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04-29
疆行‧將行。
去年夏天,笨童跟我都展開了另一段人生旅程。說是她用苦情攻勢渴望我陪伴去新疆流浪,但實際上是我被塞在這海島的紛亂中苦悶太久。於是,我們兩個排除萬難前往那遙遠的疆域。在這段旅程中,我們一起走過許多人間仙境,也面臨了一些料想不到的狀況。
2007-04-28
2007-04-27
女知青──當代性別研究中的重要課題 by 劉小萌
這周文革讀本,讀到劉小萌所寫的《下鄉女知識青年婚姻剖析》。呼,那篇文章有幾個地方不曉得是我理解力不足,還是文字排版有問題,總之文字讓我深感「不知所云」。所以,我開始嘗試找一些文章(作者出的書尚未拜讀),結果發現下面這篇文章比起《文化大革命:史實與研究》所選錄的那篇更容易掌握作者的研究心得。
女知青──當代性別研究中的重要課題
劉小萌
隨著上山下鄉運動的偃旗息鼓,知青早已實現了社會角色的轉換,融入到社會的各個階層。從這個意義講,“知青”已是一個歷史的名稱。問題在于,知青群體在經歷二十多年來的複雜分化過程後還保留著許多有形或無形的聯繫,特別是近年來,隨著大批知青內退、下崗成爲新時期社會中的弱勢群體,知青問題又重新凸現出來,而對于官方來講,這個問題又重新具有了某種敏感性。與此同時,“知青”意識也有擡頭和蔓延的趨勢,儘管已兩鬢白髮,即便是陌路相逢,一句“知青”,就足以使彼此産生心靈的溝通、情感的認同。從這個意義上來講,“知青”仍是一個充滿活力的、很現實的名稱。
研究知青問題,爲什麽要突出女性?換句話說,爲什麽要從性別的角度來研究知青問題呢?因爲我覺得,過去說到歷史,說到傳統社會中的男女不平等,大家都沒有异議,那麽在共產黨時期男女是不是平等了?特別是,在“文革”時期是不是平等了?“文革”是最熱衷標榜男女平等的時代了,什麽“婦女是半邊天”,“男同志能做到的女同志也一定能做到”,爲了這些宣傳還人爲杜撰了一系列的樣板,各行各業都有,可實際情况又怎樣呢?
我在研究知青史的過程中,倒不是刻意關注女性,而是因爲女性的問題最突出,使你不得不重視。比如同樣是知青,女知青受迫害的程度遠較男知青嚴重。1973年國務院知青辦曾對24個省、區做過不完全統計,在2.3萬余起迫害知青案件中,奸污女知青案約占70%。這是1969年以來的情况。“文革”後期,這類現象仍很突出。比如遼寧省的一個報告稱,1973 年9月至1976年1月,全省發生迫害知青案件1300余起,其中奸污女知青案占86%以上。事實上,迫于封建文化傳統與專橫權力的雙重鉗制,女知青在受到迫害後大多隱忍不發。她們遠離城市,遠離父母,而在閉塞的農村和偏遠的邊疆,無論是政治權力、社會輿論還是文化傳統,始終以男性爲主導。
再比如婚姻問題。“文革”的政治背景和到農村安家落戶的獨特形式,注定了知青婚姻關係的締結無法依循生活的常規。我把當時的知青婚姻分成三種類型:一種類型是知青與知青類型,第二種是知青與城市職工類型,第三種是知青與農民結婚類型。在三種類型裏,占主導地位的是知青與農民的結合;而在這種類型中,居大多數的又是女知青嫁給男農民。爲什麽造成這種畸形婚姻?我理解有如下原因,首先是官方的鼓勵政策,它把婚姻政治化了,把這說成是縮小所謂“三大差別”的一種途徑,爲此還樹立了以大學生白啓嫻爲代表的一批典型。實質是特定歷史條件下女性屈從男權的一種表現。其次是社會中血統論的泛濫。當時的官方政策講究階級路綫,出身不好的青年普遍受到歧視。許多女知青爲了改換門庭,只好嫁給男性的貧下中農。在一個以男性爲主導的社會,血胤的延續從來是以男性爲依據的,你嫁給貧下中農了,那你的孩子就是貧下中農,用農村的話叫“嫁雞隨雞,嫁狗隨狗”;用女知青的話說,就是“出身不由已,婚姻可選擇”。這句調侃式的話語凸顯了這種婚姻的政治意義,同樣是女性依附男性的一種表現。
再比如就業問題。“文革”中間,插隊知青中男女同工不同酬現象非常普遍,工廠招工實行的也是性別歧視政策,致使大批女知青長期滯留農村,一些地方“女多男少”現象愈演愈烈。“文革” 後期,一些地區甚至出現所謂的“三八點”,知青點剩下的都是女性,男知青早早就走了。大齡女知青不能就業,引發出新的社會問題,許多人爲姻緣難覓而倍感苦惱,從未體驗過初戀的激情,青春已離她遠去。總之,同樣是知青,付出代價最大、遇到更多困難、遺留問題更多的是女知青。
“文革”的收場,曾燃起千百萬知青追求新生活的希望,他們在經歷重返故里的短暫喜悅之後,很快捲入了一場又一場人生的拼搏,待業就業,結婚生子、學習進修、評薪晋級……當這一切似乎接近就緒時,自己已鬢染白霜,精疲力竭。社會角色轉換了,巨大的努力付出了,但對許多女知青來說,面臨的新老問題依舊嚴峻。
首先仍是婚姻問題:社會上一大批“老姑娘”,就出自我們這個群體。“文革”中的坎坷經歷,使她們永久失去了擇偶成家的機會。這部分人的處境有目共睹,同情者也只有徒嘆奈何而已。
那麽,已婚女知青又怎麽樣?有人說,“在成功的男士背後,總有一個賢能的女性”。我要指出的是:在一個落入弱勢群體的女知青身後,往往掩藏著一段失敗的婚姻。韶光易逝,青春不再,回城後尋覓遲暮的愛情談何容易?幾乎所有與農民結婚的女知青,除了極少數例外,都以“覆巢之下安有完卵”爲結局,至于她們的第二次婚姻,也未必美滿。我最近在北大承擔了一個課題,就是做知青口述史,采訪了若干落入弱勢群體的知青,多數在婚姻上有過不幸的經歷。我可以舉一個典型例子,有一個北京知青,她兩次婚姻,第一次嫁給了農民,當然是個好小夥子,很能幹,善于經營,可就是好賭,這一個“賭”字就鬧得她家破人亡(王和:就這樣還是好小夥子![衆笑])前些時候她結了第二次婚,找了一個智力有殘缺的小夥子,比她小了11歲。爲什麽要找他?這個女知青回到城市後連支一張床睡覺的地方都沒有,爲了能有個栖身的地方,她先在溫泉療養院照顧一個癌症病人,病人還是個瘸子,她就跟他同居,結果那個人不久去世了,她又沒地兒住了。後來就有人給她介紹了我前面提到的那個小夥子。小夥子因爲小時得過大腦炎,留了後遺症,父親爲了他能成家,把自己的一間小平房作爲遺産留給他。女知青和他結婚總算有了一個安身的地方。這個女知青在生活中表現得很堅强,也很樂觀,知青朋友們曾爲她的第二次婚姻舉辦過一次盛大的婚禮,這件事還上了報紙和知青網站。不管怎麽說,我覺得她的婚姻經歷都是很值得同情的。
婚姻的不幸不單是由于經歷的坎坷,跟官方政策還有一定關係。在知青返城問題上,官方政策往往朝令夕改,特別是幾個大城市,對已婚知青返城尤其苛刻,只接收原籍是本市的,如果她的配偶是外地人,那麽對不起了,說聲“白白”,你們自己想辦法吧。許多知青從子女前途考慮,只好選擇離婚。真離婚的,假離婚的,離婚後又複婚的,儘管沒離婚却依舊人各一方的。這些問題,釀成了數不清的悲歡離合,恩恩怨怨。後來,有的城市看到知青辦離婚手續的越來越多,爲了限制返城人數,又規定離婚時間必須在某年某月以前的才算有效,近期離婚的一概無效。就是這樣翻雲覆雨,人爲造成許多悲劇。
今年四月我在上海采訪“文革”前赴新疆的老知青,聽到這樣一個事情:女知青楊月華爲了子女的前途,幾年前回到上海,她的丈夫是外地人,戶口進不了上海,只好辦了離婚手續。她回到上海後,日子過得异常艱辛,靠當保姆維持家計。一個男孩子老大不小了,好不容易找了個對象,是外地打工妹。自己沒有房還可以租間破房凑合,兒子沒房可是無法成家,當媽的怎能不著急?但是又無能爲力。頭春節,她感到徹底絕望,心一橫從二十層高的地方跳樓自盡了。楊一向爲人和善,有愛心,跳樓前還把主人家的小猫小狗喂得飽飽的。兔死狐悲,物傷其類,她的死,在知青中引起很大震動。
還有就是下崗、失業問題。當年的“老三届”女性,如今已是50—56 歲左右的年紀。不要說這些人,比她們小5到10歲的人,基本上也都下崗。其中很大部分,是當年的女知青。許多企業的改革,重點不是放在難度很大的制度改革,而是大刀闊斧裁减員工,首當其衝被“砸飯碗”的就是中年女性。依舊是男女下崗、退休年齡上的雙重標準,而她們在幾十年工作中作出的貢獻和應得的權益,往往得不到回報和保障。一場深刻的社會改革,不可避免會産生它的受益者和受損者,問題在于,對于那些受到嚴重損害的弱勢群體,是否還存在一個社會公正的問題?
最後兩句話,做爲結尾,一是希望婦女研究更多地關注現實,更多地關注社會中的弱勢群體。另外一個,希望在知青問題上,史學研究和婦女研究會有很好的合作。謝謝大家!
提問
彭兆榮:我的問題是,如果你能够證明某一個地方女知青嫁給當地農民的多,這究竟是證明了她的性別優勢,還是弱勢?因爲這樣可以改變她的身份,而男知青却做不到這一點,這可能恰恰證明了她的性別優勢。
徐新建:對這些知識青年的研究當中,你爲什麽要選擇口述這樣一種文體?現在做婦女史使用口述這種方法,是假定很多婦女沒有文化,不能寫字,需要一些學者幫助她們去記錄她們的聲音。可是這些知青的情况不同,他們是有知識有文化的,爲什麽對這些知識青年選用口述史?我想問,這是偶然的還是有意的?這當中有什麽考慮在裏面?
高世瑜:我提的不是什麽問題,想稍微有一點補充。你在談到知青女性時講到了現在下崗內退問題,我也是很偶然的,在有了性別視角以後才發現這個問題的。1977 年“文革”以後,女知青受教育的權利和自我發展的權利跟男性完全不同。你看七七級大學生就能看出來,它那個班裏面吧,往往是大哥哥小妹妹。你想,當時的 “老三届”都已經將近30歲,女知青們往往是爲人妻爲人母,很難再進大學,如果夫妻兩個人都是知青,往往保全了男方,因此一般七七級中“老三届”女性很少,老高中的女生尤其少,因爲那時已經是28到30歲了。最終導致了她們下崗和內退,成爲弱勢群體,跟以往受教育權利的喪失有直接關係,因爲她沒有技術,沒有學歷。
彭兆榮:還有一個問題,這些女知青的性別認同和她們對知青群體的認同,哪一個更强一些?也就是說,她們的性別認同會不會弱化她們對知青群體的認同?
(其他問題略──編者注)
答問與討論:
劉小萌:昨天提的問題比較多,有些屬于今後研究的問題,這裏只能做些概括的回答。
第一個問題:關于知青婚姻,我歸納爲三種類型,那麽怎麽歸納出的這三個類型?依據是什麽?對于知青問題,我們主要還是從文獻學角度來研究。關于歷年知青婚姻人數,國務院知青安置辦以省、區爲單位有比較系統的統計,可是具體到婚姻類型,却沒有完整的報告。爲了弄清楚知青婚姻類型,我花了不少時間,有關數據是從不同文獻搜集來的,比如關于吉林省知青的婚姻類型,在該省《勞動志》中是有一個統計的,這是省一級的。地區一級的統計則是從河北省保定地區得到的,這個地區的檔案比較詳細地記載了知青婚姻情况,多少男知青跟女農民結婚,多少女知青跟男農民結婚,它都有一個統計的。至于縣一級的統計資料就比較多了。現在不是出了大量方志嘛,也提供了不少這方面的資料。我根據不同地區、不同行政級別的文獻資料,得出的知青婚姻類型和比例關係是基本一致的,從而印證了女知青嫁農民現象的普遍。這當然是就插隊知青而言,不包括兵團和農場的知青。這種統計方法我在書裏做了說明,儘管不是很理想的方法,却是目前條件下唯一可行的方法,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爲什麽研究知青史要做這個口述?過去我跟定宜莊做知青史研究,主要根據文獻。因爲有一個非常有利的條件,知青辦作爲國務院的一個行政機構,它在各級政府都有相應分支幷形成大量檔案和文獻,內容豐富,浩如烟海,所以在這方面運用傳統史學方法研究具有很大優勢。我寫《中國知青史》截止到1980年,上山下鄉作爲一場運動就是在這一年基本結束的。當時(《中國知青史》1998年出版以後-編者注)不想再寫下去了,可是後來發現遺留的問題非常多。兩年前一位上海知青給我寫了一封信,有一句話比較尖銳:你在書裏說“上山下鄉運動已經結束了”,對你們是結束了,可是對我們這些在困境中掙扎的人來說,這是一個永遠的噩夢。後來我們也逐漸意識到這個問題,决定再寫一部《中國知青史》的續篇,重點寫知青返城後二十年來的坎坷歷程。這樣就遇到一個問題,知青辦已經撤銷了,也沒有大量的文獻檔案可供參考,你如果要進行這項工作,就需要結合新的研究方法,也就是通過知青口述,搜集大量鮮活、具體的口碑資料,幷與文獻檔案相互參照。
高翔、王和:知青的檔案資料到哪里去了?是轉到別的機構還是銷毀了?
劉小萌:各級知青辦撤消後,相關檔案多數歸入檔案館。從中央到省、地市一級檔案館,都收有大量知青檔案。還有一些檔案轉到了勞動局。可惜的是,縣一級的知青檔案因管理不善,大多散亡。我曾到老家的縣勞動局調查過,唯一剩下的檔案就是知青花名册,巧的很,第一個就是我妹妹的名字,哪年來的,哪年走的。總之,知青檔案浩如烟海,留給後人研究的空間非常大。
定宜莊:知青檔案數量很多,但特別零散,搜集整理要耗費巨大的精力和財力,是個人所難勝任的。
劉小萌:關于知青現狀,政府基本上沒有文獻可以參考,因爲它不再把知青做爲一個特定的人群。它可以把下崗女工作爲關注對象,雖然裏面有很多的知青,但是它不會把這部分人單獨抽出來考察。在這種情况下,你必須依靠口述資料來補充。當然在這個過程中你會發現,文獻有文獻的不足,口述也有口述的局限,兩者應該互相補充,揚長避短。說到口述的局限,我有較深的印象。有人指出過口述中的失憶現象,其實不單是失憶問題,還有一個有意掩飾的問題,這是口述的明顯局限。順帶提一句,對女知青做口述采訪,由我這樣一個男性來做,可能也有一定問題。
李小江:我就是想問你這個問題,因爲我們做口述史也遇到這個問題。看文獻不存在性別問題,男的女的都可以,具體到訪談,性別因素特別重要。你談到婚姻家庭,會涉及到很多隱私,可你是男的,她願意跟你談這些事嗎?
王子今:也許就願意跟他談呢!(衆笑)
定宜莊:還真是這樣,有好多同性之間不願講的話,她們就願意跟他講。
劉小萌:我跟定宜莊多次討論這個問題。我采訪的一個女知青,有一個非常隱私的事兒,下鄉前受過性侵犯,那個人對她非常好,她根本沒有任何防範。她跟農民結婚,按我過去的理解,那原因再簡單不過了,一個是出身不好,一個是生活太艱難,沒有別的東西了,可她談到這個問題,說那麽快在農村結婚,跟當初的性經歷有關。可是到底有多大的關係,她也不好說,我也不好問。這個事件一直到現在還纏繞著她,她總說:我就弄不明白,這個經歷對我怎麽産生了這麽大的影響?可是到底産生了多大影響,我也不清楚。同樣弄不清楚的是,如果換個女性采訪她,她會怎麽談這個問題?
李小江:這個問題可以深入討論,它這裏面很可能涉及到性需求問題。所以有些話題是男人可以追問的,還有一些話題是女人可以追問的,反過來就不行。
劉小萌:另外還有一位女知青,經歷也很典型。她在兵團時遇到一場山火,三個女生撲火,結果二死一傷。死的兩人中,一個出身好的追認爲黨員,授予烈士稱號;一個出身不好的就略去不提了。她就是受傷的那個,被燒殘毀容,可是她畢竟還活著。領導和職工非常同情她,一次一次推薦她上大學,可是因爲出身問題拖了好幾年,直到1975年才上了大學。對一般人來講,命運可能就從此改觀了,可是她呢,就因爲毀了容,從參加工作直到現在,社會的歧視幾乎如影隨形。在單位,每一次外出進修的機會、學習的機會、開會的機會,從來不給她。一次次的傷害,給她的心靈留下難以撫平的創痛。她多次自費整容,受了不少罪,不僅是爲了自己,也是爲了周圍的那些人們。如今她孤身一人,疾病纏身。最擔心的問題就是可能下崗。她把這些情况毫無保留都對我談了。
定宜莊:我有一個體會,因爲我也做過男性的口述,也做過女性的口述。女性在和女性談話時,與跟男性談話有一個很大的區別,就是男性很難判斷她的話是真是假,如果是女人,就很容易判斷。
劉小萌:可能有這種情况,特別是你婚姻很美滿的話,去跟一個不幸的女性談論家庭婚姻問題,恐怕會比較困難。
李小江:但她跟男的講,會有移情問題,就是弗洛依德講的移情問題。
劉小萌:還是換個比較輕鬆的話題吧。關于知青內部不同群體間的認同問題,我舉一個例子。我去上海找知青調查采訪,那些從新疆兵團回來的老知青給我提了一個問題:“你覺得上海人怎麽樣?”我心裏對上海人確實有些“偏見”,既不願撒謊又不願直言出來傷了彼此和氣,就說“我老婆是上海人,可是我跟單位裏的上海人不怎麽交往。”話音未落,沒想到他們齊聲贊同:“你這話說對了!”他們說:上海人不把我們看作上海人,管我們叫“新疆人”。我們跟他們也不是一路的。這些知青在跟我談話過程中始終自稱“新疆人”,因爲他們有新疆的長期經歷,他們的行爲方式跟李伯重所論的那種上海“小男人”完全是兩回事,非常豪爽,非常真誠,非常好客,跟北方人真是沒有什麽區別。我去上海調查時,就住在一個沒有工作的上海知青家裏,三口人兩間房,住的條件差了一點,可是他們一家人盛情相邀,非讓住在他家,每天就像什麽“貴賓” 似的供著,那種真摯的情感讓我特別感動。所以我覺得,知青內部的認同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跨越性別、地域、職業以致社會地位的。我在各地采訪時還發現,知青間比較容易寬容相待,即便彼此的經歷、政見大相徑庭。在赤峰采訪柴春澤,他是“文革”中毛遠新樹立的典型,我在《知青史》中用了不少筆墨寫他當時的表現,但那時是把他當作一個政治符號對待的,所以筆下很不留情。現在經過面對面的交流,發現他身上有很多優秀的地方,是我以往所不瞭解的。我們成了很好的朋友。吃飯時我開玩笑說:“你是極左,我是極右,咱們現在坐到一塊了。”他給我打電話,也是一口一個“大哥”,挺親的。我交的哥們姐們不少,多數都是知青,這就是彼此的認同。
李小江:我還有一個問題,你和定老師都是做清史滿族史研究的,現在做當代史研究,有什麽不同的感覺?因爲你們有傳統史學的功底,做過一段當代史研究以後,我想你們肯定跟其他人感覺不大一樣。
劉小萌:是不大一樣。我們的知青史都是業餘做的,當然也耗費了大量精力。目前的中國當代史研究,嚴格講還缺乏學術的氛圍,爲現實政策提供某種詮釋,與獨立的科學研究完全是兩碼事。我們當初寫知青史,的確希望用嚴謹的治史方法對當代史研究形成一點衝擊。幾年過去了,實際效果如何,不得而知。
定宜莊:讓思路在古代史和現代史間往返穿梭,可以收到一種互補的效果。好比剛才我說到烈女的時候,立刻會聯想到“文革”中官方樹立的大批知青典型,對于知青典型的宣傳,跟歷史上統治者對烈女的褒獎,有不少似曾相識的地方。就是說,從古到今,很多事情是可以觸類旁通的。
[編者注:]這是作者2002年8月在大連大學“歷史、史學、與性別研究”學術討論會上的發言和答問討論紀要。
[作者簡介]劉小萌,1968年從北京赴內蒙古牧區插隊,後上技校,當工人。1978年考入大學,先後獲史學學士、碩士、博士學位,現爲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著有《滿族從部落到國家的發展》、《八旗子弟》、《愛新覺羅家族全史》、《清通鑒前編》、《滿族社會與生活》(論文集)、《中國知青事典》(合著)、《中國知青史-大潮(1968-1980年)》。現正從事知青口述歷史的整理研究。
(原載南加州中國知青協會《知青》第5期,2003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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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文
2007-04-25
【重要安全指南】給單獨前往韓國自助旅行的女性旅人
開始做功課,自助旅行真吸引人阿~~我這人雖然很隨性、喜歡啪啪走,但安全考量我向來不馬虎。畢竟,唯有懂得保護好自己,親朋好友才不擔心,旅行起來也才順心,下次再開口說要去玩才不會阻力重重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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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浪
2007-04-20
誰怕?
莫聽穿林打葉聲,
何妨吟嘯且徐行。
竹杖芒鞋輕勝馬,
誰怕?
一蓑煙雨任平生。
料峭春風吹酒醒,
微冷,
山頭斜照卻相迎。
回首向來蕭瑟處,
歸去,
也無風雨也無晴。
蘇軾,《定風波》
在苦悶的時候,總是會想起蘇軾,特別是他這闕《定風波》,像是一口氣把心中的不快吐出般,獲得了一丁點溫暖與同理心。雖然有點迂迴,但有些事情我愈來愈清楚:多說無益。
不大想這麼文謅謅,但那股鬱悶卻也找不到直接宣洩的管道。
我仔細思考、比對一番,我想問題應該還是出在教育吧?如果我真在高中畢業那年選填政治系作為第一志願,經過這個學科的規範與訓練,現在的我應該與他們沒啥兩樣,我或許也是那種人?那種認為世界上有種絕對,追求效率與便捷,無法容忍不明確與曖昧(除了他們的利益交換),非黑即白,缺乏同理心以及對異者的包容。呼~所以說,我很高興我念新聞系,而且是世新新聞系(因為政大新聞系在教的就我看來比較像是統治階層的新聞學)。
大學新聞系的訓練,讓我學會相當程度的包容,最重要就是對於異己者的接受。我們不討論那種假惺惺的客觀公正,因為我們知道即便是「科學」也踩著某種意識形態與價值觀。在傳播研究的範疇內,那種實證主義式的、化約的、二元對立的、只追求某種強烈因果關係的邏輯,早已被批判反思許久。
我想,我們都經歷過那一段揪著自己過去十多年來所固有的信念,用力檢視質疑的階段。應該沒有人是輕鬆愉快面對自己反轉腦子的過程吧?至少我不是。那段經歷,讓我謙遜多了,也自信多了。我猜想,如果不走過那段路,我現在肯定依舊是個令人討厭的傢伙,至少是現在的我所討厭的模樣。
在那之前,我們的世界中只有聯考、如何找到好工作、找個好伴侶、金權名利?之後,我們發現這世界是彩色的,有同志、有移工、有疾病、有貧窮,我們很清楚看見了「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終於,我們學會接受這些紛雜歧異,同時試著以薄弱的力量改變些什麼。
但我們改變了什麼?
