朋友間最常見的理毛式交談是聊八卦，在英格蘭如此，在其他地方亦復如此。......我們的交談時間約有三分之二用在聊社會話題，例如誰和誰做了什麼；誰「當紅」，誰「失勢」，為什麼；如何處理麻煩的人際問題；朋友、家人、名人的行為和關係；......總而言之，就是八卦。引自：貓頭鷹出版社，《瞧這些英國佬─英格蘭人的人類學田野報告》。
關於八卦，我向來沒啥興趣，儘管我知道不少，但不做價值判斷。我很幸運，身旁好友們也都是這種性格，所以在我們對話中不會有那些評價別人家庭、戀情、友情...等等非常私人的話題。那是別人的事情，別人怎麼處理那是他家的事兒，那是人家的生活，你有何權力與立場多所置喙？特別是，許多這類談話中免不了加上許多情緒化字眼，或者來個選邊站戲碼，這就更幼稚無聊了。
每次我都想問這些老愛評論他人私事的傢伙：你吃飽太閒嗎？看看這社會上還有多少人連飯都吃不飽，蜷曲在角落努力苟活？何不多花點力氣去幫幫他們，或者也幫你自己的生活多找些有意義的事情來做吧！
我向來認為，人與人間的往來，應該秉持的態度就是真誠與尊重。這種真誠與尊重，無論是親子、朋友、情侶、陌生人...之間都必須要有。對我而言，沒了這兩點，根本別談什麼交情。我這人是如此：合則聚；不合則離。所以，我不刻意勉強自己與某些人打交道，特別是那些人如果壓根沒拿出真心交朋友，I don't care，因為我的生命不只是這些無意義的互動。也因此，我不會刻意討好誰，我也從未想讓所有人都喜歡我，但我會拿出真誠與尊重與人往來。我覺得，我有做到這兩點就夠了，至於別人喜不喜歡我，如何評論我(及我的事情)，那都是他們的事情，我沒太多時間可以分心困擾這些無聊的小事。
寫到這，突然聯想到今天上課關老提到「報」的概念，應該也可以套用在我上段文字的想法中。是這樣，我拿出真誠與尊重與人往來，當然也期望對方同樣拿出相當的誠意與尊重與我往來。如果對方辦不到，雖然不會影響我自己的原則與態度，但我們彼此的關係大概就會停在那，不會再多。畢竟，人與人間的交往，必須具有相當程度的平衡，才有可能長久，是吧？
哈哈，又廢話了一篇長文。總之就是，別處心積慮想要刺探我的私事，假若真心關懷，就讓我們都用誠意與尊重往來，我很樂意與人分享，沒啥好隱瞞。但如果只想胡亂評判我的事情，甚至想左右我的行為與生活，那就省點力氣吧，這只會讓我覺得你小氣又腦殘。
2007-02-27
2007-02-20
2月23日《天堂路》 紀錄片
從牠們的眼睛，我看到了自由的渴望，牠們來自不同的地方，各有不同的流浪故事，回家是牠們心中最深的期待，然而這段回鄉路，卻是如此的漫長，究竟牠們的天堂在何方?
