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nn/有話好說之【有話網講】015：下鄉吧！捲起衣袖褲管種良田！ 農村文化漸流失 新世代重拾土地情

1980年代，日本漫畫家尾瀨朗的作品《夏子的酒》，除了認真描繪造酒業及其困境外，更是仔細地道出了工業與農業的某種對抗經驗。作者在漫畫中，不斷透過主角來說這句話：「有機栽培在二十一世紀會席捲全世界！」

然而，時至今日，這個願景不僅尚未實現，沉痾已久的台灣農業問題，更是一一浮現：務農人口老化、良田荒廢、投機客炒作農地蓋豪宅、科學園區跟農田搶水、產銷失衡……等等問題，令人不禁憂慮，台灣的農業前途、糧食安全，究竟在哪裡？

本週有話網講，為您邀請到跟著台灣農村陣線蔡培慧、穀東俱樂部賴青松，學習種稻的年輕人，一起來去鄉下種田！

從大躍進到大饑荒

1957年反右運動後，中國共產黨統治幾乎滲入中國社會各角落，他們強化了以單位為核心、以戶口為紐帶的制度性網絡，藉此控制中國人生活資料、精神資源及其運用方式。1958年，中共抱著樂觀態度將注意力轉向經濟建設，使全中國捲入如火如荼的生產熱潮，端認此舉能使中國步入一條經濟高速發展、社會興旺發達的道路。隨後，一場被視為具有空想烏托邦性質的大躍進運動就此展開，企圖以「一天等於二十年」的速度邁向共產主義，然亦因此引發了人類史上最慘烈的三年大饑荒。

「那時我國的鄉村終將是許多共產主義的公社，每個公社有自己的農業、工業…前人的烏托邦想法，將被實現，並將超過。」在毛澤東心中，大躍進能消除職業、性別、年齡、教育程度等分際，中國將因此得到極大規模利益。他宣稱在大躍進中看見中國擺脫饑餓的遠景，並看見共產黨的新芽出頭，而當時河南省省長、名譟一時的「左王」吳芝圃甚還誇稱一個省可以單獨進入共產主義。事實上，這場一再「躍進」的狂熱運動在高產衛星與共產風等情勢煽動下，不僅餓死廣大農村居民，城市居民亦苦不堪言。

針對這場據估至少導致3千多萬人非正常死亡的災難，學者皆嘗試找出其肇因。例如Thomas P. Bernstein認為饑荒主因出於糧食過量統購，問題關鍵乃因人民公社立基於浮誇風甚烈的條件下，中央盼於15年內超英趕美，各地則盡相獻媚虛報糧食數值。至於楊大利則表示，饑荒乃產製於一個烏托邦式的非理性消費制度及代償式政治表忠心態，人民公社與公共食堂的建立則是元兇。龔啟聖對楊之觀點則多所質疑，他指出尚須考慮取消自留地和工分制度、提升基本核算單位、採用密植深翻等政策影響。此外，另有學者指出，須將毛澤東思想轉變，尤其是他急於走出有別於蘇聯模式的社會主義道路之心態，與毛慣用的階級鬥爭手段及個人崇高的聲望等因素列入考量。

然而我認為，1957年反右鬥爭激化，以及據此而來社會(尤其知識份子)的寒蟬效應亦不容小覷。

眾所皆知，中共高級領導人對於大躍進不全然持有高度共識，甚至我們可從總路線、大躍進及人民公社化「三面紅旗」醞釀、若干文件形成及廬山會議等過程中，發現中共政治鬥爭不斷隨著運動和情勢更迭。值得注意的是，在城市，市場功能的取消加以工廠扮演著分派各種社會福利的角色，使個人與單位形成緊密依附關係。此外，中共嚴密的意識形態控制，致使知識份子幾乎全都「工具化」，專家服膺於黨的指揮，甚而產生何滿子所稱「給你一張飯票，腦子就得跟著他走」之氛圍，亦令四大左狂等份子得到施展機會。至於在農村，廢除保甲制、統購統銷政策及大躍進時期的人民公社等制度，亦不斷地讓國家權力滲入民間並得以牽制群眾行為。事實上，國家權力在中共建政後所領導的土改、鎮反、抗美援朝、三反五反、肅反，反右等一連串運動中，早已不斷擴張且深入中國社會各領域。大躍進是一場規模更甚以往的群眾運動，經過長期密集地思想灌輸，城鄉大眾已能充分意識到國家權力的存在及其影響力，黨在社會領導方面的重要性亦因此顯著提升。