我看見那既得利益者不斷複製著有益於統治階層的意識形態,加諸在一個個(看來)無知的青年人身上,大家學著這一套所謂的知識,便宜行事的、囫圇吞棗般塞進自己的腦殼,再從嘴巴中吐出那令人做噁的文字,然後再現這一套統治手段,汲汲營營地欲以學歷換取名利,以及伴隨名利而來的權力。接著,學著這些前輩們,繼續複製施展這套手法。
大家沒在思考嗎?還是從小的教育已經馴化眾人成為服從權威、迷信經典的傻子?還是說這年頭老是在反思的人才是蠢蛋?因為大家已經被規訓的比馬戲團動物們更聽話了?
這種時候,留下來真的比離開需要勇氣。但我想,我不會輕易拋下我的反叛性格。特別是對於那些眼中只有自己的人,那些聽不見別種聲音、看不見彩色世界、緊咬自己的理論亟欲前進卻反遭侷限者。我就是無法說服自己不挑戰這種霸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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悶
2007-04-17
浪人
「每個人的一生,都有些流浪的自由,
流浪的目的不是為迷失自己,
而是為了把自己放在天地之間,
在孤獨與漂泊中,找到人生的座標。
於是,
那流浪不但不是迷失,而且還是尋找;
不僅是尋找,而且要找到,
於是,
在漂泊之後,
你成熟了。
成熟得不再畏懼漂泊,
成熟得即使肉體漂泊,
心靈也能不再漂泊。」 By 劉軒(或劉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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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子裡的那股叛逆與不羈,其實有點心甘情願受牽制,像是終於找到尋覓已久的安全港灣,也想好好靠岸。然而,浪人也許終究是浪人。費盡一生學會了堅強單飛,從此嚐不得單純的甜蜜?於是,她煎熬著,享受這企盼已久的複雜與純粹。擺盪著,究竟該如何跟這矛盾相處。也許,她的底心,永遠在漂浪?
標籤:
掏
2007-04-14
2007-04-13
巴黎「全心擁抱」(free hugs)/苦勞網
約20名關心樂生療養院拆遷的留法學生,4月8日下午,在巴黎龐畢度藝術中心、聖母院兩地,發起「反迫遷、保樂生」的活動。他們以「全心擁抱」(free Hugs)的方式,傳達反歧視、反隔離的精神,希望喚起對漢生病友健康權、安居權的重視,表達對樂生療養院的支持;同時也希望藉由這個國際性的新興活動方式,讓更多國際組織、媒體、人權團體及友人,關注台灣樂生院拆遷問題。
據參與當天活動,目前正就讀巴黎第二大學國際公法博士班的翁同學表示,她主修人權,因此長期關注樂生議題。她認為樂生療養院的拆遷,牽涉的絕不僅僅是古蹟保存與公共建設的問題,而是國家整體法令是否依循各項人權原則的法律問題,漢生病友補償與其被迫遷徙權益,無一不涉及人權憲章兩份盟約中所規範之基本保障。另外,就讀巴黎一大造形藝術博士班的潘同學則從空間與人性的角度表示,一座建築的意義並不僅是石塊水泥,更重要的是它保留許多時代意義,樂生療養院不僅是院區,更是1930年後,痲瘋病在亞洲的醫療史、疾病史和殖民史的縮影,這些一旦消失,花再多金錢也無法買回這些珍貴的歷史,而這些歷史,才是台灣獨有並且異於世界的資產,也唯有這樣的資產,才是台灣主體性的實質意涵,才能使台灣在國際上有更高的辨識度。
當日活動包括全心擁抱、拍照、簽名連署以及宣傳四部份,從下午兩點半開始至六點左右結束,來自世界各地的友人反應熱烈。學生手舉「全心擁抱-與漢生病友相隨」(CALINS GRATUITS-solidarit'e avec l'epreux/ FREE HUG-solidarity with lepers)的標語,與路過的路人熱情擁抱,粗估擁抱人數超過一千人,希望透過這樣的方式,打破陌生、恐懼與隔閡,不論種族、膚色、性別、國籍,大家都能共同地關心發生在台灣的樂生療養院拆遷問題。同時也請路人手持「反破遷-保樂生」的海報拍照,聲援萬人挺樂生的拍照活動,並請他們在法文文宣背後簽名,這些簽名將寄回樂生療養院,讓台灣關心樂生的朋友以及樂生的院民,都可以感受到國際的任何一個角落,有人支持著他們的行動。照相及簽名方式表達保留樂生的國際友人,預估將近三百人。這些路過的熱情民眾,將樂生的英、法文網頁,連結到他們的部落格中,代為宣傳樂生的消息,當天印製的傳單約兩百分也幾乎被索取一空。希望這些小小的舉動,能聚集出強大的力量,改變樂生療養院被拆遷的命運。
當天活動剪接後將上傳至youtube網站,希望在4 月16樂生強制拆遷日之前,號召更多支援樂生的法國友人。樂生的法文網站為 http://lepatrimoinelosheng.blogspot.com/ 及http://picasaweb.google.com/lepatrimoinelosheng 內有學生自掏腰包印製的法文文宣、活動計畫、海報、貼紙及法國友人的部落格連結。以及法國所有活動的照片。聯絡人信箱: alliance.losheng@gmail.com
巴黎「全心擁抱」(free hugs)聲援樂生行動留法的台灣學生8日在巴黎發起「全心擁抱」(free hugs)聲援樂生行動,可以在youtube上看見來自國際上不分種族、膚色、性別、國籍的支持與全心的擁抱:
http://www.youtube.com/watch?v=uc7CF_rgs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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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文
1966:學生打老師的革命 王友琴
作者說明:
1966年5月16日,中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發出的《通知》寫道:
全黨必須遵照毛澤東同志的指示,高舉無產階級文化革命的大旗,徹底揭露那批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所謂“學術權威”的資產階級反動立場,徹底批判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藝界、出版界的資產階級反動思想,奪取在這些文化領域中的領導權。
教育界被列爲文革指定的五個重點打擊目標之一。教育工作者在文革中遭遇了什麽呢?《1966:學生打老師的革命》正是關於他們在文革中受到的深重迫害的一份記錄。
此文寫於1994年,發表于香港中文大學《二十一世紀》雙月刊1995年八月號。此後作者繼續進行有關調查,並把所獲得的資料加入文中。修訂本的篇幅因此已經增長了一倍。
1996年我把此文寫成了英文。英文本從1997年以來一直印入哈佛大學麥克法誇爾教授所開的中國文革歷史課的讀本中,已經有上千名學生讀過。我希望,有一天中國的學校裏也會開這樣的文革歷史課。
在四十年前經歷了文革的人,當年的老師們都年事已高,學生們則都還不算太老。如果讀者們能提供新的資料,請和我聯繫,我會加入將來的修改版中。謝謝。
2006年5月
1966:學生打老師的革命 * 王友琴
一、文革未被報告的一面:題目和背景
本文將描述和分析1966年在全中國學校裏發生的學生打老師事件。如果不從法律、道德以及進步原則出發,而僅僅從對傳統習慣的偏離程度的角度來衡量,那麽這個事件確實可以算是“革命”,因爲在中國歷史上,一直存在著尊重教師以及對教育體制的敬畏的傳統。事實上,1966年夏季發生的大規模的普遍的學生紅衛兵對教育工作者的攻擊折磨侮辱,不但在歷史上非同尋常,也是所謂“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在毛澤東發動和領導的從1966年到他1976年死亡之間的“革命”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在1966年8月,中國的宣傳媒體每天熱烈支援並大量報道紅衛兵學生的活動,但是對學校裏正在發生的大量暴力行爲甚至打死人事件,卻從不報告,只字未提。從中國官方當時出版發行的報紙、雜誌和新聞紀錄影片中,我們可以看到的圖景只是千千萬萬戴著紅衛兵袖章的年輕人高呼萬歲走過天安門廣場,而紅衛兵的領袖們則在天安門城樓上圍繞毛澤東歡呼鼓掌。在天安門紅牆的背景上,紅色的《毛主席語錄》本、紅旗、紅色標語以及興高采烈的年輕的紅衛兵們,構成了獨特的“文革風景”。這一類材料已經變成了今天關於“文革”的主要資料來源。
對這類場景,現在的人們評價不一。有人覺得這種狂熱場景實際上透著邪惡,也有人覺得這充滿了革命的浪漫主義色彩。這種對同一場景的不同判斷,顯然和評論者自身的價值觀念和美學標準緊密相關。然而本文要強調的一點是:在開始評價這些已經被報道的文革往事之前,我們必須認識到文革還有大量的未被報告的另一面。而這未被報告的重要部分之一,是在1966年夏天,大批教師遭到紅衛兵學生的暴力攻擊,有一批教師被打死,還有一批教師在遭到毒打和侮辱後自殺;另外,還有一批所謂“家庭出身不好”的學生遭到他們的紅衛兵同學的侮辱和打罵,甚至被打死。
這些暴力事件不僅僅在其發生之時未被報告,十二年之後,從1978年開始,隨著中共領導人開始“否定文革”,中國媒體開始謹慎地提到一些文革受難者的名字以爲他們恢復名譽。但是,這種報道的範圍只限於數目很小的一批被“打倒”的中共高級幹部(《人民日報》的內部規則是副部長級以上受難者才予登載)和個別社會名流,普通人受難者不在其中。文革中被打死打傷的老師,雖然人數很多,但是社會地位不高,在文革後也輪不上被媒體報道。
就學術性的研究而言,在現有的已經出版了的三部“文革”通史中(分別印刷於1986,1988,1995年)[1],沒有一部報告了1966年夏天發生的施行于教育工作者的殘暴行動。《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僅僅記述了1966年8月下旬後紅衛兵學生在學校外的暴力行爲,卻沒有提到8月初就開始的在學校內的大量暴力行爲,於是也未能說清暴力如何在學校內先興起並蔓延到學校外的過程。另一本《大動亂的年代》簡單地談到1966年夏天中國學校裏的情況說:“大學、中學、小學教師受淩辱這數以萬計。北京中、小學的若干教師被剃了陰陽頭。”(86頁)作爲數量詞,“若干”顯然少於“萬”。這樣的描述顯然是在說,“陰陽頭”就算當時的“淩辱”中的最壞的情況了。但是實際情況遠非如此。(《大動亂的年代》後來再版,雖然本文已經發表並揭示了中小學教師被大量打傷打死的慘劇,該書作者卻不對這一部分作出修訂,繼續保持對事實的不確描述至今。——2006年注)兩部數百頁長的紅衛兵史(1994,1998年出版)[2]也未提此事。
本文所寫,正是這段未被報告的歷史。
二、尋訪缺失的歷史:研究方法和資料來源
“文革”的大量故事從來未被報告這一現實情況,迫使筆者必須超越歷史學家通常採用的通過現存的文字材料或電影紀錄片來作研究的方法。我的調查正式開始於1979年。我和數百名(後來被訪者的人數繼續增加——2006年注)曾經歷了學校中的文革的人談話。被訪者中大多是1966年時的在校學生,有一部分則是是教師,還有一些是被打死或被打傷的人的直系親屬。他們講述了發生在118所學校裏的故事。這些學校有的在北京,有的在省裏,包括大學、中學、小學以及一所幼稚園。
在所有118所學校中[3](在增訂過的版本中,調查所涉及的學校的數目顯然已經遠遠超過了這個數位————2006年注),在1966年,無一例外地發生了紅衛兵學生用暴力攻擊教師的情況。一共有30名教育工作者被打死。其中五所學校各有兩名教育工作者被打死。此外,大量教師被嚴重打傷,有的在受到嚴重侮辱與折磨後自殺。還有一批學校外的居民也被學生打死在校內和校外。
除了與被訪者的一對一的談話以及通信之外,我在1994年和1995年在電腦網上作過兩輪問卷調查。在第一輪調查中我詢問網路使用者當年他們所在的學校中是否發生了毆打教師。大多數網格使用者都太年輕而不可能見證這類事件,但是我還是收到了七所學校的名字。在這七所學校中,都發生了打老師。在第二輪調查中我詢問未發生過打老師的情況的學校的名字。結果未收到任何肯定性的回答。事實上,至今爲止,我還未能找到一所在文革中沒有發生打老師的學校。
大多數被訪者都願意講述他們在文革中的所見所聞。但是不少人在接受採訪前有過猶豫或者曾反復改變是否接受採訪的決定。文革殘留的恐怖氣氛一直在影響人們。一些曾參與打人行動或者牽涉較深的前紅衛兵不願談及這一話題,有人挂斷了我的電話,拒絕接收採訪。
被訪者提供的材料的可靠性如何呢?在回憶中,目擊者往往只記得一些暴力事件中的畫面,卻不能準確記得事情發生的日期。爲了避免記憶錯誤,有些被訪者幫助筆者爲本文以下將寫到的事件和死亡的日期查閱了個人的或學校的有關記錄,或作了交叉證實。比如,清華大學附中學生郭蘭蕙在1966年8月受迫害而自殺,但是無人記得準確日期,也未能找到她的家人。有人記得那天是星期六,紅衛兵通知她要在星期一開會批判她,因此她自殺。有人記得那是在8月18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官場接見百萬紅衛兵之後,但是不知道是多久以後。後來有一個被訪者想起來那一天是他生日。接著筆者也查出1966年他的生日確實是星期六。這樣才查出了郭蘭蕙的死亡日期。
出乎意料的是,一些曾經被打的老師有時候也不能提供有關細節。顯然,是因爲關於這一時期的記憶過於痛苦和羞恥,也是因爲暴力迫害造成的巨大的心理創傷導致了心理性的失憶。舉例來說,是當時的中學學生而不是老師,向我提供了下文記錄的《牛鬼蛇神歌》歌詞。所有我訪問過的曾在文革中進過“牛鬼蛇神隊”的老師都說,他們已經忘記了這個“歌”的歌詞,雖然他們當年曾被強迫一日數次地唱這個自我詛咒的“歌”。克服對文革的這種“選擇性記憶”是筆者在寫作本文過程中特別注意的一個方面。
由於不能獲准查閱官方保存的死亡檔案,以及這類檔案本身也並不齊全,所以對於調查所及的學校的傷亡,一定會有很多遺漏。文革的這一部分的事實,和其他很多事實一樣,由於各種原因而被故意地或者無意識地忽略疏漏了。這篇文章只能試圖對1966年的迫害教師提供一個不完全的再現。還有很多事實依然不爲我所知。在這種情況下,本文所記載的,其實挂一漏萬,只可能是比實際發生的大大減輕而不是誇大,只可能大量遺漏而不是渲染過重。
我的另一材料來源是私人實錄性資料,如當時手寫的日記、“檢討”、“認罪書”、會議記錄等等。由於政治恐怖,文革時代幾乎沒有人寫日記,或者在日記上只抄寫了一些《人民日報》社論和毛澤東的“最新最高指示”等等。當然,這也能從另外一個層面上表明了文革時代人們精神活動枯竭以及心態壓抑的狀況,但是無助於提供關於歷史事件本身的記錄。
我也閱讀了在“文革”期間由官方發表或學生組織散發的有關材料,包括全套《人民日報》和大量的群衆組織的小報。處於“文革”領導人嚴密控制下的宣傳媒體顯然有意隱瞞了校園暴力的事實。當報紙讚美紅衛兵卻對他們的暴力行爲不置一詞時,死亡數目大規模升級了。殺戮也很少被群衆組織的宣傳品提到。據有的被訪者說,這是因爲打死人的殘暴的行爲當時在最壞的情況下也只會被看作是“革命”中“不可避免的過火行爲”。文革史實與當時寫下來的材料之間的這種很大的差別--需要對歷史真實先有一個清楚的瞭解的基礎才能認識到這一巨大差別--可以告訴我們那一時代的人們對暴力迫害和殺戮的特殊反應,以及文革領導人如何利用媒體操縱普通人的心理和行爲。如果僅僅閱讀這類來自文革時期的材料,則可能導致今天對“文革”的性質與後果的種種曲解。
本文是由筆者把被訪者的口頭敍述、實錄性資料、以及當時的官方半官方出版物三者結合、對比、印證寫成的。其中,通過採訪調查得到的材料是最重要的部分。在這篇文章中,我試圖主要通過調查所得的材料再現並分析“文革”的一個部分。文中有大量實例。下文中的例子,如果是從其他書面材料中得到的,我都一一注明出處。那些未有注解說明來源的故事則都出自我的調查。
三、學生怎麽打老師?
1.規模和程度
1966年夏天,北京的校園殺戮從中學開始也在中學最爲嚴重。
1966年8月5日下午,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高中一年級的一些紅衛兵學生發起“打黑幫”。被打的“黑幫”包括三個副校長和兩個教導主任(其時正校長職缺)。五人的名字是卞仲耘,胡志濤,劉致平,梅樹民和汪玉冰。很多學生來參加。學生往這五個人的衣服上倒墨汁,給他們戴高帽子,在他們脖子上挂牌子,牌子上把他們的名字打了紅“×”,強迫他們跪在地上,用帶釘子的棒子打他們,從鍋爐房提來開水燙他們,強迫他們挑重擔“勞改”等等。經過三個小時的折磨,第一副校長卞仲耘昏迷倒地,倒在學生宿舍樓門口的臺階上,還有紅衛兵繼續打她和踢她。後來她被置入一輛運垃圾的平板車上,停放在校門裏側。兩個小時後她被推入馬路對面的醫院。在醫院裏,她被發現已死亡多時。另一位副校長胡志濤,被打得骨折。另外三個人也被嚴重打傷。卞仲耘其時五十歲,已經在這所中學工作了十七年。卞仲耘是文革中在北京第一位被紅衛兵打死的教育工作者。[4]
實際上,大規模的暴力行爲在此之前,就在北京大學附屬中學和清華大學附屬中學開始了。劉美德當時是北京大學附屬中學的化學教員及常務副校長。1966年6月8日晚上,曾上過她的化學課的幾個學生在辦公室用手臂粗的木棍打她,打了兩個小時,把木棍都打斷了。7月底宣佈在學校領導文革的工作組撤離後,紅衛兵在學校“鬥爭”劉美德。他們把她的頭髮亂七八糟地剪掉,強迫她在操場上爬行,並且一邊爬一邊喊:“我是劉美德,我是毒蛇。”。紅衛兵把地上的汙物強塞在她的嘴裏,還用包有塑膠皮的金屬條打她,這種打法傷痕不明顯,但是疼痛透骨。8月中的一天,她被強迫爬上一張桌子並跪在那裏。一個紅衛兵把一隻腳踩在她的背上,擺好了毛澤東曾描述過的“鬥爭”地主的姿勢:“把他們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5]由《北京日報》的一名記者照了相以後,這個紅衛兵一腳把劉美德從桌子上踢到了地下。劉美德當時正懷孕。由於先天受傷,她的孩子生下來不久就死了。在那一時期,這個學校的其他很多老師也遭到殘酷毆打和折磨。紅衛兵學生強迫教務員李潔跪進一個抽屜裏,用鐵制的火鈎子毒打她。李潔在兩年後再次被毒打致死。
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的校長萬邦儒和副校長韓家鼇被多次毒打。萬邦儒的腎臟被嚴重打傷,頭上的一個大傷口久不癒合。6401班(初中二年級)的學生曾強迫韓家鼇跪在他們教室的地上,全班一個接著一個,輪流用棍子、鞭子和皮帶打了韓家鼇一個多小時,然後用火點燃了韓的頭髮。萬邦儒和韓家鼇被強迫在衣服的胸前縫上一塊黑布,黑布上分別寫著“黑幫大頭”和“黑幫二頭”。他們的頭髮被剪掉。他們還被強迫互相打。1966年8月26日,校園裏掀起新的一輪打人高潮。那天晚上,紅衛兵召開全校性“鬥爭大會”,侮辱並毆打一大批他們認爲“有問題”的教師和幹部直到深夜。多名老師幹部那天在會上被嚴重打傷。顧涵芬,一名女職員,在會上被打得昏迷過去,會後被丟在自行車棚子裏,由其丈夫把她背回家去。她的一隻眼睛被打得失明。新婚不久的化學教師劉樹華,在“鬥爭會”被毒打和侮辱,會後爬上了清華校園內的煙囪頂上,跳下身亡。連該校傳達室的看門老人,也遭到過紅衛兵的毒打。
1966年8月1日,毛澤東寫信支援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的“紅衛兵”和北京大學附屬中學的““紅旗戰鬥小組”。在這之後,暴力行爲迅速蔓延到其他學校。8月5日卞仲耘副校長被打死以後,8月17日,在北京101中學,紅衛兵學生毆打“鬥爭”了十多名教師。他們強迫這些教師在煤渣鋪的校園小路上爬行,以致這些人的手掌和膝蓋都流血不止。他們在後面用銅頭皮帶打這些爬行的教師。有一個紅衛兵還用穿著軍用皮鞋的腳,碾踩一名正在爬行的女教師的手背。被“鬥爭”的女教員都被剃去半邊頭髮,成爲紅衛兵所說的“陰陽頭”。美術教員陳葆昆被毒打後又被丟入噴水池淹死。
1966年8月19日,毛澤東第一次在天安門廣場接見一百萬紅衛兵的第二天,北京第四中學、第六中學和第八中學的紅衛兵,在中山公園音樂堂開“鬥爭大會”。中山音樂堂位於緊靠天安門的中山公園中。在音樂堂的舞臺上,在上千觀衆面前,二十多個來自這三所學校以及北京市教育局的“黑幫分子”跪成一排,紅衛兵對他們拳打腳踢,用銅頭軍用皮帶抽打。孫國棟,北京市教育局長,被打斷了三根肋骨。溫寒江,北京第八中學的副校長,渾身是血,昏厥在舞臺上。溫寒江是脖子上套著一根繩子,從兩公里外的學校一路跑到中山公園去的。繩子的另一端牽在一個騎自行車的紅衛兵手裏。一個在“鬥爭會”後見到被鬥者的學生說,那些人的形象極其嚇人,因爲他們都被打得“不象人樣”了。後來,在同一舞臺上,還召開過一系列的這樣的“鬥爭會”。北京第一女子中學的一些老師,也同樣在那裏被打並被剪了頭髮。
