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病

昨天一整天頭痛欲裂，原以為經過一天的折騰，一切都會好轉。這下好了，因為吃藥而來的副作用，居然在凌晨4點多喚醒我。強烈的噁心感伴隨頭痛，讓我已經無法入眠...

當個女人真不容易，特別像我這種女性荷爾蒙分泌不足的傢伙更是如此。

催經針、催經藥及一個半月的等待，小紅終於心甘情願報到。嚴重的經前症候群讓過去一個半月情緒相當低迷，身體更是疲憊不堪。還有我覺得最慘的部份—浮腫—這個無可避免的副作用，有不少接受類似治療的人已經提醒過我。但有什麼辦法呢，寧可浮腫也不願意小紅繼續任性不來。

所以，面對家人們無情的表示「ㄟ，你怎麼變那麼胖」我實在啞口無言。畢竟我食量沒增加，運動量反而還增加了，這種藥物副作用並非我所能控制，與其因為這些言語而讓自己更不爽，不如坦然接受這一切。都不喜歡別人歧視疾病或旁觀他人苦痛了，自己又怎麼可以這樣對待自己呢？

只能放寬心，面對目前的一切不適，試著不讓身體的痛楚影響情緒（雖然很難）。畢竟，日子還是得過，選擇樂觀總會比較快活些，是吧？

人師

本來是要回應古士塔夫新文章：教師年輕化 但可能因為我這firefox有問題，總是無法回應，所以就把自己的回應文貼於此囉。


大學時期有個我很欣賞的老師，他總是非常有行動力，認真蒐集許多國內外新聞剪報、側錄新聞廣告或節目片段、並且每年修訂他親自編撰的傳播理論講義，在課堂上與同學進行討論。課餘時間除了與同學組讀書會外，另外還在社區大學教課，他說社大那些"老學生"教給他更多東西。此外，有關媒體改革、反戰或一些他支持的社會運動，經常可以看見他帶著小孩一同上街頭。

不過他始終沒升等，我猜想他應該也很難升等。一是因為他實在非常認真在備課，那種認真程度我推想應該沒多餘時間精力接啥大案子做。或許就是因為他的認真，課堂上總是能激發同學許多想像，並主動發言討論（這真是其他課程難見的情況)。二是因為他實在太敢於直言，對於學校政策有意見絕對會在公開會議中提出，他不是那種鄉愿的人，或為了迎合大家而噤語者，我想這種人肯定招惹不少人厭。 :p

我每回都很擔心，哪天學校政策轉彎，逼得這麼一位好老師必須退出，這除了讓我為傳播領域後進者感到惋惜外，其實也跟著擔憂未來傳播界可能因為少了位有風骨的老師而每況愈下。

我記得，那時候有位老師急著要升上正教授，結果該學期兩堂課幾乎都草率帶過。對於想打混的學生而言，心中想著「真是賺到了」；但對於真想學習的人來說，心裡實在很悶。到現在我還是很難原諒那為了自己研究而犧牲教學品質的老師，儘管我清楚她有許多無奈與結構加諸的壓力。但我想，這或許是選擇與取捨問題。

在我成長過程中，那些挹注熱情在教學、關心學生的老師們，對我影響最深刻，也是我最感激的老師。至於那些所謂學術聲望極高者，多半只顧著自己的研究，或不知如何與學生相處，這些老師儘管我欽佩其研究精神，但在我生命中再難烙印些什麼。

我曾經問過那位老師，究竟為何他可以待在學校幾十年（因為我猜想換做我恐怕會覺得無聊）。他回答我「因為我熱愛我的工作」他說他喜歡教書還有跟學生互動，只要有熱情存在，就足以支撐他繼續走下去。從此，這「熱情」兩字經常在我心中迴盪。

六十年

今天一早，我跟阿哲去找教練，沒想到他現在一個人住，我們原先打算不留下來吃午餐，後來知道這將近一年來，他都一個人住，於是我們好說歹說的拉著教練一起去餐廳吃飯。

教練說，他前不久才跟球隊另外兩個學長姊去吃簡餐，又貴又不是特別好吃，想說服我們「我到蘭陽女中對面買三個便當吃就好啦，不然我們一起去吃也可以阿，便宜又好吃，你們別破費啦」

阿哲說「教練，我們很久沒跟你一起吃飯了耶，而且我們兩個人都在台北，你跟兩個人住宜蘭的人吃飯，卻不跟我們吃飯實在不夠意思。」我說「對阿，不然我們去吃火鍋，恩，不然蘭女對面有間義大利麵挺好吃的~~教練~~走啦走啦~~」(我本來想下廚，但是看看教練家廚房很像沒菜就作罷)