2月23日(五) 晚間十點 ch13
公視紀錄觀點
將播出 天堂路 紀錄片
人猿-紅毛猩猩在馬來語的語意是「森林人」的意思（orang hutan），牠們是生活在熱帶雨林裡的主人。紅毛猩猩的生性溫馴，原本只在婆羅洲與蘇門達臘的雨林中，才能找到牠們的蹤跡。
但是，近二十年來，因為牠們的自然棲地遭到人類嚴重破壞，並大量遭到非法捕捉，族群量已急據減少。據生態專家推估，野生紅毛猩猩已在瀕臨絕種的邊緣，如果人類破壞生態環境的力道沒有減緩，二十年後，紅毛猩猩可能會在熱帶雨林裡消失。
大小型猿猴類動物，長期來，就是公私立動物園最喜歡收集展示的動物種類，牠們在幼年時期又相當可愛，也逐漸成為人類的玩伴寵物。但是野生動物從捕捉、運輸、市場販售、飼養的過程，往往會造成大量傷亡。
據生態學者調查，在野外每捕捉一隻小紅毛猩猩，可能就要同時先殺死在牠周邊二到三隻的成年雌性，每運送四隻小紅毛猩猩，才會有一隻存活，也就是說，消費者手上的每一隻野生動物，代表其背後最少有七隻以上，或整個家族的生命跟著陪葬。
自1980年左右，少數台灣人，陸續從不同管道，低價引進紅毛猩猩、長臂猿、懶猴等靈長類動物，再高價賣出當寵物飼養，台灣還一度背負野生動物的殺手，以及動物製品走私天堂的惡名。
自從1994年，野生動物保護法經過修正並公告實施以後，屬保育類的人猿頓時成為燙手山竽。尤其，寵物人猿日漸長大以後，食量增加、體型長大了，危險性也增高了之後，人見人要的小可愛，成為人人避之唯恐不及的大野獸，導致棄養情形逐漸增多。
政府為了接收這些違法飼養者的爛攤子，只好耗費鉅資，在台灣北中南東地區增設保育類野生動物收容機構，從1993年至今的硬體建設與每年的營運經費，估計可能已超過十億元，這些民指民膏，竟拿來為非法棄養民眾善後，實在相當不合理。
以屏東科技大學保育類野生動物收容中心為例，目前就收容了118種、一千多隻來自世界各地的野生動物，其中包含22隻紅毛猩猩以及14隻長臂猿，而每一隻猿猴的背後，都隱藏著不為人知的苦難故事。政府雖然花費了這麼大的力氣，試圖美化台灣保育污名，但近年來，非法走私野生動物的行為並未完全禁絕，還是抵不過掠奪著的罪過及指控。
據動物保育團體估計，早年走私到台灣的紅毛猩猩，可能高達三、四千隻，但官方認為，應該只有一千隻左右。再根據調查，紅毛猩猩經過二十幾年的生存考驗，也只剩下近百隻，而這些幸運存活下來的紅毛猩猩，身心健康狀況都不是很理想。
台灣的學術機構為了彌補人類的過失，試圖協助這些被迫離開原生地的保育類野生動物，重回雨林家園。十幾年來，野生動物救援人員，在救援過程中有驚喜、有悲傷，被救援的野生動物，未來，是否能幸運的回到原來的自然棲地？或者持續接受保育研究收容中心的照養，牠們的生活樣貌，我們都必須持續關注。
2007-02-19
2007-02-18
親愛的女孩們
另一篇我喜歡的文章，從大陸網站上轉來的，但連結很像搞丟了，過陣子再找吧。
親愛的女孩們：
我要告訴你的話，這些都來自我心。你必須找到除了愛情之外，能夠使你用雙腳堅強站在大地上的東西。你要找到謀生的方式。現在考慮不晚了。我從來不以為學歷有什為重要，天才都不是科班，但，不是科班，連龍套都跑不了。
你必須把那些浮如飄絮的思緒，漸漸轉化為清晰的思路和簡單的文字。華麗和漂浮都不易長久。你要知道，給予文字閱讀快感是不夠的，內容，思想，境界，靈魂，精神和智慧，這些才重要。