酷刑在北京各學校迅速傳播。在位於教育部和高等教育部旁邊的二龍路學校,校長徐丕凱被綁在樹上,紅衛兵學生把他當活靶子練習刺殺動作,用像真步槍一樣大小的木槍猛捅他。徐丕凱被戳斷了數根肋骨。高等教育部長兼清華大學校長蔣南翔,家住部辦公室街對面的小院裏。居住在教育部大院內的一批幹部子弟紅衛兵,有二龍路中學、第四中學、第八中學、第35中學等學校的學生,抄了蔣南翔的家。他們強迫蔣南翔面對紅衛兵跪下。紅衛兵用腳踩著他的頭,用銅頭皮帶抽打他的背。打了一陣,紅衛兵揭開他的白襯衫後背察看。他的背上已經被打得血痕累累,紅衛兵還嫌鞭痕造成的“圖案”不勻稱,掄起皮帶補打血痕不夠濃重的一側。紅衛兵還打了與蔣南翔同住的老母親和寡婦姐姐,並強迫他的姐姐也用皮帶抽打他。
死亡大量發生了。在位於和平門附近的北京外國語學校,紅衛兵在8月19日晚上打死了語文教員張輔仁和總務處工作人員張福臻(原爲教員,文革前夕被以“歷史問題”爲由不准再教書)。這個學校當時有二百名教職工。紅衛兵在大會上說,這叫“殺二以儆二百”。
1966年8月22日,沙坪,北京第三女子中學的校長,連續被打被折磨三天之後,死在學校裏。她的頭髮被薅掉,嘴裏塞滿汙物。在她死後,紅衛兵還強迫其他教員打她的屍體。數學教師張梅岩上吊自殺。
同日,在北京第八中學,學校負責人華錦被打死。副校長化學老師韓九芳背上被打出兩個大洞,引起嚴重敗血症。她的家人設法救活了她,但是留下嚴重後遺症,終身殘廢。歷史老師申先哲被打後自殺身死。
1966年8月25日,北京師範大學附屬第二中學的學生在學校裏打死了三個人:靳正宇,語文教員;姜培良,共產黨支部書記,這個學校的最高負責人;樊希曼,學生曹濱海的母親。校長高雲被命令站在毒日頭下,額頭上被紮了一排圖釘,還被用沸水澆。高雲被打得昏死過去以後,紅衛兵認爲他死了,把他送到了火葬場。火葬場當時堆積了大量被打死的人,在死人堆中等待被燒的過程中,高雲被發現還活著。他活到了文革後。
北京第33中學的負責人杜光天,也和高雲一樣,遭到紅衛兵毒打後被認爲已經死亡,被送到火葬場以後,火葬場的工人師傅發現她還有呼吸,沒有燒她。
8月26日,北京第十五女子中學的負責人梁光琪被紅衛兵打死。她被打死的時候,已經在校中被關押了一段時間,一直遭到毆打侮辱,頭髮也早被剪掉了半邊。26日,紅衛兵把她和學校另一名負責人高孑非抓來“批鬥”,罰跪,強迫他們喝彼此撒的尿。梁光琪拒絕喝,被紅衛兵用木棒重打五下後就再也沒有起來。該校四樓實驗室旁邊開闢了一間“牛棚”,全校70余名教員中有40人被關進那裏,“勞動改造”外加寫“檢查交代”,還常常被紅衛兵喊出去打耳光揪頭髮等等。化學老師王岫背上被打了一個洞,流血不止。女教員王開舜一天“勞改”彎腰擦洗便池,有紅衛兵用棍子打在她後脊背上,把她打倒在地。後來她的脊椎成爲弓形,再也不能伸直,殘廢終身。
1966年9月8日,在北京第二十五中學,語文教師陳沅芷在關押中被打死。除了打她,紅衛兵還把她推到架起來的兩張桌子上面“鬥爭”,然後把疊起來的桌子推翻,讓陳沅芷摔下來。這個學校的紅衛兵還打死了一個校工。還沒有找到記得他的姓名的人。
在北京第五十二中學,語文教師鄭兆南被關押在學校,飽受毆打和各種折磨後,死於1966年9月8日,時年36歲。
在北京師範學院附屬中學,喻瑞芬,一名生物教師,在教師辦公室裏被擊倒在地並被打。接著,在光天化日之下,她被倒提兩腿拖出樓門,她的頭在水泥臺階上磕擊碰撞。一桶沸水澆在她的身上。在樓門口的空地上她繼續遭到毆打和折磨。兩個小時後她死去了。打人者還不滿足。他們強迫所有在“牛鬼蛇神隊”中的老師圍繞喻瑞芬的屍體站成一圈,輪流打她的屍體。
在北京景山學校,傳達室的工友李錦坡被打死。
位於北京宣武區的白紙坊中學(文革後改名爲138中學)負責人張冰潔被打死。她懇求紅衛兵學生:“我有錯誤,請你們批判。請不要打我。”但是紅衛兵繼續用沾了水的麻繩和銅頭皮帶打她,把她打死。
在北京外國語學校,女工劉桂蘭在學校禮堂被紅衛兵學生打死。教導主任姚漱喜被剃了頭髮,被“鬥爭”和毆打。有一次,紅衛兵“鬥爭”她和英語教員賀惠生,把他們的頭塞進翻轉過來的小方凳的四條腿之間,毆打他們。她住在校內,一天晚上來了五撥學生打她。姚漱喜在學校辦公樓三樓廁所的下水道拐脖上套了一根繩子上吊自殺。
在中國人民大學附屬中學,教員楊俊被打死,教員鄭之萬跳樓自殺。
在北京朝陽區的第四女子中學(現名陳經綸中學),生物教師齊惠芹被毒打致死。這個中學的校長潘基,被打得幾乎死掉。
在北京第十女子中學,教員孫迪在校中被打死,他死時36歲。
在1966年8月中旬,北京第六中學(這所學校離天安門城樓一公里遠,和中共中央所在地中南海只有一街之隔)的紅衛兵學生把音樂教室建成了一座監獄,在屋頂上設有瞭望哨和強光燈。他們在監獄的牆上寫了“紅色恐怖萬歲”的標語。後來他們在那裏打人時,醮了被打者的血重描這六個大字。這座監獄存在了三個月,直到1966年11月19日才解散。六中有九名教職員自始至終被關在這座校園監獄中,其中一人離開監獄一個月後就死去了。另一些教員、學生以及從校外抓來的“階級敵人”也曾時間長短不等地被關在那裏。有三個人被打死在這座監獄裏:該校高三學生王光華,退休校工徐霈田,以及學校附近的一名老年房産主何漢成。
1966年夏天,除了上文寫到的,北京還有一大批中學教育工作者在遭到殘酷毆打和侮辱後自殺。高萬春是北京第二十六中學的校長。1966年8月25日,該校紅衛兵在校中“鬥爭”了46名教師。高萬春被五花大綁,跪在鋪有碎石的凳子上。他幾次被打翻在地又被拉上凳子再打。高萬春在這樣的“鬥爭”之後自殺。李培英,北京社會路中學副校長,被打並被關在學校中。她渾身被打得血肉模糊,在關押她的房間的暖氣管子上吊死。彭鴻宣,北京工業學院附屬中學校長,被打被關,自殺。蕭靜,北京月壇中學校長,她在被打後跳煙囪自殺。北京第二女子中學的體育教員曹天翔和語文教員董堯成,被毆打侮辱後,跳樓自殺。北京第65中學的化學教員靳桓跳樓自殺。汪含英是北京第四中學的地理教師,被剃了“陰陽頭”,她的丈夫蘇庭伍是數學教員,當時借調在北京第一女子中學,在被“鬥爭”和抄家後,他們夫婦一起在北京郊區的香山服殺蟲劑“敵敵畏”自殺。北京第一女子中學的校工馬鐵山上吊自殺,英語老師傅敏投水自殺未死。白京武,北京第四十七中學美術老師,自殺。北京第三中學的語文教師石之宗投湖自殺。北京航空學院附屬中學一位生物老師割破動脈自殺,姓高,名不詳。北京第二中學姓姚的地理教員和姓許的電工師傅自殺身亡。當年的學生還記得許師傅從學校教室樓上跳下後屍體躺在水泥地上的景象。但是筆者尋訪多年,還沒有能找到第二中學這兩名受難者的全名和死亡日期。
北京第三十中學校長王升倌,被紅衛兵學生毆打以後,又被從樓梯上推下來導致死亡。這個學校的中共支部書記孫樹榮的眼睛被打瞎一隻。北京翠微路中學校長黃國英,被打瞎一隻眼睛。北京第三十一中學的共產黨支部書記宋克被毒打和關押後在8月31日服大量安眠藥自殺,僥倖未死。北京回民中學校長李玲善被長期殘酷“批鬥”後精神失常,卻被說成是“裝瘋賣傻”。他在七十年代走失,不知身亡何處。
在北京的大學和小學,也發生了大量暴力行動,總的來說不如中學殘酷,但也極其嚴重。在北京大學,7月27日,掌管學校的聶元梓提出對“黑幫”“監督勞動”。於是數百人被編入“牛鬼蛇神勞改隊”中。這些人被剪掉了頭髮,脖子上挂著寫有“黑幫分子”、“反動學術權威”等字樣的牌子,在校園裏“勞改”。美學教授朱光潛,被剃光了頭髮,在離學生宿舍很近的商店前拾撿西瓜皮,隨時遭到大量前來“學習北大革命經驗”的紅衛兵的毆打和侮辱。1966年8月3日,西語系教授吳興華在被強制“勞改”拔草時,有紅衛兵強迫他喝了水溝裏的髒水。這條水溝裏有從學校附近的一家化工廠排出的污水。他很快中毒昏迷,但是被說成是“裝死”,不准送醫院。當天夜裏吳興華死去,時年44歲。紅衛兵說他“畏罪自殺”,命令解剖了屍體以圖證實。8月24日,生物系的學生到講師胡壽文家中用銅頭皮帶打他。他的襯衫粘進皮肉裏。事後,他的妻子用溫水泡軟血衣,才把襯衫慢慢脫下來。1966年8月24日夜,英語教授俞大絪在被抄家和毆打侮辱後自殺,她是中國一部最好的英語教科書的作者之一。程賢策,中文系黨總支書記,在經受了近三個月的侮辱、毆打和折磨之後,9月2日服殺蟲劑“敵敵畏”自殺身亡。哲學系心理學教授沈乃章被批判鬥爭和抄家,他從年輕時候起一直蓄留的鬍子被強迫刮去。1966年10月9日,沈乃章教授自殺。歷史系教授向達被關押在昌平縣太平莊,生病不准治療,在11月20日因尿毒癥死亡。
1966年8月24日,由清華大學紅衛兵要求,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的紅衛兵派卡車從12所中學運送紅衛兵到清華大學,在那兒他們毆打了清華大學的學校領導人和教授們。清華大學的學生也動手一起打人。在無線電系的幾個教師幹部被打後,血流在地上。有學生圍繞地上的血迹畫了一個圓圈並在旁邊寫了“狗血”兩個大字。那一天紅衛兵命令拆除校園中白色大理石建造的“清華園”牌坊,那座牌坊造於1905年以紀念這所學校的建立。一塊一塊沈重的石頭由“勞改隊”中的“牛鬼蛇神”搬走,有學生站在他們身後揮舞棍棒皮帶。那天夜裏,清華大學和清華附中的校級幹部全部被關在科學館中。他們一個一個被拉進一個小房間裏拷打,沒有一個人躲過。
在北京農業大學,昆蟲學教授陸進仁和其妻子呂靜貞被“鬥爭”後,一起在1966年9月1日自殺。
在小學裏,年齡最大的學生只有13歲。在北京禮士胡同小學,一位姓葉的老師被學生強迫吃下大頭針和屎球。北京玉泉路小學的學生剃去了四個女教師的半邊頭髮。在北京三裏河第三小學,學生剃了音樂教員的頭髮,還強迫她和她教美術的丈夫在衆多學生面前互相打耳光。
王慶萍是北京市宣武區梁家園小學校長兼中共支部書記。1966年8月19日,她遭到“鬥爭”和毒打並被關押在校中不准回家。8月20日淩晨在校內墜樓死亡。因爲沒有遺書留下,家人一直認爲她是被從樓上推下去或者是打死後扔下去的。她留下了三個孩子,分別爲11歲、9歲和8歲。趙謙光是北京中古友誼小學的教導主任,在被侮辱毆打後從煙囪上跳下自殺身亡。趙香蘅,北京史家胡同小學校長,遭到“鬥爭”毆打,和丈夫一起跳樓自殺。1966年8月27日,北京寬街小學的校長郭文玉和教導主任呂貞先在一天內被學生被打死。郭文玉的丈夫孟昭江也被毒打,兩天後死去。邱慶玉,北京吉祥胡同小學副校長,在1966年10月1日被打死。北京芳草地小學校長石子勤,遭到毆打侮辱後,用剪刀戳自己的腦子自殺,他幸而沒有死。
幼稚園的老師們也難逃惡運。北京東城區的幾所幼稚園的一些老師曾在中山公園中的中山音樂堂被“批鬥”。從中學來的紅衛兵剪去了他們的頭髮。有幼稚園裏的孩子強迫阿姨喝痰盂裏的髒水。
暴力毆打教師也發生在全國各地。
在南京,1966年8月3日,南京師範學院的一些學生抓了一批“牛鬼蛇神”去“鬥爭”。他們把墨汁澆在這些人頭上身上,給他們戴“高帽子”,並且拖著他們在滾燙的馬路上“遊街”。學院負責人之一李敬儀當場被鬥死,她的臀部和腳跟被磨得血肉模糊。她的丈夫吳天石,當時已經被中共江蘇省委在報紙上“點名批判”的省教育廳廳長,一起被“鬥爭”。吳天石身上被澆滿墨汁,雙臂被扭成骨折,雙腿癱瘓,腦水腫,昏迷兩天後死去。三個星期之後,8月27日,這個學校裏再次舉行大型“鬥爭會”,毆打和侮辱了更多的人。8月3日的暴力“鬥爭”殺害了兩個人,但是鬥人者不但沒有犯罪感,還一直以這一天爲光榮。他們命名他們的組織爲“南師八三造反團”。後來他們建造的毛澤東塑像,特設高度是8.3米。在南京市第二中學,歷史教員朱慶頤被學生打死。在南京第十三中學,紅衛兵毆打教員,把一些教員打得大小便失禁,數學教員韓康和體育教員夏忠謀被打死。
在上海,1966年8月4日下午,上海華東師範大學的學生把一百九十多名教師和行政幹部從家中抓出來,給他們戴上“高帽子”,在他們的脖子上挂上寫有“反動學術權威”“黑幫分子”等字樣的大牌子,押著他們在校園內遊街,然後強迫他們一齊跪在學校的“共青”操場上,召開“鬥爭大會”,一直進行到深夜。從8月5日開始,被鬥的人都被編入“牛鬼蛇神隊”強迫勞動。8月4日會後,原爲外語教師後因被劃成“右派份子”在圖書館工作的吳迪生和他的妻子一起上吊自殺;圖書館丁曉雲老先生自殺;物理系教授姚啓鈞在8月4日及之後連續遭到“鬥爭”,於1966年9月28日自殺。在華東師範大學附屬中學,十八名教師被強迫在學校的操場上爬行了幾圈。他們中的女教師都被剃了“陰陽頭”。在上海復興中學,學生用錘子打一些老師的頭,一位教師的頭蓋骨被打得凹陷下去,一直不能恢復。1957年被劃成“右派份子”後到圖書館工作的金志雄老師自殺。金老師生前,她的頭髮被學生剪掉時,用了一把很鈍的剪刀,把頭皮都扯了下來。英語老師張景福服安眠藥自殺未死,後來在1968年的“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自殺身死。上海市三女中已經退休的老校長薛正在打掃廁所時被強迫吃屎尿。有學生用圖釘把一張大字報釘在她的背上(8月時只穿單衣)。上海市四女中數學老師王蘊倩被“批鬥”後在校中跳樓自殺。大同中學語文老師李雪影遭到多次毆打侮辱後在家中自殺。上海育才中學數學教員王守璠和俄語教員袁俊英自殺。上海位育中學數學教員蔡蕙芳懸梁自盡。上海音樂學院附屬中學副校長程卓如和丈夫上海音樂學院教授楊嘉仁被“鬥爭”和折磨後在1966年9月6日一起自殺。音樂學院的另一位元女教授李翠貞被遊街和侮辱後在9月9日自殺。京西中學物理教員楊順基被打死。同濟中學的語文老師林修權,被紅衛兵學生綁在學校操場上的單杠上,活活打死。
在西安,1966年8月31日,第三十七中學紅衛兵召開“鬥爭會”。被“鬥爭”的老師遭到殘酷毆打。紅衛兵還把玻璃瓶打碎撒在地上,強迫老師在鋪有碎玻璃的地上爬行。語文教員王冷被打死,死時36歲。已經從此校退休的語文教員王伯恭也被抓來打死。該校校長被打斷肋骨,九個教師被嚴重打傷,一名教師被打得精神失常。在西安市報恩寺路小學,語文老師白素蓮被打死。西安交通大學校長彭康被挂牌子“遊街”,挂牌子的是鐵絲,勒在脖子上。彭康後來在1968年3月28日在“遊街”和“鬥爭”中倒地死亡。西安第五中學語文老師袁玄昭,被打並且被關押,試圖逃走又被抓回後自殺。
在南昌,1966年8月11日,在江西師範學院發生全校性的大規模“遊鬥”。中文系教員熊化奇、黎仲明和學校醫務所醫師周天柱三人在“遊鬥”過程中死亡。歷史系教授何基被“遊鬥”後自殺。
在天津,南倉中學的學生把垃圾簍子扣在老師們的頭上,在他們的襯衫上畫上黑“×”,剪掉了女教導主任的頭髮。105中學的女校長被剃光了頭髮。南豐中學的校長孫若雲從“鬥爭台“上推下來,摔得頭破血流。學生把鐵絲紙簍做成“高帽子”套在她頭上,打她的頭部。鐵絲嵌進肉裏,鬥完後“高帽子”竟取不下來了。天津虹橋區金鍾橋小學的校工姚福德,因爲曾在國民黨時代當過兵,被學生毆打,他沖出校門跳入附近的河中。河岸高而河水淺。他的頭部倒插在河底淤泥中,兩腳露出水面。河岸上的人群看著他這樣死去。
在福建廈門,廈門大學歷史系教授王思傑,在遭到殘酷“鬥爭”後,和妻子兒女共四人一起自殺。在廈門第八中學,1966年8月,物理教師黃祖彬被打死。另一位教師薩兆琛在被殘酷毒打後關在學校樓上,在一天淩晨墜樓身亡。
在廣州鐵路中學,學生“鬥爭”英語教員高本鏘時,逼他喝下一瓶墨汁,然後猛擊他的胃部。他開始嘔吐,先吐出的是黑的墨汁,然後是紅的血。高本鏘被關押在學校教室中,半夜自殺身亡,時間是1966年9月間。中山大學羅應榮教授在1957年被劃成“右派分子”下鄉勞動兩年,貶入資料室工作。1966年進了該校的“專政隊”失去行動自由,他請人遞送一個紙條給住在城中曾經和他一起編寫英漢詞典的朋友,被紅衛兵發現,爭奪中他把紙條吞了下去。他被以“毆打紅衛兵”的“現行反革命”罪判刑5年。1970年他在花縣赤泥鎮採石場“勞改”時被刑事犯打傷後腦,不久死亡。
在湖南,長沙第一中學的紅衛兵1966年8月18日在北京受到毛澤東接見歸來之後(該校一名紅衛兵代表那天在天安門上講了話),立即在校中掀起毆打老師以及所謂“出身不好”的同學。被打得最嚴重的是一位信仰宗教的女性副校長。她的頭髮也被剪掉了半邊。瀏陽第一中學的語文教員唐政被毆打和在學校“勞改”。她被用繩子綁到該校大禮堂的“鬥爭會”上,在臺子上被打死。時年47歲。她死後,她的丈夫和兒子也被捆綁起來。當晚她的屍體被埋時,還有人往土坑裏吐痰扔髒東西。
在四川,1966年8月2日,重慶大學共產黨黨委書記鄭思群自殺。在瀘州第三中學,一位姓鍾的女教師被罰跪煤渣,雙膝流血。在成都第四中學,物理教員毛世祿上吊自殺,數學教員黃天倪臥軌自殺,校長王侃割喉嚨自殺未死。
在武漢,1966年8月24日,76歲的武漢大學校長李達在反復被“鬥爭”後死亡。武漢市第一中學英文老師李德輝自殺。武漢第十四中學數學老師陳邦鑒自殺。武昌實驗中學政治教員姚學之被該校紅衛兵毆打折磨致死。
在江蘇常州,第二十六中學的校長褚孟衡,被挂牌子“示衆”並被批鬥多次。有一天,一些學生用黑布蒙住他眼睛,把他帶到一間屋子裏用煙熏得昏了過去,然後用手臂粗的棍子打他,棍子被打斷。他滿身青紫,既不能躺也不能坐。沒有一所醫院敢給他治療。後來他又被通知去學校參加一個“會”,那顯然包括一場毆打和折磨,於是他上吊自殺。幸運的是他的家人發現了並砸開窗戶及時解開了繩子。他活下來了。在江蘇省揚州灣頭公社小學,副校長張筠被毒打並監禁在教室裏。她投河自殺,留下了年幼的子女。在她死以前,她的七歲大的兒子曾聽到有些學生交流如何用銅頭皮帶打人的“經驗”。
在浙江紹興,第二初級中學的語文教員馮世康,1966年夏天被批判鬥爭,在一次鬥爭會上,除了被辱駡、挂牌子、“坐飛機”和拳打腳踢之外,有學生在臺上舉起一把椅子往他頭上猛砸,把他打倒在地。馮世康在第二天跳河自殺。
被訪者說,打老師的現象在他們所在的省區全都發生了。這些省區有:福建、廣東、湖南、湖北、山西、陝西、四川、江蘇、江西、新疆、浙江。但是總的來說,對教師的暴力攻擊在北京最爲嚴重,而北京在當時被稱爲“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中心。”[6]
2.暴力迫害的發展過程
第一階段 從罵到打
1966年5月25日,在北京大學,聶元梓等七人貼出了一張大字報,攻擊北京大學當局者爲“黑幫分子”,號召“堅定地、徹底地、乾淨地、全面地消滅一切牛鬼蛇神。”[7]1966年6月1日晚上,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廣播了這一大字報。這張大字報震動了全國。在北京,六月初,“工作組”被派往各學校取代學校當局並領導那裏的“文革”運動。所有的大學和中學都停止了日常課程,用全部時間“搞運動”。學生以北京大學爲榜樣,開始用同樣的一套詞語來改擊他們所在學校當局。6月18日,中共中央宣佈廢除舊的高考制度。在很多學校裏,那些最早起來開始對老師作語言攻擊的人得到了工作組的大力支持,成爲新建立的權力機構“文化革命委員會”的成員。工作組號召和組織學生寫大字報“揭發”教師。除了“反革命分子”、“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分子”這一類政治性術語之外,象“豬”、“毒蛇”之類的貶意詞語,也被用來咒駡教師。[8]髒話“他媽的”,從1966年初夏開始在校園中普及化,後來成爲紅衛兵的特色用語之一,不但用在口頭上,還用在書面上。
工作組把教師“排隊”並劃成四類:好的,比較好的,有嚴重問題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相當比例的教育工作者被工作組劃成了第四類,並且被宣佈“停職反省”。北京西城區的工作隊,把全區61所中學的58•4%劃爲“三類”, 5%劃爲“四類”;476名中學領導幹部,40%劃成“三類”,14%劃成“四類”。上文寫到的北京師範大學附屬中學被打死的的卞仲耘副校長和被嚴重打傷的胡志濤副校長,因爲是“重點中學”的領導,都被工作組劃爲“四類”。有些教師不能忍受壓力和侮辱,自殺了。
在北京大學,有學生把大字報貼在歷史系教授汪籛的門框上。關於這件事有兩種說法:一種說大字報是被風吹掉的;另一種說汪因出入房門而把大字報撕了。有學生譴責汪籛出於仇視“文化大革命”而故意破壞大字報。工作組命令汪籛認錯並把大字報貼好復原。汪籛做了他們要求他做的,然後在當天夜裏反鎖家門服殺蟲劑敵敵畏自殺身亡。毒性發作後的劇烈痛苦使他以頭撞牆。他的鄰居們聽到了他臨終前的的痛苦的喊叫。那是1966年6月11日。歷史系青年教員俞偉超遭到“鬥爭”後兩次自殺,幸而未死,被高壓電燒毀兩根食指。