教練不死心的繼續說「我平常都自個兒煮菜吃阿，不用那麼麻煩還花錢，你們又沒有在工作，你不是沒在工作了嗎？」我說「有阿，他有工作阿，在內湖科學園區當電腦工程師ㄟ，哈哈哈，別擔心這事~」

於是，在我們一搭一唱的勸說下，教練終於願意跟我們一起出去吃飯。也是在今天，我才更清楚，當年那個二十多歲的青年，隻身來台教書這六十多年光陰，有多少悲歡離合。那是一段，我讀再多書也很難深刻體會的經歷，一段將黑髮染成白髮的歲月。

教練說，民國三十六年，二二八事件剛發生沒多久，他人正在和平島外海的大船上。那時候船上得到消息，知道台灣正在動亂，於是船長廣播，告知船上所有乘客台灣發生暴動，如果還想上島的人，請到船長室登記。那時候，船上好幾百人，決定上島的只有七個人。教練就是其中一名。

「那七個人中，有三個是大陸人要去台灣，但這三個人是因為妻兒都在台灣，非回台灣不可；另外三個是台灣人，所以也要回去。」我問教練，那他到台灣做什麼？他說，當時船上的人也這麼問他，「你那麼年輕，又是單身一個人，現在台灣在殺大陸去的外省人，你幹麻還要去？」

教練說「我跟台灣人又沒仇，沒什麼好怕的阿」他當時是被教育部派到宜蘭教書的，而這段前往台灣的路途，其實相當曲折。

我這才知道，當年對日抗戰結束前後，教練跟著在軍中擔任重要職位的哥哥，一起從南京跑了大陸很多地方。最有趣的部分還是那一段他們跑去山東辦年貨的日子。教練說，他當時穿著軍服，別著嫂子的上尉軍徽，然後跟著運送通訊器材，「許多人看見我還跟我鞠躬敬禮呢」呵呵，我開始想像當年二十出頭的教練，可能也相當頑皮。

他說，過年的時候，他們搭火車去東北辦年貨「因為便宜阿，一隻雞只要1塊錢，有時候一毛兩毛也可以買到很多童子雞」他們從南京搭了八個多小時的車到了山東，由於火車站站停靠，所以他們四個兵就會經常下車買東西吃。

後來，他們從山東買了好幾頭豬、一堆雞跟鴨，四個小夥子就一起搭車運回南京的軍營。他在廚房煮了很豐盛的年菜，讓軍隊的弟兄飽餐一頓。

教練的老家在蘇杭一帶，跑到貴州唸書，等到抗戰勝利才又從西南返回上海、南京。後來有位當時他在教育部工作的老師問他，想不想去西北教書，教練問過他哥哥，他哥哥說「你才剛從西南回到南京，現在又想跑去西北？」由於家裡的反對，教練於是回絕了他的老師。

後來，那位老師又打電話給教練，問教練是否想去台灣教書。教練又跟他哥哥說，他哥哥這次更不解，「你這人真的很奇怪，我們從西南好不容易回來，你一下說要去西北不成，這下居然要跑去東南邊？」但這回出於一些因素，教練很堅持到台灣，拗不過他的哥哥只說了一句話，「你自己決定吧！」

哥哥不打算給教練盤纏，但是嫂嫂則是將她手中的戒指取下拿去賣了。教練說，那一幕他印象非常深刻，到現在都還記得很清楚嫂子脫下戒指的那一刻。「總共賣了43萬元，這就是我後來帶來台灣的全部家當」教練說，扣掉船票8萬多元，剩下的就是他當時在台灣生活的老本了。

他是搭小艇在基隆上岸的，那時候沒人要幫他搬行李。我問教練為什麼，但其實我大概猜想得到。「因為我看起來是大陸來的阿」教練說，當時幸好身上帶的網球拍救了他，還有自己曬得非常黝黑的身體，以及胸口不經意露出的胸毛(聽到這裡我們跟教練忍不住一直笑)，就是這些特徵救了他。

「為什麼阿？到底發生什麼事情？」我搞不懂上不上得了岸跟胸毛有啥關係，呵呵，於是繼續追問教練。

教練說，因為這樣的他看起來很像日本或小琉球來的人阿，所以大家就比較尊敬他一些。不過，那時候從宜蘭往台北的火車，特別是經過牡丹一帶，經常會有所謂的外省人被打被殺。「他們都說二二八事件台灣人被殺了很多，但我知道外省人死得也很多。」教練說，那時候在火車上，動不動就會有人問「你是哪來的？」「國歌怎麼唱？」