不要多看那些和你一個路數的女作家的文字。不要瑣碎，無病呻吟。不要想到什為就寫。 不要流於小感傷和小感動。 妹妹，我要你相信溫暖，美好，信任，尊嚴，堅強這些老掉牙的字眼。我不要你頹廢，空虛，迷茫，糟踐自己，傷害別人。 我不要你把自己處理得一團糟。
節制自己的感情。不是任何人都能要。體驗生活，是另外一回事，並不意味著墮落和放縱。千萬不要認同那些偽裝的酷和另類。他們是無事可做的人找出來放任自己無事可做的藉口。真正的酷是在內心。你要有強大的內心。要有任憑時間流逝，不會磨折和屈服的信念。
不是因為在象牙塔中，才說出我愛世界這樣的話。是知道外面的黑，髒，醜陋之後，還要說出這樣的話。
妹妹，好好去愛，去生活。青春如此短暫，不要歎老。偶爾可以停下來休息，但是別蹲下來張望。走了一條路的時候，記得別回頭看。
時不時問問自己，自己在幹嗎。 傷心和委屈的時候，要嚎啕大哭。哭完洗完臉，拍拍自己的臉，擠出一個微笑給 自己看。不要揉，否則第二天早上會眼睛腫。 給自己一個遠大的前程和目標。記得常常仰望天空。記住仰望天空的時候也看看腳下。
任何時候，任何人問你，有過多少次戀愛，答案是兩次。一次是他愛我，我不愛他。一次是我愛他，他不愛我。好的愛情永遠在下一次。別給同一個男人兩次傷害你的機會。別相信床上的誓言。別看重處女，但保持純潔。不要為欲望羞恥，好好享受，但絕不忍受男人的侮辱和怠慢。
相信我，妹妹，男人多的是，比三條腿的青蛙多得多。別輕易說出“愛”。
相信你的直覺。
不要招惹別人的男人，除非你非常非常愛他，並且，他非常非常值得愛。不要招惹尋找與前女友相似，和他母親，姐姐相似女人的男人。不要招惹浪子，文藝青年和中年男子。別招惹太清純的男人。別和沒心沒肺的人在一起。別把犯賤當真愛。一個男人作踐自己來取悅你的時候，千萬不要因此感動。這個煙頭燙在他身上，下一個就可能燙在你身上。
看看一個男人的朋友們是什?樣的，注意他的朋友們對待女人的態度。還有，千萬別相信一個不準備將你介紹給他的朋友圈子的男人。一個男人只肯喊你“寶貝”的時候，堅持要他喊你的名字。一個男人不再來找你的時候，就不要再去找他。
不要相信在戀愛上用手段的人。分手時不要口出惡言。吸取教訓，但不要後悔。後悔沒有用。 別幹撕照片，燒信，撕日記這樣一類三流愛情電視劇中才有人幹的事。
相信愛情。相信好男人還存在，還未婚，還在茫茫人海中尋覓你。千萬別說“男人沒一個好東西”這樣使別人誤以為你閱人無數的話。
答應我，永遠不要去做那種午夜背著行李，從一個男朋友家，流落到另一個男朋友家的女人。
愛物質，適當地。永遠知道精神更重要。比那些名表，名牌，時裝，更加美麗的是你自己。 別瞧不起勞動人民。不要為勞動羞恥。土地不髒，汗味不難聞。尊重那些似乎生活狀況不如你的人，因為這樣才是尊重自己。永遠體恤那些生活在底層的人們。我們，並不特別嬌貴。
不要小看一分錢。不妨自己去掙掙看。
被朋友傷害了的時候，別懷疑友情，但提防背叛你的人。原諒，但並不遺忘。做人存幾分天真童心，對朋友保持一些俠義之情。
要快樂，要開朗，要堅韌，要溫暖。這和性格無關。
我擔心你太沈默，有時要強悍一點，被欺負的時候，一定要討回來！但是不要記恨。小人之見，隨他們去好了。 憐憫，會使你高貴。