北京寬街小學的李蔭福老師是六年級的班主任,他被工作組指控有“歷史問題”,在工作組時期自殺了。在中央民族學院,歷史系副主任傅洛煥投水自殺。在上海華東師範大學,歷史學教授李平心於1966年6月15日自殺。 北京鋼鐵學院院長高芸生遭到“鬥爭”後於7月6日自殺。
在6月就有學生對教師進行暴力性攻擊。在清華大學,6月11日和12日,有學生組織了“打狗隊”,來打那些被看作“黑幫分子”或別種“敵人”的人。在“打狗隊”看來,那些被打的人是“狗”而非人。他們對“狗”實行“戴高帽子”和“遊街示衆”等等。1966年6月18日,在北京大學,一些學生對那些已經受到語言攻擊的人展開了暴力攻擊。比如,上文寫到的自殺了的中文系黨總支書記程賢策,被學生追趕並毆打。有學生從廁所拿來大便紙簍,扣在程賢策和中文系副主任向景潔的頭上,還把墨水倒在他們身上。晚上向景潔回到家中,他的妻子在他背上的青紫傷痕上敷了草藥膏。胡壽文,上文寫到的生物系講師,被學生用一根繩子套在脖子上,拉倒在地,拖著就走。胡幾乎窒息昏死過去。那天北京大學各系共有六十多人被用這樣野蠻的方式“鬥爭”。
在蘭州大學,1966年6月17日,得到工作組支援的一些“左派”學生到江隆基家中,把他一路拖著跑到操場,進行“鬥爭”。他們把桌子和凳子層層相疊,讓江隆基跪在上面,並戴上了重十多斤的鐵籠子。6月22日,中共甘肅省委告訴蘭州大學學生他們已經做出撤銷江隆基職務的決定。第二天,在蘭州大學又召開 “鬥爭”江隆基大會,再次對他使用罰跪、戴高帽子、拳打腳踢、遊街等方式。 6月25日上午,中共甘肅省委召開萬人大會,宣佈“撤銷江隆基的黨內外一切職務”。當天下午,江隆基自殺。
在中學也發生了類似的暴力事件。上文寫到的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的副校長卞仲耘,在她1966年6月29日寫給上級黨委的信中,描述了她如何在6月21日的“鬥爭會”上被打以及會後又被打。她說:“我被拷打和折磨了整整四、五個小時:戴高帽子、低頭(實際上是將身彎到和下肢成九十度)、罰跪、拳打、腳踢、用繩子反捆雙手,用兩支民兵訓練用的步槍捅脊背,用地上的污泥往嘴裏塞、往臉上抹,往滿臉滿身吐吐沫。”[9]這個“鬥爭會”是由工作組主持召開的。她寫信向上級領導求救。她的丈夫親自把信送到了中共中央所在地中南海的傳達室。但是高層領導人沒有理睬她的信。
然而,雖然工作組鼓勵學生批判鬥爭老師,並計劃把那些已被劃入“第四類”的人送去“勞改”,但是對6月18日在北京大學出現的那種不受工作組領導的大規模的暴力行動,表示反對。1966年6月20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劉少奇轉批了北京大學工作組的第九號簡報給各學校,要求制止學校中的“亂鬥現象”。[10]劉少奇只是要求制止“亂鬥”,他自己正在積極領導“工作組”組織“鬥”人。他親自指導北京師範大學一附中工作組如何把該校校長劉超“鬥倒鬥臭”。(他在和該校工作組成員的談話中使用了這一“文革術語”。他在該校上學的17歲的女兒也成爲工作組的成員之一。)但是這個文件要求制止大規模使用暴力,顯然和這一時期還沒有發生文革的攻擊物件被活活打死直接有關。
第二階段 從打到打死
打死人是在工作組被撤銷後立即發生的。1966年7月28日,按照毛澤東的指示,中共北京市委發出了“從大字撤銷工作組的決定(包括中學)”。在此之後的一周內,工作組來離開各個學校。學生組織,其中絕大部分稱他們自己爲“紅衛兵”,填補了因工作組撤銷而造成的權力真空。正是在這時候,大規模的打老師事件發生了。已經被工作組劃入“第四類”的人首先被紅衛兵開會“鬥爭”和毒打。剃“陰陽頭”,用銅頭皮帶和棍棒打人,在那時候普遍並且公然地發生。
首先,各學校建立了校園“勞改隊”或稱“專政隊”。北京大學公共數學課講師董懷允在工作組領導文革時期已經被編入另組,不得參加“革命群衆”的會議等。他也目擊了6月18日的北大暴力鬥爭場面。7月26日江青在北大宣佈“618事件”是“革命事件”,7月27日聶元梓宣佈建立校園勞改隊。董懷允在7月28日上吊自殺。
1966年8月5日北京師範大學女子附屬中學的紅衛兵把卞仲耘校長打死後,當天晚上該校紅衛兵負責人宋彬彬等當面向當時的中共北京市委第二書記吳德報告了此事。中共北京市委和周恩來辦公室的幹部來到學校,要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堯“正確對待革命群衆”。至今沒有任何材料告知高層官員曾如何談論卞仲耘之死。但是,他們在卞仲耘被打死後沒有採取措施來制止暴力是十分明顯的。相反,他們高度稱讚正在全國迅速傳開的紅衛兵運動。毛澤東在1966年8月18日在天安門廣場接見了一百萬紅衛兵。在天安門城樓上,宋彬彬給毛澤東戴上了紅衛兵袖章,毛澤東告訴她“要武”;北京大學附屬中學學生彭小蒙代表紅衛兵在大會上作了演講。這兩個最爲矚目的紅衛兵人物所在的學校是最早開始用暴力攻擊老師的。
在8月18日之後,暴力行爲猛然升級,越來越多的老師被打或被打死。這一點,從上文寫到的教育工作者被打死的日期可以清楚看出。從撤銷工作組到8月18日大會之前,北京市紅衛兵打死人的學校有兩所,即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8月5日)和北京101中學(8月17日)。在8月18日毛澤東接見紅衛兵大會之後,有數千教育工作者和城市居民被打死。上文寫到的北京第三女子中學校長沙坪和第八中學校長華錦,都在8月18日大會後,被連續毆打折磨和關押,在8月22日死亡。
按照一篇在1991年刊出的關於“文革”期間的北京中小學教育的文章說,僅僅在八月的兩個星期內,在北京西城區,近百名教育工作者被迫害致死。被打傷或致殘的人不可計數。[11]這篇文章關於這一時期的介紹篇幅很短,並且未給予準確數目,也未說明受難者姓名。但是這篇文章顯然有北京教育局的內部統計資料作依據,只是這些材料不准學者查閱。
在本文和筆者的《文革受難者》(香港,開放出版社,2004)一書,記載了一批被打死的教育工作者的名字、死亡事件和受難經過,材料來自筆者一人之力所做的調查,還相當不完全。
第三階段 大規模殺戮:從校內到校外,從北京到全國
在1966年8月18日大會之後,暴力迅速發展升級。 1966年8月22日,中共中央轉發了公安部“關於不准動用警察鎮壓革命學生運動的規定。”那時候,北京學生的暴力行爲已經從校內擴展到校外。
受難者是北京的普通市民。其中不僅有從前的工廠或商店的擁有者,有擁有自己的房屋的人,有1957年被劃成“右派分子”的人,還有藝術家、作家,等等。1966年8月23日,作家老舍和其他二十多名文藝工作者一起被中學紅衛兵“鬥爭”和毒打,老舍在8月24日自殺。
1966年8月27日半夜,北京大學附屬中學的紅衛兵把住在附近的37歲的工人陳彥榮和一名老年女人打死。陳彥榮的妻子劉萬才一起被毒打。該校紅衛兵還打死了北大東門外溝沿8號60歲的居民吳素珍。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的紅衛兵在校中打死副校長卞仲耘後,又在該校化學實驗室中把一名18歲的學校附近西單玉華台飯莊的女服務員綁在柱子上打死。
上文寫到的在1966年8月25日在校中打死三個人的北京師範大學附屬第二中學的紅衛兵,在8月28日抄了地安門東大街93號朱廣相醫生的家,並且打他。鄰居李叢貞,半導體研究所的工友,上前說了“朱大夫是好人,別打了。”爲此話李叢貞被綁在柱子上當衆打死。李死後,紅衛兵爲判斷他是不是真死了,掄刀從他的肩膀上劈下一塊肉,見沒有反應,才把屍體松了綁。
8月29日,中國人民大學附屬中學的高二(二)班的紅衛兵到北京大學教工宿舍打死了一名同學的爺爺孔海琨。在北京第一中學,紅衛兵把學校原來的菜窖變成了打人場所,有十三個從校外抓來的人被打死在那裏。位於北京郊外風景區的第四十七中學的一名前紅衛兵說,該校紅衛兵不僅打了他們學校的老師,而且把學校附近的幾個村莊中的所有“階級敵人”都“消滅”了,也就是都打死了。殺戮從市區擴展到農村。在北京大興縣,從1966年8月27日到9月1日,325名所謂“四類分子”以及他們的家屬子女被殺害。在受難者中,年紀最小的是剛生三十八天的嬰兒。[13]
從1966年8月下旬到9月底,在北京有1,772人被打死了。這是一個巨大的數位。這個數位出現在1966年10月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的一份“內部”文件上,標題爲《把舊世界打個落花流水》。(這個標題就表明了把紅衛兵打死人當作革命功績看待。而在這之前,1966年9月5日“中央文革小組”的一份簡報中,就說北京已經有上千人被打死。那份簡報的副標題是“紅衛兵半個月來戰果累累”。但是這些“內部”文件從來沒有向人民公佈過。)文革後的1980年,中共北京市委的機關報《北京日報》[14]發表一篇關於那時已被批判的前北京市革命委員會主任謝富治的長文,簡單提到了1966年8月下旬到9月的20天中有1,772人被打死。但是這篇文章沒有說明這些死者是誰以及他們如何被打死。另外,文章使用了動詞被動語態“被打死”,而沒有說明是誰殺害了這1,772人。這種口氣是會令後人驚訝的:即使在文革後,殺害1,772人竟然仍然不被認爲是嚴重事件,也不被認爲需要追查責任。確實,在對林彪和“四人幫”集團的審判中,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的判決書也沒有提到1966年北京的紅衛兵殺戮。
根據一份“內部”材料,從1966的8月24日到9月1日,在北京被打死的人的數位是:8月24日,44人;8月25日,86人;8月26日,126人;8月27日,228人;8月28日,184人;8月29日,200人;8月30日,224人;8月31日,145人;9月1日,228人。8月31日的死亡人數有所下降,顯然是因爲那一天毛澤東在天安門廣場第二次接見百萬紅衛兵。紅衛兵到天安門廣場去了,用來打人的時間有所減少。9月2號後每日被打死人數大幅降落,是因爲那一日中共北京市委發出一個文件要求制止“打死人的現象”。那個文件口氣十分溫和,“打死人”被稱作“現象”而不是被稱作“犯罪”。但是這個文件立刻起了作用。可見當時紅衛兵的行動看似雜亂,但是總的局勢是上面穩穩掌握在手的,要打就能打,要收也能收起。
紅衛兵殺戮發生在北京的每個區,以西城區打死人最多,有333人被打死。西城區是北京最爲中心的一個區,中共中央所在地中南海就在西城區內。北京第一個打死人的學校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也在西城區內。西城區當時有六十所中學,平均每一所中學的紅衛兵打死5至6人。(抄家打人主要是中學紅衛兵做的。)
特別殘忍的是,這些人甚至不是被子彈射擊而死的,也不是像古代那樣被用大刀砍頭的,而是被紅衛兵們用拳頭棍棒和銅頭皮帶活活打死的。打死一個人,有時候用數個小時,有時甚至用幾天的時間,顯然死亡過程因漫長而更爲痛苦。被打死的人,衣衫破爛,渾身血迹斑斑,被丟上卡車或者平板車,沒有姓名標記,橫七豎八地堆在一起,就被送往火葬場焚燒。因爲突然增加的大量死亡,北京的焚屍爐供不應求,來不及焚燒。加上天氣炎熱,火葬場只好往死屍堆上放冰塊控制腐爛。目擊者說,那裏的場面極其恐怖。
另外,事實上有更多的受難者不可能被計算在1,772人內,因爲他們被強制遣返後,在離開北京前往農村的路上被打死,其時他們的北京居民戶口已被登出。另外,在9月底以後也還有人被打死,比如上文寫到的北京第六中學的退休校工徐霈田老人和北京吉祥胡同小學副校長邱慶玉。
儘管1,772已經是一個巨大的數位,很多目擊者認爲有理由認爲被打死的人的總數大於1,772。北京市在文革後“內部”統計了被打死的總人數,沒有分別死亡的年份,但是可以看出在1966年的死亡人數應該高於1,772人。
在1966年8月北京打人的高峰時期,在北京的中學裏流行著一句話:“打死個人不就是28塊錢的事嗎。”28塊是當時火葬一具屍體的價錢。那些被打死的人的火葬費用要由他們的家屬支付。他們的骨灰不准保存。在文革後,爲一些被打死的人“平反”,並不說是召開“平反會”,只說是舉行“骨灰安葬儀式”,而儀式上的骨灰盒子,多半都是空的,並沒有骨灰在內。
在大規模抄家打死人的同時,北京有十萬居民,被作爲“階級敵人”掃地出門驅逐到農村。他們的人數,占當時城區人口的百分之二。這些人被掃地出門,失去了一切財物,在其後十多年間過著極其艱難的生活,而且,其中相當一部分在遣返路上就被打死,或者在到達農村不久後就因受到“鬥爭”和饑寒交迫而死亡了。
從1966年8月開始,紅衛兵得到免費車票去全國各地旅行以進行所謂“革命大串連”。北京的紅衛兵把暴力行爲帶往外省市。比如,1966年8月27日,北京第二十八中學的三個紅衛兵串連了上海上海中學的紅衛兵到上海郊區梅龍公社牛行大隊“鬥地主”。結果,一名前地主被打死。[15]在上海外國學院附中,1966年8月16日,該校紅衛兵就發起對附中和上海外語學院的教師和幹部的殘酷“鬥爭”,8月下旬北京來的紅衛兵到了那裏以後,又對老師進行了一次大規模的毒打。老師被打傷後血流在地上。他們強迫老師用舌頭把地上的血舔乾淨。
在上海育才中學,9月初,北京紅衛兵“串連”到達以後,在該校召開全校大會,在會上把所謂“家庭出身不好”的學生揪到臺上打耳光,謾駡侮辱。這是該校文革中第一次發生大規模當衆打人。接著,北京紅衛兵和該校紅衛兵一起“鬥爭”該校老師。一天晚上,他們連夜毒打該校數學女教師王守璠,直到淩晨四五點鍾才歇手。他們打她耳光,還強迫她在地上爬並喝抽水馬桶裏面的髒水。王守璠隨後就跳井自殺了。
來自上海的一位被訪者,前上海中學紅衛兵成員說:
北京紅衛兵南下,穿著軍裝,系著武裝帶,非常神氣,對我們說:“你們這裏怎麽這麽文質彬彬,一點革命氣氛都沒有?”我當時弄不懂他們說的“革命氣氛”是指什麽。一個北京來的女紅衛兵從腰上解下皮帶就開始示範怎麽抽人。這是我第一次看見北京紅衛兵的樣子。
從本文所附的學校名單,我們可以看到從北到南,從大城市到鄉村,學生攻擊教師和其他“敵人”的現象到處發生。在湖北省省會武漢,根據該市官方文革後的“內部”統計,1966年夏天,紅衛兵打死了62人,還有32人因被打鬥而死亡。[16]廣播和報紙對紅衛兵的宣傳,以及“革命串連”,是把暴力從校園帶到社會,從北京發展到全國的有力幫助。
3.主要的折磨方式
(1)用拳頭、棍棒打,用腳踢。
(2)“高帽子”和“遊街”。毛澤東在其“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1927)一文中描述了農民鬥爭地主的這一方式。這篇文章印在毛著普及本中,很多學生讀過。1966年8月3日在南京師範學院,上文寫到的吳天石和李敬儀夫婦就是因“遊街”而被折磨死的。
(3)挂在被打成“敵人”的那些人胸前的“黑牌子”。在牌子上寫有“黑幫分子”、“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 “反動學術權威”等等罪名。罪名下面是這個人的被打了紅“×”的名字。這一象徵手法被使用,是因爲在法院的公告上,被判處死刑的人的名字上通常標有紅“×”。許多教師被強迫必須在公衆場合挂著這種牌子。開始的時候,這種牌子多由兩尺見方的硬紙板做成。但是後來有學生製作了沈重的牌子以加深身體攻擊和侮辱的程度。在北京第一中學——這是一座靠近北京老城牆的學校——鬥爭校長劉啓明的時候,有學生甚至用細鐵絲把一塊巨大的城牆磚挂在她的脖子上。
(4)“坐飛機”或“坐噴氣式”。這兩個名詞是“文革”中廣泛使用的。在“鬥爭會”上,被鬥的人被強迫站在臺上,低頭,彎腰,雙臂後舉,身體形狀如噴氣式飛機。“鬥爭會”常常持續數小時,長時間保持這種姿式是很困難的,特別是對那些年紀大的人來說。
(5)“陰陽頭”,形似中國古代的“陰陽”圖案。學生把教師的頭髮剃去半邊,因而命名。這一方法常使用于女老師身上作爲特別的懲罰。不僅中學生,大學生也這樣作。
(6)用銅頭皮帶打。紅衛兵的時興裝束是一身黃軍裝,佩戴紅色袖章,腰束皮帶。皮帶也被用來抽打人。軍用皮帶有銅頭,可以造成嚴重的傷害。幾位被訪者都提到有些紅衛兵曾交流和炫耀用銅頭皮帶打人的經驗,包括鞭打的方向和角度,以及怎樣才能“一打一個血窟隆”等等。
(7)“抄家”。學生不要需任何搜索證便可以老師家中搜查他們的私有財物。紅衛兵的“破四舊”運動發生在1966年8月至9月。教師一般都有很多書籍。除了馬列毛著作和自然科學書籍外,其他書都被視爲“四舊”沒收或者燒掉。南京師範學院西方美術史教授秦宣夫的畫冊全部被來抄家的紅衛兵倒上煤油燒掉。一位教師的相當完整的中國象棋藏書,也全部被沒收和毀掉了。
(8) 校園“勞改隊”,又稱“牛鬼蛇神隊”或“專政隊”。每個學校都有老師被打入其中。這種隊被認爲是“敵人”集體。隊中的人必須做髒的、重的工作。如掃廁所,拾垃圾,等等。他們也必須總是挂著“黑牌”。在“勞改隊”裏的老師隨時可能被侮辱、被打。北京第三女子中學有14個教職員在“勞改隊”中。北京大學附屬中學有三個“勞改隊”。這三個“勞改隊”是按照所謂“罪行”的嚴重程度來劃分的。其中“勞改一隊”6人,“勞改二隊”12人,“勞改三隊”6人。進“勞改隊”的人占了全校教職員工人數的四分之一。
很多被訪者估計,各校被正式趕入“牛鬼蛇神隊”的老師的比例普遍超過百分之二十。1985年前後在北京編寫的五所中學的簡史顯示:在北京第二十六中學,46名教師曾被趕入“牛鬼蛇神隊”中並被毒打。[19]在北京101中學,63名教師進過“牛鬼蛇神隊”。[20]在北京育英學校,二十多名教師進過“勞改隊”。[21]在北京育才中學,16名在“勞動隊”中的幹部和老師都被當作“黑幫分子”毒打。[22]在通縣(北京郊區)第一中學,學生剃了四個女教師的頭髮,76名老師中的53名被強迫進入“牛鬼蛇神隊”,在皮鞭下每天勞動14—15小時。[23]
(9)唱“牛鬼蛇神歌”。此歌又被稱作“嚎歌”,因爲被強迫唱此歌的教師已不被視爲人類而被視爲動物。在“牛鬼蛇神隊”中的老師被強迫一日數次唱這個“歌”。如果唱得不被紅衛兵滿意,他們可能被打或被罰。這個“歌”由北京第四中學的學生所作並流傳全國。此“歌”詞曲如下:
|1 5 1 2 |3 1|1 5 1 2|3 1 |
我是牛鬼蛇神, 我是牛鬼蛇神
|0 0 0|0 0 0|
我有罪,我有罪,
|6 5 3 3 |2 1 |3 3 2 3|5 5|
我對人民 有罪,人民對我 專政,
|6 5 3 3|2 2|
我要低頭 認罪,
|3 3 2 3 |5 5 |6 5 3 3| 2 1 |
只許老老 實實, 不許亂說 亂動,
|3 3 3 2 3 |5 5 |6 5 3 3|2 1 |
我要是亂說 亂動,把我砸爛砸碎,
|5 5 |6 6 |0 7 7 |— —‖
把我 砸爛 砸碎[18]
以上方式,在本文附錄中所列的學校中都幾乎都被採用過。還有別的方式在部分學校被採用。其中相當普遍的方式之一是在校中設立牢房關押教師。比如,在北京第一中學,一位姓龔的老師被關押在學校幾個星期,他被毒打,以致他的一個學生看到他時都認不出他來。在北京第五中學,校長呂清寰被關在樓梯下面的小黑屋裏幾個月。北京第十三中學,北京第三十一中學,北京清華園中學,北京外國語學校,都設有專門牢房關押人。北京第四中學和第六中學都把原來的音樂教室改建成了監獄。在北京第六中學,如上文已經寫到的,紅衛兵設立的監獄關押老師和別的人長達三個多月。在1966年夏天,很多學校的紅衛兵前往北京第六中學學習“革命經驗”。據一位北京景山學校的紅衛兵說,他們因被指責爲“鬥爭性不強”而去參觀。她看到監獄中遍地都是血迹。兩年以後,1968年的“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這種牢房建立於中國每一個工作單位,被俗稱爲“牛棚”。實際上,“牛棚”是在1966年就開始的。
各式各樣的折磨方式被使用。在清華大學附屬中學和北京大學附屬中學,有紅衛兵學生用塑膠包的鋼絲繩打老師。據一位受害者說,這種塑膠包裹的鞭子不會象銅頭皮帶那樣造成皮膚上的明顯傷害,但是導致更加嚴重的疼痛,“疼得鑽心”。在南京南市小學,一位女教師被強迫站在一隻放在椅子上的凳子上聽批鬥。批鬥完後,有人把凳子下的椅子抽走,把這名教師摔到地上。在清華大學和清華附中,有教師被紅衛兵強迫互相打。在北京第三女子中學、101中學和北京師範學院附屬中學,紅衛兵強迫老師打那些已經被打死的同事的屍體。當他們拒絕這樣做時,紅衛兵咒駡他們“同情階級敵人”,將和被打死的人“同樣下場”。
甚至連那些有倖免於進入“勞改隊”的老師也生活在恐懼中,因爲時常有學生來要錢和糧票。據幾位被訪者說,在1966年夏天,北京101中學和北京大學附屬中學的一些老師白天呆在學校附近的農田中,直到半夜才敢回家,以免受到騷擾。
4.誰被打?