如果是大陸來的人，多半不會唱「國歌」，也就是日本統治時期的國歌，也因此經常被拉到車廂間拳打腳踢。等到過山洞時，很多人就被推下火車，死的死、傷的傷。

我開始回想，每次火車經過山城牡丹時，那股悽涼感該不會就是這樣來的吧？從小我就特別注意三貂嶺、牡丹前後那幾個車站，因為我覺得那裡好安靜，窗外景色又很漂亮，夏天的普通車行經那邊時，特別涼快。現在那裡變了，河川整治亂搞一通，溪流早就不是我小時候見到的模樣。

對我來說，教練是影響我非常大的一個長輩，我從國小六年級第一次見到他，就覺得他很可愛。國中之後加入他帶領的球隊，那是我到目前為止最精采的一段學生生活。我們不只學習打球的技巧，還從他身上學了非常多待人處世的道理。運動家的精神，對我來說就是某種做人的風骨。在一次次的練習、出外比賽過程中，我的許多壞毛病，漸漸消失。那個當年一不開心、一輸球就急躁、暴跳如雷、患得患失、傷心難過的我，早就慢慢學會笑眼看待這一切。畢竟，有時候接受失敗的事實，是比獲得冠軍難上更多倍的事情。

「你如果每次輸球就不開心，就這麼難過，不如不要打球好了。」這是教練在我國二那年對我說過最重的話。那時候我們在東光國中旁邊的羽球館比賽縣內羽球賽，我那場單打輸了，好強的我根本無法接受這種事情，於是擺著張臭臉，生氣又難過的坐在場邊觀賽。教練招手要我過去，他跟我說，比賽靠得不只是那些殺球技巧，我的速度快、力量也夠，但是就是性子太急。「你一急，球就容易失誤，愈是處於劣勢，你更要沉住氣。你急著殺球想得分，就容易掛網。」教練指著我的腦門說「打羽球要動腦筋，光靠蠻力跟體力是沒有用的」

我記得我那天超級不爽，因為我知道自己實力比對手強，實在不該輸，所以根本聽不進去這些話。後來，球隊一個帥氣的學長(姓莊的學長，我忘了他的名字)過來安慰我，那時候我的情緒也早就比較緩和了，所以自己一個人跑去販賣部買飲料，然後躲在外面看網球賽，想著這些話。

呵呵，這都已經是十幾年前的事情了。這十多年來，教練一直被我放在心中很重要的位置。如果沒有他，我可能不會那麼堅持著想完成些什麼；如果沒有他，我可能學不會柔軟。沒想到，六十年前的這時候，教練跟我現在的年紀差不多，隻身從大陸來到這個小島。唉，他真是看盡了人生冷暖，兩個兒子在這些年過世，師母也在去年過世，媳婦改嫁帶走了孫子，如今只剩他一個人住在宜蘭。我心中實在非常不捨...

所以，認識教練的人，改天跟我一起去找他聊聊天吧。還不認識的，想認識教練的也跟我說吧，他是個非常友善風趣的好老師。

黃厚銘老師寫給同學的一封信

同學們，

我離開台灣、來倫敦進修的生活，已經漸漸步入尾聲了。過去這段日子，不再需要忙碌於教學、研究，也使得我有機會抽離地看待過去幾年在學校裡的所見所聞。但距離越遠，卻也讓我越加焦慮於系上、學校、乃至於台灣學術體制短視地追求效率及實證主義獨霸的走向。身為大學時期追隨流行而轉入社會學領域的我，我很清楚兼容並蓄、百花爭鳴的開放態度、以及理論思考的魅力，才是當時社會學之所以能夠吸引各式學科背景的人帶槍投靠、並在校園裡帶動風潮的原因。而今，越來越建置化的台灣社會學主流，卻寧可將這樣的學術地位拱手讓給在他們眼中不夠嚴謹、紮實的文化研究。但相對於對現有學術體制走向的疑慮，其實我更焦慮的是，做為未來台灣社會中堅的你們，現在就已經呈現出來的老態：現實、自私、冷漠、疏離。我在你們身上越來越看不到理想性，這讓我對未來感到悲觀。但我並不絕望，所以我決定動筆寫這封信。我所要說的是，其實社會學、乃至於政大社會學系在校園裡、在社會上的地位如何，不只身為老師的我們有責任，你們也有責任。