最後， 要原諒這世界和自己。要告訴自己，你值得擁有最好的一切！
2007-02-17
流淚&流汗
拜Blogger新功能所賜，我把舊站的html碼恢復，但是鎖了起來。anyway，我自己可以細細品味以前的文章，至於旁人(除非你是駭客)就再等等吧。看見了一篇去年10月寫的舊文，貼一下~
這一天下午，我們齊聚靈糧堂，為小花送行。這是我第一次參加基督教徒的告別式，靜靜的，暖暖的，將小生命又交回上帝手中。我不是教徒，因此說實話很難融入儀式的脈絡中，然而心中的不捨與惋惜卻絲毫不減。即便我與小花不熟，但生命的消逝總令人傷感。我腦中有各種各樣的對話，不斷在那一段段的祝禱聲中進行著。
首先，我當然依舊好奇上帝在哪裡，思忖至此，免不了繼續想著那其他宗教的神佛又在哪？看著眼前的會眾、牧師，悅耳的詩歌，眾人頻頻擦拭著淚水。我想，不管有沒有天堂，生命總是脆弱又短暫，光是這一點，就值得我們努力豐富它，至少別留下遺憾。
老實說，我不喜歡牧師那段有關回廠修理的論點，即便我知道他用心良苦，以及這段話在心理學上的用途，然而其背後的意識形態卻脫離不了社會對疾病與所謂"缺陷"的不夠寬容。而這種不寬容，即便相當隱晦且難以察覺，甚或當事者也無意識自己話語所可能被詮釋的情況，卻是社會上許多歧視的開端。
人類社會對疾病的歧視，最顯而易見的不就是愛滋病、精神疾病、各種性病、肢體殘缺、顏面傷殘、甚至連禿頭、青春痘、雀斑、皺紋等等有些根本連病都稱不上的東西，也會遭到社會異樣眼光，進而衍生出許多"商機"。
因為，這社會大抵上重視的還是三圍而不是思維，看重的多半是外在而非內在。呵呵，我知道我愛喊帥哥，但我真的那麼在意外貌嗎？應該也不是。不過，我知道我很在意才華這東東，嚴格說來這應該也是屬於"外在"的一部份，但我怎麼戒也戒不掉這種症頭。如果放一個外表帥氣卻是草包一個的傢伙，跟一個外貌普通卻才識過人的傢伙，我肯定選後者。因為，我很明白自己骨子裡有某種驕傲與好強，所以我喜歡的人肯定要有讓我崇拜的地方，要有某些特質能讓我敬佩不已。不過這種標準，看起來實在太嚴苛，尤其在當下的台灣社會，呵呵。不過，朋友都笑我，也就是因為這樣，我才會不明究理地膨脹誇大喜歡的人的形象，老是把醜男捧成帥哥。(你們這群人不懂人家的帥啦，璞玉待琢呀！)
我的思緒又飛了太遠，老是跳躍式的一股腦兒的蹦出許多想法，是需要足夠精力消化。
anyway，我很克制地不讓自己淚灑會場。有時候我懷疑，自己是否見識過太多生離死別，漸漸地不那麼容易悲傷？這是種麻木嗎？還是說我真的成長了許多，懂得如何面對這些逆境與挫折所帶來的身心衝擊？我不確定。
告別式結束後，我回世新打球。好久沒有運動了，應著球隊學弟小威的邀約，我又回到大學球場。歐老師還是沒啥改變，像個年輕小夥子一樣在球場上奔馳，然後對著我大喊「阿你不是要讀書，怎麼有空跑來？」我笑著回他「我現在是在讀書呀，以後這一天下午應該都有空吧」
因為學校把球場租給緯來籃球，所以球隊練習的時間提早，但幸好老師週四一整個下午的課，所以球隊的人也可以趁空去打打球。呼，太久沒打球了，球感在拉了幾十個長球後才慢慢抓回來。幸好有小威在，幫我調整一些切球姿勢，又教了我新的打法。不過我的MIZUNO羽球鞋煞車效果不是頂好，所以我小心翼翼的跑動，最後還是換上我新買的艾迪達慢跑鞋充場面。