從1966年6月初開始,教師成爲“文革”的打擊目標。工作組進駐學校後,學生遇見老師,不再向老師問好。他們不禮貌地呼叫教師的全名,以代替過去帶有敬意的“姓+老師”。大多數教師都在大字報上和“揭發批判會”上受到語言攻擊。被揭發批判的老師不被允許替自己辯護。在8月初“工作組”離開學校之後,學生可以用任何方便的理由毆打教師。當老師遭到身體攻擊時,他們得不到任何保護。不過,並非所有的老師都被打。一般來說,下列四類老師被打:
(1)學校的負責人,包括學校一級(在大學裏,系一級也在內)負責人。他們中的大多數都被指爲“反革命黑幫分子”或“教育界的資產階級代理人”。在他們之中,學校的最高負責人以及主管教學工作的人受到更嚴重的折磨。舉例來說,1966年8月5日,在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除了一名教育程度較低並只主管學校總務工作如建築物維修的副校長外,其他五名校一級領導幹部都被毒打,而學校的最高主管人卞仲耘被打死。卞仲耘當時是第一副校長。假使學校當時有正校長在職,這個正校長可能先于卞被打死。
(2)學術上較有成就、教學業務上較強的教師,在“文革”中被指爲“反動學術權威”被“鬥爭”。在大型大學裏,幾乎所有的教授都成爲“反動學術權威”,不論他們的專業在自然科學還是社會科學領域。在一般大學裏,一個講師也會被指爲“反動學術權威”,只因爲那裏沒有多少人有更高級的職稱。在1956年以後很少機會有職稱提升,所以1966年時級別低的青年教師中學術成就較高者也象老教授一樣被鬥。事實上,在幾乎所有的大學、中學、小學甚至幼稚園裏,教師中級別相對較高或業務能力較強的老師都被作爲“反動學術權威”而加以攻擊。每一個學校都需要找出它自己的革命打擊目標。
文學藝術界和教育界一樣,被規定爲文革的重點打擊物件,所以在文革前發表過文藝作品的人,都遭到攻擊。一些年輕的中學語文老師,僅僅因爲在《北京晚報》等處上發表過一兩篇短文,就被攻擊爲“黑作家”“小吳晗”遭到“鬥爭”和毆打。(吳晗是明史專家,京劇《海瑞罷官》的劇作者,1965年10月在報紙上開始“批判”《海瑞罷官》被當作發動文革的第一個重大動作。)
(3)被認爲有“政治問題”的人,比如有“海外關係”的人,和國民黨曾有關係的人,“家庭出身不好”的人,等等,即使沒有證據說明他們有意反對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在1957年有相當一大批教師被打成“右派份子”,這些人在文革中又首當其衝被攻擊。有的青年教師僅僅因爲曾經聽過“美國之音”廣播,在文革前就被指爲“偷聽敵臺”而遭到監控,文革開始後受到更加嚴重的攻擊。教師隊伍在“文革”前已經多次被清洗,文革又一次從中找出新的打擊目標。
在相當多的地方,當學校的黨政負責人自己還沒有被“打倒”的時候,他們先領導攻擊了第二和第三部分人,直到他們自己也進了文革的打擊物件圈子。
以上三類人是在“文革”的指導性文件中設定的目標。他們因此難逃攻擊。
(4)一般老師也會挨打
教師是學校制度的主導力量部分。因爲整個學校制度被指控爲“反革命修正主義教育路線”,教師從整體上被當作文革的打擊物件。即使是一般教員,也會爲一些原因比如得罪過學生等等被打,甚至不需要任何原因也會被打。
紅衛兵擁有的不受法律約束的權力使得個人可以趁機報復私仇。比如,邱慶玉,上文寫到的北京吉祥胡同小學校長,是被已經畢業上了中學的學生回到學校報復時打死的。在北京第六中學,副教導主任單承佐被當作“黑幫分子”鬥爭時,一個學生兇猛地打他並說:“你還記得你以前處分了我嗎?現在是你倒楣的時候了。”在北京第十五中學,一個初二的學生毒打一位女教師,逼她在地上爬行,僅僅因爲“文革”前這個女教師到這個學生的班上代課時批評過這個學生。在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有一個七十來歲但相當健康的老校工許占魁,平時對學生比較嚴厲,被紅衛兵打得渾身青紫不能起床。
“文革”開始以後,“牛鬼蛇神”一詞常被用來指稱那些鬥爭物件。對文革起了重要指導作用的《人民日報》1966年6月1日的社論題爲“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牛鬼蛇神”一詞出自古詩,原意是指化妝遊行中的一些角色,在“文革”中未作清楚的定義就成了打擊物件的總稱。這一詞意的模糊性導致了很多老師被打的隨意性。在北京大學附屬中學,幾個紅衛兵學生遇到體育老師張敏,問她每月工資多少,然後就按照工資數用銅頭皮帶在她背上抽打了一百多下。在北京師範學院附屬中學,一位年輕的女教師容貌漂亮並發表過數首詩,因而遭到“鬥爭”和侮辱。另一方面,在南京第二中學,有一位老師因外貌比較醜也被打,因爲學生說他像電影中的反派角色,像“特務”。
在中學裏,每個班有一個班主任,管束學生是班主任的主要工作之一。1966年夏天,這部分老師比其他老師更易遭到學生的暴力攻擊,雖然他們既非學校的“當權派”也不是“學術權威”。比如,在北京第八中學,初中一年級的一位班主任,一個二十多歲的未婚女性,被剃了“陰陽頭”。在北京第二中學,高中三年級的學生剃了五十來歲的女班主任的頭髮。湖南湘潭第一中學初一的一名女班主任,剛從師專畢業不久,二十來歲。男學生把她的蚊帳捅爛,把她的東西砸壞。由於相似的原因,一些曾經給過一些學生不及格分數的老師被打得非常厲害。
訪問教師時,筆者曾經問過,被打時你們的反應是什麽?事實上,他們全都無聲地忍耐了種種殘酷的虐待。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的郭聖銘教授,當他被從家裏拖出去遊街、頭上戴著“高帽子”、腳上沒有穿鞋子的時候,他想這一切都是沒有意義的胡鬧,不要把這些放在心上。他的道家哲學幫助他承受了侮辱。爲了在心理上保護自己,他讓自己相信種種暴力行爲都只是一場荒唐的鬧劇。他不是這樣做的唯一教師。龔浩然,廣州第二十五中學的教員,自稱在“文革”前練過武功並知道怎麽在這種情況下保護自己。當學生打他的時候,他蹲下,雙手抱頭,以武功的方法調整自己的呼吸。他總算被傷得不算厲害。北京建築材料工業學院的物理學教師孫菊生,曾被北京第八女子中學和北京第三十一中學的紅衛兵關押在家中毒打數日。他說,他總結的“經驗”是被打時要盡可能保護身體不動,這樣可以減少疼痛和傷害。清華大學附屬中學副校長韓家鼇,被打傷後不能從醫院得到治療。他用“雲南白藥”—— 一種傳統的治療外傷的中草藥——治療自己。這種藥需要與白酒同服。在此之前他從未喝過白酒。從1966年夏天之後他便天天喝酒。開始是爲了治傷,後來則是因爲形成了習慣。他一直喝了下去。
沒有一個人採取公開行動抗議或反對這些暴行。這並不是因爲老師們全都怯懦,而是因爲抗議幾乎是不可能的。有三個明顯的原因:(1)警察已經收到了命令不干涉學生的行動。[24]沒有人幫助受到暴力虐待的人。(2)這些打人的學生是受到官方支援的“紅衛兵”組織的成員,而老師卻是些互相隔絕孤立的個人。(3)任何個人性質的抵抗會帶來嚴厲的報復並導致更多的死亡。比如,1966年8月25日,在北京崇文區有一名叫李文波的男子,他被抄家並被打。據紅衛兵在當時宣稱,李文波用菜刀攻擊了來抄家的北京第十五女子中學的紅衛兵。文革後有當事者透露李文波沒有用菜刀攻擊紅衛兵,只是要求讓他的妻子上廁所。紅衛兵因此毆打他的妻子。在混亂中發生衝突。李文波被當場打死,他的妻子劉文秀被警察帶走,在9月12日被判處死刑,在9月13日被槍斃。李文波死後,紅衛兵在全城發起了以“討還血債”爲藉口的更大規模的暴力行動。從第二天——8月26日——開始,在北京每天被打死的人的數位從兩位元數跳到了三位數;被打者的範圍也擴大了。上面寫到的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的26歲的劉樹華老師就是在8月26日晚上被毒打後自殺的。
此外,藏匿或逃跑也是不可能的。一個人若沒有戶口,不能住在任何地方,而紅衛兵卻無處不在。一位教師被訪者說,秘密逃離北京或中國的念頭曾在他頭腦中閃過,但他很快就認識到這樣太困難也太危險,所以不能做。孫菊生,上文提到的物理教師,在家中被附近中學的紅衛兵打時,他的姐姐孫啓坤,一個退休會計,來跟他道別。她的丈夫是北京鐵道學院的教授,在其學校中被打,而且校中已經有人被打死,他們就一起離開了家。孫啓坤在弟弟孫菊生的家中被紅衛兵抓住。她拒絕說出她的丈夫藏在哪里。1966年8月27日孫啓坤被打死。唯一從北京成功地逃到香港的教師是中央音樂學院的馬思聰。在受到侮辱毆打之後,他在1966年11月秘密離開了北京。在他逃出境外後,建立了一個專案組作全國性的調查。那些被認爲幫助過他甚至僅僅跟他有過接觸的人都受到了殘酷的審問。這些人中,有的被關押了8年,有的死在關押中。這樣一來,沒有人敢於幫助別人逃跑,也沒有人敢自己逃跑。
在這種情況下,一隻鎖牢的鐵籠子已被造成,教師們無處可逃。面對未有先例的侮辱和暴力,教師們除了忍耐並把自我欺騙當作心理避難所之外,沒有別的選擇。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的地理老師,目擊了許多同事被毒打。在恐懼中,她跪在家中地上並叫她的兒子打她,來練習如何承受痛苦。她覺得沒有這種“彩排”,她將無法承受折磨。
如上文提到的,老師們在6月裏曾被“工作組”劃爲四個類別。在工作組撤離學校後,這種政治身份仍在某種程度上保留了下去。“文革”所宣稱強調的要“區別”對待“犯有嚴重錯誤”的人和“敵人”的政策,[25]也有效地分裂了老師,防止了教師團結起來抗議暴力行爲。在卞種耘老師被打死以後,校中一位語文老師張靜芬用僞裝的筆迹匿名給卞的丈夫寫了一封信表示同情和哀悼。其他老師均保持沈默。
有的被認爲“沒有問題”的老師,和學生一起鬥爭別的老師。在訪談中,聽到有老師挑動學生打其他老師以報私仇的故事。
5.誰打老師?
在1966年夏天,教師隨時可以被罵被打。這些行爲在當時被當作“革命行動”,不受法律、規定或常規的束縛。然而,通常並不是所有的學生,而是只有“紅衛兵”組織的成員,被允許參加在學校中打教師及在學校外打“牛鬼蛇神”的暴力行爲。在當時,參與打人被認爲是一種光榮或者特權。
一位被訪者——當時是北京第四女子中學的學生——說:“我媽媽是‘革命幹部’,可是我爸爸在1957年被劃成了‘右派分子’。因此我不夠格當紅衛兵也不能去抄階級敵人的家。那時候我爲自己覺得很遺憾。”
紅衛兵組織規定,只有出身於五種家庭的學生才有資格成爲其成員 。這五種是“革命幹部”、“革命軍人”、“革命烈士”、“工人”和“貧下中農”。但是在北京這樣的城市裏,沒有農民,因爲按照政府政策農民在“文革”前和“文革”期間都是絕對不准搬進北京城裏的。北京也沒有很多工廠和工人。另外,按照北京紅衛兵組織的規定,只有在1945年以前參加共產黨的幹部(那時一般都已經是相當高級的幹部)可以算作“革命幹部”。因此,在紅衛兵運動最早興起也最爲活躍的北京的海澱、西城、東城區,實際上只有“革命幹部”子女成爲紅衛兵成員,這些人只占中學生的不到百分之二十。比如,在紅衛兵組織的誕生地清華大學附屬中學,在全校一千五百多學生中,紅衛兵成員不到三百人。這個比例在其他中學如北京師範大學第二附屬中學也大體如此。在北京第三十一中學,這個比例甚至更低,因爲這個中學的幹部子弟少。構成城市人口主體的人,如商店工作人員,各種專業工作人員,一般機關工作人員,技術員,工程師,教師(如果他們還未被劃入“牛鬼蛇神”),等等,他們的子女不被准許參加紅衛兵,只可以參加一種叫作“紅週邊”的組織,支援和協助紅衛兵。從“壞家庭”出身的學生則遭到人身侮辱及折磨。下一節中將談到他們。但是少數紅衛兵學生在當時得到了極大的權力,控制生殺予奪,所以造成了極大的影響和後果。
在多數情況下,打人是一種集體行動。一群紅衛兵一起行動,煽起敵意,互相鼓動。有時候,打人發生在幾百人幾千人面前。在這種場合中,打人者競相顯示對 “敵人”的痛恨與無情。另一方面,在這種情況下打死一個人的時候,這一群打人者都不認爲是他們中哪一個人的責任,也不擔心犯了殺人罪。比如,卞仲耘,1966年夏天北京的第一位受難者,是在被許多學生打了以後死的。在數小時長的折磨期間,這個學校的1600名學生中沒有人曾試圖說服打人者停止這種非人道的行動。在打人過後的那天晚上,在學生食堂中有學生高聲談論他們如何強迫她吃廁所中的髒東西以及如何用開水燙她。那裏沒有犯罪感,只有興奮與輕浮的氣氛。
有相當多的女紅衛兵曾經猛烈地、殘酷地鞭打折磨老師。北京的第一位受難者卞仲耘是被一些年齡在14—19歲之間的完全是女性的學生打死的。從調查所涉及的學校的名單中,也可以看到很多死亡是發生在女子中學的紅衛兵手中的。在北京第三女子中學,學生不但打死了校長沙坪,而且發明了各種方法折磨在“勞改隊”中的另外十三名老師,包括跪帶溝槽的洗衣板,彎腰到地,脖子上挂著磚頭在地上爬,用塑膠鞋底打耳光,摸死人,等等。在北京第八女子中學,紅衛兵學生命令“牛鬼蛇神隊”中的老師們排成一列,然後用錘子挨個打他們的頭。北京第五女子中學的紅衛兵用繩子把校長李一茹吊起在樹上,然後突然鬆開繩子,把她重重摔在地上多次。李一茹被打斷三根肋骨,還留下了小便失禁等後遺症。在北京第十女子中學,十三個把名字改成“衛紅”“繼紅”“紅虎”等等的女紅衛兵,當時被稱作“十三紅”,因打人兇狠而出名。在北京第四女子中學,有一些女紅衛兵給自己剃了光頭,被稱爲“光頭黨”,在北京以打人兇惡而出名。女十中和女四中都有教員被打死。當時在男女合校的學校中,比如北京大學附屬中學,女學生在打他們的女校長時起了重要作用。據清華大學附屬中學副校長韓家鼇說,在這個學校中,男女學生都打了他和其他老師,但是一般來說,男學生比女學生打得凶。
在中學和大學中,“牛鬼蛇神隊”通常置於紅衛兵的領導人之一的分管之下。這個人的年齡在14—24歲之間,有很大的權力控制教師的命運。這個人可以隨意決定折磨的等級。於是,在某種程度上,折磨的程度取決於這個人的道德和心理狀況。另外,據一些被訪者說,在很多學校都有這樣的一批學生,他們在暴力行動中非常活躍,而且似乎欣賞暴力施用本身,把打人當作樂趣。在一個學校裏,這樣的學生越多,老師遭受的折磨就越多。
據被訪者說,在北京和上海這樣的大城市裏,最早和最嚴重的暴力行動發生在有較多政府和軍隊幹部子女的學校,比如北京的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北京一零一中學,北京第六中學和北京外國語學校,上海的復興中學和外國語學校。南京第13中學的紅衛兵打死兩名教員,這所中學鄰近南京軍區大院和南京空軍部隊指揮部大院,有相當多那裏的子弟是該校學生。這一現象明顯和紅衛兵運動的起源相關。這一運動是由出身于高級幹部家庭的中學生開始的。
也有教育工作者的子女跟隨學生打了自己的父母。1966年8月25日,在北京師範大學附屬第二中學,當紅衛兵打學校的負責人姜培良時,姜的兒子——這個學校初中一年級的學生——也用一根棍子打了父親。在薑被打死後,這個兒子精神失常。據一位在1994年見過他的被訪者說,他仍然未能恢復正常。
四、同時發生的迫害同學
從七月到八月,一副“對聯”先在北京的學校、繼而在全國各地迅速傳播開來——“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在1966年夏天,這副對聯意味著那些父親是“革命幹部”的學生天然地是文革的“好漢”,而那些來自“反動家庭”的學生則是“混蛋”。這副對聯最早出現于北京大學附屬中學,隨後貼遍了各個校園。事實上,這副對聯也是紅衛兵組織成員的資格評定標準。同時,“黑五類子弟”“紅五類子弟”的新說法在紅衛兵的傳單和報紙上反復運用,並且立即進入了人們的日常語言。這個說法不但意味著把整個社會的人和他們的年輕子女分成了敵對階級,而且意味著對“黑五類”和他們的子弟可以隨意淩辱甚至毆打殺戮。
一些人有一個錯誤印象,以爲整個年輕一代在1966年參加了紅衛兵運動並且稱他們爲“紅衛兵一代”。這樣的看法與發生的事實不相符。在紅衛兵運動的發生地北京,多數青少年不被允許參加紅衛兵,因爲住在城市的大部分人員不被承認爲“紅五類”。城市人口中的大部分,即使不算“黑五類”,也不能算“紅五類”,當時有時候被稱作“灰五類”。不但整個社會的成年人被劃分爲三個等級(後來“紅色高棉”也是這樣做的),所有的青少年也被劃分爲三個等級。
一大批學生象他們的老師校長一樣遭到來自同學的迫害。
1966年8月4日,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初二(四)班的紅衛兵召開“鬥爭會”鬥爭同班同學。在這個班的45名同學中,十名“黑五類出身”的學生站在教室前面被“鬥爭”,一根長繩子繞過這十名學生的脖子,把她們捆成一串。十名“紅五類出身”的紅衛兵坐在椅子上。其他既不能算“紅五類”也不能算“黑五類”出身的學生則在“鬥爭會”期間被指定坐在地板上。大標語“打倒狗崽子”貼在教室牆上。“狗崽子”在當時被廣泛用來指“家庭出身壞”的青年。他們被命令逐個“坦白交代”他們的“反動思想”以及他們的父母的“罪行”,還必須重復說三遍“我是狗崽子。我混蛋。我該死。”紅衛兵用拳頭打她們,把墨汁潑在她們身上。與此相仿的“鬥爭會”這一天在其他班級中也發生了。高三的紅衛兵負責人還到各班視察進行情況。在同一天,副校長卞仲耘和其他一些老師也遭到歐打。卞仲耘被打死於次日。該校學生排球隊長楊友麗,因爲球隊得過全國冠軍後受過校長接見以及她父親是“托洛茨基分子”,遭到“鬥爭”和侮辱。她服安眠藥自殺,幸而未死,但身心受到嚴重摧殘。
在北京一零一中學中學,紅衛兵把校門分成一大一小兩個,命令“黑五類子弟”出入只許走小門,並稱小門爲“狗洞”。紅衛兵還在校園裏毆打侮辱了所謂“狗崽子”即從“黑五類”家庭出身的學生。
在北京大學附屬中學,這副對聯的産生地,很多所謂“家庭出身壞”的學生被打耳光被侮辱等等。初一學生萬紅,父親在1957年被劃成“右派分子”。與她同班的紅衛兵強迫她站在教室裏的一把椅子上,用通頭皮帶打她。打的過程中還有紅衛兵把椅子從她腳下突然抽走,使她摔到水泥地上。朱同是高三學生,他的父親是“右派分子”。他被關在地上積水的小樓梯間內像動物一樣被全校的“觀賞”。有一天晚上下大雨,他逃出了學校,爬著回到家中,因爲他被嚴重打傷已經不能走路。
在紅衛兵的産生地清華大學附屬中學,有相當數量的“家庭出身壞”的學生被打被欺負,他們的私人物件被搗毀。多名女學生被剃了"陰陽頭”。楊愛倫,高一學生,文革前功課和文藝活動都好,“家庭出身不好”。她在班裏遭到“鬥爭”,被推來攘去,被強迫寫“交代”,還被關押在學校中不准自由行動。一星期後,8月8日,她逃出學校到附近臥軌自殺,被火車撞成重傷,幸而未死,但是失去了手指。高二學生郭蘭蕙,父親在1957年被劃爲 “右派分子”。1966年8月20日是星期六,在紅衛兵宣佈下個星期一要“開會幫助”實際上是要“鬥爭”她以後,她服毒自殺,死時19歲。
8月18日毛澤東接見紅衛兵大會之後,不僅僅對教育工作者和北京居民使用的暴力程度大規模升級以及死亡人數劇增,對所謂“非紅五類子弟”(當時紅衛兵文件使用的語言)也如此。位於中共北京西城區委機關後面的太平橋中學,該校紅衛兵打死了一名初三的不屬“紅五類出身”的女學生。這個十五歲的女孩子僅僅因爲說了一句“毛主席也不是紅五類出身”,遭到紅衛兵同學用銅頭皮帶和棍棒毆打。從下午打到傍晚,紅衛兵回家吃晚飯了。她掙扎著爬到一個水龍頭邊喝了很多水後身亡。她的母親被通知來校中領死屍,未敢表現出一點怨恨和抵觸。該校已經在1970年代遷址。人們已經記不起她的名字,只是說,她平時“是不起眼的人”。
在離北京市中心王府井大街不遠的第27中學,有一名初中學生被指控把那時人人必須隨身攜帶的紅色塑膠封皮的《毛主席語錄》本坐在身子底下。(當時常常開大會,一般就坐在地上。)紅衛兵在初二的教室裏毒打她。她被打得昏死過去以後,紅衛兵說她“裝死”,拿碎玻璃往她眼睛裏揉。她的眼睛流血,蘇醒過來,繼續被打。傍晚時分她被打死。她的屍體被用草席子卷起來運走燒掉了。問到當時的目擊者,他們都記得當時的情景,卻沒有人記得這個女學生的姓名。
如果讀者中有人知道上述兩名被打死的女中學生的名字,請告知。
在北京第一中學,不但有由教師組成的“牛鬼蛇神勞改隊”,而且有一個由兩百名學生組成的“狗崽子隊”--“狗崽子”是被廣泛使用的對“家庭出身不好”的學生的侮辱性稱呼。這些學生被強迫“勞改”。一天晚上“勞改”過後,一個高中一年級的學生在“鬥爭會”上被鬥。會議結束時,幾個紅衛兵把一隻貓放進這個學生的褲子。貓抓他咬他。這個學生慘叫了一夜。很多人聽到他的慘叫,但無人爲他說話。
在中國人民大學附中,“家庭出身不好”的高二學生甯志平被說成“反動學生”。他被關押在學校裏,他的一隻耳朵被紅衛兵割掉。他到醫院把耳朵縫了上去。但是幾天以後再次遭到紅衛兵毒打,剛縫上去的耳朵被打落。他永遠失去了他的耳朵。
1966年8月25日,曹濱海,北京師範大學附屬第二中學高三的學生,和前來他家抄家的同班的紅衛兵發生爭執。據說他拿菜刀砍傷了一個紅衛兵同學。結果,曹濱海被公安局關起來,曹的母親樊希曼在那天被紅衛兵抓到學校中活活打死。曹濱海因此精神失常,以後從未恢復正常。
在北京第十三中學,學生任松林“家庭出身不好”,他喜歡書法,在舊的《紅旗》雜誌上練習毛筆字,被該校紅衛兵學生發現在毛澤東的名字上寫了“墓”字。紅衛兵抄了他的家,把一條鐵鏈拴在他的脖子上,強迫他從家裏象狗一樣爬到學校的“紅色刑訊室”中。他被關押在那裏並且被多次毒打。那個“紅色刑訊室”中關押著該校的校長和一批教員,還有一個所謂“黑五類子弟”、初中三年級學生武素鵬。紅衛兵把武素鵬捆在一條麻袋裏,用民兵訓練用的木槍狠打,把他活活打死。
在北京第六中學,高三學生王光華出身于“小業主”家庭,他未得到紅衛兵的准許就去外地“革命串連”。他在1966年9月27日回到北京,立即就被抓進學校的監獄之中。他在那兒被十多個紅衛兵幾次毒打。王光華死於第二天,9月28日,時年19歲。幾個已經在這個監獄中被關了一個月的老師把他的屍體擡出了監獄。
在上海外國語學院附中,學生王一民,因出身于知識份子家庭,被毆打、侮辱和抄家。王一民自殺。
清華大學建工系五年級學生侯協興,1957年被劃爲“右派分子”,“勞動改造”三年後被准許回到學校繼續讀書。文革開始後他遭到“批判”“鬥爭”。1966年8月26日,侯協興從清華學生宿舍2號樓五層跳下自殺。連住在該樓另一側的學生都聽到了身體落地時的巨大聲響。目擊者說,他的身體把地面砸出了一個一尺來深的坑。
北京大學經濟系學生楊明愛被指控爲“反動學生”,停發生活費。1966年9月10日北京大學舉行了所謂“巴黎公社式選舉”,選舉“北京大學文化革命委員會”。一批人被宣佈剝奪選舉權——各個小單位先召開全體會議,然後在會場上點名喝斥一些人“滾出去”不准參加選舉。楊明愛是被剝奪的人之一。9月11日,他在北大西北角的小湖邊上吊自殺。
由於“紅衛兵”組織擁有的如此至高無上的地位,“冒充紅衛兵”當時成爲大罪名,竟然可以被當作打死人的藉口。北京師範學院附屬中學的紅衛兵打死了該校數學教師田欽的弟弟田悅,123中學的學生,“理由”是他“冒充紅衛兵”。在上海復興中學,一個外地來的學生被復興中學紅衛兵打死,“理由”也是他“冒充紅衛兵”。這個人被打死後,紅衛兵還命令該校一名教師去買豆漿,說可以用豆漿洗掉他們打人時自己衣服上沾染的血迹。
前述“對聯”傳遍了全國。在我調查所及的學校中,“黑五類”子弟學生普遍遭到了來自他們的同學的語言侮辱、暴力攻擊甚至兇殺。在1966年夏天的北京,沒有一個對聯的受害者能在公開場合反對這副對聯,也沒有一個對聯的受惠者拒絕參加紅衛兵以反對其組織原則。
五、爲什麽對教師的暴力攻擊會産生?