先從一個和你們最切身的事情談起。記得我剛到系上任教時，最不能習慣的是所裡研究生們上課時的沈默與被動。以致於後來的幾年，我在每一門研究所課程之初，都得從各種角度說服你們上課要多發言參與討論。其中一個論點就是，我覺得你們過於溫情主義。我看到的是，你們非常在意同班同學的感受、逃避衝突，而寧可放棄學術研究的理想、精神－－為了追求知識、真理而思辯的熱情。這熱情裡應是要讓你們勇敢地站出來捍衛自己所相信的對文本的理解、對思想、價值的信仰。乃至於，我常說，社會學經常做兩種比較研究來打破我們處在社會中將一切視為理所當然的態度。其一是同一個社會的跨時代比較研究、其二是同時代不同社會的比較研究。我相信，你們也應該在我課堂上看到了其他系所同學的參與，而發現這樣的溫情主義並非理所當然，也不是你們的唯一的選擇。

甚至我也跟你們說過，輕易地以留面子給其他同學、而不提出自己對他的質疑，這才是真正的自大與傲慢。想想，在跟對方有所意見交換之前，你又憑什麼這麼確定他的看法、解讀是錯誤的，乃至於他需要你留面子給他，而絕對不可能是你自己錯了呢？但我在你們的沈默裡，看到的只是跟現實、跟社會妥協。那一刻你們所面對這個社會不大，就是課堂上的同班同學而已。你們寧可為了這個小社會的和諧而犧牲了學術研究的精神、理想，果真如此，我又怎麼能夠期待，你們有一天會願意抱持著社會學的批判態度，去對抗大社會裡的不公平、不正義呢？還是你們寧可等待風潮起來，安全地當一個潮流的追隨者、甚或是搭便車的人呢？果真如此，你們又如何能夠期待在校園裡、在社會中，人們敬重會你們是政大社會系所畢業的社會菁英、會敬重社會學、學術研究的所應發揮的影響力呢？

你們告訴我，你們有各種私人的因素，諸如，成長背景、修課負擔、生命階段等等而不參與系務，但我卻又經常不經意地得知你們對系務、對老師們以力服人的作風、對學科發展方向的不滿與抱怨，但你們大多也僅止於這樣私下、口頭上的埋怨而已。這景象，對我而言，就像是新亭對泣，只是徒然相互打擊對這個系所、對這個學科、學校的認同，以致和其他同學一起越來越冷漠、疏離而已。你們只是等著有個人來帶領你們，連讀書、寫論文也是如此。只閱讀老師上課開列的書單、要老師幫你們評估研究主題的可行性，而不是勇敢地自己去挑戰艱難的原典、去探索你們有興趣投入的研究領域、去說服全世界你的解讀、詮釋、還有你選擇的研究主題是有價值、有希望的，以及說服大家接受、相信你的研究發現與主張。隨之，我也無法想像，等你們畢業以後，你們對這個系所、對這個學科還會留下多少認同、多少感情。

在知識上，你們可以朗朗上口地說出社會學的基本問題是結構與行動之間的複雜關係，但你們卻在行動上卻宣告著只有結構、沒有行動，行動是不可能挑戰、修正結構的。即使真的有機會改變結構的話，也得交由一個沒有來由、不世出的英雄來帶領。你們輕易地把別人的行動力與實踐解釋為個性、成長背景、生命經驗、生涯階段使然。而忽略了對社會學的信仰、從不覺得有必要把知識跟行動、把社會學跟你們的生命結合起來。社會學對你們來說，彷彿只是一門學科、乃至於僅僅是謀生的工具，而且還是一個不太有經濟效益、不太有生計保障的謀生工具。社會學從不是你們的生命態度。如此一來，我又如何能期待你們在藉著社會學知識、藉著政大社會系所的文憑找到工作以後，能夠突然不再繼續順從體制、不再斤斤計較於個人有幾篇 SSCI與TSSCI的論文發表、何時升等，乃至於如何能夠不只是藉著社會學、藉著學術研究來累積個人的資源、利益、追求自己的社經地位呢？你們猜想，那時候你們會不會也因為要適應、順從體制，決定捨棄沒有直接利益的教學、而選擇比較有效率、利益的研究呢？（要是我也跟你們一樣，又怎麼可能花時間寫這封信叨叨絮絮地來說服你們呢？）