1960年下半年，大躍進逐漸降溫，劉少奇、鄧小平從隔年開始善後工作，中共隨後亦為此召開七千人大會，毛澤東被迫坦言對中國經濟建設，特別是生產力懂得不多。此外，吳芝圃也承認「欠河南五千萬人民的債一輩子也還不清。」然而，政治運動卻未因此消聲匿跡，年近古稀的毛澤東儘管稱自己退居二線，但卻繼續他過去所稱「放火」理論，認為自己部分任務就是放火，以保持革命活力。另一段群眾運動之序幕於此悄然揭開。


授課老師：關向光 報告學生：沈伶鎂

國共內戰中民心向背癥結何在

「近代中國宛如一座雲霧縈繞的歷史迷宮。當知識份子懷著救世的熱忱跨入它的大門，去探尋通向光明的出口時，他們不由得感到自己是在黑暗中摸索。到處都是陷阱，暗壁和死胡同，到處都是難以索解的現實悖論。」──許紀霖，《無窮的困惑──黃炎培、張君勱與現代中國》

1945年，中國抗日戰爭畫下句點，國民政府及蔣介石的聲勢亦因此膨脹至極。此時，國府兵力至少為共軍兩倍強，多數重要城市與領土仍在國府管轄下。其次，冷戰情勢亦使美國不僅協助調運部隊且駐守北京、天津一帶，並提供國府許多裝備補給。此外，經過整風運動後勢力高漲的中共已然得與國民黨抗衡，卻願於「雙十協定」大步退讓。再者，當時國民政府仍被視為「正統」，平心而論整體情勢對國民黨相當有益。然而，究竟為何這場曾被宣稱三個月得以消滅共產黨的內戰，卻反見國民黨在短短不過三年半中，兵敗如山倒？

我認為，國民黨戰敗之因，不僅是前線戰略失準，更出於對後方治理的無能。

毛澤東有句名言「切記不要打沒有準備的仗，不要打沒有把握的仗。」國共內戰初期，他曾判斷「同蔣介石的這場戰爭可能要打六十個月。六十個月者，五年也。」顯見中共謹慎應戰之姿。撇開戰略問題不論，經濟問題更是喪失民心的關鍵。通貨膨脹伴隨紙鈔發行量猛升不止，重稅政策與投機風氣，不僅使得鄉間飢貧交迫，都市富人對國民黨的支持力亦於實施貨幣改革後化為烏有。其中，本欲用來穩定物價的「金元券」，更令情勢雪上加霜，反倒擴大通貨膨脹致使半年內物價上漲了八萬五千倍。不過，在我看來，真正讓國府喪失民心的關鍵，則在其對待百姓與學生政策的失當。

首先，日本剛投降，國府便利用日人及其操縱的中國軍隊去打共軍，在1947年發佈戡亂動員令後，國民黨政府竭力徵發人力物力繼續進行內戰，無疑衝擊著民眾對於和平的企盼。其次，日本佔領區的民眾多被國府視為通敵漢奸，該區學生與教職員並遭申誡須接受思想改造，此舉無疑認定歷經日人統治的學生有罪，對於收攏民心實則無益。再者，國府輕視民眾的反內戰和平運動甚或施以鎮壓，導致知識份子漸漸與國府敵對，強力鎮壓知識份子更造成民眾離心離德。善用此勢的中共，遂闢所謂「第二條戰線」，漸漸壯大成較能得民心的政權。然而，為何中共至此能每戰皆有斬獲呢？

我簡單歸結原因如下。第一，知識份子懷抱救亡圖存理念，無論反共、親共抑或中立的學生，本著「以天下為己任」信念參與學運，發起一連串罷教、罷職、罷工、罷研、罷診等鬥爭，盼能趕走國外勢力並復甦國力。第二，中國社會傳統上向來傾向於支持並同情知識份子，因此任意對學生動武之舉都將遭受唾罵。第三，中共軍紀嚴明的形象，加上對於親國民黨青年的友善態度，獲得不少知識份子好感。更重要的是，中共懂得巧妙運用策略於幕後操控學運，並藉宣傳突顯國府無能，因而能孤立國民政府的統治。