1.毛澤東的引導和推動
從“文革”一開始,毛澤東就決定了教育制度和教育工作者是“文革”的主要打擊目標之一。1966年5月7日,在給三個月後被指定爲他的“接班人”的林彪的信中,毛說:“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1966年5月16日,發出了中共中央委員會關於文革的“通知”。其中毛澤東親自寫的段落說:“徹底批判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藝界、出版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奪取在這些文化領域中的領導權。”
這個“通知” 一年後才發表在《人民日報》上,在當時只傳達到共產黨的高級幹部。這是爲什麽高級幹部子女最早開始攻擊學校領導人和教員的原因之一。同時,一些高級幹部被派往北京大學,動員寫大字報攻擊北京大學領導。毛澤東指示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在1966年6月1日晚廣播了北京大學的大字報並在後來稱其爲“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26]隨著這張大字報的發表,全國的學校停止了日常課程,學生們立即開始了對學校當局和教師們的攻擊。
1966年7月,毛澤東下令撤出在各學校的“工作組”並批評他們把文化大革命運動搞得“冷冷清清”,雖然在“工作組”控制學校運動期間暴力行動已經發生了。正式通知於1966年7月28日發出。在那一天,毛澤東的妻子江青在北京海澱區中學學生代表會上轉述了毛澤東關於暴力行動的話:好人打壞人,活該。壞人打好人,好人光榮。好人打好人,誤會,不打不相識。8月1日,毛澤東寫信支援清華大學附屬中學一群名爲“紅衛兵”的學生和北京大學附屬中學一群名爲“紅旗戰鬥小組”的學生,給予他們“熱烈的支援”。[27]在這封信裏,毛特別提到了“紅旗戰鬥小組”的領導人之一彭小蒙的名字。早在7月26日,彭小蒙在江青和北京大學一萬多人面前用銅頭皮帶打了北大“工作組”組長張承先,開始了在大會主席臺上公然打人的先例。如上文提到的,這兩所學校比其他學校更早開始了大規模的暴力行爲。8月5日,中共中央發文正式撤銷了由劉少奇在6月20日批准下發的文件。那個文件支援北京大學工作組制止發生在6月18日的大規模暴力行動。[28]但是毛澤東說6月18日的事件是“革命的”。這樣一來,1966年8月5日的文件事實上直接支援了對教師的暴力行爲。(29)就在這個文件下發的同一天,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的卞仲耘被學生打死。
卞仲耘被打死三天以後,1966年8月8日發出的《中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寫道:“一大批本來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闖將。因爲他們的革命大方向始終是正確的。”這個文件對文革變成群衆性暴力迫害起了關鍵的推動作用。
1966年8月18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廣場接見一百萬紅衛兵以慶祝文化大革命。宋彬彬——來自北京最早打死老師的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的紅衛兵領導人——給毛澤東戴上了紅衛兵袖章。這張照片被印刷出來並廣泛流傳。在得知她的名字是“文質彬彬”的意思時,毛說,“要武嘛”。此後,宋彬彬發表了一篇文章介紹毛和她的談話,她的名字也改爲“宋要武”。[30]
在最高當局絕對控制下的媒體如《人民日報》,每天用極其熱情洋溢的語彙讚頌紅衛兵的行動。文革領導人動用巨大的財政支出,給紅衛兵提供免費交通食宿,讓他們作所謂“革命大串連”,把北京的暴力風氣迅速傳播到全國各地。毛澤東在北京八次接見來自全國各地的紅衛兵。報紙報道每次接見人數是一百萬。在北京,正是在毛澤東8月18日第一次接見紅衛兵和8月31日第二次接見紅衛兵之間,暴力行爲迅速升級並達到了最高峰。
至今還沒有一個接近毛澤東的人提供當時毛澤東直接對紅衛兵殺戮發表的評論。明顯的是,從上述的公開發表的指示來看,大規模的暴力迫害是他引導推動的結果,也是他贊同欣賞的。
史達林的大恐怖被揭露以後,有人替史達林辯護說是下面的人做了這些壞事,史達林本人並不知道。但是毛澤東顯然瞭解下面正在發生的紅衛兵殺人事件。1966年8月3日,南京師範學院學生在“鬥爭會”上殺害了教務長李敬儀和她的丈夫吳天石,當時的中共江蘇省委書記江渭清很快當面把此事報告給毛澤東和周恩來。卞仲耘被打死的當天晚上,該校紅衛兵負責人就當面向中共北京市委負責人報告了此事。周恩來辦公室當晚就派人到該中學瞭解了情況。1966年8月22日北京第三女子中學的校長沙坪被打死,副校長董光苔的母親聞訊通過特殊關係遞信給毛澤東請求保護女兒生命。毛澤東接信後作了批示。這個批示沒有發給董光苔看過,只是通過解放軍軍人來學校傳達給紅衛兵和董光苔。董光苔記得的內容是:“此人如無大罪惡,可以放出來。”因爲得到這個批示,董光苔就被從“勞改隊”裏釋放出去。但是只釋放了她一個人,其他一大批教育工作者仍然被當作有“大罪惡”的人關在學校裏繼續遭受紅衛兵的毆打折磨。另外,北京市公安局和其他“內部”情報系統也逐日向上書面報告當天北京市內有多少人被打死。
在文革時代,1966年8月的紅衛兵殺戮被當作“偉大革命”的一部分,被視爲紅衛兵的革命功勞。1966年10月9日,毛澤東在北京主持召開中央工作會議,中共各省各部的負責人出席會議。會議印發了記錄紅衛兵功績的材料《把舊世界打得落花流水》,其中一項,是紅衛兵在8月下旬到9月上旬在北京打死了1,772人。在那樣的文件上,受難者只有數位沒有名單,不會是因爲要隱瞞他們的被害,而是顯示了對他們的生命的輕蔑。
在1966年夏天,教育工作者被指定成爲文革的攻擊物件,就像1950年代的“地主”和“資本家”,作爲一個群體遭到暴力攻擊。這場紅衛兵對教師的殺戮,是文革的重要一部分。毛澤東自己也曾對此作過描述。毛澤東在1970年12月18日和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做了5個小時談話。中共中央把這次談話的紀要作爲正式文件印發到基層支部,口頭傳達至全體黨員。在談話中,毛說:對於大學教授、中學教員、小學教員,“文化大革命就是從他們開刀”。
斯諾被毛澤東視爲“老朋友”,但也許不懂毛澤東說的“開刀”是什麽意思。他的英文著述裏沒有寫到文革殺人,沒有寫到紅衛兵打殺教員。但是毛澤東是知道的,經歷了文革的中國人也是知道的。這不是比喻性的說法。真的就是“開刀”,就是殺人見血。
在1966年8月初,毛澤東已經剝奪了劉少奇和鄧小平的權力,軍隊的重要領導人林彪得到了一個新的頭銜“毛主席的親密戰友”而成爲權力結構中的第二號人物。甚至從文革的實際需要出發,也完全沒有必要殺害教師。教師們沒有力量也沒有表示過反對文化革命。對教育工作者的暴力迫害,除了摧毀學校系統之外,其功能只能是營造進一步的“紅色恐怖”。劉少奇的某些孩子在八月中作爲紅衛兵成員參加了暴力行動,幾個月後,1967年1月3日,一些人進入劉的住處並召開“鬥爭會”鬥爭劉和他的妻子。[31]以後他們遭到進一步的折磨。沒有人出來說如此對待“國家主席”是違反憲法的,因爲大量的更嚴重違反憲法的對平民的暴力攻擊和殺戮不久以前剛剛發生過,那時劉少奇和任何別的人都沒有說那是犯法的。8月初對教師的兇猛攻擊作了暴力行動的開端,後來的種種暴力迫害就順理成章地長年持續進行,直至十年後毛澤東死亡。
放寬視野可以看到,在世界歷史上,史達林犯有類似的暴行。在1937到1938年的“大清洗”中,幾乎所有的加盟共和國的教育人民委員部都被摧毀了,遭到鎮壓的有教育部門的大批幹部和幾萬普通教員。文革重點討伐“帝修反”,其中“修”即蘇聯修正主義,而“蘇修”被指控的主要罪行之一是“反史達林”。在迫害和殺戮教師方面,可以清楚地看到史達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在理論和實踐上的一脈相承。當然,史達林主要使用了專業的警察和勞改營,還沒有讓十多歲的紅衛兵在校園裏充當打手和劊子手。
2.紅衛兵組織的興起
如上文所描述,是紅衛兵學生在1966年夏天用暴力攻擊了教師。這些暴力攻擊被當作他們的“革命行動”的一部分,並且通常不是由單個的學生而是由一群紅衛兵進行的。紅衛兵組織在暴力行動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紅衛兵”和類似的學生組織,在1966年6月1日廣播北京大學聶元梓的大字報之後出現于中學之中。1966年6月2日,在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的“紅衛兵”名義貼出的第一張大字報的標題是“誓死保衛無產階級專政!誓死保衛毛澤東思想!”這張大字報說:“凡是違背毛澤東思想的,不管他是什麽人,不管他打著什麽旗號,不管他有多麽高的地位,統統都要砸得稀爛。”北京大學附屬中學“紅旗戰鬥小組”稍後作的“造反歌”詞是“拿起筆,作刀槍,集中火力打黑幫。誰要敢說黨不好,馬上叫他見閻王。”這樣的語言是典型的“文革”風格,不但無理、誇張、煽情,而且充滿暴力性。這種語言暴力和後來的大規模的行動暴力顯然直接相關。
8月1日,毛澤東寫信支援紅衛兵之後,紅衛兵組織在各地迅速成立。紅衛兵運動的興起和對教師的暴力攻擊是同時發生的。比如,在北京大學附屬中學,工作組一撤走,“紅旗戰鬥小組”就在校園裏大規模開打老師。在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紅衛兵組織建立于7月31日,卞仲耘校長被打死於8月5日。隨著毛澤東在天安門廣場先後八次接見一千萬來自北京和外省的紅衛兵,以及紅衛兵在全國進行“革命大串連”,暴力攻擊教育工作者的浪潮先在北京普遍傳開,繼而擴展到了全國。比如,最早打死校長的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的紅衛兵領導人宋彬彬,曾經到北京經濟學院鼓動那裏的紅衛兵,8月18日在天安門城樓上演說的北京大學附屬中學的紅衛兵領導人彭小蒙曾經到北京外國語學校、女十二中、燈市口中學等學校進行煽動。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的紅衛兵“革命串連”到貴陽,打了那裏的劇團演員,還剃了貴州省文化局幼稚園園長的頭髮,並用銅頭皮帶把這位四個孩子的母親打得滿背血漬。
紅衛兵持有強烈的破壞性哲學。他們聲稱“先破後立”,在建立一個新世界之前,必須先把舊世界徹底砸爛。1966年8月初,在北京師範大學附屬中學,在卞仲耘校長被打死之前,學生把校園裏尚未成熟的梨和蘋果都從樹上采下並吃掉,甚至連苦澀不能吃的青柿子也全從樹上打光。校園裏彌漫著一片惡毒的氣氛。在北京101中學,有一個噴水池,其中有一個白色的仙鶴雕塑。紅衛兵砸了白鶴,又在噴水池裏殺死了美術老師陳葆昆。13年後筆者到101中學,看到噴水池中仍然沒有裝飾也沒有水,只有一些垃圾散落。具有諷刺意義的是,紅衛兵自稱自己的行爲是“造反”。在傳統的意義上,“造反”當然意味著破壞,但是還意味著反對皇帝和承擔風險。紅衛兵實際所作,是在最高當局的全力支援下,砸毀文物圖書及毆打殺害不能還手反抗的人們。
從打老師開始,紅衛兵先掌管了學校,然後,又走向校外。他們淩駕於法律之上,掌有生殺大權。在北京,紅衛兵建立了“糾察隊”以確立和完備紅衛兵的權力機制。“首都紅衛兵西城區糾察隊”,簡稱“西糾”,發出過十三個“通令”。“西糾”規定和命令要抄哪些人的家,要驅逐哪類人離開北京城去農村等等。他們的“通令” 用大號鉛字印刷出來,到處張貼,像政府法令一樣有權威性,而且由他們通過暴力行動來強制執行。上文寫到的北京驅逐十萬和平居民出城,就是由“西糾”的第四號和第七號“通令”命令實行的。1966年8月31日毛澤東第二次在天安門廣場接見百萬紅衛兵,當時的第二號人物林彪和第三號人物周恩來都戴上了他們的袖章,在《人民日報》的新聞照片上清晰可見,無疑大大加強了他們的權威性 1966年這場大規模的迫害和驅逐城市和平居民的行動的全過程,包括抄家,登出戶口,沒收財物,押送上火車,以及處理死屍,主要是由紅衛兵執行的。“西糾”的“通令”也在其他城市如上海、廣州等地張貼或散發,指導那兒的紅衛兵的行動,引起一系列暴力迫害行動。在校園裏毆打老師實際上是更大規模暴力行動的最初練習和實踐。
紅衛兵把學生家庭背景的所謂“階級成分”強調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實際上,這是文革的“階級鬥爭”理論的進一步發展和強化。紅衛兵把家庭出身當作成爲其成員的首要的也幾乎是唯一的條件,並且絕對排斥某些家庭出身的學生。清華大學附屬中學初二的一些學生組成了一個活動小組,起名“梅花”,因其各種家庭出身的學生都有,被指控爲“階級陣線不清”,被紅衛兵強令解散。由於“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這一思想占了絕對統治地位,平等的同學關係被破壞了,一些年輕人可以迫害另一些年輕人。如上文所寫,最早和最厲害的暴力行爲發生在那些有較多高級幹部子女的學校中,那裏的紅衛兵也比別的學校更爲活躍。對家庭出身的絕對強調給了某些年輕人巨大的特權。這特權甚至包括打死同學和別的人的權力。這種特權刺激了暴力行爲的産生。如果每個學生都被允許平等地參加紅衛兵運動,這個組織可能不會如此狂熱與暴力化。
“紅衛兵”的名稱說明他們是毛澤東的衛兵並要保衛他。這裏不討論當時毛澤東是否需要被保衛,而是要指出紅衛兵確實掀起了“文革”中對毛澤東的群衆性崇拜的第一波。他們也開始了普遍實踐一套新的社會禮儀:在胸前佩戴毛主席像章,隨身攜帶《毛主席語錄》本,跳讚頌毛的舞蹈,到處張挂毛的畫像及語錄,每一次講話都以毛的一段語錄開頭,並以高呼“毛主席萬歲!萬萬歲”結束。
作爲一個青年組織,紅衛兵的三個主要特點——把家庭出身這樣一種先天性的條件當作組織成員的資格審定標準、強烈的領袖崇拜以及集體性的暴力行爲——的結合,在歷史上有過先例。比如,希特勒的青年組織就有這樣的三個特點。因此這也更值得思考。
3.人性惡
上述的兩個原因——毛澤東的文革計劃以及紅衛兵運動的出現——並不能給予學生打老師的殘酷性充分的解釋。事實上,殘酷程度在各地各學校有所不同,暴力折磨是學生自己發明和施行的。所以,個人的因素必須被考慮。
一個在1966年是初中一年級學生的被訪者說,6月開始停課時他很高興,因爲他當時欠了三篇作文未交。後來,文革給他的家庭和他自己帶來了巨大災難,但是當時豁免了他的功課,使得這三篇作文不必再寫。這種心理相當普遍。從一開始文革就相當成功地利用了人性中懶惰的弱點。沒有老師管束沒有作業和考試的生活使學生興奮愉快並擁護文革。等他們自己身受迫害並且失去了受教育的機會,後悔已經太晚。
隨著文革的發展,到1966年8月,當攻擊老師被當作“革命行動”來鼓勵的時候,人性中的攻擊性與惡意被釋放調動出來,成爲殘暴行動施加在老師和更多的人身上。上文只是寫出了一些暴力事件,並未描述大量的拷打折磨的細節。這些拷打折磨十分殘酷而且明顯地威脅生命,可是施行者卻並不在乎。很多被訪者注意到,在1966年夏天的校園中,紅衛兵中有一種亢奮的氣氛。他們把頭擡得高高的,大聲說話,大步行走,容光煥發。他們從暴力行爲中得到很大的歡愉。甚至直到現在,那些打過人的紅衛兵,不但極少有人向受害者賠禮道歉,而且有一些還衷心緬懷那一段時光。
儘管人性之惡這一角度對於解釋一個特定的歷史事件如文化大革命可能是過於籠統了,但這一角度至少可能有助於解釋爲什麽在1966年8月中學紅衛兵打人比大學紅衛兵殘酷得多。年輕而受教育較少的中學學生更缺乏能力來抵禦或抑制人的獸性的一面。
六、在打老師的第一惡浪之後
隨著打老師發生的是整個社會中更大規模的暴力行爲。然而,當迫害觸及到“5.16通知”攻擊的“五界”以外,即學術、教育、新聞、文藝和出版界之外的高級幹部時,北京的一批紅衛兵開始反對那些正在攻擊他們的父母的一些大學生組織。這樣一來,“中央文革小組”改變了他們對早期紅衛兵的無條件支援的態度並開始支援紅衛兵的對立派——那些正在攻擊國務院各部委及各省的“黨內走資派”的大學生組織。當他們的父母被新起的群衆組織批鬥時,一部分早期紅衛兵成了他們自己發起的運動的受害者。這些早期的紅衛兵在1966年底和1967年初被批判了一段時間。但是,部分早期紅衛兵的衰落並不意味著暴力迫害的結束。
1967年,文革的主要矛頭對準了高層黨政幹部,實行了所謂“奪權”並建立了新的權力機構“革命委員會”。然後,在1968年春天開始的“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教師再次成爲主要打擊目標。新建立的各層“革命委員會” 領導了這新一輪的迫害高潮。這一輪迫害比1966年夏天的迫害更系統化、更漫長。
全中國的每個學校都設立了自己的牢房,把那裏的老師幹部關押在其中,當時的官方術語稱此爲“隔離審查”,民間口語則把這種設在本單位的牢房叫做“牛棚”,因爲其中所關的人,當時被稱爲“牛鬼蛇神”而不被當作人。1968年5月,在北京大學1990年代所建的賽克勒博物館所在地皮上,建立了一座龐大的校園監獄。有200多人曾被關在那裏。這座監獄存在了十個月。而且北大當時還有一些相比較小的“牛棚”同時存在。
拷打、體罰、侮辱和心理折磨,有時在公衆場合,更多的是在關緊的門背後,持續發生。很多教師被拘押在學校裏“隔離審查”長達幾個月甚至幾年。大量的人死了。有些人被活活打死卻被謊報是自殺。還有很多人受盡了身體與心理的折磨而自殺。跳樓,服毒,割動脈,投水,觸電,自縊,各種可怕的方式被採用。
上文寫到,1966年6月18日,在北京大學發生了第一次大規模的暴力“鬥爭”場面,這一事件後來被毛澤東和“中央文革小組”稱爲“革命事件”。兩年之後,1968年6月18日那一天,被關在北京大學“牛棚”中的二百名教師和幹部被拉出來“鬥爭”。他們排隊經過校園的時候,通道兩邊站滿了學生,手拿棍棒和鞭子,痛打從他們中間走過去的“牛鬼蛇神”們。經過幾百米長的“夾鞭刑”後,這些人又分送到各系,遭到各式各樣的體罰和折磨。整個北大校園充滿狂野、殘酷和邪惡的氣氛。北大文革當局用更大規模的暴力行動來“紀念”和“慶祝”第一次大規模暴力攻擊發生的日子。這種方式的目的和效果之一,顯然是把文革的暴力迫害的理論和實踐在社會生活中長久化和深入化。
1968年8月,毛澤東派出“工人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進駐所有的的學校。他們接手領導“清理階級隊伍”,造成一大批人被迫害致死。不能諱言,儘管在1968年8月後,學校由外來的“軍代表”和“工宣隊”領導,而不再由“革命造反派”學生(外加“革命幹部”)主導控制,但是一大批學生充當了“專案組”成員等等,仍然是迫害的驅動力量中的一股。
在相當多的學校,在整個“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軍代表”和“工宣隊”領導期間被迫害死的人數多於他們進校之前。但也並不都如此。在北京農業大學,後一階段有四人被害死;在前一階段,有12人被害死,其中主要是教員。北農大從1967年開始擔任“革命委員會”主任的人,是一個學生,該校名叫“東方紅”的“革命造反派組織” 的領導人。
在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本文第三節開始所寫的1966年8月5日事件的幸存者、副校長胡志濤,被強迫站在“批鬥會”上長達48個小時不准休息,而學生則輪班睡覺來鬥她。在這所中學,有四位元教師——化學教師胡秀正,地理教師趙壽琪,歷史老師梁希孔,語文老師周學敏——被迫害致死。其中最年輕的是胡秀正,1968年8月11日她被關押在學校中時,從學生宿舍樓五樓墜樓身亡,時年35歲,留下一個年幼的女兒。
在清華大學附屬中學,1968年8月9日,體育教員趙曉東在教學樓五樓對他的“鬥爭會”後,從樓梯拐角處窗口跳了下去,血和腦漿迸濺在樓前的水泥地上。在清華大學電機系,一名教授被用布條蒙起眼睛遭到毒打。在上海育才中學,1966年有兩名教員被迫自殺,1968年又有語文教員林麗珍和俄語教員胡叔煒在“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自殺”。在江蘇儀征實驗小學,除了校長,有七名教師因“黑五類”家庭出身等原因而被“鬥爭”和挨打,其中一人剪刀喉管自殺,剪斷了聲帶,未死致殘。
一名被訪者說,在她住過的北京農業大學教工宿舍9號樓1門洞,從一層到四層共住11家人,文革中有三家的五口人自殺了。另一名被訪者說,在她住過的長沙中南礦冶學院教師宿舍“甘棠四樓”,每個單元有兩個房間沒有廳。文革中18戶人家的大人三分之二被“鬥爭”,被剃了“陰陽頭”的是多數;兩人“自殺”,都是教員。
據筆者瞭解,文革中,北京大學有63人被害死;清華大學有52人被害死;北京農業大學有30人被害死;西安交通大學有36人被害死;北京師大女附中有五人(一名副校長和四名教員)被害死;北京女三中有四人(一名校長和三名教員)被害死;北京第四中學有三名教員被害死;上海育才中學有四名教員被害死;北京寬街小學有三人被害死(一名教員和校長及教導主任。校長的丈夫也同時被打死);四川省井研縣馬踏鄉公社是只有30名教職員的鄉村初中,有兩名教員被害死。迫害在全中國各個地方同時同步發生,受難者的總數量和分佈密度都是駭人聽聞的。校園迫害和殺戮,是文革的最主要的場景之一。教育工作者,是受到迫害最嚴重的群體之一。
七,四分之一世紀後的反思
在1990年代,當年的老師和學生怎樣想呢?
1,從歷史的角度:教訓是什麽?
在1990年代,清華大學附屬中學文革前的校長萬邦如(他遭到長期迫害,在12年後重新擔任了該校校長)說,現在是檢討文革前的教育方式的時候了。文革前的教育是否和文革暴力迫害有關?在文革開始以前,在1964年以後,在壓力下,清華附中的校領導把學生幹部大量地換成高級幹部子弟,還單獨給他們開會聽政治報告,強調階級鬥爭和所謂“培養接班人”,給他們和其他學生不同的待遇。文革開始,這些高幹子弟成立了紅衛兵,開始了大規模迫害教育工作者的暴力行爲。文革前教育屈從於強權,放棄了教育的標準和平等原則,失落了教育的尊嚴,也在相當程度上導致了日後的災難。這裏的教訓應該吸取。一些老教育工作者贊同他的看法。但是他們的看法從來沒有得到機會發表。萬邦如校長已經在1992年去世。
長期以來,這一對教育工作者的迫害和殺戮一直被排除在文革的記錄和敍述框架之外。暴行和受難者的名字都一起被遺忘,也就談不上吸取歷史的教訓。1993年,我在現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實驗中學的宿舍樓前照相,曾和住在宿舍裏的四名高中三年級學生談話。1966年8月5日,卞仲耘副校長就被打死在宿舍樓門口的臺階上。說起我爲何而來,他們說:“真的嗎?有副校長在這裏被打死?我們什麽都不知道。”
2,從道德的角度:不道歉的紅衛兵?