流了一堆汗，跟老師聊了一堆話，吃了小威請客的木瓜牛奶跟水煎包，拉了一堆平球、長球與切球。我有說過我不喜歡射手座男生嗎？但歐老師是個例外，每次跟他聊完天心情肯定特好。老師講到他在師大唸碩士班的情況，講到工作家庭與學業，講到在馬來西亞媒體圈特紅的球隊學長，講到前不久歌手小春學長回球隊，講到有學姊在國外唸博士唸出憂鬱症...。
再怎麼講，也講不過我要回政大趕報告，Orz。趕報告就算了，我的右手居然開始抖抖抖抖抖抖起來，肯定是因為太久沒打球，又一口氣跟體保生學弟打太久，明天早上報告看來會很有趣，希望我不要嘴角顫抖才是。
流汗的感覺真好。流淚？
因為在清理電腦的照片，看到了這一兩年走過的旅程：島、桂林、宜蘭、立報、樂生、綠島、屏科大、台南、蒙大拿、雲南、澎湖、金門、GRE小隊、新疆、政大...。順手將蒙大拿的照片抓一張來擺。看著照片中的自己變瘦又變圓又變瘦又變圓開心又嚴肅又開心又嚴肅，看著閃耀在光影間的回憶，我想到目前為止，我活得還算精采。至少，我沒有對不起別人，更重要的是，對自己也還能交代，因為我很用力的呼吸著，很用力很用力，即便空氣中有鉛。 :P
受害者
我一直覺得，「受害者」心態不怎健康。是的，這世界充斥著不公平、不正義，但眼見這些令人不快的事物在眼前發生，卻永遠只會在一旁哭泣埋怨，而不願敞開心伸出手來改變些什麼，我覺得這更病態。我知道，有人會接著說「做了也沒有用」「說了也沒人聽」...之類的話，但我認為，在尚未行動前就為自己找來各種藉口，這種態度很不負責，尤其是前面那類話早已預設著對方的無理，將問題先歸罪給別人，這不顯得可笑嗎？
早上從木柵回天母，先搭252到景美轉捷運。在捷運上看見了一幕典型的受害者情結，不禁思忖著，改變自己真的遠遠難過於責怪他人嗎？
A女，中年婦女，坐在博愛座旁位置上，眉頭深鎖。B女，32歲左右，坐在A女兩點鐘方向，低頭沉思。我提著兩大袋行李，站在她們中間。一如往常般，好奇地觀察四周。我注意到，在閱報的B女因為調整姿勢，不小心碰到A女的腳。孰料A女因為腳被碰到而相當不悅，頻頻回頭瞪著B女，口中還念念有詞，這樣的情況持續到至少超過台北車站吧(因為我睡過了明德站)。呼~
anyway，我覺得這只是小事，但沒想到那種怨念可以如此深刻。天呀。沒必要讓這點小事打壞自己的心情吧？我走在回家路上一直想這問題：如果我是A女，會有哪幾種選擇？
1.置之不理
2.稍稍挪動自己的身體
3.微笑著請B女稍微留意(如果我真的很介意)
4.其他
我覺得1跟2最有可能，因為在公共場合難免會有肢體碰觸，更何況別人也不是故意引起自己不快，何必斤斤計較呢？well，倘若真的非常介意他人碰觸到身體，那我肯定用更積極的方式表達感受(諸如選項3)，好意的煩請他人留意，我想世人多半是好人，很少人無聊到故意去惹惱他人吧。所以，妥善適切的溝通，是比較健康的方式吧？至少強過悶在心中抱怨別人無理，或將自己當成無助受害者，是吧？
事情很多時候無法用對/錯、是/非、黑/白...這種二元對立方式看待，更多時候我們是在那模糊地帶尋求一些理解與共識，是吧？既然是觀照角度不同，因而產生不同思維與行動，那麼，為何還有那麼多人誓死拼個你死我活，非得弄到兩敗俱傷呢？