我想，看待當時中共所以能籠絡民心的原因時，也許不能過分誇示中共實力，亦須檢視社會情勢。如同看待知識份子態度時，不能斷然以二分法認定留在中國大陸者為親共份子，離開者則全部力挺國民黨。余英時曾說，他認為中國知識份子對中共的誠服是中國現代思想史「最難索解的一頁」，也許可視為這段歷史的絕佳詮釋。


授課老師：關向光 報告學生：沈伶鎂

從百花齊放到噤若寒蟬

「誰料得到？現在又沒有孔明，意料不到那麼快。」毛澤東在1956年初曾表示，中國已處［於］社會主義過渡階段尾聲，預言社會主義勝利將獲實質保證，周恩來與其他領導人亦歡呼社會主義改造高潮的來臨。究竟此際中國是否真為社會主義社會仍有待商榷，但根據當時公認的馬列主義標準─廢除私有制，由國家掌握生產資料─中共有充分理由相信建政七年後的中國已是社會主義國家。

1956年中期，中國農業集體化已基本完成，工商業於該年底「基本上」實現國有化全行業公私合營［仍然不是國有企業］，手工業個體企業亦被組織成集體企業。換言之，中國同蘇聯一樣，是個城市經濟以全民所有制為主［1956年底是否已達此地步？請再查證一下全民所有制的比重］、農村經濟以集體所有制為主的國家。在這個認識基礎上，中共領導者開始制定未來社會經濟發展藍圖，如何發展現代經濟並防止隨之而來的國家和社會官僚化［不知國家的官僚化是怎樣，而社會的官僚化又是怎樣？］成了關鍵問題。其中，被視為可解決中共黨內弊端而展開的百花運動及其所衍生之反右運動，充分展現了毛澤東、中共黨組織及中國知識份子間的矛盾與衝突。

中國文人傳統上咸認知識份子有責為國效命，然而僅少數人勇於死諫，多數人皆會等獲得言論保護後，才敢對國政進行批評；另一方面，統治者亦不斷在高壓與鬆綁策略中遊走，以籠絡並箝制知識份子。就中共而言，其一貫手法為：既利用知識份子專業，又要提防他們反抗中共統治。為能克服此等矛盾，中共遂從組織、經濟生活、專業和思想上全面控制知識份子。

中共在「八大」首次提出中國階級矛盾已獲解決後，發展生產力成其首要任務，又為加強黨內民主、反對個人崇拜，遂將毛思想為全黨指導原則之條文從黨章刪去。隨後，中共以開門整風為由鼓勵知識份子批評時政，不少人遂在「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鼓舞下，醞釀著思想解放運動，認為此後知識份子將有更大發言權。1957年夏初，中國出現史上頭一遭由政府再三動員民眾廣泛論政的「大鳴大放」運動，但這卻也是攸關中國民眾及其領導者毛澤東命運的重要一役。

隨著短暫百花運動而來的反右鬥爭，被視為中共政治文化變遷分水嶺。此前，中共新民主主義社會藍圖、八大基本綱領皆以現代化為要務，反右後中共左翼路線抬頭，政治運動、階級鬥爭從黨外到黨內，直將中國推向文化大革命。若說十一屆三中全會是中共從左轉向改革開放的轉捩點，則反右乃中共路線從經濟建設轉左的另一關鍵。至於為何迅速從雙百方針轉至反右運動，則不能單純視其為毛澤東惱怒所致。

據金觀濤、劉青峰所言，當時中國與1942年延安整風前夕有類似局面：毛澤東雖握有最高領導權，卻在指導社會主義建設的意識形態藍圖上出現不確定性。此時，毛選擇中國特有群眾運動模式對共黨政治文化進行塑造，此等延安整風模式在革命戰爭時期確立毛澤東思想統治地位；大鳴大放和反右運動，則是毛澤東二度運用此模式，從而扭轉「八大」路線並確立毛思想的絕對權威，此亦為毛慣用掌權方式。

儘管當年中共進行「團結、教育、改造」等「洗腦」政策，相當程度造成知識份子恐懼，然部份知識份子仍保有批判性格，但無可否認的是中國輿論界漸漸產生寒蟬效應且影響甚遠。史景遷便對反右運動作出如下評語：「這項運動對於中國科學與經濟建設所造成的損失，與它對於創意藝術、文學及整體教育所造成的損失都是同等的昂貴。」


授課老師：關向光 報告學生：沈伶鎂 報告時間：2006/11/17