1993年夏天,前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副校長胡志濤說,她收到過一個紅衛兵學生寄來的一本挂曆和一封信。這名紅衛兵學生在信中爲在1966年8月5日打了她表示道歉。儘管這是27年來她收到的唯一一封道歉信,她表示原諒所有打了她的學生們。另一名教師不同意。她說,道歉不道歉,對老師們來說現在其實沒有什麽,問題在於,這些學生參與了打死老師的事件卻不道歉,他們還有沒有良心?中國的老師不教關於天堂和地獄的思想,但是人應該對自己作了的壞事有內疚感和負罪感。
多年之後,少數文革參與者仍然認爲紅衛兵當時所做的並不太錯,因爲那是一場“革命”,只要方向正確,手段不那麽重要。但是多數身臨其境的被訪者都認爲,那場“運動”無論方向還是手段都是錯的。打人和打死人,都是犯罪。
八、未被審判的罪行
1976年毛澤東死亡,1977年中共中央宣佈文革結束。1978年後,本文寫到的受難者們都陸續得到了“平反”。這時候,北京第一個被打死的教育工作者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堯,向法院控告一個1966年時的成年人製造僞證煽動學生造成了卞仲耘被害。1981年,王晶堯收到了北京西城區檢察院的“不起訴”的決定。[32]這一案子被拒絕,理由是“已過追訴時效期限”。
但是,實際上王晶堯根本不可能在死亡發生的當時提出控告。在“文革”期間,“反對文化大革命”被當作最嚴重的“反革命罪”之一。假如王晶堯在那時控告,他自己也會變成“現行反革命份子”遭到嚴重懲罰。
王晶堯不服,多方上書,直至最高人民檢察院。1989年12月15日,在卞仲耘被打死23年之後,最高人民檢察院作出決定,支援北京西城區檢察院1981年的“不起訴”決定。最高人民檢察院的決定說:“1966年6月21、22日師大女附中批鬥校領導時,學生對卞仲耘同志的武鬥行爲是受左的思想影響的結果”,“1966年8月5日師大女附中發生導致卞死亡的遊鬥、侮辱該校五位領導的事件,是學生仿效北大附中的作法所爲”,而不是卞的丈夫控告的那個人的罪。[33]
既然是仿效了北京大學附屬中學學生的作法,北京大學附屬中學學生的行爲是否應當受到法律制裁呢?最高檢察院的決定沒有說。上文已述,毛澤東於1966年8月1日寫信支援北京大學附屬中學“紅旗戰鬥小組”的“革命行動”。最高人民檢察院的這一決定雖然未提毛澤東的這封信,但是多少講明瞭暴力是從紅衛兵運動的發源地開始並傳播的。
如上所述,北京大學附屬中學紅衛兵在1966年8月打死了吳素芬、陳彥榮和另一老年女人共三人,爲此沒有任何打人者受到懲處。1979年,以“中囯共產黨北京大學附屬中學支部”的名義,發給陳彥榮的家屬兩千五百元作爲“補助”。(陳家有年幼的孩子們,經濟上特別困難。一般的受難者家庭則未能得到這樣多的錢,規定的標準數額是420元。)但是,文革後法院未因卞仲耘或陳彥榮的案件或者其他類似案件審判或者懲罰任何人。這些死亡的發生,既未被書報記載,也未被追究法律責任。
王晶堯通過司法途徑爲妻子卞仲耘討回正義的做法失敗了。這一失敗是文革後當局的總體政策決定的。文革後,鄧小平和胡耀邦主持爲千萬文革受害者舉行了“平反”。這是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的平反,因爲之前發生的迫害也是規模空前的。從普通的中小學教員到在權力頂端僅位於毛澤東之後的國家主席劉少奇,都得到了“平反”。上文寫到的被害死的教育工作者,得到了“平反”和數百元的貨幣賠償,但是他們的死亡被說成是“冤假錯案”,殺害他們的罪行並沒有得到充分的司法正義審判。
1980年底,北京舉行了對林彪、四人幫的審判。審判是司法系統的重要程式部分。這場審判作爲一種形式本身,就是文革後的最重要的改變和進步之一。1966年大批教育工作者被活活打死,連個裝樣子走形式的審判都沒有進行過。但是,這場審判從一開始,就“以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推翻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權案”提出“公訴”,而不是以他們迫害和殺戮千萬普通中國人民的罪行起訴。
特別法庭的判決書裏,林彪、江青被指控的主要罪行是“篡黨奪權”,而不是他們犯下的“反人類罪”和“群體滅絕罪”。例如,被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的江青,被指控的罪行依次爲:1,組織領導反革命集團罪;2,陰謀顛覆政府罪;3,反革命宣傳煽動罪;4,誣告陷害罪。只有最後一條才涉及對普通人民的迫害。
判決書寫到:“一九六六年十月,江青勾結葉群,指使江藤蛟在上海非法搜查鄭君裏、趙丹、顧而已、童芷苓、陳鯉庭五人的家,致使他們受到人身迫害。” 這是對其“誣告陷害罪”的證據之一。這當然是罪。然而這一項罪可以很容易被解釋爲江青個人的復仇心理所致,因爲1930年代江青曾和這五人在上海電影界共事。
作爲對比,1966年8月在北京大批中小學教員和校外居民遭到殺害,實際上是比此更加嚴重的罪,而且江青明顯在其中充當了積極活躍的領導人角色,但是這一發生在北京的公開的大規模的血腥事件卻完全沒有在判決書中提到。
不提這一項大規模的殺戮的重要原因,顯然是因爲對此不可能簡單地歸結爲林彪或江青“篡黨奪權”的個人權力野心所致。“打倒”劉少奇和高層幹部或許還可能用這一條理由來解釋,打死中小學教員卻不能用這個原因解釋。要說明大批中小學教員被害的原因,必須追究毛澤東的罪責。但是,在這一審判後,1981年6月中囯共產黨作出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把毛澤東在文革中所作的稱爲“錯誤”,而不是“罪惡”。
判決書列出的全國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人的名單,只有60多人。從數位看,只相當於北京大學一所學校的死亡數。從身份來說,只有級別極高的幹部和教授、作家、科學家等。中小學教員不被提到。
九、簡短的結語
從以上敍述中,我們可以看出1966年對教師的暴力攻擊的特徵。從統計學的角度來看,我們可以知道,一、普遍發生。二、傷亡嚴重。教育工作者受到的迫害,人數如此多,密度如此高,分佈如此之廣,形成了一種大規模的殘酷的群體性迫害。這顯然不能僅僅歸爲“冤假錯案”,而屬於相當典型的“反人類罪”和“群體滅絕罪”。
學校在文明的傳承和發展中一直扮演重要的角色。必須指出,在1966年發生的對教師的暴力迫害在中國歷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學校在中國有很長的歷史。早在兩千多年以前,中國人就建立了學校以及相伴隨的師生關係。這種關係通過體制性的方法如授課、考試、評分等連結起來。在歷史上,師生衝突從未發展成大規模的暴力事件。1966年夏天的對教師的暴力攻擊不能簡單地用中國的“傳統”或文革前的社會矛盾來解釋。
在“文革”初期發生的對教育工作者的暴力迫害,可以在當時的“無產階級專政”政治體制中以及從“文革”前的政治運動中發現使其得以進行的條件。沒有那些條件,不可能在短短兩個月間把所有的學校變成暴力場。但是,沒有“文革”的發動,那些條件不足以造成上文所記錄的由紅衛兵學生執行的對教師的血腥迫害。1966年的校園暴力和紅衛兵殺戮的實際産生,主要是“文革”的思想及其實踐的産物。
附錄Ⅰ
我調查所及學校的名單
北京
北京大學
北京農業大學
北京建築材料工業學院
北京鋼鐵學院
北京師範學院
中央民族學院
中央音樂學院
清華大學
北京第一中學
北京第二中學
北京第四中學
北京第五中學
北京第六中學
北京第八中學
北京第十五中學
北京第二十五中學
北京第二十六中學
北京第三十中學
北京第三十一中學
北京第四十七中學
北京第五十二中學
北京第六十五中學
北京第八十中學
北京一零一中學
北京第一女子中學
北京第二女子中學
北京第三女子中學
北京第四女子中學
北京第五女子中學
北京第八女子中學
北京第十女子中學
北京第十五女子中學
北京月壇中學
北京社會路中學
北京白紙坊中學
北京回民中學
北京礦業學院附屬中學
北京工業學院附屬中學
北京航空學院附屬中學
清華大學附屬中學
人民大學附屬中學
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
北京師範大學附屬第二中學
北京師範學院附屬中學
北京景山學校
北京外國語學校
北京禮士胡同小學
北京吉祥胡同小學
北京寬街小學
北京史家胡同小學
北京海澱區老虎洞小學
北京玉泉小學
北京中古友誼小學
北京三裏河第三小學
北京中山公園幼稚園
福建省
廈門第四中學
廈門第八中學
廈門大學
湖北省
武漢大學
華中師範大學附屬第一中學
武漢市第一中學
湖南省
長沙第一中學
瀏陽第一中學
湘潭第一中學
廣東省
廣東臺山一中
廣州第七中學
廣州第十六中學
廣州第二十五中學
廣州第五十七中學
廣州第六十二中學
廣州鐵路中學
江蘇省
南京師範學院
常州第二十六中學
南京林業學院附屬小學
南京三牌樓小學
南京南昌路小學
南京師範學院附屬中學
南京第二中學
南京第十三中學
南京外語學校
無錫後寶小學
儀征實驗小學
鹽城中心小學
揚州灣頭公社中心小學
江西省
南昌第八中學
廬山第一小學
南昌羊子小學
樂平縣大寺上小學
陝西省
西安交通大學
西安報恩寺街小學
西安第五中學
西安市第三十七中學
陝西師範大學附屬第二中學
上海市
華東師範大學
上海同濟中學
上海復興中學
上海大同中學
上海中學
上海七一中學
上海南洋模範中學
上海第三女子中學
上海北郊中學
上海音樂學院附屬中學
華東師範大學附屬中學
上海外國語學院附屬中學
上海新成中學
上海育才中學
上海南匯縣惠南鎮小學
山西省
曲沃縣城關小學
四川省
重慶大學
洪雅縣中學
成都第九中學
瀘州第三中學
成都第四中學
西南師範學院附屬中學
天津市
天津北郊區南倉中學
天津105中學
紅橋區金鍾橋小學
河西區西南樓中心小學
南市小學
南豐中學
新疆自治區
庫爾勒市第二中學
浙江省
杭州第一中學
紹興第二初級中學
附錄Ⅱ
本文寫到的被打死的人的名單:
卞仲耘,女,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副校長,1966年8月5日在校中被打死。
陳葆昆,男,北京101中學美術教員,1966年8月17日在校中被打死。
張輔仁,男,北京外國語學校語文教師,1966年8月19日在校中被打死。
張福臻,男,北京外國語學校總務處職員,1966年8月19日在校中被打死。
沙坪,女,北京第三女子中學校長,1966年8月22日在校中被打死。
華錦,女,北京第八中學共產黨支部書記,死于1966年8月22日。
靳正宇,男,北京師範大學附屬第二中學語文教師,1966年8月25日在校中被打死。
薑培良,男,北京師範大學第二附屬中學共產黨支部書記,1966年8月25日被打死。
樊希曼,女,北京師範大學附屬第二中學學生曹濱海的母親,1966年8月25日在北京師範大學附屬第二中學被打死。
楊俊,男,中國人民大學附屬中學教員,1966年8月下旬在校中被打死。
孫迪,男,北京第十女子中學教員,1966年8月下旬在校中被打死。
喻瑞芬,女,北京師範學院附屬中學生物教師,1966年8月下旬在校中被打死。
陳沅芷,女,北京第二十五中學語文教師,1966年9月8日在校中被打死。
不知姓名的北京第二十五中學工友,1966年8月被打死。
李錦坡,男,北京景山學校工友,1966年8月下旬被打死。
劉桂蘭,女,北京外國語學校工友,1966年8月下旬在校中被打死。
齊惠芹,北京第四女子中學(現名陳經綸中學)生物教師,1966年8月下旬在校中被打死,
張冰潔,北京宣武區白紙坊中學(現名北京第138中學)負責人,女,1966年8月被打死。
鄭兆南,女,北京第52中學語文教師,死于1966年9月6日。
徐霈田,男,北京第六中學校工,1966年10月3日被打死。
王光華,男,北京第六中學高三學生,1966年9月28日在六中紅衛兵的監獄裏被打死。
何漢成,男,北京第六中學附近居民,1966年夏天被打死在六中紅衛兵的監獄裏。
吳興華,男,北京大學西語系英語教授,被強迫喝污水中毒死於1966年8月3日。
梁光琪,女,北京第十五女子中學負責人,1966年8月26日被打死。
呂貞先,女,北京寬街小學教導主任,1966年8月27日被打死。
郭文玉,女,北京寬街小學校長,1966年8月27日被打死。
孟昭江,男,郭文玉的丈夫,同時被毒打,死於1966年8月29日。
陳彥榮,男,北京中國科學院氣體廠工人,1966年8月27日被北京大學附屬中學紅衛兵綁架到校中打死。
不知名的老年女人,和陳彥榮同時同地被打死,屍體一起被燒掉。文革後無家屬來爲她“落實政策”。
李叢貞,男,北京半導體研究所工友,住地安門大街93號,1966年8月28日被北京師範大學附屬第二中學紅衛兵打死。
邱慶玉,女,北京吉祥胡同小學副校長,于1966年10月1日被打死。
李敬儀,女,中共南京師範學院黨委副書記,死于1966年8月3日的“鬥爭”和“遊街”中。
吳天石,男,江蘇省教育廳廳長,李敬儀的丈夫,與李同時被“鬥爭”和“遊街”後昏迷兩天死去。
唐政,女,湖南瀏陽第一中學語文教員,1966年8月被打死。
朱慶頤,男,南京第二中學歷史教員,1966年8月被打死。
韓康,男,南京第13中學數學教員,1966年8月被打死。
夏忠謀,男,南京第13中學體育教員,1966年8月被打死。
林修權,男,上海同濟中學英文教員,1966年8月或9月被打死在學校操場上。
楊順基,男,上海京西中學物理教員,1966年8月或9月被打死在學校中。
王冷,女,西安第三十七中學語文教員,1966年8月31日被打死。
王伯恭,男,西安第三十七中學退休教員,1966年8月31日被打死。
白素蓮,女,西安報恩寺路小學老師,1966年夏天被打死。
黃祖彬,南,廈門第八中學物理教員,1966年8月被打死。
孫啓坤,女,北京退休會計,1966年8月27日被打死。
武素鵬,男,北京第十三中學學生,1966年8月被打死。
田悅,男,北京123中學學生,1966年8月在北京師範學院附屬中學被打死。
不知名的北京西單玉華台飯莊服務員,女,18歲,1966年8月被抓進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打死。
不知名字的學生,男,1966年夏天在上海復興中學被打死。
李文波,男,北京崇文門外欖杆市廣渠門內大街121號居民,1966年8月25日被來抄家的紅衛兵打死。他的妻子劉文秀被判死刑,9月13日被處死。
注:
* 我向所有的被訪者深表謝意。他們慷慨付出時間爲本文提供了資料,而這些資料多與痛苦的記憶相關聯。特別要感謝王晶堯先生,他在妻子卞仲耘被打死後,調查情況,收集材料並冒險保存下來。他對妻子和歷史的忠誠精神令人起敬。我也感謝John Kieschnick先生,他曾幫助我在電腦網路上作調查。
[1]高臯,嚴家其,《文革十年史》(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事實上,這本書不能被認爲是“出版”了的。由於一個前紅衛兵譚力夫抱怨,中共總書記胡耀邦指示出版社不公開發售此書,以保持“安定團結”。此書未在書店而只是在“內部”出售。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金春明,《文革史稿》(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
[2]《紅衛兵狂飆》(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江沛,1994。《狂飆--紅衛兵童話》(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丁曉禾編著,1998。
[3]115所學校的名單見附錄Ⅰ。
[4]一篇關於這一事件的文章收在我的《校園隨筆》(北京:北京出版社,1988)一書中。
[5]見毛澤東“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1927年5月,《毛澤東著作選讀》,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16頁。這篇文章在1966年6月曾廣泛地被大學生和中學生所讀。
[6]比如,周恩來總理在1966年9月15日在一個集會上的演講中用了這一說法,見《人民日報》,1966年9月16日。
[7]《人民日報》,1966年6月1日,第一版。
[8]比如,見學生在卞仲耘家門口貼的大字報,1966年6月。
[9]引自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堯提供的此信底稿。
[10]《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王年一編,北京,1988年,上冊,49頁。
[11]王建,“文化大革命時期北京普教狀況”,《北京教育叢刊》,1991年第四期。
[12]《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上冊,91頁。
[13]《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宣傳材料特刊,《北京日報》編輯部編,1988年2月。
[14]《北京日報》,1980年12月20日。
[15]這一故事引自未發表的由“上海文革史寫作組”寫的材料。
[16]《中共武漢黨史大事記》,武漢黨史辦公室,1987年7月。
[17]《毛澤東著作選讀》,甲種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
[18]由肖衛平(1966年時北京初中二年級學生)和譚馥(1966年時天津初中三年級學生)提供。
[19]《北京第二十六中學校史》,北京教育研究所印,1986。
[20]《北京101中學校史》,北京教育研究所印,1986。
[21]《北京育英學校史》,北京教育研究所印,1986。
[22]《北京育才學校簡史》,北京教育研究所印,1986。
[23]《北京通縣一中校史》,北京教育研究所印,1986。
[24]參見注[12]。
[25]見《中共中央委員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1966年8月8日,見《人民日報》1966年8月9日。
[26]毛澤東,《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1966年8月5日。見《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上卷,70頁。
[27]《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上卷,62頁。
[28]見注[10]。
[29]《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上卷,49頁。
[30]《人民日報》,1966年8月20日。
[31]《文化大革命十年史》,152頁。
[32]見“北京西城區人民檢察院不起訴通知書”,1980年西檢審刑字第72號。
[33](89)高檢辦廳字10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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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04-12
回到歷史與運動初衷看樂生
有人問,為什麼同志要關心樂生?答案很簡單也很複雜。
瞭解痲瘋病的歷史,看到的,不就是當今社會面對愛滋或是同性戀一樣,
對疾病的誤解和偏見,還有因此帶來的恐慌和歧視?
當年對待痲瘋病人的粗暴手段,在21世紀的翻版,不就是
烙印在愛滋感染者身上的殘暴印記?
樂生保留,是台灣重要的社會運動
做為同志運動參與者、關懷者,樂生運動的經驗可以讓我們學習,
如何在龐大的國家機器與官僚體制下,扭轉主流價值的誤解與偏見,
讓被忽略的生命,恢復應有的尊嚴。
連結:台灣性別人權協會
有人問,為什麼同志要關心樂生?答案很簡單也很複雜。
因為我們不需要繼續創造一個區分異己的社會。漢生病/痲瘋病在歷史上因為當時人們對於疾病的不瞭解,在恐懼創造恐懼的惡性循環下,台灣的社會用強迫隔離將這群人由社會排除出去。如今,台灣的社會用一樣的恐懼及污名心態對待愛滋感染者,對待同志。看看關愛之家的判決,居民以及法院如何創造一個疾病的恐懼與連結,將感染者驅離這個社會;再看看大法官如何堅信在維護少數性言論前,必須先穩固主流社會道德情感。
同志難道相信,如果在這些種種社會用不同手段懲罰異己的證據下,這個無法從歷史記取學習教訓的社會,同志所追求的公平與正義有一天會自動降臨到我們頭上嗎?
我們要一個什麼樣的社會?
從訪談稿裡面及紀錄片裡面,我們看到很多院民用某種經年累積下來的泰然說著他們的生命故事。日子久了,病好了,他們卻永遠都回不去自己原本的家了。
「你問我現在有沒有常回家,我現在就跟你講,一年當中,我只在過年和中秋回家,其他時間,都待在樂。,至於我怎麼回去,我現在繼續講下去,過年的時候,我叫我的家人半夜2點來載我,坐車的時候,我就在睡覺,等睡醒的時候,也就到到家了,然後我就和親戚們見個面,講些話,晚上到的時候,就一同圍爐,算是過過年。等到又到了半夜2點,我就準備走了,家裡的人都勸我說,好不容易回家一趟,幹嘛這麼早走哩。但是,我就對他們說,你們若不載我到到車站,我就自己坐計程車到車站,最後,我一個晚上也沒住到。一方面是住在大樓內,我很不習慣,上下對我來講,很不方便;一方面是父母都已過身了,而兒子或女兒都只是跟父母比較有話講,所以現在回家也沒什意義了。」(樂生阿添伯的生命歷程)
因此樂生成為他們最終的居住所,原來那個家再也回不去曾經最初的那個地方。有如同志在自己原生家庭之外的飄飄盪盪。一個捏不緊,手上那條家的風箏線就這樣斷了。
如果身為同志的我們,沒有辦法對於這社會用隔離以污名化的方式對待異己的方式感同身受。那麼我們極有可能就讓這社會繼續複製這樣的歷史錯誤,而總有一天,他會以比現在(請記住,社會的污名已經在同志身上運作)更令人無法想像的方式吞噬同志。如果我們希望有一天,如同蘇珊‧桑塔格所說,可怕的疾病成為尋常,即使充滿意義的病也只能成為病。那麼挑戰與對抗社會創造的羞愧與烙印則是必經的過程。也因此,同志更應該起身對抗這種任意把某類人貼上社會反常、腐敗的行徑。
我們邀請大家一起參與這個對抗污名,抵抗社會再度以不公不義的方式對待樂生院民的捍衛行動。因為這不僅僅是「某些人」的事情,更因為在主流社會的眼裡,同志一直都是主流社會眼裡的「某些人」。歷史需要記憶,記憶需要被刻印,刻印需要行動。如果你願意一起參加這個為樂生而走的行動,而你不知道要走在哪,同志諮詢熱線歡迎你跟我們一起為創造無歧視社會,同樂生活而走。
■為什麼同志要關心樂生的保留?
台北縣民代發起遊行活動,抗議樂生保留影響捷運完工,影響新莊地區交通。樂生的保留和捷運的完工,本來就不應該是對立的兩件事。卻被操弄成這樣。
療養院存在新莊已經超過70年,現今院民住在那裡也已經超過4、50年,當年設置療養院的時候,是以國家的力量,硬生生把這些人從各縣市強制銬來、忍受骨肉分離一輩子。樂生的歲月再怎麼悲傷苦難,也已經是他們僅有的「家」,這個安置的地點,在台北新莊和桃園後龍之間,當年是避之唯恐不及的邊陲荒地。
新莊的交通不便,並非樂生造成,而是過去幾十年來,官方對交通建設的失職,把兩群同為受害者搞成對立,非常奇怪。
為了新莊的交通,要來犧牲這群被國家強制一輩子隔離的老院民,強迫改變他們的生活,既不人道,也本末倒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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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歷史與運動初衷看樂生
◎gofyy(2007-03-29) 連結:台灣性別人權協會
前言:
媒體的粗糙短視,不該是我們遠離歷史的藉口。
政客的嘴臉和口水,也不能拿來淹沒對人性關懷的良知和對歷史記憶的尊重。
瞭解痲瘋病的歷史,看到的,不就是當今社會面對愛滋或是同性戀一樣,
對疾病的誤解和偏見,還有因此帶來的恐慌和歧視?
當年對待痲瘋病人的粗暴手段,在21世紀的翻版,不就是
烙印在愛滋感染者身上的殘暴印記?
一、痲瘋病隔離政策的歷史背景:
樂生療養院有70多年的歷史,當初設立的歷史背景,是日本政府為了淨化「種族」,而在本國內和殖民地把痲瘋病人採取隔離政策下誕生。
當年因為對醫療知識缺乏的限制,日本政府在社會上大力宣揚痲瘋病的傳染力與危害,把隔離政策正當化,也讓社會大眾廣泛對痲瘋病不但誤解、恐慌,甚至產生歧視。
痲瘋病患被當成罪犯般,以手銬押解送到療養院,終生骨肉分離,派駐軍警嚴密監控。
二、樂生院的型態與保存價值:
隔離政策下,院民與外界隔絕,院內除了醫療設施,還有院民自己的住家(包括廚房、起居空間)、庭院、教堂、佛堂,甚至屍體焚化場(因為怕屍體運出污染社會)等各種生老病死相關的處所與建築。
現今院民平均年齡70多歲,平均入院歷史4、50年。這個空間讓他們經歷殖民政府、國民政府不同時期下,從青春到衰老,疾病和治療藥物長期折磨截肢傷殘的苦痛,以及,身旁不斷有院友忍受不了極度神經痛而自殺的悲歡離合。
醫療及社工領域的研究都證明,長期被迫隔離的院民,舊院區的居家照護型態空間,才是對這些平均年紀超過70歲、終身被病痛摧殘、行動不便的老院民,最佳的生活空間。這樣的空間、聚落,都是「以照顧短期病患」為規劃的冰冷新式高樓空間,遠遠不能比的。
樂生院不只是一個醫院、療養院,也是一個居家式的養護空間,更重要的是,這一段特殊歷史背景下打造出來的台灣醫療史、醫院建築史、公共衛生史上,極具保存價值與歷史記憶的古蹟文物。
三、文化主管單位失職,捷運局有恃無恐
樂生院的保留呼籲,已經提出十多年,迫切、積極的保留運動是在最近三年多。過去呼籲保留的空間、建築、歷史專家,到處奔走呼籲以古蹟認定的體制內方式,尋求解決。
奈何,台北縣文化局、桃園縣文化局、中央文建會,每次的古蹟認定過程,都遭遇到捷運單位以「一旦認定為古蹟,勢必增加捷運工程預算」為由,威脅這些300億、30億支出,不是文化主管單位可以負責。因而一次又一次不了了之。
兩年前在立院舉辦公聽會,許多建築、空間專家提出意見,嚴厲批判文建會只看上層對「工程需求」政客考量眼光,卻放著「文化資產保護法」修法時,曾經特別增訂的第101條的搶救法條不用。
在不斷錯失正常程序的時間流失中,捷運工程早已步步逼近、剷平坡地拆屋動工。現在捷運局擺出一副,「早不變晚不變,現在後龍車站和機廠已經蓋好,要改設計,將有公安顧慮」的現實壓迫,讓社會大眾誤以為支持保留人士是現在才做出抗爭為難捷運工程正常進度,根本是違背歷史過程。
四、「保留90%」僅是錯誤政策下的補救而已:
樂生院原本的院區非常遼闊,值得保存的不是一棟歷史建築物而已,而是一整個聚落,也是,一段錯誤政策歷史下發展出來、記憶無數生命血淚的小社會。
但是,今天走進樂生院,原有院區的左右兩側,早已被破壞地形的捷運工地包圍;這幾年來,院民早已在院內不斷被迫搬遷、干擾。一如他們被「關」進這裡四、五十年來,生命遭逢的各種摧殘。
現在還看得到的院區,只剩下原本的30 %。不論是行政院採行的40%,或是社運人士爭取的保留90%,都只是以原有的30%為計算基礎,換言之,不論選擇哪個方案,和原本院區相比,也只是保留27%或12%罷了。
社運人士抗爭的急迫性,不過是在已經發生的破壞中,盡最後一分力搶救古蹟,停止對院民生活空間最後迫害的補救而已!