哈哈，可能是我比較懶吧，就不大想浪費時間在無謂的爭執與憤怒上頭。However，只要對方有誠意溝通互動，我是非常有耐性花時間深談(我就沒啥耐性花時間排隊買吃的，或忍受極無效率的行政工作)。畢竟，套句過去新聞系某位教授(我忘了是誰)常說的話：學新聞傳播的怎麼可以不懂得如何溝通呢？
我想，至少對我而言，拋開那種別人負我的受害者情緒，對於面對及處理眼前問題相當有益。哈，有感而發完畢。
2007-02-15
海洋家族
播出時間：2007/02/16 星期五 晚間九點 公共電視台 ch13 「我們的島」
製作緣由：
「這世界因為有傻子而美麗」，這是自己這幾年的感觸，有時看到很多人為了環境、為了理想，不計代價的努力付出，心裡總會想著：「還好世界上有這群人」，第一次看到郭道仁教練與潛水同好，一起在東北角的海邊綁竹叢，只為了讓海洋裡的軟絲仔有一座產房，覺得這真是一個有點創意、有點瘋狂、有點浪漫的點子，於是這個迷人的故事就這樣開始了。
節目內容：
「海中有一場華爾茲舞會正在進行，一對對身著潔白舞衣的愛侶，揮舞著輕柔的舞步穿梭巡游，變化萬千如霓虹般的色彩在身上時隱時現。」很難想像潛水教練郭道仁描述的是一種生物………
每年到了春季，海洋生態攝影工作者郭道仁就會帶一群潛水哥們到和美村的山坡上找竹子，以前他們壓根子就沒想過，來東北角潛水最後還要上山去砍竹子，八年前他們開始利用竹子當建材，在東北角海域搭建起一座座「人工產房」，而住進來的產婦呢？就是軟絲仔。
四月到九月是軟絲仔洄游到東北角產卵的季節，珊瑚以及海藻是牠們天然的產房，潛水已有二十六年的郭道仁，注意到因為海洋環境的惡化，使得軟絲仔要找適合的產卵地是愈來愈困難，甚至最後只好屈就在垃圾、廢漁網上產卵；後來有一次他到馬來西亞馬寶島潛水，看到當地潛水業者利用椰子葉為軟絲仔築巢，藉此吸引遊客發展生態觀光，於是他就突發奇想，嘗試用各種不同的材料，為軟絲仔打造舒適的產房。
究竟什麼樣的形式才是軟絲仔喜歡的呢？剛開始有些摸不著頭緒，最後他們把竹子綁成一叢叢的，再用沙包當地基，把竹叢拖到海裡固定，上面還吊起了寶特瓶當作浮球，就這樣一座造型奇特的「人工產房」誕生了。「我們好像是工頭，現在社區蓋好了，開始擔心會不會賣不出去，只好等看看住戶要不要來了。」參與建造的海洋義工忐忑不安的形容著，誰也沒想到這棟社區竟出乎意料的搶手，不到兩個星期，竹叢上面掛滿了一串串晶瑩剔透的白色卵條，之後的幾天郭道仁時常到竹叢邊，等待行蹤飄渺的軟絲仔現身。
平常要看到軟絲仔可不是那麼簡單，神秘敏感的牠們只有在產卵時，才會來到淺海域，究竟生活在哪裡，又到哪裡去，仍是生態之謎，郭教練回憶起第一次見到軟絲仔曼妙柔美的身影，出現在眼前時心中的震撼：「與軟絲距離只有六十公分，幾乎伸手可得，牠們用最優雅的泳姿，不急不緩的游到我的面前。」這也是他第一次發現原來人與海洋生物的距離可以這麼的親近。
他開始靜下心來慢慢的觀察軟絲仔的一舉一動，如果軟絲仔白色透明的外套膜是一件純白的舞衣，那麼身體兩側寬大的肉鰭就是搖曳的裙擺，軟絲仔就像一位專業的舞者，舞動著十隻觸手，在東北角的海洋裡，上演一場浪漫的求偶舞，「一對參宴的伴侶下場了，牠們翻舞著裙鰭，伸展搖擺的觸手忽上忽下，隨著潮浪的節奏舞著，不一會兒舞步停在竹叢間，身軀較小的雌魚伸出觸手，將卵囊推黏入樹枝裡，體貼的雄魚守護在側，隨其比翼同游。」郭教練浪漫的形容著，如果說軟絲仔是海洋中最優雅的舞者一點也不為過。