我記得，顧忠華老師在台灣社會學會理事長卸任演說時，提出了公共社會學的主張。但我看到的是，就像是C. Wright Mills所說的，社會學要不因著抽象的理論而與社會現實隔離，要不就是自閉於高深研究方法的象牙塔。坦白說，我也因此很懷疑你們如何可能找到對你們的生命有意義的研究主題，來寫就一本讓自己喜歡的碩士論文，更別提對社會、對學術有何貢獻了。

扣緊樂生療養院的事情，我並沒有要你們都非得反對樂生療養院的拆除不可。但你們可曾花些時間了解工程單位、新莊居民、樂生療養院居民等等，他們各自的意見呢？我確實沒有要你們非得正氣凜然地贊成或反對某一方的立場。而只是期待你們付出一點點時間、關心一下這整件事情。因為，研讀社會學，卻一點也不關心社會，那麼，社會學對你們的意義會是什麼呢？

樂生療養院的事情，不禁讓我聯想到我講授社會學課程時用過的一本補充教材－－尾瀨朗的漫畫書《家》。這本漫畫書的故事是改編自1960年代日本東京成田機場興建前後，所引發的一場橫跨三十多年的抗爭。機場原來的預定地，其實並非成田機場的現址。不令人意外地，對於預定地的決定，人們總是以事不關己的態度袖手旁觀，反正只要不要蓋在我家就好了。等到事情落到自己頭上，才來抱怨別人事不關己的冷漠態度。這就如同我們大多數人對貢寮興建核電廠袖手旁觀一樣。如今，你們對樂生療養院的態度也是如此，要不覺得這是工程專業的事情、要不覺得這不干你們的事。但你們卻忽略了 Habermas如何藉著溝通理性、系統對生活世界的殖民化等概念，對科技官僚統治(technocracy)進行了什麼樣的批判。我深信你們之中的許多人都多少知道 Habermas說了些什麼，但除了用來應付考試、寫論文以外，Habermas的說法對你們有何意義呢？

在此，我願意更清楚地說說我自己對樂生療養院事件的看法。有人說，不應該因為五十個人，而犧牲五十萬人的利益。其實這說法也很類似於我們對待貢寮鄉民的態度，我們用全台灣人的經濟利益，要求貢寮鄉民接受核電廠的興建，就如同我們要樂生院民接受療養院的拆除一樣。要不，我們認為核電廠、捷運的興建與否、樂生療養院的拆除與否，該交由工程師、學者、專家來幫我們做決定。但其實在另一方面，學術文化界與知識份子如果以樂生療養院的歷史、文化、學術意義而片面要求新莊居民接受捷運工程的改弦更張，這也一樣是暴力。乃至於沒有溝通的投票，也仍然是多數暴力而已。對我而言，這個事件是一個讓我們學習溝通、妥協、折衝的機會。一樣引用 Habermas的說法，我會說，溝通，而不只是數人頭，才是民主的精髓。而Habermas的理論究竟是不是蛋頭學者不切實際的空想，這端賴於你們決定把這套說法當成學術討論、理論解讀的議題而已，還是試著在生活中、社會裡去努力實踐它，進而讓理論、學術和現實產生對話。對我來說，社會學也是如此。你可以選擇讓社會學知識、社會學系所文憑僅僅做為成就你個人社經地位的工具，也可以讓它成為你的生活態度、生命哲學的指引。你可以繼續心虛地不知如何說服別人學習社會學的用處，也可以決心藉著你的實踐讓人們尊重你花了幾年的時間、精力所培養的專業。

藉著一個不同於今日你們的選擇，我相信政大社會學系、乃至於社會學的地位，也將逐漸有所不同。至少，我可以確定的是，只要你們繼續冷漠、疏離，政大社會學系與社會學的地位，絕對不會有所改變。這是我對結構與行動之間關係的認識，也應該是社會學這門學科早就教給你們的。因為，我也很確定，社會學並沒有告訴你們，面對結構，行動是毫無可能的。不是嗎？那麼，為什麼你們卻藉著冷漠、疏離、與私下抱怨等等的舉動，一再地否認行動的可能性呢？

底下這個網址是一篇參與運動的學生，對他的行動與他的求學的反思。或許你們也可以藉此對照看看，你們的不行動，可以讓你們有機會得到這樣的思考嗎？

http://publish.pots.com.tw/Chinese/PotsView/2006/07/27/420_06potsv/index.html


作者：政治大學社會學系助理教授 黃厚銘
本文出處：http://twpa.ioe.sinica.edu.tw/archives/2007/05/09/7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