五、政治鬥爭戲碼不是社運人士初衷
樂生保留運動,捲入大批的建築、空間規劃、歷史、醫療、環保、社工等不同領域的學者和學生,還有文化界、社運界人士的奔走呼籲。歷經多年的紀錄、陪伴、研究、組織、抗爭,初衷與終極目標就是「保留樂生」。
當樂生院民的生命能量與悲傷記憶捲起社會大眾關注之後,政客被迫面對各種錯誤政策與疏失責任時,呈現各有盤算的現實嘴臉,各種力量拉扯之中,媒體因循陋習,捕捉呈現的永遠是最衝突、最權謀鬥爭的畫面與事件。
這樣的政治戲碼,豈是推動保留樂生的社運和串連動員的各界人士所引起?不要把媒體片段呈現的政治醜陋,當成是你放棄關心樂生的阻礙。
社運人士抗爭對象,從決定政策的中央級行政院、文建會,到執行政策的台北縣政府、台北捷運局,既非為藍,也不是為綠。
醫學院學生發起的醫界連署行動,到今天(2007/3/28)為止,已經超過2200人,這些包含醫生、護士、醫學教授、醫療行政人員、醫學系所學生的支持行動,哪裡是一句「政治鬥爭」可以解釋、看待?
更不用說,其他各個領域人士,或是連國外許多人士的努力與關注,對此議題不瞭解的情況下,難道,非得附和政客最擅長的抹黑伎倆,用一句「是政客鬥爭」就簡化抹煞?
六、檢視原始文獻、回歸運動初衷,還原「樂生保留運動」真相
瞭解痲瘋病的歷史,看到的,不就是當今社會面對愛滋一樣,對疾病的誤解和偏見,還有因此帶來的恐慌和歧視?當年對待痲瘋病人的粗暴手段,在21世紀的翻版,不就是烙印在愛滋感染者身上的印記?
樂生院歷史的豐富、牽涉議題的廣泛、運動發展的悠久,已經累積了龐大的文獻資料,從生命經驗故事、歷史紀錄、空間研究、台灣痲瘋病醫療歷史、醫療照護模式,到院民主體認同研究、社運動員模式……等等各領域與主題都有。形式則包括:文件、論文、論戰、公聽會記錄、動員紀錄、影像記錄、歌曲創作、詩歌創作….樣貌多元。
如果你想關心,有興趣探究這一段歷史記憶的種種,可以從眾多連結網址上去瞭解與認識,也可以親自走一趟樂生院,貼近那種深厚生命現場的面容與身體,體驗斑駁建築與垂垂老樹間,一段讓人動容的故事篇章。
2007-04-11
費孝通《鄉土中國》心得
文/沈伶鎂
「中國傳統社會裏一個人為了自己可以犧牲家,為了家可以犧牲黨,為了党可以犧牲國,為了國可以犧牲天下。」
費孝通於1947年出刊的《鄉土中國》,被視為是瞭解前現代中國的佳作之一。其中,書中所提的「禮治秩序」及「差序格局」概念,或可謂為本書要旨。我認為,費孝通嘗試透過解析中國儒家傳統、民間習俗運作,進而討論這樣一套制度規範如何影響人民生活、社會秩序、治國藍圖等等。
觀察此書的出刊時機,我認為費孝通在當時提出迥異於位居主流地位的中共意識形態,而採用中國傳統社會中君臣父子倫理觀來分析中國社會情況,而非遵循著中共所採用的馬列主義階級分析架構看待中國社會,或許能稱其極有勇氣。畢竟,即便是現在我們處在所謂的自由民主國度,依舊甚少人敢於提出與主流價值觀不同的論調。
然而,我們或許亦能從另一角度來看待費孝通在40年代所發刊的這本書。在當時中國社會急於富強之際,積極的批判、修正或揚棄過去許多傳統的積弊之時,費孝通此書中瀰漫著對於儒家價值的擁護意涵(即便他有企圖批判的味道在,但我認為費孝通對於儒家褒勝於貶),不啻存在著某種保守、守舊的姿態。
其中,我最感興趣的部分則是費孝通對於中國傳統社會中的男女性別角色之描述。他首先分析了傳統社會中所謂的「男女有別」之狀,並似乎嘗試要對這種過度強調男女界分的社會結構提出批判性思考。例如,他提到「如果要維持著固定的社會關係,就得避免感情的激動。其實,感情的淡漠是穩定的社會關係的一種表示。」隨後他又指出,缺乏兩性間的求同的努力,也減少了一個不在實利上打算的刺激。
從上所述,或許能推敲費孝通欲透過反思這樣過度分割的性別角色對中國進展的阻礙。然而,書中多處卻一再流露出費孝通依舊無法跳脫出傳統性/別的價值觀。諸如他在書中所提:「變態的同性戀和自我戀究竟普遍到什麼程度,我們無法確說」等文句。
另外,我對於《鄉土中國》此書名亦有相當疑惑。從文中,我們似乎可以看出作者對於傳統中國社會中的基層社會結構進行相當詳細的描述。然而,作者是否可以就他所看見的情況,就推論所有的中國鄉村皆是如此,或更而據以推論整個中國其實就是這樣一個「鄉土中國」?我認為,這是費孝通在此書中似乎沒有言說詳細的部分。
然而,我認為,整體上來說,此書對於審視中共執政後的中國社會結構有著相當助益。畢竟,它提供了另一種有別於左翼思維的分析架構。
---
每個人要交兩百字的心得,我的閒話就是特多,硬是多了幾百字。但若要從第一章仔細評論下去,我看很有得談。因為我已經在文字檔中加了很多自己的疑問及想法。呼~還是部落格專心寫,比起上課交這報告有趣多了。:P
「中國傳統社會裏一個人為了自己可以犧牲家,為了家可以犧牲黨,為了党可以犧牲國,為了國可以犧牲天下。」
費孝通於1947年出刊的《鄉土中國》,被視為是瞭解前現代中國的佳作之一。其中,書中所提的「禮治秩序」及「差序格局」概念,或可謂為本書要旨。我認為,費孝通嘗試透過解析中國儒家傳統、民間習俗運作,進而討論這樣一套制度規範如何影響人民生活、社會秩序、治國藍圖等等。
觀察此書的出刊時機,我認為費孝通在當時提出迥異於位居主流地位的中共意識形態,而採用中國傳統社會中君臣父子倫理觀來分析中國社會情況,而非遵循著中共所採用的馬列主義階級分析架構看待中國社會,或許能稱其極有勇氣。畢竟,即便是現在我們處在所謂的自由民主國度,依舊甚少人敢於提出與主流價值觀不同的論調。
然而,我們或許亦能從另一角度來看待費孝通在40年代所發刊的這本書。在當時中國社會急於富強之際,積極的批判、修正或揚棄過去許多傳統的積弊之時,費孝通此書中瀰漫著對於儒家價值的擁護意涵(即便他有企圖批判的味道在,但我認為費孝通對於儒家褒勝於貶),不啻存在著某種保守、守舊的姿態。
其中,我最感興趣的部分則是費孝通對於中國傳統社會中的男女性別角色之描述。他首先分析了傳統社會中所謂的「男女有別」之狀,並似乎嘗試要對這種過度強調男女界分的社會結構提出批判性思考。例如,他提到「如果要維持著固定的社會關係,就得避免感情的激動。其實,感情的淡漠是穩定的社會關係的一種表示。」隨後他又指出,缺乏兩性間的求同的努力,也減少了一個不在實利上打算的刺激。
從上所述,或許能推敲費孝通欲透過反思這樣過度分割的性別角色對中國進展的阻礙。然而,書中多處卻一再流露出費孝通依舊無法跳脫出傳統性/別的價值觀。諸如他在書中所提:「變態的同性戀和自我戀究竟普遍到什麼程度,我們無法確說」等文句。
另外,我對於《鄉土中國》此書名亦有相當疑惑。從文中,我們似乎可以看出作者對於傳統中國社會中的基層社會結構進行相當詳細的描述。然而,作者是否可以就他所看見的情況,就推論所有的中國鄉村皆是如此,或更而據以推論整個中國其實就是這樣一個「鄉土中國」?我認為,這是費孝通在此書中似乎沒有言說詳細的部分。
然而,我認為,整體上來說,此書對於審視中共執政後的中國社會結構有著相當助益。畢竟,它提供了另一種有別於左翼思維的分析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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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人要交兩百字的心得,我的閒話就是特多,硬是多了幾百字。但若要從第一章仔細評論下去,我看很有得談。因為我已經在文字檔中加了很多自己的疑問及想法。呼~還是部落格專心寫,比起上課交這報告有趣多了。: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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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04-10
2007-04-07
【保留樂生 最後戰役 415樂生大遊行】請穿著白色上衣 盡量轉貼
各位關心樂生院的朋友,我們誠摯地邀請您在4月15日 這個緊急而迫切的時刻,也就是樂生院強制拆遷公告到期的前一天,與樂生院勇敢的阿公、阿嬷一起走上街頭,向政府展現民間社會的力量—我們竭力追求一個捍衛弱勢人權與歷史正義,尊重文化與生態環境的進步社會!三年多來有許多次告急,這一次恐怕真是最後決定的時刻了。
集合時間:4/15(日) 下午 13:30
集合地點:中正紀念堂大中至正門
注意事項:請記得穿著白色上衣
在社會各界朋友努力爭取下,文建會委託同樣專精捷運專業的欣陸公司研擬了90%原地保留 方案。然而,方案2/5日才送至行政院,2/27就被行政院退回。 3/16兩百名警力入樂生院張貼強制拆遷公告,限期一個月。情急之下,我們兩次包圍蘇院長官邸,用身體作為唯一的武器換得行政院口頭上的緩拆承諾,委由公共工程委員會主委吳澤成進行協商。然而,事情並不樂觀!!台北縣長說:「只要行政院不指示,四月十六之後隨時拆樂生。」
如今,恐怕是樂生院存廢最後的決戰時刻了!
要是這場決戰我們輸了,結局將是4/16之後台北縣大批警力長驅直入,踐踏過樂生院老人家們殘弱的身軀;如果我們打勝了,行政院將決定扭轉政策的方向,細緻的研商雙贏的方案,讓樂生保存、院民續住的政策方向可以確立。
有人問,為什麼樂生院的留存值得我們付出如此的代價,甚至生命來捍衛?我們要說,樂生院是一個希望的空間,它將為我們存留一盞希望的燈火,讓我們看見不公義的政策有機會改變,人性尊嚴與公義的價值可以被真正實現。樂生院的保存,不僅攸關這些被國家錯誤政策剝奪人權一輩子的老人家晚年的生存處境,也是渴求公義與愛的民間社會的堅定呼聲:我們從此不再接受權勢與利益踐踏弱勢者的人權,不再容許粗暴的工程抹除屬於人民的文化、歷史與記憶;我們要往後的公共政策尊重生態環境、真正照顧老殘疾病者的生活福祉與尊嚴。
正如日本動畫導演宮崎駿對於同樣是漢生病療養所的全生園的描繪:「這些病患生活過的地方,照理說應該充滿著悔恨和悲哀的氛圍,卻也沒有一點可怕的感覺;站在這裡,只覺得有種嚴肅的、溫暖的心緒湧上心頭。」樂生院正是這樣溫暖而肅穆的空間,而當中勇敢的長者們為著美麗的家園、人性的尊嚴的艱苦奮鬥,更是這樣激勵著我們:這一場戰役,我們一定要贏!
這一次,我們懇切地邀請您務必一定要在這個決戰的關鍵時刻走出來,讓這樣的呼聲足以撼動政府不公義的作為,讓公義的價值確立成為實質的政策,為台灣社會留下希望的空間!
我們這次遊行的訴求如下:
1. 政府承認機廠選址樂生院為錯誤政策,未來台灣之公共工程應徹底反省此錯誤確實尊重弱勢人權、生態保育與文化資產。
2. 恢復漢生病友名譽與去除污名,確保樂生院民免於強制搬遷之威脅,並保障其原地續住與在地老化的權利。
3. 依法審查與指定樂生院為古蹟,並爭取成為世界文化遺產,規劃兼顧院民生活、社會教育與地方發展之「樂生人權文化園區」。
主辦單位:樂生保留自救會、青年樂生聯盟、黑手那卡西工人樂隊、台灣人權促進會、工人立法行動委員會、日日春關懷互助協會、工作傷害受害人協會、倉儲運輸業工會聯合會、高雄市柴山會、美濃愛鄉協進會、藍色東港溪保育協會、屏東教師會生態教育中心、嘉義洪雅書房、橋仔頭文史協會、中華民國殘障聯盟、專業者都市改革組織、台灣環境保護聯盟、性別人權協會、司法改革基金會、台灣促進和平基金會、漢生病友人權立法推動聯盟、IDEA TAIWAN、台灣勞工陣線、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陸續增加中...)
支持樂生大遊行 傳播青年不缺席
支持樂生大遊行 傳播青年不缺席
號召全國新聞傳播青年站出來 捍衛樂生!
http://www.wretch.cc/blog/comyouth
4月16日樂生療養院即將被拆除。您,還在觀望與嘆息嗎?
415保留樂生全國大遊行,我們將進行樂生傳播青年大串連,號召全國新聞傳播相關系所的學生站出來、走上街頭,用行動捍衛社會正義、文化人權!
★我們為什麼支持?
新聞傳播媒體應捍衛公眾利益、公平正義。身為未來新聞傳播者的一份子,我們決定站出來,支持樂生不缺席!
1.公眾利益?支持樂生保留,絕非所謂維護「少數者的利益」。不論從文化古蹟的角度,或是國際人權的角度,樂生保留,事關台灣整體的價值,更是檢視台灣是否為一成熟民主社會的重大指標。支持樂生,就是支持人權!支持文化!支持民主!
2.傳播學生的觀點:新聞傳播媒體作為公眾利益發聲 的中介,本應維護社會公義、替弱勢者發聲,然台灣主流媒體淪為政治惡鬥工具、被商業利益綁架,陷於口水與腥羶色的惡性競爭,缺乏對樂生問題的深度報導,基 於新聞傳播的社會責任,有感於媒體對於樂生事件報導的偏頗、不足與衝突化,新聞傳播青年不該再選擇沈默。我們決定挺身而出,參與遊行,用我們的新聞傳播背 景、用傳播青年的觀點,「接力平衡報導」!不讓樂生的聲音消失於政治口水及商業中!
3.「坐而言,不如起而行!」新聞傳播青年不應只埋首書中,流於紙上談兵的假批判,忘了社會關懷、忘了實踐參與。每個人心中都在掙扎:要不要挺身而出?該不該站出來?社會需不需要我?
不用懷疑! 台灣需要樂生 → 樂生需要我們!
為了社會正義、文化與人權!以及台灣的核心民主與多元文化價值!
不必再猶豫了!415,新聞傳播青年一起站出來吧!
★我們如何支持?(五點作法)
一、走上街頭,參與415大遊行
若您為新聞傳播相關系所的學生、願意參與樂生傳播青年大串連,並於415與我們一起走上街頭,參與大遊行活動,以實際行動支持樂生保留、向政府發聲。當天保證參與遊行者:
1.您可以向所屬系所負責人留下您的大名與聯絡方式(非連署,而是能實際參與遊行者)
2.若您為傳播相關系所學生,但您的系所目前無聯絡人,您可以到這裡進行網路登記,或請聯絡:badboybmn@gmail.com ,謝謝!
3.若您非傳播相關系所,但當天願意參與遊行者,請將姓名、電話手機、電子信箱三項資料MAIL至:badboybmn@gmail.com ,謝謝!
415樂傳青‧保樂生大遊行
時間:2007/04/15 下午一點三十分
遊行路線:中正紀念堂大中至正門(集合地點) → 行政院 → 總統府
※遊行當天請穿著白色上衣,並請製作貴系所的標誌、舉牌或布條(如:台大新聞所)
二、寫出傳播青年的觀點
就讀新聞或傳播科系,我們能做些什麼?你可以用任何傳播內容與形式,不管是文字評論、報導、投書、攝影、影片、廣播、部落格等,寫出我們新聞傳播學子的觀點,不求主流媒體,我們有我們的觀點!並將作品MAIL至::badboybmn@gmail.com ,謝謝!我們將於樂生傳播青年部落格中刊登,讓多元觀點呈現!
三、舉辦影展、播放樂生主題歌曲或上課宣傳
在您的系所舉辦樂生影展,或向您的任課老師借用一小時的時間,讓感動的故事,透過影像傳到更多人的心中~
請來信索取影片、音樂,我們會協助您們相關器材與宣傳器具:badboybmn@gmail.com ,謝謝!
四、讓樂生發聲
許多傳播系所都有實習媒體,不管是實習報、廣播、實習網站、或是實習電視台,甚至是校刊或校訊,請透過我們學生的力量,要求並向您們系所的實習媒體施壓,請各實習媒體「留一處空間給樂生!」,讓樂生大遊行以及樂生保留事件的新聞能夠在實習媒體上有發聲的機會!
五、把您的傳播教授也拉進來!
傳播學生帶頭保樂生,老師當然不能缺席,透過學生的力量,邀請教授一起加入415大遊行,同時也邀請教授寫評論、投書媒體,新聞傳播界一起動起來!
★415遊行訴求:
北縣府4月16日強拆樂生院的期限將屆:
1. 政府承認機廠選址樂生院為錯誤政策,未來台灣之公共工程應徹底反省此錯誤確實尊重弱勢人權、生態保育與文化資產。
2. 恢復漢生病友尊嚴,確保樂生院民免於強制搬遷之威脅,並保障其原地續住與在地老化的權利。
3. 依法審查與指定樂生院為古蹟,並爭取成為世界文化遺產,規劃兼顧院民生活、社會教育與地方發展之「樂生人權文化園區」。
--------------------------------------------------------------------------------
◎ 樂傳青宣傳WORD文件檔案(含參與遊行的連署表格):http://tinyurl.com/224fuv
◎ 樂生傳播青年負責人、聯絡人:台大新聞所 黃驛淵 0911-257965
台大新聞所 李佳欣 0918-323449
◎ 樂傳青各系所負責人(歡迎各系所加入,名單持續增加、更新):
政大新聞所 李同學 0953-456540
政大新聞系 徐同學 0926-390737
政大廣電系 許同學 0966-156530
政大廣告系 林同學 0955-248599
交大應藝所 林同學 0955-248599
交大傳播所 陳同學 0932-036230
台藝大應媒所 陳同學 0937-792521
世新廣電系 林同學 0937-867435
世新公廣系 鄭同學 0910-274074
淡江大傳系 陳同學 0915-181176
輔大大傳所 林同學 0958-602562
文化大傳系 周同學 0955-697337
※ 歡迎全國新聞傳播系所加入樂傳青的行列,請聯絡:badboybmn@gmail.com
※ 有任何疑問也歡迎隨時與我們聯絡,並隨時注意網頁的資訊與動態!
Scientists' stark warning on reality of warmer world
· Hundreds of millions may be put at risk, says report
· Complaints of political interference with findings
David Adam, Ian Traynor in Brussels
Saturday April 7, 2007
The Guardian
The world's scientists yesterday issued a grim forecast for life on earth when they published their latest assessment of the impacts of climate change.
A warming world will place hundreds of millions of extra people at greater risk of food and water shortages and threaten the survival of thousands of species of plants and animals, they said. Floods, heatwaves, storms and droughts are all expected to increase, with people in poorer countries suffering the worst effects.
Rajendra Pachauri, chair of the panel that published the report, said: "It's the poorest of the poor in the world, and this includes poor people in prosperous societies, who are going to be the worst hit."
The report's release was delayed by arguments between scientists, who wrote the report, and some government representatives present, who must agree the final text and insisted some of its conclusions were weakened.
"The authors lost," one scientist told journalists. "A lot of authors are not going to engage in the IPCC [the UN's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process any more. I have had it with them." Scientists walked out of the talks at one stage and several lodged protests.
Martin Parry, who co-chaired the working group that produced the report, said it was regrettable that "certain messages were lost", including one table illustrating the impact of climate change according to each degree rise in global temperatures. "But the report was not watered down in the broad thrust," he insisted.
Dr Parry said evidence showed climate change was having a direct effect on animals, plants and water. "For the first time, we are no longer arm-waving with models. This is empirical data."
Four areas were particularly vulnerable: "The Arctic, where temperatures are rising fast and ice is melting; sub-Saharan Africa, where dry areas are forecast to get dryer; small islands, because of their inherent lack of capacity to adapt, and Asian mega-deltas, where billions of people will be at increased risk of flooding."
Neil Adger, a scientist at the Tyndall centre for climate change research at the University of East Anglia, who helped to write the report, said: "There are no winners from the impacts of climate change. No country is immune."
The report, issued in Brussels by the IPCC, says natural systems on all continents and in some oceans are being affected by rising temperatures, and warming caused by human activity is likely to have had "a discernible influence on many physical and biological systems".
Up to 30% of species studied face "an increased risk of extinction" if temperatures climb by 1.5C-2.5C, as they are predicted to this century. A temperature rise beyond 4C would bring "significant extinctions around the globe". Coral reefs, boreal forests and alpine ecosystems could also be damaged irreversibly.
Ian Pearson, environment and climate change minister, said: "This report provides further evidence of why all countries need to work urgently to agree a global deal to combat climate change. But reducing emissions is not enough. We must plan for the changes ahead, including changed stability and security conditions."
Professor Adger said: "Adaptation is necessary, but not a panacea. The report highlights new observations that adaptation is occurring now - local governments and individual farmers, home owners and water and insurance companies are all changing their locations, practices and policies. At present, these efforts are nowhere near sufficient." Yesterday's summary for policy makers report follows a similar UN summary of the science of global warming, which concluded in February that human activity was very likely to be responsible for recent warming.
A third IPCC summary report, on possible ways to tackle the problem, will be published next month.
Prof Adger said the scientists were dismayed to have a passage of the report dropped that made an explicit link between cause and effect on global warming. This had occurred due to political pressure, with China, Russia, and Saudi Arabia being particularly reluctant to endorse some findings.
Hotting up:
Water availability
By 2050 wet areas such as the tropics and high latitude countries will get 10%-40% wetter. Dry and drought affected areas such as sub-Saharan Africa will see less rainfall and get 10%-30% drier.
Ecosystems
Report warns that temperature rise of 1.5C-2.5C means "20%-30% of plant and animal species assessed so far are likely to be at increased risk of extinction". Earlier drafts said they would face "high risk of irreversible extinction".
Food
Some crop yields, such as cereals, could initially increase at mid to high latitudes, but start to decrease in some areas once temperatures climb by more than 3C.
Coasts
Globally there will be increased damage from flooding and erosion, and effects will be worsened by "human-induced" pressures on coastal areas.
Interactive guides
Global warming
The slowdown of the Gulf Stream
Special reports
Special report: climate change
Special report: G8
Useful links
IPCC
UN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本文出處:英國衛報‧Scientists' stark warning on reality of warmer world
圖片出處:I Count-Stop Climate Cha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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