更神奇的的是，他發現軟絲仔是一種可以把「喜怒哀樂」表現出來的海洋生物，牠交配時、產卵時、遇到外來者入侵時，牠的身體與觸手就會擺出不同的架勢，而身上的色彩也會瞬間改變，宛如霓虹燈一般變化萬千，就像是一種表情、一種語言，要告訴你牠現在的心情。
根據國外文獻顯示，從軟絲仔觸手的姿勢以及外套膜的色彩，可排列出三十幾種不同的變化，生態學家也急欲解開這奧妙的意義，「原來海洋生物有著屬於自己的語言。」潛水二十六年，拍攝過無數種的海洋生物，郭道仁卻感嘆的表示，是軟絲仔真正帶他進入海洋生物觀察的領域。現在的郭道仁不論到哪裡潛水，他除了拍美的照片、拍特別的生物，他還會慢慢地在海裡觀察，因為海洋生物的每一個細微動作都代表著一個秘密，他在努力的尋找海洋裡的獨特語言。 
春末秋初，郭教練又再度拿起攝影機，潛入親手打造的人工產房，他靜靜的在一旁等待著，等待著心愛的白衣舞者，舞動著透明裙擺輕柔的進場，下一場海洋華爾茲舞會又即將開場……
採訪 柯金源 于立平
撰稿 柯金源 蘇志宗
攝影 柯金源 郭道仁
剪輯 蘇志宗
資料來源：
公共電視台「我們的島」-391集 海洋產房
相關資料：
柯老部落格-「山海經典」-海洋家族之歌
柯老部落格-「山海經典」-產房
2007-02-14
2007-02-08
北京行亂記
這次去北京，跟幾個可算是兩岸所謂大人物的人吃飯聊天，我比較不那麼喜歡的兩場是唐樹備與張明清。不是討厭他們的人(畢竟我跟他們也不熟)，而是不喜歡那濃厚的官腔，但聽完他們與學生們的互動，我不得不佩服對岸領導幹部發言的謹慎與幽默(總之就是很厲害的那種打太極法)。
我問了唐關於中共意識形態的問題，大概就是想聽他講究竟中共現在如何看待建黨時高張的所謂社會主義理想(特別是對照著改革開放迄今中國社會的發展，諸如嚴重的城鄉/貧富差距等等問題)，他的回答如我所料，大抵上就是那"先讓一部分人富起來"，還有就是所謂黨員的先進性無法苛責一般民眾遵守等等...。唐說，社會主義理想沒有被拋棄...(當然我非常質疑這點)。
至於張，他斬釘截鐵地說中國絕對不會幹封鎖信息/新聞的這種事情(但我們團員帶電腦去北京卻怎麼也連不上台灣網站卻是不爭的事實)，讓本來只想好好品嚐鴨王美食的我不禁豎起了耳朵，仔細聽他說些啥，然後又忍不住舉手發問。我問他所謂不封鎖信息，是指不會封鎖所有信息還是選擇性的封鎖，至於他不斷強調媒體開放這詞兒，開放的定義為何又其界線在哪？另外就是倘若媒體報導屬實但卻危及國家利益或黨的形象，中國政府又會如何處理。well...不愧是前國台辦發言人，繞了一大圈就是迴避我的問題，但至少讓他前面那句話露了餡兒，因為他後來說政府當然不能讓有害社會的新聞出爐...呵，這豈不就是箝制言論嗎，畢竟何謂有害，對誰有害該由誰界定咧(在這裡顯然是中國政府界定)。anyway，聽完他的回應，我於是繼續吃著好吃的鴨王...因為說來說去還是那些話，除了他很想跟邰智源同台演出這點比較吸引人以外。
另外幾場還有海協會的王小兵、北大的林毅夫、楊鵬、吳思...。我最愛的是楊跟吳那場，他們不愧是被禁書的人，比較敢講話，呼。有機會再談唄，總之我回來了。 :D
The Invitation
It doesn't interest me what you do for a living.
I want to know what you ache for, and if you dare to
dream of meeting your heart's longing.
我對你靠什麼維生不感興趣，
我只想知道什麼是你所渴望的，
想知道你敢不敢追求你心中的夢想。
It doesn't interest me how old you are. I want to
know if you will risk looking like a fool for love,
for your dream, for the adventure of being alive.
我對你幾歲不感興趣，
我只想知道你是否有勇氣像個傻瓜一樣地追求愛
It doesn't interest me what planets are squaring
your moon. I want to know if you have touched the
center of your own sorrow, if you have been opened
by life's betrayals or have become shriveled and
closed from fear of further pain I want to know if
you can sit with pain, mine or your own, without
moving to hide it or fade it, or fix it.
我對哪個星球和你的月亮成為直角並不感興趣，
我只想知道你是否勇於觸碰你心中的傷痛
你的心是否曾被打開在經歷人生中的背叛之後
或者因為害怕更多傷痛而變得無能為力且封閉
我想知道你是否可以與你的傷痛同在
有我和你一起，或你自己
不需要隱藏、消失或修復
I want to know if you can be with joy, mine or your
own, if you can dance with wildness and let the
ecstasy fill you to the tips of your fingers and
toes without cautioning us to be careful, to be
realistic, to remember the limitations of being human
我想知道你是否能夠與喜悅同在
與我同在 或你自己
是否能夠瘋狂地舞蹈
讓欣喜若狂充滿你的趾尖
不用我們警示你要小心
成為真實的
謹記著身為人的極限
It doesn't interest me if the story you are telling
me is true. I want to know if you can disappoint
another to be true to yourself; if you can bear the
accusation of betrayal and not betray your own soul;
if you can be faithless and therefore trustworthy.
我不在意你告訴我的故事是否真實
我只想知道你是否讓另一個對你真實的人失望
你是否能夠忍受背叛的指控
而堅持不背叛自己的靈魂
是否能夠堅守信念依然值得信賴
I want to know if you can see beauty even when it's
not pretty, every day, and if you can source your
own life from its presence.
我想知道你的每一天是否能夠看見美
即使當它並不漂亮
並且能夠從當下的存在擁有你的人生
I want to know if you can live with failure, yours
and mine, and still stand on the edge of the lake
and shout to the silver of the full moon, "Yes "
我想知道你是否能夠與失敗共存
你的 或我的
並且依然站在裂縫的邊緣
大聲地對銀色的滿月大喊:
“Yes”
It doesn't interest me to know where you live or how
much money you have. I want to know if you can get
up, after the night of grief and despair, weary and
bruised to the bone, and do what needs to be done to
feed the children.
我對你住哪裡或者有多少錢不感興趣
我只想知道你是否能從一個不幸而悲痛的夜晚
再站起來
並且做你必須做的事
去餵養你的孩子
It doesn't interest me who you know or how you came
to be here. I want to know if you will stand in the
center of the fire with me and not shrink back.
我對你從哪裡來以及為什麼在這裡不感興趣
我只想知道你是否會與我同在烈火的中心
不退縮
It doesn't interest me where or what or with whom
you have studied. I want to know what sustains you,
from the inside, when all else falls away.
我對你曾在哪和誰做些什麼不感興趣
我只想知道是什麼支撐著你內心的力量
當全世界都離棄了你
I want to know if you can be alone with yourself and
if you truly like the company you keep in the empty moments.
我想知道你是否能夠與你自己相處
並且真實地與自己相伴
在未被佔用的時間裡
By Oriah Mountain Dreamer
http://www.oriahmountaindreamer.com/Book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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